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工農紅軍

工農紅軍此名稱來源於蘇聯紅軍的正式名稱工農紅軍（Рабо́че-крестья́нская Кра́сная а́рмия）。

1927年8月1日，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爆發了“南昌起義”。 ^[6] 

1928年4月，朱德領導的南昌起義的隊伍到達井岡山，與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的隊伍與在井岡山會師，組成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 ^[6-7] 

“紅軍”一詞最早見於一副對聯 ^[1]  。1927年蔣介石發動了“4.12”反革命政變，同年11月13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湖北黃安縣（今紅安縣）、麻城縣農民自衞軍攻佔了國民黨佔據的黃安縣城，史稱黃麻起義 ^[5]  ，旋即成立了“黃安縣農民政府”。縣城有名的書法家吳蘭陔先生非常高興，即揮毫寫下了一副對聯，貼在黃安縣農民政府大門上。對聯寫道：“痛恨綠林兵，假稱青天白日，黑暗沉沉埋赤子；光復黃安縣，試看碧雲紫氣，蒼生濟濟擁紅軍”。

此聯對仗工整，巧妙地嵌入了“綠、青、白、黑、赤、黃、碧、紫、蒼、紅”十個表示顏色的詞，感情濃烈，又十分貼切地描繪了當時的形勢和人民革命的激情。尤其難得的是，對聯中運用了“紅軍”一詞。這是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稱為“紅軍”的第一人。

1927年12月11日凌晨，爆發了震驚中外的廣州起義。起義領導機關在發佈的《紅旗號外》中宣佈組織“工農紅軍”，並公佈了工農紅軍領導人名單，參加起義的工農兵在起義爆發的當天就打出了“工農紅軍”的旗幟。

當日凌晨2時左右，張太雷、葉挺等領導人來到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第四軍軍官教導團北較場四標營駐地舉行誓師大會。在誓師大會上，廣州起義總指揮部公開舉起了“工農紅軍”的旗幟，將參加起義的部隊統稱為工農紅軍，工農紅軍總司令由葉挺擔任。參加起義的部隊包括國民革命軍第四軍教導團全部、警衞團一部和廣州工人赤衞隊七個聯隊以及市郊部分農民武裝。

雖然廣州起義不久便遭到失敗，但“工農紅軍”的響亮名稱卻在全國不脛而走。從此，“紅軍”的稱號在各地的革命武裝中開始陸續使用。

192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中央通告第五十一號——軍事工作大綱（採用廣東省委擴大會議軍事問題決議案內容）》。大綱規定：“建立紅軍已成為的要務，不一定要等到一省或一國暴動成功，只要能建立一割據區域，便應當開始建立紅軍的工作。在割據區域所建立的紅軍，可正式定名為紅軍，取消以前工農革命軍的名義。” “紅軍中政治工作，必須特別注意”。“紅軍應由蘇維埃派政治委員監督軍官，並負責進行政治工作。政治委員應即為黨代表”。

此後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改稱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

1930年10月，中共中央頒佈《中國工農紅軍政治工作暫行條例草案》。這是中國工農紅軍政治工作的第一個正式條例，分別為總則、政治指導員、政治委員、各級政治機關、黨支部、黨務委員會、青年團及紅軍政治機關與地方黨的關係等10個具體條例。

條例的總則規定：在紅軍中建立政治工作的目的，“就是要鞏固無產階級先鋒隊-中國共產黨在紅軍中的領導，要使紅軍成為有力的工農革命的武裝力量”。紅軍中的政治機關“是蘇維埃政權的一部分”，是“黨在紅軍政治路線及紀律的執行者”，是“紅軍中的政治指導員。政治工作的任務，是“實施無產階級的階級教育”，使紅軍的指戰員明瞭紅軍所擔負的階級的政治責任和與敵人作戰的意義。要把紅軍的指戰員訓練成為“有軍事技術的戰士”，成為“建立蘇維埃政權鞏固蘇維埃政權有階級覺悟的公民”，還要成為“完成世界革命的國際主義者”。

因此，條例作了具體的規定。其中主要的有以下幾點：

一、政治指導員是紅軍戰士政治工作的指導員和進行者。

二、政治委員會是中國共產黨在紅軍中全權代表，他是代表政權及黨的雙重意義，在執行行黨在紅軍政治路線及紀律方面，是完全負責者。政治委員在政治方面有單獨發行命令之權，並在與同級軍事指揮員發生爭執時，有停止軍事指揮員命令之權。

三、團及獨立營設立政治處，師以上各級設立政治部。

四、連隊黨支部“是黨在紅軍中的基本單位的組織，每連中有黨員三人以上者均得組織支部”。

此外，條例還規定：軍團、軍、師政治部均設立黨務委員會。這是一個維護黨紀，發展黨員等有關黨務工作的部門。

1930年8月24日，紅一軍團和紅三軍團在湖南瀏陽永和會師，組成紅一方面軍（也稱中央紅軍）。總司令朱德，總政治委員毛澤東。當時紅一軍團轄紅三、四、十二軍，紅三軍團轄紅五、八、十六軍。

1931年8月，張雲逸、鄧小平的紅七軍編入三軍團。同年12月24日，寧都起義的國民黨軍（26路軍）編為紅五軍團。1932年6月改稱紅一方面軍。

1933年編成為紅一、三、五軍團和江西軍區獨立師，其中，一軍團轄四、十四、十五軍（十四、十五軍原為五軍團編制），三軍團轄一、二、三、四、六、七師，無軍一級，五軍團轄三、二（原一軍團十二軍）軍。紅七軍團原為1930年贛東北紅軍部隊擴編而成的紅十軍，1933年1月與中央紅軍會師，劃歸一方面軍，1933年7月20日改為紅七軍團，紅九軍團於1933年10月28日由紅一軍團三師、紅五軍團十四師合編而成。紅八軍團由紅七軍團二十一師和中央紅軍直屬二十三師，在1934年9月合編而成，兵力最高達24個軍共7萬餘人。1933年編成為，一、三、五、六、七軍團，1934年7月紅七軍團北上，改名“抗日先遣隊”，10月與1933年初成立的新紅十軍合編為紅十軍團，後失敗；六軍團作為長征先遣隊先前進至湘西和二軍團會師。

1934年長征開始時，一方面軍編成為紅一、三（各三個師）、五、八、九（各兩個師）軍團，其中八、九軍團為長征前最後一次“擴紅”時組建，多為新兵，裝備及戰鬥力較差。湘江之戰時，八、九軍團被打散。湘江之戰後，八軍團番號撤銷。餘部編入五、九軍團，一直是作為全軍後衞。九軍團在貴州曾經單獨作戰，以掩護主力進行機動作戰。

1935年毛兒蓋會議之後，紅一方面軍離開紅四方面軍向陝北前進，其時五、九軍團因駐地在四方面軍中，未能隨軍北上，編入紅四方面軍。俄界會議後，一、三軍團與幹部團編成中央縱隊，至陝北組成陝甘支隊，到達陝北前全軍整編為紅一軍團，1935年11月與紅十五軍團匯合，合編為紅一方面軍。

原為紅二、六軍團，1935年接中央命令編為紅二方面軍，後來和四方面軍會師後編成中還包括九軍團和三十三軍一部整編為三十二軍（和四方面軍的九軍區分）。總指揮賀龍，副總指揮蕭克，政治委員任弼時，副政治委員關嚮應。同年7月，紅二、六軍團到達甘孜與四方面軍會師，奉命組成紅二方面軍，並將原屬一方面軍的三十二軍（三十二軍就是原一方面軍的九軍團）編入。

紅四方面軍淵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927年黃麻起義後成立的紅七軍，黃麻起義失敗後餘部以後發展成紅11軍第31師。加上在六霍起義和商南起義中誕生的紅32師和紅33師改編成紅1軍。1930中紅15軍與紅1軍合併成紅四軍，軍長為鄺繼勳，政委曾中生，參謀長徐向前。1931年11月,以紅4軍和紅25軍正式成立紅4方面軍。四方面軍總指揮為徐向前，政委為陳昌浩，政治部主任為劉士奇。

鄂豫皖時期：在鄂豫皖根據地時，包括紅四軍及紅七十三師。後第四次“圍剿”後紅四軍轉移向川陝發展，留紅七十三師於鄂豫皖堅持。後徐海東率部向陝北突圍而去，到達陝北後編為紅二十五軍，與當地的二十六、二十七軍編為紅十五軍團。

川陝時期（一、四方面軍會合前）：紅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軍。

毛爾蓋會議之後，南下時：紅四、五、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軍，與國民黨大戰之後，損失慘重。一、四方面軍會師時，四方面軍已有三十三軍，在當時左路軍編制內三十三軍是川東遊擊隊改編的。南下受挫後也沒有取消建制，至少在四方面軍西渡黃河被分隔時還有三十三軍。

長征會師之後：

西路軍：紅五、九軍及三十軍一部。

東路軍：紅二、六軍團及三十二軍。

此外還有紅四軍及三十軍一部。

紅一方面軍：紅一、十五軍團。

1936年10月，紅四方面軍、紅二方面軍與前來接應的紅一方面軍在甘肅會寧地區會師，宣告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結束，那為什麼沒有紅軍第三方面軍。

中央原計劃將紅軍1、2、3、4軍團依次擴編為四個方面軍，後來因為紅3軍團總指揮彭德懷主動提議紅3軍團和1軍團合編為第一方面軍，放棄了單獨擴編為第三方面軍的計劃，遂造成第三方面軍缺編。其實，據歷史檔案資料考證，缺編是另有原因的。

紅軍方面軍是由開始第幾軍演變而來。關於第四軍開始是1930年5月黃公略5000人的第三軍（後加入朱毛的第一方面軍）。1931年賀龍成立10000人的第三軍，1934年10月26日改稱第二軍團和第六軍團合併成為第二方面軍。第一方面軍領導第一軍團林彪、第三軍團彭德懷、第五軍團季振同、第八、第九軍團。而紅四軍成為第四方面軍。第三方面軍準備讓第七軍團尋淮洲6000人、第十軍團方誌敏10000人領導，但是北上損失慘重，未能合併成為第三方面軍。如果不北上，在南方根據地，將成為一大主力，這就是歷史。

1930年5月，黨中央召開了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會議和全國紅軍代表會議，決定將活動於閩西和贛南以及湘鄂西、湘鄂贛、鄂豫皖等革命根據地的紅軍，分別改編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軍團；還準備在這四個軍團的基礎上繼續擴大紅軍，然後再把它們編為四個方面軍。同年6月，紅四軍、紅十二軍和紅三軍在福建汀州合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一軍團，朱德任總指揮，毛澤東任政治委員。紅五軍、紅八軍在湖北大冶合編為第三軍團，彭德懷任總指揮，滕代遠任政治委員。隨後，湘鄂贛邊部分地方紅軍組成紅十六軍，也編入第三軍團。7月，由湘鄂邊工農革命軍第四軍改編的紅四軍與紅六軍在湖北公安會師，組成第二軍團，賀龍任總指揮，周逸羣任政治委員。鄂豫皖的紅軍當時則未編成第四軍團。

1930年8月下旬，一、三軍團在湖南瀏陽會師後，在兩個軍團的前委聯席會上，以彭德懷為書記的三軍團前委則提議成立第一方面軍和總前委，三軍團編進一方面軍建制。這就是説，三軍團不再擴編為第三方面軍。彭德懷説：“從戰略方針來看，我贊成三軍團編為第一方面軍的建制，統一指揮，這是革命的需要。”一、三軍團前委聯席會議通過三軍團前委的這一提議，並一致同意朱德為總司令，毛澤東為總政委和第一方面軍總前委書記。這樣，第三方面軍就沒有成立。

1931年1月，鄂豫皖根據地的紅一軍與紅十五軍在河南商城城南的長竹園會師後，合編為紅四軍。同年11月，紅四軍與紅二十五軍在湖北黃安七里坪成立了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徐向前任總指揮，陳昌浩任政治委員。

1934年10月，第二軍團和第六軍團在貴州印江的木黃會師，成立了以賀龍、任弼時為首的總指揮部。1936年7月初，二、六軍團及其總指揮部和第三十二軍（原為第一方面軍第九軍團）在長征途中奉命組成第二方面軍，賀龍任總指揮，任弼時任政治委員。

1933年秋，中央軍委也曾有過把新成立的七、八、九、十這四個軍團合編為第三方面軍的計劃，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由於這四個軍團一部分組成北上抗日先遣隊，一部分跟第一方面軍參加長征，所以合編計劃未能實現。

紅軍由軍發展到方面軍，經歷了一個曲折的過程。在1930年1月以前，中央還沒有統一編制紅軍的計劃。那時中央認為：“中國，只有朱、毛、彭德懷的部隊可以稱為紅軍，其餘如賀龍等都不能叫做紅軍”，只能算作游擊隊。因此，各地紅軍的編制及番號也就各行其是了。

1930年1月，中央軍事部召開會議，決定統一全國紅軍的番號和編制，將幾支較大的紅軍編為一至八軍。4月15日，中央軍委決定將紅軍按地域組成三個軍團。5月間，全國紅軍代表會議對該計劃作了調整，決定組成四個軍團，即三、四軍為第一軍團，二、六軍為第二軍團，五、八軍為第三軍團，十一、十二軍為第四軍團。1930年6、7月間，第一、二、三軍團分別成立，只有第四軍團沒有成立。從所見到的史料看，在1930年時，中央及中央軍委並沒有發出成立方面軍的指示。8月23日，朱德、毛澤東所領導的紅一軍團，和彭德懷所領導的紅三軍團在湖南瀏陽永和市會師。隨即根據第二次攻打長沙的需要，為了便於統一指揮，自發組成了第一方面軍，朱德為總司令，毛澤東為總政治委員。中央在得知此情後，仍然沒有發出組織方面軍的指示。8月29日，中央在給長江局的信中提到：“關於紅軍問題……在現時一、二、三軍團上應成立總司令部組織”，並沒有指示其組成紅一方面軍。這年9月黨的六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央要求全國紅軍的軍團和方面軍都取消，統編為一至七軍，鄂豫皖地區的紅軍按統一規劃編為紅四軍。中央在此期間的多次指示中，仍然堅持取消軍團和方面軍的意見。

1931年11月，紅四軍和新成立的紅二十五軍合攻黃安縣城，為了便於統一指揮，成立了第四方面軍，徐向前任總指揮，陳昌浩任政委。可見，紅四方面軍的成立也不是中央統一規劃的。

誠然，1931年底中央也曾有過組織方面軍的計劃。按照該計劃，全國較大的紅軍部隊將基本上被編入第一、二方面軍。可是，由於種種原因，此計劃未能實行。因為鄂豫皖地區沒等到與湘鄂西及鄂北等處打通，早已成立了紅四方面軍（中央本來的計劃是讓他們成立紅二方面軍）。後來，他們得知中央這一指示後，也曾打算改稱紅二方面軍，可是這個打算卻一直沒有付諸實行。造成紅三方面軍缺編，不能不説這是一個重要原因。

儘管一、四方面軍的成立不是中央統一規劃的，但畢竟已成事實。在那個年代，中央與各地的聯繫因交通不便而造成很多困難，各地的情況也是瞬息萬變，因而發生這種現象並不奇怪。中央在後來的指示中，也承認了這些組織。作為主力紅軍，除此兩大部外，尚有紅二、六軍團。1936年7月，這兩個軍團遵照中央的指示，合編為紅二方面軍，賀龍任總指揮，任弼時任政委。於是，第三方面軍只好缺編。

紅一方面軍：第一、三、五、七、八、九軍團（長征前）。

紅四方面軍：第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軍。（一、四方面軍會師前）

紅二方面軍：第二、六軍團，第三十二軍（原九軍團）。（二、四方面軍會師時）

紅十五軍團：紅四方面軍在鄂豫皖根據地時，包括第四、二十五軍，後四軍轉移開闢川陝蘇區，二十五軍留在鄂豫皖，後來長征至陝北與紅二十六、二十七軍會師，組編為紅十五軍團。

紅軍抗日先遣隊：紅軍長征前，紅七軍團首先轉移至閩浙贛根據地，與當地紅十軍合編為紅十軍團，組成抗日先遣隊，由方誌敏領導。

東北地區紅軍：1932年9月，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滿洲省委將吉林省磐石、海龍縣等地農民武裝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三十二軍，全軍共500餘人。由李紅光、孟潔民負責。1932年11月間，受中共中央派遣，楊靖宇赴紅三十二軍擔任領導工作。從此，紅三十二軍成了中國共產黨在東北地區最早的武裝抗日力量。隨着紅三十二軍的政治影響日益擴大，參軍者日眾，很快就發展至3000多人。1933年9月，紅三十二軍改編為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一獨立師。 ^[8] 

1933年6月以後（第五次反圍剿前）的序列表

紅一方面軍：總司令朱德、政委周恩來、參謀長葉劍英，（後）劉伯承

共轄：

紅一軍團：軍團長林彪、政委聶榮臻、參謀長徐彥剛、（後）左權，共轄：紅一師、紅二師

紅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政委滕代遠、（後）楊尚昆、參謀長鄧萍，共轄：紅四師、紅五師、紅六師

以上兩個是紅軍戰鬥力最強的軍團

紅五軍團：軍團長董振堂（犧牲在西路軍上）、政委朱瑞、參謀長陳伯鈞、曹裏懷，共轄：紅十三師、紅十四師

紅七軍團（1933年9月成立）軍團長肖勁光、（後）尋淮洲、政委肖勁光（兼）、（後）樂少華、參謀長粟裕，共轄：紅十九師、紅二十師、紅二十一師

紅九軍團（同為9月成立）軍團長羅炳輝、政委蔡樹藩、參謀長郭天民，共轄：紅三師、紅三十四師

紅六軍團（未設軍團指揮機構，由十七師首長指揮），共轄：紅十六、十七、十八師

另外，紅一方面軍還有以下幾個直轄軍和師：

少共國際師（後改為第十五師）師長陳光、政委肖華

紅三軍，軍長賀龍、政委關嚮應，共轄：紅七、八、九師

閩浙贛新十軍，軍長匡海龍、政委聶洪鈞，共轄：紅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師

紅二十五軍，軍長吳煥先、政委王平章，共轄：紅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師

紅二十六軍，下轄第四十二師，師長王泰吉、政委高崗

紅二十八軍，軍長廖榮坤、政委王平章，共轄：第八十二師、八十四師

紅二十九軍，軍長陳淺倫、政委李艮

紅四方面軍

總指揮徐向前、政委陳昌浩

共轄：

紅四軍，軍長王宏坤，政委周純全，共轄：紅十師、紅十一師、紅十二師

紅九軍，軍長何畏，政委詹才芳，共轄：紅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師

紅三十軍，軍長余天雲、政委李先念，共轄：第八十八、八十九、九十師

紅三十一軍，軍長王樹聲、政委張廣才，共轄：第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師

紅三十三軍，軍長王維舟、政委楊克明，共轄：第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師

（當時未有紅二方面軍，紅二方面軍於1936年7月2日於四川甘孜成立）

1934年10月以後，即長征開始時的序列表

中革委及紅軍總部

總司令：朱德、總政委：周恩來

共轄：

紅一軍團，軍團長林彪、政委聶榮臻、參謀長左權，共轄：紅一師、紅二師、紅十五師

紅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政委楊尚昆、參謀長鄧萍，（後）葉劍英，共轄：紅四、五、六師

紅五軍團，軍團長董振堂、政委李卓然，參謀長劉伯承，共轄：紅十三師、紅三十四師（即湘江血戰中的全軍後衞，全師幾乎無人生還。）

紅八軍團，軍團長周昆、政委黃更、參謀長黃睿，共轄：紅二十一、二十三師

紅九軍團，軍團長羅炳輝、政委蔡樹藩、（後）何長工、參謀長郭天民，共轄：紅三、二十二師

還有兩個軍委縱隊及教導師

軍政委員會共轄：

主席：方誌敏

紅十軍團，軍團長劉疇西，政委樂少華、參謀長粟裕，共轄：紅十九、二十、二十一師

中革軍委分會共轄：

主席：賀龍

紅二軍團，軍團長賀龍、政委任弼時、參謀長李達，共轄：紅四、六師

紅六軍團，軍團長蕭克、政委王震、參謀長譚家述，共轄：無師。只有第四十九、五十一、五十三團

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共轄：

主席：張國燾

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政委陳昌浩、參謀長李特

共轄：紅四軍，軍長王宏坤、（後）許世友，政委王建安，共轄：紅十、十一、十二師

紅九軍，軍長何畏、政委陳海松、參謀長王學禮，共轄：紅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師

紅三十軍，軍長余天雲、政委李先念，共轄：紅八十八、八十九、九十師

紅三十一軍，軍長孫玉清、政委詹才芳、參謀長龔炳章，共轄：紅九十一師、九十二師、九十三師

紅三十三軍。軍長王維舟、政委張廣才，共轄：第九十八、九十九師

以下三個軍為各根據地獨立軍

紅二十五軍，軍長程子華、政委吳煥先、參謀長戴季英，共轄：四個團

紅二十六軍第四十二師，師長劉志丹，政委楊森

紅二十七軍第八十四師，師長楊琪、政委張達榮、參謀長朱子修

1935年7月21日，中革軍委將紅一方面軍的第一，第三，第五，第九軍團依此改為第1，第3，第5，第32軍；紅四方面軍的第4，第9，第30，第31，第33軍的番號不變。

1935年8月15日，由朱德和張國燾率第5，第9，第31，第32，第33五個軍（左路軍），向阿壩地區開進，黨中央和前敵總指揮部率第1，第3，第4，第30四個軍（右路軍），向巴西，班佑前進。

1935年10月23日，直羅鎮戰役結束後，中共中央成立中華蘇維埃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簡稱中革軍委。1935年11月組成軍委後方辦事處，統一領導前、後方的供給、運輸、醫院、學校和地方武裝。1935年11月恢復紅一方面軍番號（1936年2月，主力東征時，曾用“中國人民紅軍先鋒軍”稱號）。第4方面軍（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朱德、總參謀長劉伯承隨同第4方面軍行動）。

1936年9月，黨中央批准成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團，同年12月，擴大組織，組成中央軍委。1936年10月組成前敵總指揮部，下設司令部、政治部、供給部、衞生部，轄第1方面軍（西征期間稱西方野戰軍，之後，所轄部隊統歸前敵總指揮部指揮）、第2方面軍、後方司令部。1937年1月，紅軍大學改稱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

相關課文[人教版課標本第十冊課文]

紅軍隊伍在冰天雪地裏艱難地前進。嚴寒把雲中山凍成了一個大冰坨。狂風呼嘯，大雪紛飛，似乎要吞掉這支裝備很差的隊伍。

將軍早把他的馬讓給了重傷員。他率領戰士們向前挺進，在冰雪中為後續部隊開闢一條通路。等待着他們的是惡劣的環境和殘酷的戰鬥，可能吃不上飯，可能睡雪窩，可能一天要走一百幾十里路，可能遭到敵人的突然襲擊。這支隊伍能不能經受住這樣嚴峻的考驗呢，將軍思索着。

隊伍忽然放慢了速度，前面有許多人圍在一起，不知在幹什麼。

將軍邊走邊喊：“不要停下來，快速前進。”

“前面有人凍死了。”警衞員跑回來告訴他。

將軍愣了一下，什麼話也沒説，快步朝前走去。

一個凍僵的老戰士，倚靠光禿禿的樹幹坐着。他一動不動，好似一尊塑像，身上落滿了雪，無法辨認他的面目，但可以看出，他的神態十分鎮定，十分安詳：右手的中指和食指間還夾着半截紙卷的旱煙，火已被雪打滅；左手微微向前伸着，好像在向戰友借火。單薄破舊的衣服緊緊地貼在他的身上。

將軍的臉色頓時嚴峻起來，嘴角邊的肌肉抽動着。忽然他轉過臉向身邊的人吼道：“把軍需處長給我叫來，為什麼不給他發棉衣。”

呼嘯的狂風淹沒了將軍的話音。沒有人回答他，也沒有人走開。他紅着眼睛，像一頭髮怒的豹子，樣子十分可怕。

“聽見沒有，警衞員，叫軍需處長跑步過來，”將軍兩腮的肌肉抖動着。

這時候，有人小聲告訴將軍：“他就是軍需處長……”

將軍愣住了，久久地站在雪地裏。他的眼睛濕潤了。他深深吸了一口氣，緩緩地舉起右手，舉到齊眉處，向那位跟雲中山化為一體的軍需處長敬了一個軍禮。

風更狂了，雪更大了。大雪很快地覆蓋了軍需處長的身體，他成了一座晶瑩的豐碑。

1931年3月9日雙橋鎮戰鬥，是鄂豫皖紅軍第四軍於1931年在平漢鐵路廣水地區雙橋鎮，僅用7個小時，全殲國民黨第三十四師，活捉敵師長嶽維峻的速決戰。為粉碎國民黨對鄂豫皖的第一次圍剿，我紅四軍決定利用敵人後撤的有利時機，以十師、十一師6個團的兵力，向平漢線信陽至廣水敵人兵力薄弱的地段出擊。

1931年3月8日，我紅四軍參謀長徐向前決心乘敵孤軍深入立足未穩，集中紅十師的二十八團（今我團二營）、二十九團（今團部、三營）、三十團、十一師的三十一團（今一營）、三十三團和羅山縣獨立團等5個團的兵力，從50裏以外實施奔襲，寧9日凌晨5時，包圍了敵三十四師,隨後即發起迅猛進攻。到13時戰鬥結束，僅7個小時，全殲敵三十四師（1個師部、2個旅部，4個團和1個炮兵營），活捉敵師長嶽維峻以下官兵5000餘人，繳槍6000餘支、山炮4門、迫擊炮10餘門，以及大批彈藥和軍用物資。

這次戰鬥，是我紅軍指揮員抓住有利戰機，實施進攻作戰，紅軍戰士以極高的政治熱情，發揚勇猛衝殺、速戰速決的戰鬥作風，和廣大人民羣眾密切配合，取得的一次重大勝利；也是鄂豫皖紅軍創建以後在一次作戰中殲滅整師敵人的一次空前大捷。這一仗，重挫了敵人的鋭氣，打出了紅軍的軍威，鼓舞了蘇區人民，影響十分深遠。 ^[9] 

1932年3月21日—5月8日蘇家埠戰役，是徐向前元帥1932年3月親自指揮的一次“圍點打援”以少勝多的大殲滅戰，殲敵3萬5千餘人，是紅軍戰史上的一個範例。我紅軍團（當時的七十三師）參加了這個戰役的圍點和打援，在實戰中提高了部隊在運動中殲滅敵人的戰略戰術思想，進一步鍛鍊了部隊勇猛頑強和連續作戰的戰鬥作風。戰後二十九團（即我團三營前身）曾榮獲方面軍授予“攻如猛虎，守如泰山”的光榮稱號。

整個戰役歷時48天，我僅用7個團的兵力，共斃俘敵3萬5千餘人，內生俘敵總指揮1名、代師長1名、旅長5名、團長11名，以及營以下官兵2萬餘人，繳步槍1萬餘支、機槍171挺、各種炮43門，擊落飛機1架，我解放了淠河以東廣大地區，蘇區得到鞏固和擴大。這是鄂豫皖蘇區一次空前的大勝利。 ^[9] 

1934年8月9日夜襲青龍觀戰鬥，是紅四方面軍粉碎四川軍閥劉湘對川陝蘇區發動的“六路圍攻”的關鍵一仗。1933年12月，蔣介石驅使劉湘，糾集四川大小軍閥140多個團的兵力，向我川陝蘇區發動了“六路圍攻”。我紅軍採取“收緊陣地，誘敵深入”的作戰方針，與敵人進行了7個月的戰鬥，使敵人遭到了大量的死傷和消耗，被拖得精疲力盡。此時，紅四方面軍決定我軍由防禦轉入反攻，將攻佔青龍觀，作為全軍大反攻的突破口。

青龍觀地勢險要，正面只有一條石階小路，兩側全是刀砍斧削般的懸崖峭壁。當地羣眾説青龍觀是“猴子難攀，飛鳥難過”，“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我軍攻此，更易達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備的目的。突破口選定之後，徐向前總指揮把主攻的艱鉅任務交給了九十三師二七四團（今我團二營），並親自給全團指戰員作戰鬥動員。青龍觀一戰，全殲敵周建辰一個旅及劉育英旅一部，共斃傷敵人千餘人，俘敵近4千人，繳獲大批武器裝備。

戰鬥結束後，徐向前總指揮由孫玉青軍長陪同，親臨二七四團慰問。紅四方面軍總部授予二七四團一面錦旗，上面題寫着:“備襲常勝軍”。這次戰鬥的勝利，為紅四方面軍大反攻開闢了通路，同時，也豐富了我軍指戰員組織夜間訓練、實施夜摸奇襲的經驗。在部隊以後的作戰中，起了範例的作用。 ^[9] 

1935年4月2日劍門關戰鬥，是紅四方面軍為了配合紅一方面軍在川南、黔北的行動，接應紅一方面軍入川，實現兩大主力紅軍在川西北會師而進行的一場惡戰。徐向前總指揮率領紅四方面軍，於1935年3月29日西渡嘉陵江後，碰到的最大障礙，就是通向川西北要道上的溢口劍門關。

劍門關地勢極為險要，在行經川陝的古道上，南入成都的北大門。整座大山北高南低，峯巒高聳入雲。北面是猶如刀切的萬丈深壑，只有一條隘口通道，穿行在幾丈深的絕壁夾道之中，真是難以逾越的天然屏障。四川軍閥鄧錫候，令其憲兵司令刁文俊親帶三個團的兵力，把守於此，企圖阻止我紅軍西進。

徐向前總指揮以“出其不意，避強擊弱”的謀略，作出決策：從劍門關以南渡過嘉陵江，由南往北攻關。這使我軍避開了“一夫當關，萬夫莫入”的要隘，同時，迫使守關敵人由原來的面北防禦，變為面南防禦，天然屏障的雄關，起不到阻擋我軍的作用，反而阻住了敵人自己的退路，變成我殲敵的有利條件。攻佔劍門關主峯的重擔，落到了我九十三師（今紅軍團）二七四團“夜襲常勝軍”二營的肩上。4月2日拂曉，王樹聲副總指揮親臨前線，指揮兄弟部隊八十八師一部由西向東，九十一師一部由東向西，九十三師一部由南向北，對主峯外圍敵人陣地發起猛攻。我三支部隊象三把利劍，突然插向敵背部。敵人雖然拼死頑抗，經過幾番爭奪戰，終於迫使其撤出原佔陣地，退向主峯。

為了不使敵人有喘息機會，我二七四團一、三營不顧幾天連續作戰的疲勞，向主峯陣地發起總攻擊。經過艱苦鏖戰，4月2日黃昏，攻克劍門關的戰鬥勝利結束，我全殲守敵3個團，敵司令刁文俊隻身漏網。 紅軍二七四團二營的英雄們，在友鄰部隊配合下，攻克了劍門關，為一、四方面軍6月份在川西懋功地區會師，掃除了一大障礙。現劍門關紅軍墓旁的松柏，鬱鬱葱葱。徐向前同志題寫的“紅軍攻克劍門關紀念碑”巍然屹立，永放光芒，將傳之後世，激勵萬代。 ^[9] 

為着實現共產黨中央給國民黨三中全會紅軍改名之保證，特依據與國民黨及南京政治談判結果，宣佈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

着將：前總指揮部改為第八路總指揮部，以朱德為總指揮，彭德懷為副總指揮，葉劍英為參謀長，左權為副參謀長。總政治部改為第八路政治部，以任弼時為主任，鄧小平為副主任。

第一軍團、十五軍團及七十四師合編為陸軍第一一五師，以林彪為該師師長，聶榮臻為副師長，周昆為參謀長，羅榮桓為該師政訓處主任，肖華為副主任。

二方面軍二十七軍、二十八軍、獨立第一、第二兩師及赤水警衞營前總直之一部合編為陸軍第一百二十師，以賀龍為師長，蕭克為副師長，周士第為參謀長，關嚮應為政訓處主任，甘泗淇為副主任。

四方面軍二十九軍、三十軍，陝甘寧獨立第一、二、三、四團等部改編為陸軍第一百二十九師，以劉伯承為師長，徐向前為副師長，倪志亮為參謀長，張浩為政訓處主任，宋任窮為副主任。

以上各部改編後，人員委任照前總命令行之。各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後，必須加強黨的領導，保持和發揮十年鬥爭的光榮傳統，堅決執行黨中央與軍委會的命令，為黨的路線及政策而鬥爭，完成中國革命之偉大使命。

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

副主席朱德、周恩來

1937年10月，中國共產黨根據同國民黨達成的協議，決定將江西、福建、廣東、湖南、湖北、河南、浙江、安徽八省的紅軍游擊隊分別集中，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任命葉挺為軍長，項英為副軍長，張雲逸為參謀長，袁國平為政治部主任。1938年1月，新四軍軍部成立，下轄四個支隊：第一支隊，陳毅任司令員，傅秋濤任副司令員；第二支隊，張鼎丞任司令員，粟裕任副司令員；第三支隊，張雲逸兼任司令員，譚震林任副司令員；第四支隊，高敬亭任司令員。新四軍隨即開赴敵後開展抗日遊擊戰爭。

從1927年南昌起義、秋收起義開始，中國工農紅軍軍旗經過數次修改。1934年2月1日，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規定：軍旗為紅色底子，橫為五尺，直為三尺六寸，中為黃色交叉的鐮刀與錘子，右角上有黃色的五角星。旗柄為白色。 ^[10-12]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起義部隊着穿國民革命軍的服裝，系紅領巾以示區別。　同年九月湖南秋收起義部隊穿各式服裝，佩戴着紅布袖章。1928年5月紅軍在江西寧崗縣建立起紅軍第一個被服廠--桃寮被服廠。

1929年3月，紅4軍解放長汀後，籌5萬餘元，趕製4000套軍裝，從此第一批正規的紅軍軍裝誕生。軍服款式仿照蘇聯紅軍的軍裝(中山裝式，下有兩個口袋)和列寧戴過的八角帽式樣進行縫製，然後在軍衣的領子上縫上兩塊紅布領章、八角帽前縫上五角星。1929年5月1日，中央蘇區的紅軍為了紀念列寧逝世五週年，紅四軍前委決定將4000套灰色軍衣的紅領章上都綴上黑邊，表示紀念。1931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建立後，依照趙品三設計的中國工農紅軍軍服，各根據地紅軍的服裝逐漸統一，但由於受經濟條件的制約，布料、顏色還不盡相同。 ^[1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