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樞密院
(中國古代中央機構)
鎖定
樞密院,封建時代中央官署名。
五代至元的最高軍事機構,唐始設樞密使,掌文書,以宦官任之。
後唐時樞密使輔佐宰相,分掌軍政。
宋設樞密院與“中書”分掌軍政大權,號稱“二府”。
元代,樞密院主管軍事機密事務、邊地防務、併兼禁軍。
樞密院歷史沿革
後唐莊宗改崇政院為樞密院,崇政使為樞密使,與宰相分執朝政,偏重於軍事。
宋,樞密院與中書門下並稱二府(中書門下為政府、樞密院為樞府),同為中央政府機關。樞密院設十二房(北面房、河西房、支差房、在京房、校閲房、廣西房、兵籍房、民兵房、吏房、知雜房、支馬房、小吏房)分曹辦事。
元豐改制時,有廢樞密院、還軍政於兵部之議,神宗以為“祖宗不以兵柄歸有司,故專命官統之,互相維制,何可廢也?”遂留之。
宋代樞密院長官樞密使、知樞密院事以士人充任,副職間用武臣。
宋初,中書和樞密院對掌文武二柄,宰相因不帶樞密銜而不得預軍事。
也有史料稱,北樞密院專掌契丹軍馬、南樞密院專掌漢人軍馬。
樞密院中書省御史台(2張)
樞密院演變過程
樞密院唐代宗時期
《舊五代史》卷149《職官志·內職》條注“樞密使”,引項安世《家説》:“唐於政事堂後列五房,有樞密房,以主曹務。”這是樞密院作為一個機構的萌芽。所謂主樞密之曹務,即掌管皇帝的重要機密文書,這説明三省機構權力已經下降,樞密房由於它的特殊地位,毫無疑問會受到重用而日益顯赫。但在唐代宗以前,它只不過是政事堂一個小小的保管文書檔案的辦事機構罷了。
樞密院唐朝僖、昭時期
唐代樞密使之名始見於唐代宗永泰中,由宦官董秀職掌:“唐代宗永泰中置內樞密使,始以宦者為之……永太中宦官董廷秀參掌樞密事。”
《通鑑》載:“宦官董秀掌樞密。”胡三省注:“是後遂以中官為樞密使。”
《石林燕語》卷四也引《續事始》雲:“代宗永泰中,以中大董秀管樞密,因置內樞密使。”
既然當時的樞密使僅一人,也談不上有什麼機構,又無太大權力,只不過是處理一般的事務罷了。“初不置司局,但有屋三楹,貯文書而已,其職掌惟承受表奏,於內中進呈,若人主有所處分,則宣付中書門下施行而已。”但由於樞密使地位之特殊,皇帝的詔令,大臣的奏章都由他傳上達下,加之隨着唐末宦官權力的惡性膨脹,樞密使權力也迅速膨脹起來。董秀職任樞密使時就與桂管觀察使陳少遊內外引薦,貪污受賄。
到憲宗元和時期,樞密使劉光琦、梁守謙兩人分掌上下兩院;僖、昭宗時樞密使是王知古、楊虞郎兩人,知古領上院,虞郎領下院。實際憲宗時樞密使的權力較代宗時大多了:“堂後主書滑渙久在中書,與知樞密劉光琦相結,宰相議事有與光琦異者,令渙達意,常得所欲,杜佑、鄭絪等皆低意善視之。鄭餘慶與諸相議事,渙從旁指陳是非。”“上怒諸將無功,辛巳,命知樞密梁守謙宣慰,因留監其軍。”“長安中,王守澄知樞密事,舊左右軍容多入為樞密,亦無視事之廳後。”
這一時期的宦官既掌握了樞密院,又掌握了軍權,竟然達到任意廢君、弒君的地步。
唐代廢立皇帝都是由兼樞密使或護軍中尉、中護軍等宦官司謀劃的。正如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所説:“立君、弒君、廢君,有同兒戲,實古來未有之變也。推原禍始,總由於使之掌禁兵,管樞密……其後又有樞密之職,凡承受詔旨,出納王命,多委之,於是機務之重又為所參預。是二者皆極重要之地。有一已足攬權樹威,挾制中外,況二者盡為其所操乎?”儘管如此,唐代憲宗時,宦官司能弒君、廢君、立君,主要還是掌握兵權,容易接近皇帝之故。此時的樞密使還不能直接參與宰相議事。
《新唐書·楊復恭傳》載:楊復恭“自河陽監軍入拜宣徽使,擢樞密使。僖宗出居興元,復為樞密使,制置經略,多更其手。”“復恭以諸子為州刺史,號‘外宅郎君’,又養子六百人,監諸道軍。天下威勢,舉歸其門。”
樞密院後梁時的崇政院
早在唐昭宗末,朱全忠控制朝政,大誅宦官,以心腹蔣玄暉為唐樞密使,宦官統治樞密使的現象開始改變。到朱全忠篡位建立後梁,立志改宦官之弊,樞密院更用文人。同時,機構也稍有增大,人數稍多,改樞密院為崇政院,設崇政使、副使、崇敬院直學士。“敬翔為院使,仍置判官一人,自後改置副使一人。二年十一月,又置政院直學士二員,選用政述文學者為之。”
史載敬翔“好讀書,尤長刀筆,應用敏捷”,曾舉進士不第,後當朱全忠鎮大梁時,敬翔被人推薦,在朱全忠帳下做一名小吏,被朱全忠看中,“軍謀政述,一以諮之。”朱全忠篡位後,“改樞密院為崇政院,以翔知院事。”這就是崇政院用士人的最明顯標誌。故《通考》也説“始更用士人”。
儘管後梁崇政使權力較大,但仍然是“其備顧問參謀議於中則有之,未始專行事於其外也。”樞密院的權力是受到一定限制的,還不可能超越宰相之上。
樞密院後唐時期
唐莊宗中興唐朝後,於同光元年改崇政院為樞密院,命宰臣郭崇韜兼樞密使,又置直院一人。郭崇韜與後梁的敬翔不同,是個典型的武將,敬翔“不喜武職,求補文吏。”而郭崇韜在回答莊宗的“計將安出”的提問時,説“臣不知書,不能徵比前古,請以時事言之”。郭崇韜原是李克修帳下的親信,“克修鎮昭義,崇韜累典事務,以廉幹稱”,崇韜“臨事機警,應對可觀,莊宗嗣位,尤器重人”。從此後,“崇韜專典機務,艱難戰伐,靡所不從。”
莊宗即位後,就以崇韜為樞密使,後莊宗至汴州,因宰相豆盧革在魏州,便令崇韜權行中書事,又拜侍中兼樞密使,兼領鎮、冀州節度使,進封趙郡公,“邑二千户,賜鐵券,恕十死”。“當崇韜用事,自宰相豆盧革、韋悦等皆傾附之。”由於兼領節度使始掌兵權,樞密使的權力已達到超越宰相的地步。
樞密院後晉時期
樞密院後漢、後周時期
郭威曾是後漢高祖帳下吏卒,“掌軍籍”,“漢高祖累鎮藩閫,皆從之。及鎮並門,尤深待遇,出入帷幄,受腹心之寄,帝亦悉心竭力,知無不為。”漢高祖即位,授權為樞密副使、檢校副使。乾祐元年,漢高祖生病,威又與蘇逢吉同受顧命。隱帝嗣位,便拜樞密使,加檢校太尉。恰逢當時各處藩鎮造反,而其他平叛者又屢屢失敗,故“制授帝(郭威)同平章事,即遣西征,以安慰招撫為名,詔兩面諸軍,並取帝節度”。“時帝以北伐為患,委帝(郭威)以河朔之任,宰相蘇逢吉等議,藩臣無兼樞密使之例。史弘肇以帝受任之重,苟不兼密務,則難以便宜從事。竟從弘肇之議,詔河北兵甲錢穀,但見郭威文書,立皆稟立”。“舊制,樞密使未加使相者,不宣麻制。於是宣之,自帝始之。”
王峻也是歷來跟隨郭威,立有戰功而進為樞密使的。“峻與太祖俱起於魏,自謂佐命之功,以天下為己任。凡所論請,事無大小,期於必行,或小不如志,言色輒不遜,太祖每優容之。峻年長於太祖二歲,往往呼峻為兄,或稱其字,峻由是益橫”。“峻於樞密使兼宰相,又求兼領平盧,已受命,暫之鎮,又請借左藏庫綾萬匹,太祖皆勉從之。又請用顏衎、陳同代李谷、範質為相,太祖曰:‘進退宰相,豈可倉卒?當徐思之。’峻論請不已,語漸不遜。”
鄭仁誨原也是郭威親信。“漢高祖之鎮河東也,太祖累就其第,與之燕語,每有質問,無不以正理為答,太祖深器之,漢有天下,太祖領樞務,即召為從職。及太祖西征,賞密贊軍機”,“太祖踐祚,旌佐命功,授檢校司空,客省使兼大內都點檢、恩州團練使,尋為樞密副使。逾年轉宣徽北院使、右衞大將軍,出鎮澶淵,轉檢校太保,入為樞密使,加同平章事”。
從王峻、鄭仁誨兩人來看,也都是宰相兼樞密使併兼領節度使。當然鄭仁誨的權勢並不太大,這主要是他“為人端厚謙損,造次必由於禮。及居樞務,雖權位崇重,而能孜孜接物,無自矜之色”
樞密院北宋時期
宋代樞密院與中書門下分掌軍令與政令,號為“二府”,俗稱“西府”,事實上是以樞密院的長官來分割宰相的掌兵之權,即馬端臨宣稱的“樞密院官雖曰掌兵,亦未嘗不兼任宰相之事。”。宋朝國策即是對“武人跋扈”的防備不遺餘力。不過北宋初年武將在樞密院中還是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雍熙三年北伐,宋太宗“獨與樞密院計議,一日至六召,中書不預聞”。皇祐四年,狄青升為樞密副使,御史中丞王舉正、左司諫賈黯及御史韓贄等人紛紛上奏反對,宋仁宗不顧宰相龐籍等反對,硬將狄青擢為樞密使,前後四年。(《宋史·狄青傳》)
慶曆年間,因二路用兵,知制誥富弼建言,邊事系國家安危,不宜專委樞密,仁宗以為然,即詔中書同議(職官志),繼又以諫官張方平上言,中書宜知兵事,乃以宰相呂夷簡,章得象併兼樞密院,從此軍令與政令則相互溝通矣。故仁宗慶曆以後,宰相兼使迄元豐改制,又不復兼(《宋史·呂夷簡傳》
[1]
)。
嘉祐元年,狄青罷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判陳州。宋代樞密院官職設置如下:判樞密院事、樞密使(知樞密院事)為正任官、樞密副使(同知樞密院事)、籤書樞密院事、同籤書樞密院事。皆為副貳官。“佐天子執兵政”。宋初,官無定製,有使則置副,有知院則置同知院。
元豐五年改官制:使、副悉罷。元佑初,復置籤書院事,以樞密直學士充,開禧後,以宰執兼任,遂為永制。使與知院,同知、副使,亦或併除,其籤書、同籤書併為端明殿學士。樞密都承旨、樞密副都承旨、樞密承旨、樞密副承旨“掌承宣旨命”。樞密檢詳官、樞密計議官、樞密編修官。
宋初樞密院下設四房:兵、吏、户、禮。神宗元豐五年增至十房,後又加兩房,總計十二房:
北面房(掌行河北路、河東路吏卒,北界邊防、國信事)
兵籍房(掌行諸路將官差發禁兵、選補衞軍文書)
民兵房(掌行三路保甲、弓箭手)
吏房(掌行差將領武臣知州軍、路分都監以上及差內侍官文書)
知雜房(掌行雜務)
小吏房(掌行兩省內臣磨勘功過敍用,大使臣已上歷任事狀及校尉以上改轉遷遣)
吏共計三十八人:逐房副承旨三人,主事五人,守闕主事二人,令史十三人,書令史十五人。元祐既創支馬、小吏二房,增令史為十四人,書令史十九人,創正名貼房十八人。大觀增逐房副承旨為五人,創守闕書令史三人,增正名二十八人。(《文獻通考·卷五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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樞密院機構職責
樞密院掌軍國機務、兵防、邊備、戎馬之政令,出納密命,以佐邦治。
凡侍衞諸班直、內外禁兵招募、閲試、遷補、屯戍、賞罰之事,皆掌之。以升揀、廢置揭帖兵籍。有調發更戍,則遣使給降兵符。除授內侍省官及武選官,將領路分都監、緣邊都巡檢使以上。大事則稟奏,其付授者用宣。小事則擬進,其付授者用扎。先具所得旨,關門下省審覆。面得旨者為錄白,批奏得畫者為畫旨,並留為底。惟以白紙錄送,皆候報施行。其被御寶批旨者,即送門下省繳覆。應給誥者,關中書省命詞。即事幹大計,造作、支移軍器,及除都副承旨、三衙管軍、三路沿邊帥臣、太僕寺官,文臣換右職,仍同三省取旨。
樞密院演變原因
從唐代宗時董秀掌樞密以來,楊復恭任樞密使的權力最大,達到甚至超越宰相權力地步。“時行在制置,內外經略,皆出於恭。”
到朱全忠誅滅宦官,任用朝士,直至滅唐建梁,樞密使全面任用士人,這是朱全忠抑制宦官,全面控制權力的一個步驟,樞密使之權也有所削弱。
明宗時又重用安重誨,二人均權傾內外,宰相在其面前卑躬屈膝,達到五代時樞密使的一個權力高峯。
到後晉任用郭威為樞密使,同時又許兼任節度使,正如上面所引材料,是“兼內外之任”,“功業格天”,達到樞密使權力的又一高峯,直至迫帝退位。
樞密院歷史影響
唐初政事堂完全是為了方便宰相們民主議政,使朝廷大事能多多少少帶有一點公開性,較多地容納一些朝廷中的有識之士的意見而設置的。既是“民主”議政,皇帝的機密文書也就必然要人掌管,這是樞密院設立之原因。但由於宦官權力的惡性膨脹,由宦官兼領的樞密使權力也就超越了制度本身而能廢君、弒君了。
到五代,皇帝們為了改變宦官干政之弊,任用親信加強中央集權,並讓他們兼領節度,使之以分宰相之權,故而又出現樞密使權力凌駕於宰相之上,最後而犯闕稱尊了。再發展到宋,吸取唐末、五代樞密院勢力惡性膨脹之教訓,故削弱其實際權力而增加冗員,使其成為一個龐大臃腫而無權的虛設機構。
縱觀唐初樞密院只有掌機要文書一人,到宋代成為一個龐大機構的發展歷史,可以看出中國古代具體制度在人治與法治鬥爭的狹縫中發展變樣的經過。同時也可説明,在根本制度沒有改變的情況下,任何具體制度無論初設時的主觀願望多麼良好,其最後結果總是事與願違,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已經邏輯地證明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