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

1814年1月1日 ^[85]  ，洪秀全出生於廣東花縣福源水村，客家人 ^[76]  ，後來移居到官祿布村。 ^[13] 

嘉慶十九年十二月初十（農曆），洪秀全出生於廣東花縣（今廣東省廣州市花都區）的耕讀世家 ^[6]  。7歲起在村中上學，熟讀四書五經及其它一些古籍 ^[6]  。

道光七年（1827年），洪秀全第一次到花縣參加縣試，名列前茅。但到廣州參加府試時，他落第了。次年，因家中經濟拮据，他一面從事農業勞動，一面自學。這期間他閲讀了許多中國歷史及奇異書籍 ^[6]  。

道光九年（1829年），洪秀全應同學的邀請，到縣城附近鷲嶺古寺的私塾伴讀 ^[6]  。

道光十年（1830年），洪秀全因有學識被聘為本村塾師，開始了農村的教書生涯 ^[6]  。

村中父老看好洪秀全可考取功名光宗耀祖，可是他三次都在廣州院試失敗落選，第三次在廣州落選後已經是25歲了，受此打擊回家以後重病一場，一度昏迷。病中幻覺有一老人對他説：“奉上天的旨意，命我到人間來斬妖除魔。”從此，洪秀全言語沉默，舉止怪異 ^[6]  。

道光十六年（1836年），洪秀全在廣州應試時收到基督徒梁發給他的《勸世良言》一書，但拿到書後的洪秀全將之束諸高閣。 ^[78] 

道光十七年（1837年），洪秀全在廣州府試中失利，回到官祿㘵家中就大病一場，而且做了一個奇怪的夢。他自稱夢見在病中昇天，並在天上見到了皇上帝、天媽、天兄、天嫂、天妹等神明。皇上帝還面賜印璽和寶劍於他。他在天上誅妖得勝，於是皇上帝封他為“天王大道君王全”，然後差遣他下凡“斬妖留正，作主救人”，也就是要做天下萬國的真主。這在太平天國史上被稱為“丁酉異夢”。 ^[78]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洪秀全第四次考試失敗，他説了一些“等我自己來開科取天下士吧”之類的牢騷話以自慰。他的遠房親戚李敬芳推薦他看《勸世良言》。細讀之後，洪秀全猛然醒悟，原來六年前那個異夢的應證就在這本書裏，於是他先除去了私塾裏的孔子牌位 ^{[78]  [79]}  ，並把家裏的孔子牌位換成了上帝的牌位。雖然未曾讀過《聖經》，洪秀全卻開始逢人便宣傳他對上帝的理解 ^[8]  ，稱之為“拜上帝教”。自稱是上帝的次子，耶穌的弟弟 ^[6]  。同鄉馮雲山和族弟洪仁玕等為最初的信徒。 ^[80]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春，洪秀全、馮雲山等人“出遊天下”，傳播“上帝真道”，歷經廣州及其鄰近十縣開展活動，收效甚微。隨即於5月溯西江而上，入廣西貴縣賜谷村，勸人只拜上帝、不拜邪神，村民信教者百餘，初見成效。9月，馮雲山一人經桂平入紫荊山區，在山民中進行艱苦的宣傳工作，發展信徒。11月，洪秀全返回花縣，先後寫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訓》等，引證中國經書，説西方的“神”乃中國古已有之的“上帝”，亦即“天”，提出上帝是古今中外的唯一真神，人人應拜上帝，不拜邪神，不行邪事，主張天下男女盡是上帝生養的兄弟姊妹，要為“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大同理想而奮鬥。 ^{[2]  [14]  [80]}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3月，洪秀全至廣州，從美國浸信會傳教士羅孝全，學習基督教《聖經》，瞭解其宗教儀式等，歷時三個月之久。在此期間，洪秀全曾要求受洗，但羅孝全以洪秀全對教義的認識不足為由而拒絕了，於是洪秀全自行施洗。馮雲山則在廣西創立拜上帝會組織，總部設在紫荊山，遙奉洪秀全為教主。就此意義而言，拜上帝會是洪、馮共同創立。但其具體的創立時間尚難確定，或泛説它創立於1845至1847年之間，或推測它大約創立於1846至1847年夏以前的一段時間等等。 ^{[6]  [14]  [80]}  10月，洪秀全其後再到廣西，會合馮雲山，洪與馮雲山在高坑衝信徒盧六家建立了拜上帝會的領導機構。他們決定向其他宗教和神權發起挑戰。洪、馮首先拿香火最盛的象州甘王廟開刀，將甘王偶像砸碎，並宣佈其殺母、藐視上帝等十大罪狀 ^[6]  。當時，廣西民變蜂起，洪秀全回到廣西后，判斷髮動起義的時機日趨成熟，作詩“明主敲詩曾詠菊，漢皇置酒尚歌風，古來事業由人做，黑霧收殘一鑑中”，以劉邦、朱元璋自許，深信可以“收殘黑霧”，迎接光明。於是根據天父上帝、天兄耶穌之説，依齒序與馮雲山、楊秀清、蕭朝貴、韋昌輝、石達開等結為異姓兄弟，組成拜上帝會領導核心。洪秀全雖仍受尊崇為教主，然大小事務及行動則多聽命於楊秀清（天父）、蕭朝貴（天兄） ^[81]  。

道光三十年（1850年），拜上帝會與各種敵對力量之鬥爭日見激化。先是，會眾中有勸洪秀全“早坐金龍殿”者。4月，洪秀全一度“身穿黃袍”，但為“天兄”（蕭朝貴）以“根機不可被人識透”勸阻。當時，起義準備工作正在加緊進行。7月底，洪秀全母及妻兒等一行十餘人平安抵達廣西。9月2日，洪秀全從“天兄”命由胡以晀陪同，自金田往平南大同裏山人村密藏。而各地拜上帝會眾因受敵對勢力之壓迫，已開始集中，並定於11月4日至金田團營。12月，清方封鎖山人村。金田會眾發動迎主之戰，大敗清軍於平南思旺圩，護衞洪秀全迴歸金田 ^{[6]  [81]}  。

咸豐元年（1851年）十二月初十（1月11日），洪秀全發動金田起義，就任天王，定國號太平天國。清廷急派欽差大臣李星沅赴桂鎮壓。李星沅急遣廣西提督向榮率萬餘名清軍圍攻太平軍，妄圖扼殺太平天國運動。

咸豐元年（1851年）1月13日，洪秀全揮軍佔領商業重鎮江口。2月18日，向榮進犯江口，遭到伏擊，“官兵大半心寒”。只得改用“圍堵”戰術，阻扼太平軍東進。洪秀全因糧食缺乏，於3月10日夜間率部撤出江口圩，西向轉移，在武宣東鄉據守。23日，洪秀全分封五軍主將 ^[6]  。

咸豐元年（1851年）4月3日，廣西巡撫周天爵與向榮大舉進犯三里圩，洪秀全、馮雲山親往前線督戰，再敗清軍。清廷派大學士賽尚阿為新任欽差大臣，廣州副都統烏蘭泰幫辦軍務，增兵圍剿太平軍，6月9日，太平軍敗烏蘭泰部於獨鰲山等地，因清軍重兵扼堵北路，洪秀全遂於7月2日向南突圍，折回紫荊山。洪秀全將隊伍分成前後兩部：前軍以莫村為中心，由楊、蕭負責；他和馮雲山統率後軍幹茶地設立總部，“前以新圩為門户，後以豬仔峽、雙譬山為隘。”8月11日，因清軍偷襲，豬仔峽、雙髻山要隘失守。16日，洪秀全在茶地下詔突圍。20日後軍撤出紫荊山，歸入新圩，繼續與清軍血戰。9月11日夜間，太平軍冒雨從新圩突圍，15日，在官村嶺大敗尾追的向榮部清軍。洪秀全號召全軍“不貪生怕死，不貪安怕苦”，乘勝發展。9月25日，太平軍一舉攻克永安州城。在這裏，太平軍滯留半年多，進行政權建設 ^[6]  。

咸豐二年（1852年）4月，城內糧草殆盡，火藥告竭。4月4日，洪秀全向全軍發出突圍令，命令全軍“男將女將盡持刀，現身衣着僅替換；同心放膽同殺妖，金寶包袱在所緩” ^[11]  ，號召將士“歡喜踴躍，堅耐威武”，“精裝從簡”，“放膽誅妖”。 ^[11]  5日深夜，太平軍突破永安東路清軍防線，向榮、烏蘭泰緊逼追擊，在龍寮嶺消滅太平軍後衞2千餘人。全軍將士義憤填膺，於大峒伏擊清軍，並乘勝北進，於4月18日進圍廣西省城桂林，並在南郊將軍橋擊斃烏蘭泰。向榮匆忙守禦桂林，太平軍圍攻一月不克，於5月19日主動撤圍北上，6月3日克全州。太平軍旋即北進，“欲直撲湘漢”，飲馬長江。但在蓑衣渡遭到清軍伏擊，損失嚴重。馮雲山不幸犧牲。洪秀全失去“板蕩忠臣”和親密戰友 ^[11]  。蓑衣渡受挫後，洪秀全率太平軍從湘江東岸登陸，改由陸路入湘，於12日佔領道州。楊秀清提出了進軍兩湖、東取南京的戰略構想，重頒永安時期的《奉天誅妖救世安民諭》等三篇檄文，揭露清廷的腐敗統治，號召漢族民眾起義，“肅清胡氛，同亨太平之樂。”各地人民紛紛響應。接着，太平軍勢如破竹，連克湘南州縣。10月中旬，洪、楊親率大軍猛烈攻城。但太平軍屢攻不克。 11月底，洪、楊撤圍北上，12月初克益陽，旋東趨洞庭湖，於13日佔領兩湖重鎮嶽州，在此組建水營。17日，太平軍分水陸兩路向湖北挺進 ^[6]  。

咸豐三年（1853年）1月12日，洪秀全率太平軍攻克武昌，斃清湖北巡撫常大淳。2月9日，洪秀全、楊秀清統帥水陸大軍，浩浩蕩蕩順長江向東挺進。“沿江州邑，無兵無船，莫不望風披靡”。 ^[16]  15日，太平軍在湖北老鼠峽一帶突破清軍江防陣線，18日佔領九江。24日克安慶，巡撫蔣文慶斃命。

咸豐三年（1853年）3月19日，攻克南京，斬清兩江總督陸建瀛和江寧將軍祥厚。29日，洪秀全入城，改南京為天京，定為太平天國的首都，頒佈《天朝田畝制度》。接着，又分軍東征，攻克鎮江、揚州。從此，太平天國革

命進入把勝利推向全國的新階段 ^[6]  。在此後的10多年時間裏 ，太平軍繼續西征、北討和東進 ，戰火燃遍了大半個中國 ^[17]  。

太平天國前期，軍政大事由軍師負責，洪秀全退居幕後少理朝政，馮雲山、蕭朝貴已死，大權落在東王楊秀清手上。定都天京後，洪秀全主張把四書五經列為禁書，楊秀清不同意，借“天父下凡”迫洪秀全讓步，後者只好同意四書五經在修改後可以刊印流傳，然而，直至太平天國滅亡仍未曾刊行 ^[14]  。

參見：天京變亂

一種説法認為：咸豐六年（1856年）6月，太平軍攻破清軍向榮的江南大營，解天京三年之圍。向榮在8月9日死後，其死訊不久便傳入天京，東王楊秀清見當時太平天國形勢大好，另有圖謀，以“天父下凡”為由迫天王封他為“萬歲”，洪秀全與楊秀清的矛盾日漸加深 ^{[2]  [18]}  。

而韋昌輝對於楊秀清主管國事不服氣，表面上唯唯諾諾，畢恭畢敬，實際上心裏早就暗藏殺機 ^[19]  。

洪秀全知道北王韋昌輝、翼王石達開及燕王秦日綱對東王不滿，於是密詔（一説無密詔）韋率軍返京誅楊，楊秀清及其家人被誅，史稱“天京事變”。石達開抵達天京後，責備韋昌輝濫殺，二人不歡而散，韋昌輝又擴大事態，盡殺石的家屬。石達開從安慶起兵，聲討韋昌輝。洪秀全迫於眾怨，只好下令“合朝同心”，將韋昌輝處死，首級送石達開，以石達開主政 ^[20]  。

事變後，洪秀全追封楊秀清為“傳天父上主皇上帝真神”。將自己的第五子過繼給楊秀清，將其被害之日定為“東王昇天節”。要臣民們“代代莫須忘” ^{[19]  [21]}  。

咸豐七年（1857年），翼王石達開在天京主政一段時間，為洪秀全所忌，洪秀全封自己的親兄弟洪仁發、洪仁達為王，以牽制石達開，引起他的不滿。石達開帶領大軍負氣出走，脱離天王指揮。自天京事變及翼王出走後，洪秀全雖然掌握了朝政大權，太平天國卻開始走下坡路。

洪秀全重用陳玉成、李秀成等後起良將，自兼軍師，又採取減賦和加強宗教宣傳等措施，渡過難關 ^[21]  。

另一種説法認為：咸豐六年（1856年），楊秀清派韋昌輝“督師”江西，韋昌輝屢戰屢敗，因為懼怕懲處，隨領兵偷偷回京，奔赴天王府求情。洪秀全斥責道：“遣爾往援廬州，何得擅回，罪當誅。”韋昌輝走投無路，遂孤注一擲，突襲東王府，殺楊秀清以及其部署兩萬餘人。石達開回到天京，斥責韋昌輝濫殺無辜。韋昌輝又欲加害石達開。石達開逃到天王府，韋昌輝興兵攻打天王府。石達開連夜出逃，韋昌輝殺其全家老少。石達開逃到武昌後，興兵四萬討伐韋昌輝 ^[22]  。

咸豐八年（1858年）5月，清軍開始進迫天京，在陳玉成和李秀成等人支撐下，太平軍在數年間阻止了清軍的很多攻勢 ^{[6]  [2]}  。

咸豐九年（1859年），族弟洪仁玕抵達天京，洪秀全大喜，封洪仁玕為軍師、幹王，總理天國朝政。由於洪仁玕未有立功而封王，洪秀全怕其他人不服，再次分封異姓王。後來洪秀全分散諸王權力，開始濫封王爵 ^[2]  。

咸豐十一年（1861年），英國海軍提督何伯與參贊巴夏禮到天京，向洪秀全提出以事成後平分中國為條件，協助太平天國打敗清政府。洪秀全態度堅決，斷然拒絕英國人的建議，在維護國土完整和主權方面，態度明確和堅定。英國人見無法從太平天國那裏獲得利益便轉而支持清政府 ^[2]  。

同治元年（1862年），陳玉成英勇就義後，曾國荃率湘軍又進逼雨花台圍困南京城，形勢急轉直下，天京附近據點逐一陷落。洪秀全晚年，思想保守，陷入了宗教迷信。李秀成知道天京難以久守，向洪秀全建議放棄天京，轉戰中原，被洪秀全拒絕。面對困境，洪秀全沒有采取適當的對策，卻向將士宣稱將有天兵下凡，驅走清兵 ^[2]  。

其後太平天國的蘇、浙基地均被湘軍和淮軍攻克，南京城外營壘亦盡陷敵手。洪秀全其時已患重病，他拒絕了李秀成的棄城出走建議，期望上帝降奇蹟賜福於太平天國從而戰勝清軍。但隨着天京的防務日漸危急，洪秀全的幻想終告破滅。

同治二年（1863年）冬，天京為清軍圍困，糧盡援絕，洪秀全拒絕李秀成突圍的建議，固守天京。

同治三年（1864年）四月二十七日（6月1日），洪秀全逝世，享年51歲。其子洪天貴福繼承其位。其臣屬用錦繡綢緞包裹他的遺體，藏在宮內，秘不發喪，十餘日後方宣之於眾。 ^[23-24] 

六月十六日（7月19日），天京（今南京）陷於清軍，太平天國覆亡。

洪秀全致力確立天朝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體制，力圖建立起一個符合其闡釋改造了的基督教神學精神的新型社會。

定都以後，洪秀全等進一步推展政權建設，健全與加強天朝各級政權體系 ^[6]  。

第一，修王府，定朝儀，正名分，別尊卑。天王的住處稱“天朝宮殿”，天朝宮殿是太平天國最高權力機構所在，天上在此接受朝臣覲見，發佈詔令。洪秀全頒佈了“貴賤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的複雜陳舊的封建禮制，規定了一套顯示其無上尊嚴的朝見儀式。宣揚“生殺由天子，諸官莫得違”的封建朝綱，強調“整肅官方，馭羣臣以律度”，以確立”朕即國家”，“一人垂拱於上，萬民鹹歸於下”的君主專制體制 ^[6]  。

第二，完善職官制度定都後，完善官制。洪秀全規定天王是國家元首，軍師為政府首腦。王以下職官分朝內、守上、鄉官三級。丞相、檢點、指揮、將軍為朝內官；總制、監軍為守土官，軍師以下為鄉官 ^[25]  。洪秀全又將政權機構與軍隊分仟，官職外又有爵位。朝內及軍中又有各種典官，主管相關具體業務 ^[6]  。

天朝權力系統由天王和軍師控御。天王“臨朝而不理政”。東王府事實上是軍政合一的中央政府。永安分工後，楊秀清就取得節制諸工的權力，馮雲山、蕭朝貴犧牲，他的權力更大，以“軍師”名義發號施令。定都後，洪秀全是天國君主，享有名義上的最高權力，而將“一切軍務皆委之”楊秀清，“任其裁決”。就制度層面而言，天王有無上的尊嚴，掌握着一切軍政要務的最高決斷權。一般軍政即由東王裁處，啓奏天王旨準，天王旨準後，東王將決策輸出，層層貫徹執行。就實際運作而言，楊秀清經常包攬軍政，獨斷專行，洪秀全只是畫諾而已 ^[6]  。

第三，地方政權和基層政權的建立。洪秀全規定守土官分省、郡、縣三級，省級由中央任命丞相、檢點、指揮等職官員擔任，掌管行政，辦理民務。因戰爭關係，省級首長要受當地軍事長官或更高一級的軍事統帥節制。郡級設總制管理，縣級設監軍管理。或由中央直接委派，或由當地統軍將領直接任命，然後報中央核准 ^{[6]  [26]}  。

咸豐九年（1859年），洪秀全頒佈了洪仁玕為仿效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而寫的《資政新篇》一書。這是後期太平天囯的重要政綱，説明他在對待資本主義的態度上，較同時代的地主統治階級思想開明，眼界開闊。

天京事變後，試圖重建君主權力的洪秀全，雖然在李秀成等的幫助下建立起一個運行效果良好的、以掌率會議嫁接五軍主將集體為內容的權力結構，但他仍然煞費苦心地構建以他的宗族為核心的上帝家庭，使之凌駕於本來行之有效的權力結構之上，試圖以此支配以李秀成為首的地方實力派 ^[27]  。

洪秀全在重建權力中樞的同時，還致力於重建上帝家庭的努力。代天父傳言的楊秀清死後，洪秀全不得不重新恢復因楊秀清之死造成的信仰危機。洪秀全破壞了在紫荊山時期就開始營造的一個制度化的儀式，這對太平天國宗教信仰體系的打擊是十分沉重的 ^[21]  。天父天兄傳言，已經成為太平天國國家制度的一個重要部分，是太平天國整個上層建築的一個重要信仰構件。楊秀清的突然消失給臣民一個很難解釋的關於國家制度問題的疑惑。洪秀全無法滿足臣民們此時心靈的空虛與焦慮，意味着天父天兄下凡這一制度化儀式再難以恢復 ^[27]  。

洪秀全經過與李秀成等實力派互動而形成的以掌率會議嫁接五軍主將集體為內容的權力結構，為太平天國運動的復甦起到了制度保障作用 ^[21]  。但是在宗教層面，洪秀全卻在破壞正在完善的運作良好的制度，逐步強化以自己為核心，以胞族為核心權力圈的宗教家庭關係，為了實現自己“家天下”的目的，不斷為他所重用的親族人員創設新的官職，破壞了文武官員的合作機制。把上帝家庭羣體凌駕于軍政制度之上，嚴重干擾了文武大臣在制度內的活動 ^[27]  。

金田起義之始，太平軍約二萬餘人。起義後，在大惶江口，洪秀全即以同拜上帝，信從教義，遵守會規為條件，吸納了羅大綱、蘇三娘、邱二嫂等部天地會眾。由於軍興初期，太平軍一直在山區轉移，單純防禦，隊伍消耗較大，兵員補給困難。永安突圍後，太平軍轉取積極運動戰略，長驅進軍兩湖，途中大力擴軍，太平軍“勢遂復熾”，“如虎添翼”。隨着大軍進入長江流域，迭克重鎮大邑，後勤物資豐裕，部隊擴展更快。佔領武昌後，洪秀全徵收男女入營，市民紛紛從軍，出現了“紅中覆首眾皆狂”的熱烈場面。 ^[11]  大軍號稱50 萬人。自武昌東進時，水陸兩路，帆慢蔽江，首尾數十里 ^{[17]  [6]}  。

太平軍是拜上帝教眾軍事化、革命化的產物。信教後，教眾嚴格遵行十款天條，養成良好的風紀，具有較嚴密的組織紀律性。團營後，又有五條軍紀約束，很快適應軍旅生活，完成了從老百姓到軍人的轉變過程 ^{[6]  [17]}  。在永安，洪秀全大力整頓軍事紀律，確立了對士兵畫圈記功、畫叉記罪，嚴明賞罰的制度；重申了一切財物歸聖庫的軍事紀律。洪秀全嚴詔：“凡一切殺妖取城，所得金寶、綢帛、寶物等項，不得私藏，盡繳歸天朝聖庫，違者議罪。” ^[11]  又發佈了第七天條別男行女行的規定，對奸邪者，“一經查出，立即嚴拿斬首示眾。” ^[11]  制定了“定營規條”和“行營規矩”，規定一系列軍紀，如不得毀壞民房、擄掠民財、入鄉造飯取食、亂拉民伏及任意殺人；務要整軍裝槍炮，以備急用；不得隱藏兵數、匿藏金銀器飾；不得吸食鴉片，不準飲酒；不包庇詢情，不得過營越軍，荒誤公事；要同心協力，備遵有司約束等。使太平軍成為一支愛護羣眾、愛惜武器、戒除惡習，服從命令，公心無私的軍隊。使太平軍得到羣眾的支持擁護，調動了將士的戰鬥積極性，提高了軍隊戰鬥力，得以屢次戰勝強敵，進軍南京 ^[6]  。

從金田到南京，太平軍不斷髮展壯大。為適應形勢需要，洪秀全逐步擴充部隊編制，創立新的兵種。進軍湖南之前，太平軍名稱有些變化。在茶地時，軍長改稱軍帥，仍分前後左右中五大集羣，分由五軍主將統領，其下每大軍又分一、二軍，共10軍，由各軍帥統帶。至天京以後，五大集羣又擴展為一至十軍 ^[6]  。

以上為太平軍的陸營編制，此外，還設立了土營和水營。太平軍至道州、郴州，吸納了數千挖煤工人。洪秀全將他們單獨編製成軍，以龍山礦工老戰士為骨幹，組建上營，形成新的軍種。設指揮一人，將軍四人，其建制與陸營相同。以後不斷擴大。至南京後，上營師帥達762人。土營是太平軍的工程兵，專事穴地攻城、築路建橋。在長沙、武昌、南京發揮威力，清軍尤為恐懼。至天京後，興修王府，從事土木工程建築等 ^[6]  。

太平軍起義之初就有船隻和水軍，主要用於運輸，不承擔戰鬥任務。咸豐二年（1852年）底克益陽時，數千船户帶着民船參加太平軍。洪秀全決定設“典水匠”一職，職同將軍，以唐正財任此職，初創水營。進至武漢，沿江大小船隻都為太平軍所有。唐正財以船隻“橫江作浮橋，鐵索環之”， ^[28]  一夜之間建成浮橋兩座，為太平軍攻克武昌發揮了重要作用。唐正財因功升指揮，“總統水營船務” ^[16]  。自此水營開始承擔水上作戰任務。太平軍自武昌東下時，“船約萬餘隻”，“蔽江而下，帆檣如雪。” ^[28]  在進軍金陵途中，水營在老鼠峽、東梁山兩次水戰中，擊敗清軍水師，摧毀敵人江防，在戰鬥中發揮關鍵作用。圍攻南京時，水營用船隻一萬多艘封鎖江面，為攻克南京再立新功。水師建制更加完備 ^[6]  。

咸豐三年（1853年）5月，洪秀全、楊秀清派林鳳祥、李開芳等率軍2萬人北伐，以北京為戰略目標，採取永安之後的積極運動戰略，北伐軍從揚州出發，迅速挺進安徽、河南、直隸、天津。由於北伐軍孤年深入，因此，糧食、彈藥缺乏，難以繼續推進。林、李一面派人向天京求援，一面被迫於咸豐四年（1854年）初南撤至阜城待援。洪、楊聞訊於2月組織援軍北上。但4月於臨清被清軍追堵，損失殆盡。北伐軍至咸豐五年（1855年）春被清軍消滅。洪秀全蹈襲永安以後的經驗，使北伐軍孤軍流動作戰，終於導致慘重失敗 ^{[6]  [29]}  。

咸豐三年（1853年）5月，洪秀全又派胡以晃、賴漢英率軍西征，兵鋒直指江南大營糧餉基地南昌，試圖分散清軍兵力，久攻不下。是年秋，石達開赴安慶，主持西征軍務，確立了攻城奪地、開闢上游基地的戰略。首先攻克廬州，開闢皖北基地，以為西征依託。隨後集中主力，轉進湖北。太平軍兵分三路：包圍武昌；西進荊州、襄陽；南攻湖南。咸豐四年（1854年）夏，太平軍佔領湖北西部數十州縣。但西征戰場過大，兵力嚴重分散，實力漸次虛弱。南路遇到湘軍的猛烈抵抗，在湘潭嚴重失利，湘軍乘勢反攻。西征軍水師被殲，湖北基地陷落。洪秀全急調石達開駛赴湖口，主持軍事。咸豐五年（1855年）11月，石達開進軍江西，攻佔了9府50餘州縣。西征軍聲勢重振，控制皖、贛、鄂三省大片疆土。太平軍在佔領區內，摧毀清朝各級地方政權，設官據守，建立各級行政機構，並在基層推舉鄉官，控制廣大城鄉腹地，安排民眾生產生活，收繳糧税，維持治安，提供後勤支援，協助太平軍打擊清軍和地主團練 ^[6]  。

清廷一直把重兵集結在天京外圍，建立江南和江北大營，對太平天國首都安全構成嚴重威脅。1856年初，西征勝利後，洪秀全從西征軍中抽調主力，馳援鎮江，大敗清軍，又襲破清營120餘座，打垮了江北大營。6月，又從西線抽調石達開部回援，與天京守軍二路夾攻，打垮了江南大營，解除了天京的威脅。太平軍未能實現奪取全國勝利的總目標，但佔領了長江中下游腹地，殲滅了江南部分清軍，鞏固了天京安全，軍事上達到了全盛時期 ^[6]  。

天京事變後，經洪秀全下詔，朝臣推舉出“十八指揮陳玉成、二十指揮李秀成、贊天安蒙得恩、侍天福李世賢出來助國” ^[30]  ，並升封他們為主將。又設立掌率制度，以蒙得恩為正掌率，陳玉成又正掌率，鍾芳禮為副掌率，後來，李秀成升任副掌率。這批將帥協同作戰，在東西戰場連次獲捷，緩和了急劇逆轉的危局 ^[6]  。

為了加強軍事力量，洪秀全積極徵招新兵，重建武裝力量。他令賴文光“出師江右招軍，以期後用。” ^[31]  陳玉成、李秀成、韋俊等進兵皖北，吸收大批饑民參軍。又封捻軍首領張樂行等官爵，加強對捻軍的聯絡與招撫，使其配合太平軍征戰，成為穩定局勢的重要武裝力量。為了提高將帥素質，洪秀全着手加強軍事教育，將中國古代兵書《武經七書》中的精華輯成《武略》一書，廣為刊刻，令將領研讀，規定武科士子必須攻習《武略》 ^[6]  。

咸豐八年（1858年）7月下旬，李秀成會集安徽各地將領於樅陽鎮，制定了突破皖北，會攻江北大營，解救京圍的戰略計劃。洪秀全迅速批准，並重建五軍主將，升擢各位將帥。8月，陳玉成擊潰援皖湘軍李孟羣部，扭轉了皖北戰局。9月，陳玉成揮師東進會師，再次擊潰江北大營，打通了天京江路交通線，局部緩解了京圍。11月，洪秀全詔令陳玉成、李秀成等先後西援，圍殲湘軍李續賓部六千人，穩定了上游戰局。之後，李世賢也在皖南發動進攻，在灣沚殲滅江南大營主力戴文英、鄧紹良二部，威脅江南大營戰略後方 ^[6]  。

咸豐十年（1860年）初，江南大營圍逼天京，洪秀全詔令各將援京。李秀成再次主張離家實施戰略機動，並與洪仁玕制定“圍魏救趙”之計。洪秀全予以批准，並急詔陳玉成等各路大軍迅速東援天京。李秀成奔襲杭州，調動江南大營分兵，遂回師與各路將士會攻江南大營，摧毀頑敵。之後，洪秀全召集軍事會議，確定了先取江浙，再圖皖鄂的作戰方針，令李秀成、陳玉成等東征蘇、常。結果，太平軍在一個半月內佔領了長江三角洲的大部地區，取得了開闢蘇常基地的重大勝利，實現了第一階段的戰略目標 ^[6]  。

洪秀全的絕對平均主義經濟思想在充分吸取儒家經典、基督教義和前人思想等養分後應運而生，其載體正是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到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間先後撰寫的《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訓》《原道覺世訓》三部理論著作 ^[32]  。它“是對農民樸素的思想意識、利益要求的總概括，是參考了歷次農民起義的口號、綱領，並借鑑了基督教義，多以宗教的形式提出來的” ^[33]  。洪秀全這種經濟思想在實踐中的具體表現便是咸豐三年（1853年）頒佈的《天朝田畝制度》 ^[32]  。

洪秀全在天京一度廢除財產私有制度，一切財物收歸各級聖庫，按人口、等級平均分配與消費。聖庫制度的主要內容，就是財物上的公有制，生活分配上平均主義供給制，社會組織上實行男女分營制。它使教眾之間形成互助友愛的新型人際關係，體現了洪秀全平等平均思想 ^{[6]  [34]}  。

洪秀全在一切財物歸公的基礎上，對太平軍及其家屬的生活實行供給制，“全體衣食俱由公款開支，一律平均。”大家都過着平均主義式的兵營生活，豐衣足食時，人人都能獲得温飽；條件艱苦、缺糧嚴重時，即概行食粥，以示節省。”這對於飢寒交迫的貧苦農民具有極大的吸引力。當時，“農夫之家”、“寒苦之家”，饑民、流民紛紛加入太平軍，因此，太平軍隊伍日益擴充壯大。在社會組織上實行男女分營，打破了原來那種以小農業為基礎的一家一户的社會組織，代之以“天下一家”的組織形式。這實際上就是洪秀全建立地上天國的最初嘗試，是他要建立的新社會組織的雛型 ^{[34]  [6]}  。

咸豐三年（1853年）冬，洪秀全頒佈了《天朝田畝制度》，提出改變土地制度和其他改革社會的措施。其內容表現了農民反封建的要求和解決土地問題的強烈願望。綱領內容的完備性和深刻性，使太平天國革命達到了中國曆代農民革命所能達到的最高思想境界。 ^[1]  提出“有田同耕、有飯同食” ^[35]  的平分土地的施政方案，顯現出改革社會制度的進步思想 ^[36]  。

《天朝田畝制度》頒佈，預期了一個無處不均勻，無處不飽暖的絕對平均主義社會；一種“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世外桃源”的生活方式，這在中國自然經濟面臨崩潰的前夜只能是逆歷史潮流的空想 ^[34]  。

洪秀全採用了“着佃交糧”的政策，此外，洪秀全因天京缺糧的緊急情況，還採用‘照舊交糧納税’措施。咸豐四年（1854年）初至年底，太平軍與江南大營圍繞天京展開了爭奪的攻守對決，而新政策的施行使源源不斷的糧賦緩解了天京缺糧的危機，為太平軍最後打贏這場攻防戰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可以説“照舊交糧納税”收到了效果 ^[32]  。太平天國開始實施正常狀態下的農村政治，社會經濟政策的相應轉變是十分自然的。在太平天國由於主觀認識能力和客觀現實條件的侷限，而不可能實施《制度》規定的平分土地政策的前提下，在太平軍貴族集團缺乏行政經驗的情況下，採用傳統的地方行政，這是一個必然轉變過程中的自然過渡。 ^[37] 

工商業政策上，在天京和一些城市廢除私營手工業和商業，將手工業者按其技能分別編入諸匠營和百工衙，只在天京城外設立公營性質的新型商業；後來恢復商業，天京以外亦允許私營手工業存在 ^{[6]  [34]}  。

定都天京後，洪秀全積極地實施對外貿易政策，並開展正常對外貿易。對外貿易方針是積極開發，平等互利，獨立自主，與清政府閉關自守，投降媚外形成鮮明對比。咸豐四年（1854年），楊秀清在致英使的信中談到通商時寫道：“不惟英國通商，萬國皆通商。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立埠之事後方定，害人之物為禁。”同治二年（1863年），上海港出口茶葉為1200萬磅，比咸豐八年（1858年）翻了一番。同治元年（1862年），在上海報關的輪船180艘，上海港進口關税收入為3370114兩，兩碼頭收入51960兩，極其繁榮 ^[38]  。

在當時的清朝許多國民由於抽鴉片而體質虛弱，難於戒除煙癮，導致白銀大量外流，國庫虛空，民生困苦。洪秀全對鴉片輸入態度很強硬，通過制定嚴厲的刑罰來禁止鴉片買賣，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洪秀全等一度在天京和一些城市廢除家庭，分別男行女行。男人男館、女人女館，兒童或編入童子軍，或入“育才館”讀書，耆老者入“老民館”，殘廢者入“能人館”，會寫會算者為各館書手，有專門技藝者分別編入百工衙或諸匠營，各從事力所能及的勞動。洪秀全試圖建立一種各有所歸、各盡所能，親愛和睦的社會大家庭。後來無法推行，才恢復一家一户的小家庭 ^[6]  。

在服飾方面，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是中國少有具備服飾制度的農民政權。 ^[39]  在服飾上，既繼承了傳統遺制，又有所創新，形成了一套獨特的衣冠服飾制度。洪秀全規定了三條原則，即嚴格禁止穿着清朝的正式官服，要求男子蓄髮、婦女放足，嚴禁雉發和纏足。把蓄髮與否作為是否順從太平天國的標誌，對雉發不蓄者斬首不留。羣眾和下級官員不得越級穿着官員或上級官員的服裝。定都後，制定了等級分明的服飾標準 ^[6]  。

洪秀全還向維繫封建政治關係和倫理關係的封建禮儀提出了挑戰，他把“打躬叩首”的參拜揖讓之禮斥為“妖禮”。婚禮上，反對鋪張禮俗，主張節儉辦婚事，廢除擇古日、具聘禮、宴賓客、用鼓樂等“舊時歪例”，結婚只須按一定章式祭告天父上主皇上帝即可，新人或同赴禮拜堂，教士為之祈禱，或“短燭一對交拜而已” ^[40]  。喪禮上，也變革“舊時壞規矩”，認為人死是昇天，是回到大天堂這個極樂世界去享受永福，所以“”宜歡不宜哭“”。規定“喪事不可做南無、大殮、成服，還山，俱用牲醴茶飯祭告皇上帝”，不得招魂設醮，禁用棺木，葬墓不得講求風水等等 ^[6]  。

洪秀全嚴禁吸煙、飲酒、為娼、賭博。起義後，一再重申禁令。定都後，立即將這些禁令從軍中擴展到民間，規定飲酒者受責罰，嚴重酗酒者處斬。對吸黃煙、土煙者，杖責遊街。太平天國禁止鴉片尤力，把鴉片看作是戕害民族機體、敗壞社會風氣之大敵，一再“出示勸人戒賭、戒鴉片，長篇累犢，苦口婆心”。洪秀全為此還兩次下詔，勸軍民禁戒鴉片。對吸食鴉片者斬首不留，對販運鴉片或開設煙館者格殺勿論。賭博也在嚴禁之列，太平天國把“骨牌、骰子等賭具列為禁物，嚴禁開設賭場，或私下聚賭。”洪秀全力圖根除清朝社會普遍存在的社會惡習，樹立健康良好的社會風尚，體現了農民對建立美好社會環境的渴望和追求 ^[6]  。

在意識形態方面，太平天國初期，洪秀全在宣傳拜上帝會、組織羣眾參加革命時，就意識到要推翻專制統治，必須摧毀正統思想儒學，從思想上解放人民羣眾。洪秀全把矛頭指向了封建王朝的精神支柱孔孟之道，反對封建等級制度，提倡平等思想。

金田起義後，洪秀全就宣佈“四書五經”為“妖書邪書”，之後又明確規定“凡一切孔孟諸子百家妖書邪説者盡行焚除，皆不準買賣藏讀也，否則問罪也”“如有私留者，搜出斬首不赦”。為了禁絕儒家經書的傳播，在太平天國轄區內掀起了羣眾性的搜索“妖書邪書”活動，查禁孔孟經典，這場燒書、 禁書活動一直持續到定都天京。楊秀清認為以燒書作為反孔反儒的方式不妥，刪書更有利於樹立上帝教的權威 ^[2]  ，更有利於維護太平天國政權的統治 ^[7]  。之後洪秀全為了維護自身的統治，不得不借用儒家的傳統等級思想。因而後來摒棄“妖書邪説”，用其“合乎天情道理”的政策，鬥爭方式也由之前的焚燒改為刪改經書。

洪秀全雖然自身多次應試不第，但他並沒有因此仇視科舉制度，反而相當重視科舉考試 ^[7]  。

定都天京後，他並沒有因襲傳統科舉制度，而是仿照其形式，對傳統的科舉考試進行了改革，以期更好地服務自身的統治。 首先，改革科舉考試的內容。太平天國廢除了從“四書五經”中命題的傳統，而是根據所頒發的 《舊遺詔聖書》《新遺詔聖書》等“聖書”來命題。在教學內容上以這些“聖書”為主，廢除“四書五經”，在教育中否定孔子的地位，否定儒學教育。其次，改革科舉考試的文體。反對禁錮思想的八股文，反對浮文巧語，注重淺明的文體，要求內容紀實從心，真實地反映現實生活，在行文時要注重語言的通俗，讓人一目瞭然。最後，改革科舉考試的報考資格。太平天國科舉考試的目的是招納“德才兼備”之才，為太平天國的統治服務，應試者不分門第出身，只要有“才”皆可考試，打破了清朝舊制的門第限制 ^[7]  。

洪秀全從科舉落第中覺醒，在歷史上第一次以個人名義創立“拜上帝教”，極力宣揚了無論男女尊貴一律平等的思想。並通過一系列著作，宣傳其樸素的人人平等觀念以及消滅“閻羅妖”的革命思想，給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提供了借鑑 ^[8]  。洪秀全以“拜上帝教”作為發起太平天國運動和統一革命隊伍思想的工具，對處在封建統治階級殘酷剝削下的廣大貧困農民是極具傳播正面效果的 ^[8]  。拜上帝教創立後發展迅速，把鬥爭鋒芒直指清政府，是因為當時的社會階級矛盾——封建主義與人民大眾的矛盾日益尖鋭。因此洪秀全創立的“拜上帝教”，適應當時中國人民反封建反侵略的歷史條件 ^[8]  。

拜上帝教既源於基督教又異於基督教，既反對孔子崇拜，抨擊儒學，又吸納和融會儒家綱常倫理的部分內容，試圖將基督教與儒、佛、道等中國傳統思想融合在一起。拜上帝教教義是洪秀全等人在自己所獲得的有限基督教知識的基礎上，根據革命鬥爭的需要和中國社會的實際情況改造而來 ^[41]  。洪秀全對基督教的“神”與中國經書中的“上帝”、“天”進行糅合，對於拜上帝教在中國的傳播有很大地促進作用。他利用這一點，用儒家思想改造基督教。基督教“人人都是上帝赤子”、“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教義經過他與 “天下一家”、“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儒家思想的結合，成了“天下多男人，盡是兄弟之輩；天下多女子，盡是姊妹之羣” 的教義。拜上帝教的教義基本用儒家經典充實，甚至指名道姓地將孔子作為具有正氣的正面人物的表率 ^[9]  。

洪秀全這個政教合一政權的政治原則和宗教原則基本是以道德原則為基礎。“善”“愛”“真”與“惡”都是以現世的倫理道德的標準來規定，用天父、天兄、天道的口氣和要求來決定對“教民”的規定。同時利用“正直”和“邪曲”的對立來號召、動員農民與清政府鬥爭。洪秀全將清政府比作“閻羅妖”，將清政府的學説和宗教偶像比作“鬼鬼”；並且提出“天下是一家，凡間皆兄弟”，“量寬異國皆同國，心好異人皆族人” 的口號，這對於愚昧又有着原始道德的農民來説很具號召力。最重要的是洪秀全將“忠”的思想與“為公莫為私”的思想提出來；道“有志頂天忠報國”，用宗教的力量要求人們忠於太平天國革命，忠於天父、天兄、天道，達到促進與清政府戰鬥的現實目的 ^[9]  。

洪秀全還抵制列強的宗教滲透。宗教滲透是列強侵略中國的重要方式。咸豐十年（1860年）後，外國傳教士在其本國政府的指使和縱容下，紛紛進入太平天國，向太平天國領導人及人民宣傳所謂正統的基督教，但遭到了洪秀全和太平天國的抵制，因為外國傳教士除了蒐集太平天國的情報外，還向太平天國軍民灌輸基督“福音”，否定與改造拜上帝教，以動搖軍民對洪秀全的信仰，否定洪秀全的宗教權威，進而操縱拜上帝教，控制太平天國政權 ^[2]  。

洪秀全雖然對這些傳教士的真實面目難以認清。但他堅持自主的原則，極力維護拜上帝教的獨立性，反對外來干涉和操縱，抵制和挫敗西方傳教士宗教滲透的意圖。洪秀全堅持自己關於宗教問題的見解，如關於教會含義和教會元首問題。傳教士認為教會是由改宗者、聖靈使成為基督徒的人以及受過洗禮的人組成，救世主基督是唯一的首領。而洪秀全則認為，太平天國謀求在這個世界上建立的是“世俗的全世界的教會或王國”，在那裏，天父上帝、天兄耶穌與他自己及幼主同為元首。他還堅持要外國傳教士歸向他，相信他的教義。於是他花費大量時間、精力批判三位一體的觀點。他在頒發宗教自由詔旨允許傳教士在太平天國統治區自由傳教時，又規定傳教士“必須遵守太平天國的法律，不可觸犯天規”，而且必須宣傳太平天國的宗教。洪秀全堅持自己的傳教方法。當然，外國傳教士不可能歸向洪秀全，因此他們的傳教活動受到反對和抵制 ^[2]  。

洪秀全仇視滿族統治者。從金田起義揭竿而起，洪秀全就把鬥爭矛頭指向清王朝，最終沉重打擊了滿族統治者。太平天國實施剪辮子政策，力求擺脱民族奴役的陰影，這對近代革命家而言是頗具鼓舞性的。

洪秀全樹起反滿復漢的反民族壓迫的旗幟，以推翻清政府統治為目標，“創義旗以剿妖胡” “尊周攘夷以復中華之盛治” 。為向天下昭示太平天國的宗旨，並把廣大的漢族士紳民人等統一組織 ^[42]  。太平天國針對當時滿洲貴族與漢族及其他少數民族間的民族矛盾，採取以“反滿復漢”相號召政治上孤立分化清統治者的策略 ^[42]  。

首先，洪秀全把滿洲與以漢族為主的其他各族劃分為兩大陣營。在其詔諭文告中稱滿洲為“夷狄”、“胡虜”、“異族”、“妖胡”等。稱清朝為“妖朝”，稱清統治者所居之地為“妖穴”、“魔窟”等。而對漢族則稱“華人”、“天朝人”，稱漢居之地為“中土”、“中國”、“神州”等，並明確指出滿洲乃中國之世仇。在把滿洲樹立為天下之公敵的同時，歷數滿洲貴族在政治、經濟、生活習俗、精神信仰等方面對各族人民所犯之罪狀，從而使廣大漢族及少數民族士民清醒地認識到所受的民族壓迫，從而激發對滿洲貴族的仇恨。在此基礎上一面號召被壓迫的所有上帝之子女“同心戮力，為上帝報瞞大之仇，下為中國解下首之苦，務期肅清胡氛，共享太平之樂。”另一方面勸諭清方漢族官兵迷途知返，棄暗投明，並指出“凡我中華之人皆韃妖之世仇，所宜共奮義怒殲此醜夷恢復舊疆” 。這樣不僅可以“盡革夷狄之面目復中國之規模”，而且可以“各建殊勳，今時則榮光永享，後世則竹帛照垂” ^[42]  。

洪秀全奉行獨立、友好的外交原則，他還採取以暫時的忍讓、退卻實現真正的平等獨立，以保證革命的成功。而維護中國的主權和民族利益則是這個策略的出發點。洪秀全實行此種策略，是為達到爭取他國“中立”不干涉太平天國革命的目的，又可實現藉助於外援，引進西方科學技術，進行正常的中外貿易以充實和發展太平天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實力，從而穩固政權的作用。所以説，太平天國的外交是將維護民族獨立和尊嚴的革命性和妥協退讓的策略性結合在一起的 ^[38]  。洪秀全在位期間先後命楊秀清和洪仁玕主持外交。與外國多有聯絡友善。

在主權原則上，洪秀全對清朝簽訂的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一概不認可 ^[43]  。

外國公使訪問天京後，看到太平天國的節節勝利和太平軍的強大力量，不得不打出“中立”旗幟以觀時變。洪秀全歡迎這些國家表示中立，同時警告他們不要插手幫助清政府，嚴正申明“爾等如幫助滿人，真是大錯，但即令助之，亦是無用。” ^[44]  西方列強十分關心太平天國對不平等條約的態度，他們派到太平天國統治地區的使者、商人、傳教士多次試探太平天國對這個問題的反應。咸豐三年（1853年）4月，英使文翰又給太平天國領導人寫信，歷數英國在中國獲得的特權，並威脅説：“如貴軍或其他人等在任何形式之下，對於英僑生命財產有所侵害，英國亦必採取與十多年前抵拒各種侵害之同樣手段，施以抵拒。” ^[44]  對這些威脅和恫嚇，洪秀全和太平天國領袖們不予理睬，實際否認了這些不平等條約。

洪秀全尤為重視領土主權，斷然拒絕侵略者在租界的權利，嚴正表示租界屬於“天朝”，“所以它應該象中國其他地方一樣，絕對受太平軍的管轄。” ^[44]  同治元年（1862年）5月8日，太平軍將領黃呈忠、範汝增根據洪秀全的“逐出寧波外人” ^[44]  的指示，在致英法海軍照會中斷然予以拒絕，“寧郡何能擅棄。本主將為臣下者，有一分力，自要盡其一分。與其與清妖爭鬥不勝，即棄之再為緩圖，斷不能擅自棄之也。” ^[45]  向侵略者嚴正表明捍衞祖國領土完整的堅定決心。在對外交涉中，洪秀全和太平天國對列強的外交訛詐進行了堅決鬥爭 ^[44]  。

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革命是中國乃至世界史上最大規模的農民起義。起義最終雖然不幸失敗，然而對近代中國的變革產生了極為重大的影響。洪秀全和他領導的太平天國，為後人留下一筆可貴的精神財富，為後來的學者、作家提供了樣本和題材。

對洪秀全的評價要和太平天國的評價聯繫起來，他創立了拜上帝會，領導了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歷時時間最長的農民起義運動，在南京建立了和清政府相對抗的革命政權。動搖了清政府的腐朽統治基礎，還具有反帝的性質，從這方面來講，洪秀全也是人雄。

洪秀全的一生，既是一部英雄的史詩，也是一幕歷史的悲劇。他起自布衣，1851年，洪秀全在暮靄沉沉的金田村振臂一呼，一場歷時十四年、席捲十八省的農民起義——也是整個中國歷史乃至世界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農民起義，給腐朽的清政府以沉重的打擊。儘管囿於歷史和階級的侷限，太平天國革命最終失敗了，但是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起義還是對近代中國的變革產生了重大影響，還為辛亥革命準備了有利條件。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運動致使清王朝綠營制度被徹底拋棄，而漢族地主例如曾國藩、李鴻章成為清王朝的中堅力量。同時清王朝被迫引進西方先進武器來剿滅“叛亂”，因此洪秀全領導的活動也是促成晚清洋務運動的重要因素之一。

洪秀全在起義之初許下的天堂理想，在現實中並未實現。建都天京後，迎來的卻是太平軍中上下尊卑、等級森嚴、苦樂不均的腐敗現象。洪秀全當初所宣傳的一切平等的諾言，首先遭到創立者自己的踐踏 ^[46]  。

洪秀全簡樸的生活作風急轉直下，他為江南的繁華所迷惑，追求聲色，大興土木，動用成千上萬的勞力建設天王府。而所有這一切都是在大量拆毀民房的基礎上修造的 ^[47]  。除此之外，他還模仿封建帝王的排場禮儀，規定眾多的服侍人員 ^[47]  。在洪秀全建立起政權之後，開始樂享其成，不思進取，最終太平軍內部爭權奪利，失敗而終 ^[48]  。從這方面來説，洪秀全也沒有逃出權力慾望，缺乏足夠的遠見和意志力。 ^[49-50] 

洪秀全用以立國的上帝教，既沒有求得基督教的真髓，又拋棄了儒家文化的合理成分。為了維護上帝教的神秘性和權威性，他不僅強烈反孔，而且毀壞一切綱常名教，再加上入教入營的強制性，使得普通百姓心存畏懼，知識分子更感到厭惡和反感。得不到知識分子的認同，洪秀全文化觀念的“異端”性，失去了當時社會代表先進文化羣體的支持 ^{[46]  [41]}  。

洪秀全從小讀的是四書五經，骨子裏全都是封建儒家正統思想，儒家文化的思想和教義早已深人到他的靈魂深處。可以在其《出師北伐檄》等文書公告中並未觸及君主專制問題、把自己描述為奉天父天兄之命，下凡做人神合一的“萬國獨一真主”思想中得以體現。洪秀全的皇權思想貫穿太平天國運動的始終，隨着運動的發展更加濃厚。洪秀全把自己的名字改為“秀全”，意即“禾（吾）乃人王”，並沒有擺脱謀求功名，享受榮華富貴的根本初衷。因此他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改朝換代、改變現有的不公平待遇，而不是推倒現有的封建制度。他並沒有認識到其本身所受到的遭遇是因為封建統治制度本身問題所致。洪秀全學習西方文化的不徹底導致了這兩種文化的對立與矛盾，對太平天國革命的進程產生了巨大的負面影響 ^{[51]  [6]}  。

洪秀全濃重的封建情結，尤其是他對封建統治思想、封建等級制度以及封建皇權的深深眷戀，不僅模糊了太平天國革命目標，而且使廣大農民大失所望，嚴重挫傷了農民的革命熱情，消磨了革命意志，破壞了太平天國的凝聚力和戰鬥力，直接導致了太平天國反封建的不徹底，最終導致太平天國運動失敗 ^[51]  。

《清史稿》：秀全以匹夫倡革命，改元易服，建號定都，立國逾十餘年，用兵至十餘省，南北交爭，隱然敵國。當時竭天下之力，始克平之，而元氣遂已傷矣。中國危亡，實兆於此。成則王，敗則寇，故不必以一時之是非論定焉。唯初起必託言上帝，設會傳教，假“天父”之號，應“紅羊”之讖，名不正則言不順，世多疑之；而攻城略地，殺戮太過，又嚴種族之見，人心不屬。此其所以敗歟？ ^[52] 

孫中山：①洪秀全未成而敗，清人貶之為寇，而我們四人（指孫中山、陳少白、尤列、楊鶴齡）的志向正如洪秀全一樣，那麼，我們四人倒成了清廷的“四大寇”了。②朱元璋、洪秀全各起自布衣，提三尺劍，驅逐異胡，即位於南京。朱明不數年，奄有漢家故土，傳世數百，而皇祀弗衰；洪朝不十餘年，及身而亡。無識者特唱種種謬説，是朱非洪，是蓋以成功論豪傑也 ^{[10]  [53-54]  [6]}  。（《太平天國戰史》）

蔣中正：往者，洪楊諸先民，崛起東南，以抗滿清，雖志業未究而遽爾敗亡，而其民族思想之發皇，轟轟烈烈，在歷史上足以留一重大紀念焉。 ^[55] 

白崇禧：按洪、楊諸子起自田間，揭竿舉義，縱橫十餘省，歷時十餘年，改正朔，易服色，定製度，開科舉，建國規模，亦已粗備。雖勝敗靡常，興亡飆忽，然民族思想之磅礴，奇材異能之薈萃、革命建設之偉大，新制善政之措施，炳炳麟麟， ^[56]  猶有生意。 ^[56] 

章太炎：地獄沉沉二百年，忽遇天王洪秀全；滿人逃往熱河邊，曾國藩來做漢奸。洪家殺盡漢家亡，依舊猢猻做帝王。 （《逐滿歌》）

毛澤東：洪秀全等人代表了在中國共產黨出世之前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54]  [57]}  。

蘇雙碧：洪秀全是近代史上向西方學習的先進人物，儘管在洪秀全的思想領域中，既有新的資本主義的思想因素，又有濃厚的、傳統的封建色彩，但他制定了《天朝田畝制度》這個嶄新的農民革命綱領，提出解決土地問題的方案，在歷史的進程中作出了新的貢獻，不承認這些，就無法解釋他為什麼贊成洪仁玕指出的旨在發展資本主義的《資政新篇》的事實 ^[58]  。

羅爾綱：洪秀全根據具體的情況，順應農民的願望，先行‘着佃交糧’政策，一反千餘年我國田賦制度的常規，變地主交糧為佃農交糧。其後，進一步頒發田憑，宣佈凡佃農領憑後租田概做自產，把土地所有權從地主轉移到佃農手中，使行‘着佃交糧’廣大地區的佃農得到了自己所耕的田，實現了“耕者有其田” ^[59-60]  。

洪氏於漢魏時世居彭城下邳（今江蘇睢寧縣古邳鎮），永嘉之亂中南遷京口（今鎮江），東晉安帝時續遷新安郡遂安縣（今杭州市淳安縣），此後，輾轉經由江西婺源、福建汀州而入廣東。南宋名臣洪皓的曾孫洪璞出任福建泉州府晉江縣縣尉，於是舉家遷到晉江。元末，洪璞的第十世孫洪貴生從福建汀州府寧化石壁遷往廣東潮州府海陽縣布心（今屬梅州市豐順縣豐良鎮布新村）。 ^[3] 

明永樂年間，洪氏念九郎（即梅縣區石坑洪氏始祖）率妻子由布心遷到廣東程鄉縣石坑堡楊梅圳（即石坑）定居，始建圍屋“梅魁第”。

清朝康熙年間，洪秀全太祖隨其父由嘉應州石坑堡（今梅州市梅縣區石坑）遷往花縣官祿布村居住（另有一説是先遷福源水村後再遷官祿布村，但族譜中只記有官祿布村，而洪秀全題太祖洪英綸夫婦畫像詩序説：洪英綸系由嘉應州石坑遷居花縣福源水村） ^[61]  。

洪秀全是洪氏遷入廣東後的第十六世孫，也即是遷到花縣官祿布村後的第六代，屬客家人。 ^[62] 

由《洪氏宗譜》可知，洪秀全原籍廣東嘉應州石坑堡，後來才遷入花縣。洪秀全的太高祖三公和妣葉氏葬花縣，並建立一祠於花縣之官祿布，但葉氏沒有生孩子，三公的5個兒子均為温孺人所生，温孺人葬嘉應州。其長子洪英經生於1684年，英經生下5個兒子後老死嘉應州。並且，道光二十七年（1847）英經的一個曾孫洪慶揚（洪秀全堂叔）負祖先骸骨遷入花縣以前，三公後裔一直有人留居嘉應州。這表明洪氏家族是分批遷入花縣的，遷入年代最早當在康雍之際，遲至道光末年這一遷徙過程才最後結束。這從洪仁玕的記述可以得到佐證。他説：三公的“四子中，英綸與英緯最初遷於廣州北部的花縣”。 ^[12] 

洪秀全在創立拜上帝會的過程中先後撰寫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訓》《原道覺世訓》三篇文獻，主張建立遠古“天下為公”的盛世。

洪秀全所著詩文及詔旨、文告等多收入《太平天國》（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之一）及《太平天國史料》等書中。

其詩作有《吟劍》 ^[66]  《述志》《金烏》《龍潛》《定乾坤》《時勢詩》《毀馮雲山書館中偶像》《誡曾玉璟》 ^[67]  。

同治三年（1864年）3月，天京合圍後，城內糧食不足，洪秀全帶頭吃“甜露”（草團）充飢，因而致病。同治三年四月二十七日（1864年6月1日），洪秀全病逝於天京，清軍在城陷後將他的遺體毀掉 ^{[68]  [69]}  。

李秀成是太平天國後期的主要將領，洪秀全去世時，他在天京主持天京保衞戰，對天王府的情況當有較確切的瞭解。曾國藩刊刻的《李秀成自述》中，言及洪秀全之死：“天王（洪秀全）斯時焦急，日日煩躁，即以四月二十七日服毒而亡。”其後半部分中説：“天王之自殺，更令全局混亂。”曾國藩在同治三年四月二十七日（1864年6月1日）的奏稿中説：“首逆洪秀全實系本年五月間，官軍猛攻時，服毒而死。” ^{[24]  [69]} 

根據上述資料，大多史家認為洪秀全系“服毒自殺”。郭廷以説洪秀全之死，“以服毒説為近真”；簡又文在《太平天國全史》中指出，洪秀全自殺是“事實”；羅爾綱《太平天國史稿》根據《李秀成自述》內容，認為洪秀全“四月十九日（天曆，即1864年6月1日）服毒逝世”。但當時的學者對洪秀全自殺説，已有一定程度的懷疑 ^[68]  。

新中國建國後的一段時間裏，學術界對洪秀全的評價基本上是肯定與褒揚。1964年，戚本禹挑起了一場批判李秀成的論爭，使得以影射史學為特徵的極“左”思潮在中國大地上氾濫 ^[70-71]  。在隨後發生的“文化大革命”中，稱頌太平天國，頌揚洪秀全的做法達到了登峯造極的地步。太平天國農民運動被説成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洪秀全被稱之為革命領袖，甚至以洪秀全劃線，以此區分太平天國曆史人物的功過。一時間，洪秀全被稱做為“千古完人”。

進入二十一世紀後，對太平天國的研究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開始變得偏頗，否定太平天國的觀點甚囂塵上。認為太平天國宗教是邪教的説法在立論上存在着極其明顯的破綻。不能因為洪秀全的一些失誤就否定太平天國所有的人，對於太平天國進行籠統的否定並非客觀的研究、而是隨意裁剪拼湊史料。對於不同的時間、不同的環境、不同的事件，應分別評論。 ^[72] 

洪秀全故居、洪氏祠堂、洪秀全紀念館成為洪秀全故鄉（廣東省廣州市花都市花縣官祿布村）的三大招牌。2006年，“天王故里”景觀被評定為“花都新八景”之一，景點以“洪秀全故居”為重點，還包括有“洪氏宗祠”、“書房閣”、洪秀全親手種植的龍眼樹、菩提樹、水井等。 ^[73] 

洪秀全故居位於花都市花縣官祿布村，原於咸豐四年（1854年）十二月被清軍焚燬。1959年，廣州市文物考古隊根據考古發掘，在原遺留的牆基上參照當地居民坭磚屋格式重建復原。1961年開放。考古學家郭沫若視察並題寫了墨寶。

建築結構為泥磚瓦木，屋內有一廳五房，六間相連。房屋坐北向南，東西寬16.5米、南北深5.5米，每間房約13平方米。靠西邊的第一間設置為洪秀全夫婦住房。第二間房子正面掛有洪秀全太祖洪英綸夫婦畫像，有洪秀全的親筆題詩。

1978年7月，被核定為廣東省人民政府文物保護單位 ^[74]  。1988年1月，洪秀全故居被國務院公佈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73-74]  現已成為廣東省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洪秀全紀念館位於花都市新華鎮新華路52號。1991年11月對外開放，該紀念館佔地面積1.33萬平方米，建築面積1715平方米。內有文物70餘件，圖片238張。

洪氏宗祠位於花都市花縣官祿布村，原於咸豐四年（1854年）十二月被焚燬。宣統三年（1911年）由官祿布村洪氏族人修復。祠堂為三間兩進。其總面闊12.7米，總深20.5米，建築佔地面積264平方米。頭門面闊12.7米，進深兩間7米共十三架。明間設中門。石額陰刻“洪氏宗祠”四字。落款刻“宣統三年辛亥孟秋吉旦重修”。後堂面闊三間12.7米，進深三間8.5米共十五架。4根杉木金柱。後堂前帶兩廊，六架捲棚頂 ^[73]  。

現存宗祠對聯：“由嘉應徙楊梅，祖德宗功，經之營之，力圖官祿之基礎；籍花峯貫花邑，光前裕後，耕也學也，恢復敦煌之遺風”；此外宗祠壁間還有其他昔年對聯。（楊梅指嘉應州楊梅圳，為洪族聚居地之一。敦煌指洪族始祖所居地） ^[3]  重建時被闢為紀念館輔助陳列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