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書城

李書城自幼跟隨父親讀書，16歲考中秀才，調湖北經心書院學習。在學習過程中，李書城與著名反清將領吳祿貞結為兄弟併成為摯友。因其在晚清立憲運動中宣傳革命，湖北當局深感留之恐釀成巨患，殺之又未有罪名，於是欲把李書城送到海外留學。1902年5月，由湖廣總督張之洞選派，李書城以湖北官費入日本東京弘文學院速成師範科。同時入學者有黃興等三十人，同班上課的有浙籍學生魯迅等。

李書城觀海外之文化，念故國之淪胥，立下救國救民之志。為尋求真理，他廣泛涉獵宣揚西方社會政治學説和反映資產階級革命的書籍，在湖北早期留日學生，興中會會員程家檉、劉成禺的影響下，閲讀了《揚州十日》、《嘉定屠城記》以及顧炎武、黃梨洲等人的著述。1902年秋，在東京竹枝園與孫中山先生會面，進一步堅定了革命信念。

李書城與劉成禺、藍天蔚、張繼煦等人組織“湖北同鄉會”，撰寫了《潛江李書城與友人書》，在東京印刷成單行本寄往國內散發，宣傳愛國反帝、反清的思想。李書城在留學生中組織“湖北學生界社”，1903年1月創辦《湖北學生界》雜誌，將其與《革命軍》、《猛回頭》、《警世鐘》、《新湖南》等革命文論大量運往國內。

1903年春，沙俄進兵東北，拒不從東北撤兵，留日學生聞之大憤。李書城與鈕永建、林獬等號召留學生共商對策，組成拒俄義勇隊，並改名學生軍。不久，學生軍更名軍國民教育會，會員有李書城、鈕永建、黃興、陳天華等170餘人。同年10月，又與黃興等創辦《遊學譯編》雜誌，宣傳民主革命及民族獨立。李書城與劉成禺、馮自由等於東京宴請孫中山，孫中山説：“在座多帝王后裔，禺生可稱劉漢，曉園可稱李唐，我則吳大帝也！”李書城至此以“李唐”為筆名，對封建舊制度作無情討伐。

之後大家一致推舉李書城、黃興等自日本東京回國分省起義。李書城成立著名的武昌花園山反清革命活動機關，主要成員有先期留學日本回國的吳祿貞等。在花園山機關，李書城秘密聯絡新軍，進行宣傳和組織工作。他們將革命書籍以及李書城在日本東京所辦的《湖北學生界》等革命書刊秘密傳入湖北，廣為散發。李書城還從日本購回幻燈機，借放映幻燈會宣傳進步思想。

花園山機關的革命活動，被張之洞偵知。為釜底抽薪，防止事變，張之洞將李書城等分別派遣出使德國、比利時和日本，以圖分散已聚集武昌的革命骨幹力量。1904年初，李書城二次東渡日本，以“丁人俊”之名頂名入東京振武學校，後升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五期。

1905年7月，李書城與孫中山見面後，當即商議組織革命大同盟之事。至8月，中國同盟會正式成立。他自始至終參與籌備和組織中國同盟會的工作，孫中山先生對李書城出色的工作十分讚賞。李書城在陸軍士官學生中國同盟會會員中組織鐵血丈夫團，作為反清敢死隊秘密回國。鐵血丈夫團成員有李根源、李烈鈞、程潛、黃郛、尹昌衡、張鳳翽等許多晚清及民國的鐵血將領。辛亥武昌起義後，充任都督及軍、師、旅、團長的人，多屬“丈夫團”的同志。

1908年10月，李書城以優異成績由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應廣西巡撫張鳴岐之邀，去桂林任廣西陸軍幹部學堂監督，同時兼任陸軍小學堂監督。中國國民黨高級將領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葉琪、李品仙、夏威、廖磊等，都是李書城主持廣西陸軍小學堂時培養出來的學生。

1909年2月，李書城接受好友吳祿貞推薦，擔任清政府軍諮府科員兼官報局副局長，開始運籌舉兵反清的“中央革命”計劃。李書城積極聯絡駐防北京南口的張紹曾、藍天蔚部相機起義，以形成南北夾攻、直取北京、搗毀清廷老巢之勢，並且成功謀取了反清志士吳祿貞出任陸軍第六鎮統制之職。武昌首義前夕，許多革命者潛入新軍，如張難先、李六如、蔣翊武、劉靜庵、江炳靈、朱元成、熊十力、胡瑛等，都是李書城親自推薦的。這批骨幹都成為策反新軍的先驅。李書城在辛亥革命時期已經聲名顯赫，被譽為“革命黨中之實行家”，是與孫中山並駕齊驅、擁有崇高聲望的大元帥黃興的密友和第一助手。在武昌首義和此後的日日夜夜，李書城與黃興同鋪而卧，同桌而食，同在一條戰壕裏指揮作戰。

1912年1月，南京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黃興任陸軍總長，李書城受黃興委託主持陸軍部組閣。

1913年3月，袁世凱策劃刺殺宋教仁。李書城為免遭袁世凱毒手，急忙離京赴滬，與孫中山、黃興、陳其美等會商處置宋教仁遇刺案對策。隨後與李根源、張孝淮潛赴南京，發動第八師起兵討袁，“二次革命”起。此次起兵未遂後，又在寧滬方面發動討袁戰鬥。由於討袁失利，李書城被袁世凱列為“寧滬之亂”“執重要事務”的首犯，在全國懸賞兩萬元通緝，隨後李書城流亡日本。

1914年7月，李書城與黃興赴美考察。1915年底，李書城受黃興委託回國籌備討袁。1916年6月6日，袁世凱稱帝失敗，在全國各界唾罵聲中暴斃而亡，李書城出任新任大總統黎元洪顧問，並與孫中山會合。

李書城積極參加孫中山反對段祺瑞政府解散國會、撕毀約法而發動的護法戰爭。1917年9月，廣州成立護法軍政府，孫中山任大元帥，李書城任護國軍總司令，併兼湘西防務督辦。1918年，李書城又擔任孫中山廣州護法軍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等要職。1922年，黎元洪覆任大總統，李書城受孫中山委派，再度擔任總統府顧問和國務院參議。

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戰爭起，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囚禁了賄選總統曹錕，電請孫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大計，並暫由黃郛組織攝政內閣，李書城任攝政內閣陸軍總長。此間，還約李大釗在家中會面，受李大釗之託向馮玉祥轉達中共的意圖。11月5日，李書城支持鹿仲麟率軍隊將末代皇帝溥儀逐出皇宮，徹底清除封建餘孽。他還竭力支持馮玉祥急電孫中山北上，共商國家大計，早日實現南北統一。

1926年，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李書城以其崇高的政治聲望和軍事、軍學前輩資歷，擔任了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顧問。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公開叛變革命，7月，汪精衞叛變革命，公開實行“分共”“清黨”活動。李書城在“清黨”中拒不重新登記，從而退出國民黨。因中共一大在李書城的家裏召開，奉蔣介石之命，鄂省國民黨軍閥於12月18日將李書城軟禁了一百餘天。

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李書城一直站在反獨裁一方面，歷次的反蔣戰爭，李書城都參與幕後策劃。1929年3月，蔣桂戰爭發生，唐生智邀請李書城出任唐軍總參議，聯合閻錫山、馮玉祥一同反對蔣介石。5月，蔣、馮戰爭發生，李書城赴山西説服閻錫山聯合馮玉祥反蔣。6月，又赴陝西，勸馮玉祥聯合閻錫山反蔣。7月，馮玉祥到山西后，遭閻錫山軟禁，李書城陪馮玉祥一道“坐監”。1930年，李書城作為馮玉祥的代表與各反蔣力量聚集太原，策劃中原大戰，並擔任國民黨反蔣派“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司令部”顧問，參與指揮中原大戰。

閻錫山、馮玉祥兵敗後的1932年1月，李書城以其資望，受國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院長孫科聘請，為“國難會議”會員。同年夏，應其學生、湖北省主席夏鬥寅之邀，回鄂復任建設廳長。同年，蔣介石親自指揮國民革命軍“圍剿”中國工農紅軍正酣之時，李書城因拒不批准修築從武昌通往蔣介石行營所在地青山的公路，被撤去建設廳長職務，改任民政廳長。不久，又由於反對在湖北實行蔣介石極力推行的保甲連坐制度，被新任省政府主席張羣免去民政廳長之職，變成空頭省政府委員。

李漢俊是李書城的胞弟，是中共早期的主要領袖。李漢俊生於1890年，14歲時，在愛國將領吳祿貞資助下，往日本求學，入東京法國教會學校讀書。升入高等學校後，改為清政府官費學生，後考入東京帝國大學工科。在日本，他結識了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河上肇，師生情誼，與日俱增。在河上肇的影響下，李漢俊確立了馬克思主義世界觀。

李漢俊學成歸來，給李書城帶來了十月革命的消息，帶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救國救民的真理，使得李書城更加堅定了支持胞弟建立共產黨的信念。李漢俊對李書城十分尊敬，每次吃飯，兄弟倆都要並排而坐，邊吃邊談。從俄國十月革命談到中國的五四運動，從新文化運動談到馬克思列寧主義怎樣在中華的傳播。李漢俊認為，要改變中國國情首先得革命，而要革命就得組織一個政黨，於是全身心投入籌建中國共產黨的活動。

李漢俊的心思，得到了李書城的全力支持。李漢俊為開展革命活動，對外往來幾乎每天都不斷，其中還有白皮膚、高鼻樑的外國人。客人少時在漢俊的房間裏，人多時就在樓下的飯廳圍着桌子聚會。李書城對此加以保護，叮囑李漢俊一定小聲交談，不要驚動鄰里，惹起外人的注意。李漢俊和他的同事們聽後都十分感動。李書城還讓全家（包括衞士、廚師、管家及妻子、女兒等）全體為會議服務，嚴守秘密，保衞會議安全，做到事先有所警惕。

李書城以舉家之財力支持中共早期組織的活動。他本人戎馬半生，為政清廉，沒有多少積蓄，因此，全家日常生活量入為出，十分節儉。為開展馬克思主義理論宣傳和早期中共組織活動，李漢俊將自己作為教授的全部收入拿出來後，他的生活及子女撫養的全部用度都是由李書城供給的。為節省開支，李書城把三益裏的大房子換成小一些的貝勒路樹德里106號（即現在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址紀念館館址），家中陳設也極其簡單，除幾件必備桌椅、牀櫈外，甚至連洗臉架都沒有。

李漢俊從日本回國之初，在上海進行馬克思主義宣傳和籌備中國共產黨的活動，還得到了李書城的前妻甘世瑜在經濟上的資助。李書城的夫人甘世瑜是清末進士、著名地方史志專家甘鵬雲之女。為資助李漢俊早期建黨活動，她不惜變賣家中自藏書畫作品，換作革命活動經費。

中共建黨之初，亟待建立一個穩定的活動場所，以推進革命運動。李書城毫不猶豫地將自己的寓所，變成中共早期組織的活動中心，使黨的活動緊緊圍繞這一中心不斷展開。

李漢俊就是以李公館為中心，向國內傳輸馬克思主義和十月革命資訊，並且展開對基爾特社會主義思潮批判的。1920年2月，李漢俊擔任《星期評論》的編輯，這份刊物是宣傳馬克思主義和與海外共產主義者聯繫的窗口。李漢俊在該刊上發表文章與譯文達38篇之多，這些工作都是在李公館進行的。

同年春，《新青年》主編陳獨秀落户上海，該刊即隨遷滬上，陳獨秀與李漢俊經常在李書城寓所中探討建黨事宜。4月，共產國際遠東局派魏金斯基（化名吳廷康）到北京，後經李大釗介紹轉赴上海，魏金斯基來滬後的大量革命活動是在李書城家中進行的。7月，為舉辦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中國積極分子會議，陳獨秀、李漢俊等頻繁活動於李書城寓所。為成立中國共產黨組織，李漢俊和在上海的陳獨秀、沈玄廬以及北京方面的李大釗，以李書城和陳獨秀寓所為活動場所，起草了中國共產黨黨綱草案，並決定成立臨時中央於上海。

8月15日，臨時中央創辦了中國第一份工人階級的刊物《勞動界》週刊，向工人進行馬克思主義宣傳，李漢俊擔任主編。李書城寓所實際上成為週刊編輯室，週刊的大部分撰文和編輯工作是在這裏完成的。8月22日，經李漢俊參與發起，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在漁陽裏6號李書城寓所正式成立，接着又成立了外國語學社（設在李書城寓所），這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所培養革命幹部的學校。與此同時，中共的第一個黨綱也是在李書城寓所形成的。此間《新青年》的編輯工作也大多在李書城的寓所進行。李漢俊在此還翻譯了德國著名馬克思主義者倍倍爾的《女子將來的地位》，發表了《跑到內地才睜開眼睛嗎？》等文章。

李漢俊在上海李書城寓所中，還開展與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的聯絡工作，對於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成立和統一起了非常重要的啓蒙發起和組織作用。例如，湖南是李漢俊等發出函約後開始籌建黨的工作的；湖北共產黨組織是李漢俊寫信致董必武後建立起來的。

1921年6月3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馬林受列寧委派到達上海，與李漢俊、李達在李公館秘密見面，建議召開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成立全國統一黨組織。李漢俊負責籌備建立，在李書城寓所，他發出了寄往北京、長沙、武漢、廣州、濟南以及日本留學生組織的信函，通知各派兩名黨員來上海，參加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同年夏，李漢俊同陳獨秀、李大釗、李達、陳望道等十五人，發起編輯《新時代叢書》，李公館就是叢書的公開通訊處。

據不完全統計，自1919年到1921年止，僅在上海一地，李漢俊在《新青年》、《星期評論》、《民國日報》副刊《覺悟》和《婦女評論》、《建設》、《勞動界》、《共產黨》、《小説月報》等報刊上就發表了九十餘篇譯文和文章，而這些中國共產黨的重要文論，基本上都是在李書城寓所中撰寫的。陳望道翻譯的第一本《共產黨宣言》全譯本，經陳獨秀、李漢俊兩人校對；李達翻譯《唯物史觀》得到李漢俊熱情幫助，而這些重要活動，也大多是在李書城家中進行的，直至中共一大在李書城公館召開。李書城是與中共長期合作共事的朋友，可以毫不誇張地説，李書城在上海的家已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產牀”，李書城以自己特殊的政治聲望掩護了中共早期組織的革命活動。

抗戰勝利後，中共中央南方局派遣李書城之侄李聲簧（中共黨員）與他建立聯繫。1946年3月，中共武漢地區地下黨負責人曾惇也由李書城妥善安排，在他的隨員周惠年家裏隱蔽展開工作。李書城不參加國民大會的競選，也不投蔣介石的票，董必武極為讚賞，説李書城“為人耿直，富有正義感”。

1948年，李書城領導發起聲勢浩大的“和平運動”，敦促白崇禧與中共和談，逼迫蔣介石下野，後赴湖南勸説老學弟程潛起義，給予蔣介石、白崇禧之流以有力打擊。並且，他還秘密前往解放區與劉伯承、陳毅進行了關於和平解放湖北的談判。

1949年，李書城以中國國民黨元老的身份奔走呼號，在武漢權力真空時期，擔當維護政治秩序的重任。同年1月，湖北省人民和平運動促進會成立，李書城被推選為主席團總主席。李書城以中國國民黨元老和白崇禧老師的身份阻擊白崇禧，併力阻白崇禧大破壞計劃成功。5月，武漢解放，李書城被任命為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武漢軍管會高級參議。此間李書城接到毛澤東親筆信：“李老先生，見信後速來京共商國家大事。”之後赴北京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10月1日，李書城登上天安門，參加新中國開國大典。

1949年10月19日，李書城出任政務院財經委員會委員、中央人民政府首任農業部長。1950年2月，中央成立救災委員會，董必武任主任委員，薄一波、李書城、謝覺哉、傅作義任副主任委員。

1954年2月，李書城任“抗美援朝總會”常委；9月，任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委員和全國政協常務委員等職。

1965年8月26日，李書城因病逝世於北京，享年83歲。 ^[2-9] 

李書城（1882—1965），字曉圓，又名筱垣。1882年6月24日出生於潛江縣沱埠垸袁橋村。

1949年，他應毛澤東主席之邀，參加了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出席了開國大典，並出任新中國第一任農業部長。

李書城小時候苦讀詩書，16歲考中秀才，轟動十里八鄉。鄉親們誇他是個有出息的人。

李書城的父親是當地一名私塾先生，他7歲時在父親的私塾裏讀書，16歲時讀完了“四書”、“五經”，赴縣城考中秀才。李書城的父親除了教他讀書認字，還經常跟他講大禹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林則徐禁煙而遭貶，洪秀全起兵反清等許多故事，使他從青年時代就萌生了“濟世”的思想，樹立起遠大的志向。這些教育為後來李書城投筆從戎、習武從政奠定了思想基礎。

辛亥革命前後的活動

辛亥革命前後，李書城先在日本加入孫中山創建的中國同盟會，回國後到廣西擔任陸軍幹部學堂和陸軍小學堂監督，後到武漢參加“武昌首義”。

1902年5月，兩湖總督張之洞從省城幾個書院選派學生赴日本東京弘文書院學習，李書城是其中一個。李書城到日本之後結識了孫中山先生，並一起從事反清、反帝、愛國的宣傳活動。

1903年參與創辦《湖北學生界》，任編輯及主要撰稿人並參加拒俄義勇隊。同年歸國，參加武昌花園山聚會，負責秘密聯絡新軍。

1904年春，李書城得到同學的資助，再次東渡日本，先入振武學校，後入陸軍士官學校，成了第5期士官生。同年11月，孫中山、黃興、李書城在東京相會，商議組織革命大同盟之事。

1904年再赴日本，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

1905年加入中國同盟會及鐵血丈夫團。

1905年8月20日在東京赤坂區阪本金彌的家中，舉行了中國同盟會的正式成立大會，會上大家簽名入盟，李書城當即在盟約上簽字，李書城極力贊同並宣傳孫中山提出的“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主張，當即加入中國同盟會，使李書城在革命的征途上邁開了新的一步。

1908年10月，李書城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回到廣西桂林與黃興取得聯繫，積極參與革命活動，擔任了陸軍幹部學堂及陸軍小學堂的監督，主管教學工作，李書城特別重視激發學生的革命熱情和愛國之心，培養了不少人才。

1908年歸國任廣西陸軍幹部學堂監督，後兼陸軍小學堂監督，暗中發展革命勢力。

1911年進京，任軍諮府第五廳科員兼官報局副局長。武昌起義成功後，任戰時總司令部參謀長，協助黃興指揮漢陽保衞戰。

1911年11月2日，李書城來到武漢參加武昌首義，由黃興提議他擔任中華民國軍政府參謀長。11月3日，黎元洪在武昌閲馬場舉行隆重的登壇拜將儀式，將印信、令旗、令箭授予黃興和李書城。黃興、李書城二人親率大軍向漢口的守敵進攻，因手下三位將領貽誤戰機使進攻受挫。經過一番整頓，11月17日再次向漢口發動進攻，但終因敵強我弱，加上連續作戰，士兵疲勞，武器、彈藥、兵員損失，漢口終未能攻克。“武昌首義”戰鬥激烈，是一場翻天覆地的革命，體現出革命黨人捨身捐軀的英雄氣概。

1912年任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總統府秘書處軍事組長兼陸軍顧問官。南北議和後，任南京留守府總參謀長。

1913年參加二次革命。

1917年李書城積極支持孫中山先生髮起的“護法運動”，1926年參加北伐。在共產黨人的影響和感召下，李書城投身於反帝反封的滾滾洪流之中。

孫中山堅持民主主義立場，反對軍閥的專制統治，1917年9月在廣州成立了“護法軍政府”。李書城為了支持護法運動，組織了“湖北護國軍”。護法運動失敗後，李書城陷入一種苦悶彷徨的境地。

這時，李書城的胞弟李漢俊從日本留學回來，給李書城帶來了十月革命勝利的消息，也帶來了馬列主義救國救民的真理，使李書城的精神為之一振。他支持弟弟從事革命活動，利用自己的聲望和居住上海法租界比較安全的條件，為中央“一大”提供了會址。

1917年參加護法運動，任廣州護法軍政府軍委會委員。

1921年支持和幫助胞弟李漢俊在上海發起建黨，中共一大在其家中召開。抗戰期間，李書城積極擁護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利用自己的聲望和影響，做了許多上層人士的工作。

1925年6月10日，漢口慘案發生後，李書城以“湖北同鄉會”代表的身份從北京趕往漢口，不顧旅途疲勞，走家串户慰問死難者家屬，到醫院探望受傷的工人和學生。追悼死難者大會後，武昌、漢口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李書城等人走在隊伍的最前面，帶頭振臂高呼：“打倒帝國主義！”

1926年初，廣東革命政府開始醖釀北伐，李書城奉命到湖南做唐生智、夏鬥寅的策反工作，獲得成功。北伐戰爭開始後，李書城參加北伐軍，他與北方的馮玉祥取得聯繫，並向馮玉祥告知南方的勝利消息，在共產國際和中共的幫助下，在李書城等人的影響和督促下，馮玉祥率軍南下，與北上的軍隊勝利會師於河南信陽。

主張抗戰堅持禦侮

抗戰爆發後，為了拯救流浪的難童，李書城力主創建“戰時兒童保育院。”武漢淪陷後，湖北省政府西遷恩施。李書城擔任省銀行董監會監察，從理財入手，支援抗戰。

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戰火很快由華北危及華中，日寇奸虜燒殺，無惡不作。這時華北、河南的上千名兒童淪為孤兒，流落到武漢，社會各界對此十分同情和關注。中共中央派董必武到武漢開展統戰工作，他會見了李書城、石瑛等人，希望他們在抗戰中為民族立功。李書城當即向董必武表示：“國難當頭，抵禦外侮，一定竭盡全力。”他建議湖北省政府創建一個“戰時兒童保育院”收容流浪的難童，並推薦李伯剛負責收容工作。

武漢淪陷後，國民政府湖北省政府西遷恩施，有人勸李書城在武漢留下來，因為侵華日軍中有一些高級將領是他留日時的同學，如果李書城留在武漢，也不會有人傷害他。李書城拒絕了這種勸説，他説，我寧願去擺拆字攤，也不願留下來當亡國奴，更不能充當無恥的漢奸。李書城隨政府遷到恩施，任省銀行董監會常務監察，從理財入手恢復鄂西經濟，支援前方抗戰。

在解放武漢的日子裏

武漢解放前夕，李書城掩護中共地下黨組織在武漢建立地下交通站，併發起組織“湖北人民和平促進會”和“武漢市臨時救濟委員會”，為武漢的解放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抗戰勝利後，李書城隨省政府遷回武漢。當時中共南方局從武漢地區的工作重要性和那裏黨組織活動中斷的情況出發，派李聲簧（李漢俊之子、李書城之侄）和趙忍安兩個到武漢重建黨的組織，重新開闢工作。李聲簧住在伯父李書城家中，趙忍安到漢口和成銀行當經理作掩護，進行地下活動。他們的任務是在武漢建立交通站，向黨中央和南方局遞送情報，接待來往的工作人中。他們的工作得到李書城全力支持。

1949年1月，李書城在武漢發起組織“湖北省人民和平促進會”，並以該會常務幹事的身份通過敵人的封鎖線，北上河南解放區，拜會了陳毅、劉伯承兩位將軍。近一個月的訪問，李書城為解放區繁榮興旺的景象和生動感人的軍民關係所觸動，返回武漢後，不顧國民黨反動派和恐嚇和威脅，多次在集會上宣講解放區的情況，粉碎了敵人“共產共妻”的謠言，宣傳瞭解放區的大好形勢。

渡江戰役打響前夕，李書城又動員各界人士組織成立了“武漢市臨時救濟委員會”。他四處奔走，大力活動，有效地阻止了敵人逃跑時對水廠、電廠和全市交通設施、工廠設備等的破壞。

為祖國的繁榮昌盛盡心盡力

新中國建立後，李書城出任農業部部長，他不負重託，工作出色。李書城身在北京，心繫故鄉，關注着故鄉的建設和發展，尤其關心故鄉的教育事業。

1949年9月21日，受毛澤東主席邀請，李書城出席了全國政協第一次全體會議。10月1日出席開國大典，10月19日在政務院舉行的第三次會議上，經周恩來總理提議，任命李書城為農業部部長。解放之初，百廢待興，農業的恢復和發展既首當其衝，又困難重重。李書城不顧自己年近古稀，孜孜不倦地學習黨的有關農業政策，學習農業技術知識，李書城深入基層，深入羣眾，工作出色，受到黨和人民的好評。

1956年4月，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的李書城回到家鄉潛江視察，瞭解家鄉的革命和建設。李書城看到了家鄉巨大的變化，在縣招待所聽了當地領導彙報情況後説：“我作為家鄉的一員，應該感謝你們，你們的工作再次證明了共產黨領導有方，人民力量偉大。”

1963年3月，李書城作為全國政協常委第二次回家鄉視察。這次回鄉，李書城專門安排時間去看望了城南中學（現潛江中學）的師生們，詢問他們的學習和生活情況。在觀看同學們做完廣播體操後，李書城又親自為師生們表演了一套太極拳示範，還為城南中學圈定了校園用地。

1965年8月23日，李書城先生因病在北京去世，毛澤東、周恩來、董必武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送了花圈。他的骨灰放進了八寶山革命公墓第一陳列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