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黨

地下黨，《新華詞典》上的解釋是：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的地區和日本侵略軍侵佔的地區，秘密進行革命活動的黨組織，通常稱為地下黨。

“地下黨”是特定時期的一個特指，是一個歷史產物。

4、幫助、護送重要人物出入敵佔區、封鎖區 ^[3] 

5、破壞、擾亂敵人對革命人士、共產黨組織、解放區等的政治、軍事行動；營救被捕革命人士、共產黨員；轉移暴露的地下黨員

6、懲處特務、漢奸等反動派

這個秘密聯絡點位於西安乾縣縣城高廟巷39號，現為居民許增祿私宅。該宅為清末民初建築，存有正房一處，廂房兩間，保存基本完好。據許增祿老先生講述，該宅原為中國老一輩革命家、外交家王炳南之兄王兆南的宅第，亦為國民黨乾縣兵役局所在地，轉手多次後，他於上世紀80年代出資購入。1937年，鄧小平（時名鄧希賢）在王炳南的陪同下，路過乾縣，曾在此宅西廂房居住過。

王兆南，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為乾州著名的史文通、苟福堂、何守之、閻良臣、王兆南等五大豪紳之一，曾擔任國民黨乾縣兵役局局長。1942年後，受其弟王炳南的影響，思想逐漸轉向共產黨，隨後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利用本人特殊身份，收集情報，此地亦成了中共乾縣地下黨秘密聯絡點。

王宅西院原有一地窨（解放後被平毀），乾縣地下黨曾在此商量要事，召開秘密會議。中共乾縣地下黨秘密聯絡點的發現，為研究乾縣中共地方黨史和中國革命史提供了新的資料，具有重要的史料參考價值。

中共地下黨交通站都有一套嚴格的聯絡方法，以防敵特破壞，確保安全。一是什麼人走，什麼時候走，事前都要做好安排。如發現與原計劃不符，就要引起警惕。

二是去根據地的同志一般帶有地下黨密寫的介紹信，並按約定的暗號、時間、地點接頭。

三是來往人員嚴守秘密工作紀律。交通員不準打聽“客人”的真實姓名及家庭住址等情況。城市的同志到交通站後，即換上根據地的服裝。在從交通站到城工部的路途中，對外番號是“教導大隊”，以不暴露來自敵佔區的身份。

錢壯飛，1896年生，浙江湖州人。1915年考入北京醫科專門學校，1919年畢業後在北京的京綏鐵路醫院工作。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利用做醫生的有利條件，進行黨的秘密工作。經常把黨的文件和情報裝在醫用皮包或藥箱裏，以出診為名送到黨的機關和同志們的秘密住處。 ^[1] 

“龍潭三傑”指的是錢壯飛、李克農、胡底，他們三人一個在南京擔任要職，一個留守上海主持工作，一個去天津擔任“長城通訊社”社長，從而形成遙相呼應的鐵三角。在關鍵時刻，因為有了“鐵三角”的努力下，中共中央得以保全。周恩來曾感慨地説到：他們三個人深入龍潭虎穴，可以説是龍潭三傑。如果沒有龍潭三傑，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將被改寫。

1931年4月，中國共產黨中央特別行動科負責人顧順章被捕叛變，國民黨武漢行營主任何成浚和特務機關連續向蔣介石、徐恩曾發出顧順章叛變的電報，但均被錢壯飛截獲。錢壯飛立即派人趕到上海向中共中央報警。周恩來、陳雲等領導採取緊急措施，才使得中共中央領導人、中共江蘇省委以及共產國際在滬機關全部迅速地安全轉移，使黨組織避免了一場特大災難，對保衞設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機關的安全作出了重大貢獻。

1931年4月25日深夜，李克農收到錢壯飛派人從南京送來的中共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叛變投敵的密信後，急忙與黨中央取得聯繫。可這天不是與陳賡接頭的日子。於是，在夜幕下，李克農行色匆匆，找了一處又一處，最後終於找到了陳賡。接着，兩人又一起找到了周恩來，迅即對有關人員進行了轉移。

此後不久，李克農離開上海前往中央革命根據地。後曾任國家政治保衞局執行部部長，紅軍工作部部長等職。長征到陝北後，曾任中共中央聯絡局局長、八路軍總部秘書長、中央社會部部長等職。新中國成立後，曾任外交部副部長、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等職。是中共八屆中央委員。

南京、天津方面每有緊急情報，錢壯飛和胡底就立即報告給在上海的李克農，由李克農通過陳賡及時轉報中共中央。1931年4月，李克農得知顧順章叛變的那天晚上，用暗語給胡底發了一個電報：“胡底，克潮病篤。”這是他們事先約定的暗號：“克”是説李克農，“潮”指錢壯飛，“病篤”意即事態嚴重，必須立即行動。胡底時在天津。接到電報後，胡底馬上乘坐外國輪船離開天津。1931年8月，胡底、錢壯飛離開上海前往中央蘇區。到達蘇區後，胡底任臨時中央政府國家政治保衞局預審科科長。

長征途中，胡底壯烈犧牲。1945年中共七大追認他為革命烈士。1981年12月8日，國家民政部再次追認胡底為革命烈士。

熊向暉、申健、陳忠經三人，被周恩來譽為“龍潭三傑”後三傑。三人都潛伏在胡宗南部擔任職務，其中熊向暉擔任胡貼身副官、機要秘書長達十三年。胡宗南在得知熊向暉真實身份後，驚得目瞪口呆！

熊向暉,中共情報工作史上最具傳奇色彩的人物，被毛澤東譽為“一個人能頂幾個師”。

十三年對人的一生來講可以做很多的事情，而對於熊向暉來説，可能一直都在壓抑着個人的願望，而為黨默默地工作着，用那個時代的詞彙來表述，就是“懷揣着光明，面向着黑暗”。

在中共情報史上有一個不為人知但卻不能不知的名字。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三個最著名的情報——德國突襲蘇聯、日本偷襲珍珠港和日本120萬關東軍在中國東北詳細軍事部署的情報都與他的名字息息相關。他就是被譽為中國情報戰線上的“理查德·佐爾格”的閻寶航！沒有他，二戰的歷史完全有可能被重寫。 ^[1] 

閻寶航，共產黨隱蔽戰線的傳奇人物、戰略情報家。他既是張學良的摯友，又是蔣介石及宋美齡身邊的“紅人”，更是周恩來單線聯繫的“特殊人物”。從隱蔽戰線到外交戰線，閻寶航演繹了傳奇的一生。但很多年來，閻寶航的經歷一直鮮為人知。

1995年11月1日，在俄國駐華使館舉行了一個特別的儀式。羅高壽大使向肅然而立的人們宣讀了鮑里斯·尼古拉耶維奇·葉利欽總統簽署的授予閻寶航及他領導的情報小組成員閻明詩、李正文同志以“偉大衞國戰爭勝利50週年紀念章”的命令。

羅高壽大使評價説：“閻寶航同志1941年6月16日提前向蘇聯提供了關於德軍進攻蘇聯日期的準確情報，在二次大戰最後階段在蘇軍對日作戰前提前向蘇聯提供了日本關東軍在東北的詳細軍事部署資料。這兩件事將載入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的史冊。”

曾任蔣介石侍從室少將高參的段伯宇：1904年生，1938年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1939年調到重慶後，周恩來找他談話，要他長期在國民黨軍隊潛伏，並指示他與地下黨的同志單線聯繫。後來段伯宇進入國民黨陸軍大學第七期特別班學習。畢業後經胞弟段仲宇推薦進入蔣介石侍從室工作。段伯宇在蔣介石侍從室（後改為總統府軍務局）任少將高參後，在國民黨軍隊內進行策反工作。解放戰爭後期，蔣介石為了保存他的最精鋭的核心部隊——現代化傘兵三團，打算把傘兵三團調到台灣擔任自己的警衞部隊。上海地下黨得到這個情報後，責成段伯宇具體負責傘兵團的起義工作。經過段伯宇的周密策劃，傘兵三團於1949年4月15日利用從海上撤退福建的機會，轉舵北上，在海上起義，安全抵達連雲港，受到了以新海連特委書記谷牧為首的解放區黨政軍民的熱烈歡迎。新中國成立後，段伯宇曾任自然科學史研究室和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負責人。1998年9月23日在北京逝世。 ^[4] 

封是桂系主要將領，黃埔軍校畢業，白崇禧的親信。1933年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1941年封裔應秘密將南京中共代表團副團長董必武接到上海白崇禧公館，稱與客人商談要事，白夫人不知就裏，在外為其望風。董告封國共和談肯定破裂，要韓掌握好部隊，視機會配合解放軍行動。1941年2月，國軍向山東解放軍發起重點進攻，解放軍華東野戰軍9個縱隊進行萊蕪戰役，將北線國軍包圍，封裔應奉陳毅指示命46軍自圍中潰出，自亂陣腳，致解放軍大獲全勝，殲國軍5萬6千人，生俘第二綏靖區副司令李仙洲中將。此後，封裔應又返南京，謊稱越獄，白崇禧不疑，將封調任廣西柳州任防衞警察局專員，因此韋國清領導的中共廣西縱隊得以保全。未幾，白崇禧外甥、國軍師長海竟強當真越獄逃回，指封裔應通共，而封此時已去南京。保秘密局電告張治中抓封裔應，張卻給封機票，讓其飛往廣西桂林。1942年任軍事科學院戰史部處長等職，1943年3月在柳州被中統特務毒害。1943年授予少將軍銜。

她是南京地下黨負責人。在軍警林立的國民黨政權的心臟，她居然能夠在陸海空三軍和警察部隊中，都發展和安插了中共地下黨員，甚至在保密局、國防部和美軍顧問團這樣極其重要的機構內，也都發展和安插進中共地下黨員！

正是由於以陳修良為首的中共南京地下黨的有勇有謀，大量絕密的軍事情報通過各種渠道彙集到渡江作戰的解放軍手中。如《京滬杭沿線軍事部署圖》、《長江北岸橋頭堡封港情況》、《江寧要塞彈藥儲運數量表》、《京滬杭作戰方針及兵力部署》等等。這些情報為解放軍的渡江作戰提供了巨大而獨特的幫助。

沒有南京地下黨的富有開創性的工作，解放大軍渡江將會遭遇很多麻煩，會增加大量的人員傷亡。

他有着三過雪山草地的傳奇經歷，他曾經打入國民黨胡宗南部從事地下活動，他是當年中央清查潘漢年歷史問題的執行者，他是周總理臨終前召見的最後一人。初夏時節，筆者應約走進了京西一座綠樹掩映的青磚小樓，見到了這位被譽為“秘密戰線上的傳奇人物”，原中央調查部部長——羅青長。 ^[5] 

建國以後，羅青長參與了偵破蔣幫特務刺殺劉少奇主席的“湘江案”，參加破獲國民黨特務企圖謀害周恩來的“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

徐向前元帥曾經評價，羅青長“是我黨情報偵察戰線上的無名英雄。”

郭汝瑰，又名郭汝桂，四川銅梁人，1907年生，黃埔5期畢業，1929年入中共，1930年為躲抓捕，由其堂兄、川軍郭汝棟部安排去日本留學，與中共失去聯繫。1931年12月入陸大10期，1937年5月任54軍參謀長，8月任該師42旅代旅長參加淞滬會戰，1938年後任54軍參謀長、20集團參謀長、73軍暫5師師長，1944年駐英國副武官，1945年任軍政部軍務署副署長兼國防研究院副院長。1945年5月郭汝瑰在重慶經任廉儒介紹見董必武，提出恢復黨籍，董與郭深入交談，讓郭用實際行動經受黨組織的考驗並將郭轉交中共吳剋剋堅情報系統。1946年2月郭任張治中隨員參加與中共的軍事談判。1946年6月以後歷任國防部5廳副廳長、廳長、陸軍總司令顧祝同徐卅司令部參謀長、國防部2廳（計劃）廳長、3廳（作戰）廳長，參與遼西、徐蚌、平津會戰決策，系蔣介石的軍事“智囊”。從1946年到1949年，郭與中共方面密晤100餘次，提供了大量有關國軍的戰略戰術情報，國軍竟未察覺。對郭起疑的是杜聿明，杜妻曹秀清早年曾入中共，杜與郭接觸中似有曾相識之感，某次杜去郭家，見客廳沙發有補丁，暗忖，自己在國軍中已是廉將，竟還有比自己清苦的，更加深了原有的看法。杜提醒蔣介石注意郭，蔣不以為然，讓杜拿出根據，杜有口難言。徐蚌會戰中，凡蔣按郭建議下達的作戰命令，杜執行時均打折扣。1949年1月，郭任72軍中將軍長，駐軍四川滬州，後任22兵團司令兼72軍軍長，敍滬警備司令，1949年12月11日按劉伯承指示率萬餘人在宜賓起義投共。1951年在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任教，1980年4月再入中共。1981年2月杜聿明在北京臨終時郭去醫院探望，杜問郭“小鬼（郭汝瑰被稱作郭小鬼），當年你是否為共產黨做事？”郭答：“光亭兄，我們只是見解不同，守紅必守淮呀！”郭否認自己是貳臣，稱一生從未改變過信仰。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