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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司馬

(文章西漢兩司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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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禮》所載兵制,以二十五人為兩,以中士任兩司馬。 2、太平國兵制,亦以軍事編制推行於地方,以二十六家(一説二十五家)為一兩,亦設兩司馬。 3、兩司馬指漢辭賦司馬相如和史學家散文家司馬遷。兩人在文學史上都很有影響,後人有“文章西漢兩司馬”之稱。 4、西漢司馬遷北宋司馬光,並稱史界兩司馬。
中文名
兩司馬
定    義
司馬相如司馬遷
司馬相如
公元前179年左右——公元前117年
司馬遷
公元前145—公元前87

兩司馬司馬相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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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79年左右——公元前117年),字長卿,四川成都人,漢時文學家。司馬相如善鼓琴,其所用琴名為“綠綺”,是傳説中最優秀的琴之一。
司馬相如少時好讀書、擊劍,被漢景帝封為“武騎常侍”,但這並非其初衷,故借病辭官,投奔臨邛縣令王吉。臨邛縣有一富豪卓王孫,其女卓文君,容貌秀麗,素愛音樂又善於擊鼓彈琴,而且很有文才,但不幸未聘夫死,成望門新寡。
司馬相如早巳聽説卓王孫有—位才貌雙全的女兒,他趁一次作客卓家的機會,借琴表達自己對卓文君的愛慕之情,他彈琴唱道,“鳳兮鳳兮歸故鄉,遊遨四海求其凰,有一豔女在此堂,室邇人遐毒我腸,何由交接為鴛鴦。”這種在今天看來也是直率、大膽、熱烈的措辭,自然使得在簾後傾聽的卓文君怦然心動,並且在與司馬相如會面之後一見傾心,雙雙約定私奔。當夜,卓文君收拾細軟走出家門,與早已等在門外的司馬相如會合,從而完成了兩人生命中最輝煌的事件。
卓文君也不愧是一個奇女子,與司馬相如回成都之後,面對家徒四壁的境地(這對愛情是一個極大的考驗),大大方方地在臨邛老家開酒肆,自己當壚賣酒,終於使得要面子的父親承認了他們的愛情。
後人則根據他二人的愛情故事,譜得琴曲《鳳求凰》流傳至今。
唐代詩人張祜則有《司馬相如琴歌》一首,曰:
鳳兮鳳兮非無凰,山重水闊不可量。
梧桐結陰在朝陽,濯羽弱水鳴高翔。

兩司馬司馬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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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遷(公元前145—公元前87)以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識,使《史記》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對後世的影響極為巨大,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司馬遷一生只寫了《史記》,其父司馬談為太史令(相當於國家圖書館館長一職)。早年司馬遷在故鄉過着貧苦的生活。建元六年,竇太后死後,漢武帝罷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重新發動尊儒,這便是有名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漢武帝元朔二年,司馬遷從夏陽[念"假"] 遷居長安,後隨家遷於京城,從孔安國學《尚書》,從董仲舒學《春秋》。隨後他繼承父業為太史令。公元前104年,司馬遷在主持曆法修改工作的同時,正式動筆寫《太史公書》。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他因為“李陵事件”,為投降匈奴的李陵求情,因此直言觸怒了漢武帝,認為他是在為李陵辯護,遂遭受宮刑。在獄中司馬遷發奮圖強,自強不息,忍受了非常人所能忍受的痛苦,繼續編寫《史記》。司馬遷出獄後任中書令,繼續發憤著書,終於於公元前91年完成了《史記》。公元前87年,司馬遷逝世,終年56歲。對於司馬遷的死因,因史料無明確記載,至今仍為未解之謎。
夏陽,縣名,靠近龍門。所以司馬遷自稱“遷生龍門”(太史公自序)。龍門,龍門山,很有名氣。傳説大禹曾在龍門開山治水。龍門山的南面是黃河。司馬遷的家正好在黃河、龍門之間。當地名勝古蹟很多。司馬遷從小在飽覽山河名勝的同時,也有機會聽到許多歷史傳説和故事。

兩司馬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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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生於史官世家,祖先自周代起就任王室太史,掌管文史星卜。父親司馬談在武帝即位後,任太史令達三十年之久。司馬談博學,精通天文、《易》學和黃老之學。司馬遷十歲起誦讀「古文」,並接受其父的啓蒙教育。淵源久長的家學對他後來治學道路有深刻的影響。後隨父去長安,同當時著名經學大師孔安國、董仲舒學習《古文尚書》和《春秋》。十九歲為補博士子弟。二十歲隨博士褚太等六人「循行天下」,開始了他的遊歷生活。他的足跡到達會稽,訪問夏禹的遺蹟;到過姑蘇,眺望范蠡泛舟的五湖;到達淮陰,訪求韓信的故事;到過豐沛,訪問劉邦、蕭何的故鄉;到過大梁,訪問夷門,並考察秦軍引河水灌大梁的情形;到過楚,訪問春申君的宮殿遺址;到過薛地,考察孟嘗君的封邑;到過鄒魯,拜仰孔孟的家鄉。此外,他還北過涿鹿,登長城,南遊沅湘,西至崆峒。壯遊使他開闊了眼界,增長了知識。回到長安後,武帝對這個廣聞博識、學問豐富的年輕人十分重視,命他為郎中,讓他帶着皇帝的命令出使巴蜀,到達今天昆明一帶大西南地區。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奠定了司馬遷以後着書立説的厚實基礎。元封元年(前110),漢武帝封泰山,司馬談以職任太史公而不能從行,憤懋而死。臨終前他難過地對司馬遷説:「我死以後,你必為太史。做了太史,莫忘了我的遺願。今大漢興盛,海內一統,上有明主賢君,下有忠臣義士。我身為太史,而未能記載,愧恨不已。你一定要完成我未竟之業!」司馬談死後,司馬遷繼任父職為太史令,使他有機會讀遍皇家藏書處石室金櫃收藏的文史經籍,諸子百家,及各種檔案史料。太初元年(前104),他以太史令身份和中大夫孫卿、壺遂及歷官鄧平、落下閎、天文學家唐都等二十餘人,改革曆法。經這批專家通力合作,反覆計算、選擇,終於在這年五月造成新曆,這就是著名的《太初曆》。《太初曆》改以正月為一歲之首(秦歷以十月為一歲之始),一月的日數為二十九點五三天,一歲一年一的日數是三百六十五點二五天,這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歷法,也是甲國曆法史上進行的第一次大改革。此後,他秉父遺志看手準備編寫《太史公記》(《史記》)。
天漢二年(前99),他的同僚李陵出征匈奴時被圍,在矢盡糧絕的情況下投降匈奴。消息傳到長安,武帝大怒。朝廷的文武百官,都大罵李陵投降可恥。司馬遷不作聲。武帝問他有什麼意見,書生氣十足的司馬遷百言不諱地説:「李陵轉戰千里,矢盡道窮,古代名將也不過如此。他雖投降,尚屬情有可原。臣以為只要他不死,他還是會效忠漢朝的。」盛怒中的漢武帝聽了司馬遷這番話,認為他是為李陵辯解,是在故意貶低當時正在打匈奴而又很不順利的李廣利,於是命令把司馬遷判為死罪(或以腐刑代替)。漢武帝時代,判了死罪的可以出錢五十萬減死一等。但家境並不富裕的司馬遷拿不出這一筆錢,只能受「腐刑」(宮刑)來選擇「偷生」這條路。不幸的遭遇,使司馬遷精神受到極大刺激,曾一度想自殺,但他想起了父親的遺言,又以古人孔子、屈原、左丘明、孫子、韓非等在逆境中發憤有為鼓勵自己,終於以驚人的意志忍辱負重地活了下來。身心備受摧殘、忍辱含垢生活的司馬遷深知,「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他決心以殘燭之年,完成父親要他完成的史書。經過六年的囚禁生活,徵和元年(前93)終於出獄。武帝對司馬遷的才能還是愛惜的,任命他為中書令。從此他埋首奮發著述,終於完成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中家之言」的鉅著──《史記》。 《史記》,原名《太史公書》,又稱《太史公記》、《太史記》,至東漢末年才百稱為《史記》。司馬遷意在使其「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漢宣帝時,司馬遷外孫楊惲把它公之於世。其時已有少量缺篇,為後人褚少孫等補足。

兩司馬《史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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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是中國史學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開創了紀傳體通史的恢宏先河。《史記》有本紀十二,列傳七十,此外還有世家三十、表十、書八,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五千六百字,記載了從黃帝至漢武帝約三千年間史事。 「本紀」是全書的總綱,以編年為體,記載歷代帝王的世系,年代久遠的以朝代為主,年代稍近的以帝王或實際當權者為主。「本紀」實質上是全國編年大事記,起提綱摯領的作用。 「世家」亦以編年為體,記述王侯封國、開國功臣和有特殊地位、特殊影響的人物。其事或許並非牽涉全國,然於某一封國或全國社會生活的某一方面有巨大影響,多數可視為「國別史」,諸如「晉世家」、「楚世家」、「孔子世家」、「陳涉世家」等。 「列傳」所佔篇幅最多,可分兩大類:一類是人物傳記,有一人一傳的專傳,有兩人或數人的合傳,按人物性質排列立傳。所記人物範圍極廣,涉及貴族、官僚、政治家、經濟家、軍事家、哲學家、文學家、經學家、策士、隱士、説客、刺客、遊俠、醫士、占卜者、俳優等社會各個階層。另一類是對外國或國內少數民族的記載,涉及中外關係史和國內民族關係史。前一類列傳有「伯夷列傳」,「孫子吳起列傳」、「刺客列傳」、「儒林列傳」等;後一類有「匈奴列傳」、「南越列傳」、「西南夷列傳」、「朝鮮列傳」等。「列傳」對「本紀」起了充實和具體化的作用。 「表」,以譜列帝王、諸侯、貴族、將相大臣的世系、爵位和簡要政績,以年代遠近、史事繁簡而別為世表、年表、月表。今人觀之,也可分為大事表和人物表兩類,諸如「三代世表」、「十二諸侯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等。「表」的作用是形象、直觀,便於觀覽,可補「本紀」、「世家」、「列傳」之不足,又可省去不少文字,使記載免於繁冗。 「書」,分門別類記述歷代曆法、禮樂、封禪、水利、經濟等典章制度,反映了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是《史記》很重要的部分,諸如「禮書」、「樂書」、「曆書」、「河渠書」、「平準書」等等。其中尤以「平準書」最為精彩,記社會經濟狀況,特別是漢朝經濟政策的演變,開後代正史「食貨志」之先河。 歷來人們稱《史記》是紀傳體史書,強調本紀和列傳的重要性。其實,作為全書的組成部分,表、書、世家都有紀、傳不能代替的獨立的價值,嚴格地説,它應是紀傳志書體,是一種綜合體史書。 司馬遷在《史記》裏不僅記載了大量史實,並且要「考其行事,綜其始終,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他要從錯綜複雜的歷史事實中探索出一些道理,提出自己的看法來。因此,他不只是一個史事的整理者,而且是一個偉大的思想家。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即探究天人關係、疏通古今變化的主旨,集中反映了司馬遷歷史哲學的精髓。 「究天人之際」,司馬遷首先強調天人相分,即認為天道與人事是不相干的。在《伯夷列傳》裏,他以伯夷、叔齊和顏淵為例,對「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的説法進行批評,説「天之施善人,其何如哉?」到了近世,那些品行不好,專犯忌諱的人,卻「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反之,公正發憤的人,常「遇災禍者,不可勝數也」。由此,他深沉地寫道:「餘甚惑焉,倘所謂天道,是邪非邪?」他對項羽英雄一世但從不自察,臨死之前還一再説「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持嚴肅批判的態度,説是「豈不謬哉!」他對漢武帝大肆揮霍搞封禪祭祀、祈求神仙的活動,予以深刻的揭露,認為這種活動毒害了社會風氣,「然其效可睹矣」,予以強烈的諷刺。而在寫到人的活動時,刻意寫出人事在歷史發展中的重要作用。他在《太史公自序》裏説,三十世家,是要寫出「輔拂股肱之臣」的「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七十列傳,是要寫出那些「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的人們的活動。這在中國史學發展上,第一次把人的活動放到如此重要的歷史位置上來看待。他還把人的活動與國家興亡聯繫起來,認為:「君子用而小人退」,這是「國之將興」的徵兆;而「賢人隱,亂臣貴」則是「國之將亡」的跡象。進而指出:「其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誠哉是言哉!」(《楚元王世家》)後論一他還寓意很深地指出:要使國家強盛太平,「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匈奴列傳》後論) 「通古今之變」,包含了司馬遷歷史哲學的豐富內容。首先,他對歷史演進的過程提出了比較完整的看法,這從《太史公自序》中的《五帝本紀》至《高祖本紀》的序目、《三代世表》至《秦楚之際月表》的序目申可略見其大概。五帝、三代因歷史太久遠,無法「論次其年月」。《三代世表》至《十二諸侯年表》,年代是「自共和迄孔子」,是「諸侯專政」、「五霸更盛衰」。接下去是《六國年表》,起周元王(前475)、迄秦二世(前207),歷史特點是「陪臣執政」,「海內爭於戰功」,「務在強兵並敵,謀詐用而縱橫短長之説起」。《秦楚之際月表》起秦二世元年(前209)七月,至高祖五年(前202)九月,首尾八年。對這段歷史,司馬遷寫道:「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這四表不僅首尾相銜,貫穿古今,且勾勒出了各個歷史時代的特點,反映出司馬遷對於歷史進程的卓越見解。 其次,在敍述歷史變化過程中還闡揚他的歷史進化觀。他的這種見解,在「八書」中貫徹得尤為突出。 第三,提出了「物盛則衰,時極而轉」的歷史命題。《太史公自序》在講到撰述「本紀」時,提出對於歷代帝王業績要「原始察終,見盛觀衰」,即推究其何以始,詳察其何以終;於其極盛時要看到它日漸衰落的跡象。在司馬遷的歷史哲學中,歷史總在變化:要麼由盛變衰,要麼由衰轉盛。他就是用這樣的歷史哲學去觀察歷史,「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 除《史記》外,司馬遷還作賦八篇,均已散夫,唯《藝文類聚》卷三十引有《悲士不遇賦》片段。 他的《報任安(少卿)書》,是一篇著名的論説散文。文中敍述了他因李陵事件而受宮刑的過程;抒發了忠而見疑、無辜受刑的悲憤,暴露了漢武帝的專橫殘忍及當時的酷吏政治;最後,表達了自己發憤着書、創作《史記》的決心。司馬遷的學術思想,在中國古代思想文化史上佔有重要突出的地位。《史記》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是當之無愧的。

兩司馬星象家——司馬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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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兩漢時期的星象家中,首先要提出司馬遷。大家都知道司馬遷是一個偉大的史學家,而不知他也是一位對天文星象精到造詣的專家。其實只要仔細讀其《史記》的《天官書》《律書》《曆書》就可明白稱他為天文星家專家決非虛譽。象司馬遷這樣博大精深的文學大師,絕對不會自劃範圍,限制自己的知識體系和探索領域。古代的史宮本來以星曆之事為其本職之一,故精通星象之學也不足為奇。不過司馬遷能用史學家的高贍遠矚的眼光,把星象學與歷史問題結合起來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這可是其他星象家和史學家皆望塵莫及的嚮明之處。司馬遷並末用星象學去佔測具體的人事變異,而是用來總結歷史規律,這不能不説是他對星系學的創造性應用。
司馬遷繼承父親遺志遺業,完成《史記》及“推古天變”之任務,並明確表述為“通古今之變,究天人之際”,其結論表述在《天官書》中,即據春秋242年之間日食三十六、慧星三見等星象,聯繫點天子衰微、諸侯力政、五伯代興及到戰國及秦漢之際的社會變亂動盪,而總結出天運三十年一小變,一百年一中變,五百年一大變,三大變為一紀,三紀而大備的“大數”,最後才認為“天人之際續備”。這是司馬遷星學之應用的最重要之範例,在整個星學歷史上佔有最高地位。
此外,司馬遷又總結了戰國以來的星象學的基本原則,表述如下(亦記載於《天官書》中):
“我仔細檢查史書的記裁,考察歷史上的事變,發現在100年之中,五星皆有逆行現象。五星在逆行時,往往變得特別明亮。日月的蝕食及其向南向北的運行,都有一定的速度和週期,這是星象學所要依據的最基本的數據。而星空中的紫宮星垣和東西南北四宮星宿及其所屬的眾多星辰,都是位置不變的,它們的大小程度和相互向的距離也是一定不變的,它們的分佈排列象徵着天上五官的位置。這是星象學中作為‘經’亦即不變的依據。而水、火、金、木、土星則是上天的五位輔住,它們的出現隱伏也有一定的時間和週期,但其運行速度快慢不均。這是星象學中的‘緯’亦即經紫變動的部分。把這些固定的和變動的兩種星象結合起來,就可以預測人事的變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