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格非

李格非幼年時非常俊逸機敏。當時有司以詩賦取士，李格非卻在經學上下功夫，寫的《禮記説》有數十萬字。 ^[12] 

熙寧九年（1076年），李格非進士及第。 ^[13]  調冀州司户參軍，試任學官，任鄆州教授。太守因為他貧寒，想讓他兼任別職，李格非推辭沒有接受。 ^[14] 

元豐八年（1085年）九月十三日，李格非為已故同鄉、家住明水以西廉家坡村的齊魯隱士廉復撰寫《廉先生序》一文。 ^[15]  約在同年，李格非入京，補官為太學錄。 ^[13] 

約在元祐三年（1088年）或四年（1089年），李格非升任太學正。 ^[13]  在東京經衢之西租宅，堂名“有竹”。 ^[18] 

元祐六年（1091年），李格非升任太學博士，後入館閣校對黃本書籍。 ^[11]  約在這年六月到八月間，李格非因文章受知於蘇軾。 ^[19]  蘇軾對李格非的文章十分賞識，即收在門下。蘇軾門下原有黃庭堅、秦觀、晁補之、張耒，被稱為“蘇門四學士”，李格非又與廖正一、李禧、董榮同在館職，被稱為“蘇門後四學士”。 ^[18]  十月，宋哲宗幸太學。李格非奉命撰文記哲宗幸太學君臣唱和始末。 ^[15] 

元祐七年（1092年） 正月十四日，李格非撰《哲宗幸太學君臣唱和詩》碑文成。 ^[15]  約在同年，李格非升任禮部員外郎。 ^[13] 

紹聖元年（1094年），章惇為相，立局編類元佑諸臣章疏，召李格非為檢討，李格非拒不就職，因而得罪，被外放為廣信軍（今河北徐水遂城西）通判。在任期間，清正愛民，懲治奸邪。 ^[15] 

紹聖二年（1095年），李格非召為校書郎、著作佐郎。同年，撰成他的傳世名文《洛陽名園記》。 ^[15] 

元符三年（1100年）六月十五日，張耒被罷去黃州通判職務。罷官後，張耒率兒子張秬與潘仲達同遊匡山，路過樊口，李格非駕小舟相送，經巴河至靈巖寺，遊覽孫權刑馬壇，並與張耒、潘仲達二人於寺中飲酒賦詩。 ^[16] 

建中靖國元年（1101年），李格非任提點京東刑獄，負責社會治安。 ^[18] 

崇寧元年（1102年），朝廷內排擠元祐舊臣。李格非因名列“元祐黨”，被罷官。根據元祐黨人“不得與在京差遣”的規定，李格非只得攜家眷返回明水原籍。 ^[15] 

崇寧五年（1106年）正月，朝廷大赦天下，解除一切黨人之禁，也包括元祐黨人。李格非與呂希哲、晁補之等一同被授予監廟差遣之職，但禁止到京師及附近州縣任職。“監廟”是一個沒有實權的空頭職銜，故此後李格非仍在原籍居住。 ^[17] 

晚年，李格非曾在知州梁彥深的陪同下，遊於歷山東側佛慧山下的甘露泉，並鐫文於秋棠池旁的石壁上。 ^[18] 

李格非的卒年不詳，《宋史·李格非傳》僅記載其得年六十一歲。 ^{[18]  [24]} 

李格非以善論文知名當時。他也在著述中明確提出了自己的文學審美傾向。綜合來説，其文學思想有如下兩點： ^[20] 

李格非提出“誠著”二字作為文學批評的標準。其中他推崇兩點：

1.藝術表現上：要皆沛然從肺腑中流出，自然無斧鑿痕。

李格非提倡作文時要“筆力不少滯”，感情洶湧澎湃迅速推進時，就讓它自然發展下去；而一旦不得不收斂時，就讓它斷然停止。思想感情的變化，隨着客觀事物的不同而產生、發展以至於終結。換句話説就是追求作文時自然流暢，隨物賦形，遵循客觀事物本來的面貌做出具體生動的描寫。這與蘇軾的創作追求“常行於所當行，止於不可不止”本質上是一致的。李格非論文亦提倡隨物賦形，意到言到，並形成了自己較為系統的文學理論。“文章以氣為主，氣以誠為主”，指出只有以真誠的感情表達真實的內容，才能毫無障礙，沛然流出；而文章也只有沛然流出，未經雕琢，才能自然無斧鑿痕；作文自然無斧鑿痕，渾然天成，才具有了藝術表現上的“其意超邁如此”的較高境界。 ^[20] 

2.感情上：崇尚“詩史”，提倡誠實著見。

其實中國古代很早就有關於創作情感重要性的表述。李白更是在自己的詩歌創作中自覺地實踐了詩歌的“天真”和“自然氣”。李格非亦認同這種主情觀，特別強調“誠”一一真實的感情在創作中的重要地位，強調“誠實著作'，用他自己的話説，就是“字字如肺肝出”。詩歌是主情的文學形式，感情是詩的生命，它必須有情動於中而形於言的真情實感的自然流露。他認為任何“誠不著”，無真實感情的文章，都不可能有感人的力量，故“不能工”。用現代文論話語來説就是“真實的感情是藝術的生命”。而他鑑賞古人的作品，也正是基於這樣的標準，在晉代人的詩文中他最推崇劉伶的《酒德頌》和陶淵明的《歸去來辭》。因為這兩位都真情真性，他們都敢於在自己的作品裏直抒胸臆，表達自己的真實思想。李格非的文風和生活態度與他們有相通之處。他欣賞杜甫文章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亦是因為“其大過人誠實耳，誠實著見，學者多不曉”。 ^[20] 

張邦基《墨莊漫錄》卷六載李格非“雜書”兩篇，其二論文章之橫： ^[20] 

李格非所謂的“橫”包括兩層含義：一是直行曲施，逆見錯出，具有“舉世莫能當”的霸氣，就如孟子言道、項羽用兵一樣，有一種他人所不可企及的氣勢。二是自得離俗、絕畦徑間，使眾人不得不疑。在自己的創作中，李格非積極地實踐了自己的文學主張。在李格非的眼裏，孟子、左丘明、韓愈、李白、蘇軾的詩文即是歷代“橫”文章之代表。那麼如何橫呢？他提出了三種途徑：自得、離俗、絕畦徑，簡言之就是要創新。自得，就要有自己的看法；離俗、絕畦徑，就要不循規摹擬，要有新意，以至於眾人不得不疑。用現代文論來表達就是“沒有創造性的作品便沒有了生命力”。孟子言道感情充沛，滔滔不絕，氣勢磅礴，李格非感到橫；項羽用兵疾如閃電，敢於行險，以雷霆萬鈞之勢，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動，使敵人轉眼間灰飛煙滅，李格非感到橫；李白詩歌中充溢着自由磊落、狂放任性的個性，法天貴地不拘於俗的灑脱，一氣奔騰、卷舒自如的氣勢，李格非認為其“橫”；左丘明辭令縱橫恣肆，酣暢淋漓，筆帶鋒芒，妙喻連篇，富有鼓動性，具有雄辯的説服力，在李格非看來也莫不是橫。 ^[20] 

李格非在其名篇《書戰國策後》中，也表現了他對“橫”、對文辭的看重。文章説“《戰國策》所載，大抵皆縱橫裨闔，譎誑相輕傾奪之説也。其事淺陋不足道，然而人讀之則必向其説之工而忘其事之陋者，文辭之勝移之而已。”在他看來《戰國策》所載之事是“淺陋不足道”的，但由於其“文辭之勝”，人們往往“向其説之工而忘其事之陋”。他稱讚《戰國策》對那些難以説清楚的“微妙難知之情”，“雖辨士抵掌而論之，猶恐不白，今寓之文字，不過一二言語，未必及而意已隱然見乎其中矣”。他認為，夏商周“文物大備”，幽、厲以後，周道“大壞”，但文章仍值得推崇。最後，對於《戰國策》文辭的“舛錯不可疾讀”，李格非認為“意天下之於至寶，常不欲使人易得”。其對《戰國策》行文氣勢之“橫”的讚美，對《戰國策》文辭“恣肆辯麗”風格的推崇之盛由此可知。 ^[20] 

李格非才思敏捷，文筆酣暢，可惜他的作品流傳下來的極為有限。就現存李格非詩文遺篇來看，其詩文寫作有相通之處。如都有濃厚的憂患意識，都善議論等等，這與作者所處的時代有很大關係，其詩文創作是對其文學觀一定程度的實踐。 ^[20] 

李格非詩歌主要有以下特點：

1.適當運用助詞，增加詩句的跌宕搖曳之致，給人以古樸重拙之感。如《試院》“鬥暄成小疾，亦稍敗吾勤。定是朱衣吏，乘時欲舞文”；《初至象郡》“吾遷桂嶺外，仰亦見斗極”兩句中，都運用了助詞“亦”連接語句，給詩句注入散文句法，增強了詩歌的感唱語氣，深化其吟唱之趣。 ^[20] 

2.有意插入與詩歌句法的習慣節拍不同的散文句法，出現了駢對中一氣貫注、順流而下的句式。如《初至象郡》中的“兒呼翁可歸，恐我意慘慼”“妙藥隻眼前，乞汝保無恙”兩句，前後詩句一應而出，共同構建一個完整意義，打破傳統的駢對句式，詩文自然暢達，給人以流暢之感。 ^[20] 

如其《初至象郡》“居近城南樓，步月時散策。小市早收燈，空山晚吹笛。兒呼翁可歸，恐我意慘慼。從來堅道念，老去倦形役。天其卒相予，休以南荒謫。宴坐及此時，聊觀鼻端白”，殘句“魯直今已矣，平生作小詩”等，都寫的通俗易懂，如絮家常，生活意味較濃。 ^[20] 

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①用典多。李格非詩歌中用典較多，而典故本身又具有一定的文化積澱和特定內涵，使其語言有典雅精煉之感，但並不顯得晦澀難懂。如“心知禹分土，未盡舜所涉”，此句中作者運用了禹分九州、舜帝南巡的典故，不僅言簡意賅地表達出所寫內容，語言典雅，而且由於所用典故為大家所熟識，語句通俗易懂。再如“閩中要常袞，劍外需文翁”，詩人枚舉常袞、文翁兩位歷史賢人，形象地表達了期望能有如他們一樣的賢人廣興文教的美好願望，語言簡潔典雅。 ^[20] 

②理語和禪語入詩。如《初至象郡》中“手捉而喙飲，嗜慾南北通”兩句，指出雖然地域上有南北之分，但人們對感官享受的追求都是一樣的，充滿哲理的詩句使其詩歌顯出文人化氣息。而“退院僧”“養黃婆”“鼻端白”等禪語的運用，也使詩歌語言較文雅。 ^[20] 

③借代手法的運用。如《駕幸太學倡和》一詩中，“十二章”本指古代天子之服上繪繡的十二種圖象，這裏代指天子。《試院》中“朱衣吏”本是古代貴戚、大臣外出的前導之吏，這裏代指作者自己。借代的運用亦使其詩歌語言凝練文雅。 ^[20] 

就現存李格非詩而言，其詩歌多語意淡泊，真實感情的流露並不多，應制詩如《駕幸太學倡和》“日月天回十二章，詔移清蹕幸膠庠。六龍穩轉橋門曲，多士橫穿錦仗行”歌功頌德，藝術價值有限，蓋李格非出於職務的需要，出於應付而作。日常生活所作之詩亦感情淡泊，語意平平，少有詩味。其中，較出色者有《絕句》“步履江村霧雨寒，竹間門巷系黃團。猶嫌骯髒驚魚鳥，父老相呼擁道看。”全詩寫得流暢自然，充滿生活情趣。另一首《過臨淄》亦寫得較好“擊鼓吹竽七百年，臨淄城闕尚依然。如今只有耕耘者，曾得當時九府錢”。臨淄雖然城闕依然，但當年擊鼓吹竽的繁華場面已經看不到了，通過對齊國古都的吟詠，充滿滄桑之感。王士禎稱此詩“頗可誦”，劉克莊説他的文章“文高雅條鬯，有意味，在晁、秦之上”，當是指全部詩文而言。説他“在晁、秦之上”，“自太史公之一人而已”，恐有過譽，但總體而言，其詩歌算得上“高雅條鬯”。 ^[20] 

李格非散文主要有以下特點：

以其名著《洛陽名園記》為例，此文並不是單純地寫景記事，文中還寓有興亡之感、諷諭之旨。目睹眼前的美麗園林，作者感受到的不是遊園的愉悦，而是對國家對朝廷深深的憂慮。他在《書洛陽名園記後》中説“園囿之興廢者，洛陽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乎園囿之興廢而得，則《名園記》之作，餘豈徒然哉！嗚呼，公卿大夫方進於朝，放乎一己之私以自為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得乎唐之末路是矣。”作者以小見大，借唐諷宋，由園林的興廢聯想到洛陽的興衰，由洛陽的興衰又聯想到國家的興亡，對當政者的腐敗提出了強烈的忠告，指出朝廷如不改變現狀，則國家必“唐之末路是矣”，其對衰微國勢的深刻憂慮和清醒認識令人敬佩。李格非的另一篇文章《書戰國策後》亦有一股憂患意識。該文的主題雖然是評論褒讚《戰國策》的語言文風，但在讚美《戰國策》“不過一二言語，未必及而意已隱然見乎其中矣”的同時，也流露出了作者對“使秦漢而後，復有為是説者，必無能載之者矣”的憂慮。《戰國策》那雄辯的文風，縱橫恣肆的語言風格讓作者嚮往不已，相比之下，當代此類的文章似乎太少了。因此《戰國策》成了作者心中“舛錯不可疾讀”的“天下至寶”。 ^[20] 

在《破墨癖説》中，對“客”以貯墨為癖，並“其製為璧、為丸、為手握，凡十餘種，一一以錦囊之”的做法，作者頗不以為然，逐條反駁了“客”吹噓李廷珪墨的各種論據。最後作者感慨道“今墨之用在書，苟有用於書與凡墨無異，則亦凡墨而已焉，烏在所寶者？磋乎！非徒墨也，世之人不考其實用而眩於虛名者多矣，此天下寒弱禍敗之所由兆也，吾安可以不辨於墨”。作者從“破墨癖”這件小事引發出一個發人深省的大道理：到底是講實用還是圖虛名最後再進一層，將圖虛名的危害提高到“天下寒弱禍敗之所由”的高度，以小見大，發人深省。《洛陽名園記》亦是如此，小題出大論，“意有含蓄，事存鑑戒”，這正是此文備受推崇的原因。 ^[20] 

語彙宏博，知識性強。如《洛陽名園記》，其中記洛陽名園19處，記述了名園的歷史變遷、景物形勝、亭榭佈置、花木種類，從上到下，從左到右，從古至今，記述翔實，面面俱到，讀之使人有一種獲得知識的滿足感。語言簡潔生動，富於文采。寫叢春園：“天津橋者，疊石為之，直力滀其怒，而納之於洪下。洪下皆大石，底與水爭，噴薄成霜雪，聲聞數十里”。把叢春園的美景描寫得形象逼真，給人身臨其境的感覺，有較強的藝術感染力。再以《左馬班範韓之才論》為例。文中，李格非以形象的比喻比較了左丘明與司馬遷、司馬遷與班固、班固與范曄、范曄與韓愈的不同特點，左、馬相較，司馬遷如“麗倡黠婦”，而左丘明如不肯一笑的“絕代之女”；馬、班相較，司馬遷是“縱轡一騁，千里即至”的“腰袤之馬”，而班固則是服重不休的“韓、魏之壯馬”；班、範相較，班固“不動聲色”而“境內晏如”，范曄則“勤師勞政”，“僅足為治”；範、韓相較，范曄如“奕世公卿不學無術之子弟”，而韓愈則是“儒生崛起於蓬草之下，《詩》《書》傳記，鏘鏘常欲鳴於齒頰間”。全文言簡意賅，生動形象，在比較中彰顯不同人物的不同特點，人物形象惟妙惟肖。 ^[20] 

《書戰國策後》即是其“橫”文章之代表，全文引經據典，酣暢淋漓，説明了“文以氣為主”、文辭之盛的重要性。全文縱橫恣肆，灑脱豪邁，沛然有氣勢。《書洛陽名園記後》亦體現了“橫”的特點，文中李格非直抒胸臆，指出洛陽園林正是國家治亂興衰的徵兆：“且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囿之興廢而得。則《名園記》之作，餘豈徒然哉！嗚呼，公卿大夫方進於朝，放乎一己之私以自為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得乎唐之末路是矣。”作者借唐諷宋，用意十分清楚：如果朝廷不改變現狀，勵精圖治，那麼等待我們的必然是“唐之末路是矣”的結果，對朝廷的腐敗提出了強烈的忠告。文章層層深入，一氣貫注，結尾警鐘長鳴，直抒胸臆，表現了作者行文的凌厲氣勢。 ^[20] 

南宋劉克莊：文高雅條鬯，有意味，在晁、秦之上，詩稍不逮，然亦多佳篇。（《後村詩話》續集卷三） ^[3] 

南宋樓昉：（《洛陽名園記》）不過二百字，而其中該括無限盛衰治亂之變，意有含蓄，事存鑑戒，讀之令人感嘆。（《崇古文訣》卷三二） ^[5] 

南宋韓淲：李格非文叔、廖正一明略、李禧膺仲、董榮武子，號“後四學士”。（《澗泉日記》捲上） ^[4] 

南宋尹穡：李格非之文，自太史公之後，一人而已。 ^[6] 

宋代張邦基：李格非文叔皆為《歷下水記》，敍述甚詳，文體有法。（《墨莊漫錄·卷四》） ^[6] 

北宋釋惠洪：格非善論文章。（《冷齋夜話·卷三》） ^[6] 

南宋邵博：予得李格非文叔《洛陽名園記》，讀之至流涕，文叔出東坡之門，其文亦可觀，如論“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圃之廢興。”其知言哉。（《聞見後錄·卷二十四》） ^[7] 

元代脱脱等：①其幼時，俊警異甚。②格非苦心工於詞章，陵轢直前，無難易可否，筆力不少滯。（《宋史》） ^[1] 

李格非著作頗豐。《宋史·藝文志》載李格非有《禮記經義》十六卷、《史傳辨志》五卷、《洛陽名園記》一卷、《永洛城記》一卷。《遂書堂書目》謂有《李格非集》，劉克莊《後村詩話》謂李格非有詩文集四十五卷，韓淲《澗泉日記》捲上載有《濟北集》，三者可能一書而異名，只可惜各書皆佚。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八言其“集不傳，館中亦無有，惟錫山尤氏（文）有之。《皇朝文鑑》僅存此跋（指《書洛陽名園記後》），蓋亦未嘗見其全集也”。尤氏所藏本，疑即韓淲所説的《濟北集》。劉克莊《後村詩話》續集卷三稱李格非有“詩文四十五卷”，當是《濟北集》的卷數。明焦竑《國史經籍志》卷五錄《李格非集》四十五卷，蓋即據《後村詩話》。李格非文集久佚，《全宋詩》輯其詩九首，零句二，《全宋文》卷二七九二收其文一卷。其現存遺文、斷篇及書目可知者尚有《洛陽名園記》《書洛陽名園記後》《隱士廉覆墓碑序》《書戰國策後》《幸太學君臣賦詩序》《題韓致堯十一帖》 《左馬班範韓之才論》《破墨癖説》《論文章之橫》《李格非論文章》《題名》《資忠崇慶禪院勸請大師疏》。 ^[20] 

（以上參考資料） ^{[10]  [21]} 

關於李格非的裏籍問題，學術界素有爭議。

《宋史·卷四四四》和《東都事略·卷一百六十》都説他是濟南人。俞正燮《易安居士事輯》卻據清初詩人田雯《古歡堂集》中的《柳絮泉訪李易安故宅》一詩得出李清照“居歷城城西南之柳絮泉上”的結論。《山東通志·卷三十四》《疆域志第三·古蹟一》亦採用了此説。1956年濟南趵突泉的東北側修建了“李清照紀念堂”，郭沫若遂題詞曰“大明湖畔，趵突泉邊，故居在垂楊深處；漱玉集中，金石錄裏，文采有後主遺風。”此後，柳絮泉説儼然成為定論，然其中卻不無疑竇。王仲聞就曾針對田雯、俞正燮和《山東通志》的歷城説提出質疑。 ^[9] 

20世紀80年代，山東濟南市博物館於中航根據李清照一生行蹤，考察章丘縣明水鎮西三華里的廉坡村時，發現了李格非所撰的《廉先生序》石刻，指出李格非故鄉當在章丘縣明水鎮。褚斌傑、孫崇恩、榮憲賓的《李清照裏籍考》亦持此説，認為稱李清照為歷城人或肯定其出生在歷城，都是沒有可靠根據的。陳祖美在《李清照評傳》中極為詳細地考證了明水説。提出早在明朝萬曆年間，已有人對李格非父女裏籍為歷城的説法有所質疑，並徑稱其為“章城”人。於中航、陳祖美、諸葛憶兵等均認為後人把原籍章丘的李格非，通稱為“濟南人”是可以的，此説就其郡府而言是對的。但把他的故居定為歷城柳絮泉，卻不免有附會的成分。 ^[9] 

然而對於“章丘説”，學術界依然存在着疑問。徐北文發表《李清照原籍考》，對《廉先生序》碑文的真實性產生了懷疑。徐北文認為，即使《廉先生序》碑真實可靠，也不能證明李格非裏籍在章丘，他認為李格非應是濟南歷城人。 ^[9] 

鄧紅梅則在《李清照裏籍考證中的新問題——兼與徐北文先生商榷》一文中駁斥了徐北文的説法，認為李格非確是章丘人。侯波的《李清照原籍章丘補證》中亦逐條分析論證，認為“章丘説”真實可信。 ^[9] 

而孔凡禮據宋代畢仲遊的《西台集·策問》文體原注則提出了另一種研究李格非籍貫的線索：“熙寧中，兗州類試（鄉試），中選者解頭晁補之、晁端禮、晁端智、晁損之、李昭玘、李格非、李罕”，“傳謂格非為濟南人，不知何以參加兗州類試。以濟南屬京東東路，類試應在青州參加。疑格非之祖籍或在兗州及其所屬，前人尚未有研究及此者，當考”。 ^[9] 

《宋史·李格非傳》説李格非“妻王氏，拱辰孫女，亦善文。女清照”。後來許多人都沿用《宋史》的説法，稱李清照之母為王拱辰孫女。王仲聞首次據莊綽《雞肋編》雲“清照之母，為王準（王珪父親）之孫女，非王拱辰孫女”，“莊綽與清照同時，且所云秦檜與孟忠厚為僚婿，與史實合，疑莊綽所言為是。” ^[10] 

莊綽在《雞肋編》卷中的一段記載非常引人注意：“岐國公王珪……又漢國公準子四房，孫婿九人，餘中、馬玿、李格非、閭丘籲、鄭居中、許光疑、張燾、高旦、鄧洵仁皆登科。”對此，王仲聞在《李清照集校注》提出了“以《雞肋編》與《宋史》較之，後附錄的《李清照事蹟編年》中似《雞肋編》仍較可信也”的結論。 ^[10] 

而據《王珪神道碑》記載：“女，長適鄆州教授李格非，早卒。”這證明了王仲聞對李清照母親是王準孫女的推斷。1976年3月出土於河南伊川窯底村之王拱辰及其兩位夫人墓誌銘中薛氏墓誌銘進一步證明了此推斷的正確性，文曰：“孫女三人，長適左奉議郎、校對秘書省黃本書籍李格非”。2001年山東省濟南市出土的由李格非撰寫的《賀僅墓誌》之碑，文末署名“左奉議郎、校對秘書省本書籍李格非撰”。這與碑文所刻的李格非曾任左奉議郎完全相符。 ^[10] 

陳祖美《李清照評傳》中亦採用此説，且在其《對李清照身世的再認識》一文中進一步斷定：“王準孫女是他的前妻，前妻早卒後，又娶王拱辰孫女為繼室。”陳祖美又繼續推斷：李格非在前妻去世後，曾鰥居七八年之久，李清照為其前妻所生，父親在京師為官，李清照一直寄養在原籍。徐培均、諸葛憶兵亦認同“李格非先娶王準孫女，早卒，再娶王拱辰孫女”的説法，但諸葛憶兵認為“李格非曾鰥居七八年之説沒有任何史料證據”。 ^[10] 

關於李格非的生平事蹟見《東都事略·卷一一六》《宋史·卷四四四·列傳第二百三》 ^[1] 

1981年電影《李清照》，智一桐飾演李格非 ^[8] 

1988年電視劇《李清照》，司馬華龍飾演李格非

2007年電視劇《清風明月佳人》，沈保平飾演李格非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