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望道

陳望道， 1891年1月18日生於浙江義烏縣分水塘村一户農家，早年曾留學日本，在早稻田大學讀書，讀書時，他結識了日本早期的社會主義者河上肇、山川均等人，並閲讀他們翻譯的馬克思主義著作。 ^[3] 

1919年回國，受聘於杭州第一師範學校，任語文教員。

1920年春，到上海，參加編輯《新青年》。5-8月，與陳獨秀等組織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參與發起組建中國共產黨。

1920年8月，陳望道翻譯的第一個中文全譯本《共產黨宣言》在上海拉斐德路（今復興中路）成裕裏12號的一個名叫“又新”的印刷所正式問世。 ^[6]  年底，繼陳獨秀主持《新青年》編輯工作。在上海外國語學社、復旦大學、平民女學等校擔任講授。次年底，中共上海地方委員會成立，為首任書記，任職至1922年6月。1923年夏，脱黨。

1922年，加入文學研究會。

1923年秋-1927年，任上海大學中文系主任、教務長、代理校務主任。

1923年10月，與柳亞子等發起組織新南社。

1927年下半年開始，擔任復旦大學中文系主任，旋兼復旦實驗中學主任。

1929年冬，出任中華藝術大學校長。

1932年，出版中國第一部有系統的兼顧古今語文的修辭學專著《修辭學發凡》。30年代，投身左翼文化運動，參與組織推動上海思想文化戰線的反文化“圍剿”鬥爭。

1934年，與葉聖陶、胡愈之等發動大眾語運動，創辦《太白》半月刊。

1937年，參加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在上海提倡拉丁化新文字運動，發起組織關於中國文法革新的討論，宣傳文字改革。

1940年，從上海至重慶，回遷校於重慶北碚的復旦大學中文系任教。

1942年起，任新聞系主任歷時8年。抗日戰爭勝利後，回上海，參加和支持大學教授和學生的愛國民主鬥爭。

1949年10月，出任復旦大學校委會副主任。

1951年，參加中國民主同盟。

1957年6月，經中共中央批准為中共黨員。

1952年9月起，任復旦大學校長。

1960年任《辭海》總主編。

1972年起，任復旦大學革命委員會主任。此外，任華東軍政委員會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兼文化部部長，華東行政委員會高教局局長，民盟中央副主席，上海市政協副主席，民盟上海市委主委，上海市社聯主席等職。是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全國政協常委會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1977年10月29日，在上海病逝。 ^{[1]  [5]} 

第一個把《共產黨宣言》（英文版）翻譯成中文的陳望道。

陳望道(9張)

《共產黨宣言》是馬克思主義入門經典，此書氣勢磅礴，富有鼓動性。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的中國正在醖釀成立中國共產黨，陳獨秀、李大釗兩位共產黨的創始人在北京讀過此書的英文版，深為讚歎，二人都認為應當儘快將此書譯成中文。戴季陶在日本留學時，曾買到一本日文版《共產黨宣言》，亦打算譯成中文，那時的戴季陶思想頗為激進，傾向於共產主義。但他細細看了一下後，就放了下來，因為翻譯此書太難了，要求譯者不僅要諳熟馬克思主義理論，而且要有相當高的中文文學修養。後來，戴季陶回到上海，主編《星期評論》，他便着手物色合適的翻譯者。《民國日報》的主筆邵力子是一位奔走於上海灘各界的大忙人，他的思想也頗為激進。邵力子得知此事，就向戴季陶舉薦了陳望道。

陳望道與邵力子書信往返較多，二人都常為《民國日報》和《覺悟》副刊撰稿，邵力子深知陳望道功底不凡。於是，戴季陶向陳望道提供了《共產黨宣言》日譯本，陳獨秀通過李大釗從北京大學圖書館借出《共產黨宣言》的英譯本，供陳望道對照翻譯。當時，中國也有不少有識之士把《共產黨宣言》譯成中文，但都是僅僅翻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譯的都不準確，有些地方翻譯得甚至謬誤可笑。陳望道就將以往各家所譯片斷也找來作為參考，上個世紀50年代周恩來曾就此事問過陳望道，《共產黨宣言》最初是依據什麼版本譯的，陳望道説主要是據英譯本，同時參考日譯本。

1920年2月下旬，陳望道秘密回到老家分水塘翻譯《共產黨宣言》。

《共產黨宣言》陳望道 譯本(5張)

3-4月份，陳望道將《共產黨宣言》譯完，隨即攜譯稿到上海，準備在《星期評論》連載，但當他到上海的第二天，該刊便停刊了。恰在這時，陳獨秀的《新青年》編輯部也剛到上海不久，應陳獨秀之邀，陳望道參加了《新青年》編輯工作。當時陳獨秀、李達、李漢俊、陳望道經常在一起討論馬克思主義和建黨問題，於是便組織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 籌備建立中國共產黨，印行《共產黨宣言》成了當務之急，當時印刷經費十分困難，為此，陳獨秀就跟共產國際代表魏金斯基商議，魏金斯基當即就籌措一筆經費。隨後，就在辣斐德路（今上海復興中路）成裕裏12號，租了一間房子，建立了一個小型印刷廠，取名“又新印刷廠”。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一書也是又新印刷廠承印的第一本書。首版封面五分之四的篇幅是馬克思肖像，這是中國境內第一次在印刷品上出現馬克思的肖像，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中文全譯本《共產黨宣言》，共印了一千冊，很快售盡，但人們也發現封面把《共產黨宣言》錯印成了《共黨產宣言》，於是，同年9月在改正版面後進行了第二次印刷，封面馬克思肖像也由紅色改印成藍色，再版，又印了一千冊，依然很快售完。到1926年5月止，已經重印17版之多。後來國民黨將《共產黨宣言》定為“禁書”，不準再版，見之即查繳。

陳望道的《共產黨宣言》第一個中譯本是豎排平裝本，用5號鉛字排印，報紙印造，全書內文共56頁，每頁11行，每行36字，豎版直排，頁側印有“共產黨宣言”的頁邊字，字下注有漢字小寫頁碼，全書專有名詞均在詞後括號附註英文原文，以供讀者對照。封面紅印是1875年馬克思半身肖像，肖像下面自右向左橫題“馬格斯”三字，肖像上面大字橫題書名《共產黨宣言》。《宣言》上面用小字標註“社會主義研究小叢書第一種”字樣，下面標註“馬格斯、安格爾斯合著”、“陳望道譯”等字樣。尾頁為版權頁，寫有“一千九百二十年八月出版”、“定價大洋一角”、“印刷及發行者社會主義研究社”等字樣。書的尺寸是18.1×12.2（cm）。 在全國發現的中文第一版《共產黨宣言》只有11本，他們分別珍藏在中國國家圖書館、北京市文物局、上海圖書館、上海黨的一大會址紀念館、上海魯迅紀念館、上海檔案館、中國國家博物館、延安革命紀念館、浙江上虞市檔案館、温州圖書館、山東東營歷史博物館。 ^[3] 

為了專心致志完成好這件事情，1920年春，他離開浙江一師回到家鄉，開始心無旁騖地潛心翻譯《共產黨宣言》。當時，陳獨秀向陳望道提供了英文版《宣言》，同時，《星期評論》也向他提供了日文版《宣言》，他就根據這兩個版本的《宣言》進行中文翻譯工作。他如飢似渴地學習《宣言》、孜孜不倦地研究《宣言》、夜以繼日地翻譯《宣言》。看他如此辛苦地工作，人也瘦了許多，他母親十分心疼，想做點好吃的讓他補養身體。於是，母親就弄來一些糯米做成粽子，又拿來一點義烏紅糖，讓陳望道用粽子蘸紅糖吃。過了一會兒，等母親去收拾碗筷時，發現陳望道粽子是吃掉了，可是滿嘴是黑的。原來，由於陳望道對翻譯工作太過專注，他一邊工作一邊吃粽子，而粽子蘸的不是紅糖，是墨盒裏的墨水，他自己居然沒吃出粽子是啥滋味。就這樣他加班加點工作，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克服各種困難，用一個青年馬克思主義者的忠誠和激情，完成了《共產黨宣言》全文的中文翻譯任務。 ^[6] 

為翻譯《共產黨宣言》，陳望道於1920年2月回到浙江義烏家中，他根據日文版，同時與英文版相互對照翻譯《共產黨宣言》。在一間柴屋裏，陳望道克服工作條件的艱苦和翻譯中的困難，“費了平常譯書五倍的功夫，才把徹底全文譯了出來”。1920年4月下旬，陳望道完成譯稿。《共產黨宣言》出版後，立即受到工人階級和先進知識分子的熱烈歡迎，反響極為強烈，初版印了千餘本很快銷售一空。此後，《共產黨宣言》經過多次重印，到1926年5月已經是第17版了。北伐戰爭時期，《共產黨宣言》在北伐軍中廣泛流傳。 ^[4] 

《共產黨宣言》的翻譯出版意義重大。在《共產黨宣言》的影響下，許多革命青年逐漸樹立對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成長為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在1936年跟斯諾談話時曾講：“有三本書特別深刻地銘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後，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這三本書中的第一本便是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該書對於宣傳馬克思主義，推動革命運動的發展和中國共產黨的創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聚集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的革命知識分子在北京、上海、湖南等地，向工人灌輸馬克思主義，用馬克思主義指導開展工人運動。 ^[4] 

在譯完《共產黨宣言》後，陳望道繼續翻譯馬克思主義著作，撰寫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文章，並同各種反馬克思主義思潮進行鬥爭。擔任《新青年》主編的陳望道對雜誌採取了一種“樹旗幟”的辦刊方針，如他自己所説：“先打出馬克思主義的旗幟……開闢《俄羅斯研究》專欄，就是帶有樹旗幟的作用。”《新青年》這一辦刊方向引起了胡適的強烈不滿，提出要改變刊物性質甚至停辦，但陳望道毫不妥協堅持和捍衞《新青年》的馬克思主義辦刊方向。面對改良主義者張東蓀借羅素來華講學之機對馬克思主義的否定，陳望道發表文章與之堅決鬥爭。通過與胡適、張東蓀等人的論戰，陳望道和其他先進知識分子有力地回擊了對馬克思主義的質疑，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礎。陳望道不僅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而且以實際行動踐行馬克思主義。他是中國共產黨成立的重要發起人，直接參與創建了黨的兩個重要組織——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和上海的共產黨早期組織。這兩個組織可看作黨創建時期組織發展的不同階段。在陳望道和其他同志擬定的《中國共產黨宣言》中，規定黨的名稱是“中國共產黨”，黨的最終目標是消滅私有制和階級壓迫，建立無產階級專政，這些內容在黨的一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綱領》中得到了充分體現。

陳望道是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早期負責人之一，在組織支持下，他開辦外國語學校、平民女校以及職工補習夜校，向人民羣眾宣傳馬克思主義。外國語學校實際是社會主義青年團公開活動的場所，為黨向國外派遣了一批留學生、培養了大批幹部。平民女校是吸收“一些覺悟的女子，為反對三從四德，被他們的家庭、學校趕出來，我們辦學校，接受他們。丁玲就是這個學校的學生。”

陳望道是早期工人運動的重要發起者，直接參與籌建了上海機器工會、印刷工會、紡織工會、郵電工會，通過工會開展工人運動。初期的工運，主要是啓發和培養工人的階級覺悟，支持他們搞經濟鬥爭。為此，陳望道多次向工人發表關於勞工神聖和勞工聯合的演説，進行鼓動宣傳工作。 ^[4] 

無論時局如何變換，陳望道一生始終堅信馬克思主義，用一生的堅守詮釋了馬克思主義真理的力量。

陳望道畢生忠誠於黨的事業。大革命失敗後，國民黨反動派大肆捕殺共產黨員，即使如此，陳望道依然根據黨的指示擔任黨創立的學校——中華藝術大學校長，隨後在這所學校誕生了著名的“左聯”。抗日戰爭時期，陳望道在黨組織的領導下積極投身於抗日救國運動，在“孤島”上海堅持敵後鬥爭。1940年陳望道隨復旦大學遷到重慶後，根據黨的指示出任復旦大學訓導長，並創辦了我國第一個新聞館，新聞館裏可以傳閲革命書刊、收聽延安的廣播，被稱為“夏壩的延安”。解放戰爭時期，陳望道參與組建了華東地區16所高等院校“大學教授聯合會”，並擔任主席，大力推動“反內戰、反迫害、反飢餓”運動，同時在黨組織的領導下，積極營救被國民黨逮捕的進步作家和進步學生，為解放戰爭的勝利作出了特殊貢獻。

陳望道始終把馬克思主義作為學術研究的指導思想。作為一名學者，陳望道是我國現代修辭學的奠基者，一部《修辭學發凡》被稱為“千古不朽的鉅著”。在書中陳望道既以大量篇幅談了修辭技巧，又着重説明了它與內容的關係，突出了修辭的目的——為內容服務，把內容和形式辯證統一的觀點運用到修辭中。

縱觀陳望道一生，一旦嘗過了“真理的味道”，他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便從未改變，也正是信仰的初心使其肩負起馬克思主義傳播者、踐行者和堅守者的使命。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