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珪

北宋天禧三年（1019年），王珪出生於舒州（今安徽省潛山縣）。 ^[11]  王珪少年時機敏出眾，出語驚人。堂兄王琪讀他所賦之作，讚歎説：“騏驥剛出生，已有遠大的志向，只是堅硬的筋骨未長成而已。” ^[12] 

慶曆二年（1042年）三月二十二日，王珪高中進士甲科第二名（榜眼）。四月二十三日，被任命為大理評事、揚州通判。 ^[13]  王珪到任後，吏民都輕視王珪，有大校（軍官名，位低於將）輕視王珪不公謹，王珪將其捉拿依法論處。 ^[14] 

慶曆三年（1043年），王倫起兵，進犯淮南，王珪提議出城襲擊王倫，王倫軍逃走。 ^{[13]  [15]} 

慶曆六年（1046年）十月七日，王珪被召入京任太子中允，入集賢院。 ^[16] 

皇祐三年（1051年）約八月初，王珪任鹽鐵判官，兼修起居注。八月十七日，任契丹正旦史，出使遼國，賀遼國國主正旦。 ^[17] 

皇祐五年（1053年），王珪進知制誥。同年正月二十日，王珪權知貢舉。 ^[18] 

嘉祐元年（1056年）十二月，王珪進翰林學士。 ^[19] 

嘉祐二年（1057年）正月，王珪與歐陽修、梅堯臣、範鎮、梅摯同知禮部貢舉。七月，因母親去世丁憂而去職。 ^[19] 

嘉祐四年（1059年）十月，王珪被召入京，為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 ^[20] 

嘉祐六年（1061年）正月，王珪權知貢舉。六月，考察訂定茶法。九月，判史館。 ^[21] 

嘉祐七年（1062年）八月初一，王珪上書，駁斥有司廟祭與祭日同，樂備而不作之論。並奏議大祀、中祀、從祀分別所用牲、香數，宋仁宗同意了他的建議。同年，宋仁宗準備立太子，中書召他起草詔書，他説：“這是大事，非當面接受聖旨不可。”第二天，王珪請求覲見了宋仁宗，當面奏對：“天下臣民盼望立太子很久了，這果真是陛下的心意麼？”宋仁宗道：“朕意已決。”王珪再拜祝賀後，才退下起草詔書。歐陽修聽到後嘆息説：“是真學士啊！” ^{[21]  [22]}  十二月，宋仁宗在寶文閣設宴，作飛白書分給侍臣，命王珪記下年月姓名。歐陽修得雙幅大書，王珪夾題八字雲：“嘉祐御禮賜歐陽修。”王珪也得到了賞賜書法。又在羣玉閣設宴，宋仁宗讓王珪作序，並以自己所用筆、墨、箋紙、硯賜給王珪。 ^[23-24] 

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宋仁宗駕崩，王珪草擬了《仁宗遺詔》。四月，上書請皇太后還政。七月二十九日，宋英宗命王珪議定仁宗的諡號與廟號，王珪作《仁宗諡號議》，定仁宗諡號為“神聖文武明孝皇帝”。 ^[25]  十二月，王珪受命與賈黯、範鎮、宋敏求等編修《仁宗實錄》。 ^[26] 

治平元年（1064年）五月十一日，王珪再次上疏請太后還政；九月，經王珪、賈黯等奏議，復置武舉。同年，知審官院。 ^[27] 

治平二年（1065年），王珪上書，奏請宜稱濮安懿王（即宋英宗生父趙允讓）為皇伯，這樣才合乎禮儀。同年七月，為禮儀使。 ^[28] 

治平四年（1067年），宋英宗忽然召他來蕊珠殿。當初宋仁宗立太子時，王珪請求當面奏對，有人藉此偷偷誣陷他。這時宋英宗傳詔令他兼任端明殿學士，賜他盤龍金盆，告訴他説：“從前誤信讒言，朕現在已全然消除疑慮了。”王珪致謝説：“不是陛下聖明，我早就死了。” ^[30]  正月八日，宋英宗駕崩，宋神宗繼位。進封百官，王珪遷翰林學士承旨。 ^[29] 

熙寧三年（1070年）正月九日，王珪權知貢舉。八月，受命編修《三司令式》。十二月，拜參知政事。 ^[31] 

熙寧四年（1071年）六月，王珪任橋道頓遞使。 ^[32] 

熙寧九年（1076年）十月，王安石罷相，王珪進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33]  [34]} 

熙寧十年（1077年）五月，宋神宗令王珪等修仁宗、英宗史。 ^[33] 

元豐三年（1080年）三月，吳充因病罷相，王珪為獨相。隨後，宋神宗命王珪提舉《兩朝國史》，賜筆墨器幣。九月，為正議大夫。隨後因改革官制（元豐改制），王珪又被超授為銀青光祿大夫兼門下侍郎，加監修國史。 ^[35] 

元豐五年（1082年）四月，王珪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36] 

元豐六年（1083年）十一月二日，進封王珪為郇國公。 ^[37] 

元豐八年（1085年），宋神宗患病，王珪請皇太后立延安郡王為太子。太子立，是為宋哲宗。三月，宋神宗駕崩，宋哲宗即位。進王珪為金紫光祿大夫，封岐國公。同年五月十八日（6月12日），卒於任上，享年六十七歲，追贈太尉，諡號文恭。六月，賜王珪壽昌坊官第，加贈太師，命陸佃監護其喪葬事宜。 ^[38-39] 

紹聖四年（1097年）四月，因邢恕等人誣陷，王珪被追貶為萬安軍司户，削奪諸子官籍。 ^[40]  元符三年（1100年）五月，宋徽宗下詔，恢復王珪贈諡。 ^[40]  崇寧二年（1103年）四月，又剝奪追回王珪所贈諡號。 ^[40]  崇寧三年（1104年）二月，將王珪列為元祐黨籍。 ^[40]  大觀二年（1108年）三月，去除王珪的元祐黨籍。 ^[40]  政和三年（1113年）七月，再次恢復王珪的贈諡。 ^[40] 

皇祐初（1049年），遼使來宋，宋仁宗派遣王珪為接伴使，負責接待遼朝使臣的相關事宜。但在此次接待遼使過程中，出現突發事件。史料記載，遼使經過宮門，過去皆穿着盛服以表達尊重，而這次欲穿便服以示不屑之意。王珪注意到此事，攔住詢問，但遼使卻假稱將盛服忘在了後面的車裏，王珪敏於應對，立馬派人去取衣服，讓他們着盛服合盛禮，以維護禮儀，彰顯國威。作為接伴使，王珪還協助安排遼朝使臣的住宿館舍、飲食起居以及車馬出行等事務。舊例接待遼使常“應辦疲擾”，王珪針對過去不合理的地方提出建議，確保安置周到，給予遼使尊重。 ^[45] 

嘉祐六年（1061年），多處發生水災，時人認為發生水災預示郊廟禮儀不當，於是宋仁宗下令太常院檢查詳定郊廟禮儀。

中國古代的祭天禮制度是在祭祀上天的同時，以祖宗配享，有配神做主之意。但神位有尊卑，祖宗有等，禮有隆殺，因此不同的祭天儀式必須由相對應地祖先配享。宋前期南郊配享無定製，出現祖宗並配的情況。這是由於，宋太宗是以兄終弟及的身份登上皇位，為了顯示繼承皇位的合法性，南郊以宣祖、太祖配天。到真宗朝，以太祖、太宗並配，自然含有突出皇位傳承關係，因為真宗是太宗之子。既然配享可兄弟並配，至仁宗時，發展成以三祖並配，含有崇父示孝之義。當然，這樣的做法不符合過去南郊配享的禮制規範。因此，禮官對仁宗以三祖並配並不認可，主張以太祖一人配享。 ^[45] 

王珪在禮院主張的基礎上進一步闡發議論，認為祭祀以祖先配享，是仁義之至。從尊卑等級來説，祖宗有別，祭祀有等，郊無二主，不可以僭越。三聖並侑，雖是想表達對祖宗的孝敬之心，卻有違禮制，也是對祖宗祭祀的不尊敬，故主張以太祖配享。由禮院和王珪的言論可知，兩方都主張遵循傳統禮制，即南郊祭祀以祖配享。在配享數目上，禮院認為神無二主、禮崇一配，以及“祖一”，但“宗無數”不好選擇，且推崇開國之君，故以太祖配享。王珪從尊卑等級角度進一步論證南郊配享以太祖配的觀點，顯然理論上更為精緻。朝廷採納了王珪的建議。嘉裕七年（1062年）正月，宋仁宗下詔南郊以太祖定配，確立了北宋一朝南郊配享以太祖配的制度。 ^[45] 

此次郊廟未順還涉及温成皇后廟事宜。至和年間，寵妃張氏死後，宋仁宗不顧曹皇后還在世，追贈張氏為皇后，是為温成皇后。當時禮官為迎合仁宗，違背禮制規定而贊同之，甚至主張葬禮並同皇后之制，且祭祀同太廟之禮。至嘉祐六年（1061年），由於天降災異，禮官趁機將此事提上議程。禮院認為温成皇后享太廟之禮，僭越等級，是緣於當時禮官有失禮法，因此導致災異。且舉例唐高宗因寵武則天導致國變，希望仁宗以此為鑑能及時改正，避免因己之慾導致災禍發生。王珪也積極參與詳定，稱此行為不合禮制，褻瀆太廟。最終促使宋仁宗下詔改温成皇后廟為祠殿，才合於禮。 ^[45] 

一、諡號當先告天議

宋仁宗逝後，朝堂進行諡號議定，王珪針對不規範的議諡程序提出改進意見，即當時仁宗諡號僅詞臣撰議，朝中官員不得參與議定，且不在南郊請諡，有違諡法。 ^[46] 

王珪從典章制度中尋找史實依據，在古代遵循“賤不誄貴，幼不誄長”，即一般是尊者給卑者頒諡號，尊卑等級嚴格。而天子處於至高無上的地位，天子諡號的制定並非其他人所能決定。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皇帝的諡號往往會在南郊大典時，告知於天，以達到受之於天的目的。此外，他還舉例本朝真宗諡號制定，即先百官議諡，然後在南郊告之於天，重點強調南郊請諡環節是不可或缺的。因此他主張詔有司考察舊典，詔臣僚集議，再於南郊告天，以定先帝盛德美業。王珪的提議，符合傳統諡法議定程序。最終宋英宗採納王珪建議，下詔請諡於南郊。王珪作《仁宗諡號議》稱“神文聖武明孝皇帝廟曰仁宗。”仁宗諡號成。王珪的意見糾正了當時不規範的議諡程序，符合傳統的諡法制度，即遵守百官議諡、南郊請諡等，保證後世諡法議定程序的傳承與發展。 ^[46] 

二、仁宗明堂禮配享議

明堂禮制度是中國古代社會祭天禮之一，周公以周文王配享明堂是中國歷史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明堂禮。後世對明堂禮配享對象歷來爭議不斷。孔子認為，明堂以父配享，是行孝的表現，對其大加讚賞。受此影響，嚴父配天觀點自唐朝尤其是宋朝以來日漸成為明堂禮配享實踐中的主流觀點。但同時也存在着祖宗配天觀點，明堂配享對象當為祖、考，有祭天配祖之意。宋仁宗去世，宋英宗繼位後，下令詔太常禮院與兩制議論仁宗是否當配享明堂，以及真宗當配享何祭的問題，由此引發一場關於祭天禮配享資格的討論。 ^[46] 

王珪主張嚴父配天，繼承唐制明堂禮以父配天的實踐，王疇、孫拚等紛紛加以補充論證，他們認為仁宗配享明堂符合《孝經》之意，以弘揚孝道。而錢公輔、司馬光、呂誨等人，反對王珪提議，堅持祖宗配天，他們認為明堂禮應以祖宗配享，即有創業繼體之君才能配享明堂，提出唐代嚴父配享，是禮官未能推明《孝經》之意，主張太祖配享南郊、太宗或真宗配享明堂。 ^[46] 

這場爭論並未很快結束。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十月，朝中再次掀起了關於嚴父配天的議論，其爭論實質是若仁宗配享明堂，真宗是否還有配天資格？王珪認為明堂既用嚴父之道，理當罷真宗配天之祭、代之以仁宗配，同時指出宋真宗也不存在遞遷配享雩祀的可能。在此次討論中，王珪指出明堂禮以父配享，是唐以來實踐的結果，故主張繼承唐制。同時提出真宗照舊制不存在遞遷祭天配享的可能。嚴父配天是長期以來不斷得到實踐的觀點，最終英宗下詔採納王珪的提議，支持明堂禮以考父配享。這一次關於明堂禮配享問題的爭論意義重大，它確立了北宋明堂禮以嚴父配享制度，進一步完善北宋祭天禮制，王珪在此次議論中，其主張影響之大，是促使英宗下決定的重要因素。 ^[46] 

宋仁宗生前無嗣，在大臣催促下，便收養了宗室濮王趙允讓之子趙宗實（後改為趙曙），並將其立為皇子。嘉祐八年（1063年），宋仁宗駕崩，宋英宗即位。但由於宋英宗是北宋歷史上第一個以宗室子的身份繼承皇位，在喪事辦完後，對宋英宗生父如何稱呼的問題，便被及時提上了議程，按規定宋仁宗去世兩年後才可以再議。鑑於宋仁宗在立英宗為皇子時，多次推辭遲遲不願下詔，英宗心中十分不滿，再加上對親生父親天然血緣之親，內心欲尊濮王為皇考。治平二年（1065年）四月，執政韓琦等人為迎合英宗以獲得皇帝在政務上的支持，便提議稱濮王為皇考。於是英宗下令詔集禮官及待制以上官員“議崇奉濮安懿王典禮”以及三位夫人尊號問題，引發一場持續時間持久、程度激烈的爭論，王珪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46] 

針對韓琦、歐陽修等人的提議，在王珪帶領下，與司馬光聯合上議，王珪等人從宗法禮制角度指出，為人後者為之子，不當只顧私親，並提出自古以旁支入繼皇位，以生身父母為帝后者，常被後世譏笑，不合國家禮法。英宗於宗室中被仁宗選拔出來、收養得以繼承皇位，繼而才享有天下。王珪主張仁宗當稱皇考，為避免進一步擴大事端，安撫反對派，給予濮王高官大國及三夫人尊榮稱號。反對派的成員主要是宰執大臣，包括韓琦、歐陽修、曾公亮等人，奏稱：“王珪等議未見詳定濮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企望一舉封口。於是王珪查閲國朝以來相關典禮，再次作出迴應，他指出依楚王、涇王舊例，濮王於仁宗為兄，於皇帝應稱皇伯而不名。從以上爭論看出，王珪堅持仁宗為皇考，對反對派的提議予以反駁，他的主張符合傳統的宗法禮制。 ^[46] 

隨後執政派依據五禮中“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及《五服年月敕》中“為人後者為其所後父母斬衰三年，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齊衰期，即出繼之子於所繼、所生父母皆稱父母。”這一主張認為濮王乃英宗生身父親，有着天性血緣之親，當稱皇考。此外，他們以前朝故事為鑑，“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為皇考，今王珪等議稱皇伯，放典禮未見明據，請下尚書省，集三省、御史台官議奏。”以韓琦、歐陽修為首的執政派，不顧宗法禮制，始終堅持以濮王為皇考，意在迎合英宗以爭取其信任。 但上述言論遭到台諫、御史等官員的反對，他們皆上書支持王珪，主張按王珪之議，稱濮王為皇伯，仁宗為皇考。 ^[46] 

雖然這場爭論最後以雙方意見的折衷而結束。但王珪作為皇考派的一員，深受儒家傳統宗法禮制的影響，堅守國家禮法，稱英宗生父為皇伯，仁宗為皇考，得到朝廷上下支持。 ^[46] 

熙寧元年（1068年），王韶上平戎三策，主要目的是先復河湟，使西夏有腹背受敵之憂，最終消滅西夏。平戎策符合宋神宗、王安石等變法派的目標。於是在王安石的支持下，王韶開始主持拓邊，並在邊地推行新法。王珪積極贊成熙河開邊事宜，並建言納策，支持王韶。 ^[47] 

在開邊過程中，宋神宗有鑑於王韶掌握軍權甚重，欲令宦官王中正去監軍，王珪提出異議，勸神宗不要懷疑王韶，給予將領足夠信任。 ^[47] 

熙寧五年（1072年）七月，王韶招撫西蕃首領功勞顯著，功勞雖大卻賞薄，於是宋神宗召集大臣討論如何獎賞王韶，王珪建議讓王韶直龍圖閣，但遭到文彥博反對。王珪認為王韶也可以任用為集賢殿修撰，得到宋神宗同意。同年十二月，正值熙河用兵之時，宋神宗與王安石、王珪、馮京討論用將人選。王珪推薦了蔡延慶，結果在熙河之役中，蔡延慶總負軍需供應，他不僅有經辦軍需之功，還具有優秀的軍事才能，協助王韶，為戰爭的最終勝利發揮巨大作用。 ^[47] 

北宋是駢文公文發展的重要時期，名家輩出，而王珪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北宋初年，沿襲晚唐五代的浮糜之風的西昆體駢文盛行於世，駢文公文也受其影響，往往一味用典，支離破碎；刻意雕琢，華而不實。北宋駢文公文的文風得以改觀，始於夏竦。夏竦的駢文公文，偶對工整而不造作，用典精當而不冷僻，而王珪對夏竦除繼承之外還有發展，不僅偶對、用典恰到好處，而且詞藻華麗不下於宋初楊（楊億）、劉（劉筠），氣勢非凡不亞於盛唐燕（張説）、許（蘇頲），與稍早的“二宋”宋庠、宋祁相比，其亦不遑多讓，連皇帝本人也有“學士獨王珪能為詔，餘多不稱職”的感慨，可見其文名盛於一時。 ^[44] 

王珪在變革西昆體駢文浮糜之風、開創北宋駢文新局面的關鍵時期，繼承和發展了夏竦、二宋等人的成就，與歐（歐陽修）、蘇（蘇軾）領導的古文運動並行，發揮了特殊的作用，其創作的台閣駢文在社會上產生了重大影響。 ^[44] 

王珪現存詩歌418首，詩歌涉及的內容豐富，有詠物寫景詩、送別詩和懷古抒情詩、題詩、唱和詩、宮詞、帖子詞、輓詞和應制詩等。詩歌內容涉及面較廣，上至皇帝高官，下至花木亭雪，政治與生活多面俱到。王珪詩歌的藝術特點主要體現在：語言上富貴與清麗俱存；巧用疊詞；喜好用典；講究對仗。王珪在學習李商隱的華麗語言的基礎上，發展成自成一家的語言風格，世號“至寶丹體”。王珪詩承襲前期“西昆派”，詩文為“頌聲”，語言上華麗富貴，同時又趨於清麗，精工用典，具有明顯的後期“西昆派”的詩風特點。王珪詩歌初具宋詩的特徵，具有典型的過渡性，在宋詩由前期“西昆派”濃豔詩風向後期“西昆派”清麗詩風的發展上發揮着鏈接和提升的作用，在詩歌由“唐音”向“宋調”的發展演變過程中，起着不可忽視的作用和影響。他的“至寶丹”體對後來明代的“台閣體”之詩有一定的影響。 ^[43] 

北宋王琪：騏驥方生，已有千里之志，但蘭筋未就耳。 ^[1] 

北宋歐陽修：真學士也。 ^[1] 

宋神宗趙頊：王珪誥有體，他學士不逮遠矣。 ^[3] 

北宋李清臣：① 然太師陪輔十有五年，其贊策納議為最多，及先皇帝厭萬幾，託國事寶慈宮，建立皇太子以定大統，未幾，今聖踐祚，太皇太后同聽斷，所以安慰人心，肅寧宮禁，流澤兆庶，懷服戎貊，至於天下卒無事，原其功德，實自寶慈宮開佐聖孫，為宗廟計，而太師一時元臣，與其列請命福寧閣以及雙日朝，延和謀謨，陟降癯瘁，滋力克終大事，有勳烈焉。②公平居言色安，徐猝應事物，初若不用意，而敏捷精盡，雖素慮者，無以加也。③尤明典章、善諭事，其語潔齊易聽，故多施行。④公泛通六經，深於詩書，善史學，其為文豪贍有氣，閎侈瑰麗，而不失義正，自成一家，掌文誥二十年，每一篇出，四方傳誦之。⑤公自奉甚約而厚於昆弟，然於親屬終不敢私援薦。（《王太師珪神道碑》） ^[3] 

元代脱脱等：①珪以文學進，流輩鹹共推許。其文閎侈瑰麗，自成一家，朝廷大典策，多出其手，詞林稱之。然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率道諛將順。當時目為"三旨相公"，以其上殿進呈，雲"取聖旨"；上可否訖，雲"領聖旨"；退諭稟事者，雲"已得聖旨"也。②及安石去位，充、珪實代之，天下喁喁，思有所休息。充力不逮心，同僚左掣右伺，至鞅鞅以死，傷哉，其不足與有行也。珪容身固位，於勢何所重輕，而陰忌正人，以濟其患失之謀，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宋史》） ^[1] 

清代紀昀等：①其文章氣象宏達，詞筆典贍，足繼二宋後塵。至其詩以富麗為主，掞藻敷華，細潤熨貼。 ^[5]  ②珪少掇高科，以文章致位通顯，不出國門而參預大政，詞人榮遇，蓋罕其比。（《四庫全書總目》） ^[6] 

清代畢沅：硅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時號“三旨宰相”，以其上殿進呈雲“取聖旨”，上可否訖雲“領聖旨”，既退諭稟事者雲“已得聖旨”故也。又與蔡確比以沮司馬光，而興西師之役為清議所抑。（《續資治通鑑》） ^[2] 

中國近現代錢基博：①宋之文章，大端不出二者，而推其原皆出於唐：其一原出李商隱；自宋初西昆之楊億、劉筠、錢惟演以迄宋氏庠、祁兄弟、夏竦、胡宿、王珪，詞取妍華而不免庸膚，此承唐人之頹波，而未能出新意者也。 ^[4]  ②珪以文學進，流輩鹹共推許其文宏侈瑰麗，自成一家。（《中國文學史》） ^[5] 

王珪才思敏捷，出口成章。有一年中秋，宋仁宗召他到宮中飲酒、賞月、賦詩。宋仁宗和他一起談詩論文，並將自己寫的詩給他看。王珪極盡逢迎之能事，“嘆仰聖學高妙”，起身拜賀，令仁宗非常高興，一直談論到深夜。仁宗還讓身邊的宮嬪拿出她們的領巾、裙帶或團扇、手帕等物向王珪求詩，並拿出自己的御筆供王珪使用。王珪不假思索，提筆就寫，並能根據宮嬪的不同特點題詩，構思遣句，皆有新意。得詩的宮嬪個個高興，把所得之詩呈仁宗過目。仁宗大為讚歎，並對宮嬪説，你們要給他潤筆費。於是宮嬪們又紛紛取下自己的首飾，放到王珪的袖中。此事一時傳為佳話，王珪也因此更受宋仁宗喜歡。 ^[9] 

王珪雖身為宰相，擔負着管理國家的重大責任，但他從不發表自己的意見、唯皇帝旨意是從。他上殿奏事，沒有自己的主張和看法，只是説去“取聖旨”，皇帝表態之後，他也不問正確與否，只是恭恭敬敬回答説：“領聖旨。”退朝之後，見到部下，便説“已得聖旨”。“取聖旨”“領聖旨”“已得聖旨”幾乎成了他辦事的固定程序。時間久了，人們便給他起了一個“三旨相公”的綽號。相公，是古時對宰相的稱呼，人們平時就對王珪只知奉承諂媚、不關心國事的做法多有指責，所以，“三旨相公”綽號一出來便很快傳開了，成了他毫無作為和沒有建樹的標誌。 ^[9] 

韓琦知揚州時，官署後園有芍藥一枝分四杈，每杈各開一花，上下紅，中間一圈黃蕊，俗稱“金纏腰”，又叫“金帶圍”。這種花不經常開，傳説一旦花開城裏就會出宰相。韓琦覺得很奇異，想再約三位朝官一起觀賞，以應四花之瑞。當時王珪以大理評事為揚州通判，王安石以大理評事任淮南判官，都在揚州，便都請了。還差一位客人，就以州鈐轄諸司使充數。到了當天，鈐轄使忽然患腹瀉不能來，恰巧朝官陳昇之（一説是呂公著）路過這裏，就順便請了他來參加。四人聚會，各簪金帶圍一朵，甚為歡樂。結果此後的三十年中，這四人都先後當上了宰相，成為千古佳話。 ^{[10]  [49]}  此事見於沈括《夢溪筆談》，又見於《後山談叢》《墨客揮犀》等多種筆記。 ^[50] 

元豐五年（1082年），宋神宗對執政大臣説：“官制將要實行，我希望新舊人雙方都加以任用。”又説：“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王珪、蔡確相顧失色。王珪很擔心，不知該怎麼辦。蔡確説：“陛下很久就想收復被西夏侵佔的靈武，你如果能負責此事，那麼相位可以保住。”王珪大喜，感謝蔡確。於是王珪舉薦俞充知慶州兼懷慶路經略安撫使，獻上平定西夏、收復失地的策略。王珪內心以為既然派兵深入，皇帝就一定不會召見司馬光，即使召見，司馬光也不會到朝。不久，司馬光果然沒有被召見。到了後來宋軍永樂戰敗，死了十多萬人，《宋史》認為這都是王珪引起的。 ^{[42]  [51]} 

（以上參考資料） ^{[8]  [41]} 

王珪著有《華陽集》，祝尚書《宋人別集敍錄》考《華陽集》版本流傳，《東都事略》卷八十《王珪傳》、衢本 《讀書志》卷十九、《讀書附志》卷下、《直齋書錄解題》 卷十七、《文獻通考》卷二三五、《宋史·藝文志》皆著錄為一百卷，“蓋宋代所傳別無他本”。其本明代猶傳世，其後各本皆散佚，僅存四庫官臣由《永樂大典》中所輯出之版本，《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集部別集類五《華陽集》條雲：“釐為六十卷。……別為《附錄》十卷。”今《全宋文》雖收錄其絕大部分，且另輯得遺文三十四篇，而受體例所限，尚缺律詩三卷，宮詞、輓詞各一卷，仍不如四庫全書所輯永樂大典本完整。 ^[7] 

《王文恭公珪神道碑》 ^[41] 

《續資治通鑑長編》仁宗、英宗、神宗、哲宗朝部分 ^[48] 

《東都事略·卷八十·列傳六十三》 ^[2] 

《宋史·卷三百一十二·列傳第七十一》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