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司馬

（公元前179年左右——公元前117年），字長卿，四川成都人，漢時文學家。司馬相如善鼓琴，其所用琴名為“綠綺”，是傳説中最優秀的琴之一。

司馬相如少時好讀書、擊劍，被漢景帝封為“武騎常侍”，但這並非其初衷，故借病辭官，投奔臨邛縣令王吉。臨邛縣有一富豪卓王孫，其女卓文君，容貌秀麗，素愛音樂又善於擊鼓彈琴，而且很有文才，但不幸未聘夫死，成望門新寡。

司馬相如早已聽説卓王孫有—位才貌雙全的女兒，他趁一次作客卓家的機會，借琴表達自己對卓文君的愛慕之情，他彈琴唱道，“鳳兮鳳兮歸故鄉，遊遨四海求其凰，有一豔女在此堂，室邇人遐毒我腸，何由交接為鴛鴦。”這種看來也是直率、大膽、熱烈的措辭，自然使得在簾後傾聽的卓文君怦然心動，並且在與司馬相如會面之後一見傾心，雙雙約定私奔。當夜，卓文君收拾細軟走出家門，與早已等在門外的司馬相如會合，從而完成了兩人生命中最輝煌的事件。

卓文君也不愧是一個奇女子，與司馬相如回成都之後，面對家徒四壁的境地（這對愛情是一個極大的考驗），大大方方地在臨邛老家開酒肆，自己當壚賣酒，終於使得要面子的父親承認了他們的愛情。

後人則根據他二人的愛情故事，譜得琴曲《鳳求凰》流傳。

唐代詩人張祜則有《司馬相如琴歌》一首，曰：

鳳兮鳳兮非無凰，山重水闊不可量。

梧桐結陰在朝陽，濯羽弱水鳴高翔。

司馬遷（公元前145—公元前87）以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識，使《史記》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對後世的影響極為巨大，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司馬遷一生只寫了《史記》，其父司馬談為太史令（相當於國家圖書館館長一職）。早年司馬遷在故鄉過着貧苦的生活。建元六年，竇太后死後，漢武帝罷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重新發動尊儒，這便是有名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漢武帝元朔二年，司馬遷從夏陽[念"假"] 遷居長安，後隨家遷於京城，從孔安國學《尚書》，從董仲舒學《春秋》。隨後他繼承父業為太史令。公元前104年，司馬遷在主持曆法修改工作的同時，正式動筆寫《太史公書》。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他因為“李陵事件”，為投降匈奴的李陵求情，因此直言觸怒了漢武帝，認為他是在為李陵辯護，遂遭受宮刑。在獄中司馬遷發奮圖強，自強不息，忍受了非常人所能忍受的痛苦，繼續編寫《史記》。司馬遷出獄後任中書令，繼續發憤著書，終於於公元前91年完成了《史記》。公元前87年，司馬遷逝世，終年56歲。對於司馬遷的死因，因史料無明確記載，仍為未解之謎。

夏陽，縣名，靠近龍門。所以司馬遷自稱“遷生龍門”（太史公自序）。龍門，龍門山，很有名氣。傳説大禹曾在龍門開山治水。龍門山的南面是黃河。司馬遷的家正好在黃河、龍門之間。當地名勝古蹟很多。司馬遷從小在飽覽山河名勝的同時，也有機會聽到許多歷史傳説和故事。

他生於史官世家，祖先自周代起就任王室太史，掌管文史星卜。父親司馬談在武帝即位後，任太史令達三十年之久。司馬談博學，精通天文、《易》學和黃老之學。司馬遷十歲起誦讀「古文」，並接受其父的啓蒙教育。淵源久長的家學對他後來治學道路有深刻的影響。後隨父去長安，同當時著名經學大師孔安國、董仲舒學習《古文尚書》和《春秋》。十九歲為補博士子弟。二十歲隨博士褚太等六人「循行天下」，開始了他的遊歷生活。他的足跡到達會稽，訪問夏禹的遺蹟；到過姑蘇，眺望范蠡泛舟的五湖；到達淮陰，訪求韓信的故事；到過豐沛，訪問劉邦、蕭何的故鄉；到過大梁，訪問夷門，並考察秦軍引河水灌大梁的情形；到過楚，訪問春申君的宮殿遺址；到過薛地，考察孟嘗君的封邑；到過鄒魯，拜仰孔孟的家鄉。此外，他還北過涿鹿，登長城，南遊沅湘，西至崆峒。壯遊使他開闊了眼界，增長了知識。回到長安後，武帝對這個廣聞博識、學問豐富的年輕人十分重視，命他為郎中，讓他帶着皇帝的命令出使巴蜀，到達昆明一帶大西南地區。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奠定了司馬遷以後着書立説的厚實基礎。元封元年（前110），漢武帝封泰山，司馬談以職任太史公而不能從行，憤懋而死。臨終前他難過地對司馬遷説：「我死以後，你必為太史。做了太史，莫忘了我的遺願。今大漢興盛，海內一統，上有明主賢君，下有忠臣義士。我身為太史，而未能記載，愧恨不已。你一定要完成我未竟之業！」司馬談死後，司馬遷繼任父職為太史令，使他有機會讀遍皇家藏書處石室金櫃收藏的文史經籍，諸子百家，及各種檔案史料。太初元年（前104），他以太史令身份和中大夫孫卿、壺遂及歷官鄧平、落下閎、天文學家唐都等二十餘人，改革曆法。經這批專家通力合作，反覆計算、選擇，終於在這年五月造成新曆，這就是著名的《太初曆》。《太初曆》改以正月為一歲之首（秦歷以十月為一歲之始），一月的日數為二十九點五三天，一歲一年一的日數是三百六十五點二五天，這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歷法，也是甲國曆法史上進行的第一次大改革。此後，他秉父遺志看手準備編寫《太史公記》（《史記》）。

天漢二年（前99），他的同僚李陵出征匈奴時被圍，在矢盡糧絕的情況下投降匈奴。消息傳到長安，武帝大怒。朝廷的文武百官，都大罵李陵投降可恥。司馬遷不作聲。武帝問他有什麼意見，書生氣十足的司馬遷百言不諱地説：「李陵轉戰千里，矢盡道窮，古代名將也不過如此。他雖投降，尚屬情有可原。臣以為只要他不死，他還是會效忠漢朝的。」盛怒中的漢武帝聽了司馬遷這番話，認為他是為李陵辯解，是在故意貶低當時正在打匈奴而又很不順利的李廣利，於是命令把司馬遷判為死罪（或以腐刑代替）。漢武帝時代，判了死罪的可以出錢五十萬減死一等。但家境並不富裕的司馬遷拿不出這一筆錢，只能受「腐刑」（宮刑）來選擇「偷生」這條路。不幸的遭遇，使司馬遷精神受到極大刺激，曾一度想自殺，但他想起了父親的遺言，又以古人孔子、屈原、左丘明、孫子、韓非等在逆境中發憤有為鼓勵自己，終於以驚人的意志忍辱負重地活了下來。身心備受摧殘、忍辱含垢生活的司馬遷深知，「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他決心以殘燭之年，完成父親要他完成的史書。經過六年的囚禁生活，徵和元年（前93）終於出獄。武帝對司馬遷的才能還是愛惜的，任命他為中書令。從此他埋首奮發著述，終於完成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中家之言」的鉅著──《史記》。 《史記》，原名《太史公書》，又稱《太史公記》、《太史記》，至東漢末年才百稱為《史記》。司馬遷意在使其「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漢宣帝時，司馬遷外孫楊惲把它公之於世。其時已有少量缺篇，為後人褚少孫等補足。

《史記》是中國史學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開創了紀傳體通史的恢宏先河。《史記》有本紀十二，列傳七十，此外還有世家三十、表十、書八，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五千六百字，記載了從黃帝至漢武帝約三千年間史事。 「本紀」是全書的總綱，以編年為體，記載歷代帝王的世系，年代久遠的以朝代為主，年代稍近的以帝王或實際當權者為主。「本紀」實質上是全國編年大事記，起提綱摯領的作用。 「世家」亦以編年為體，記述王侯封國、開國功臣和有特殊地位、特殊影響的人物。其事或許並非牽涉全國，然於某一封國或全國社會生活的某一方面有巨大影響，多數可視為「國別史」，諸如「晉世家」、「楚世家」、「孔子世家」、「陳涉世家」等。 「列傳」所佔篇幅最多，可分兩大類：一類是人物傳記，有一人一傳的專傳，有兩人或數人的合傳，按人物性質排列立傳。所記人物範圍極廣，涉及貴族、官僚、政治家、經濟家、軍事家、哲學家、文學家、經學家、策士、隱士、説客、刺客、遊俠、醫士、占卜者、俳優等社會各個階層。另一類是對外國或國內少數民族的記載，涉及中外關係史和國內民族關係史。前一類列傳有「伯夷列傳」，「孫子吳起列傳」、「刺客列傳」、「儒林列傳」等；後一類有「匈奴列傳」、「南越列傳」、「西南夷列傳」、「朝鮮列傳」等。「列傳」對「本紀」起了充實和具體化的作用。 「表」，以譜列帝王、諸侯、貴族、將相大臣的世系、爵位和簡要政績，以年代遠近、史事繁簡而別為世表、年表、月表。今人觀之，也可分為大事表和人物表兩類，諸如「三代世表」、「十二諸侯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等。「表」的作用是形象、直觀，便於觀覽，可補「本紀」、「世家」、「列傳」之不足，又可省去不少文字，使記載免於繁冗。 「書」，分門別類記述歷代曆法、禮樂、封禪、水利、經濟等典章制度，反映了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是《史記》很重要的部分，諸如「禮書」、「樂書」、「曆書」、「河渠書」、「平準書」等等。其中尤以「平準書」最為精彩，記社會經濟狀況，特別是漢朝經濟政策的演變，開後代正史「食貨志」之先河。 歷來人們稱《史記》是紀傳體史書，強調本紀和列傳的重要性。其實，作為全書的組成部分，表、書、世家都有紀、傳不能代替的獨立的價值，嚴格地説，它應是紀傳志書體，是一種綜合體史書。 司馬遷在《史記》裏不僅記載了大量史實，並且要「考其行事，綜其始終，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他要從錯綜複雜的歷史事實中探索出一些道理，提出自己的看法來。因此，他不只是一個史事的整理者，而且是一個偉大的思想家。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即探究天人關係、疏通古今變化的主旨，集中反映了司馬遷歷史哲學的精髓。 「究天人之際」，司馬遷首先強調天人相分，即認為天道與人事是不相干的。在《伯夷列傳》裏，他以伯夷、叔齊和顏淵為例，對「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的説法進行批評，説「天之施善人，其何如哉？」到了近世，那些品行不好，專犯忌諱的人，卻「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反之，公正發憤的人，常「遇災禍者，不可勝數也」。由此，他深沉地寫道：「餘甚惑焉，倘所謂天道，是邪非邪？」他對項羽英雄一世但從不自察，臨死之前還一再説「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持嚴肅批判的態度，説是「豈不謬哉！」他對漢武帝大肆揮霍搞封禪祭祀、祈求神仙的活動，予以深刻的揭露，認為這種活動毒害了社會風氣，「然其效可睹矣」，予以強烈的諷刺。而在寫到人的活動時，刻意寫出人事在歷史發展中的重要作用。他在《太史公自序》裏説，三十世家，是要寫出「輔拂股肱之臣」的「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七十列傳，是要寫出那些「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的人們的活動。這在中國史學發展上，第一次把人的活動放到如此重要的歷史位置上來看待。他還把人的活動與國家興亡聯繫起來，認為：「君子用而小人退」，這是「國之將興」的徵兆；而「賢人隱，亂臣貴」則是「國之將亡」的跡象。進而指出：「其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誠哉是言哉！」（《楚元王世家》）後論一他還寓意很深地指出：要使國家強盛太平，「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匈奴列傳》後論） 「通古今之變」，包含了司馬遷歷史哲學的豐富內容。首先，他對歷史演進的過程提出了比較完整的看法，這從《太史公自序》中的《五帝本紀》至《高祖本紀》的序目、《三代世表》至《秦楚之際月表》的序目申可略見其大概。五帝、三代因歷史太久遠，無法「論次其年月」。《三代世表》至《十二諸侯年表》，年代是「自共和迄孔子」，是「諸侯專政」、「五霸更盛衰」。接下去是《六國年表》，起周元王（前475）、迄秦二世（前207），歷史特點是「陪臣執政」，「海內爭於戰功」，「務在強兵並敵，謀詐用而縱橫短長之説起」。《秦楚之際月表》起秦二世元年（前209）七月，至高祖五年（前202）九月，首尾八年。對這段歷史，司馬遷寫道：「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這四表不僅首尾相銜，貫穿古今，且勾勒出了各個歷史時代的特點，反映出司馬遷對於歷史進程的卓越見解。 其次，在敍述歷史變化過程中還闡揚他的歷史進化觀。他的這種見解，在「八書」中貫徹得尤為突出。 第三，提出了「物盛則衰，時極而轉」的歷史命題。《太史公自序》在講到撰述「本紀」時，提出對於歷代帝王業績要「原始察終，見盛觀衰」，即推究其何以始，詳察其何以終；於其極盛時要看到它日漸衰落的跡象。在司馬遷的歷史哲學中，歷史總在變化：要麼由盛變衰，要麼由衰轉盛。他就是用這樣的歷史哲學去觀察歷史，「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 除《史記》外，司馬遷還作賦八篇，均已散夫，唯《藝文類聚》卷三十引有《悲士不遇賦》片段。 他的《報任安（少卿）書》，是一篇著名的論説散文。文中敍述了他因李陵事件而受宮刑的過程；抒發了忠而見疑、無辜受刑的悲憤，暴露了漢武帝的專橫殘忍及當時的酷吏政治；最後，表達了自己發憤着書、創作《史記》的決心。司馬遷的學術思想，在中國古代思想文化史上佔有重要突出的地位。《史記》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是當之無愧的。

在兩漢時期的星象家中，首先要提出司馬遷。大家都知道司馬遷是一個偉大的史學家，而不知他也是一位對天文星象精到造詣的專家。其實只要仔細讀其《史記》的《天官書》《律書》《曆書》就可明白稱他為天文星家專家決非虛譽。象司馬遷這樣博大精深的文學大師，絕對不會自劃範圍，限制自己的知識體系和探索領域。古代的史宮本來以星曆之事為其本職之一，故精通星象之學也不足為奇。不過司馬遷能用史學家的高贍遠矚的眼光，把星象學與歷史問題結合起來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這可是其他星象家和史學家皆望塵莫及的嚮明之處。司馬遷並末用星象學去佔測具體的人事變異，而是用來總結歷史規律，這不能不説是他對星系學的創造性應用。

司馬遷繼承父親遺志遺業，完成《史記》及“推古天變”之任務，並明確表述為“通古今之變，究天人之際”，其結論表述在《天官書》中，即據春秋242年之間日食三十六、慧星三見等星象，聯繫點天子衰微、諸侯力政、五伯代興及到戰國及秦漢之際的社會變亂動盪，而總結出天運三十年一小變，一百年一中變，五百年一大變，三大變為一紀，三紀而大備的“大數”，最後才認為“天人之際續備”。這是司馬遷星學之應用的最重要之範例，在整個星學歷史上佔有最高地位。

此外，司馬遷又總結了戰國以來的星象學的基本原則，表述如下（亦記載於《天官書》中）：

“我仔細檢查史書的記裁，考察歷史上的事變，發現在100年之中，五星皆有逆行現象。五星在逆行時，往往變得特別明亮。日月的蝕食及其向南向北的運行，都有一定的速度和週期，這是星象學所要依據的最基本的數據。而星空中的紫宮星垣和東西南北四宮星宿及其所屬的眾多星辰，都是位置不變的，它們的大小程度和相互向的距離也是一定不變的，它們的分佈排列象徵着天上五官的位置。這是星象學中作為‘經’亦即不變的依據。而水、火、金、木、土星則是上天的五位輔住，它們的出現隱伏也有一定的時間和週期，但其運行速度快慢不均。這是星象學中的‘緯’亦即經紫變動的部分。把這些固定的和變動的兩種星象結合起來，就可以預測人事的變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