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

1993年發現的江蘇南京湯山直立人化石表明，江南地區早在60多萬年前就有古人類在此活動。距今六七千年前後，大江南北進入新石器時代興盛階段。據初步調查，江蘇及相鄰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約有上千處，其中有蘇州草鞋山文化、南京北陰陽營文化、常州圩墩文化等。 ^[11] 

在“二十四史”中，最早出現“江南”的記載是《史記·五帝本紀》：“舜……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為零陵。”這裏所言“江南”的意義極為廣泛。 ^[10] 

先秦時期已經存在江南的説法，《楚辭》裏有《大招》和《招魂》。 ^[20]  詩中“尾聲”是這樣寫的：“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魂兮歸來，哀江南。” ^[20] 

據《吳越春秋》“周元王使人賜勾踐，已受命號去，還江南，以淮上地與楚，歸吳所侵宋地，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之時，越兵橫行於江淮之上，諸侯畢賀，號稱霸王。”可知史書中出現的“江南”一詞，在東周春秋時期，最早指的是東周時的吳國、越國等諸侯國區域。 ^{[2]  [10]} 

秦漢時期，江南主要指洞庭湖南北地區，南到南嶺一線，北界也並不以長江為限。 ^[9] 

《史記·秦本紀》記載：秦昭襄王三十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為黔中郡。這裏的江南，被劃入黔中郡範圍，從《史記》記載看，當時的黔中郡指是今湖南省和湖北省南部、江西部分地區。而不是後世在今湖南省西部的黔中郡。

漢朝時期，江南已經十分寬廣，包括了豫章郡、長沙郡、廬陵郡，相當於江西省和湖南省。在兩漢時期，洞庭湖南北、贛江流域地區應是江南的主體。《後漢書·劉表傳》載：“江南宗賊大盛……唯江夏賊張莊、陳坐擁兵據襄陽城，表使越與龐季往譬之，及降，江南悉平。”其中的“江南”説的就是這一地區。

王莽時，曾經改夷道縣為江南縣，不久複名夷道縣。夷道縣，西漢時設置，屬南郡，治所在今湖北枝城市西一里。其得名由來在《水經·江水注》有説明：“漢武帝伐西南夷，路由此出，故曰夷道矣。” ^[10] 

隋朝時期，江南被用作《禹貢》中“揚州”的同義詞，同時“江南”還有江漢以南、江淮以北的意思。因此，《史記·貨殖列傳》中關於“江南豫章、長沙”與“江南卑濕、丈夫早夭”的描述。 ^[3] 

唐貞觀元年（627年），在中央政府與地方州郡之間設立監察區，稱為道，分天下為十道。所設江南道，將長江以南的中下游地區囊括了進去。

宋代，改稱監察區為路，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年）在全國設十五路，主要以唐後期江南西道的地域設置江南路。天禧四年（1018年），分江南路為江南東、西兩路。其中的江南西路後來逐漸被簡稱作江西路，就是後來的江西省。今天的安徽、江蘇兩省長江以南地區，大部分都在當時江南東路轄境。

元滅宋後，依歷次軍事征服用兵的範圍設置了十大行省，原宋代江南東路轄地大多被劃入江浙等處行省。

明朝，在南京應天府建都，將其周圍十四個府州設為直隸。後朱棣遷都北上，在北京周圍同樣設置直隸府州，稱北直隸，於是將以南京為中心的十四個府州稱為南直隸。

清朝建立後，南京留都地位不再，於順治二年（1645年）在原南直隸之地設置江南承宣布政使司，就是習稱的江南省。後又因江南省轄地過於遼闊，分拆成江南左、右兩個布政司，後改江南左布政司與右布政司為江蘇布政司與安徽布政司，加上原來江南西路之簡稱江西省早已固化，從此，江南從大政區地名中消失了。 ^[9] 

“江南”是一個變動不定的歷史概念，依據不同的劃分標準，“江南”的地理範圍各不相同。大致而言，江南地理範圍的內涵應包括四個方面：自然地理、行政地理、經濟地理、文化地理。

從“江南”的歷史演變看，無論其指稱的是自然地理範圍，還是行政區域，都有一個由西到東、由大到小，由泛指到特指的變化趨勢，這一變化過程與“江南”經濟開發、文化發展的歷史是完全合拍的。“江南”這一名稱已由單純的地理概念演化為包含地理、經濟、文化等多種內涵的專指性概念，當人們使用“江南”一詞時，在心目中已賦予它比空間區域更為豐富的內涵，這就是發達的經濟、優越的文化，以及相對統一的民眾心態。可以認為，將太湖平原的蘇州、松江、常州、杭州、嘉興、湖州、太倉六府一州視作明清“江南”的地域範圍更為合理。 ^[5] 

江南，單就字面而言，應指長江以南地區，然而在歷史上，人們在使用“江南”一詞時，卻賦予它不同的地域範圍。據學者考證，“江南”之詞始見於春秋時期，時指楚國郢都（今江陵）對岸的東南地段，範圍極小。戰國時期，楚在長江南岸拓地日廣，江南的範圍亦隨之向東南擴展，延及今武昌以南及湘江流域。秦漢時期，江南主要指長江中游以南的地區，即今湖北南部和湖南全部，南達南嶺一線。而在實際應用中，“江南”的範圍極為寬泛，所用之處已到“一意之下而形勢瞭然”的程度，如李斯《諫逐客書》雲：“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採”；《史記·始皇本紀》載：“王翦遂定荊、江南地，降越君，置會稽郡”。金錫歷來被視為東南吳越之方物土貢，故而可見，秦漢人的觀念中，江南包括了今長江下游的江浙地區。不過，相對於長江中游的江南地區而言，秦漢時人指稱下游的江南地區用得最多的還是“江東”“江左”等名詞。

自孫吳立國江東，江東經濟文化在經過秦漢數百年的相對沉寂之後，開始得到新的發展，其後歷經東晉南朝，都城建康已經形成為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隨之，“江南”所指的範圍也由西向東轉移，成為一個意有所屬的特指概念。南朝文學家謝朓在《人朝曲》中所讚歎之“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為理解“江南”提供了兩條線索；其一，此時江南的範圍已由長江中游的兩湖地區移至下游的江浙一帶；其二，“江南”一詞的內涵與經濟發達、文化昌盛相聯繫，故而被譽為“佳麗地”，後人以“塞北江南”來喻指北國風光，其着眼點也正在於此。 ^[5] 

最早以“江南”作為行政區劃名稱的是王莽改夷道縣（今湖北枝城市）為江南縣，但王莽改制曇花一現，江南縣旋改旋廢，所以鮮為人知。

唐太宗貞觀元年（627年），"始於山河形便，分為十道”。其中江南道範圍最廣，囊括今長江以南，南嶺以北，西起四川、貴州，東至海濱的近半個中國，可謂名副其實的江南。開元二十一年（733年），江南道一分為三，即江南東道、江南西道、黔中道。其中江南東道包括今蘇南、上海、浙江、福建以及部分皖南和贛東北地區。肅宗乾元元年（758年），江南東道又析為浙西、浙東（浙東與浙西時有分合）、宣歙、福建四道，其中浙西統轄今蘇南、浙北、上海等地。江南西道亦被一分為二，即湖南道、江南西道（簡稱江西道），這成為今湖南、江西兩省名稱的起源。唐初設道，原是朝廷派遣京官巡察州縣的監察區，安史亂後，負責巡察的觀察使大多由手握軍政實權的節度使、團練使等兼任，於是道便由監察區演變為州縣之上的地方最高行政區。

宋朝改道為路，設有江南東、西路。江南東路轄一府（江寧）、七州（宣、徽、江、池、饒、信、太平）、二軍（南康、廣德），大致包括今南京、皖南、贛東北部分地區；西路則約當於今江西全省。在今鎮江以東的蘇南、上海、浙江地區設兩浙路，建炎南渡之後又分為浙東、浙西兩路。浙西路包括臨安、平江、鎮江、嘉興四府，安吉、常、嚴三州，江陰軍，也就是環太湖的蘇南、浙北及上海地區，與唐代浙西道相近。

清順治二年（1645年），將明朝的南直隸改為江南省，轄區包括今江蘇、上海、安徽三省市。順治十八年（1661年），江南省設左、右布政使，左布政使駐江寧，領有今安徽及蘇北地區共九府四州，右布政使駐蘇州，領江寧、鎮江、常州、蘇州、松江五府，這為江南分省邁開了第一步。其後江南省又增設巡撫、按察使各一員，劃區分管。至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江蘇、安徽分省最終確立，江蘇因事務繁劇，又增設藩司一員，“將江、淮、揚、徐、海、通六府州分隸江寧藩司管轄，蘇、松、常、鎮、太五府州分隸蘇州藩司管轄”。儘管江南省至遲已於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完全分立，但直至晚清，人們習慣上仍常用江南省來代稱江蘇省。如道光十七年（1837年）七月，給事中孫寶善在奏摺中稱“江南省之徐州府”云云。 ^[5] 

江南的經濟地理範圍是明清經濟史學者關注的問題之一，但從來沒有達致統一的認識。在有關學者的論著中，江南大則囊括蘇皖南部、浙江全省乃至江西大部，小則僅有太湖東部平原之一角，界乎其中則有蘇松常鎮或蘇松嘉湖四府説、蘇松杭嘉湖五府説、蘇松常杭嘉湖六府説、蘇松常鎮杭嘉湖七府説、蘇松常鎮寧杭嘉湖八府説、蘇松常鎮寧杭嘉湖徽九府説、蘇松常鎮寧杭嘉湖甬紹十府説等等。為此，李伯重先生根據施堅雅的區域研究理論，提出劃分“江南地區”範圍的兩條標準：其一，該地區具有地理上的完整性；其二，該地區具有經濟聯繫的緊密性和經濟水平的接近性。所謂“地理上的完整性，必須是一個自然——生態條件相對統一的地域，換言之，在其外部應有天然屏障將它與毗鄰地區分隔開來；而在其內部，不僅應有大體相同的自然——生態條件，而且最好還屬於同一水系，使其內各地相互發生緊密聯繫”。李伯重顯然接受了施堅雅的“地域即河川流域”的理論，強調水系的功能。區域內經濟聯繫的緊密性則主要採納了施堅雅的高層中心地（high-level centralplace）理論，即“一個經濟區應當有一個人口和財富集中的核心，圍繞這個核心的是一些人口和財富密度逐漸遞減的同心圓。該地區的主要城市的商業腹地都在該地區的邊界之內，這些城市之間的商業聯繫很密切，而且最密集的城際貿易幾乎都在該地區的核心部分”。據此可以認定，明清江南地區蘇、松、太、常、杭、嘉、湖、寧、鎮八府一州應是一個非常完整的經濟區。首先，該地區由太湖水系和江南運河連為一體。其次，該地區已形成幾個具有高層中心地功能的大中商業城市，而八府一州就是這些高層中心地的基本經濟腹地。第四，該地區已形成了一種具有核心——邊緣關係的地域分化結構，在最高層中心地蘇州周圍，由南京、杭州、松江（明）——上海（清）構成了一個三角形的核心區。

李伯重劃定的明清江南地區的範圍與台灣學者劉石吉的界定相一致，並得到國內不少學者的認可。然而就在這八府一州的範圍內，無論是地形地貌、抑是經濟水平都存在着明顯的東西部差異，僅僅依據水系河流與經濟聯繫來界定江南這一歷史形成的概念尚嫌不足。李伯重也認為：“在這個經濟區與嚴格按照施氏標準界定的經濟區之間，也存在着一個重大差別，即：此地區的一些大城市的商業腹地，大大超出了此地區的邊界。其中南京和杭州兩大城市既是蘇、浙二省的省會，而且地理位置又靠近這八府一州的西部邊界，所以它們的商業腹地並不完全侷限於邊界之內”。“就是江南一些專業化的市鎮，貿易範圍也往往越過上述邊界”。但“總的來説，這個地區內各中心地之間的聯繫大大超過它們與外地的聯繫，它們各自的基本商業腹地主要還是在這個地區之內。這種密切的內部經濟聯繫，使得該地區確實可稱為一個經濟上的統一體”。如此説來，這一經濟區域範圍的確定，在依據兩條客觀標準的同時，仍然摻進了較強的主觀判斷因素，以八府一州作為一個完整的經濟區與作者所設定的兩條客觀標準之間仍存在着一定距離。

再從具體研究中學者所持觀點看，日本學者對江南的研究主要集中於太湖平原的蘇松太常杭嘉湖六府一州；美國學者更多的是從事具體地方的研究，冠以“江南”的極少。即使國內一些學者，在認同江南八府一州範圍的同時，實際研究仍集中在東部地區。同樣，李伯重在新近發表的一篇重要論文中，“為了討論的方便，將所論的‘江南’地區限定於地理學中的江南平原（或太湖平原），範圍大體包括宋代浙西路轄下的蘇州（平江府）、常州、秀州（嘉興府）、湖州與江陰軍。”在劉石吉統計的《明清兩代江南千户以上市鎮表》中，所有千户以上的市鎮均集中於太湖周圍各州縣。近代上海開埠以後，尤其是太平天國以後，這種東西部的經濟差距進一步擴大。1984年，中國政府劃分的“上海經濟區”，以上海為中心，加上蘇州、無錫、常州、南通、杭州、嘉興、湖州、寧波、紹興，共10市55縣，面積佔全國的0.8%，人口占全國的5%，而工農業總產值佔全國的15%，成為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 ^[5] 

從文化而言，寧鎮地區與太湖平原自新石器時代以來就表現出風格各異的區域特色。在新石器時代，太湖流域的文化發展序列是羅家角早期遺存、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良渚文化，陶器紋飾風格以素面為特色。寧鎮地區的新石器文化發展序列是丁沙地文化類型、北陰陽文化、昝廟一期、昝廟二期，陶器紋飾風格多為素面，但彩陶佔有一定比例，其文化特徵接近於江淮地區的薛家崗文化和中原的仰韶文化。這主要是因為寧鎮地處南北交通要道，因而更易受到來自中原文化的影響。在商朝，寧鎮地區的湖熟文化與太湖流域的馬橋文化存在着較大差異。湖熟文化的文化淵源主要是繼承了該地區的新石器晚期文化和中原的商文化；馬橋文化則因為與本地的良渚文化之間存在着數百年的文化斷層，其文化主源頭來自南方的幾何印紋陶因素，以及部分夏文化因素，因而其發展水平反而出現倒退現象。商末周初句吳國建立之後，寧鎮地區與太湖平原因同處吳國境內而出現文化整合，但由於缺乏可資説明的文獻、考古材料，還遽難定論其整合至何種程度。

晉室南渡後，大量北方士族僑居寧鎮地區，僅京口（今鎮江）的僑民多達22萬，比土著居民還多2萬。由於人口結構的根本性改變，從而帶來寧鎮地區方言、風俗直至文化面貌的鉅變。太平天國戰爭中，寧鎮地區人口損失慘重，戰後江北等地移民大量湧入，寧鎮地區的方言便逐步融入到江淮官話方言系統，脱離了吳方言區。今以丹陽、金壇、溧陽、高淳以西屬江淮官話，以東則屬吳方言，涇渭分明。與寧鎮地區相比，太湖流域是孫吳土著士族聚居地，北方僑姓士族新來乍到，為求和平共處，遂避開吳姓士族而向浙東地區發展，保證了太湖流域文化的連續性和相對獨立性。

從《宋史·地理志四》中可以清楚看到，江南東西路（含江寧）與兩浙路之民風有着鮮明的不同。江南東西路，“其俗性悍而急，喪葬或不中禮；尤好爭訟，其氣尚使然”；兩浙路，“人性柔慧，尚浮屠之教。俗奢靡而無積聚，厚於滋味。善進取，急圖利，而奇技之巧出焉”。明清時期，寧鎮地區與太湖平原的民風習俗之差異仍是清晰可辨。如正德《松江府志》載：松江.人“信鬼好祀，至今為然，而鄉落為甚，疾病專事禱祈，有破產傷生而不悔者"；“尚清雅，飾玩好，境內皆然，而西南為盛；畏首事，喜隨眾，則府城以之”。乾隆《元和縣誌》載“吳中男子多工藝事，各有專家，雖尋常器物，出其手製，精工必倍於他所。”“安逸樂，兢侈靡。雖輿台賤隸，高門大宅，御輿乘馬，衣服不衷，飲饌無度；即婦人女子，輕裝直髻，一變古風，或冶容炫服，有一衣之值至二三十金者。……文繁而質寡，外富而中貧”。

與蘇松地區相比，寧鎮地區民風顯得較為淳樸。明弘治正德年間，金陵人顧磷説：“吾鄉大都也，生人之性亢朗衝融，重義而薄利，風俗之美，喜文藝而厭凡鄙，得天地之靈懿焉”。萬曆以後，金陵民風也開始出現較大變化，“浮惰者多，劬勩者少；懷土者多，出疆者少。……俗尚日奢，婦女尤甚，家才擔石，已著綺羅，積未錙銖，先營珠翠，發跡未幾，傾覆隨之，比比是也”。但在溧水縣，民風士氣依舊淳樸。據光緒《溧水縣誌》載：萬曆時，“溧之民樸而嗇施，捐而寡合……婦女不出户，力勤紡績。寒士不恥惡衣惡食，富者行街坊不乘輿馬，士大夫不聽無籍投售為奴僕，棟宇不作鬥棋施繪採，衣服不慕紈綺，飲食不求珍異。……婚嫁重門户，納彩、納幣、請期及親迎、廟見，皆遵古禮。……大姓聚族而居，重世系，異姓不得人譜。……鄉里淳樸之氓，不見外事，安於畎畝，衣食務本力農”。與溧水緊鄰的溧陽縣，清朝康乾時期，還是“民俗果毅，務本植谷，不事商賈”。“聚族而居，崇尚諧牒，多有宗祠，朔望供飯焚帛。紳士顯貴，不計奩財。村有學師，軒文而輕武”。高淳縣至民國時期仍是“崇孝義，重廉恥，……貧民不肯當舁輿之役，居鄉士大夫亦不肩輿。……婚嫁必重門户，納彩、納幣、請期等皆遵古不廢”。再看鎮江府，南宋時，“土風質而厚，士風淳而直”。至清代乾隆間，士子“自制舉業外輒束書不觀，而所謂制舉業者，又區區以苟且僥倖應功令，非有貫穿今古，博綜經術，可以卓然追配前聞者也。藝文凋謝，行誼浸衰，以至謁公庭，溷鄉曲，逐貨賄，皆自學校倡之”。

應該承認，即使在太湖平原的蘇松常杭嘉湖，府縣之間、城鄉之間、城鎮之間、鄉村之間，均存在着士風民習的差異，但作為一個整體，其信鬼神、好淫祀、尚文、尚奢、重商、好訟之俗還是帶有一定普遍性的。這與寧鎮地區（尤其是下屬溧水、溧陽、高淳等縣）儉嗇、務本力農、聚族而居、束書不觀形成何其鮮明的對照。儘管在明中期以後，金陵風氣開始轉變，尚奢浮惰之人開始增多，但影響所及主要還是侷限於商品經濟較為發達的城內，而縣城鄉村的社會變遷則極為緩慢。從民風習俗上劃分，寧鎮地區與太湖平原應屬於兩個不同的文化區域。 ^[5] 

江南地勢由西南向東北傾斜，地理環境大致分為平原、山地丘陵和盆地。 ^[7] 

江南的地理位置決定了江南的氣候特徵。江南北面緊鄰東西走向的長江，東臨東海，南鄰南嶺山脈。江南地區的主要氣候特徵是夏季高温、潮濕、多雨的濕熱和冬季陰沉細雨的陰冷。

在冬春季節，北方的冷空氣南下，常常停滯於南嶺北坡；北上的暖空氣卻越過南嶺山脈之後與冷空氣混合，形成江南地區的冬春寒雨，使江南地區成為同緯度冬季氣温最低而濕度又大的地區（高原除外）和春季多雨地區。冬天陰冷為江南氣候的第一特色。綿綿春雨是江南地區氣候的第二特色。初夏季節，大約六月上中旬左右江南地區會進入它所特有的季節——梅雨季節，江南地區氣候的第三個特色，俗稱黃梅季節（此時正值楊梅成熟）。這是由於太平洋副熱帶高壓季節性北上，南方的暖濕氣流和北方南下的冷空氣相遇產生鋒面雨。副高壓繼續北上，在盛夏時節控制江南地區，這時江南地區變成了全國最為悶熱、大面積高温的地區。此時季節稱為伏旱，這也就是江南氣候的第四個特色。

根據香港天文台提供的資料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建設環境保護部提供的《建築氣象參數標準》中有關江南城市各參數，可以歸納出江南地區有如下共同的氣候特點：

江南地區大致位於北緯30度附近，屬於副熱帶高壓的控制範圍。縱觀全世界同緯度地區，由於常年受副熱帶高壓控制，降水稀少，大部分地區被沙漠覆蓋。

然而同緯度的中國江南地區不僅擺脱了淪為乾旱荒漠的厄運，反而成為了降水豐沛、林木葱鬱的濕潤季風區，成為了全球副熱帶沙漠中的一片綠洲。這要歸功於青藏高原。

科學研究表明，青藏高原的隆起，極大地改變了亞洲大氣環流的形勢，導致了地球上最強大的亞洲季風的形成，並對北半球的環流產生重大影響。

可以説，江南的濕潤與富足得益於青藏高原和亞歐大陸所賜予的季風氣候，充沛的降水塑造了煙雨江南。 ^[19] 

秦漢以後，長江下游地區緩慢而又持續地得到開發。東晉時期，中央政府為避北方戰亂，第一次從黃河流域遷到長江流域，將首都建在今南京，於是，長江下游流域得到迅速開發，成為農業生產的一箇中心。到隋朝開通了大運河以後，長江以南地區日漸發達，長江流域的糧食財賦源源不斷地被運往北方。到唐代，全國經濟重心南移，江南的繁盛富庶已經表現出來。詩人韓愈説：“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之八九。”雖不排除文人誇大成分，但至少説明江南社會經濟迅速發展到了引人矚目的程度。不僅如此，唐人在描繪寧夏平原風光時，也用上了“塞北江南”一詞，從此以後，説到江南，人們就聯想起秀美的山水、富饒的經濟，以及發達的文化。到兩宋時期，經濟重心南移完成，長江下游的太湖流域遂成全國經濟最為繁盛的地區，時人稱“蘇湖熟，天下足”。這個地區同時也就成為帝制國家財賦所出的重地。

南宋以後，狹義江南的經濟地域範圍慢慢清晰起來。明代大學士丘濬接着唐代韓愈“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之八九”的話説道：“以今觀之，浙東西又居江南之十九。蘇、松、常、嘉、湖五郡又居兩浙十九也。”這裏所説的五郡，相當於今日的蘇州、上海、常州、嘉興、湖州。這五府環繞太湖，基本上相當於太湖流域。有些人並不拘泥於以環太湖諸府來做觀察，將鎮江府和杭州府也加入進去，把七府當成一個整體。這一局面的形成，既是南宋末年國家賦税制度影響所致，更在於這些州府經濟最為發達，是全國的經濟重心之所在。因此，江南，已經不只是地理概念，更是經濟區域的概念了。正因為此，學術界在考察明清以來的經濟地理時，就按地理上的完整性、區域內部不同地方經濟水平的接近以及經濟聯繫的緊密性等標準，將蘇、松、常、鎮、杭、嘉、湖七府，再加上江寧府，視作一個完整的區域——狹義的作為經濟地理區的“江南”。

近代以後，情況略有變化。對外通商口岸開闢後，原先依靠運河水網的經濟體系逐漸被海運取代，上海崛起，取代蘇州成為江南的中心城市。至此，江南地區，便成為近代中國最重要的港口都市上海在經濟、文化上對周邊輻射所及的範圍。江南仍是中國經濟、文化最發達的地區之一。 ^[9] 

江南文化有着悠久的歷史，主要有有海派文化、金陵文化、杭州文化、蘇州文化、揚州文化等文化。 ^[8]  在遠古時期就創造了燦爛的文明，春秋戰國時期江南文化開始崛起，成為當時重要的區域文化。秦漢時期，江南文化在與中原文化日漸融合的基礎上有了新發展。東晉以後到隋唐江南文化開始轉型，進入快速發展的新時期，在文學藝術方面取得了極其突出的成就。當然，魏晉時期江南因為成為政治中心，帶動了其文化中心地位的形成，反映了古代社會早期階段政治與文化中心合一的狀況。但是隨着中國古代社會政治、經濟的新發展，政治中心與文化中心逐漸開始分離，唐尤其是中唐以後，在北方長安、洛陽的政治中心之外，出現了江南文化中心。而到宋以後直至近代江南文化完全成熟穩定，並進入高峯期。

在漫長的歷史發展中，江南文化特徵經歷了由尚武向崇文的轉變，文化地位也經歷了由偏遠到成為中心的轉變。

江南文化經歷了長期的發展與變化轉型，在不斷的整合與重構中形成一個具有豐富內涵的文化體系，到隋唐之際其主要內涵已經比較穩定。江南文化有以下特徵：

首先，江南山川秀美氣候温暖水域眾多，人性普遍較靈秀穎慧，利於藝術。其次，在長期的征服江河海洋的過程中，江南居民又養成剛毅的品性，形成心胸曠放、豪邁勇武的氣質。江南文化特徵還有剛性的一面。第三，江南文化具有突出的崇文特徵，社會普遍崇尚文教，重視文化教育。第四，江南文化具有開放性與包容性的特點。第五，江南文化具有較為濃厚的宗教性內涵，從漢至唐代，江南因地理的相對偏遠，受儒家影響要比中原晚而輕一些，在文化個性上也就比中原更自由、活躍，佛教、道教在此的流播非常迅速，進而與古老的好神巫的傳統結合，產生了鮮明的宗教特質。 ^[12] 

江南多次扮演華夏文化中心的角色，可以説江南文化因吸收中原文化而成長，現已成為中華的主體文化之一。 ^[1] 

在明代，整體學校教育都有往下普及的傾向，而江南作為當時全國經濟最為富庶的地區，其文化教育的普及程度也是首屈一指。唐宋以來，隨着文化重心的南移，江南逐漸成為全國文化中心，其學校教育亦十分發達。位於南京夫子廟學宮東側的江南貢院是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影響最廣的科舉考場，其規模之大、佔地之廣居中國各省貢院之冠，創中國古代科舉考場之最，僅明清時期全國就有半數以上官員出自江南貢院，被譽為“中國古代官員的搖籃”。 ^[21]  道光《蘇州府志》就曾説：“天下郡縣學莫盛於宋，然其始亦由於吳中，蓋範文正以宅建學，延胡安定為師，文教自此興焉。”學風之盛達到“執來垂髫之子，孰不抱籍綴辭，以幹榮祿，褒然而赴詔者，不知幾萬數”的程度。至明代，學校更盛，王崎説：“自范文正公建學，將近五百年，其氣愈盛”，清初葉夢珠回憶兒時説：“吾生之初，學校最盛。即如上海一學，除鄉賢奉祠生及告老衣巾生而外，見列歲科紅案者，廩、增、附生，共約六百五十餘名，以一府五學計之，大概三千有餘，比昔三年兩試，科入新生每縣六十餘名，歲入稍增至七十，其間稍有盈縮，學臣得以便宜從事。是以少年子弟，援筆成文者，立登庠序。一時家弦户誦，縣試童子不下二三千人，彬彬乎文教稱極隆焉。”可見當時江南真謂是全國“學風分佈密集地區”“東南精華聚集之地”。

明代江南文化教育之興盛，始於重教之風氣。崇學重教使得江南出現了眾多的文學者，其中不乏飽學之士、巨匠大家，宋、元、明代許多著名儒士都出自於江南。就範金民先生所統計，明代共有進士24866人，江南為3864人，佔全國總人數的15.54%，即不到七個進士中就有一位江南人士。其中文魁更是以江南人居多，明代共有89位狀元，江南就有21人，佔近四分之一，榜眼、探花、會元也多是江南人士。 ^[17] 

除此以外江南還有許多著名的書院，四大書院中有三個位於江南，即江西的白鹿洞書院、湖南的嶽麓書院、石鼓書院。其它還有紫陽書院、崇正書院、八桂書院、象山書院、麗澤書院、東林書院、明道書院、齊山書院、陽明書院、甘泉書院、會華書院、李白書堂、五經書院等。

江南詩人無論數量、質量方面均佔據唐代詩歌創作的重要地位。據統計整個唐代有詩作存世的江南詩人357位，佔唐代詩人總數的18.5％，而江南詩人存詩數量達11346首，佔了現存唐詩總數五萬五千首的20.6％，超過了五分之一。唐江南籍眾多詩人中，如虞世南、許敬宗、駱賓王、賀知章、包融、張旭、儲光羲、戴叔倫、劉長卿、嚴維、錢起、權德輿、顧況、皎然、張籍、李紳、孟郊、秦系、張祜、朱慶餘、殷堯藩、施肩吾、陸龜蒙、項斯、羅隱、貫休等，都是唐詩史上的重要作家。在此基礎上，江南自然“成為一個與京城並立的文化中心”。 ^[12] 

江南建築粉牆黛瓦的黑白世界具有非常鮮明的地域特色。黑與白這種在繪畫藝術中的兩極色彩，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代表陰陽兩界、象徵天與地的色彩，被古人成功運用到江南建築的主體外觀上，使其成為江南建築最為貼切的質樸外衣。有了粉牆黛瓦的綴飾，江南的山水就更加如詩如畫了，毋庸諱言，這種黑白色彩在江南建築外觀上廣泛整體的運用，在世界地域建築史上是獨一無二的。 ^[13] 

江南建築用天井庭園式佈局以適應江南多雨濕熱的氣候特點，用廳堂、正房、側廂、樓閣等多變的組合來體現家庭的禮制性習俗。與住宅羣相伴而成的街、巷、弄、棚，與水道相伴的碼頭、駁岸、橋樑，與物質精神生活相伴而生的店鋪、作坊、私塾、祠廟等，參差錯落，繁而不亂，一起形成具有鮮明特徵的江南水鄉文化風貌。 ^[14] 

織錦是中國傳統絲織品中最富麗華貴、最具有特色的品種。得益於宋室南渡與絲織業生產重心的南移，江南地區的織錦業後來居上。清朝在南京、蘇州、杭州三地置宮廷織造局，俗稱“江南三織造”，這三城同時也是織錦生產基地，加上成都，至近代，已形成南京雲錦、蘇州宋錦和成都蜀錦三足鼎立的局面。

南京是清代江南三織造之“江寧織造局”所在地，是皇家綢緞最重要的生產基地，尤以雲錦生產著稱。所謂雲錦，包括庫金、庫緞、妝花緞三大類，具體品種更是繁多。庫緞其實是一種暗花緞，嚴格地説不是織錦，庫金和妝花緞才能代表雲錦的特色，特別是妝花緞中的金寶地，華麗富貴，金碧輝煌。所謂“妝花”，指一種“通經斷緯”的織造技藝，即用不同顏色的彩絲緯管，對織物上的圖案花紋作分區分塊的挖花妝彩，相當於在特定的花紋部位用小梭子來回盤織，因此配色非常自由。妝花中特別華貴的稱為“金寶地”，用圓金線織滿地，再在滿地金線上挖織彩花，其富麗堂皇達到極點。

蘇州也是絲織業重鎮，江南三織造中，蘇州織造局的名氣不亞於江寧。蘇州的織錦業以宋錦著稱，所謂宋錦，其實是清代蘇州生產的一種仿宋裝飾錦，也稱“宋式錦”，與真正的宋代織錦有所不同。宋錦分大錦、小錦、匣錦三大類，其中大錦又有重錦和細錦之分。從組織結構上説，宋錦以斜紋或平紋為地，多彩提花，較多地保留了古代織錦的特色。其中重錦用於織造佛像等掛飾，畫面精細，用工最重，細錦、小錦與匣錦皆用於書畫包首、經皮子、囊匣裝裱等，是一種裝飾用錦。宋錦一般採用規整的幾何紋樣或纏枝花卉，圖案精巧，配色典雅，近代蘇州民間機坊多有生產。

杭州也是清代江南三織造的所在地。關於杭州織造局的出品，康熙年間有妝花、織金並各種花緞，與今天南京的雲錦類似；雍正年間生產過宋錦、洋錦、洋倭緞等產品，又與今天的蘇州宋錦、漳緞類似。從近代杭州民間出產來看，杭州不以織錦見長，最著名的是線春、線縐、杭緞、杭紡、杭羅、杭綢等絲織品。 ^[16] 

中國江南傳統刺繡以中國四大名繡之一的蘇繡為代表，與繡畫有着最為久遠密切的聯繫。歷代繡畫之巔峯——晚明顧繡就誕生於松江地區，並深刻影響明清蘇繡甚至整個中國傳統刺繡的發展。

繡畫的巔峯及理論研究均出自江南一帶，這和“繡畫”即刺繡與繪畫的密切聯繫，以及江南地區文人畫的傳統有關，從美術史研究的角度來説，繡畫的研究即是中國江南傳統刺繡研究中最具藝術價值、最有文化意義的一部分。 ^[15] 

《現代漢語詞典》對“江南”一詞有兩個解釋：一是長江下游以南的地區，就是江蘇、安徽兩省的南部和浙江省的北部；二是泛指長江以南。“江南”一詞的兩種含義可分別叫做“小江南”和“大江南”。“江”字本指長江，因此無論大江南、小江南，都在長江以南。 ^[6] 

在語言學家的眼中，江南即是吳語區域圖。漢語方言被劃分為7個大的方言區域，分別是：北方方言區、湘方言區、贛方言區、吳方言區、粵方言區、客家方言區和閩方言區，從方言的角度看，現代漢語的小江南與吳方言區大體重合，後者更大一些。現代漢語中的大江南與南方方言區也是大體重合，只是後者會小些，排除了長江上游以南地區。 ^[7] 

現代漢語方言的“小江南”和“大江南”景觀是漢語方言歷史演變的產物，長江在阻擋北方方言南進和造成方言分化方面無疑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 ^[6] 

江南園林是中國古典園林的傑出代表，它特色鮮明地折射出中國人的自然觀和人生觀。江南園林是以開池築山為主的自然式風景山水園林，興盛於六朝，終於明清。江南古典園林中，以江南“四大名園”為代表，即南京瞻園、蘇州留園、拙政園和無錫寄暢園。除此之外，上海豫園，南京愚園、煦園、芥子園，揚州瘦西湖、個園、何園，蘇州滄浪亭、獅子林，南通水繪園等，都是江南古典園林的典範，南京玄武湖則是當代僅存的江南皇家園林。

長期以來，江南地區繁榮的園林文化就是中國園林研究的主要對象，尤其是明清以來的江南古典園林遺存“數量之多、質量之高均為全國之冠”“代表着中國風景式園林藝術的最高水平”，因而成為認識中國園林的主要來源。 ^[18] 

古鎮是江南文化的核心部位和典型代表，在江南星羅棋佈，比比皆是，如嵌珍珠，熠熠生輝。有人説江南有二十大名鎮，有人説有十大名鎮，有人説有四大名鎮，但不管有多少，這些名鎮都是家家臨水、户户通舟的景象，到處都洋溢着魚米之鄉的温婉氣質。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