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詛楚文
（秦石刻）
鎖定
詛楚文文章介紹
《詛楚文》刻在石塊上，北宋時發現三塊，根據所祈神名分別命名為“巫咸”、“大沈厥湫”、“亞駝”。《詛楚文》有較高的文學價值、史料價值和書法價值。但由於史書沒有記載《詛楚文》刊刻於什麼時代，因而造成後世學者的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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詛楚文原文
有秦嗣王，敢用吉玉瑄璧，使其宗祝邵鼛布忠，告於丕顯大神巫咸，以底楚王熊相之多罪。昔我先君穆公及楚成王，實戮力同心，兩邦若壹，絆以婚姻，袗以齊盟。曰：葉萬子孫，毋相為不利。親即丕顯大神巫咸而質焉。今楚王熊相康回無道，淫佚耽亂，宣侈競從，變輸盟制。內之則暴虐不辜，刑戮孕婦，幽刺親戚，拘圉其叔父，置諸冥室櫝棺之中；外之則冒改久心，不畏皇天上帝，及丕顯大神巫咸之光烈威神，而兼倍十八世之詛盟。率諸侯之兵，以臨加我，欲滅伐我社稷，伐滅我百姓，求蔑法皇天上帝及丕顯大神巫咸之恤。祠之以圭玉、犧牲，逑取我邊城新隍，及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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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親，我不敢曰可。今又悉興其眾，張矜億怒，飾甲底兵，奮士盛師，以逼我邊競。（讀作境。）將欲復其兇跡，唯是秦邦之羸眾敝賦，鞟䩱（音俞，刀鞘也，言以革飾刀鞘也。）棧輿，禮使（上聲。）介老，將（去聲。）之以自救也。繄（亦）應受皇天上帝及丕顯大神巫咸之幾靈德，賜克劑楚師，且復略我邊城。敢數楚王熊相之倍盟犯詛，箸諸石章，以盟大神之威神。
詛楚文出處爭論
詛楚文古代學者
宋朝歐陽修《集古錄》根據《巫咸文》提到的楚王熊相，又根據《史記》記載戰國後期秦、楚兩國相爭的情況，提出《詛楚文》不是作於秦惠文王時，便是作於秦昭王時，所詛咒的楚王不是楚懷王熊槐，便是楚頃襄王熊橫。按《詛楚文》最早敍述的是楚成王與秦穆公時代的事，又有“十八世”的記載，再考楚成王至頃襄王正是十八世，故歐陽修更傾向於《詛楚文》作於秦昭王時代，所詛之楚王為頃襄王。後來，他作《真跡跋尾》，又傾向於《詛楚文》作於秦惠文王時代。
宋代對於《詛楚文》作於秦惠文王時代，還是作於秦昭王時代，存在着激烈的論爭。王厚之主張作於秦惠文王之時，並提出十八世當以秦為本位，從穆公算起，至惠文王恰好十八世。董逌《廣川書跋》主張作於秦昭王時代。王柏《詛楚文考釋》還力攻秦惠文王説，主要理由是《詛楚文》中有稱“嗣王”。秦稱王自惠文王始，秦惠文王不可能自稱“嗣王”，自稱“嗣王”者必定為秦昭王，並明確提出《詛楚文》作於秦昭王九年，楚頃襄王元年（前298）。
詛楚文現代學者
近世郭沫若作《詛楚文考釋》，則主張《詛楚文》作於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楚懷王十七年（前3I2）。其主要理由是，這年楚懷王因受張儀欺騙，發兵攻秦，戰于丹陽，兵敗後“乃悉國兵復襲秦，戰於藍田”。正是在這種嚴重的形勢下，秦王才向神祈求保佑，而詛咒楚王。至於楚懷王名熊槐，而《詛楚文》作熊相，郭沫若認為是一名一字的矛盾；所謂“嗣王”也應理解為“承繼先人”之意。當代學者王美盛著作《詛楚文考略》（2011年12月版），文字斷代結合史實考訂，認為詛楚文作於公元前208年8月，為秦國趙高書。
《詛楚文》究竟作於何時？還有待專家們繼續探討。
詛楚文楊寬見解
最近承蒙馬昌儀教授寄來她所主編的《中國神話學文論選萃》，讀了之後，感到很是親切，如同見到了許多久別的老友。這不僅反映了這門學科發展壯大的歷程，而且具有繼往開來的推動作用。又承蒙她來函告知，今年4月間將在台北舉行這門學科的研討會，兩岸這方面的學者將在此熱烈地共同商討，這將是這門學科蓬勃發展的開端，我感到很高興。我久已不寫這方面文章，因為高興，就把久已想要寫的一個問題寫出來請大家指教。
當我開始執筆起草時不由得想起了往事。1947年7月中旬，郭沫若正在看《聞一多全集》中《伏羲考》的校樣，看到文中提及我的《中國上古史導論》，到上海市博物館來向我們借閲《古史辨》第7冊。接着，我和童書業一起回訪他，他拿出剛脱稿的秦《詛楚文考釋》來，徵求我們的意見。我看了之後，就感到需要進一步用民俗學和神話學的眼光來加以分析。當時我因為恢復博物館的工作很忙，只寫成了一篇短文，題為《讀秦詛楚文之後》，發表在《文物週刊》第59期上（見於當年11月發行的上海《中央日報》），因為文章很短，言不盡意，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這個問題長期來一直在我腦子裏盤旋，很想寫出來請大家指教。
一、秦《詛楚文》石刻的來歷及其考釋成果
秦《詛楚文》石刻共三塊，刻有秦王使宗祝在神前咒詛楚王而祈求“克劑楚師”的文章，文詞相同，只是所祈求之神，有巫咸、大沈厥漱、亞駝的不同。這是北宋嘉祐（1056一1063）、治平（1064一1067）年間，先後在三個地方發現的。
（一）《告巫咸文》石刻，據説嘉祐年間出土於鳳翔（今屬陝西省）的開元寺，嘉祐六年（1061）24歲的蘇軾得來移到知府的便廳，熱情地賦詩為之説明，接着年過半百的歐陽修作了文字考釋，隨後許多著名的文人學士紛紛為之題詠、著錄、註釋和考證，一時轟動了文化界。蘇軾認為開元寺所在是秦祈年宮的故址，因而有此石出土，其實不確①。後來宋徽宗把此石收歸御府。
（二）《告大沈厥揪文》石刻，據説治平年間農民在朝那漱旁耕田掘得，朝那揪在今甘肅平涼縣西北，就是戰國、秦、漢間的漱淵所在。熙寧元年（1068）蔡挺到平涼出任渭州知州，得來移到了官府，.後5年蔡挺升任樞密副使，後又因病調任到南京（即宋城，今河南商丘縣南）的御史台，他把這塊石刻帶到了南京住宅。70年後一場大火，幸未燒燬，紹興八年（1138）被宋州知州李伯祥移到官府。
（三）《告亞駝文》石刻，據元周伯琦《詛楚文音釋》説：“出於洛，亦蔡氏（即蔡挺）得之，後藏洛陽劉忱家。”董道《廣川書跋》引王存又説：“亞駝即是滹（呼）沱。”但滹沱水是趙和中山的河流，何以此石在洛陽出土?郭沫若根據這點，並認為文中（駝）字所從的“馬”，寫法不古，斷言這是偽作。還以為南宋的《絳帖》和《妝帖》，只收巫咸、厥鍬而不及亞駝，大概早已認為贗品。所謂亞駝即滹沱只是一種猜測，洛陽在當時並非秦地，怎麼可能出土秦石刻?出土地點既不詳，蔡挺得了仍舊留給別人，沒有同《告大沈厥揪文》石刻一起帶到南京，看來蔡挺早已看出不是真品。
總的看來，《告巫咸文》和《告大沈厥揪文》的來歷確鑿，但不可能同是嘉祐、治平10年間出土的，大概早就先後出土，因未有人識得而加以重視。這時由於金石學的興起，文人學士的愛好文物以及官府的開始重視，因而得以發現、著錄和考釋。據説《告巫咸文》石刻共326字，有34字模糊不可辨認，可能就因為出土後沒有很好保藏而發生的。
①蘇軾謂：“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觀下，今墓在開元寺之東南教十步，則寺豈祈年之故基歟?”考秦穆公冢在橐泉宮祈年觀下之説，見於《漢書·楚元王傳》附《劉向傳》以及《秦本紀》集解所引《皇覽》.，此説不確。《水經·渭水注》已經加以駁斥。劉向説：“穆公葬無丘壟處。”可知秦穆公葬地並無家墓。《漢書·地理志》稱“祈年宮秦惠公起，橐泉宮孝公起。”《水經注》謂祈年宮蓋惠公之故居，孝公又謂之橐泉宮，並謂：“子孫無由起宮於祖宗之墳陵，以是推之，知二證之非實也。”據考古調查與發掘結果，雍故城在今鳳翔縣城以南，雍水以北，宮殿遺址在故城中部偏西南地區，在今姚家崗、馬家莊一帶。秦祖先墓葬在故城西南，在今西村、南指揮村一帶，可知秦穆公葬地不應在祈年宮下。蘇軾因傳説中之秦穆公家墓在祈年宮下，以為開元寺即祈年宮之故基，並不確實。郭沫若據蘇軾之説，以為《告巫咸文》一石出於開元寺，即是秦祈年宮所在，“祈年宮所祀者為巫咸神”。此説亦非。祈年宮是秦王行宮性質，秦王到雍，常居祈年宮，秦王行宮何故要祀巫咸神?何況開元寺並非祈年宮故基。據《史記·封禪書》，秦在雍除祭祀上帝之五嶽外，尚有祭祀日、月、星、辰、風伯、雨師、四海、九臣、十四臣等“百有餘廟”，開元寺故址當為秦宗祝祭祀巫咸神之所在。
二、關於《詛楚文》的神前詛楚的祭禮
秦國在商鞍變法以前政治文化中保留舊的傳統是較多的。商鞍在初步變法之後，所以要遷都咸陽而作進一步的改革，是為了擺脱舊傳統的束縛而謀求擴大改革的成果。因此他對咸陽的建設作了新的規劃，把所有官署遷到了新都，仍然把宗廟和祭祀上帝以及鬼神的神祠留在舊都雍。從殷周以來，所有都城，包括別都在內，都是建有宗廟的，所謂“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左傳·莊公二十八年》）。因為宗廟不僅是祭祀祖先、舉行宗族內部禮儀的地方，而且其廟堂具有禮堂的性質，許多政治上的重要典禮如即位、朝聘、策命等等，都要在宗廟舉行。到戰國時代，經過變法改革以後，政治上許多大典移到朝廷上舉行，但是君主宗族中的禮儀以及祭祀天神的典禮，仍然要到舊都雍去舉行，這到秦始皇時還是如此。例如始皇九年四月，秦王政年二十二，按照秦禮要舉行冠禮然後才能親自執政、因而必須到雍，住在祈年宮（“祈”一作“薪”），先是舉行“郊見上帝”之禮，然後到宗廟舉行冠禮。正因為如此，秦王要舉行天神之前咒祖楚王的祭禮，必須要在雍舉行。
《詛楚文》是秦惠文王時期的作品，秦惠文王正是個很迷信鬼神的君主。他曾經因為聽信史定“飾鬼以人”的話，“罪殺不辜”，引起“君臣擾亂，國幾大危”，《呂氏春秋》作者為此評論説：“今惠王之老也，形與智皆衰邪！”
《呂氏春秋·去有篇》高誘注：“史定，秦史。”這件事，《史記》不載，因為《秦記》諱言。《呂氏春秋》是秦國作品，所言可信。史定當是秦之太史，太史除起草文書、記載史實、掌管圖籍外，兼管天文曆法以及祭祀鬼神和宗廟的事，因而能夠“飾鬼以人，罪殺不辜”。正因為秦惠王相信“飾鬼以人”，他會在秦楚大戰前，使宗祝在神前咒詛楚王而祈求勝利。
接着我們要談宗祝為什麼不在上帝前咒詛楚王而要在巫咸前咒詛呢?因為宗祝這個官職具有巫師的性質，巫咸正是巫師的祖師，而且是巫師的崇拜的大神。
“宗祝”這個官，職掌祈告祖宗以及鬼神的事。春秋時代晉、齊、衞等國都設有“祝宗”，“祝宗”該與“宗祝”相同。例如晉國範文子和齊國昭子祈求早死，都“使祝宗祈死”《（左傳·成公十七年、昭公二十五年》）。衞獻公出亡到國外，也“使祝宗告亡”（《左傳·襄公十四年》）古人把“祝”和“巫”看成相同性質，《説文》説“巫，祝也。”古人常以“祝巫”連稱，例如《史記·滑稽列傳》附記的河伯娶婦故事，就説主其事的是“祝巫”。“宗祝”應是羣祝之長，也就是羣巫之長。他們以巫咸作為祖師。《説文》在“巫”字下説：“古者巫咸朝為巫”，確是有來歷的。《書·序》説：“伊陸相大戊户……伊階贊於巫咸，作鹹又四篇。”《史記·殷本紀》也説：“伊險贊言於巫咸，巫咸治王家有功，作《鹹艾》、作《大戊》”。巫咸為輔助商王大戊的大臣並有著作，是古代巫師中地位最尊的。《山海經》以巫咸居於羣巫的首位，《海外西經》説：“巫咸國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羣巫所從上下也。”《大荒西經》又説：“大荒中有山名豐沮玉門，日月所入。有靈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禮、巫抵、巫謝、巫羅十巫，從此升降，百藥爰在。”《海內西經》又説：“崑崙開明東有巫彭、巫抵、巫陽、巫履、巫凡、巫相、夾寞窟之屍，皆操不死之藥以距之。”可知羣巫有兩個特點，一是他們有天梯性質的山可以升降上下，能夠往來人間和天堂，溝通天人之間，因而能使上帝做到人們所要祈求的事情。另一個特點，是他們能採得百藥來替人們治病，還操有不死之藥。《説文》“醫”字下説：“古者巫彭初作醫”，巫就是醫的起源，古時常以巫醫連稱，如《逸周書·大聚篇》説：“鄉立巫醫，具百藥，以備疾災。”《詛楚文》之所以祈求巫咸大神，就是要巫咸上通天帝，使“詛”的巫術能夠靈驗。《詛楚文》所載巫咸的“巫”字，沿襲着甲骨文、金文的傳統，寫作“中”，與後世“巫”字從“工”中夾着兩個“人”字的寫法不同。郭沫若在《殷契粹編》中考釋甲骨文，就是依據《詛楚文》來考定這個字的，曾説：“《詛楚文》中巫字如是作古形，可確證。”“巫”字這樣寫法，該是巫師們從商代以來一脈相承的傳統。
我們繼續要討論的是，為什麼宗祝要到揪淵，在大沈厥漱這個神前咒詛楚王而祈求戰爭勝利呢?因為揪淵是秦的四大名川之一，此中水神叫大沈厥漱，也是當時秦的巫師所崇拜和祈求的重要對象。
巫咸是各地巫師共同崇拜的祖師和大神，同時各地巫師還有因地而異的崇拜大神。大沈厥揪就是秦巫所崇拜而祈求的水神。《史記·封禪書》載：自華（即華山）以西，四大名川，即河水、漢水、揪淵和江水，分別有祠，“揪淵，祠朝那”。《集解》引蘇林説：“漱淵在安定朝那縣，方四十里，停不流，冬夏不增減，不生草木。”《正義》引《括地誌》説：“朝那揪祠在原州平高縣東南二十里。揪谷水源出寧州安定縣。”《索隱》又説：“即龍之所處也。”原來揪淵被看作生態特殊的神靈的湖泊，大沈厥揪就是潛居在淵中的一條龍。因此漱淵不過方四十里，在祭祀的禮制上，揪淵與黃河、長江、漢水並列而合稱為四大名川，超過附近的渭水和涇水。直到漢代初期還是如此，漢文帝十三年因連年豐收，要增加神祠的祭品來謝神，還是以“河、揪、漢水”並列，“加玉各二”（見《封禪書》）。這該與秦巫的崇拜大沈厥揪有關吧！秦的這個水神稱為大沈厥揪，猶如晉有水神叫做實沈。《左傳·昭公元年》記載晉侯有疾，卜人曰：“實沈、台駘為祟。”子產解釋説：實沈是高辛氏的季子，遷於大夏。大夏也是水澤之名，《淮南子·地形篇》説西北方之澤叫大夏。古人祭祀水神常以玉石沉於水中，實沈與大沈厥漱之名當即由此而來。古人認為水災由於水神作祟，因而崇祀水神，巫師因而有主持河伯娶婦的風俗。不但魏文侯時鄴地有祝巫為河伯娶婦的事，秦國也有此風俗。《史記·六國年表》載秦靈公八年（公元前417年）：“城塹河瀕。初以君主妻河。”《索隱》説：“謂初以此年取他女為君主，君主猶公主也。妻河謂嫁之河伯。”也該如魏的鄴地一樣是由祝巫主持君主妻河的。可見秦的宗祝在巫咸神前咒詛楚王的同時，又在大沈厥揪神前咒詛楚王，是沿襲秦巫崇祀這個水神的習俗的。
三、與《詛楚文》相關的咒詛巫術和“血祠”
“盟”與“詛”，是春秋戰國時代諸侯和卿大夫之間在戰爭中，常用來相互合作和彼此約束的政治手段。詛就是咒詛，《説文》説：“詛，訓也”。“訓”就是“咒”的異文。當時“詛” 有兩種，一種是對內的，常是先結“盟”而後加“詛”，如《左傳》記載魯的三桓多次先結盟，再“詛”於五父六衙。這是在神前立誓發咒，遵守盟約，而請神今後處罰不守盟約的。另一種“詛”是對外或對敵的，就是對罪犯或敵人加以咒詛和譴責，請神加以懲罰甚至加以毀滅。如《左傳·定公五年》十月陽虎“大詛，逐公父歇及秦遺，皆奔齊”。就是在神前咒詛此二人而加以驅逐，秦《詛楚文》是秦楚將大戰前，秦王使宗祝在神前咒詛楚王而祈求“克劑楚師”的。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當時宋國也流行着天神前咒詛敵國君主的祭禮，而且在祭禮上使用了咒詛的巫術。他們雕刻或鑄造敵國君主的人像，寫上敵國君主的名字，一面在神前念着咒詛的言詞，一面有人射擊敵國君主的人像。《戰國策·燕策二》第一章記載蘇代約燕王的話，其中講到：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為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而有之，寡人如自得之。”《戰國策·燕策二》第十一章又記蘇子謂齊王曰：“今宋王射天答地，鑄諸侯之像，使侍屏匾，展其臂，彈其鼻。此天下之無道不義而王不伐，王名終不成。”以上兩段話，所談宋王“為木人”或“鑄諸侯之像”，“射其面”和“彈其鼻”，同樣是指一種咒詛敵國君主的巫術，因為是在天神或地神面前，對作為敵國君主的木人或鑄像射或彈的，被誣衊為“射天答地”。所謂“鑄諸侯之像，使侍屏匾”，是説把諸侯的人像放在天神或地神像的前面，靠邊如同侍者一樣立在隱蔽之處，然後伸展其手臂，讓人“彈其鼻”或“射其面”。
關於宋王的“射天答地”，還有《呂氏春秋·過理篇》的記載：：
“宋王築為巢帝，鴟夷血，高懸之，射著甲胃，從下，血墜流地。左右皆賀日：‘王之賢過湯、武矣。湯、武勝人，今王勝天，賢不可以加矣。’宋王大説，飲酒。室中有呼萬歲者，堂上盡應，堂上已應，堂下盡應，門外庭中聞之，莫敢不應，不適也。”高誘注以為“集”當作“撤”，“帝”當作“台”，解釋説：“言康王築為台，革囊之大者為鴟夷，盛血於台上，高懸之以象天，著甲胃，自下射之，血流墮地，與之名，言中天神下其血也。”這個解釋有很大的錯誤。當時射的是作為敵國君主的木人或鑄像，所謂“著甲胃”，是指作為敵國君主的木人或鑄像著着甲胃。所謂“鷗夷血”，就是用大皮囊盛着血。《史記·宋世家》説:“盛血以韋囊，懸而射之，命曰射天。”所説“盛血以韋囊”就是《呂氏春秋》所謂“鷗夷血”。盛血的皮囊是掛在著有甲胃的敵國君主的人像上，因此射中皮囊，血就下流，象徵着射死了敵國君主，因而宋王左右觀看的人都歡呼：“王之賢過湯、武矣”，室中、堂上、堂下的觀眾都高呼萬歲了，甚至門外庭中也呼應了。這就是咒詛敵國君主的巫術的精彩表演。
這種咒詛敵國君主的巫術看來已有長久的歷史，《史記·殷本紀》説：
帝武乙無道，為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為行，天神不勝，乃謬辱之。為革囊盛血，印而射之（“印”同“仰”），命曰射天。
這個記載也誤解這種巫術為“射天”，但從此可知，這種巫術商代已有，可能與做過商王大戊大臣的巫咸有關。宋國原是商的後裔，因而這種風俗一直沿用到戰國時代。
秦《詛楚文》指責楚王：“欲滅伐我社稜，伐滅我百姓，求蔑廢皇天上帝及大神厥漱（或作巫咸）之恤祠、圭玉、犧牲。”郭沫若讀“恤”為“血”，是正確的。所謂“血祠”就是“血祭”，《周禮·大宗伯》説：“以血祭祭社櫻、五祀、五嶽。”血祭有兩種，或殺牲取血以祭，或殺人取血以祭。東夷流行殺人祭社的風俗。《春秋》載僖公十九年：“鄭人執都子用之”。《左傳》説：“宋公使鄭文公用都子於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公羊傳》説：“其用之社奈何，蓋叩其鼻以血社也。”《穀梁傳》也説：“用之者，叩其鼻以釁社也。”杜預以為次睢是水名，“此水有妖神，東夷皆社祠之，蓋殺人而用祭。”由此可見，上述的咒詛巫術，就是從東夷殺人祭社的風俗變化而來。他們把代表敵國君主的木人或鑄像，在神前射擊而使之流血，就是象徵性的殺人取血來祭祀。所以要“射其面”而“彈其鼻”，就是要“叩其鼻以血社也”。秦巫所崇祀的大沈厥漱該與東夷所崇祀的次睢社神，是相同性質的。《詛楚文》上對大神厥漱所用的“血祀”，就是這樣象徵性的殺死敵國君主而取血祭祀，而不是指殺牲祭祀，因為下文接着還有圭玉和犧牲。由於“血祠”的重要性，高於圭玉、犧牲，所以就列在圭玉、犧牲之上。
根據《周禮·春官》的記載，有官名“詛祝”的，“作盟詛之載辭”。《詛楚文》當是秦宗祝邵馨所作的“詛”的載辭，原來是在神前念讀，而與咒詛的巫術相配合的文中，極力把楚王咒詛成如同殷紂王一樣的暴君，甚至把所有殷紂王殘暴的罪惡強加到楚王的頭上，《詛楚文》指責楚王：“內之則暴虐不辜，刑戮孕婦，幽刺親戚，拘圉其叔父”，無一不是經常被人們指責的紂的殘暴罪行。如《墨子·明鬼下篇》説：殷王紂“播棄黎老（“黎”讀作“曹”），賤誅孩子，楚毒無罪，刳剔孕婦”。又如《呂氏春秋·過理篇》説：紂“刑鬼侯之女”，“殺梅伯”，“剖孕婦而觀其化，殺比干而視其心”。《詛楚文》所謂“暴虐不辜”，就是《墨子》所説“楚毒無罪”。《詛楚文》所謂“刑戮孕婦”，就是《墨子》所説“刳剔孕婦”。《詛楚文》所謂“幽刺親戚”，就指殺比干而言，《史記·宋世家》説：“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詛楚文》所謂“拘圉其叔父”，就是《史記·殷本紀》所説箕子為紂所囚。箕子是紂的叔父①。關於這點，蘇軾早就看到，蘇軾的詩就説：“刳胎殺無罪，親族遭圉絆，計其所稱訴，何啻桀紂亂。”蘇軾又説：“凡數其罪，考其《世家》，亦無其實。”蘇軾以為這是秦人欺騙鬼神，他的詩説：“豈惟公子鄧，社鬼亦遭謾。”公子鄧是魏將被商鞍騙來作為俘虜的，他以為社鬼同樣是受騙。
蘇軾説《詛楚文》祈求的是社鬼是不錯的，這是當時民間普遍的信仰。看來當時秦國君臣虔誠地信仰《墨子·明鬼下篇》所説“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所説的鬼神，主要是指宗廟的祖宗和叢社的鬼神，因此“賞必於祖而謬必於社”（“謬”同“戮”）。《墨子》以為作為聖王，必須選擇適當地點，建設好宗廟和叢社，“必擇國之父兄慈孝貞良者以為祝宗”。“祝宗”就是《詛楚文》的“宗祝”。當時各國都有大的叢社，《墨子》説：“燕之有祖（澤名），當齊之社櫻，宋之有桑林，楚之有雲夢也，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詛楚文》所祈求的大沈厥揪，就是秦的大叢社漱淵之神。為什麼要“謬必於社”，因為社神主管刑戮和“罰暴”。《墨子》曾列舉鬼神“罰暴”的故事，其中包括商湯的戰勝夏桀和周武王的戰勝殷紂，都説是鬼神“罰暴”的結果。《墨子》這種説法就是傳統的信仰。因此巫師奉命在舉行咒詛敵國君主的巫術時，必須一面要如《呂氏春秋·過理篇》所説的，把自己的君主看得“賢於湯、武矣”，一面要把敵國君主咒詛得如殷紂一樣的殘暴。這篇宗祝奉秦惠王之命而寫作的《詛楚文》正是如此。
《詛楚文》主要是指責楚王違背了十八世的“詛盟”，一開始就説秦穆公和楚成王既通婚姻，又訂了萬世子孫毋相為不利的盟約，而且“親仰大沈厥揪（或巫咸）而質焉”，“質”就是在神前作出守約的保證。其實在這以前，秦、楚兩國關係疏遠，既沒有結“盟”而加“詛”，更不可能在這些秦的大神之前作“質”。接着又説楚王“不畏皇天上帝及大沈厥漱（或作“巫咸”）之光烈威神，而兼背十八世之詛盟，率諸侯之兵以臨我。”認為率諸侯之兵伐秦，是違背在巫咸等神之前訂立的十八世的詛盟，隨後又説：“欲刳伐我社稷，伐滅我百姓，求蔑廢皇天上帝及大神厥揪（或作“巫咸”）之血祠、圭玉、犧牲，求取吾邊城新郭及郡、長、教。”最後的結語又説：“敢數楚王熊相之倍盟犯詛。”這是因為他們的信仰，認為這種名山大川的社神是參與掌管“詛盟”的，誰違背這些在社神前的“詛盟”，就得要嚴重的懲罰。例如《左傳》記襄公十一年七月，七姓十二國同盟於毫，是在“司慎、司盟、名山、名川”這些神前訂立盟約，載書最後就寫着，凡是不守盟約的，“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隊”同“墜”），踣其國家。”
①《史記·宋世家》説：“箕子者，紂親戚也。”《索隱》雲：“馬融、王肅以箕子為紂之諸父。”《宋世家》稱箕子與王子比干都是紂的親戚。《孟子·告子上篇》稱王子比干“以紂為兄之子”，則比干為紂之叔父，箕子亦當為紂之叔父。
四、《詛楚文》作於關係到秦楚兩國興衰的大戰前
儘管秦《詛楚文》咒詛楚王違背十八世的詛盟，咒詛楚王犯有殷紂同樣的殘暴罪行，都是誇大不實之辭，但是此中所講到的戰爭，都是確鑿的事實，因為秦王使宗祝咒詛楚王，目的就是為了祈求在這場關係到秦楚兩國興衰的大戰中，能夠得到神靈的“德賜”，從而“克劑楚師”。
《詛楚文》所説“楚王率諸侯之兵以臨加我”，考釋者都以為指楚懷王十一年即秦惠文王更元七年（公元前318年），“山東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為縱長”（《楚世家》）的事。這是對的。文中又説楚王“求取吾邊城新郭及郡、長、教，吾不敢曰可（“可”讀作“何”），今又悉興其眾”，容庚系此事於楚懷王十六年即秦惠文王更元十二年（公元前313年），在秦相張儀入楚欺騙楚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之後，楚懷王大怒而發兵擊秦。從整個戰爭發展的形勢來看，這個論斷是正確的。
當時張儀為秦相，正積極策劃向中原地區開拓。秦惠文王更元十一年秦兵出函谷關，向東北攻取了魏的曲沃（在今河南三門峽市西南），同時秦兵已從武關向東，早已佔有楚的商於之地。所謂商於之地，是商和於中兩地的合稱。這個商邑原名商密，原是秦楚間小國的國都，在今河南浙川縣西南，楚成王時為楚取得，成為商縣①。於中也或稱於，在今河南西峽縣東，兩地相近，合稱為商於之地，此時已被秦佔有，成為秦的邊城。當時魏、韓兩國因連年被秦打敗，被迫接受張儀的“連橫”策略，造成秦、魏、韓三國與楚、齊兩國對峙的形勢，於是秦所佔有的曲沃和於中兩地，成為秦從函谷關和武關向中原伸出的兩個進攻的矛頭，對楚國的威脅很大。楚國因此調集大軍準備還擊，一方面派柱國景翠統率大軍駐屯於魯、齊以及韓的南邊，以便向韓進攻，並加強東部的防守。另一方面楚又派三大夫統率九軍，向北進圍曲沃和於中兩城。這就是齊王使人遊説越王所説：“楚之三大夫張九軍，北圍曲沃、於中，……景翠之軍北聚魯、齊、南陽”（見《越世家》②）。不久，進圍曲沃的楚軍，因得到齊的支援，攻下了秦的曲沃，即《秦策二》第一章所説：“齊助楚攻秦，取曲沃。”在這樣的形勢下，如果楚全力進攻商於之地，並得到齊的支援，商於之地將失守，就使得秦從函谷關和武關伸出的兩個矛頭全部挫折，秦為此使張儀入楚，假意進獻商於之地所謂六百里，以楚與齊絕交為交換條件，既要瓦解齊楚聯盟，又作緩兵之計，以便秦調集大軍，作好反擊殲滅進犯的楚軍的準備。等到楚與齊絕交，楚王不能得商於之地，於是大怒而再大興兵向商於進攻。這時秦已作好準備，秦王使宗祝在神前咒詛楚王而祈求“克劑楚師”，即在這個關鍵時刻。
《詛楚文》所説楚王“求取吾邊城新郭及郡、長、新”，就是指“楚三大夫張九軍”，北圍商於之地。《詛楚文》又説楚王“今又悉興其眾”，就是指楚王因張儀欺騙而大怒，大興兵向商於之地進攻。考釋者都説《詛楚文》的郡就是商於之於，很是正確。考釋者以為新郭這個地名不可考，我認為，新郭是秦攻楚取得商縣之後所改的新地名。秦惠文王常以新得之地，認為不合適的就改名。在這以前，秦惠文王六年“魏納陰晉，陰晉更名寧秦”，十一年又“更名少梁曰夏陽”，都見於《秦本紀》，因為陰晉有晉的國名，少梁有梁的國名，秦得到後認為不適合而更改。秦取得楚的商縣，所以要改名，因為秦原已有地名商，即過去商鞍的封邑。既然《詛楚文》説“新郭及郡”是秦的邊城，在當時秦的所有邊城中，只有商於常連稱為商於之地，與此所謂“新郭及郡”相當，新郭之為商縣的改名，當可論定。看來秦改商縣為新郭，是有來歷的。《水經·丹水注》説丹水縣故城西南有密陽鄉，為古商密之地。又説：“丹水東南流至縣南，黃水北出芬山黃谷。”可見商密旁邊有黃水出黃谷。古“黃”、“皇”音同通用，這樣把商縣改名新郭，就是以水名作為城名。這在古代是常見的通例。
這一戰役，是秦楚之間的初次大戰，關係到今後兩國之興衰，楚既“悉興其眾”，秦亦全力以赴，秦惠王因此要使宗祝在神前咒詛楚王而祈求“克劑楚師”。當張儀欺騙楚王獻所謂商於之地之後，楚王曾使一將軍受地於秦，沒有得地，這一將軍當即屈匄。等到楚王因受騙大怒而大興兵進攻商於之地，即由屈匄統率，秦派庶長魏章應戰，早已作好包圍進犯楚軍之準備，因而當楚軍攻入商於之地的東部，即陷入秦軍的重圍而大敗，楚軍被斬首8萬，將軍屈匄及裨將軍逢侯醜等70多人被虜，《楚世家》説此役戰於丹陽，《屈原列傳》説“大破楚師于丹、淅”，丹淅即是丹陽，即指丹水東北地區，即是商於之地的東部。接着秦將魏章乘勝南下進攻，取得楚的漢中郡。楚再發兵攻到秦的藍田，又大敗。同時秦又與魏向齊進攻，攻到淮水之上，取得大勝。從此秦就逐漸強大，楚就逐漸衰落而不斷失去土地。
① 商於之地，《張儀列傳》索隱引劉氏説：“商即今之商州，有古商城，其西二百餘里有古於城。”此以商即商鞍之封邑，在今陝西商縣東南商洛鎮，於即於中，在今河南西峽縣東.，相距250裏以上，是錯誤的。《楚世家》集解説：“商於之地在今順鄉郡南鄉（“南”當作“內”）、丹水二縣，有商城在於中，故謂之商於。”《水經·丹水注》亦説：“丹水逕流兩縣（指內鄉、丹水兩縣）之間，歷於中之北，所謂商於者也，故張儀説楚絕秦，許以商於之地六百里，謂以此也。”這是正確的，商即楚之商縣，原稱商密，為鄭之國都，在河南浙川縣西南，與在今西峽縣東之於中相鄰，於中在商密東北，相距約60裏（參看拙作《春秋時代楚國縣制的性質問題》所附《楚國商縣考》，刊於《中國史研究》1981年第4期）。
②《史記·越世家》記：當楚威王之時，越北伐齊，齊威王使人説越王，講到“楚三大夫張九軍，北圍曲沃、於中，以至無假之關三千七百里，景翠之軍北聚魯、齊、南陽，分有大此者乎?”所説楚威王是楚懷王之誤。因為曲沃原為魏地，是魏襄王五年（公元前314年）為秦再次攻取的，見於《魏世家》。景翠是楚懷王時的柱國，他統兵作戰在楚懷王十七年至二十九年一段時間內（參看拙作《關於越國滅亡年代的再商討》，刊於《江漢論壇》1995年第5期）。
五、《詛楚文》不可能出於唐宋間偽作
近年陳煒湛著有《詛楚文獻疑》一文（刊於《古文字研究》第十四輯，1986年），認為《詛楚文》出於唐宋間好事之徒所偽作，又根據偽作刻石的，蘇軾、歐陽修等人所見的石刻是偽作。我認為是不可能的。如果歐陽修等人如陳氏所説：“古文字學水平亦不甚高”，不能辨明真偽，有人偽作石刻預先埋在地下，再掘出呈獻官府，因而蘇軾等人受了騙，太不近情理了。《告巫咸文》石刻和《告大沈厥漱文》石刻，內容相同，只是祈求之神不同，分別在鳳翔開元寺和朝那揪旁出土，難道説這是有人偽作二塊石刻而分別埋在兩個不同的地點，再分別掘出來欺騙官府嗎?那麼作偽者一定要和當地的人勾結起來才能這樣做，是否開元寺的僧侶也參與作偽的事?是不是作偽者預先作過考證，得知秦人重視朝那的揪淵的祭祀，捏造出大沈厥揪這個神名，再偽作石刻而埋在那裏的?蘇軾和蔡挺都以地方長官去接收出土文物，如果兩地呈獻者同是偽作，接收者同是受騙，所有著名的文人學士作題詠、註釋的，也都是受騙，怎麼可能呢?陳氏又説作偽者是“以秦漢以來常見之碑刻篆文稍變其體書之，以示古樸”，也不可能。我們上文已經指出，《詛楚文》中的“巫”字寫法是古體，和甲骨文、金文相同，當時甲骨文尚未出土，金文中這個“巫”字也未有人辨認出來，這是近代學者根據《詛楚文》辨認出來的。如果作偽者是依據篆文而稍變其體，能寫得同甲骨文、金文一樣麼?
陳氏並沒有提出《詛楚文》出於偽作的確實證據，所提四方面可疑，都不足以定為偽作。
（一） 陳氏謂文字可疑，《詛楚文》字體主要是小篆，不是戰國文字。其實戰國時代已有二種字體，銅器上所鑄文字和石刻文字，屬於工整一體，即為小篆之起源。銅器上的刻辭和應用器物上的文字以及竹簡、帛書，屬於草率一體，即為隸書之起源。秦代還是兩種字體並用。《詛楚文》石刻屬於工整一體，當然和小篆相近。我們今天所見的《詛楚文》，已非原石原拓，都出於拼湊和重摹翻刻，個別的字《絳帖》、《汝帖》和元至正刊本亦有不同寫法，難免混入後來字體。陳氏説有些字的寫法與小篆相近而見於秦漢器物上，正足以證明不是唐宋間人所偽作。
（二） 陳氏説情理可疑，以秦楚關係而論，楚無負於秦而秦常詐楚，理應楚詛秦而不該秦詛楚。蘇軾早就説：“秦之不道，諸侯詛之，蓋有不勝其罪者，楚不詛秦而秦反詛之。”其實戰國時代，縱橫家向來講究合縱連橫和計謀策劃，詐騙也在計謀之中。相互咒詛之辭當然不講是非曲直的。
（三） 陳氏説史實可疑。關於這方面蘇軾也早已指出，蘇軾以為這是欺騙鬼神，是“謾詞”。郭沫若則以為並非謾詞，“正足以補史之缺文”，“秦雖詐楚，楚懷王實是混蛋。”“他倒確實是具有暴君的資格的。”陳氏又以為楚懷王不是暴君混蛋，這是後世好事之徒所強加。我們認為這是巫師奉命咒詛之辭，是巫師把楚王咒詛為暴君的。
（四） 陳氏説詞語可疑，風格襲自《左傳·文公十三年》“呂相絕秦書”，有些詞語是漢代以後才見使用的。《詛楚文》的風格與“呂相絕秦書”相類，前人早已指出，看來確有所因襲，《左傳》之類講春秋史的書，當時已成為君臣的政治讀物。例如“鐸椒為楚威王傳，為王不能盡觀《春秋》，採取成敗，卒四十章，為鐸氏微”（《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至於所舉有些詞是漢代以後才有的例子。如“刑戮孕婦”以為仿自《偽古文尚書·秦誓》的“剖剔孕婦”，其實早已見於《墨子·明鬼下篇》。又如“以底楚王熊相之多罪”以為直襲《偽古文尚書》，其實《國語·周語下》已有武王“布令於商，明顯文德，底紂之多罪”。《偽古文尚書》是襲自先秦古書，早有定論。
陳氏所疑，大部分前人早就看到的，當時蘇軾也多已指出，這是由於不理解《詛楚文》的性質及其特點。陳氏據此以為出於唐宋間人偽作，其實唐宋間文人限於他們的思想認識，是偽造不出這種特殊內容的文章的。我認為，北宋《詛楚文》石刻的發現、著錄和考釋，是當時金石學興起的一個良好結果，值得我們讚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