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結合

“三結合”是對“文化大革命”中中國領導機構內部人員構成和運行方式進行概括而形成的特定術語。其內涵幾經變化，在中國領導體制的發展進程中產生了很深的影響。

“三結合”是1967年全面奪權的產物。1967年1月6日，上海市32個“造反派”組織聯合，奪了上海市的黨政大權，颳起了所謂的“一月風暴”。上海奪權以後，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相繼奪權。在1967年1月23日以前，造反派奪權後成立的領導機構，主要是由羣眾組織代表和少量的革命幹部代表兩部分人組成。此後，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左派羣眾的決定》，要求中國人民解放軍“積極支持廣大革命左派羣眾的奪權鬥爭”。解放軍到地方支“左”，成為“革命委員會”內部“三結合”的構成之一。1月25日，《人民日報》就山西省奪權發表題為《山西省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的社論指出：“山西省的革命造反派，為全國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的奪權鬥爭創造了新的經驗。山西省委內革命的領導幹部，為全國革命的領導幹部作出了良好的榜樣。山西省軍區的人民解放軍部隊，為全國人民解放軍指戰員樹立了鮮紅的旗幟。”顯然，社論已經突出了這三方面力量的作用，説明這三方面的代表將在新的政權機構中佔有重要位置。

1月31日，《人民日報》轉載了《紅旗》雜誌1967年第3期《論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奪權鬥爭》的社論。社論説：“毛主席把北京大學的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稱為20世紀60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時，就已英明地天才地預見到我們的國家機構，將出現嶄新的形式”。社論指出，在奪權鬥爭的過程中，要由革命羣眾組織的負責人、當地駐軍的負責人和黨政機關的革命的領導幹部，經過醖釀和協商，建立臨時的權力機構，負責領導奪權鬥爭。這裏首次提出了新建立的政權機構要由上述三部分人組成。同日，黑龍江省成立了全省的臨時最高權力機構--“紅色造反者革命委員會”。2月2日，《人民日報》以《東北的新曙光》為題發表社論，指出黑龍江的經驗是：革命羣眾組織的負責人，人民解放軍當地的負責人和黨政機關的革命領導幹部，組成“三結合”的臨時權力機構。第一次明確提出了“三結合”這一特定的術語。7日，《黑龍江日報》發表了《黑龍江省紅色造反者奪權鬥爭的基本經驗》一文指出：“革命造反派，根據當地的鬥爭具體情況，鮮明地體現黨的方針政策，團結省委內執行毛主席正確路線的主要負責人，同人民解放軍的負責人，三位一體，聯合奪權”。《人民日報》發表題為《無產階級革命派奪權鬥爭的一個好範例》的社論，讚揚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實行“三結合”的經驗好得很。這樣，就把“三結合”作為黑龍江省奪權的一個基本經驗向全國推廣。2月17日和3月21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堅決捍衞“三結合”的正確方針》，《革命的“三結合”是奪權鬥爭勝利的保證》兩篇社論。其中心議題是：革命領導幹部代表、革命造反派代表和人民解放軍當地駐軍代表實行“三結合”，這是奪權鬥爭的基本保證，是實行奪權的正確方針。“三結合”在全面奪權浪潮的推動下擴展很快，並受到了毛澤東的肯定。1967年《紅旗》雜誌第5期發表社論《論革命的三結合》，傳達了毛澤東的最新指示：“在需要奪權的那些地方和單位，必須實行革命的三結合的方針，建立一個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無產階級權威的臨時權力機構。這個權力機構的名稱，叫革命委員會好。”組成“三結合”的領導機構後，三者之間怎樣有機地結合，哪部分人在政權內部居於重要地位，在制度上都沒有明確的規定。惟有《紅旗》雜誌1967年第5期《論革命的“三結合”》的社論中提到了這個問題。社論指出：三結合中，“三者缺一不可，忽視或者低估哪一方面的作用，都是錯誤的”，“必須充分發揮革命羣眾組織負責人的作用”，革命幹部應該“在這個機構中起核心作用和骨幹作用”，人民解放軍代表也要起重大作用。社論要求革命幹部起核心作用是較為具體的，其他都是籠統的。而革命幹部起核心作用在當時是根本做不到的。後來中央決定“三支二軍”人員撤回部隊，要求地方幹部擔任主要領導職務。此後，革命幹部的作用才開始顯露出來。至於“革命羣眾”代表，由於他們本來就不是經過羣眾的正常選舉而擔任領導的，在羣眾中沒有威信，很難開展工作。

1973年1月1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發表《新年獻詞》，指出各級領導機構要按照老中青三結合的原則逐步完善。至此，“革命委員會”中原來意義上的革命幹部、解放軍代表、羣眾代表的“三結合”政權形式，便不再作為普遍原則存在，而代之以老中青三結合的新形式。實際上，老中青“三結合”形式，在此以前曾以不同的形式出現過。1967年11月27日，中共中央在《關於對徵詢召開“九大”的意見的通報》中要求，九大代表要體現三個“三結合”，即：軍隊、革命幹部、革命羣眾組織代表三結合；工、農、兵三結合；老、中，少三結合。1970年3月5日，北京市革命委員會轉發的北京大學宣傳隊“關於整黨建黨的情況報告”提出在基層建立的黨支部，要實行老、中、青三結合。1971年8月27日《人民日報》社論《我們黨在朝氣蓬勃地前進》指出，“各級黨的領導班子，實行老、中、青三結合的原則，既有老一輩的無產階級革命者，又有中年和青年一代的優秀黨員，還有來自工農和基層幹部中的新生力量。”但是，這時的老、中、青三結合，主要是指黨的基層組織的領導班子，同“革命幹部、軍隊代表、羣眾代表”的三結合相比，還沒有作為普遍原則提出來。直到1973年1月1日“兩報一刊”社論發表後，老、中、青三結合的原則才正式被確定為各級領導班子組成的基本原則。相對於原來的革命幹部、革命羣眾、軍隊代表的“三結合”，老、中、青三結合是一個歷史性的進步。但是，由於當時對我們黨的幹部隊伍的錯誤估計，一大批被打倒的老幹部還沒有全部解放，因此，最初的老中青三結合過分強調了青年幹部的作用，忽視或在一定程度上排斥了一大批老幹部的作用。比如開始組建領導班子，有嚴格的年齡標準。1973年8月28日黨的十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規定：黨的各級領導機關應根據老中青三結合的原則進行組建。四屆人大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十一條明確規定：國家機關都必須實行精簡的原則。它的領導機構，都必須實行老、中、青三結合。鄧小平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間，對老中青三結合的原則給予了肯定，指出各級領導班子要按照老中青三結合的原則組建，但同時強調“老中青三結合，以中為主”，中青年幹部要“一個台階一個台階地上來”，否定了“火箭式”的提拔，這就使老中青三結合原則的內涵進一步具體化，使其納入正確的軌道。但是，這些思想後來都被當做右傾翻案風加以批判。老中青三結合領導體制是一個歷史性的進步，因為這種結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領導機構正確的組成規律。從其性質上説，屬於年齡結構範疇，是指一個領導集體中不同年齡成員的比例構成及其相互關係。一個科學的領導班子，可以從多種角度來進行組合。在不同角度中，年齡結構是最基本的，是領導羣體結構中最重要的結構，它在某種程度上決定着羣體效能的發揮，從一定意義上説是領導集體其他科學結構形成的基礎。因為年齡不僅是一個人生理功能的標誌，也是一個人知識經驗積累的多寡、智力發揮程度的標誌。老中青“三結合”的原則，可以為領導集體橫向最佳結構的形成打下基礎。此外，從領導集體縱向的發展上來看，老中青“三結合”還可以保證領導班子發展的連續性，不至於使領導集體在一定時期因為年齡原因大起大落。正因為如此，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後，並沒有否定“老中青”三結合的領導原則，這是把“文化大革命”與“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歷史嚴格區別開來的一個明顯標誌。

“三結合”工作的主要任務是，幫助廣大育齡羣眾特別是計劃生育家庭排憂解難，向他們提供生產、生活、生育方面的優質服務，鼓勵、引導、扶持他們少生優生、勤勞致富，逐步過上文明幸福的小康生活。

“三結合”工作的根本目的是，通過少生快富的示範和榜樣作用，使廣大羣眾從切身利益中看到實行計劃生育的好處，激發他們的內在動力，促進生育觀念的轉變，自覺地實行計劃生育，進而更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長，提高人口素質，最終實現人口與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

“三結合”是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形勢下，計劃生育工作在思維方式、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上的重大改革和轉變。它通過引導廣大羣眾少生優生、勤勞致富，使計劃生育工作更好地服務於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並與發展經濟融為一體，同羣眾的生產、生活有機地結合起來。這既符合廣大羣眾勤勞致富奔小康的強烈願望，又符合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同時，也與我市發展“兩高一優”農業和經濟、社會發展的總目標相一致，是一條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程中不斷提高我市計劃生育工作水平的必由之路，是新時期綜合解決人口問題的重大舉措。因此，各級政府一定要從戰略上、全局上看待控制人口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充分認識開展“三結合”工作的重大意義，進一步提高認識、統一思想，採取有效措施，深入紮實地把這項工作抓緊抓好。

1993年5月12日，在國家計生委辦公廳《關於轉發吉林省把計劃生育工作與“雙學雙比”活動相結合的經驗的通知》的附件中，吉林省計生委的報告中提出：“把計劃生育工作同發展農村商品經濟、農民勤勞致富奔小康，建設文明幸福家庭緊密地聯繫起來。”

同年9月8日，在國家計生委《關於轉發吉林省農村計劃生育工作走“三結合”之路的情況報告的通知》中提出：“把農村計劃生育工作與發展商品經濟相結合，與農民勤勞致富奔小康相結合，與建設文明幸福家庭相結合；以幫助農民勤勞致富奔小康為目標開展生產服務，以幫助農民建設文明幸福家庭為目標開展生活服務，以指導農民少生優生為目標開展生育服務，在新形勢下走出了一條抓緊抓好農村計劃生育工作的新路子。”

1994年3月召開的第4次中央計劃生育工作座談會上，李鵬總理提出：“把計劃生育工作和脱貧致富、和加強精神文明建設結合起來，是促進計劃生育工作成為羣眾自覺自願的行動的很好的、很值得重視的一個苗頭，應該引起我們大家的重視。”

在同年3月的全國計劃生育工作會議上，國務委員、國家計生委主任彭佩雲同志明確提出了抓緊落實“三為主”，積極推廣“三結合”，着力提高計劃生育工作水平的要求。她指出：“實踐證明，‘少生快富奔小康’這個口號對廣大農民有強烈的吸引力，計劃生育工作只有緊緊圍繞經濟建設這個中心。與羣眾勤勞致富奔小康的要求和建設文明幸福家庭的願望緊密結合，才能贏得廣大羣眾的真心支持。”

1995年1月，《中國計劃生育工作綱要》中關於“三結合”的提法是：把計劃生育工作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立文明幸福的家庭結合起來。

1995年3月，在第5次中央計劃生育工作座談會上，江澤民總書記指出：“堅持把計劃生育工作同發展經濟、幫助農民勤勞致富奔小康、建設文明幸福的家庭相結合。”李鵬總理提出：近年來，一些地方創造的把計劃生育工作同發展農村經濟相結合，同幫助羣眾勤勞致富奔小康相結合，同建設文明幸福家庭相結合的“三結合”經驗很好，是對計劃生育工作的一項改革和新的發展，要充分肯定。希望各地在推廣“三結合”方面繼續探索，創造新的經驗。彭佩雲同志在座談會上發言提出：“三結合”即把農村計劃生育工作與發展經濟、幫助羣眾勤勞致富奔小康、建設文明幸福的家庭相結合。”國家計生委副主任張維慶同志在1995年3月全國計劃生育工作會議報告中提出，計劃生育與發展農村經濟相結合，與幫助農民勤勞致富奔小康相結合，與建設文明幸福家庭相結合。

1995年8月發表的《中國的計劃生育》(白皮書)中關於“三結合”的提法是：在廣大農村要把計劃生育工作與發展經濟、幫助農民勤勞致富奔小康、建設文明幸福的家庭結合起來，通過為農民羣眾提供生產、生活、生育方面的服務，首先幫助實行計劃生育的家庭儘快致富，並帶動更多的家庭少生、快富、奔小康。

此外，“三結合”在不同地方、系統和行業還有一些不同表述。如黑龍江省提出：計劃生育工作同發展商品經濟相結合，同幫助羣眾勤勞致富奔小康相結合、同建設文明幸福家庭相結合；內蒙古自治區在1995年的計劃生育條例修訂稿(徵求意見稿)的總則中提出：堅持同發展農村牧區經濟、同羣眾勤勞致富奔小康、同建設文明幸福家庭相結合。四川省提出：在推行計劃生育過程中，把生產、生活、生育有機地結合起來(“三結合”)。

中國計劃生育協會開展協會“三結合”項目活動是從1989年“農村婦女發展項目”開始的，其“三結合”的內容是：幫助婦女增加收入、婦幼保健與計劃生育相結合。1995年2月在全軍計劃生育領導小組會上于永波主任提出軍隊計劃生育工作“三個結合”的內容是：要把計劃生育工作與軍隊的全面建設相結合，與幹部戰士的成長進步相結合，與建設文明幸福家庭相結合。

吉林省還提出了企業計劃生育“三結合”：計劃生育工作與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相結合，與提高企業經濟效益相結合，與建設職工文明幸福家庭相結合。大連經濟開發區提出：把計劃生育工作同維護員工合法權益相結合，同保護員工的身心健康相結合，同豐富員工的物質文明生活相結合。

計劃生育“三結合”的形成，大體可分為三個主要階段：

黨的十四大後，彭佩雲同志提出，要探索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社會制約與利益導向相結合的計劃生育工作新機制。在1993年7月全國計劃生育政策法規工作會議上，彭佩雲同志明確要求把“既要抓緊，又要抓好”作為計劃生育工作總的根本指導方針。這一時期，各地計劃生育工作中開始出現一些新的經驗和探索，如安徽省金寨縣和湖北省英山縣的“貧困山區要致富，少生孩子多栽樹”的經驗；江蘇省射陽縣的“少生快富合作社”；鹽城市的“少生快富文明工程”；吉林省在計劃生育工作中開展家政教育和與婦女“雙學雙比”相結合的活動；四川省旺蒼縣等地的扶貧與計劃生育相結合的經驗及德陽市開展“萬名計生協會會員奔小康活動”等。

這一時期，形成比較明確的關於計劃生育“三結合”的概括、表述和要求。

1993年8月，彭佩雲同志在全國計劃生育政策法規工作會議後視察吉林省計劃生育工作，肯定了農村計劃生育工作走“三結合”之路的經驗，並在題詞中稱之為“希望之路”。

1993年9月，國家計生委向全國轉發了吉林省農村計劃生育工作走“三結合”之路的情況報告。1993年11月，國家計生委政策法規司在江蘇鹽城召開研討會，國家計生委副主任楊魁孚同志明確要求各地要抓好對計劃生育“三結合”的調查研究和普及推廣工作。1

994年3月，中央計劃生育工作座談會和全國計劃生育工作會議肯定了基層計劃生育工作中的“少生快富”、“三結合”經驗，提出了抓緊落實“三為主”、積極推廣“三結合”的要求。

1994年6月，彭佩雲同志在江蘇省鹽城市召開全國計生委主任座談會，會上介紹交流了11個省開展“三結合”的經驗，彭佩雲同志作了重要講話。

1994年10月國家計生委在四川廣漢召開了全國人口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研討會，17個省的23個縣(市)黨政主要領導同志在會上交流研討了縣(市)一級人口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問題，彭佩雲同志再次作了重要講話。

同年，吉林和四川省委、省政府先後作出在農村全面開展計劃生育“三結合”的決定。其中，1994年10月四川省委、省政府的決定在全省範圍內引起了強烈的反響，計劃生育“三結合”工作作為政府行為得到高度重視，取得明顯進展。

1995年，以1月國務院批准的《中國計劃生育工作綱要(1995～2000年)》、3月第5次中央計劃生育工作座談會及全國計劃生育工作會議和8月發表的《中國的計劃生育》(白皮書)為標誌，計劃生育“三結合”被進一步廣泛推廣和介紹。各地的有關決定相繼出台，其中有11個省級黨委、政府作出決定，它們分別是：黑龍江、吉林、四川、浙江、河南、江西、湖南、山西、河北、陝西、內蒙。另外，至少還有7個省級計生委專門發了計劃生育“三結合”文件。“三結合”試點工作在更大的範圍內展開，顯現了蓬勃發展的良好勢頭和強大的生命力。

1995年9月，國家計生委、國家科委、水利部、農業部、林業部、衞生部、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杜、中國農業銀行、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等中央10個部門聯合發出《關於認真抓好農村計劃生育“三結合”工作的通知》。

1995年10月，在四川成都以國務院名義召開了全國計劃生育“三結合”工作經驗交流會。國家10個部門聯合發文和成都會議的召開標誌着計劃生育“三結合”工作開始推向全國，步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1996年9月，為了瞭解各地貫徹國務院在四川成都召開的全國計劃生育“三結合”工作經驗交流會和國家10個部門聯合發文精神的情況，國家計生委和農業部派出調查組，對黑龍江省進行了調查，並於1996年9月24日至26日在吉林省長春市聯合召開了東北三省計劃生育“三結合”工作彙報會。會後，兩部委辦公廳轉發了會議紀要。

1997年11月19日至21日，為認真貫徹落實十五大精神，進一步總結推廣經濟欠發達的中西部地區推行“三結合”工作的經驗，國家計生委和農業部在陝西省咸陽市聯合召開了中西部9個省（區、市）計劃生育“三結合”工作彙報會。會後，兩部委轉發了會議紀要。

理論和特徵

“三結合”中的第一個結合體現了計劃生育工作服從並服務於經濟建設這個中心的關係，第二個結合體現了計劃生育工作同現階段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目標“奔小康”的關係，第三個結合體現了計劃生育工作為了促進家庭文明進步和提高家庭生活質量提供服務的關係。對此，我們可以進一步作一些理論論證：

從政治上看，它符合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和黨的基本路線。從中國人口與計劃生育發展的實際出發．適應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需要，努力使計劃生育工作為經濟建設這個中心服務，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三結合”是有中國特色的計劃生育的組成部分。

從人口理論上看，它符合馬克思主義“兩種生產”關係的原理，計劃生育“三結合”實現了兩種生產一起抓。從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理論上看，它符合人口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要求，促進人口發展同經濟社會發展的關係趨於和諧。同時，同資源利用和環境保護相結合。

從發展戰略和方法論上看，它符合可持續發展理論與結合發展的理論。“三結合”促進了經濟社會的發展。另一方面，經濟社會的發展又為計劃生育發展提供了有力的物質保障和社會環境，增強了計劃生育長期持續發展的“後勁”，有利於推動“奔小康”戰略目標的實現。

從哲學理論上看，它符合唯物辯證法的思想。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普遍聯繫、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的，是對立的統一。“三結合”改變了過去那種孤立地就計劃生育抓計劃生育的做法，緊密地與國家經濟的發展和家庭經濟的發展聯繫起來，促進了計劃生育工作指導思想、工作作風、工作方法的轉變。

從黨的羣眾工作理論上看．它符合黨的羣眾路線的現點。“三結合”從羣眾中來，又到羣眾中去．強調為羣眾的生產、生活、生育提供各方面的優質服務，體現了黨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使農民從切身利益中看到實行計劃生育的好處，改變傳統的生育觀念，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勤勞致富中去。

從家庭發展和人的發展理論看，它符合當前國際社會的共識，重視家庭發展，提高家庭收入水平和婦女地位，改善家庭生活質量和促進以人的全面發展為中心的社會發展等。“三結合”容易為人理解和接受。

最後，“三結合”之所以有強大的生命力，不僅在於它符合鄧小平同志提出的“三個有利於”的檢驗標準，而且經得起歷史的檢驗。因此，它是正確的。同時，“三結合”是一個逐漸發展，不斷完善的過程。

計劃生育“三結合”在形成和發展過程中，與以往的計劃生育工作相比，具有三個鮮明的特徵：一是強調“結合”，注重通過“結合”取得發展；二是把利益導向機制引入計劃生育工作，通過優先、優惠、優待政策幫助扶持農村實行計劃生育的家庭率先致富；三是着眼於綜合治理人口問題，通過強有力的政府行為來推動“三結合。”

各級黨委和政府在推廣“三結合”工作中的主要職責是：統籌規劃、政策引導、組織協調、檢查督促、搞好服務。

就是要把“三結合”工作納入本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體規劃，納入各級黨政領導人的人口與計劃生育目標管理責任制，納入黨委、政府的重要議事日程。

政策引導，就是要協調有關部門制定引導、激勵羣眾少生快富的各項社會經濟政策，在項目、資金、技術、物資、社會福利、待遇等方面，向實行計劃生育的家庭傾斜，給他們更多的物質利益，把育齡羣眾的興奮點由多生孩子逐步引導到少生快富上來。

就是要動員、組織、協調各有關部門和社會各方面支持和參與計劃生育“三結合”工作，形成綜合治理人口問題的合力。各地人口與計劃生育領導小組，負有組織協調的責任，及時解決“三結合”工作中的重大問題，協調部門之間、條塊之間的關係。

就是要經常深入基層、農户開展調查研究，及時總結經驗，發現問題，採取措施，解決困難，督促有關部門結合自己的業務工作，發揮自己的優勢，為推廣“三結合”創造有利的條件。要及時掌握各地、各部門工作的進展情況，科學評估“三結合”工作的實際效果。

就是要進一步確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想羣眾之所想，急羣眾之所急，為羣眾之所需，辦羣眾之所盼。要充分利用好各類資金，鼓勵和支持多渠道籌集資金，注重發揮資金的投入產出效益。重視科學知識的普及和新技術的推廣，為農民和各種少生快富經濟組織提供有關的信息，切實做好羣眾生產、生活、生育等方面的服務。

各地在開展計劃生育“三結合”工作中，按照行業和部門提出的有利於計劃生育家庭的優先優惠政策如下：

扶持計劃生育家庭調整農業產品種植結構，改造中低產田，發展“兩高一優”農業；提供農業優良品種和傳授先進的種植、養殖技術，搞好畜牧病防疫；幫助改良畜、禽品種，發展養殖業；承包農業項目工程；鄉鎮企業部門提供有關項目、信息，扶持發展私有經濟、幫助調整產品結構，提高產品質量，吸收計劃生育家庭勞動力進入鄉鎮企業；農機部門提供新型農業機具、農機技術培訓以及各種農機技術服務，扶持他們成為農機專業户。

幫助計劃生育家庭種植速生豐產林和經濟林木；提供種苗和傳授栽培技術，開發林副產品，發展“綠色產業”；吸收他們參加到造林綠化和各項林業工程中來。

扶貧開發：向計劃生育家庭提供扶貧貸款，安排扶貧項目，幫助他們儘快脱貧致富。

對計劃生育家庭提供水電服務，幫助他們興修微型水利工程，幫助他們解決灌溉、人畜飲水問題，扶持搞好水土保護。

向計劃生育家庭提供致富信息和技術培訓，吸收他們參加新產品、新技術的開發經營，幫助一批計劃生育家庭成為農村科技示範户。

供銷合作：為計劃生育家庭提供生產、加工和產品推銷、商品供應等服務。

金融保險：向計劃生育家庭提供發展生產的資金信貸，積極扶持他們創辦企業，開展各種週期短、見效快的經營活動；提供計劃生育養老保險、母嬰安康保險、獨生子女保險等計劃生育系列保險。

向計劃生育家庭發放困難救濟和受災救濟款物，幫助他們擺脱困難，脱貧致富；發展計劃生育社會養老保險。

在安排勞動就業、開展職業培訓、組織勞務輸出等方面照顧計劃生育家庭。

對計劃生育家庭經商、興辦實體，適當減免税額。

對計劃生育家庭子女入園、入學接受九年義務教育實行照顧，並適當減免學雜費。

在實施農村初級衞生保健中，幫助計劃生育家庭改水改廁，向他們提供優質的衞生保健服務，開展優生優育科學知識的宣傳、諮詢和技術服務。

在貧困地區開展“三結合”，國家特別強調了計劃生育與扶貧開發相結合的政策。1989年12月，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了《國家計生委、國務院貧困地區開發領導小組關於扶貧工作與計劃生育工作相結合報告的通知》，要求各地執行扶貧與計劃生育相結合的政策。從此，在各地扶貧和計劃生育部門的共同努力下，這項工作得以逐步展開和實施，並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各地在貫徹扶貧與計劃生育相結合政策的過程中，提出了對落實計劃生育要求的政策原則：以是否實行計劃生育來確定優先扶貧的對象、扶貧資金、扶貧物資、扶貧項目分配的重點和扶持程度。歸納各地做法，其具體政策要點是：對晚婚晚育、合法婚育的貧困家庭照顧扶貧，對早婚早育、非法婚育的家庭不實行優惠扶貧；對生育一孩的貧困家庭，要求其“先節育、後扶貧”，特別優待終身只要一個孩子的貧困家庭；對生育計劃內二孩的貧困家庭，要求其“先脱貧、後生育”；對已生育計劃內二孩的貧困家庭，要求其“先節育、後扶貧”，優待按計劃生育二孩後及時落實節育措施的貧困家庭；對已生育計劃外二孩、多孩的貧困家庭，實行“先節育、後有區別地扶貧”；對生育多孩又不落實節育措施的家庭不予扶持；對有遺傳性疾病但執行計劃生育要求、採取避孕節育措施的家庭予以照顧扶貧。

在政策類型上，按扶貧與計劃生育相結合的政策類型可分為生活救濟政策：主要進行貧困家庭的生活補助和救濟；鼓勵生產經營政策：主要在發放貸款、提供優質生產資料、農業生產技術培訓等方面，給予計劃生育家庭以鼓勵支持；支持經濟開發政策：主要在信貸資金、獨辦或聯辦經營實體、興辦加工業、養殖業、第三產業和勞務輸出與合作等方面優待計劃生育家庭，吸納其勞動力；土地分配與調整政策：主要在農村宅基地和口糧田與承包田的分配與調整中，落實扶貧與計劃生育相結合的政策要求；社會利益導向政策：主要是在社會福利和社會服務方面照顧實行計劃生育的貧困家庭；優生政策：主要是結合扶貧工作宣傳少生優生，禁止遺傳性痴呆傻人生育，減少出生缺陷的發生率；移民政策：主要是指在國家的指導下，按照“積極引導、農民自願”和照顧安排實行計劃生育、落實避孕節育措施的家庭的原則，實行有計劃地移民，以改變某些貧困地區生存發展條件差的環境。

1997年1月，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了《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關於“九五”期間進一步做好扶貧開發與計劃生育相結合工作的意見》，在這個意見中提出的扶貧開發與計劃生育相結合的主要政策措施是：

對計劃生育工作做得好的縣、鄉、村，在扶貧資金、扶貧項目的安排和計劃生育事業費的投入上予以優先考慮和重點扶持。

提倡晚婚晚育，少生優生，對實行計劃生育的家庭實行優先、優惠政策。在扶貧開發工作中，對響應黨和國家號召，實行晚婚晚育、少生優生，及時落實節育措施的貧困户，要給予優先、優惠扶持；對符合照顧生育條件但暫時未解決温飽的貧困農户，説服動員他們在自願的基礎上暫緩生育，同時積極扶持他們發展生產，爭取在實現温飽之後，再按有關規定安排生育；對已經計劃外生育的貧困户，在按當地規定落實節育措施後再予以適當扶持；繳納計劃外生育費確有困難者，應簽訂合同，在保障其基本生活條件的前提下，逐年繳納。違反計劃生育政策的農户不能樹為脱貧致富的典型。

在研究和安排扶貧開發項目和扶貧資金時，要把計劃生育作為一項重要標準；檢查扶貧資金使用效益時，要注意貧困農户中的計劃生育户是不是首先受益、真正受益。

幫助實行計劃生育的農户選準發展經濟的路子，並把項目、資金、技術配套等落實到户。在不增加財政額外支出，不改變扶貧資金、扶貧項目的性質、渠道和規模的前提條件下，應對實行計劃生育的貧困户採取以下一些優先、優惠政策的辦法：

計劃生育貧困户或其參加的合作經濟組織發展種植業、養殖業及以種植業、養殖業產品為生產原料的加工業，優先獲得扶貧資金、項目和產、供、銷等方面的服務；

計劃生育貧困户優先獲得農田基本建設、農業水利設施與服務方面的補助；

計劃生育貧困户在深化農村經濟改革，調整農業產業結構，發展“兩高一優”農業，發展經濟林果業和養殖業，實行多種經營、集約化經營方面，以及進行開發式移民異地安置時優先獲得扶助和安排；

計劃生育貧困户在完善聯產承包責任制，實行承包土地小調整時，優先、優惠得到安排；

計劃生育貧困户優先安排在鄉、村集體企業務工、就業、組織勞務輸出時，計劃生育貧困户優先得到安排；

計劃生育貧困户優先獲得致富信息、新技術培訓，優先獲得農業新技術應用、推廣方面的扶助；

扶貧開發經濟實體要優先向實行計劃生育的農户傾斜，優先聯結和帶動計劃生育貧困户，幫助他們解決生產致富在的困難，計劃生育協會開辦的安排計劃生育貧困户務工、就業的經濟實體、合作經濟組織，應視為扶貧開發經濟實體，優先獲得扶持；

有關部門、單位以優惠價格向計劃生育貧困户供應良種、良畜、良禽、苗木、生產資料和提供農業生產方面的服務；

凡有條件的地方，在縣、鄉、村集體興辦的社會保障事業中，計劃生育貧困户優先、優惠得到安排；

各級領導、有關部門在建立扶貧聯繫户實行定點扶助時，優先安排計劃生育貧困户。

這些優先優惠措施為計劃生育家庭發展生產提供了較為優越的條件，有利於增強計劃生育家庭增加收入和參與市場競爭的能力，有利於他們脱貧致富，有利於提高他們的家庭生活質量。

1994年6月，彭佩雲同志在江蘇省鹽城市召開的全國計生委主任座談會上明確指出，走“三結合”的道路是做好農村計劃生育工作的希望之路，是深化計劃生育工作改革，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計劃生育工作新機制的必由之路。鹽城會議以來，各地加快了推廣“三結合”的步伐，取得了積極的成果，湧現、發展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新經驗。

鹽城會議後，提高認識．統一思想成為各地推廣“三結合”工作的關鍵一環。各級領導在進行了充分的調查研究後認為，“三結合”不僅是方法問題，而且是方向問題，不僅是理論問題，而且是實踐問題。在確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新形勢下，計劃生育要不斷提高工作水平，必須走好“三結合”之路。人口問題是發展問題，它與解決婦女問題和農民問題密切相關。推廣“三結合”是兩種生產一起抓的必然要求，體現了黨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順應了農民勤勞致富、追求文明幸福生活的強烈願望，是抓緊抓好計劃生育工作的一個有效途徑。

國家計生委於1994年10月在四川省廣漢市召開了全國人口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研討會，17個省的23個縣（市）的黨政主要領導、部分人口專家和省計生委主任參加了研討會。大家感到，隨着經濟社會的發展和計劃生育工作的不斷深入，過去僅靠減緩人口增長速度解決人口問題，單純就計劃生育抓計劃生育的方法已經越來越不適應新形勢的要求。會議一致認為，應從更寬的角度來認識人口問題，在更廣泛的領域採取綜合措施，尋找新的結合點，形成促進人口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巨大合力。從吉林、遼寧等省總結出計劃生育工作“三結合”的經驗，到鹽城市實施“少生快富文明工程”及四川省採取強有力的政府行為在促進農村全面開展計劃生育“三結合”工作上作出綜合決策，各地對進一步促進農村人口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綜合發展和持續發展的思路逐漸清晰。

1995年3月，在全國計劃生育工作會議上，國家計生委常務副主任張維慶同志指出，“三為主”與“三結合”是廣大羣眾在計劃生育實踐中的創造，反映了計劃生育工作的客觀規律和發展的必然趨勢，把國家指導與羣眾自願、社會制約與利益導向相結合，適應了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的時代要求，因而成為抓緊抓好計劃生育工作的兩條重要經驗。中央領導同志多次給予充分肯定，指出這是解決人口問題和加快農村計劃生育工作發展的一條正確道路。

針對國情、省情、地(市)情的現狀和新的歷史時期計劃生育工作所面臨的新問題、新情況，許多地方的領導通過調查研究和論證明確了思路，統一了認識，即要改變過去那種就計劃生育抓計劃生育的工作方法，組織育齡羣眾因地制宜發展農業生產，參與各種經營活動，為他們提供社會化的服務，幫助他們解決生產、生活、生育中的具體困難，並對實行計劃生育的家庭在政策、項目、資金、技術等方面給予優惠，使他們儘快富裕起來，從切身利益中感到實行計劃生育的好處。這些認識的獲得標誌着我們對人口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這個客觀規律和計劃生育工作內部運行規律理解得更加深刻，在實踐探索中取得了一些可貴的經驗，開始走出了一條新路。

一些計劃生育工作基礎較好的地方，“三結合”工作在政府推動下從點到面，積極而迅速地發展起來。

四川省在推廣“三結合”工作上，政府和有關部門積極參與的特點十分突出。該省“三結合”工作所以能在短期內把過去自發的、零散的、單純依靠計劃生育一個部門摸索實踐的做法，發展成為全省在“三結合”上統一認識，統一部署，統一規劃，統一行動，政府行為發揮了關鍵的作用。省委、省政府確定了“三結合”的重點是鼓勵、引導、扶持實行計劃生育的家庭率先致富，大大提高了這些家庭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受惠程度。省計生委、農牧廳、林業廳、水電廳、鄉鎮企業局、畜牧食品辦、農機管理局、扶貧辦等8個涉農工作部門聯合發出通知，確定每鄉幫助10户、每縣幫助100户、各部門每年至少幫助1000户、全省共幫助10000户實行計劃生育的家庭率先致富。到1995年初，全省各地已落實直接幫扶對象25萬多户。在四川德陽、廣元、涪陵等地，由於“三結合”工作起步較早，政府行為得力，目前農村獨生子女家庭人均收入已經高於當地的平均水平，農村經濟工作也走上了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的道路。

1994年6月，吉林省委、省政府作出《關於在全省農村進一步深入開展計劃生育工作“三結合”活動的決定》，要求各級黨委、政府要把“三結合”活動納入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總體規劃，走少生快富文明之路。同時進一步明確規定了宣傳、文化、農業、計生、科技、金融、民政、羣眾組織等十幾個部門抓好“三結合”的職責分工，把開展計劃生育工作“三結合”活動納入與各級政府簽訂的人口與計劃生育目標管理責任制，認真考核。因此，1994年成為吉林省“三結合”的“深入發展年”，在政府行為有力推動和羣眾踴躍參與下，全年全省又有3萬多對符合政策的夫婦自願緩生或不生第二個孩子，扶持了24萬多户實行計劃生育的貧困家庭脱貧。為了進一步鞏固、擴大工作成果，1995年，省委、省政府確定開展“三結合”效益年活動，着重提高“三結合”工作水平。

鹽城會議以來．一些地方的黨委、政府先後做出決定和部署，在加強政府行為上採取有力措施，積極選點試驗和示範，推廣經驗和推動面上工作逐漸展開。在這方面先後有黑龍江、江西、福建、湖南、山西、安徽、青海、內蒙、陝西、甘肅、寧夏、河北、河南、雲南、海南等省、自治區做出決定、提出工作意見、實施方案或試點方案，推動了本省、區“三結合”工作。

“三結合”的路子無論在經濟發達地區、經濟欠發達地區、貧困地區、少數民族地區都是適用的，但由於人口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客觀上存在着階段性和不平衡性，因此，經濟社會條件和人口狀況不同的地區，從自己的實際情況出發，應採取不同的途徑和步驟，在推廣“三結合”過程中摸索出各具特色的經驗。

一是經濟發達或較發達地區。此類地區多為計劃生育工作一類地區，工作基礎較好，“三結合”工作起步較早，成功經驗較多，從點到面推廣速度快、範圍大，羣眾參與熱情高、成效大目前處於擴大成果、深入發展階段。

黑龍江省提出以村為單位、以户為基礎把實行計劃生育同扶貧開發、科教興農、精神文明建設、經濟發展結合起來，千方百計地為農民羣眾廣開致富門路。在考察省情、地(市)情後推出了“三結合”五種類型：藉助利用型、宣傳引導型、集資入股型、結對互助型、扶持培育型，加強了對不同類型地區的具體指導，使各地區都能走出一條適合自己發展的“三結合”之路。

北京市充分發揮城市經濟發達、城鄉臨近的優勢．開展了以城市經濟帶動農村經濟發展的“城鄉手拉手，户户心連心”活動。各區縣之間採取自願結合的方式，組織企業深入農村送技術、送資金、搞項目合作，幫助農民儘快致富．帶動城郊經濟發展。

遼寧省是國家工業基地，國有大中型企業多，在全省總人口中職工和城鎮居民約佔一半。他們注意將“三結合”工作與城市社區建設相結合，努力增加為職工羣眾的生產、生活和生育服務，針對大中型企業下崗職工增多、企業效益不好等新情況，把計劃生育“三結合”與職工“再就業工程”結合起來。在摸清下崗人數、下崗原因、家庭狀況、婚育狀況等情況的基礎上，確定了“優待固定人員，照顧流動人員．扶持特困人員”的幫扶原則，重點對象進行重點扶助，為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及維護社會穩定起到了良好的促進作用。

二是經濟欠發達地區。此類地區多為計劃生育工作的二、三類地區，工作基礎相對較差，但也積極開展了“三結合”工作的試點、示範工作，並已在一定範圍獲得成功。目前正在積極總結經驗，組織推廣。

陝西省陝北地區把“三結合”工作與建立農村新杜區相結合，通過鼓勵農村婦女學習科學技術知識，承包果園，增加家庭收入，提高婦女經濟地位；鼓勵婦女參加各種社會活動，展現農村婦女熱愛生活，勤勞善良的精神面貌，提高婦女的社會地位從而把婦女從過去只限於家務勞動這樣有限的生活空間中解放出來，充分發揮婦女的聰明才智，在婚姻家庭、生產勞動和社會參與中真正體現男女平等，形成一種新型的農村社區風貌。

江西省撫州地區根據本地實際，選擇了“場(廠)十計生户”、“公司十計生户”的結合方式，把農村經濟實體與計劃生育家庭聯繫在一起，實現經濟實體與計劃生育家庭利益共享，風險共擔。

山西省在31個縣開展“三結合”試點。榆次市探索出開展“三結合”的四種形式，即鄰里帶動型、集體資助型、自辦扶持型、中心輻射型；高平市開展了“三聯姻”活動，即計劃生育同經濟、科技、教育“三聯姻”，實現少生快富奔小康；永濟市開展了“瞄準黃河灘，助民快致富”工作。

三是貧困地區和少數民族地區。此類地區自然條件惡劣，經濟基礎薄弱．教育水平較低，不少羣眾的温飽問題尚未徹底解決，計劃生育工作尚處於努力完成人口計劃，控制人口增長階段。各級領導充分認識到貧困地區更需要走人口與經濟、社會、資源、環境協調發展之路，從而使計劃生育工作上台階、上水平，摘掉後進的帽子。因此，他們把開展“三結合”工作作為一次發展契，積極選點示範，與扶貧開發工作緊密結合，並以此作為工作突破口，尋找適合自己的“三結合”之路。

內蒙古自治區把計劃生育工作和“生態經濟溝”的建設相結合，創辦“計劃生育綠色保險基金林”，走出一條近期少花錢，遠期養老金發放有保障的新路子。

雲南省針對全省627個縣中有73個貧困縣，全省4000萬人口中有660多萬人的温飽問題沒有解決的省情，將扶貧開發作為“三結合”的工作重點。省政府撥款1500萬元用扶貧與計劃生育相結合工作，其中500萬用於開展“三結合”工作。

“三結合”工作開始走向深入的一個重要標誌，是各地按照結合發展的要求所採取的措施強化了利益導向機制，具有綜合治理和系統協調的性質。各級黨委、政府在制定計劃生育獎勵優惠政策，運用利益導向機制，動員部門參與綜合治理，促進人口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中起着關鍵性的作用。

一是納入經濟社會發展戰略和總體規劃。四川省實施“穩糧增收調結構，少生優生快富奔小康”整體戰略。浙江省委、省政府已把“晚婚晚育、少生優生、勤勞致富、文明幸福”的新家庭計劃活動作為《浙江省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綱要》的重要內容，要求到2000年全省基本實現新家庭計劃的目標。

二是解決資金困難，增加投入數量。針對羣眾缺少啓動資金的實際團難，各地在工作中採取多渠道籌集資金的辦法，建立了計劃生育“三結合”項目基金，把有限的資金投向農村實行計劃生育的家庭，幫助他們發展生產、經營項目。有的地區還在農業銀行設立專項貸款，為計劃生育“三結合”項目提供資金扶持，為羣眾脱貧致富提供保證條件。據統計，1994年，吉林省為扶持計劃生育的家庭發展生產貸款2億多元，省財政撥款108萬元，用於“三結合”項目。到1995年10月，全省“三結合”發展基金已達2.1億多元。雲南省政府撥款200萬元成立省計劃生育基金，以支持少數民族和貧困地區“三結合”工作的開展。

三是廣泛採取“三優”政策，對實行計劃生育家庭在多方面予以優先、優惠、優待。在經營税收上，對在“三結合”項目中經商辦企業者優先辦理經營執照，同時在一定期限內在税收上適當減免；在選擇計劃生育“三結合”項目的開發上，各地在因地制宜的前提下，允許開辦除法律、法規明文禁止以外的一切項目，並對項目實行產、供、銷一條龍服務，從而把零散、自發的生產活動納入到集中、有序的狀態，以增強計劃生育“三結合”項目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在就業上，針對農村勞動力資源豐富、經濟不發達、人們致富的願望又十分強烈的情況，在選擇開發項目時，許多地方多傾向於開辦一些適合育齡婦女參加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在招收職工時，儘量照顧計劃生育家庭，優先錄用有一定文化水平的，經濟又比較困難的育齡婦女就業；在技術上扶持，把幫教科學技術，引導農民走科技致富之路作為重點，堅持在生產的產前、產中、產後提供技術指導。

四是完善計劃生育社會保障體系。為了讓實行計劃生育的家庭吃上定心丸，進而促進農民羣眾生育觀念的轉變，各地均把建立多層次的社會保障體系作為強化計劃生育利益導向機制的重要內容之一，開展獨生子女保險、獨生子女户和雙女結紮户的養老保險、“三結合”項目保險等多種保險，保險金額也日漸增多。山東省辦理的計劃生育保險總額已近10億元。

五是扶貧開發與計劃生育密切結合。安徽省把全省扶貧貸款總額的40%與脱貧率、計劃生育率、貸款使用效益“三掛鈎”，對計劃生育工作做得好的貧困縣優先貸款，扶持計劃生育家庭興辦經濟開發項目和發展鄉鎮企業。山西省呂梁地區在“依靠科技扶貧，促進經濟開發；堅持計劃生育，保證穩定脱貧”中，進一步總結經驗，制定了相應的政策措施；對計劃生育家庭實行“七優先”的政策，對超生户進行限制；鼓勵先脱貧、後生育；領辦扶貧經濟實體者必須同時承包計劃生育任務；科技與扶貧資金、項目配套輸入。內蒙古自治區把扶貧與計劃生育結合作為當前搞好扶貧一發工作必須做到的“七個堅持”之一。在自治區扶貧攻堅計劃中，把加強計劃生育、控制人口增長作為扶貧的主要途徑。雲南省把扶貧開發工作作為全省“三結合”工作重點，在省扶貧攻堅計劃中把控制人口增長作為指導思想和指標考核的主要內容，並制定了獎勵優惠和限制相結合的政策措施。

“三結合”工作要求拓寬服務領域．提供優質服務，增強綜合服務功能，努力滿足羣眾對生產、生活、生育等方面日益增長的需求。就計劃生育本身而言，工作水平提高的一個顯著標志就是優質服務的興起。

江蘇省近年來開展了避孕節育的全程服務和生育保健服務．探索了搞好優質服務的新路子，獲得了寶貴的經驗。全省已將做好避孕節育全程服務和生育保健服務作為着重抓好的重要工作之一，建立了服務質量的評估體系，列入目標考核內容，精心組織實施。

上海市在農村基層和城市街道、企事業單位普遍開展自我保健教育，大大降低了育齡人羣的意外妊娠和人流、引產比例。目前全市的計劃生育健康教育納入社區建設之中，以羣眾為中心，為計劃生育對象的全面發展服務，努力提高計劃生育工作質量。

1980年8月舉行的全國勞動就業工作會議提出了“三結合”的就業方針。

“在國家統籌規劃和指導下，實行勞動部門介紹就業、自願組織起來就業和自謀職業相結合”的“三結合”就業方針。

主要做法是由過去主要依靠國有(全民所有制)單位安排就業轉交為國有、集體、個體共同發展，並通過私營經濟和外商投資經濟擴大就業；由過去主要仍靠發展工業特別是重工業吸收勞動力，轉變為通過發展勞動密集型的第三產業和消費品工業擴大就業；由過去消極等待國家招工安置轉變為鼓勵勞動者積極創業，其中一個創舉是依靠社會多方面力量和待業人員的積極性，興辦勞動就業服務企業;由過去單純依靠行政調配手段組織管理就業轉變為運用行政、經濟和社會服務相結合的手段促進就業；城鄉分割的就業格局開始鬆動。

20世紀70年代末，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緩慢，就業渠道狹窄，知識青年返城達到高峯，城鎮勞動力供求矛盾十分尖鋭。據統計，1978年和1979年城鎮登記失業率分別達到5.3%和5.4%，登記失業人員分別達到530萬和568萬人。為解決大批知識青年和新生勞動力的就業問題，1980年中央提出了在國家統籌規劃和指導下，勞動部門介紹就業，志願組織起來就業和自謀職業相結合的“三結合”就業方針。在這一政策推動下，通過調整所有制結構和產業結構，鼓勵青年組織起來發展勞動服務公司，以及自謀職業、創辦個體經濟和私營企業等措施，城鎮就業工作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到1982年，全國多數地區基本解決了1980年以前積累下來的包括返城知識青年在內的城鎮失業問題。1985年，我國城鎮就業問題進一步緩解，城鎮登記失業率從1978年的5.3%下降到了1.8%，創歷史最低。“三結合”就業方針不僅解決了當時我國城鎮嚴重的失業問題，也啓動了我國勞動就業制度的改革，有力地推動了我國勞動力市場的發育，改變了人們的就業觀念，促進了我國集體經濟、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等多種所有制經濟的發展。

胡錦濤總書記在2011-4-24 清華大學的百年校慶上發表重要講話，其中提到——堅持把文化知識學習和思想品德修養緊密結合起來、把創新思維和社會實踐緊密結合起來、把全面發展和個性發展緊密結合起來。努力培養出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