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豐改制

元豐改制的背景之一，就是北宋中期朝廷的冗官現象日益嚴重 ^[1]  。

自從北宋開國皇帝宋太祖趙匡胤黃袍加身後，吸取了唐末五代時期藩鎮擁兵割據的教訓，利用杯酒釋兵權，逐步解除了藩鎮的勢力，但是卻允許開國功臣的子孫以“恩蔭”世代做官，這樣宋初以來的職官制度就存在許多問題：

一是機構重疊，既無定員、無專職，又有許多徒有其名而無所事事的冗閒機構和官員；二是蒞其官而不任其職，官職名實之間悖離、混亂。 ^[2] 

元豐改制的背景之二，是由於冗官現象的存在，造成官員之間在其位不謀其政，互相推諉、扯皮的情況非常普遍，官職也是名不副實，而且官職之間的進階達到驚人的三十七階，甚至有時候下屬部門同時有幾個上級部門管理，但是真有正能有效管理的卻沒有一個，以至於出現了下屬不知上級是誰的奇特現象。

基於此，宋神宗決定對北宋的職官制度進行一場徹底有效的改革，減少冗官冗政的弊端，提高朝廷的辦事效率，因為這場改革發生在元豐年間，歷史上稱為元豐改制。 ^[2] 

元豐改制的內容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

元豐改制的內容之一，就是頒佈《寄祿格》，實際上也是為了削弱宰相的權力，因為這樣一來，官員的升遷都要參照《寄祿格》，官員的品階和俸祿標準不再需要通過宰相，以階易官，使官員的職務與職稱相符合，減少官員在其位不謀其政的現象，也減少了官員之間職務界限不明，相互扯皮推諉的想象，從而提高了行政效率，減少了財政不必要的開支 ^[3]  。

元豐改制的內容之二，就是在恢復舊制的名義下，恢復唐代三省制 ^[2]  。

雖然宋朝建立時就有三省制，但是徒有虛名，三省官員平時並不具體行使權力，只有在皇帝臨時有事的情況下，通過宰相傳達命令，三省的官員才各自行使職務，而且三省都是宰相的權力範圍，直接對宰相負責。

元豐改制後，將宰相的權力分割為左僕射和右僕射，分別負責門下省和中書省，並且皇帝直接向三省官員發佈命令，這就讓皇帝直接參與到朝政中，從而強化了皇帝個人的權力，加強了中央集權。 ^[2] 

熙寧（1068～1077年）變法期間，王安石主張只要各個機構能恢復職能和作用，就算達到了改革的目的。如司農寺、都水監等已對革新發揮了重要作用，收到“董正官制之實 ^[1]  ”。

但宋神宗並不以此為滿足，熙寧末年，又令校勘《唐六典》，元豐三年，在蔡確、王珪的協助下，對職官制度作了改革。宰輔制度恢復了唐三省制規模，以尚書左、右僕射為宰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行侍中之職，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行中書令之職，藉以發揮中書揆議、門下審復、尚書承行的職能，實際上權歸中書。同時，參知政事改稱中書侍郎、門下侍郎和尚書左、右丞 ^[2]  。

同年八月下令，凡省、台、寺、監領空名者一切罷去，使各機構有定編、定員和固定的職責；許多機構便或省或並，如三司歸户部和工部，審官院並於吏部，審刑院劃歸刑部。過去“官”僅用以定祿秩、序位著，此次改革，一律“以階易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將仕郎共為二十五階（宋徽宗時包括選人共三十七階），此後，升遷、俸祿等都按新定的《元豐寄祿格》辦理。

神宗改革職官制度時，沒有徵詢王安石的意見，改制後，行政效率沒有提高，比過去還顯得拖沓，神宗有些後悔。但由於冗員和冗散機構的裁撤，節省了兩萬緡的開支，神宗又頗感安心。 ^[3] 

神宗元豐三年（1080），置詳定官制所，制定《寄祿格》，雜取唐及宋初舊制，以原散官開府儀同三司等定為二十四階，用以取代原寄祿官中書令、侍中等等，以階易官，用為確定官員傣祿及升降品級標準。成新寄祿官，而原寄祿官之朝廷各機構正官依其官稱主管本部門事務，官稱與實際職務相符，成職事官。 ^[1] 

次年，又定新選格，改革銓選制度，授官銓注，皆歸吏部，並規定凡除授職事官，皆以寄祿官品高下為準，五年，仿唐六典所載官制，頒三省、樞密院、六曹條制，依新制任命三省長官實行新官制。

其大者建立三省，以中書造命，行無法式事；門下審覆，行有法式事；尚書奉行；而政柄悉歸中書。又分班奏事，各得其職。所以分執政權而互相考察，此改制正名之體統也。

——南宋章如愚 ^[4] 

國朝之制，每便殿奏事，止是中書、樞密院兩班。昨來先帝修定官制，凡除授臣僚及興革廢置，先中書省取旨，次門下省審覆，次尚書省施行，每省各為一班。雖有三省同上進呈者，蓋亦鮮矣。

——北宋呂公著 ^[5] 

凡事皆中書取旨、門下覆奏、尚書施行，所以為重慎也。臣謂國之大事及事之已成者依此施行則可。至於日生小事及事之方議者，一切依此，則迂緩之弊所從出也。假如百官給假、有司請給器用之類，此所謂日生小事也。臣僚陳請興革廢置，朝廷未究本末，欲行勘當之類，此所謂事之方議者也。昔官制未行，如此等事皆執政批狀直付有司，故徑而易行。自行官制，遂罷批狀，每有一事輒經三省，謄寫之勞既巳過倍，勘當既上，小有差誤，重複施行，又經三省，循環往復，無由了絕。至於疆埸機事，河防要切，一切如此，求事之速辦，不可得也。

——北宋蘇轍 ^[4] 

元豐改制的影響，是它使官員居其位謀其政，有了定職定位，同時裁撤了一些閒散部門和官員，打通了官員的升遷的階數，客觀上減少了政府的開支，提高了行政效率 ^[2]  。

但是這只是元豐改制表面的效果，而且元豐改制的影響僅限於中央政府，對於地方政府而言，由於重重阻礙，效果更是甚微。 ^[3] 

元豐改制的影響更深層次，是在通過改革，加強了中央集權，削弱了宰相的權力。

在北宋中期以前，皇帝的權力並不是為所欲為的，它受到以宰相為首的各級官員的監督，尤其是宰相的權力過大，中央機構的三省都歸宰相統領，皇帝實際上並不能直接管理朝政。比如當時王安石變法就是在宰相王安石的全面主持下開展的。

鑑於此，宋神宗為了實現自己乾綱獨斷的目的，推行了元豐改制，目的就是削弱宰相的權力，使得皇帝可以直接管理朝政 ^[2]  。元豐改制後，中央集權越來越得到強化 ^[3-4]  ，在清朝時達到頂峯，權力完全集中在皇帝一人手中，官員只能跪拜執行，這才是元豐改制最深層次的影響。

雖然宋神宗推行元豐改制在後世有很大爭議，但是它畢竟是中國古代職官制度的重大改革。宋神宗的初衷是出於個人私心，為了滿足他乾綱獨斷的慾望 ^[4]  ，因為在北宋中期加強了中央集權，這一做法在後世不斷強化，這也可以體現元豐改制的歷史進步性。 ^[2] 

元豐改制的歷史進步性，是它客觀上改善了北宋中期官場上日益突出的冗官現象，客觀上有利於官員的合理流動。

元豐改制後，雖然朝廷的行政效率並沒有得到很明顯的提高，而且宋神宗在改革過程中操之過急，也沒有徵詢宰相王安石的意見，在改革過程中出現了一些偏差，導致怨聲載道，但是朝廷的收入確實增加了，財政支出也節省了不少。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