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傳體通史

紀傳體通史：以人物為綱，按時間順序，連貫地記述各個時代史實的史書體例。

《史記》

《史記》原名《太史公書》，包括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分五大部分，共計一百三十卷，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是一部組織嚴密、內容豐富的百科全書式的通史。它是我國史學上一個劃時代的標誌，是一部偉大的文學著作，也是一部具有深刻思想性的著作。

它記載了上自中國上古傳説中的黃帝時代，下至漢武帝（公元前122年），共3000多年的歷史；它所記載的地理範圍，西至中亞，北至大漠，南至越南，東至朝鮮、日本，把通史的時空界限第一次擴大到前所未有的範圍。作者司馬遷以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識，因全書以《本紀》和《列傳》為其主體，故被稱之為紀傳體，《史記》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

全書包括十二本紀（記歷代帝王政績）、三十世家（記諸侯國和漢代諸侯、勳貴興亡）、七十列傳（記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蹟，主要敍人臣，其中最後一篇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書（記各種典章制度記禮、樂、音律、曆法、天文、封禪、水利、財用），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餘字。是一部組織相當嚴密、內容極其宏富的百科全書式通史。把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種體裁有機地統一起來，以和它所反映的社會生活相適應。本紀，主要是以能左右天下大勢的代表人物為主體，連續而集中地記述了夏、商、週三代到漢武帝時期的政治大事，以反映朝代的興衰和更迭。表，以譜列帝王、諸侯、貴族、將相大臣的世系、爵位和簡要政績，形象、直觀，起到提綱挈領的作用，便於閲讀。書，主要記載歷代曆法、禮樂、封禪、水利、經濟等各項典章制度的發展過程，具有專史的性質。世家，記載王侯封國、開國功臣和對社會起過突出作用的人物及大事。列傳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人物傳記，按人物性質排列立傳，另一類是對外國或國內少數民族的記載，涉及中外關係史和國內民族關係史。這五種體裁各自獨立，又交織配合，相輔相成，構成了一個完整的記述人類社會史的體系。以後所有的正史，都毫無例外地沿襲了《史記》著作形式，被簡稱為“紀傳體”史書。

其內容，可謂博極天地，囊括古今。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政治、經濟、文化、科技、交通、民族、民俗、宗教；構成社會的各個階層，皇帝、貴族、官吏、將士、學者、遊俠、卜者、農工、商賈等等，都得到了較全面而深刻的反映。《史記》反映生活面不僅廣博，而真實可靠，向以“信史”著稱。此即史家所樂道的“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漢書·司馬遷傳》） ^[1] 

《史記》最初沒有固定書名，或稱“太史公書”，或稱“太史公記”，也省稱“太史公”。“史記”本來是古代史書的通稱，從三國時期開始，“史記”由史書的通稱逐漸成為“太史公書”的專稱。

它對後世史學和文學的發展都產生了深遠影響。其首創的紀傳體編史方法為後來歷代“正史”所傳承。同時，《史記》還被認為是一部優秀的文學著作，在中國文學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劉向等人認為此書“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與司馬光的《資治通鑑》並稱“史學雙壁”。在史學和文學方面的價值成為後世的光輝典範。其中的十表和八書是集中表達古今之變的篇章，表的序文概括了古今之變的大勢，八書主要論述各項典章制度的發展變化。“綜其終始”、“原始察終”、“見盛觀衰”、“承敝通變”，是司馬遷“通古今之變”的基本寫法，“綜其終始”和“原始察終”就是把歷史事件的起因、經過、國史學上一個劃時代的標誌，是一部偉大的文學著作，也是一部具有深刻思想性的著作。

司馬遷在著作《史記》時，在選材上最重視真實的原則。他所收集的材料都經過嚴格的考證，主要來自於先秦的史籍和司馬遷遊歷時的所見所聞。

《史記》充分體現了司馬遷進步的歷史觀和對社會現實公正的批判精神。《史記》中有對封建統治階級，特別是對漢代最高統治集團的揭露和諷刺，也有對一些愛國英雄的熱情讚揚和肯定。它不僅是一部優秀的史學著作，也是一部優秀的文學作品。《史記》在描寫上十分精彩，大至壯烈的戰爭場面描寫，小至微妙的人物心理描寫，都能得到生動的展示。特別在人物的塑造上，《史記》所重點描寫的上百個歷史人物，性格鮮明，栩栩如生。同時，司馬遷還注意通過人物的活動和際遇，去展現當時的社會生活和政治狀況。

司馬遷接受了儒家的思想，但他並不承認儒家的獨尊地位，同時還接受了各家特別是道家的思想，在《史記》中也得到了很大的體現。所以《史記》著成之後，並沒有立即流行，甚至遭到了一些封建正統文人的批判。到唐朝中葉以後，《史記》開始廣泛流傳，韓愈、柳宗元等把《史記》當作古文的典範加以提倡。

我們來讀《史記》，基本上是從史學和文學兩個方面進行研究。《史記》既是中國歷史上一部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史學鉅著，也是一部不朽的文學鉅著。《史記》被魯迅先生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真是當之無愧。

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中提到《史記》缺少十篇。三國魏張晏指出這十篇是《景帝本紀》《武帝本紀》《禮書》《樂書》《律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列傳》。後人大多數不同意張晏的説法，但《史記》殘缺是確鑿無疑的。今本《史記》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數篇章顯然不是司馬遷的手筆，漢元帝、成帝時的博士褚少孫補寫過《史記》，今本《史記》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補作。《史記》取材相當廣泛，取自《諜記》《五帝系諜》《尚書 》《秦記》《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司馬兵法》《春秋歷譜諜》《春秋 (史書)》《國語》《離騷》《天問》《招魂》《哀郢》等；當時社會上流傳的《世本》《國語》《國策》《秦記》《楚漢春秋》《諸子百家》等著作和國家的文書檔案，以及實地調查獲取的材料，都是司馬遷寫作《史記》的重要材料來源。特別可貴的是，司馬遷對蒐集的材料做了認真地分析和選擇，淘汰了一些無稽之談。對一些不能弄清楚的問題，或者採用闕疑的態度，或者記載各種不同的説法。由於取材廣泛，修史態度嚴肅認真，所以，《史記》記事翔實，內容豐富。

連貫地記敍各個時代的史實的史書稱為通史，如西漢司馬遷的《史記》也可稱為通史。因為他記載了上自傳説中的黃帝，下至漢武帝時代，歷時三千多年的史實；還有司馬光的《資治通鑑》，也是著名的通史。

紀傳體，東亞史書的一種形式，以為人物立傳記（皇帝的傳記稱“紀”，一般人的稱“傳”，特殊情形的人物稱“載記”，記載制度、風俗、經濟等稱“志”，以表格排列歷史大事稱“表”）的方式記敍史實。司馬遷的《史記》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史書（以前的史書多以編年體記述）。中國的官方正史“二十四史”及其他史書，都依照《史記》紀傳體體例編纂而成，“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捨其書”。而日本的《大日本史》也是以紀傳體寫成的。

它以本紀、列傳人物為綱、時間為緯、反映歷史事件的一種史書編纂體例。

“本紀”的內容是記述帝王生平事件的，按時間順序記載重大事件，排列在全書最前面。“列傳”主要是人物傳記。不論是《史記》，還是其他紀傳體史書，“列傳”都是全書中篇幅最多的。在“二十五史”中，一般把列傳放在最後面。

在“本紀”、“列傳”之外，還有“表”、“書”、“世家”。“表”採用表格的形式，按一定的順序，譜列人物和事件。“書”專門記載典章制度，每一篇“書”，猶如一部專史。“世家”主要用來記載子孫世襲的王侯封國曆史。

紀傳體，很有助於有條理地記載歷史。它是《史記》的偉大發明。當然，這種體例非常深刻地烙上了中國儒家的思想道德的烙印，“天地君親師”的道德觀和倫理觀直接的體現就是帝王的特殊性。

西漢時期司馬遷所著的《史記》，是中國歷史上一部最偉大的史學著作之一，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