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漢時期

因此，漢代儒家學者都奉孔子為先師，而無人以孟子或荀子後學自詡。但孟子和荀子的思想對漢儒的影響是不可否認的。由此，漢初儒家學者中也隱約存在着對立的兩派。而自從董仲舒以“《春秋》公羊學”的形式提出一套系統政治學説之後，漢儒內部兩派的鬥爭便集中表現為《春秋》三傳之爭。他們針對漢初政治所面臨的難題，提出“以德化民”和“以禮為治”兩種政治主張。自武帝以後，兩派先後登上政治舞台，對朝廷政策施加影響，使漢朝政治在儒術獨尊之後繼續表現出大幅度的搖擺變化，使武帝至宣帝、元帝至王莽、東漢一朝又形成幾個相對獨立的發展階段。

漢武帝尊儒有利於儒學的傳播和繁榮，使儒生大量進入各級政府，從而獲得參與和改造朝廷政治的機會。但更重要的是，武帝帝在尊儒的旗幟下采納了《公羊》家“《春秋》決獄”的主張，將儒家思想納入承秦而來的漢家律令，使帝國法律初步儒家化了。漢宣帝在武帝改革律令的基礎上，又對吏治進行了改良。西漢中期之儒術，雖然只是用來緣飾法律，雖然只是法治的輔助手段，但它畢竟介入了“漢家制度”，使得“王道”在朝廷政策中與“霸道”相雜，從而使東西方的文化對立和衝突得到進一步緩解，使關中和關東不再格格不入，使文化上的戰國局面宣告結束。然而西漢中期，帝國的規模在進一步擴大，開邊拓土成為第一位的事業，支持對外戰爭是朝廷政策的重心。在這方面，《公羊》家的“三世異治”説也起了推動作用。但承秦而來的軍國主義體制和法治傳統更適合戰爭的需要，因而仍是朝廷制定政策的主要基礎。這一局面直到宣元之際才得以扭轉。在那之後，朝廷政策的重心終於轉到內政上來。

東漢是西漢的繼續，繼承了西漢二百餘年政治和文化發展的成果。它的建立意味着“漢德”復興，而在東漢人看來，“漢德”就是“堯德”，亦即《公羊》家所闡述的《春秋》之道。它定都洛陽，是西漢後期出現的政治重心東移趨勢的結果，使漢朝終於跳出了以關中為本位的政治格局，進一步擺脱了軍國主義體制和法治傳統的束縛，為《公羊》家重新撥亂反正、重建漢家制度提供了機會。它吸收了西漢的經驗教訓，對元帝至新莽的改制運動基本上持否定態度。受其影響，東漢統治者一度效法宣帝，興起嚴猛苛刻之風，但這不是東漢政治的主流。相比之下，意義更為深遠的是：儒學士大夫集團對《春秋》三家之學，對儒家的兩種政治主張，作出了最後的抉擇，使《公羊》學重新獲得獨尊地位。在《公羊》學的影響下，東漢的政策重心始終在內而不在外。對外堅持“務廣德”，反對“務廣地”，沒發動過大規模的對外戰爭。對內雖在章帝時一度恢復鹽鐵、均輸等制，但很快又廢除了。堅持《公羊》家的太平標準、反對制禮作樂的呼聲佔有壓倒優勢。法律進一步儒家化，循吏作風也更加普及，強調“以義正我”的“以德化民”之術日益成為儒學士大夫的自覺行動。這一切都使得東漢一朝在大量沿用西漢制度的同時，又表現出與西漢明顯不同的特色。

絲綢之路是歷史上橫貫歐亞大陸的貿易交通線。中國是絲綢的故鄉，在經由這條路線進行的貿易中，中國輸出的商品以絲綢最具代表性。19世紀下半期，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就將這條陸上交通路線稱為“絲綢之路”，此後中外史學家都贊成此説，沿用至今。 張騫通西域後，正式開通了這條從中國通往歐、非大陸的陸路通道。這條道路，由西漢都城長安出發，經過河西走廊，然後分為兩條路線：一條由陽關，經鄯善，沿崑崙山北麓西行，過莎車，西逾葱嶺，出大月氏，至安息，西通犁靬（jiān，今埃及亞歷山大，公元前30年為羅馬帝國吞併），或由大月氏南入身毒。另一條出玉門關，經車師前國，沿天山南麓西行，出疏勒，西逾葱嶺，過大宛，至康居、奄蔡（西漢時遊牧於康居西北即成海、裏海北部草原，東漢時屬康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