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軍事

明代軍事機關體制是經過幾度調整變革然後才比較固定下來的。以中央軍事領導機關來説，起義時期，朱元璋以都元帥身份自主行樞密院事，親自指揮全盤軍事，以後，改行樞密院為大都督府，設大都督一人，名義上是“節制中外諸軍事”，一切大小軍政，包括軍官任免、軍隊調遣、戰役指揮、戰略考慮等，都由都元帥決定，大都督府不過是主持後勤給養。軍丁軍户管理、考績、馬政等日常事務。大都督當然也要統軍作戰，但只能奉命進止，不許擅作主張。當時，朱元璋在行中書省內設户、禮等四部，獨不設吏、兵二部，正説明人事和軍事大權不容假借於人。

即使如此，到吳元年（公元1364年）還是對此作了部分的調整，雖然仍保留大都督府，但裁免去大都督一職不設，改設左、右都督、同知都督、副都督、僉都督若干人，均為大都督府的長官。很顯然，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眾設多官而分其事權。

明朝建立後，在中書省下的六部已有兵部，這對一個統一的大帝國來説，是實不可少的。明初，將原來由大部督府掌管的武官任免、考績、廕襲、軍隊的訓練、後勤給養、軍丁軍户管理等軍事行政工作劃歸兵部掌管，大都督府僅保留統率全國軍隊的職權。

到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在撤廢中書省的同時，朱元璋也宣佈徹底改組大都督府，將大都督府分設為前、後、中、左、右五軍都督府。中書省和大都督府的同時大變動，是當時明王朝中央軍政制度大改組的兩翼，其重要意義實不相上下。當時還規定，

五軍都督府互不統轄，應該分別與兵部直接聯繫工作，而統一奏請皇帝裁定。每一個都督府內又都設有一小羣都督，計有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僉事、副都督等，俱為負責官員，由朝廷指定各都督府分別統率全國各都司、衞、所，不得隨便變動。至仇，統軍的部門便一分而為五，領導人更是由一個增加到好幾十個。任何統軍的都督都絕不可能率本部軍兵與朝廷對抗了。

其實，任何一個都督府及其中的任何一個都督，連率領本部軍兵的權力也是沒有的。因為明王朝還規定：兵部有出兵之令而無統兵之權，五軍都督府有統軍之權而無出兵之令。有軍事行動時，兵部奏請委派某一都督府某一都督率兵出戰，而分調其他各都司、衞、所的兵丁歸其指揮。軍事行動結束，將帥即歸回原都督府，兵丁歸回原工所建制。這種體制顯然是為了防範軍權旁落，是為了對將帥們的職權有意掣時，其必然結果是，要付出大大削弱自己軍事威力的代價。

衞所製為在全國各地軍事要地設立衞所駐軍，衞有軍隊中，一衞為5600人，其下依序有千户所、百户所、總旗及小旗等單位，各衞所都隸屬於五軍都督府，亦隸屬於兵部，有事從徵調發，無事則還歸衞所。軍隊來源為世襲的軍户，由每户派一人為正丁至衞所當兵，軍人在衞所中輪流戊守以及屯田，屯田所得以供給軍隊及將官等所需。

其目標在養兵而不耗國家財力，但明宣宗以後由於社會穩定，相對和平，衞所軍官開始侵佔軍田，剝削士兵，軍人生活水平及社會地位日漸低下，逃兵也逐漸增加，軍備因此逐漸廢馳 ^[1]  。

明代募兵制始於正統年間，和衞所軍不同，募兵不世襲，雖然為兵，但隸屬於民籍。

服役期滿即退伍。最開始，募兵沒有像衞所軍那樣擁有正式編制，而且往往隨着需求擴編或裁員。募兵完全是戰鬥部隊，不像衞所兵那樣需要抽調部分兵員從事屯田任務。

募兵的糧食補給，軍餉完全來自國家財政直接支出，不用來自屯田所獲，而且餉銀也比衞所軍和民壯要高。

到了嘉靖年間，募兵的騎兵與步兵以及車兵開始擁有正式的編制——營哨制。一般是五人為一伍，二伍為什，三什為隊，三隊為哨，五哨為總，五總為營。

每營兵員3000人。這是南方明軍的營哨編制，北方稍有變動，但大體相當，如戚繼光的薊鎮陸軍編制，十二人為一隊，三隊為旗，三旗為局，四局為司，二司為部，三部為營，人數也在3000人左右。這就是明朝中後期的主要軍隊編制形式。 ^[2] 

明朝後期，衞所軍和營哨軍的分工也開始劃分，衞所軍主要負責駐守，治安，訓練新兵和屯田。而營哨軍則主要負責機動作戰。因此，衞所軍成了正兵，而營哨則是機動的奇兵。

到了萬曆時代，為了契合這種分工，衞所軍若想參戰，則必須編入營哨建制，同時，衞所的軍官只負責士兵訓練和日常管理，不負責指揮作戰，而營哨軍官除了要負責士兵的訓練外，編入營哨的衞所軍官的編制，也要遵守營哨的編制，因此明朝中後期的主要作戰部隊都是營哨軍。

不過若要討論兩者優劣，首先要明確一點，無論是募兵，徵兵，還是衞所制度，並無優劣先進落後之分，而是應對不同的情況而採取不同的管理措施。各有各的優勢和缺陷，衞所制的優點是在生產力遭到破壞，社會產出弱時，衞所制度可以有效的節省軍費開支，能夠保證軍隊自給自足，並減輕百姓的負擔。

缺陷在於，一方面，衞所軍除了要作戰，還要分出部分兵員去從事屯田任務保證軍糧補給，於是衞所軍中區分了守軍和屯軍，其中守軍是作戰力量，屯軍負責團體。所以相比募兵，同數量的衞所兵能夠提供的作戰力量有限。

另一方面，由於衞所軍世襲，一旦和平時間較長，軍隊中老少摻雜，戰鬥力容易下降。

另外，如果軍官侵佔了國家供給軍隊的屯田，士兵則會淪為軍事長官的私人農奴，這樣導致守軍數量更少，戰鬥力也就很難保證了。所以説，衞所制度的設計，和唐朝的府兵制度類似。是用於在社會生產沒有恢復時，作為維持大量武裝需求的一種制度。

而募兵的優點是，招募士兵的兵員可以有更多的選擇餘地，不一定非得從軍户中招募，其中，如果招募很多優秀的兵員，經過訓練，選拔，可以形成一支精鋭的力量。同時，募兵的來源多來與民籍，因此損失後可以很快補充。

而且，募兵不用像衞所軍那樣需要從事屯田任務，因此募兵可以算是脱產士兵，這就決定了募兵可以在同數額下，動員比衞所軍更多的戰鬥兵員，同時薪水較高，能夠讓士兵作戰積極性更高。

但是優點明顯的同時，缺點也很明顯，由於脱離生產，那麼糧食，軍餉就都需要國家財政直接負責，因此，相比衞所軍，募兵為主的營哨軍的維護成本更高。

一旦國家財政赤字或破產，則很難保證募兵的工資。

且相比衞所軍，收入等其他方面也不穩定。由於是來自民籍，因此他們沒有衞所軍的軍籍，於是在不需要的時候，就可以隨時誰地裁撤，無法保證穩定的維持。

更關鍵的是，募兵能否堪用，完全在於募兵之人和負責將領。如果訓練的好，則可以成為骨幹力量，如果訓練的差，則戰鬥力非常低下。且由於兵源不固定，招募的兵員也是良莠不齊。如果負責招兵的人篩選能力差，那麼招募的低素質兵員比例也會增加，如此軍隊則更容易譁變和潰散。

明軍北軍裝備由於戰爭需要，相較更優。

明朝後期已經大量裝備列裝了制式的布面對襟布面甲（棉甲的前身）。

明軍冷兵器：

明朝後期已經列裝了數量眾多的制式火器，明軍北軍尤其善用三眼銃，多眼銃。

南軍結合傳教士的舶來先進技術，擁有各類的先進銃，明軍後期研發、仿製了不少世界優異的火器。

可惜的是部分武器並未成建制列裝。

火炮方面，明軍善用各類歐洲仿製的先進火炮，如弗朗機：在佛郎機傳入中國的不長時間裏，明代朝野已將其視作禦敵利器，仿製的佛郎機遂以極快的速度裝備明軍。

到嘉靖中期，甘肅邊防已有佛郎機炮車1158輛，寧夏1000輛，固原128輛，大同1000輛，僅此四處配備佛郎機3286架。所謂“火器之中，佛郎機尤為便利。邊關之地所以自衞攻敵者，唯此是恃也。”明朝水師也同樣大量裝備佛郎機，如福船裝備大佛郎機6座，海滄船裝備大佛郎機4座，蒼山船裝備大佛郎機2座。福船之上有五甲兵士，第一甲專用佛郎機；海滄船有四甲兵士，第一甲專用佛郎機和鳥銃（仿自西歐的一種火繩槍）；大蒼山船有三甲兵士，第一甲同樣專用佛郎機、鳥銃。

傳世的明軍甲冑實物主要為晚明軍備，下圖為明軍高級將領裝備↓

有學者認為發端於唐宋時期的中國火器製造技術，在明朝發展到了很高的水平。這時的火器不僅僅種類多，而且製造技術以及性能均有極大提高。火箭與鳥槍是明朝軍隊的主要輕型火器，地雷在明朝也很盛行，管形火器的發展尤為顯著。明中期，佛郎機以及紅夷大炮等西洋火器傳入，使得明朝得以汲取其瞄準器的長處，以改良自產的火器性能。當時中國的冷兵器時代即將終結，火器時代正在來到，中國完全有機會趕上西方的火器技術水平。可惜這一過程卻隨着明朝的滅亡而中斷了。 ^[5] 

有學者指出，中國比西方早兩個世紀使用熱兵器，到了15世紀技術開始被葡萄牙人超越，後來清軍利用了明朝和西方的技術和經驗，多次改良並製造出比明朝更有威力的火器，到了三藩之亂期間，中國的熱兵器技術已接近西歐國家的水平 ^[6]  。然而這些觀點並不是非常嚴謹，首先，14-18世紀之間，都屬於早期熱兵器階段，相比18世紀後半葉和19世紀的火器，發展還不是非常完善。不過從16世紀以後，中國開始借鑑歐洲的火器規格和經驗來改造本土的火器。另一方面，中國明朝的弓弩技術也非常優秀。因此火器和弓弩並存使用，其中火器使用的比例更高。

因為明朝引入了一些歐洲火器，所以在火器方面與歐洲差距還不是那麼大，但是在火器體制上要遠遠落後歐洲。

另外，按照美國學者蔡斯的觀點，認為早期火器僅僅社會在農耕區內部的戰爭適用，他提出，早期火器僅僅適合對付農耕區的重步兵方陣和機動性較差的重裝騎兵，但對付來自東歐草原和沙漠，機動性強的的輕騎兵則作用有限。

早期的單兵火器操作不便，發射效率低下，火炮無論是中國還是歐洲，都比較笨重，不利於機動作戰。對比俄軍的軍事發展，由於俄軍和東歐國家長時間主要以對付東歐草原上的韃靼人為主，故而火器發展較晚，而東歐國家由於既要對付遊牧民族，還有對付農耕區的軍隊，因此東歐火器的發展，相比西歐要緩慢許多。無論是俄國，東歐，中國，還是西亞的奧斯曼帝國的騎兵依舊大量裝備弓箭。

等到18世紀後半葉，火槍的發射效率更高，火炮實現機動化，加上工業革命，機械動能超越了畜力機動，才使得遊牧民族的騎射手變得不堪一擊。

而日本方面，由於是農耕社會，國土多山，平原少，且碎裂分佈決定了機動空間非常狹小，戰爭模式也是農耕區域的城市攻防作戰和小規模的野外作戰，很少發生大規模的機動作戰，因此，在16世紀後半葉，歐式火器在日本很受歡迎，但是進入17世紀以後，日本內亂平息，開始了長期的和平時期，火器逐漸不受到重視，另外由於日本的社會問題——武士階層的存在，決定了日本在江户時代不會刻意去發展火器，因為這會威脅到武士階層在社會的特權。

衞所製為在全國各地軍事要地設立衞所駐軍，衞有軍隊中，一衞為5600人，其下依序有千户所、百户所、總旗及小旗等單位，各衞所都隸屬於五軍都督府，亦隸屬於兵部，有事從徵調發，無事則還歸衞所。

衞所軍軍隊來源為世襲的軍户，由每户派一人為正丁至衞所當兵，軍人在衞所中輪流戊守以及屯田，屯田所得以供給軍隊及將官等所需。

由於氣候原因，明朝在中國南北方駐紮的軍隊武器裝備是有比較明顯的區別的。

南方氣候濕潤，多山多丘陵，為了適應南方的氣候特點，明朝在南方地區駐紮的軍隊在裝備上根據當地氣候條件選擇了與北方地區的軍隊不同的裝備。與北方軍隊的鐵甲相比，南方軍隊多用棉、紙製作的複合材料甲。

“南方地形險陷，固多用步。步馳難以負重，天雨地濕，鐵甲易生鏽爛，必不可用矣。”

地理原因導致南方步兵居多，步兵負重過大不利於行軍。

南方多雨，鐵製鎧甲重量大並且容易生鏽。再加上火藥武器技術上的更新，傳統的鐵甲已不具備抵禦火繩槍等先進火器的進攻，加上氣候原因，明代軍事技術專家因地制宜，開發出更符合明軍作戰要求的防護裝備。

明代後期，複合材料甲迅速發展，裝備數量巨大。

複合材料甲由棉花、絲紙等材料製作而成，韌性極高，穿着舒適，可防禦冷熱兵器，是明軍的制式裝備。

"邊軍"一詞本義指中國歷史上的中原古代封建王朝的國家或地區交界處戍衞邊境的軍隊，屯居在東西南北四方邊境，是從各個地方調上來的精鋭部隊，擔任邊防的軍隊主力，也是各中原王朝最精鋭的野戰部隊。

其常年與各方遊牧民族大戰，且訓練有素，裝備精良。

1368年明朝建國，設九大塞王，統轄漠南諸衞所。

永樂之後漠南諸衞所逐漸廢除或內遷只剩九邊重鎮。

九邊重鎮，是指東起鴨綠江，西抵嘉峪關，綿亙萬里的北部邊防線上相繼設立了遼東鎮、薊州鎮、宣府鎮、大同鎮、太原鎮（也稱山西鎮或三關鎮）、延綏鎮（也稱榆林鎮）、寧夏鎮、固原鎮（也稱陝西鎮）、甘肅鎮九個邊防重鎮，史稱“九邊重鎮”。

五軍營：五軍營分為中軍、左﹑右掖和左﹑右哨。軍士除來自京師衞軍外，又調中都留守司及山東﹑河南﹑大寧三都司衞所馬步官軍輪番到京師宿衞和操練，稱為班軍。隸屬五軍營的還有掌隨駕馬隊官軍的十二營，掌操練上直叉刀手及京衞步隊官軍的圍子手營，以及幼官舍人殫忠﹑效義諸營。

三千營：以三千蒙古騎兵為骨幹，實際人數不止三千，全部為騎兵。分五司，分掌皇帝的旗 ﹑輿服﹑兵仗金鼓、御用寶物等，是明朝京軍的主要機動力量。

神機營：是明代京城禁衞軍三大營之一（其餘兩營為五軍營及三千營） ^[4]  ，是軍隊中專門掌管火器的特殊部隊。中軍分設四司，掖﹑哨各分設三司，掌銃﹑炮等項火器。

隸屬該營的還有五千營，掌操演火器及隨駕護衞馬隊官軍。三大營各設提督內臣﹑武臣﹑掌號頭官統領。

各軍﹑各司分設坐營官﹑把總﹑坐司官﹑監槍內臣﹑把司﹑把牌不一。洪熙時(1425年)，命武臣一人總理三大營營政。

平時，五軍營練習營陣，三千營練習巡哨，神機營練習火器。

當皇帝親征時，三大營環守於皇帝大營，一般是神機營居外，騎兵居中，步兵居內。

關寧鐵騎是明末組建的一支兵力並不很多、但戰鬥力相當強的騎兵部隊，是明末最精鋭的部隊，能與後金的八旗軍正面交鋒（明末三大軍）。

“關”是指山海關，“寧”指寧遠，山海關、寧遠、錦州等遼土是大明抵禦後金的重要防線，“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因此在歸附的遼民中精選身體強壯者充實軍隊，同時大力栽培祖大壽、滿桂、趙率教等一大批遼將。

明末名將盧象升的軍隊，是明末最強的軍隊之一，手持勁弩，軍紀嚴明。

由於都是老鄉、朋友、兄弟、家人等等構成，往往一個人戰死，就可以激發大部分人的憤怒，戰鬥力強勁。

崇禎二年(1629年)清兵犯境，京師(今北京)報警。盧象升起兵勤王，後清兵退走 。次年，進右參政，為防清軍再次來犯，受命整治大名(今屬河北)、廣平(今河北永年)、順德(今河北邢台)三府兵備，嚴明軍紀，加強練兵，軍容大振，人稱“天雄軍” 。

崇禎六年(1633年)起，參與鎮壓李自成等農民軍有功，又升任右副都御史，總理河北、河南、山東、湖廣、四川軍務，兼湖廣巡撫，後升任兵部侍郎，再遷兵部左侍郎，總督宣州、大名、山西軍務。

崇禎七年，任右僉都御史，擊潰張獻忠農民軍。

戚家軍（又稱義烏兵、浙軍），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成軍於浙江義烏，總兵力四千人，主力是義烏的農民和礦工。主將戚繼光（1528～1588）明朝名將，民族英雄，軍事家。字元敬，號南塘，晚號孟諸。蓬萊人。

其七世祖為河南衞輝府人，六世祖戚祥年幼時與母親為避戰亂，隨舅父一家遷居安徽定遠昌義鄉（“從外氏避亂濠梁，居定遠之昌義鄉”）。

五世祖戚斌襲世職登州衞指揮僉事，經六世至戚繼光。

戚家軍因為戚繼光從而得名，是明朝的一支很有名氣的軍隊，戚家軍賴以成名的，是嚴明的軍紀，職業化的訓練水平，東亞最先進的裝備，百戰百勝的戰績和高達十餘萬級的斬級記錄。

戚家軍被譽為“16至17世紀東亞最強軍隊” 。

明末時代最精鋭的部隊之一，陝西邊軍構成，約10000人，由孫傳庭組建並統領。

崇禎對孫傳庭寄予厚望，臨行前親自召見了他，一番寒暄之後，孫傳庭提出了兵餉不足的困難，請求皇上支持。

崇禎表示錢沒有，政策倒是有一條。這個政策就是孫傳庭可以採用多種形式，自行籌措經費，用以招兵買馬，朝廷不加干涉。

經驗證明，給政策往往比給錢更有用。政策是來錢的渠道，有了渠道，何愁沒錢。當然，好政策也要有人去落實才行。

孫傳庭到陝西以後，自力更生，艱苦奮鬥，按照“以秦兵衞秦地，以秦地養秦兵”的理念，實行屯田，發展經濟。經過治理，年收税銀14.5萬兩，米麥1.35萬石，孫傳庭以此招募訓練了一隻勁旅。

這隻勁旅就是秦兵。

白桿兵，明朝末期四川石砫土司秦良玉為其丈夫馬千乘訓練的一支善於山地作戰的特殊兵種。

此兵種所持的白杆槍是用結實的白木（白臘樹）做成長杆，上配帶刃的鈎，下配堅硬的鐵環，作戰時，鈎可砍可拉，環則可作錘擊武器。

狼兵是起源於明朝中期，是當時壯族土司組建的地方武裝。又叫“俍兵”。

廣西狼兵曾以保家衞國的忠義之血，書寫過中國古代戰爭史上輝煌燦爛的一頁。壯族先民在明代被稱為俍人，狼兵乃俍兵音轉，有學者認為“狼”有歧義，堅持稱俍兵。

狼土兵，來自湖廣、廣西兩省。在湖廣的是湘西永順、保靖兩土司的紅苗；在廣西的是壯瑤，分別徵自江水、右江一帶的南丹、東蘭、那地、田州，以及歸順、恩思兩府。此外還有廣東莞蠻蜑雜的一支土兵，善用長牌砍刀，亦經飛檄徵調。

錦衣衞是明朝專有軍政蒐集情報機構，前身為明太祖朱元璋設立的“拱衞司”，後改稱“親軍都尉府”，統轄儀鸞司，掌管皇帝儀仗和侍衞。洪武十五年（1382年），裁撤親軍都尉府與儀鸞司，改置錦衣衞。

朱元璋為加強中央集權統治，特令其掌管刑獄，賦予巡察緝捕之權，下設鎮撫司。洪武二十年（1387年），朱元璋下令焚燬錦衣衞刑具，所押囚犯轉交刑部審理；同時下令內外獄全部歸三法司審理，將錦衣衞廢除。明成祖時，錦衣衞又得以恢復，並由北鎮撫司專門處理詔獄。

作為皇帝侍衞的軍事機構，錦衣衞主要職能為“掌直駕侍衞、巡查緝捕”，從事偵察、逮捕、審問等活動。也有參與收集軍情、策反敵將的工作，如在萬曆朝鮮戰爭中收集了大量的日軍軍情。其首領稱為錦衣衞指揮使，一般由皇帝的親信武將擔任，直接向皇帝負責。

可以逮捕任何人，包括皇親國戚，並進行不公開的審訊。

《神器譜》成於萬曆二十六年（1598年），前冠「進器疏」，正文分「原銃」、「圖式樣」、「打放架勢」及「神器雜説」四部分，除以文字解説火器淵源、性能、優缺點、製造工藝、使用方法外，尚有多幅圖畫，詳述各種火器使用的步驟及方式、構造分解等等，且喜因保存完善，文字與圖畫皆清晰可讀。

世界書局仿原樣印製，以新線裝精裝方式，完整呈現珍本秘笈的清晰樣貌，限量出版。

《四鎮三關志》是在明代中期明蒙緊張關係背景下修纂的邊關志書。

著者劉效祖曾擔任兵備副使,又以文學著稱,受邀主持編修此志。 ^[7] 

該書共10卷,主要內容圍繞明朝在四鎮三關地區的軍事防禦展開,是研究明朝政治、軍事、制度、地理、經濟和民族關係的重要史料。

入清之後,因該書涉及到女真、蒙古諸事被禁燬,傳世稀少,並無一部完整的刻本傳世,因此對這部珍稀文獻之編修情況、版本流傳和價值進行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又名《火龍經》有記載明代諸多火器科技，作於明朝永樂十年（1403年），首見於崇禎年間焦勒的《火攻罕要》，清朝咸豐年間方始有刻本傳世，其中有最早的地雷、水雷、火繩槍等等的描述。

據後人考證發現書中一些細節有誤，如稱朱棣為“成祖”（廟號）等，但因元朝忽必烈攻打日本時已經使用鐵火炮、朱元璋大戰陳友諒於鄱陽湖時也早已使用火箭、火銃、火蒺藜、大小火槍等多種火銃 ^[8]  ，尚能斷定今本《火龍經》可能經過嘉靖年間修訂而成，但其餘書中原文因不該置疑。

《火攻挈要》原為上、下兩卷，另附《火攻秘要》一卷。

北京圖書館收藏原刊本的清抄本。清道光年間潘仕成輯《海山仙館叢書》曾收入上述兩書，合稱為《火攻挈要》（又題為《則克錄》），改成上、中、下三卷，共4萬餘字，圖27幅。

明崇禎年間,為適應同後金作戰的需要，明廷在北京設立鑄炮所，聘請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湯若望(1591～1666)監製西式大炮，並要他將技術傳授給工部“兵仗局”。

於是焦勖集中了明代火器的技術成就，並吸收了西方造炮技術的先進成果，集 “名書之要旨,師友之秘傳，及苦心之偶得”(焦勖《火攻挈要·自序》),撰成《火攻挈要》一書。該書上卷詳細介紹火銃製造的工藝及種類，並對佛郎機、鳥槍、火箭、噴火筒等火器的製造作了簡要説明。中卷分別介紹各種火藥的製作、貯藏、性能、配方和火銃的試放、安裝、教練、搬運等內容。下卷具體介紹火器製造中一些應注意的問題和在各種情況下火器的應用。

此外《火攻挈要》還涉及不少西方關於冶鑄、 機械、 化學、力學、數學等方面的知識。該書總結了明軍使用火器同後金作戰的經驗教訓,翻譯介紹了歐洲先進的軍事技術知識,成為明末火器技術的重要著作。

該書對西方新式火器在中國的進一步傳播產生了重大影響。

是中國明代大型軍事類書，由兵訣評、戰略考、陣練制、軍資乘、佔度載五部分組成。清乾隆年間曾被列為禁書。

中國明代大型軍事類書。明茅元儀輯,240卷,文200餘萬字，圖738幅,有天啓元年(1621)本、清道光中活字排印本、日本寬文年間(1661～1672)須原屋茂兵衞等刊本流傳。 ^[9] 

清乾隆年間曾被列為禁書。茅元儀(1594～1644?)，字止生，號石民，歸安(今浙江吳興)人，自幼“喜讀兵農之道”（《石民四十集》卷69）,成年熟悉用兵方略、九邊阨塞,曾任經略遼東的兵部右侍郎楊鎬幕僚，後為兵部尚書孫承宗所重用。崇禎二年(1629)，因戰功升任副總兵，治舟師戍守覺華島（即菊花島，今遼寧興城南），獲罪遣戍漳浦（今屬福建），憂憤國事，鬱郁而死。他目睹武備廢弛狀況，曾多次上言富強大計，彙集兵家、術數之書2000餘種，歷時15年輯成《武備志》。

《武備志》由兵訣評、戰略考、陣練制、軍資乘、佔度載五部分組成。

兵訣評18卷,收錄了<武經七書>,並選錄<太白陰經>、<虎鈐經>的部分內容，加以評點。認為“先秦之言兵者六家，前孫子者，孫子不遺，後孫子者，不能遺孫子”（《武備志》天啓元年本，下同），學兵訣不可不讀《孫子》。戰略考33卷，選錄了從春秋到元各代有參考價值的戰例。所選注重奇略，“足益人意志”。如，吳越爭霸，勾踐的卧薪嚐膽、乘虛搗隙；馬陵之戰，孫臏的減灶示弱，誘敵入伏；赤壁之戰，孫劉的聯合破曹，巧用火攻；淝水之戰,苻堅的分兵冒進,謝玄的以戰為守；虎牢之戰,李世民的據險扼要,疲敵制勝;蔡州之戰,李愬的乘虛奇襲等等戰法。又如諸葛亮的據荊益、和諸戎、結孫權、向宛洛、出秦川的隆中決策;岳飛的行營田,連河朔、搗中原、以復故土的計劃；成吉思汗的避潼關、假宋道、下唐鄧、搗大梁的謀略，等等。其所錄內容，在緊要之處均有所評點。

是明朝軍事家戚繼光所著的一部兵書，初撰於嘉靖39年（1560年），共18卷正文加一卷卷首，後戚繼光晚年時又加以手校，修訂為14卷。全書語言簡明通俗，涵蓋了兵員選拔、訓練、武器、陣法、律令、行營、兵法等多個方面，是戚繼光一生征戰的心得之作。陣練制41卷，分陣和練兩部分。陣，載西周至明代各種陣法，配以 319幅陣圖，所收較《續武經總要》為多，以諸葛亮的八陣、李靖的六花陣、戚繼光的鴛鴦陣為詳。陣有説記，有辯證。“記”載“聖王賢將”所立之陣，予以廣揚；“辯”言唐宋偽託附會之陣，予以廓清。對古陣圖，“舉而合之”又“陳異同之説”，其中“有最卑淺而無當者,然廢之適足以惑世”,此亦“鮮所刪鏟,陳所掊擊,以廣學者之目”。練，詳記選士練卒之法，包括選士、編伍、懸令賞罰、教旗、教藝五方面內容,選自唐、宋、明有關兵書中的律令,尤以<紀效新書>、<練兵實紀>為重。

如編伍，推戚氏編步、編騎、編車、編水之法;懸令賞罰,採自《行軍需知》、《練兵實紀》中的作戰、訓練條約。認為“士不選,則不可練”，“士不練，則不可以陣，不可以攻，不可以守，不可以營，不可以戰”，所以“練為最要”。

軍資乘55卷，分營、戰、攻、守、水、火、餉、馬八類，下設65項細目，內容十分廣泛，涉及到行軍設營、作戰佈陣、旌旗號令、審時料敵、攻守城池、配製火藥、造用火器、河海運輸、戰船軍馬、屯田開礦、糧餉供應、人馬醫護等事項，頗為詳備。如收錄的攻守器具、戰車艦、船、各種兵器就達600種。其中火器180多種，有陸戰用、有水戰用,有飛行器式，也有地雷式,品種之多，應用之廣，前所未見。

佔度載93卷,分佔和度兩部分。佔,載日、月、星、雲、風、雨、雷、電、五行、雲物、太乙、奇門、六壬等占驗,其中雖有人們對天文氣象的某些粗淺認識,但多不經之談。度,載兵要地誌,分方輿、鎮戍、海防、江防、四夷、航海六類，圖文並舉地敍述了地理形勢、關塞險要、海陸敵情、衞所部署、督撫監司、將領兵額、兵源財賦等等內容。指出，兵家談地理或無方輿之概、户口兵馬之數，或缺關塞險要，“非所以言武備也，故我志武備，經之以度”。

明長城是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上排第二長的防禦工事，據傳教士記載，中國的城市比任何一個國家都要多，每座城市都有高十米的城牆保護，城上有大炮，城牆外還有溝，戰爭時灌滿了水，中國人認為那是最好的防禦工事。

明長城是明朝在北部地區修築的軍事防禦工程，亦稱邊牆，明長城用材與秦長城相似，而區別於漢長城、清長城。國家文物局和國家測繪局採經近兩年的調查與測量，於2009年4月18日首次公佈明長城數據：其東起鴨綠江畔遼寧虎山，西至居庸關，另修建祁連山東麓到甘肅嘉峪關。

其中，人工牆體的長度為六千二百五十九點六公里；壕塹長度為三百五十九點七公里；天然險長度為二千二百三十二點四公里。東部險要地段的城牆，用條石和青磚砌成那十分堅固。東起鴨綠江，連接秦長城，然後西至嘉峪關，蜿蜒六千餘公里，氣勢宏偉，是世界上的一個奇蹟。

大明立國近三百年，大明水師從鄱陽湖水戰開始，到鄭成功光復台灣，卻未曾遭遇一敗。事實上大明水師確實是中國古代史乃最強大的艦隊，直到西班牙的無敵艦隊出現時才被超越，鄭和下西洋的輝煌人所共知，斯里蘭卡之戰活捉其國王，大揚華夏國威。

大明水師在露梁海戰中與朝鮮水師一同擊敗日本，即使到了腐敗的明朝中後期，大明水師依然兩戰澎湖，將荷蘭水師擊敗，17世紀末更是一舉收復台灣，擊敗有“海上馬車伕”之稱的荷蘭。

明朝水師艦隊規模之大，裝備之精良，戰鬥力之強大，都為中國曆代之最，明朝水師前期實力強大，後期逐漸衰落。

明鄭軍事是中國明清兩朝交替之際，支持南明的鄭氏政權所擁有的武裝力量，基礎間接來自於亦官亦盜的明鄭鄭芝龍創立的私人武力，而在鄭芝龍降清被軟禁後，其子鄭成功隻身逃往金門，接管父親若干舊部，並漸次擴充而終成一支足以和清軍抗衡的部隊。

鄭成功在治軍上非常的嚴苛，對於怯戰者、畏戰者、貪污者、叛逆者都是殺無赦，而且常常誅連全家。從1649年（永曆三年）九月起至1661年（永曆十五年）元月止，鄭成功所誅殺的將吏就有七十五員，這些人大都是戰時怯戰、戰敗者，黜降或其他罰責有九員，另外有六件殺貪誅叛，受黜革、降罰、捆責者計僅有三十餘員，同時期的獎勵方面，將吏的提升、獎賞、爵賞，提授共計三百餘員次，總和來看鄭成功雖然是儒家太學生出身，但治軍上是標準的法家作法，賞罰並重，講求戰功。

故鄭氏麾下的軍隊有“怯者不敢獨退，勇者不敢獨進，膽勇成列，心力俱齊”的描述，在與清軍的對陣當中，勝率極高。戰時，以繩索劃地為界，退越繩索、畏縮不前、無令後退者皆誅殺。另一方面對勇猛衝鋒、斬將拔旗者給與獎勵，鄭成功本人更是勇猛異常，其人在戰場共計有七次險遭不測的記錄。

鄭軍組織並非固定一成不變，以下是鄭成功時期大致上的編裝。

主要使用福船，亦稱大船。這種船有如此的描述：“為樓三層，乘風衝擊，不可遏抑，其高若墉 不可抑攻；其堅若鐵石，矢石不能貫，炬不可爇”。當時鄭家水軍在中國東南沿海有着絕對的制海權，沒有嚮明鄭繳交過路費的外國商船幾乎不可能通行，清朝的船隻更是下不了海。

盔甲（日本盔甲為大宗）、藤牌、滾被、銃（即現代的火槍）炮、刀斧、地雷等。

是鄭軍的特種部隊，編裝在左右虎衞營中，人數總共約3千人，全身穿着厚重的盔甲，頭戴鐵盔，身穿鐵鎧、鐵臂、鐵裙，臉覆鐵面，只露出眼口鼻（其實真正的盔甲是什麼樣子，眾説紛紜，不過在鄭家自己的生產基地匱乏，又長年從日本輸入盔甲，尤其鐵面是日本盔甲的獨有特色，應可猜出倪端。不過鄭軍有所取捨，比如為適應閩南沿海地形，鐵人隊腿不穿護甲且赤腳，在江浙作戰卻全套），攜帶弓箭，手持藤牌與雲南斬馬刀，屬性上來説，是一種重裝步兵。

“每班帶班長六員，配雲南斬馬刀各二，牌各二，弓、箭則全班俱執。又十班之中，弓箭居四，刀、牌居六。”

“明季南略”書中對鄭軍有此描述：“…前隊長槍，次團牌，第二陣‘倭銃’（從日本購入的火繩槍）…而疾走如飛，突至馬前殺人。其兵三人一伍，一兵執團牌，蔽兩人，一兵斫馬，一兵砍人，甚鋭，一刀揮鐵甲軍馬為兩段。蓋鑄刀時，用鐵匠百人挨遞打成此一刀，故鋭特甚…鄭兵不動，俱鐵甲冑鐵面頭子，只露兩足，用長刀砍騎，鋭不可當，射中其足，則拔箭更戰，清兵逐敗…”　此處所説的團牌即藤牌。　“第一隊五十人，前有五色旗一面領之。有滾被二人；滾被者，用一大棉被厚二寸，一人執之，雙手有刀。如箭至，即張被遮候；　箭過，即卷被持刀滾進，斫人馬足，又有團牌二人。滾被、團牌此四人俱吃雙糧。”

簡單的説，鐵人隊是部隊的前衞，集結盾牌防禦敵人的箭雨，遇到敵人鐵騎，則放低姿態以長刀斬馬腳。

來源主要是來自澳門的葡萄牙的黑奴軍隊，約有三百人，隊長名為路易斯·瑪託斯。這些黑人精通火器的鑄造和運用，而且驍勇善戰。鄭芝龍對這支部隊相當的重視，到了鄭成功的時代，更提升為貼身禁衞隊。除了護衞主帥以外，還常常擔任扭轉戰局的奇兵，這支部隊在鄭荷之戰中也有發揮貢獻。

作為當時的世界強國，明朝的國力是其他國家所無法相比的。明朝末年，葡萄牙、西班牙與荷蘭等西方殖民主義勢力相繼東來，中西之間開始了在軍事上的較量。明嘉靖元年(1522年)，葡萄牙人米兒丁·甫思多滅兒帶兵到達廣東沿海，企圖用武力打開通商大門，結果被明備倭指揮柯榮與百户王應恩所打敗。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明軍在浙江巡撫朱紈、副使柯喬與都司盧鏜等人率領下圍攻了侵佔福建詔安馬溪的葡萄牙海盜，使之受到重創。明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荷蘭殖民者侵略澎湖失敗。天啓二年(1622年)，荷印總督率軍犯澳門被擊敗，北上一度佔據澎湖；天啓四年(1624年)，又被明軍擊退，後荷軍佔領中國台灣。清順治十八年(1661年)，鄭成功率軍攻克台灣，荷軍投降。這期間，鄭成功建成了一個海上軍事政治集團。其時，中國“具有高效率、穩定的指揮系統，能迎戰歐洲人在遠東強有力的擴張行為” ^[11]  ，是無可爭議的海上強者。由此可見，在當時的情況下，儘管明朝已經開始衰敗了，但西方殖民者的勢力尚不足以與中國的總體實力相抗衡。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