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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相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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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相簪花》是北宋沈括創作的古文,出自《夢溪筆談·補筆談》。
作品名稱
四相簪花
作    者
沈括
創作年代
北宋
作品出處
夢溪筆談·補筆談
文學體裁
古文
類    型
典故

四相簪花作品簡介

四相簪花,中國北宋時期的典故,説的是一種名叫金纏腰的花的花瓣,被時任揚州太守的韓琦剪下,插在了他宴請的三位賓客以及他自己頭上,後來四個人先後做了宰相,北宋科學家沈括將這個故事記載在他的《夢溪筆談·補筆談》中。

四相簪花古籍記載

韓魏公慶曆(1045年)中以資政殿學士帥淮南。一日,後園中有芍藥一干分四歧,歧各一花,上下紅,中間黃蕊間之。當時揚州芍藥,未有此一品,今謂之“金纏腰”者是也。公異之,開一會,欲招四客以賞之,以應四花之瑞。時王歧公為大理寺評事通判,王荊公為大理評事籤判,皆召之,尚少一客,以判鈐轄諸司使忘其名官最長,遂取以充數。明日早衙,鈐轄者申狀暴瀉不止,尚少一客,命取過客歷,求一朝官足之。過客中無朝官,唯有陳秀公時為大理寺丞,遂命同會。至中筵,剪四花,四客各簪一枝,甚為盛集。後三十年間,四人皆為宰相。

四相簪花典故簡介

北宋慶曆五年(1045年),韓琦揚州太守時,官署後花園中有一種叫“金帶圍”的芍藥一枝四岔,每岔都開了一朵花,而且花瓣上下呈紅色,一圈金黃蕊圍在中間,因此被稱為金纏腰,又叫金帶圍。此花不僅花色美麗、奇特,而且傳説此花一開,城中就要出宰相。當時,同在大理寺供職的王珪、王安石兩個人正好在揚州,韓琦便邀他們一同觀賞。因為花開四朵,所以韓琦便又邀請州黔轄諸司使前來,但他正好身體不適,就臨時請路過揚州也在大理寺供職的陳昇之參加。飲酒賞花之際,韓琦剪下這四朵金纏腰,在每人頭上插了一朵。説來也奇,此後的三十年中,參加賞花的四個人竟都先後做了宰相。這就是有名的“四相簪花”的故事。曾做過揚州司理參軍的北宋科學家沈括,將這個故事記載在他的《夢溪筆談·補筆談》中,後來,“揚州八怪”之一的黃慎還曾以主題繪製了一幅《四相簪花圖》條軸和一幅《金帶圍圖》扇面,可見這故事的影響之久遠。

四相簪花金纏腰

當時韓琦因與范仲淹、富弼、歐陽修等推行“新政”被貶出京城,出知揚州。宋朝的揚州芍藥中,佳名不少,有一種花形、花色尤為特別。它的花朵上下為紅色,中間有一圈黃蕊,形似身穿紅色官袍、腰繫金色腰帶的宋朝官員,因此,當時的人們便稱此種芍藥為“金纏腰”,或稱其為“金帶圍”。按當時官制規定,只有宰相才有資格穿紅色官袍、系金色腰帶,因此,官員們都以能觀賞到此花為升官的吉兆。而百姓們則是以訛傳訛地傳説:出現了“金帶圍”這種芍藥,當地就要出宰相了。

四相簪花文化承繼

“四相簪花”的佳話後來還被文學名家所提及。胡道靜先生《新校正夢溪筆談》説,這一件事在宋人陳師道《後山叢談》、闕名《墨客揮犀》、蘇象先《丞相魏公譚訓》等著作中均有記載。宋陳師道《後山叢談》卷一載文頗為詳細。《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三引《東皋雜錄》,稱此花為“腰金紫”,宋蘇象先《丞相魏公談訓》卷十稱此花為“重台紫花金束腰”,宋闕名《墨客揮犀》卷一稱此花為“金腰帶”;宋蔡儵《鐵圍山叢談》卷六同,只是説過客是呂公著,並且説這個故事是聽呂公著本人講的:“維揚芍藥甲天下,其間一花若紫袍而中有黃緣者,名‘金腰帶’。金腰帶不偶得之。維揚傳一開則為世瑞,且簪是花者位必至宰相,蓋數數驗。昔韓魏公異之,乃宴平生所期望者三人,與共賞焉,時王丞相禹玉為監郡,王丞相介甫同一人俱在幕下,乃將宴,而一客以病方謝不敏。及旦日,呂司空晦叔為過客來,魏公尤喜,因留呂司空。合四人者,鹹簪金腰帶。其後,四人果皆輔相矣,或謂過客乃陳丞相秀公,然吾舊聞此,又得是説於呂司空,疑非陳丞相也。”這一佳話還有見之於南宋周輝《清波雜誌·卷三》;明代楊臣錚、蕭良友著的中國古代非常有名的啓蒙讀物《龍文鞭影》中有“韓琦芍藥,李固芙蓉”條,更使“四相簪花”家喻户曉;清人紀曉嵐《閲微草堂筆記·卷八·虞美人現瑞兆》附錄《金帶圍》。在元末的1360年,江南崑山顧瑛家的春暉樓前,盛開的芍藥中就出現過一枝“金帶圍”。顧瑛集其友七人,置酒於樓上,插“金帶圍”於瓶中,簪花賦詩,彷彿三百年前韓魏公故事重演。參與宴集的嶽榆曾有詩及序述其始末。
清初有兩個揚州人,有感於韓魏公宴客插花,一個是在福建做過布政使的汪楫在《擬韓魏公宴客插花歌》寫道:“花須歷亂沾鬚眉”;另一個是王士禎的徒弟宗元鼎在《贈別王阮亭司李》中寫道:“芍藥昔簪才子鬢” ,他還寫過《擬韓魏公揚州芍藥圃宴客歌》。王氏家族昔有一副著名對聯:“碧紗籠護詩人草;金帶圍開宰相花”。上聯典出唐代王播,顯達為相後,寺僧以碧紗籠護其孤貧寄食時題於寺壁之舊作。下聯記載了“四相簪花”的故事。
乾隆下江南時將“四相簪花宴”帶入京城,成為滿漢全席的重要系列。
當代武俠大家金庸著的《鹿鼎記》中揚州布政司慕天顏以《四相簪花宴》的故事,奉承韋小寶是“有勇有謀的英雄好漢”,可見“四相簪花”佳話流傳之廣。
不但文人騷客時常提起“四相簪花”的佳話,而且藝術家也時常將“四相簪花”作為題材。最著名的當屬“揚州八怪”之一黃慎作過《金帶圍圖》扇面,現藏於上海博物館。那是雍正二年(1724年),黃慎於“納涼時節到揚州”。揚州,這座“四方豪商大賈,鱗集麇至” 商業繁盛的城市,文人薈萃,畫家如林。黃慎與許多揚州名畫家交往密切。黃慎在揚州作的第一幅畫就是《金帶圍圖》扇面。黃慎一到揚州就畫這樣一幅畫,不為無因,無疑是結好揚州人的一份見面禮。後來他還畫過一幅《韓魏公簪金帶圍圖》(真跡現存揚州博物館)。
福建寧化人許舟於乾隆丙寅(1746年)作《世代簪花圖》。上海寶山(今屬上海)人錢慧安作《簪花圖》(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圖中聳立兩株青松,虯枝盤折,古藤披垂,氣勢非凡。松下湖石峻峭,芍藥盛開。此圖似是取意韓魏公邀客品賞芍藥名品—金帶之軼事。據説“此花開者,城中必出宰相”,後果如此言,品
賞此花的人,後皆入相。此畫用筆工整,以錢線描寫衣紋,人物神態各異,均有生意。色彩古雅,韻味高遠。
清代蘇繡名家趙慧君所繡《金帶圍圖》,縱高72釐米、橫寬30釐米,由上海博物館收藏。題材是折枝芍藥,花枝約佔整幅面積五分之一左右,餘為題字、印章。繡面有畫家、名人程庭鷺、吳大澄、張願令等三十五人邊款題跋。清末的通俗瓷畫師、安徽新安郡人俞子明曾制一筆筒《四相簪花》。
如此眾多的藝術家鍾情於“四相簪花”佳話也是迎合普通民眾追求榮華富貴的心理。
事實上,“四相簪花”這樣的“賞花會”本身所呈現的正是宋代當時上層社會社交方式的一個側面,士大夫藉由類似定期或不定期的聚會聯繫彼此的情感,並且建立自己在上層社會中的聲望,這種相當獨特的文化風氣,在宋代是很流行的,朋友之間舉行便宴時簪花已成為社會的一種習俗;並且這些場合也是他們取得各方面訊息的重要來源。此外,當時士大夫對於“祥瑞”的附會也反映出知識分子對於攖紫奪朱的期盼意識。 “四相簪花”的傳説讓芍藥沾滿了吉祥富貴之氣,而“金帶圍”影影綽綽的蹤跡,又使芍藥後來又罩上層層神秘色彩。雖説後世也屢有記述,但不是輾轉抄錄,就是語焉不詳,常常令人失望。“金帶圍”就如同雲中的龍,霧裏的鳳,忽隱忽現,時有時無,多少年來,一直是揚州地方文化史上的難解之謎。
“四相簪花”成為流傳久遠的故事,全仗一個“巧”字。揚州州衙後園中芍藥一干四朵,如果是三朵、五朵,故事就沒有這麼奇了;喝酒的四個人日後均為相,“金帶圍”便成為揚州人心目中的靈物、吉祥物。如果其中一個兩個官做得小一點,也就不成為故事。巧還巧在花上有一道黃蕊,象徵日後大紅大紫,沒有那道黃蕊,故事也就平淡了。簪花容易,至於日後命運則難測,這件事後人想學,也是學不上的。
“四相簪花”故事其實近於俗。俗的故事得以盛傳,其實是因為中國長期均處於官本位時代,“學而優則仕”的觀念在作祟。這也是中國“天人合一”哲學思想的體現。在幾千年官本位為社會主流意識的時代,入仕做官,吃皇糧,拿俸祿,是人生的最高追求。很多中國知識分子理想的職業是做官,做大官,這樣才算榮華富貴。後人尤其是讀書人談起 “四相簪花”盛會,無不心嚮往之。“四相簪花”故事符合中國人祈盼封侯拜相的最高理想,表達了人們強烈的功名思想。“四相簪花”成為經久不衰文藝題材的原因同如今公務員招考持續高燒不退,“男戴觀音(諧音官運),女戴佛(諧音福)”的做法以及“馬上封侯”的掛件流行是一脈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