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文字

在殷商甲骨文和西周、春秋金文之後，漢字的發展到了公元前五世紀開始的戰國時代，有了一個很大的變化。這主要是由於諸侯國各自為政，互不統屬，東周王朝的中央集權差不多喪失殆盡，就連文字，也是各寫各的，所以各國的文字在形體結構和書寫風格上都有許多差異。此外，隨着經濟和文化的發展，文字在這一時期比較普及，鑄、刻、寫文字的材料和範圍有所擴大，除青銅器上的金文外，陶文、簡帛文、貨幣文、璽印文等也大量出現。這就使得不同地區使用的漢字呈現出不同的風貌。宏觀地看，戰國文字可以分為“六國文字”和“秦國文字”兩大系統。

“六國文字”指的是韓、趙、魏、齊、楚、燕六國以及中山、越、滕等小國的文字，與金文相比，最明顯的特點是筆畫的隨意簡化，形體結構極為混亂。“秦國文字”接近正統的西周和春秋金文，比較嚴謹統一，後世稱為“籀文”或“大篆”。

戰國陶文(3張)

打印或刻劃在陶器（豆、釜、盆等日常用具）上的漢字。

刻寫在石頭上的漢字。現存重要的有：

A. 石鼓文——隋唐時發現於秦故地雍邑。

B. 詛楚文——北宋時發現於陝西鳳翔的秦刻石。

C. 盟書——侯馬盟書、沁陽盟書等。

璽印文字(8張)

指古人刻在官印以及私印上的漢字。

貨幣上鑄寫的漢字。貨幣種類有刀幣、布幣、圜錢、蟻鼻錢等等。

簡牘文字(3張)

“簡牘文字”是指古人刻或寫在竹片、木片上的文字。孔子壁中書、汲冢竹書、楚簡（仰天湖、望山、信陽、包山、郭店、上博藏楚竹書）、秦簡（雲夢睡虎地）、曾侯乙墓竹簡、青川木牘等。

指古人寫在絲織品上的文字，也叫“帛書”、“繒書”。 比較有代表性的有長沙楚帛書。

是指鑄刻在殷周青銅器上的銘文。戰國時主要有湖北隨縣曾侯乙墓銅器、河北平山中山王墓銅器、安徽壽縣鄂君啓節等。

指古人鑄刻在兵器上的文字。古人用金、銀絲在兵器上鑲嵌的藝術色彩很濃的鳥形篆字叫“鳥蟲書”，也叫“鳥書”、“蟲書”等。

戰國文字可以分為“六國文字”和“秦國文字”兩大系統。六國文字又因地域的差異可以細分，除了三晉（韓、趙、魏）之外（三晉文字自成一個體系），各國使用的文字都不相同。根據王國維《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説》的研究，戰國文字可以分為以下五大體系。

包括齊、魯、邾、滕、薛、莒、杞、紀、祝、倪、任等國。是一種頗具特色的東方文字體系。書寫者任意，異體字繁多，裝飾筆畫醒目。

燕系文字主要是北方的燕國使用。

特異的北方風格。燕系文字比較穩定。

包括韓、趙、魏、中山、東周、西周、鄭、衞等小國。

結構修長，筆畫細勁。

包括楚、吳、越、徐、蔡、宋等大國以及漢、淮二水之間星羅棋佈的小國。

字體頎長，有特殊的形體，特殊字體。王國維 《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説》

主要指秦國文字。

更多地繼承了西周文字的遺風，比較穩定。後來發展出規整和潦草兩種類型。

主要體現在秦系文字與其他六國文字的區別上：秦系文字，字形保守，有西周文字的特點；六國文字大膽革新。

2、有正俗之分，俗體流行

正體指官方使用的文字形體，由古文字演變而來，書寫端莊、形象、規範；俗體是平民大眾日常使用的文字形體，由正體省改而來，書寫簡捷、抽象。由於俗體書寫較為容易，因此逐漸流行起來。

異體字大量出現。戰國時期，文字日趨大眾化，俗體字普遍流行，而且流行的俗體字，對正體的衝擊很大，致使整個戰國時期的文字，明顯地體現出省改嚴重草率怪異的特點。

戰國文字的系統研究始自於他。他不僅提出了“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的觀點，而且初步劃定了戰國文字的範圍，提出了戰國文字的研究方法。這在當時是難能可貴的，即使在戰國文字資料日漸豐富的今日，其觀點和方法對學界仍有很大的影響。

自王國維先生倡導至今，戰國文字研究得以全面鋪開並取得了豐碩的成果，隨着戰國文字資料的不斷出土，戰國文字的發現、考釋、整理工作取得了長足的進展，學者們對戰國金文、陶文、玉石文字、簡帛文字、貨幣文字和璽印文字等各個領域都有所涉獵。他們撰寫、發表了一大批考釋與研究的文章，對疑難文字進行了識讀和考釋，解決了一些爭論較多、難度較大的問題。對此，董蓮池先生在《20世紀中國學者的戰國文字研究》一文中已作了認真、詳盡的分析、研究，作出了較全面的總結和評述，我們不再贅述。

在文字考釋的基礎上，部分學者對戰國文字進行了理論上的探討和總結，以期把握戰國文字形體結構的特點、演變規律。在這方面，湯餘蕙先生和何琳儀先生貢獻最大。湯餘蕙先生在《略論戰國文字形體研究中的幾個問題》一文中分“筆劃、偏旁的省略”、“形體的分合”、“字形訛誤”、“輔助性筆畫”、“地域性特點”和“戰國文字異形的成因及與商周古文的辯證關係”等六個方面，探討、總結了戰國文字構形方面的一些規律。何琳儀先生則在《戰國文字通論》和《戰國文字通論補訂》兩書中總結了戰國文字形體演變的五種規律，即簡化、繁化、異化、同化、特殊符號等。唐蘭先生、裘錫圭先生則分別在《古文字學導論》、《文字學概要》中對六國文字和秦系文字的形體特點進行了細緻分析，裘錫圭先生還對六國文字和秦系文字進行了對比研究。除此之外，部分學者還對某種文字作了分區斷代的研究，如李學勤先生撰寫的《山東陶文的發現和著錄》、鄭超先生撰寫的《戰國秦漢陶文研究概述》、《楚國官璽考述》等分別對齊國陶文、秦國陶文、楚國璽印文字進行了探討。

在進行字形考釋、辨別和理論總結的同時，研究者們還認真整理了戰國出土資料並編制、出版了多種字表、辭書，如《戰國文字通論》（何琳儀）、《戰國文字編》等，多達20多種，為我們進一步研究戰國文字積累了資料，提供了方便。

可以説，20世紀戰國文字的研究已取得了重大進展，為研究戰國時代的歷史、地理、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均提供了有益的幫助。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作為中國古文字發展歷史上的重要鏈條，戰國文字的研究還存在許多不足，有待於進一步的深入和完善。

“戰國文字是漢語文字發展史上的一個鏈條，研究中國文字如果忽略了這個連接商周文字和後代文字的鏈條，我們對中國文字的認識就不全面，而且還會影響到商周文字研究的深入。”那麼，首先我們就應明確界定戰國文字，明確戰國文字的範圍。

戰國文字，目前學界一致認為它是指春秋戰國間的文字，即始自春秋終至秦滅六國時期的文字，歷時約550年。那麼，以年代命名的戰國文字就應當而且必須是這個時期內的所有文字。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作為20世紀戰國文字研究的倡導者，王國維把戰國文字分為東土六國文字和西土秦國文字兩大部分，從而奠定了戰國文字分區域研究的格局。他在《史籀篇疏證序》中説：“《史籀篇》文字，秦之文字，即周秦間西土文字也。至許書所出古文，即孔子壁中書，其體與籀文、篆文頗不相近，六國遺器亦然。壁中古文者，周秦間東土文字也。”但同為二分法，郭沫若的《青銅時代》則分南北二系。繼後，唐蘭先生在《古文字學導論》和《中國文字學》中把古文字劃分為殷商系文字、兩週系文字、六國系文字和秦系文字四系的同時，把戰國文字分成了東方六國和西方秦國兩大塊。裘錫圭先生承襲唐蘭先生的四系劃分，略改名稱為：商代文字、西周春秋文字、六國文字和秦系文字。仔細審視唐、裘二位先生對戰國文字的研究，我們發現，他們所論述的“秦系文字”並不完全指春秋戰國時期的秦國文字，而是涵蓋了秦代的文字——小篆，“秦系文字指春秋戰國時代的秦國文字以及小篆”。這樣就造成了六國文字與秦系文字所跨時界不一致的現象。另外，小篆雖主要從戰國時的秦國文字發展而來，但它畢竟是秦始皇統一天下後對戰國時期的文字進行規範整理的產物，是秦朝的正規字體，我們不應把它與戰國時的秦國文字並稱為秦系文字。

李學勤先生的《戰國題銘概述》綜合諸家之説將戰國文字劃分為“齊國題銘”、“燕國題銘”、“三晉題銘”、“楚國題銘”和“秦國題銘”五個部分，由此逐漸形成了五系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