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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林

(荷蘭共產主義活動家)

鎖定
亨德利庫斯·約瑟夫斯·弗朗西烏斯·瑪麗·斯內夫利特(荷蘭語:Hendricus Josephus Franciscus Marie Sneevliet,1883年~1942年4月),筆名馬林,出生於鹿特丹,荷蘭共產主義者,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1902年,馬林加入荷蘭社會民主工黨。1913年,前往荷蘭殖民地爪哇進行革命活動,建立了東印度社會民主聯盟。1920年,以“馬林”之名參加了共產國際二大,並當選為共產國際執委。列寧對他印象深刻,親自委派他作為共產國際的代表,到中國協助建立中國共產黨。荷蘭在二戰中淪陷後,馬林又奮不顧身地投入地下鬥爭,秘密編輯發行《斯巴達克》報,號召人民反抗德軍佔領。1942年4月,馬林不幸被逮捕。行刑前,他與七名戰友高唱《國際歌》,慷慨就義。 [2]  [5] 
(概述圖來源 [6] 
中文名
亨德利庫斯·約瑟夫斯·弗朗西烏斯·瑪麗·斯內夫利特
外文名
Hendricus Josephus Franciscus Marie Sneevliet
別    名
馬林
性    別
國    籍
荷蘭
出生地
鹿特丹
出生日期
1883年
逝世日期
1942年4月 [3] 
職    業
共產主義者
主要成就
印共和中共的創始人之一
建立了馬克思-列寧-盧森堡戰線
信    仰
共產主義

馬林人物生平

馬林傳播革命

馬林,本名亨德立克斯·斯內夫利特 (Hendricus-SneevLiet),1883年出生於荷蘭的鹿特丹。他在荷京大學讀完政治經濟學課程後,開始從事荷蘭工人運動。1900年,在荷鐵路部門工會工作,表現出他的組織才能。1902年他參加了荷蘭社會民主黨。1913年,他被派到荷蘭的殖民地爪哇從事革命活動,在三寶壠的一家貿易公司裏擔任書記。爪哇是印度尼西亞人口最集中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之一。但是,在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下,爪哇的廣大農民失去了土地,被迫到城裏尋找生路,多數到糖廠做工;數以百萬計的無產階級,平均每天收入不到半個弗羅林;工農生活都極端困苦。1914年,斯內夫利特等幫助當地工人創立了印尼社會民主聯盟,依靠這個組織,領導爪哇的民主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斯內夫利特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1915年他創辦了荷文的《自由呼聲報》;1918年又創辦了印尼文的《人民呼聲報》這兩份報紙都成為宣傳革命的陣地。
斯內夫利特於1916年促成了印尼社會民聯盟與伊斯蘭教聯盟的合作印尼社會民主聯盟成員可以不放棄自己的黨員身份加入伊斯蘭教聯盟,伊斯蘭教聯盟成員也可以保留他們的盟籍進入印尼社會民主聯盟。這兩個組織的合作,使印尼民族革命運動得到了迅速的發展。這是一個成功的經驗。斯內夫利特的革命活動,引起荷蘭殖民統治者的注意,1918年,爪哇當局將他驅逐出境。
1920年7月,斯內夫利特作為東印度社會民主聯盟和伊斯教的代表接受共產國際邀請,化名馬林出席了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並參加了民族和殖民地委員會的工作。這個委員會的主席由列寧親自擔任,成員中還有印度的羅易等人。斯內夫利特擔任秘書,並參與了列寧的《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和羅易的《補充提》的討論。他介紹了在印尼工作的經驗,受到列寧和共產國際的重視。列寧將這種“土著的民族主義聯盟”的建立和發展,看作是當時印尼民族民主運動不可遏止地增長的標誌。在共產國際的這次代表大會上,斯內夫利特被選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同時擔任了共產國際民族和殖民地委員會秘書。1921年,共產國際根據列寧的推薦,派他來中國幫助建黨等工作。
斯內夫利特的化名很多,主要有:馬林(Maring)、馬靈(Marling)、馬倫(Mareng)、孫鐸(Sun-tó)、倪恭卿(GniKong-Ching)、西蒙博士(Dr. Simon)、菲利普先生(Mr. Philip)、布羅維爾(Brouwer)、安得烈(Andresen)、樂文松(Joh Van Son)等等,在中國期間常用的化名是馬林和孫鐸。

馬林助建中共

1920年8月,共產國際委派馬林來華。同年9月,他為共產國際在意大利、維也納處理了一些問題之後,於1921年4月動身,取道歐洲,於6月間到達上海。這時,上海、北京、廣州、長沙、濟南、武漢等地已經建立了共產主義小組,展開了一系列的工作,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做了準備。馬林來華以後,到北京和李大釗交換意見,並和北京的黨員見面。馬林向他們建議應該召開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建立中國共產黨。北京的黨員都表示同意。之後,馬林又同共產國際遠東局的尼可洛斯基一起,由張國泰陪同去上海,幫助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籌備召開中共“一大”。他同在廣州的陳獨秀也進行了聯繫,並向李達等提出及早召開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建議。在馬林的幫助下上海組發信給各地共產主義小組,要他們各派兩名代表到上海開會。
1921年7月23日,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的代表在上海舉行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馬林出席了會議。他首先代表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的成立表示祝賀,並作了題為《第三國際的歷史使命與中國共產黨》的報告。他説: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義,第三國際增添了一個東方支部,蘇俄布爾什維克黨增添了一個東方戰友。他還分析了國際形勢介紹了第三國際的工作情況以及他在爪哇建黨活動的情況和經驗。他希望中國同志努力工作,接受第三國際的指導,為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作出自己應有的貢獻。馬林的報告受到與會代表們的歡迎。據參加“一大”的包惠僧回憶説:“他(指馬林)對馬克思、列寧的學説有精深的素養,他聲若洪鐘口若懸河,有縱橫捭闔的辯才,……我們在他的詞鋒下開了眼界。”
7月30日晚上,中共“一大”舉行第六次會議,原定議程是由馬林對會議討論的各項問題發表意見,然後通過黨的綱領和決議。但宣佈開會以後不到半個小時,突然有一個陌生的中年男子闖進會場。代表們問他找誰,他用可疑的目光打量了一下會場,然後説:“對不起,我找錯了地方。”説完後就急忙走了。馬林見此情景,機警地説:這一定是偵探。馬上散會,會議改期改地點後再開。按照馬林的佈置,出席會議的人員除李漢俊和陳公博以外立即離開了會場。十幾分鍾以後,法國巡捕包圍了會場,並進入室內搜查盤問,結果撲了一個空。李達回憶説:“當時真危險,假如沒有馬林的機警,我就會一網打”。中共一大結束後,陳獨秀從廣州回滬主持中央工作,馬林作為國際代表也經常協助。此時,馬林力勸中共應接受共產國際的經濟援助,陳獨秀認為中國革命有中國的國情,目前也不需要國際的經濟援助。 [1]  不久陳被捕,靠馬林動用了共產國際撥給的幾千元活動經費打通關係才得到釋放,就此陳獨秀感到中共在自身沒有財政收入的情況下外援十分重要,同意參加共產國際。 [1] 
馬林認為:“中國國民運動中,最堪注意的一種現狀,就是缺少由一個政黨主持一種有規則的,有計劃、有組織的宣傳。”“如中國人民羣眾沒有受政治教育和政治宣傳,中國民族就決不能成一種。”因他在期間曾以很大的精力從事宣傳方面的工作。他曾擔任黨的機關刊物《嚮導》的編輯。馬林工作認真負責,《嚮導》週刊上發表的每篇文稿,都要中國同志翻譯給他聽,不對的地方,就提出自己的看法,要求改正。他不但負責編輯,而且親自動筆,撰寫了許多文章,署名孫鋒,發表在《嚮導》《前鋒》等刊物上。這些文章中,有宣傳十月革命的《俄國革命五週年紀念》《新羅斯》有號召人民起來同帝國主義鬥爭的《第二次的世界戰爭》《土匪和外交使團》《美國與日俄會議》《他們的道路與我們的道路》;有揭露中國軍反動本質的《吳佩孚和陳炯明》《吳佩孚與國民黨》有指導工人運動的《中國勞動羣眾的覺醒》《北京政變與上海工作之張》;有強調宣傳工作的《國民運動革命軍和革命宣傳》有評論國民運動國民黨政策的《中國國民運動之過去及將來》等等。馬林的文章,論述生動,短小精悍,説理充分,很有説服力和戰鬥力。例如,他在指斥帝國主義侵略政策的文章中激憤地説:“現全國人民生活中,無處不看見外國的勢力。真誠的國民運動者如何能忽略這重要的事實!就是中國是外國帝國主義的被害者。”他告誡國內一些人不要對帝國主義抱有幻想,指出:“要想列強自願停止他們干預中國事務,要想他們驟然完結幫助中國軍閥中這個或那個的舊方法,這自然是一種烏托邦的思想”。他認為中國人民只有起來“反對外國的宰制中國”,“把國內各種人民的勢力聯合起來,以抵禦帝國主義的各國”。
馬林還熱情地向中國人民介紹十月革命,宣傳蘇維埃社會主義。他指出:如果社會主義的社會成功了,什麼種族不平等,少數人剝削羣眾的事,貧困與戰爭等等都會消滅的。”馬林認為蘇俄是各國勞動人民進行民族運動的最好盟友,鼓吹中國革命要走俄國的道路。他説:被征服民族“要和蘇俄攜手,和俄國紅黨結密切的關係,這是鞏固他們國內民族運動的唯一的道路”。他還説:“中國知階級和勞動者必須與新發生的協助和親善關係,才能使解放和獨立的奮鬥得到一些光榮的勝利。”馬林的這些論述對於年輕的中國共產黨來説,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馬林富有從事工人運動的經驗,並積極推動中國工人運動的發展。中國共產黨成立後,馬林即建議要集中力量領導工人運動。黨接受了這一建議,遂於1921年8月,在上海成立了領導我國工人運動的總機關——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隨後,又在北京、長沙、武漢、濟南、廣州等地設立了勞動組合書記部的分部作為領導各地工人運動的機關。馬林還多次去各地實地考查工人運動,並給予正確的引導。
1922年1月,香港海員工人舉行了反抗英帝國主義壓迫的大罷工。到1月底,罷工的規模擴大到三萬餘人。經過56天的激烈鬥爭,罷工取得了勝利。馬林密切注意這次罷工的進程,認為“這次爭取提高工資的海員大罷工,矛頭指向外國航運公司,具有政治色彩”。他熱情地讚揚這次罷工,“使無論哪個關心於勞動運動發展的人都驚駭不已”。
馬林在我國北方考查時,曾經不顧環境的險惡,深入社會底層,參加工人支部會議。有一次,他在會上與鐵路工人談話時,一個人問他:“革命的主要目的何在?”他回答説:“首在爭取政治自由,實現政治自由以後,經濟各項改革自然水到渠成。”那個人又問他:“敵勢強大,如何着手?”馬林回答説:“從組織羣眾力量入手。敵人對我施百噸壓力,我們以千噸革命強力回報。”語言簡明有力,堅定果斷,給予參加會議的工人以極深的印象。1922年,河北唐山爆發了開灤煤礦同盟罷工。馬林去天津和領導罷工的同志見面,反覆商討罷工中的有關問題。1923年2月,京漢鐵路工人罷工以後,黨內曾有不同認識。為了統一和提高大家的思想,馬林在傳達共產國際文件時,對這次罷工給予高度評價,認為“漢口足以證明中國的勞動界已感觸了一種新的精神”。他的話使大家深受啓迪。
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查研究之後,馬林斷言:中國“近代產業的工人已經醒了。”“他們已感觸到階級意識了。勞動者已在中國社會上成為一種新勢力在將來一定會站在極重要的地位,不特在掠奪者和被掠奪者之間,而且在政治上將有極大的勢力。”中國工人運動的發展,證實了馬林的判斷。

馬林牽線國共

馬林遵循列寧和共產國際的指示,並依據他在印尼取得的成功經驗,促成了中國第一次國共合作統一戰線的建立。
1920年6月,列寧在為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起的《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中提出,第一次世界大戰和月革命以後,民族和民地半殖民問題已成為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必須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結成親密的聯盟;共產國際必須幫助殖民地和落後國家未來的共產主義分子組織起來,建立新型政黨的組織;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無產階級在民族解放運動中,必須和農民建立鞏固的聯盟;無產階級可以而且應當和資產階級民主派建立聯盟,但不能同他們“混為一體”,必須保持無產階級的獨立性。
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馬林便致力謀求國共兩黨建立統一戰線的工作想通過這種聯合,促使革命更快地向前發展。經過一番考查之後,他堅持自己的主張,即國共合作必須以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這種黨內聯合的形式完成。馬林提出:“我認為,這條途徑不僅以爪的經驗為依據,而且完全符合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討論和大會上所通過的民地問題提。”“建立無產階級與民主革命派合作的統一戰線,首先要解決的是統戰目標的選擇問題。早在馬林來華以前,共產國際遠東局人員在中國尋求建立統一戰線途徑的過程中,幾乎在同一時期與直係軍閥吳佩孚、粵系軍閥陳炯明、孫中山等人都有接觸,並且對吳佩孚、陳炯明更有好感,認為吳佩乎和陳炯明都是可以合作的對象。共產國際遠東局和遠東共和國甚至都“堅信,為開展中國的民族主義運動,而可以合作的人是吳佩孚,而不是孫中山,他們認為孫中山是個不切實際的想家,他們同意支持吳佩孚”。1920年4月,維經斯基來華,在訪問吳佩孚的幕僚白堅武以後,一度曾“決定聯合吳佩孚發動民主運動”。與同時,蘇俄《消息報》有文章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已經在中國正在發展的局勢中樹起了新的旗幟”,因此“對吳佩孚寄予殷切的希望”。此外,蘇俄政府曾於1920年4月29日,派路博將軍攜帶列寧的親筆信到粵軍駐地漳州,訪問廣東軍閥陳炯明,表示蘇俄願意幫助中國完成國民革命。陳“並有書致列寧”。1921底,維經斯基曾在南寧和陳炯明“長談過三次”,説陳炯明完全支持俄國革命。當時蘇俄人民外交委員會出版的刊物甚至稱讚説:“陳炯明堅信共產主義,不僅是一位革命的將軍,而且是具有優秀的組織能力,並受到羣眾的擁護”。
對於共產國際和蘇俄的上述意見和作法,馬林在來華調查以後,堅決表示反對。他説:“首要的是,赤塔政府傾向吳佩乎的方針是完全錯誤的。”同時,馬林還指責陳炯明的觀點是把民族主義侷限於廣東,因此不能作為領導整個中國革命的無產階級政黨的統戰對象。
要聯合國民黨,就必須同孫中山接觸。馬林通過張繼與孫中山建立了聯繫。1921年下半年,馬林在上海會見了他認為是“孫中山的最主要代表之一的張繼”,並談到“他(張繼)比我遇到的任何一個人,在政治上更為成熟,並且有更多的西方觀點”。他還説:“由於張繼的聯繫,國民黨邀請我去訪問孫中山。”1921年12月23日,馬林在共產黨員張太雷(任翻譯)的陪同下,在廣西桂林會見了孫中山。當時孫中山在桂林獨秀峯下的舊桂王府設立了大本營,正在進行整軍和練兵,準備由桂人湘進行北伐。馬林等人到達桂林以後,在孫中山的大本營中住了九天,雙方進行了多次深入的長談,着重討論了國共兩黨結盟的可能性以及“羣眾運動工人階級中進行宣傳的必要性”等問題。馬林提出了下列意見:一、改組國民黨,與社會各階層,尤其與農民、勞工大眾聯合;二、立軍官學校,以建立革命的基礎;三、促進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的合作。在會談中,孫中山也向馬林介紹了“國民黨的策略、它的歷史、袁世凱時期在國外的非法活動、與太平洋各國華僑的聯繫和他們對國民黨的幫助”。孫中山對蘇俄的新經濟政策特別感興趣。當他聽説蘇俄所採取的政策與他的民生主義原則相符合時,他感到高興。孫中山向馬林表示,他雖然並不信奉馬克思主義,但他的思想是同馬克思主義一致的。他強調軍事工作的重要,同時迫切希望得到蘇俄的經濟和軍事援助。但是又擔心與蘇俄公開接近會引起帝國主義列強的干涉,所以暫時還不能公開同蘇俄結盟。他主張“待北伐勝利結束,立即提議與蘇聯公開建立聯盟”。孫中山還告訴馬林,他願意派一個代表團去莫斯科進行考察;對於馬林提出的其它建議,如改組國民黨、建立軍官學校等等,在完成反對北洋軍閥吳佩孚的戰爭後,立即實行。隨後,馬林到廣州考察,適值爆發了香港海員大罷工。他看到孫中山同工人運動有較密切的聯繫,認為孫中山“中國革命不可少的人”。
馬林結束了南方之行以後,前往北京同蘇俄派來的裴克斯使團會面。他向裴克斯送交了兩份報告,請他轉往莫斯科。一份給共產國際執委會,主要談國共合作;另一份給蘇俄外交人民委員會,要求蘇俄政府派使團前來幫助孫中山的南方政府。
馬林的這些活動和他提請共產國際和蘇俄政府放棄聯合吳佩孚、陳炯明而去聯合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的主張,給共產國際和蘇俄政府的對華政策帶來了轉機。它得到了共產國際的完全支持,使共產國際和蘇俄政府加快了同孫中山聯盟的步伐。1922年4月,裴克斯在京國際代表達林傳達了莫斯科的指示,要他聯繫孫中山,瞭解孫中山的悉度和國民黨的一般情況,併發給他代表蘇俄政府的證書。達林返回上海以後,在瞿秋白、張太雷的陪同下,去廣州同孫中山商談國共合作問題。先後接觸達五、六次之多。孫中山被確定為共產國際和蘇俄政府的聯盟者以後,國共合作也勢在必行。
關於國共兩黨怎樣進行合作的問題,馬林基於他在爪哇的工作經驗和對國共兩黨的認識,提出宜以共產黨員加人國民黨這種黨內合作的形式來完成。
馬林確認國民黨不是一個資產階級的政黨,而是“多階級的聯盟”。他認為國民黨由這樣四類成員組成:起領導作用的知識分子,這些人蔘加過辛亥革命,多數領導人是在日本或法國接觸到社會主義的,自稱是社會主義者其中包括孫中山在內;移居國外的人,即國民黨組織中的資產階級分子;南方軍隊的士兵、工人。馬林從此得出結論:“該黨(國民黨)的領使這些不同派別有可能加人該黨。”1921底至1922年4月,馬林對中國南方進行考察時,同國共兩黨領導人分別進行了廣泛接觸。他認為國民黨領導人“全都對蘇俄抱支持態度”。香港海員“罷工的領導權掌握在國民黨手中”,證明國民黨與工人階級組織有“真正的聯繫”。馬林還認為:中國國民黨是合乎理想而具有實力的國民革命的政黨,比印尼的伊斯蘭教聯盟要高明的多。他盛讚孫中山及其左右的得力助手,認為他們民族意識很強,而且其中有些還是懂得馬克思主義的人。在馬林看來,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是中國共產黨可以合作的真正的革命勢力,他提出:“國民黨鬆懈的組織形式使得在黨內很容易促進羣眾運動的思想,因此必須與國民黨建立友好關係。”
對於同國民黨建立統一戰線,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也經歷了一個認識過程。早在1922年4月6日,陳獨秀就信際負人維經斯基,明確反對馬林關於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加人國民黨的提議,並陳述了六點理由。這樣,在國共合作的問題上,馬林與中共領導人的意見發生了嚴重的分歧,而馬林一時又不能説服中共領導人接受他的意見,只好前往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彙報,希望藉助共產國際的力量來説服中共。
馬林於1922年7月上旬到達莫斯科以後,7月11日起草了向共產國際彙報中國情況的詳細報告。他指出:現在是外國列強控制着中國政治。由於華北華中一帶為軍閥所統治,只有孫中山國民黨所控制的南方可以開展共產主義運動,民族革命運動和年輕的中國工人運動建立了良好的關係。馬林認為國民黨就是列寧在《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中講到的那種“民革命運動”的力量。所以,他進一步向共產國際領導詳細地陳述了中國共產黨人應加入中國國民黨的主張。共產國際經過研究,迅速地採納了馬林的意見。同時決定,由馬林負責貫徹執行。同月,共產國際遠東局又作出了中共中央委員會“所有工作都必面在菲立浦(即馬林)緊密聯繫下進行”的指示。8月,共產國際根據馬林的報告,專門發出了《給共產國際駐中國特派代表的指示》,要求儘快實行國共兩黨的合作。
8月,馬林蘇俄特使越飛一起回到北京。當時共產國際的意圖是,為了迅速擴大東方戰線,迫切需要聯合孫中山以反對北京政府,而實現這一意圖的前提便是中國國內實現國共合作。由於孫中山只同意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這種黨內聯合的形式,因此就要説服持不同意見的共產黨人,清除意見分歧為此,在馬林的提議下,8月17日,中共中央在杭州召開了西湖會議。馬林在會上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意見,再次提議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會議反覆討論了這個問題。起初,大多數與會者反對馬林的意見。經過馬林的解釋和説明工作,多數人接受了馬林的提議。11月,共產國際第四次大會在莫斯科召開。陳獨秀等人蔘加了這次大會,劉仁靜代表中國共產黨作了重要發言,他説:“為了消滅在中國的帝國主義這一前提,就必須建立反帝的統一戰線,我們黨已決定和國民黨建立統一戰線了,其形式是我們的黨員以個人名義參加國民黨。”這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將建立國合作統一戰線的決定公佈於世。
1922年8月中,孫中山由於陳炯明的反叛而避居上海。8月25日馬林在上海法租界裏再次會見孫中山,向孫中山介紹了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的決定,並邀請孫中山訪問莫斯科。孫中山也表示極其需要同蘇俄建立密切的聯繫。這次會見後不久,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張太雷等即以個人身份加入了國民黨。在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支持幫助下,孫中山積極着手國民黨改組的準備工作,並且重新解釋了三民主義。所有這些工作,都為實現國共合作奠定了基礎。
為了加速國共合作的步伐,擴大國共合作的規模,1923年1月,馬林再次向共產國際執委會作了報告,並分別向斯大林等領導人彙報。共產國際領導人同意馬林反對軍閥的政策,並且指示中國共產黨人留在國民黨內。為了加速國共合作的進程,共產國際根據馬林的報告,又於1月12日專門作出了《關於中國共產黨同國民黨關係問題的決議》。這個《決議》指出:“國民黨是現時中國唯一強大的民族革命組織”,“因為中國獨立的工人運動尚屬薄弱,……所以,共產國際執委會認為,年青的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實行合作是必要的。”
1923年6月,中國共產黨在廣州召開了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次會議的中心任務,就是根據革命形勢發展的需要和共產國際的指示,制定黨的統一戰線策略方針,加速國共合作統一戰線的建立,以推動國民革命運動的發展。馬林在會上作了“關於國際形勢與國際工人運動”的報告。大會討論了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問題,經過激烈的爭論,很快統一了思想。大會決定:改組國民黨為左翼的政黨;在中國共產黨不能公開活動的地方,擴大國民黨;把優秀的國民黨員吸收到我們黨裏來。大會通過了《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議決案》,決定全體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決議》還強調:“我們須努力擴大國民黨的組織於全中國,使全中國革命分子集中於國民黨。”“我們加入國民黨,但仍舊保存我們的組織,並須努力從工人團體中,從國民黨左派中,吸收其有階級覺悟的革命分子,漸漸擴大我們的組織,謹嚴我們的紀律以立強大的羣眾共產黨之基礎。”
黨的“三大”以後,大批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孫中山也加快了改組國民黨的工作。在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幫和支持下,1924年1月,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隆重舉行,它標誌着第一次國共合作統一戰線的正式建立。這對中國革命發展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馬林在中國工作了將近三年。在幫助建立中國共產黨、宣傳馬克思主義、介紹十月革命、指導工人運動、促成第一次國共合作統一戰線的建立等諸方面都作出了貢獻。當然,他在工作中也有一些錯誤。例如,過高地估計國民黨的力量,過低地估計共產黨和人民大眾在中國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從而給中國革命帶來消極影響。

馬林英勇就義

1923年10月,馬林回到莫斯科,被派往海參崴共產國際東方部工作,同年內再次訪問中國。
1924年初,馬林被調回到莫斯科。同年4月,因與東方部在作中產生意見分歧,辭職返回荷蘭,擔任荷蘭共產黨領導工作,並負責組織革命工作聯合會,還曾經擔任碼頭工會的秘書。馬林雖然被調離中國,卻仍然非常關心中國革命。他曾經出席國際運輸會議,向與會的中國同志談到:“中國是農業大國,無民主習慣,推翻一代統治者在中國歷史上極為平常,但要建立民主制度卻有重重困難。唯有通過工人運動可以接近民主,縱有困難,不宜灰心,舍此以外,達向民主的道路可謂徒勞。”1928年,馬林在莫斯科拜會了出席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談到中國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時,他感慨萬端。臨別時中肯地説:“中國問題,棋輸一着,我們大家都有責任,今後應正視錯誤,努力前進,歷史車輪自會循正當軌道邁進。”
馬林1927年脱離荷蘭共產黨,後又在荷蘭成立了革命社會黨。從1933年起,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馬林是這個黨在荷蘭國會中唯一的代表。1940年德國法西斯佔領了荷蘭,馬林積極參加了荷蘭的反法西斯鬥爭,並負責編輯秘密的抗戰報紙《斯巴達克》,鼓動人民起來戰鬥。後來被德寇逮捕,於1942年4月被殺害。 [3-4]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