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舉

武則天是中國唯一的女皇帝，武舉制度也是她執政時期開始的。武舉主要選拔將才，與文舉比較，其重要性不及文舉，武舉出身的地位也不及文舉的進士。

中國歷史上的武舉制度創始於武周。

武周長安二年（702年） ^[4]  “詔天下諸州宣教武藝”，並確定在兵部主持下，每年為天下武士舉行一次考試，考試合格者授予武職。

本次武舉由兵部主持武舉考試，考試科目有馬射、步射、平射、馬槍、負重、摔跤等。

一般認為，這就是中國科舉制度中“武舉”或“武科”的正式出台。自此以後，武舉考試為大多數封建王朝所承襲，成為封建國家網羅武備人材的重要制度。

武周時期的武舉偏重於技勇，重點是馬上槍法，而整個制度還不夠完備，只能説是武舉的創制時期。

宋代開始，武舉被納入整個科舉體系之中，確定了三組考試的程序和外場考武藝、內場考策論兵書的考試辦法，武舉制度臻於規整。

宋代規定武舉不能只有武力，還要考問軍事策略，比如孫吳兵法（孫子、吳起）等。

宋以前並沒有“武狀元”之設。首名武狀元產生於宋神宗時，為福建人薛奕，後與西夏作戰時戰死。歷史上著名由武舉出身的武將尚有唐代的郭子儀（唐玄宗開元初年武舉異等），北宋徐徽言（文進士出身，後棄文習武，徽宗授武狀元）等等。

元代武舉廢止不行。

武舉的興盛是明清兩代，特別是在清代。

到了明朝時武舉考察內容更改為“先之以謀略，次之以武藝”，把軍事謀略置於軍事技術之上，如果在答策的筆試中不及格，便不能參加武試。初期的筆試考三題，試策兩題，另一題論考四書。後來四書的題目改為默寫武經。但明代的軍事職位多半由世蔭承襲，再加上由行伍逐步提拔起來的，武舉選將只是個補充形式。

明朝武舉創制甚早，但制度一直沒有確定下來。直到成化十四年（1478年），才根據太監汪直的建議，以文科為例，設武科鄉、會試。弘治六年（1493年），定武科六年一試，先策略，後弓馬，策不中者不準試弓馬。後又改為三年一試。考試內容主要是馬步弓箭和策試。

萬曆末年曾有過一次實行改革的議論，有朝臣主張設“將材武科”，初場試武藝，內容包括馬步箭及槍、刀、劍、戟、拳搏、擊刺等法；二場試營陣、地雷、火藥、戰車等項；三場各就其兵法、天文、地理所熟悉者言之。顯然易見，這是一個具有遠見卓識的提議，可惜並沒有引起朝廷重視，只是説説罷了，否則將會產生極為深遠的歷史影響。

崇禎四年，參加武會試的舉子中，能運百斤大刀者只有王來聘、徐彥琦兩人，發榜後徐彥琦榜上無名，議論騰起。當時正“鋭意重武”的崇禎帝認為有人作弊，將考官、監試御史等一大批官員下獄、撤職，令倪元璐、方逢年等主持複試。複試後選取百人，依照文榜例，分三甲傳臚賜宴。崇禎親自調閲前三十名試卷，欽定一甲三人，王來聘居一甲第一名，也就是武狀元，授副總兵職。明代武舉一直沒有殿試，也沒有設立一、二、三甲的區分和鼎甲名號。正式有武狀元之設，王來聘是第一人。

明代武職多半由世蔭承襲，加上由行伍起家者，武舉只是個補充形式，所以，明代武舉出人不多。值得一提的是明末名臣熊廷弼，他是一位難得的文武通材。《明史》本傳説他“身長七尺，有膽知兵，善左右射。”據清人王應奎説，熊廷弼先中萬曆某科湖廣武鄉試第一名，後棄武就文，又中萬曆丁酉（二十五年，1597）湖廣鄉試第一名，次年登進士。“於是榜其堂曰：三元天下有，兩解世間無。”這在歷史上的確是獨一無二的事情。

清代制度上基本沿襲明末，考試程序、辦法等。

至清朝時，改為先試馬步射，馬射二回六矢，中三為合。步射九矢中五為合。之後比力氣，包括拉硬弓、舞刀、舉石。弓分八、十、十二力；刀分八十、一百、百二斤；石分二百、二百五十、三百斤。合格者才考筆試。

清代制度上基本沿襲明代，考試程序、辦法等並無多少變化。

清代武舉一依文榜程序，考試大致分四個等級進行。

一：童試，在縣、府進行，考中者為武秀才。二：鄉試，在省城進行，考中者為武舉人。三：會試，在京城進行，考中者為武進士。四：殿試，會試後已取得武進士資格者，再通過殿試（也稱廷試）分出等次，共分三等，稱為“三甲”。一甲是前三名，頭名是武狀元；二名是武榜眼；三名是武探花。前三名世稱為“鼎甲”，獲“賜武進士及第”資格。二甲十多名，獲“賜武進士出身”資格。二甲以下的都屬三甲，獲“賜同武進士出身”資格。

殿試的規格很高，一般由皇帝親自主考。考試揭曉後，在太和殿唱名，西長安門外掛榜，並賜給武狀元盔甲。然後由巡捕營護送武狀元歸第，炫耀恩榮。第二天，在兵部舉行盛大的“會試宴”，又賞給武狀元盔甲、腰刀等，賞給眾進士銀兩等。清代科甲等級差別甚大，同樣是武進士，一、二、三甲的等級和榮譽卻大不相同。自然狀元是出盡了風頭的，登第後的三天內，可以披紅掛綵，上街誇官，真所謂春風得意、風光十足了。

殿試以後，通常立即由兵部授予官職。順治三年（1646）丙戌科是清朝武舉第一科，當時規定武狀元授正三品的參將，武榜眼授從三品的遊擊，武探花授正四品的都司。二甲授正五品的守備，三甲授從五品的署守備。康熙年間又有變動，改為一半授營職，是直接帶兵的官，另一半授衞職，是皇帝的宮廷侍衞。雍正五年（1727）規定，武狀元授御前一等侍衞，武榜眼、探花授二等侍衞。再從二甲中選頭十名，授三等侍衞。其餘全在兵部註冊授於守備等營職。雍正以後各朝武進士的授官情況還有一些變化，不過所授品階基本上以康熙朝定製為準，沒有太大的變更。

三場是考文，當時叫“程文”，也稱“內場”，相當於文化課考試。內場考試對大多數武人來説，比外場考試更難應付，所以考試辦法不得不屢有變動。最初是考策、論文章，“策”相當於問答題，“論”是按試題寫一篇議論文。順治時定為策二篇、論二篇，題目選自四書和兵書。康熙年間改為策一篇、論二篇。策題出自《孫子》《吳子》《司馬法》三部兵書，論題只從《論語》《孟子》中出，考試難度有所降低。乾隆時，又改為策一題，論一題，題目都選自《武經七書》。

到嘉慶年間，考慮到武人多不能文，所考策、論多不合格，而不少外場成績突出者又往往敗於內場，於是乾脆廢除策、論，改為按要求默寫《武經七書》中一段，通常只一百字左右。這樣一味遷就，使內場考試的水平越來越低，最後差不多隻是形式上的存在了。當時社會上歧視武人之風很盛，經此一改，武人更加被文士們看成纖纖武夫，武舉的社會地位大不比清代前期了。清代著名學者趙翼有一段記述，最能反映武舉內場考試的實情，也反映了當時文人對武人的輕蔑：

“武闈但以弓馬技藝為主，內場文策不論工拙也。餘嘗主順天乙酉科武鄉試，其策有極可笑者。如‘一旦’二字多作‘亙’字，‘丕’字又作‘不一’字，蓋緣夾帶小本字畫甚密，不能分晰，故抄謄訛錯耳。又如‘國家’字應抬高一字，則凡論古今地名處，如‘國家四郊多壘’‘社稷危亡’之類，亦無不抬頭。武生自稱‘生’，則應於行內稍偏，乃又將‘生人’‘生物’‘生機殺機’之生字，一概偏在側邊。如此者不一而足。然外場已挑好‘雙好’字號，則不得不取中。幸武闈無磨勘之例，可不深求耳。”

實際上康熙注意到了科舉文武分途不利於造就兼備人材的問題，他曾要求打破考試中的傳統界線，允許文武生員舉人交叉考試，武科舉人可以改考文科進士，文科舉人可以改考武科進士。康熙認為：“如此則各得展其所學，文武兩途，皆得真才矣。”然而，整個清代，文武交叉考試者寥寥無幾。文武各成畛域而壁壘森嚴的現象越來越嚴重，文人不武，武人不文，文武兼長的人材也就越來越少。文武分途的考試製度培養了大批專門人材，卻很難造就出允文允武的博通人材，應該説這是科舉制度的弊端之一，也是清朝中後期政壇上出將入相人材日見匱乏的原因之一。

上面所講考試辦法，是會試一級的，鄉試、童試的考試辦法與會試大致相同，只二場弓、刀、石的份量相應降低，馬步射降為九發二中為合格。

清朝對武科鄉試、會試的錄取額有具體規定。康熙二十六年（1687）規定，武鄉試錄取名額約為文鄉試的一半，全國共八百四十名左右。其中河北省（直隸），一百零八名，其他各省六十名以下不等。會試錄取名額康熙初年以前，大致在每次錄取二百名到一百名之間。康熙十八年定額一百名，後來又規定不拘定額，特別是不拘各省分配的定額，只按考試成績，奏報皇帝，由皇帝和主考大臣臨時酌定錄取人數。酌定時也要考慮到各省都有名額，但一甲、二甲只依據成績圈定，排除其他因素的影響。每科參加會試的武舉人，一般在千人左右，有時多到兩千人左右，進士錄取額如果平均以一百二十人計，那麼錄取比例差不多是在十人或十幾人中取一名，顯然，考取武進士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落第的武舉人，雍正年間曾規定按路程遠近發給回家路費，多則十兩，少則四、五兩。而大部分武舉人，按規定可到兵部註冊，由兵部依據個人成績分三等授予武職，也可以到本省軍營中效力。總之，只要有一個武舉人資格，就算有了進身之機，同樣也有逐步升遷的機會。

清代武舉制度與大清帝國相始終。鴉片戰爭以後，頻繁的禦侮戰爭中，早就顯露出武舉人材不能適應新的戰爭，除了長矛大刀與堅船利炮之間的差距外，更重要的還是基本素質和軍事思想上的差距。然而朝野上下株守陳規，玩歲愒日，武舉考試竟一直被延續下去。光緒二十一年，榮祿首先提出廢止武舉考試，他説：“自火器盛行，弓矢已失其利，習非所用，與八比試帖之弊略同。積弱之端，未始不由於此。”他主張各省創設武備學堂，以西洋軍事課程培養新式軍人。然而榮祿的倡議並沒有得到大多數朝臣的響應。一拖便是幾年，光緒二十四年照例舉行武舉會試——這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次武會試。不久，要求改革的呼聲又一次響起來，“內外臣工請變更武科舊制，廢弓、矢、刀、石，試槍炮。”然而依舊未能實行改革。直到光緒二十七年（1901），武舉制度才終於被宣佈廢止。可惜這已經太晚了，僅僅十年後，大清帝國便宣告滅亡了。

清代的武會試，自順治三年（丙戌）開科，到光緒二十四年（戊戌）截止，一共進行了一百一十二次。也就是説一共產生了一百一十二個武狀元，還有一百一十二名榜眼和探花，總計武科前三名（鼎甲）是三百三十六名。一百一十二年武狀元的姓名都有記載，但能確知其籍貫者只九十二人，其餘二十一人還有待於考求。這九十二個武狀元，河北省出的最多，共三十二名。以下山東十三名，浙江八名，江蘇六名，河南、山西各五名，廣東四名，甘肅、福建各三名，江西二名，四川、陝西各一名。此外，漢軍旗六名，滿軍旗三名。

這個統計不完備，也不是很準確的，不過大略可見各省武舉基礎的差別。所謂武舉基礎，可從兩個方面認識，一是尚武風氣，二是文教水平。河北省武狀元最多，武榜眼、探花也比別的省多，這與河北省武風素盛分不開。正因為河北省武風基礎好，所以清朝對河北省特別重視，鄉試名額總比他省給得多。陝、甘二省古多名將，尤其是甘肅，雖然經濟、文化都比較落後，但自來“人材健壯，強勇者多，騎射嫺熟，勝於他省。”康熙年間平定“三藩之亂”中的名將張勇、趙良棟、王進寶、孫思克都出在隴右，所以清朝對陝、甘二省總是另眼相待。武鄉試名額，順治朝規定陝、甘各二十名，後經康、雍、乾三朝追加，兩省都增至五十名，這比許多大省的名額都多。有清一代，甘肅出了三名武狀元，一名榜眼，四名探花，以甘肅的經濟文化和人口而言，這個數字不能算小了。需要指出的是，當時的甘肅包括寧夏，三名武狀元張文煥、馬會伯、李如柏都出在寧夏，五名榜眼、探花中，也有三人出在寧夏。人口不及江南一個大縣的寧夏，居然出了六名武科鼎甲進士，這不能不是一個引人注意的現象。

武周的武舉主要考舉重、騎射、步射、馬槍等技術；此外對考生外相貌亦有要求，要“軀幹雄偉、可以為將帥者”。

宋代時規定武舉不能只有武力，要“副之策略”，問孫吳兵法等。

到了明朝時更改為“先之以謀略，次之以武藝”，如果在答策的筆試中不及格，不能參考武試。

公元702年（武則天長安二年），始創武舉。武則天下詔：“朕聞武之道憑經緯而開國，春秋之功，借生殺而成歲。……可令文武內外官五品及七品以上，清官及外官刺史都督等，於當管部內，即令具舉，且十室之邑，忠信尚存，三人行，我師猶在，會須搜訪，不得稱無，薦若不虛，自從異之曲，舉非明士，豈漏貶責之科，所司明為條例，佈告遠近，知朕意焉。”

初令天下諸州有練習武藝者，每年準明經進士舉送。第一次把武科放在與進士、明經兩科同等的地位。正月十七日，武則天令兵部主管武舉。考生為六品以下文武官，三品以下五品以上勳官子弟，年滿18歲並已交納十三年“品子課錢”者。考試內容共有七項：靶射、騎射、步射、身高相貌、言論、舉重（翹關）。通過考試錄取身軀魁偉，應對詳明。有勇有才且可為統帥的舉子。如文職官員則錄取身高六尺以上，年齡40以下，強勇且能統帥部隊之人。凡觸犯令者、工商之子、州縣衙門小吏，不得參加考試。

公元713～724年（唐玄宗先天二年至開元十二年），唐玄宗開元年間，始設武學（專門培養軍事人才的學校）。

公元731年（唐玄宗開元十九年），朝廷詔令武貢舉人與明經、進士同行鄉飲酒禮。

公元738年（唐玄宗開元二十六年），朝廷詔令由兵部侍郎取代兵部員外郎主持武舉考試。

公元798年（唐德宗貞元十四年），唐王朝停廢武舉，長達10年，這是武舉史上的首次停廢。起因是諫議大夫田敦認為武舉人拿着弓箭出入皇城，可能威脅到皇帝的安全，上表請求廢止武舉。

公元808年（唐憲宗元和三年），在朝野上下的呼聲中，唐王朝恢復了武舉。

公元907～960年（五代時期），由於軍閥混戰，戰亂頻仍，武舉盡廢。

公元1029年（北宋仁宗天聖七年），宋王朝初設武舉，恢復了自五代停廢的武舉考試。

公元1030年（北宋仁宗天聖八年），宋仁宗親試武舉人，標誌着武舉殿試的開始，共有14人蔘加殿試，張建侯、楚宏等8人被錄取為武進士。

公元1034年（宋仁宗景元年），仁宗下詔：“殿試舉人，考官日迫，多不精審。自今初考覆考詳定，以十日為限。”景佑元年二月四日，詔應進士諸科取解不獲者，不得應武舉。

公元1043年（北宋仁宗慶曆三年），在武成王廟開始設立武學，任命阮逸為武學教授。這是自有武舉以來的第一個古代軍事學校，但它只生存了九十三天。原因是無人願意入學。

公元1049年（北宋仁宗皇元年），宋仁宗下詔命令停止武舉。

公元1053年（北宋仁宗皇五年），武舉停廢前的最後一次考試。它只允許參加過省試的武舉人投考，該科共錄取61名武進士，是宋朝廷歷次武舉中錄取人數最多的一次。

公元1063年（北宋仁宗嘉八年），宋王朝復置武舉，對考試方法、學習內容以及如何授官均有了新的規定。試圖以新武舉選拔武官，提高軍官素質。

公元1070年（北宋神宗熙寧三年），翰林學士司馬光進言：“奉職考試武舉人，而法當先試弓馬，若合格即試策。緣弓馬者，先士卒之法，非所以求將帥者也。不幸而不能挽強馳穿梭，則有策略將帥之材，不得預試，恐非朝廷建武舉之意。況試弓馬法，挽與把齊，猶不應格。自今欲乞試策優並挽弓及把者，皆聽就試。”朝廷下詔令喪親者滿三個月後才可就試。

公元1072年（北宋神宗熙寧五年），復置武學於武成王廟，併為武學制訂了相應的制度，其中學習期限為三年，每期武生人員為100名。

公元1075年（北宋神宗熙寧八年），朝廷接受王致堯建議，下詔令自即日起武舉與文進士同時差官鎖試。

公元1078～1085年（北宋神宗元豐年間），朝廷規定，武學生分為高級的上舍生，中級的內捨生，低級的外舍生三等。

公元1102～1106年（北宋徽宗崇寧年間），朝廷規定各州普遍設立武學，並仿儒學立考選升貢法。

公元1120年（北宋徽宗宣和二年），朝廷置州縣武學。

公元1146年（南宋高宗紹興十六年），朝廷始復武學，一如舊制。

公元1177年（南宋孝宗淳熙四年），朝廷頒佈《武舉絕倫並從法》，鼓勵武進士從軍。

公元1199年（南宋寧宗慶元五年），朝廷命各州州學皆設武士齋舍，選官教習。

公元1141～1149年（金熙宗皇統年間），金朝開始設立武舉取士。

公元1203年（金章宗泰和三年），金朝廷規定：武舉一甲第一名任職忠勇校尉，二、三名任職忠翊校尉。

公元1368年（明太祖洪武元年），朱元璋下令設文、武科取士。“茲欲上稽古制，設文武二科以廣求天下之賢。應文舉者，察其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術以觀其業；試之書算、騎射以觀其能；策之經史時務以觀其政事。應武舉者，先之以謀略，次之以武藝，俱求實效，不尚虛文。然此二者必三年有成，有司預為勸諭民間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時勉學，俟開舉之歲，充貢京師，其科目等第各有出身。”

公元1387年（明太祖洪武二十年），七月，禮部奏如前代故事，立武學，用武舉。朱元璋一反常態，認為“是析文武為二途，自輕天下無全才矣。”遂罷不立。

公元1390年（明太祖洪武二十三年），在北平行都司設立了儒學，教習武臣子弟。

公元1402年（明惠帝建文四年）始置京衞武學。設教授1人，訓導2人。後增至6人，復減其2人，教材以講習《七書》為主。

公元1402年（明成祖永樂元年），明成祖即位，罷武學。

公元1435年（明宣宗宣德十年），英宗即位，詔天下衞所皆立學。

公元1436年（明英宗正統初年），監察御史朱鑑上《請設京衞武學疏》，提出乞開武學，以典武科的建議。

公元1441年（明英宗正統六年），五月，英宗下旨“開設京衞武學”。任命教授一員，訓導八員，用以教習武臣子弟，以兵部司官提調。

公元1441年（明英宗正統六年），七月，立武學學規。規定“幼官”及武職子弟所讀之書《小學》《論語》《孟子》《大學》內一本；《武經七書》《百將傳》內一本，每日總授不過200字，有志者不拘。必須熟讀，三日一温，就於所讀書內取一節，誦説大義，使之通曉。

公元1442年（明英宗正統七年），四月，設南京京衞武學。

公元1464年（明英宗天順八年），憲宗即位，立武舉法。凡天下取貢，舉諳曉武藝之人，兵部會同京營總兵官于帥府內考其策略，於教場內試其弓馬，有能答策二道，騎中四箭以上，步中二箭以上者，官自本職量加署職二級；旗軍舍餘人授以試所鎮撫，民人授以衞經歷，月支米三石。能答策二道，騎中二箭以上，步中一箭以上者，官自本職量加署職一級，旗軍舍餘授以冠帶，總旗民人授以試衞知事，月支米二石。

公元1465年（明憲宗成化元年），四月，申定武學學規凡十五則。

公元1470年（明憲宗成化六年），會試武舉，取中劉良、魯廣等6名武進士。劉良為明朝第一位武狀元。

公元1478年（明憲宗成化十四年），五月，太監汪直請開武舉鄉、會、殿試悉如文舉。憲宗下兵部集議。尚書餘子俊會同文武大臣暨科道官員議之，眾皆知其不可，亦不敢違，遂議上武舉科條大略奏上。內閣票擬：“武舉重事，未易即行，令兵部移文天下，教養數年，俟有成效，巡按提學等官具奏起送處之。”遂被擱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