讓-保羅·薩特

讓-保羅·薩特(2張)

薩特出生於巴黎，父親是海軍軍官，在他不到兩歲時去世。薩特的童年是在外祖父母家度過的。他的外祖父是一位語言學教授，家中擁有大量藏書，使兒童時代的薩特受到了良好教育，也獲得了豐富的知識。

1915年，薩特考入亨利中學，學習成績優異，期間接受叔本華、尼采等人的哲學影響。

1924年到1928年間，薩特在具有現代法蘭西思想家搖籃之稱的巴黎高等師範學校攻讀哲學。 ^[2] 

1929年，他在全國大中學教師資格考試中獲得第一名，並結識了一同應試、獲得第二名的西蒙娜-德-波伏娃。 ^[3]  同年，薩特在一個氣象台裏服兵役，為期1年半。

1931年4月，薩特去了法國北部港口城市勒阿弗爾（Le Havre） ^[4]  ，在高中教哲學，同時寫作小説和哲學論文。

1933年薩特赴德留學，悉心研讀哲學家胡塞爾和海德格爾等人的哲學，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他的存在主義哲學思想體系，這就是一切從人、人的意識出發來研究人和這個世界，把人的主觀意識的存在看成是一切存在的根本。與此同時他開始了文學創作。

二戰爆發後，薩特應徵入伍，次年被俘虜，在戰俘營中度過了10個月的鐵窗生涯。戰爭與現實使薩特的思想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他從戰前的個人主義和純粹個人轉向了對社會現實的關注，開始利用文學干預生活。 ^[2] 

1934年，薩特在柏林寫了《論自我的超越性》（或譯《自我的克服》）（《Transcendance de l’Ego》）一文。

1936年薩特完成了一部關於偶然性的文學作品的第三稿，又發表了《影像論》（或譯《想象》）（《L'Imagination》）這是薩特對現象學研究後的論文。

薩特的成名作是1938年出版的長篇小説《噁心》，這一部帶有自傳性質的日記體小説，通過中心人物羅康丹對世界和人生的看法，充分表達了作者的哲學觀念——存在主義。 ^[5] 

1940年，薩特應徵入伍，隨後作為戰犯被關進了集中營。在時隔三十年之後的回憶錄裏，薩特卻説，“200人被捆綁在一起，讓我感受到了集體的榮譽”，從集中營回來之後，薩特和他的親密夥伴們組織了最早的抵抗組織，並且與“法共”有了緊密的聯繫。

1941年獲釋後他繼續從事教學和創作活動。40年代是薩特創作的黃金時期，有大量作品問世。

1943年薩特完成並出版了他的哲學專著《存在與虛無》（L'Être et le Néant）。仍由伽利瑪出版社出版。薩特希望把自己多年對人與世界關係的思考寫進這本哲學專著中。寫作是在艱苦的環境下完成的。因為煤炭短缺和電力供應不足，薩特就到住所附近的一個叫弗洛的咖啡館，用乙炔照明來寫作。書問世後在知識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

1944年，薩特的新戲《間隔》（Huis-clos NO EXIT）（又譯《密室》）公演。這部戲只有三個演員，同時自始至終同時在舞台上。大致情節是：三個人，一男兩女，他們死後被安排在一個房間裏。每個人都需要其中另一個人，而每一個又都妨礙另外兩個人彼此依靠，最後終於沒有任何一個人達到自己的願望。這次演出大獲成功。戲劇中的台詞“他人，就是地獄！”成為薩特最為人熟知的一句話之一。薩特甚至被邀請作了一個關於《間隔》的演講。而後薩特又創造了一些戲劇。

1945年與他人合作創辦了《現代雜誌》，評論當時國內外重大事件，並從此成為職業作家。 ^[2]  10月，薩特在現代俱樂部作了“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L'Existentialisme est un humanisme）的演講。演講中薩特向公眾闡明瞭些基本觀點。指出存在先於本質。

1946年創作《死無葬身之地》（Morts sans sépulture 薩特戰後的第一個劇本 ^[19]  ）1946年《畢恭畢敬的妓女》（La Putain respectueuse 或譯《可敬的妓女》曾改編拍攝為同名影片），1948年2月薩特接受邀請擔任革命民主同盟（Rassemblement démocratique révolutionnaire）執行委員。開始“介入”政治活動。但不久就和其領導人胡賽之間產生分歧並且日趨嚴重。第二年四月，薩特自己召開了一個革命民主同盟大會，在會上宣佈同胡賽對着幹。而此時，薩特的政治立場介於左翼與右翼之間的第三條道路。因此倍受兩方面的攻擊。同年，《骯髒的手》（Les Mains sales）在安託尼劇院首次公演，獲得了成功 ^[8]  。

50年代初期，薩特在政治上逐漸傾向共產黨。成為共產黨同路人。

1952年暑期的共產黨人雅克·杜克洛被捕和6月4日發生的罷工失敗對薩特造成很大的刺激。他撰寫並發表《共產黨人與和平》試圖説明共產黨和工人間的關係，分析造成罷工失敗的根源。

1951年《魔鬼與上帝》（Le Diable et le Bon Dieu 薩特本人非常喜歡這本劇本），1952年，阿爾貝·加繆的《反抗者》一書由於宣揚“純粹的反抗”、即反對革命暴力而導致了他和薩特的決裂。（另一説是《現代》雜誌的一個叫尚松寫的關於《反抗者》的評論文章惹怒了加繆。而加繆卻把這篇文章歸罪到薩特身上）。

1955年，薩特和波伏娃訪問中國。 ^[9] 

1953年《基恩》（是對大仲馬戲劇《基恩》的改編），1954年5月，薩特應蘇聯作家的邀請，訪問了蘇聯，發表了後來自己也承認是“撒謊”的講話。

1955年《涅克拉索夫》出版。1955年9月薩特和波伏瓦應邀到中國訪問。對他來説中國是一個陌生的國度，而在中國，除幾個法國文學專家外，人們對薩特也幾乎一無所知。11月2日，中國《人民日報》發表了薩特的文章《我對新中國的感受》，薩特在法國《觀察家》上也發表了《我所看到的中國》一文，談到他對中國的感受。

1956年蘇聯軍隊入侵匈牙利，薩特譴責了蘇聯軍隊和對干涉表示支持的法共領導。並與共產黨決裂。但在政治傾向上仍然向左。

1957年，《現代》雜誌匈牙利問題專期，薩特寫了《斯大林的幽靈》一文反對蘇聯干涉。但他又認為，蘇聯仍然是血肉築成的社會主義。

1959年《阿爾託納的死囚》（Les Séquestrés d'Altona）在傳記小説上，薩特於1944年完成《波德萊爾》（1947年出版）1949年完成《讓熱內：戲子與殉道者》（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 1952年出版，該書原為讓 熱內一本書的序，完成時卻長達578頁。成為自有書籍史以來最長的一篇序）。

1960年薩特完成了他的第二部重要的哲學著作《辯證理性批判》（The Critique of Dialectical Reason）的第一部分《實用整體理論》。第二部分則一直沒有完成。

1963年《現代》雜誌發表了薩特的自傳性小説《詞語》（Les mots），很多人認為這本書標誌着薩特又重新回到了文學上來，薩特在這本書裏描述時間到他12歲、母親再婚前的童年生活為止，薩特寫這本書的另一個原因是因為他當時欠出版社一筆錢。

1964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但拒絕領取。 ^[10]  理由是他不接受一切官方給予的榮譽。 ^[3] 

1968年5月法國大學發生了騷亂，反對越南戰爭和學校的規則。薩特與波伏娃等人發表了支持學生的行動的聲明。並前往大學發表演講。5月風暴過後薩特繼續同左派分子保持聯繫，參加了無產階級左派所出辦的報紙，並上街散發。

1973年，薩特又擔任了另一份左派報紙《解放報》（Libération，左翼最大報紙，法國第三大全國性日報）的主編。

1974年薩特的左眼實際上已完全不能用了（右眼在童年時就已瞎了），高血壓迫使他把每天的步行減為不到半英里。由於喪失了寫作能力，他説：“我已喪失了存在的理由。”在他最後的幾個月中，他表現出一生難得的平靜，並對自己的思想作了修正。他令人驚奇地同許多保守分子一起譴責蘇聯侵略阿富汗，支持美國抵制莫斯科奧林匹克運動會。 ^[11] 

1980年4月15日，薩特病逝於巴黎，享年74歲，數萬羣眾為他送葬，表達悼念之情。 ^[2] 

薩特是法國戰後重要文學流派存在主義的倡導者。他的代表作《噁心》（1938）是存在主義的著名小説。這部日記體小説的主人公羅康丹所生活的是一個污穢齷齪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裏，人人都萎靡不振，渾渾噩噩，彷徨苦悶，感到生活沒有意義。羅康丹是一個典型的存在主義人物。短篇小説《牆》（1939）通過對西班牙反法西斯戰士格里在監獄裏等候處決時的種種心理活動的描寫，説明對死亡的恐懼是生與死之間的一堵牆，只要克服這種恐懼，就能獲得生的自由。 ^[3] 

薩特的劇作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現了他的存在主義思想。劇本《羣蠅》（1943）以奧瑞斯忒斯剷除篡位的暴君併為父報仇的古希臘傳説為題材，闡明人要用意志和行動去爭取自由，完成生存的使命。《密室》（1944）是闡述存在主義哲理的劇本，劇中塑造了3個死後不改生前本性、在陰間互相追逐的亡魂，説明客觀世界（包括他人的存在和自己的舊習）直接制約着人的生存和活動，人死之後還念念不忘他人對自己的議論，因而認為“他人就是地獄”。

薩特主張“介入文學”（或譯獻身文學），即作家要投身到改造社會的活動中去，對各種政治事件和社會問題表明自己的見解；文學作品要干預社會現實。在創作方法上，他主張寫真實，不講究藝術雕琢和浮華的辭藻，但求文字樸質自然。在他的小説中，作者敍述往往和主人公的內心獨白互相交織;在作品時間的處理上，講求同時性。例如在長篇小説《緩期執行》中，他同時描寫了約20處的人物活動情景。他的文學主張和創作實踐，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法國文學有重要影響。 ^[3] 

薩特出於“他那思想豐富，充滿自由氣息和找來真理精神的作品，已對我們時代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被授予1964年諾貝爾文學獎，但薩特沒有接受這一獎項，理由是“他謝絕一切來自官方的榮譽”。 ^[5] 

後人對讓-保羅·薩特的評價褒貶不一，但基本上依然是左派褒者多貶者少，右派貶者多褒者少。直至如今，爭論還在繼續。其中影響較大的左翼代表，貝爾納-昂裏·萊維，八九十年代哲學家、社會活動家，於2000年1月發表厚厚的論著，題為《薩特世紀》，認為法國的二十世紀是薩特世紀，法國思想界由薩特主宰。而著名的資深記者、政論家讓—弗朗索瓦·雷韋爾，一九二四年出生的法蘭西學院院士，則出版薄薄的專著《大表演》，其中認為作為法共同路人的薩特，比法共左得更厲害，排斥一切異議者，投靠斯大林主義，下場雖説悲壯，對二十世紀法國的負面影響卻太大了，是不可寬恕的。這兩位名人的高論，有人贊成也有人反對。如果説萊維年富力強，到處演講，對遭到蛋糕撲身的倒彩並不介意，那麼八旬老人的宏論，姑妄聽之，也不必太認真。無非説明薩特仍是個有爭議的人物，一談起他，必有臉紅脖子粗的爭論。 ^[14] 

但即便有爭議也無法抹去薩特在各個方面做出的貢獻。讓-保羅·薩特的一生是在精神文化領域裏不斷開拓、不斷勞作的一生。作為存在主義哲學首屈一指的代表，其主要哲學著作《想像》、《存在與虛無》、《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辯證理性批判》、《方法論若干問題》已成為20世紀哲學思想發展變化的重要軌跡。作為文學家。他把深刻的哲理帶進了小説和戲劇，其中篇《噁心》、短篇集《牆》和長篇《自由之路》已公認為法國當代文學名著；其劇作《蒼蠅》、《密室》、《死無葬身之地》、《骯髒的手》、《魔鬼與上帝》大都在劇院久演不衰。他還是文藝批評家，著有《什麼是文學》及著名評傳《波德萊爾》、《謝奈》和《福樓拜》。他還是政治家，其文集《境況種種》有十卷之多，其中有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鬥爭的回顧，對殖民主義的抨擊，對世界和平的呼籲，對阿爾及利亞戰爭、越南戰爭以及一系列世界政治事件所發表的意見。 ^[15] 

薩特是當代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20世紀世界思想發展史上一個里程碑式的、文學界的首要人物。在數十年多方面創造性的活動中，他完成了卷帙浩繁的哲學著作、政治評論和文學作品的創作。其代表作有《存在與虛無》《噁心》《蒼蠅年》《自由之路》等。他在政治上傾向進步與革命，屬於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的左翼；在哲學上屬於主觀唯心主義；在思想上，肯定人的價值，努力探索人在荒誕世界裏的出路與歸宿，主張人道主義思想。 ^[2] 

1940年，薩特尚是初出茅廬的小説家。而這之後的半個世紀，這個不安分的“伏爾泰與司湯達的複合體”非但自己沒有正襟危坐，而且總讓他的對手戰戰兢兢，並在全世界知識界掀起了關於“存在主義哲學”的熱浪。薩特的盛年，他的小説在世界各地以百萬計的印量發售，即便是他的最枯燥乏味的哲學著作，也被他那些狂熱的崇拜者當成革命的聖經；他的演講往往被熱烈的羣眾包圍得水泄不通，甚至引起騷亂；他巡迴世界各地，受到國家元首一般的接待。薩特就是法國，他的影響力甚至超過了那位“從納粹手中拯救法國”的戴高樂將軍。 ^[2]  在薩特逝世時，數以千計通過閲讀他的撰著才認識他的人，在獲悉他逝世的消息後不約而同地作出了悲痛和震驚的反應，在巴黎為他送葬的行列也浩浩蕩蕩，這種情況反映出一位思想家由於他的榜樣和思想而受到人們的敬仰。 ^[16] 

薩特曾經給存在主義的價值做了這樣的定義：“存在主義是人道主義的深化。”存在主義剝去了人道所謂“階級性”或“社會性”，也撇開各種社會規範，他研究人的具體的生存處境，特別是人在某種特殊情況下他會如何行動，像薩特的《禁閉》、《死無葬身之地》等。

薩特從人的主觀性出發談個人自由。他認為人在自主選擇自己的本質時具有絕對自由。自由是人的本質屬性，人的一切行動都是自由選擇的結果。這種自由是絕對的、無限的。他認為：“假如存在確實先於本質，那麼，就無法用一個定型的現成的人性來説明人的行動。簡言之，不容有決定論，人是自由的，人就是自由。”自由就是人的規定，人的意志、情感乃至整個存在都是自由的。他認為，人的一生就是一連串的選擇，無論我們的存在是什麼，都是一種選擇，甚至不選擇也是一種選擇即你選擇了不選擇。自由就是選擇的自由，這種自由的選擇是無條件的，不需要什麼根據和標準。因此人願意自己是什麼，他就能成為什麼，“懦夫是自己變成的懦夫，英雄是自己變成的英雄。”薩特承認自由選擇是“無目的”、“無着落”的，為選擇而選擇，為行動而行動，“除行動外，別無現實”，所遵循的格言是“不冒險，無所得”。 ^[17] 

薩特主張人的問題才是哲學的根本問題，必須把人召回來並作為哲學的研究對象加以研究，從而解釋現實世界。他認為存在主義是一種“唯一給人以尊嚴的理論”，認為人有理想和願望，既能否定也能肯定自己；人有意識、感覺和思想，既能認識到自己的存在，還能意識到人之外的各種東西的存在；人才是真正的存在，必須把人及人的問題作為先於其他一切東西而存在，並從本體論上把人作為哲學的根本問題加以研究。 ^[17] 

薩特是法國乃至世界著名的存在主義哲學家，他強調存在先於本質，“首先是人存在、露面、出場，後來才説明自身。假如説人，在存在主義看來是不可能給予定義的話，這是因為人之初，是空無所有，只在後來人要變成某種東西，於是人就按照自己的意志而造就他自身。”於是他斷言：“人，不外是由自己造成的東西，這就是存在主義的第一原理。這一原理，也即是所謂的主觀性。” ^[17] 

薩特的出發點是強調哲學應研究人的問題，並承認人生活在某種“環境”中，強調人的價值及責任問題，從這一點來説是很有價值的。薩特的“存在先於本質”否定了上帝的存在，打破了上帝創造人的本質這一唯心主義觀點，同時還反對人的本質是命中註定的宿命論觀點。薩特注意到了人的主觀努力及主觀能動性在確定人的本質過程中的巨大作用，這有助於彰顯人的個性，增強人的自信心。薩特強調人的自由是有一定意義的，它抗議了資本主義社會摧殘人的罪惡行為，鼓勵了工人階級追求自己的自由，激發了工人階級推翻資本主義的熱情與鬥志。薩特強調人應對自己及其行為負責，這是很有價值的。強調道德責任，有助於加強人們的道德責任感，激發人們承擔自己的義務。 ^[17] 

薩特學説中還有一點不可能使人對它持批判的態度。薩特按照存在主義學説總的精神否定作為人的行動真正誘因的一切，即否定無論如何可以確定為外來的和個人之外存在的原因（其中包括人的行為的一切社會歷史的決定因素）的一切。這種對外來的和人的存在中客觀上預有的一切不斷加以簡化的方法論態度，不能不使人產生這樣一種印象：人實質上喪失了使他與他人、與歷史、文化和文化理想目標等有機地聯繫着的一切根源。人孤單單地，沒有任何外來的支撐，必須獨自決定，世界和人本身應該是什麼樣子的，人的本來面目應該是什麼樣子的等等。因此，人類將朝哪一個方向前進，是毫無保障的，因為人的內部和外部都沒有什麼東西能決定和指引他朝着確定的目標前進。薩特在持批判態度的虛無主義熱情上與尼采非常接近。對任何規範、極微小的限制、甚至一點兒習俗和傳統的跡象都表示懷疑，成了這兩位哲學家思維的特點。事實上，揭示人對已選擇道路的哪怕一點點忠誠不渝，確立某種規範，都被薩特宣佈為“非真實”的，宣佈為“逃避”責任。像尼采的看法一樣，整個（已創造的和未來的）文化作為已確立的和人人贊同的規範的總和，都被認為是有疑問的，因為這裏説的不是否定某些個別的規範，而是否定規範本身（我們注意到，在這些問題上也被薩特“揭穿”為偏袒“解釋偶像”的弗洛伊德卻要現實得多：我們看到，弗洛伊德認為人類文化首先是用來限制和禁止人的無所顧及的、“自由的”、內心深處的慾望的一套方法）。 ^[18] 

薩特認為，通過“我”來研究意識，就意味着把某種不透明的“中心”引入了意識。照他的説法，這樣一來意識變成了“沉重的”“有份量的”東西，從而獲得了實體的特點。這一切整個來説破壞了胡塞爾本人提出的“純粹”意識概念。此外，薩特認為胡塞爾在這裏犯了笛卡兒犯過的同樣錯誤，即把“我思”（cogit）看成為起始的行為，而主要是看作同一層次的行為。薩特説，胡塞爾認為“我”與“思”處於同一層次，而實際情況並非如此。這裏把兩種層次區別開來在原則上是十分重要的。薩特認為，“我”是我們意識中的第二性構成物，它只是在反射意識的層次上出現的。意識只有設法轉向自身，才能通過反射行為構成“我”這個“處於”我們一切意識活動“之外”的東西。因此，並非“我”是我們的意識與其一切活動起作用的條件，“我”本身只有基於非反射的和（薩特又補充了一個特點）自生的意識才可能成立。薩特認為，只有從意識中排除一切哪怕一點點“非透明的”、“有份量的”東西，即排除一切可能在意識中形成意識本身的真正客體的東西，才能避免唯心主義。因此，薩特拒絕承認先驗的“我”。從他的觀點來看，先驗的“我”這個概念是不必要的，甚至是有害的。按照他的意見，這個概念之所以有害，是因為它會導致唯心主義和唯我主義。之所以不必要，是因為現象學的意識概念不必求助於“我”就能相當充分相當徹底地解釋意識及其與世界的關係。這裏薩特以為他對現象學的意識概念的理解比這一概念的創造者胡塞爾本人的理解更符合原意。 ^[18] 

意識作為獨特的存在方式，作為“自為存在”、“虛無”和人的現實，領悟到自己與世界不同，這就是自由。薩特認為，這就是人的現實和人的主觀性的基本意義。作為自為存在方式或人的現實的意識，其基本規定之一在於，意識“是它不是的東西，不是它是的東西”。這就是説，意識永遠處於自身之外，始終是超驗的；最後，這就是説超驗是意識和人的本質。在薩特的超驗規定中居首位的是否定。對他來説，人的存在始終是個問題。否定是人的存在的主要結構成分，適合這種成分的程度便是這個存在“真實性”的主要標誌。但是，越出自己的範圍，又會通向無限可能性，可能成為隨便什麼東西。因此，這裏沒有客觀的標準；歷史，即過去發生的事，沒有作出也不可能作出任何指示，一切取決於人們自己的選擇。 ^[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