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司馬

司馬光，北宋時期著名政治家、史學家、散文家。北宋陝州夏縣涑水鄉（今山西運城地區夏縣）人，漢族。（但宋人袁説友著《成都文類》記,司馬光是在他父親司馬池任光山知縣時，生於縣衙官舍的，該觀點已為當今主流，多數專家學者認同），字君實，號迂夫，晚年號迂叟，世稱涑水先生。贈太師、温國公、諡文正。司馬光自幼嗜學，尤喜《春秋左氏傳》。 ^[1] 

司馬光的遠祖可追溯到西晉皇族安平獻王司馬孚。原籍屬河內（今河南沁陽）。司馬光的父親司馬池曾為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屬翰林學士院），在藏書閣擔任皇帝的顧問，官居四品，一直以清廉仁厚享有盛譽。

四川省成都市郫縣縣城西街政府路西側（今老百姓花園處），曾發掘出一通石碑。正面文“司馬温公誕生處”，碑陰略記司馬光誕生於郫縣的時間地點及立碑原因。石碑最早為清末郫縣知縣夏與賡立。因年深日久，石碑受風雨剝蝕，碑文早已漫渙難識。民國24年劉天祥任縣長，督工按原碑尺寸重鐫，碑高144釐米、寬68釐米。石碑原立於縣衙右側（原址為司馬温公祠堂遺址），現存望叢祠。 　據《郫縣誌》收錄的宋代邛崍人張行成《司馬温公祠堂記》記載：“故諫議大夫司馬君池以某年作縣尉郫邑，越明年某月生公於官廨，字之曰岷，以山稱也”。這段文字説的是，當年司馬池在郫縣做縣尉時，住在官署，其夫人生下了第二個兒子司馬光。該文還説：為紀念在官署得子，司馬池特在庭下親手栽植松、楠各一株。司馬池父子先後辭世後，松樹枯萎，唯有楠木樹仍蒼翠欲滴。郫人認為楠木樹茂盛是託司馬光之榮，故縣丞李名逸在司馬光誕生之地建立“司馬温公祠堂”，以祀司馬光。 　據資料記載，司馬光生於天禧三年（1019年），是北宋大臣，主編了

著名的《資治通鑑》。宋哲宗元祐一年（1086年）為相，八個月後病故，追封為太師温國公。因而後人稱他為司馬温公。 　張行成《司馬温公祠堂記》還説：北宋年間，郫縣流言，説是山裏少數民族叛變了。當時的縣令閭丘夢松假借回家看父母，溜回了山西，主簿李言也掛冠而逃。縣城秩序混亂，百姓人心惶惶。時任縣尉的司馬池，不顧全家性命，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刻，自動代理縣令，主持了縣事，收拾了混亂的局面。當時恰逢正月，可是老百姓卻沒有心思過年，那些有錢的人，在埋金埋銀藏蠶絲藏織布；那些沒有錢的人，扶着老的，攜着少的，抱着幼的，紛紛朝成都、彭縣、大邑縣的深山老林逃命。為了使人心安定下來，司馬池便從正月十五日開始大放花燈三天三夜。老百姓看到放了三天花燈，也沒有發生叛變一事，心安定了，紛紛重新搬回郫縣。 　司馬池因其政績，後來升官離開了郫縣。但縣人沒有忘記他，感念他在郫縣孕育了一位偉大的史學家。 　《司馬温公祠堂記》的作者張行成是一位很嚴肅的學者，非常崇拜司馬光。他與司馬光同為北宋人。他的出生地邛崍與郫縣同屬成都府，相距不過百十里；二人生活的時代相隔也不到百年。因而他的記述應該是有根據的、可信的。《司馬温公祠堂記》後來被收入大清《一統志》藝文類，足見司馬光誕生於郫縣的記載，已得到許多有識者著作的確認。巧合的是，同為宋朝人的袁説友在《成都文類》有一段記載，意思是：“司馬光是在他父親司馬池當四川省郫縣縣尉時，生於官廨的”，這與張行成的記載吻合。 　司馬温公祠堂今已不存，遺址已被開闢為老百姓花園。“司馬温公誕生處”石碑，今存望叢祠內。

司馬光出生時，他的父親司馬池正擔任光州光山縣令，於是便給他取名“光”，七歲時，“凜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即能了其大旨”，從此，“手不釋書，至不知飢渴寒暑”。司馬光深受其父影響，一位婢女用熱湯替他將胡核去皮，他姐姐問他是誰做的，司馬光回答是自己剝皮的，父親責備他小孩子怎麼可以説謊，司馬光自此便不再説謊。“司馬光砸缸”的兒童故事，在當時的東京（今開封）、洛陽一帶就有人把這個故事畫成《小兒擊甕圖》廣為流傳。小小的司馬光遇事沉着冷靜，機智勇敢，傳為千古佳話。 　破甕救友⑴ 　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也。父池，天章閣待制。光⑵生七歲

，凜然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⑷，愛之，退為家人講，即了其大指⑸。自是⑹手不釋⑺書，至不知飢渴寒暑。羣兒戲於庭，一兒登甕⑻，足跌沒水中，眾皆棄去⑼，光持石擊甕破之，水迸⑽，兒得活。其後京、洛間畫以為圖。 　翻譯： 　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也。父池，天章閣待制。光（司馬光）生七歲，凜然(嚴肅莊重的樣子)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又稱《春秋左氏傳》，相傳是春秋時期左丘明撰)，愛之(指代《左氏春秋》)，退(回去)為家人講，即了(懂得)其大指(同“旨”，主要意思)。自是(從此)手不釋(放下)書，至(甚至)不知飢渴寒暑。羣兒戲於(在)庭（院子），一兒登甕，足(指失足)跌沒(沉沒)水中，眾皆棄去(拋下那小孩逃去了)，光持(拿)石擊甕破之(指代甕)，水迸(湧出)，兒得活。 　司馬光，字君實，號迂叟，是北宋陝州夏縣涑水鄉(今山西夏縣)人，世稱涑水先生。 　司馬光出生於宋真宗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十一月，當時，他的父親司馬池正擔任光州光山縣令,於是便給他取名 "光"。司馬光家世代官宦，其父司馬池後來官至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一直以清廉仁厚享有盛譽。 　司馬光深受其父影響，自幼便聰敏好學。據史書記載，司馬光非常喜歡讀《左傳》，常常"手不釋書，至不知飢渴寒暑"。七歲時，他便能夠熟練地背誦《左傳》，並且能把二百多年的歷史梗概講述得清清楚楚，可見他自幼便對歷史懷有十分濃厚的興趣。 　註釋： 　（1）選自《宋史·司馬光傳》 　（2）【光生七歲】司馬光長到七歲。光，即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現在山西）人。北宋大臣，史學家，編撰《資治通鑑》等書。 　（3）【凜然】嚴肅莊重的樣子。 　（4）【《左氏春秋》】又稱《左傳》，相傳是春秋時期左丘明編撰的一部史書。 　（5）【大指】大意，主要意思。指，通“旨”。 　（6）【自是】自此，從此。 　（7）【釋】放下。 　（8）【甕】口小腹大的一種容器。 　（9）【棄走】逃走。 　（10）【迸】湧出。

司馬温侯祠前的司馬光像宋仁宗寶元元年（1038年）中進士甲科，從此步入仕林。初任奉禮郎、大理評事一類小官，後經樞密副使龐籍的推薦，入京為館閣校勘，同知禮院，改幷州通判。宋仁宗末年任天章閣待制兼侍講同知諫院。嘉佑六年（1061年）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他立志編撰《通志》，作為統治者的借鑑。治平三年（1066年）撰成戰國迄秦的《通志》八捲上進宋英宗，英宗命設局續修，並供給費用，增補人員。宋神宗以其書“有鑑於往事，以資於治道”，賜書名《資治通鑑》，並親為寫序。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行新政，他竭力反對，與安石在帝前爭論，強調祖宗之法不可變。神宗命他為樞密副使，堅辭不就。熙寧三年（1070年），自請離京，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現陝西省西安市），次年退居洛陽，任西京留守禦史台，以書局自隨，繼續編撰《通鑑》，至元豐七年（1084年）成書。書成後，司馬光官升為資政殿學士。元豐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聽政，召他入京主國政，次年任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數月間罷黜新黨，盡廢新法，史稱“元祐更化”。司馬光執政一年半，即與世長辭，“京師人為之罷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靈柩送往夏縣時，“民哭公甚哀，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蓋數萬人”“家家掛象，飯食必祝”。

死後追贈太師、温國公，諡“文正”，賜碑“忠清粹德”。遺著有《潛虛》、《均韻指掌》、《類編》、《傳家集》、《翰林詩草》、《注古文學經》、《易説》、《注太玄經》、《注揚子》、《書儀》、《遊山行記》、《續詩治》、《醫問》、《涑水紀聞》、《通鑑目錄》、《通鑑考異》、《通鑑舉要歷》、《稽古錄》（《歷年圖》、《歷代君臣事蹟》和《百官公卿表》）、《切韻指掌圖》、《司馬文正公集》等37種。

司馬光在政治上是標準的守舊派人士，他跟主持變法的王安石發生了嚴重分歧，幾度上書反對新法。他認為刑法新建的國家使用輕典，混亂的國家使用重典，這是世輕世重，不是改變法律。所謂“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司馬光與王安石，就竭誠為國來説，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體措施上，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是圍繞着當時財政、軍事上存在的問題，通過大刀闊斧的經濟、軍事改革措施來解決燃眉之急。司馬光則認為在守成時期，應偏重於通過倫理綱常的整頓，來把人們的思想束縛在原有制度之內，即使改革，也定要穩妥，因為“大壞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無，臣恐風雨之不庇也”。司馬光的主張雖然偏於保守，但實際上是一種在“守常”基礎上的改革方略。

宋神宗熙甯年間，司馬光強烈反對王安石變法，上疏請求外任。熙寧四年（1071年），他判西京御史台，自此居洛陽十五年，不問政事。這段悠遊的歲月司馬光主持編撰了294卷300萬字的編年體史書《資治通鑑》。耗時19年。 　《資治通鑑》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五代後周世宗顯德六年（959年），共記載了16個朝代1362年的歷史，歷經19年編輯完成。他在《進資治通鑑表》中説：“臣今筋骨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謂，旋踵而忘。臣之精力，盡於此書。”司馬光為此書付出畢生精力，成書不到2年，他便積勞而逝。《資治通鑑》從發凡起例至刪削定稿，司馬君實都親自動筆，不假他人之手。清代學者王鳴盛説：“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必不可不讀之書。”

司馬光外交政策和影響：人們習慣把司馬光看作是一個歷史學家，對他的外交才能認識不多。司馬光不是一個單純的學者，他在給龐籍擔任幕僚時，就提出修城堡防禦，募民屯田，阻止西夏的蠶食。他後來上奏時説過：“國家當戎夷附順時，好與之計較末節，及其桀驁，又從而姑息之。”司馬光主張加強防禦阻止西夏的蠶食、入侵，屯田戍邊的政策是正確的，是反對在“其桀驁，又從而姑息之。”同時他也反對在兩國和平時，宋朝主動破壞友好關係。最初邊臣侮西夏國主，使臣向朝廷訴訟，司馬光和呂誨建議罪邊臣，恢復友好，不從，兩國爆發軍事衝突。又提出“邊臣皆以生事為能，漸不可長。宜敕邊吏，疆場細故輒以矢刃相加者，罪之。”後來宋朝要發動對西夏的戰爭，司馬光寧可不當樞密副使也反對草率開戰，因為當時西夏沒有大舉入侵宋朝。司馬光對待外交關係的基礎觀點是維護國家利益的務實方針，遼朝皇帝有尊號後，有的大臣也熱衷給宋朝皇帝加尊號，司馬光引用漢文帝與匈奴單于故事，批駁了兩國關係平等建立在皇帝尊號相同的基礎上。我們現在都理解國家關係平等是建立在和平共處、相互尊重和沒有不平等條約的基礎上。在這點上，司馬光也含蓄批評了宋朝當時軟弱、姑息的外交政策。宋朝在軍事實力與遼朝相近，都是一百多萬部隊，從戰略上，最忌諱遼朝與西夏的七十萬部隊聯合攻打宋朝。司馬光也理解宋朝不能在多條戰線同時開戰，因此他也曾上書反對讚賞同時引發與西夏、遼朝衝突的邊臣。歷史也證明了他的預見，在宋朝與西夏開戰後，遼朝乘機對宋朝進行軍事訛詐，宋朝割讓代北領土妥協。又發動了對吐蕃的熙河路戰爭，交趾也乘機以宋朝變法害民為藉口，發動對宋朝的戰爭，宋朝在陷入多條戰線同時開戰後，國內國際形勢都嚴重惡化。司馬光與韓琦都是主張對外關係應該慎重，反對輕啓戰端，但也都是反對姑息、妥協政策。司馬光在宋朝危機的時候擔任了宰相，他改變了恢復歲賜，不歸還西夏領土的和談條件。司馬光對外交政策認識更合理，知道西夏恥於在勝利時喪失國土接受和談，同意歸還西夏城堡，取消不平等歲賜。司馬光的立場得到文彥博的支持，但是朝中多數是變法派，他們有異議。這個立場緩和了國際危機，西夏、遼朝見司馬光任宰相緩和國內矛盾，得到百姓擁護，也告戒邊臣不要輕啓衝突。司馬光一度也要放棄熙河路與吐蕃友好，後來沒有實行。熙河路是兵家必爭之地，多數人是羌族，與宋、夏、吐蕃都有臣附關係，也是複雜地區。儘管司馬光同意歸還西夏領土，但不久他去世。宋朝與西夏就城堡兩國再次開戰，元祐四年議和西夏歸還戰俘後，宋朝才歸還了城堡。議和不久宋朝與西夏再次開戰，宋朝同時也與吐蕃在熙河路衝突，再次以恢復歲賜為條件與西夏議和，以後宋朝同吐蕃戰爭，從元符二年一直打到崇寧三年。司馬光懂得戰爭是國家大事，需要謹慎對待，耗費巨大的軍事行動非同兒戲。宋朝主動挑起戰爭，又沒有充分的戰爭準備而失利。司馬光反對戰爭的立場，是維護了宋朝和西夏廣大人民的利益，因此也得到兩國人民的愛戴。司馬光的外交政策是建立在兩國平等基礎上，不是賣國的妥協行為，他在西夏入侵河東時主張修城堡防禦，是保衞國土的愛國行為，對西夏維護國土的愛國行為也認同，宋朝佔領西夏領土，再給歲賜是名實皆失的錯誤政策，不僅會被西夏看做是侮辱，也會加重本國人民的經濟負擔，停止戰爭後佔領的土地不是防禦宋朝必需的戰略要地，沒有任何有益的作用，宋朝曾攻佔了靈州以南的廣大西夏領土，都最終放棄，為了幾個城堡而繼續戰爭，僅是維護虛假顏面，損害人民利益，欺騙人民自以為是勝利者，還有戰果。對司馬光的政策宋朝和西夏人民都是擁護的，這也是遼朝和西夏統治階級尊重司馬光的原因，他們不能違背民意，使自己處於人民和道義的對立面。宋朝國內嚴重的社會經濟危機的產生，戰爭是主要原因，人民在飢寒交迫，賦税徭役沉重的壓迫下苦不堪言，要求司馬光解救他們的呼聲，不僅是針對變法，也是針對戰爭。司馬光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次提到民族政策應恩威並施，歸附者以德相待，以仁義為本；背叛入侵的要威震抗擊。這比視蠻夷為禽獸，任意殺戮攻打要進步，司馬光在《資治通鑑》56卷評論：“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不贊同對少數民族不分好壞地殺戮，認為他們與華夏是平等的，不公正對待他們是錯誤的，主張愛惜生命。耶律楚材在勸阻成吉思汗，停止屠城政策，也是司馬光愛惜生命的立場。歷史上仁義政策是得到人民擁護的。耶律楚材的父親耶律履曾對金世宗談到司馬光的理論，認為當時執政的人多以兵戈賦税為主，司馬光能用道義和孝敬輔佐天子，這是非常可貴，執政者如果按照他的意見辦，能讓天下百姓受益。司馬光在歷朝歷代得到各民族人們的普遍擁護，也是歷朝代代統治階級尊崇他籠絡人心的重要原因，他的外交政策是在宋朝執行了很短時間，但是卻在後來的歷史上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這種和平友好、民族平等的外交政策即使在現在看也是有進步意義。他在外交中奉行的避免在兩條戰線同時開戰的觀點也是客觀實際的。外交關係的基本目的是為了國家、人民的利益，最高成就也是體現在維護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而不是靠妥協、投降，損害本國和其他國家人民利益為成果。外交政策如果不是建立在平等和公正的基礎上，只能是遭到人民的反對，造成國家的危機。

《資治通鑑》簡稱“通鑑” 　《涑水記聞》 　《稽古錄》（包含《歷年圖》、《國朝百官公卿表》、《通鑑舉要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