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國

秦國的國號來自於地名。西周時的秦人首領秦非子因給周王室養馬有功，公元前905年秦非子被周孝王封在秦地，“秦”成了他們的族稱，建立秦國，史稱“嬴秦”。周幽王時期犬戎攻入鎬京，秦襄公保衞周王室有功，周平王東遷時，秦襄公護駕有功 ^[96]  ，正式被封為諸侯國，“秦”成為國號。秦始皇統一後，仍然以“秦”為國號。 ^[5] 

長期以來的主流意見，是秦人出自西方。司馬遷在《史記·秦本紀》及《趙世家》中曾經詳述秦的先世，商朝晚期有戎胥軒，娶酈山之女，生中譎，“在西戎，保西垂”，看來秦人當時已在西方，並且與戎人有密切關係。蒙文通的《周秦少數民族研究》便據此認為“秦為戎族” ^[6]  。“東來説”由傅斯年率先提出，他認為秦人雖立國於西方，但其族源則在東方，即商代嬴姓東夷的西遷 ^[89]  。由清華《系年》簡文知道，商朝覆滅之後，飛廉逃奔商奄。奄國等嬴姓東方國族的反周，飛廉肯定起了促動的作用。亂事失敗以後，周朝將周公長子伯禽封到原來奄國的地方，建立魯國，統治“商奄之民”，“商奄之民”被周人強迫西遷，而這些“商奄之民”正是秦的先人。西周中期的詢簋和師酉簋都提到“秦夷”，還有“戍秦人”，來自東方的商奄之民後裔自可稱“夷”，其作為戍邊之人又可稱“戍秦人”。 ^[6] 

考古人員發現，秦與戎兩個部族的遺址出土的文物風格迥然不同，秦文化主要來自周文化，而戎人的文化則來自寺窪文化。甘肅省禮縣大堡子山秦墓的考古發現，為研究秦“公族”的物質文化面貌提供了關鍵材料，這批墓葬中殉人、腰坑殉狗等葬俗表明，以嬴秦“公族”為代表的典型秦文化延續了商文化的部分因素。2010年，甘肅省清水縣李崖遺址發現多座西周時期秦文化墓葬，部分隨葬品顯示出商文化風格，尤以方唇分襠鬲、帶三角紋陶簋為代表。李崖遺址為夯實秦人“東來説”提供了重要證據。 ^[89] 

《史記·封禪書》載：“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為主少昊（傳説中的五帝之一）之神 ^[6]  ，作西畤，祠白帝（白帝即少昊，五方上帝之一。早在周朝時，依據《周禮》，人們就以六輅祭祀昊天上帝和五方上帝。五方上帝分別是：東方青帝太昊伏羲、南方炎帝、中央黃帝、西方白帝少昊、北方黑帝顓頊）。其牲駵駒、黃牛、羝羊各三。”《説文》：“嬴，帝少氏之姓也。”《左傳》講得很清楚，封魯的奄國之地又稱做“少昊之虛”。秦仲被戎狄殺害之後，他的兒子世父説“戎殺我大父仲，我非殺戎王則不敢入邑。”

史伯曾説嬴秦是伯翳之後，但秦襄公擁立周平王後，“自以為主少皞之神”。可是到春秋晚期的陝西鳳翔1號秦公大墓（秦景公石磬銘文則將祖先追認至高陽。則秦人的古史系統，可能至少有兩系，一是認同商奄之民，主少皞；一是本族追源至高陽。《左傳·文公十八年》同時提及“高陽氏”、“顓頊氏”，後才將高陽和顓頊合併 ^[92]  。根據《史記》：秦為顓頊後裔，顓頊孫女女修吞玄鳥卵，生子大業。大業娶少典的女兒女華，生子大費，和禹一起治水 ^{[7]  [91]}  。舜帝讚賞大費的功勞，就賜姓為嬴 ^[8]  。因為大費善於調教鳥獸，人們又叫他柏翳。大費生有兩子，分別叫大廉、若木。若木的子孫有的在夷狄，有的在中原。若木有個裔孫叫費昌，他所處的時期正是夏桀時期。費昌受不了夏桀之暴，便離開了夏朝，投奔了商湯，專門給商湯駕車，輔助商湯滅夏立商，成為商朝的功臣 ^[9]  。伯益長子大廉玄孫中衍，為帝太戊駕車，太戊又把女兒嫁給了他 ^[9]  。嬴姓部族因之成為商朝的貴族，世代輔佐商朝 ^{[10]  [9]  [9]}  。直至飛廉、惡來時。

大廉有兩個玄孫，孟戲和中衍。中衍為商王太戊駕車，很受賞識，妻之以女，自此中衍之後多顯。中衍玄孫叫中潏，居於西戎族生活的地方，替商朝保衞西部邊陲 ^[11]  。中潏生蜚廉，蜚廉生二子：惡來和季勝。蜚廉與惡來俱事商紂王，周武王伐紂，殺惡來 ^[12]  。西周建立後不久，周武王死，成王即位。成王年幼，國政交由周公旦 ^[10]  。此時以紂王之子武庚為首的商朝殘餘勢力聯合武王三弟發動了三監之亂，嬴氏部族也有人蔘與。秦人祭祀少皞氏，便是祭祀自己的始祖神。基於這種親緣關係，蜚廉聯合少皞氏之墟的徐、黃、江等嬴姓國與祿父數度叛周。周人將商奄故地及部分奄民分封給伯禽。奄君及部分子民被遷徙到齊國蒲姑，令齊國看管。惡來之子女防及部分奄民被遠徙汧渭之間，周初先期抵達此地，為周人保西陲的中潏子孫即為出土文獻所説的“秦夷”。 ^{[13]  [93]} 

惡來的弟弟季勝是趙國的祖先，秦與趙本是同一先祖，一脈相承。季勝有子叫孟增，受到周成王的寵信。孟增有子叫橫父，橫父則生造父。造父很善於駕馭馬車，不但為周穆王駕車，並在周穆王平定徐國徐偃王造反時立了大功，被周穆王封賞趙城（今山西洪洞）。造父族由此為趙氏。 ^[14] 

周孝王時期，造父侄大駱居於犬丘。其次子非子在位有五十年之久。被安置於汧、渭之間管理馬匹，馬畜蕃息。造父的侄孫非子（伯益十六世孫）因養馬有功，被周孝王分封在秦地（今甘肅天水），非子便以封地為氏，號為“秦嬴”，併成嬴姓的大宗，續其祭祀，後人稱其為“秦非子”。秦人此後世代為周王室養馬並在戍邊對抗西戎。秦最初的領地為甘肅東南部，興盛於陝西關中一帶。當時秦國只是作為西周的附庸。 ^[15] 

秦非子死後，其曾孫秦仲即位三年，周厲王無道，有的諸侯背叛了他。西戎族反叛周王朝，滅了犬丘大駱的全族。周宣王即位，秦仲被封為大夫，命伐西戎。公元前822年，秦仲即位為大夫二十三年，死在西戎手裏。秦仲有五個兒子，其長子太子即位，是為秦莊公。 ^[16] 

周宣王召見莊公兄弟五人，交給他們七千兵卒，命令他們討伐西戎，莊公把西戎打敗了，收復了犬丘。周宣王於是把土地重新給予秦仲的子孫，包括他們的祖先大駱的封地犬丘在內，一併歸他們所有，任命他們為西垂大夫。於是秦國兼有了兩個封邑，一在秦（天水），一在犬丘（咸陽興平）。 ^[17] 

秦莊公居住在他們的故地西犬丘（天水），生下三個兒子，長子叫世父。世父説：“西戎殺了我祖父秦仲，我不殺死戎王就決不回家。”於是率兵去攻打西戎，把繼承人的位置讓給他弟弟秦襄公。秦襄公做了太子。莊公在位四十四年去世，太子（襄公）繼位。 ^[18] 

公元前777年，秦襄公把他妹妹繆嬴嫁給西戎豐王做妻子。公元前776年，西戎包圍犬丘，世父反擊，最後被西戎俘虜。過了一年多，西戎放還世父。

經過長達百年的慘淡經營，秦暴霜露、斬荊棘，秦人逐步適應了西陲惡劣環境，實力與日俱增。

公元前771年春，周幽王因寵愛褒姒而廢除太子姬宜臼，把褒姒所生的兒子姬伯服立為繼承人，周幽王多次舉烽火把諸侯騙來京師，以求褒姒一笑，史稱“烽火戲諸侯”，諸侯們因此背叛了他。西戎的犬戎和申侯一起攻打周朝，在驪山下殺死了幽王，西周滅亡。

犬戎大軍盤踞於鎬京，王子宜臼召集諸侯勤王，秦襄公與衞武公、晉文侯、鄭武公共率兵營救西周，作戰有力，立了戰功，立幽王故太子宜臼為天子，是為周平王，以保衞社稷。 ^[19] 

公元前769年，周平王為躲避犬戎的騷擾，把都城向東遷到洛邑。秦襄公帶兵護送周平王至新都。周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給他岐山以西的土地，秦始建國。周平王還説：“戎人不講道義，侵奪我岐山、豐水的土地，秦國如果能趕走戎人，這些土地就歸秦國。” ^[3]  平王與秦襄公立下誓約。襄公在這時才使秦國成為諸侯國（伯爵國），跟其他諸侯國互通使節，互致聘問獻納之禮。又用黑鬃赤身的小馬、黃牛、公羊各三匹，在西畤祭祀天帝。公元前766年，秦襄公討伐西戎，到達岐山時，在那裏去世，子秦文公立。

公元前765年，秦文公居西垂宮。公元前763年，文公以兵七百人東獵。公元前762年，至汧渭之會。曰：“昔周邑我先秦嬴於此，後卒獲為諸侯。乃卜居之，佔曰吉，即營邑之。十三年，初有史以紀事，民多化者。十六年，文公以兵伐戎，戎敗走。於是文公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 ^[20] 

秦文公之後，又經數代國君的努力，在謀求自己的發展空間，在討伐西戎之戰中節節勝利，歧豐之地皆納其下，又先後滅蕩社戎，擊敗邽、冀兩戎部，徵彭戲戎，兵臨華山，收復杜、鄭之地，滅小虢，版圖一直推進至關中東端。

公元前677年秦遷都城至雍。至此，秦人經東周初年近百年的艱辛創業，已佔有關中平原大部分領土，實現崛起，成為西方新興強國。從公元前677年起，秦國在雍（今寶雞鳳翔）建都近300年。

秦宣公時，秦軍與剛剛統一不久、與自己同樣處在高速擴張狀態中的晉國發生邊境衝突。秦宣公、秦成公皆非長命，幼弟任好立，是為秦穆公。 ^[21] 

秦穆公時代秦國參與中原爭霸，成為僅次於晉國、楚國、齊國的二等強國。秦穆公很有雄心，穆公娶晉獻公之女，為了使強鄰晉國與秦交好，先後擁立晉惠公、晉文公來安定晉國的混亂局面。秦穆公本想立晉文公以達到控制晉國的目的，最後晉文公反借秦之力鞏固君位、稱霸中原。

後來，秦穆公意欲乘晉文公病逝之機插手中原，卻不料中途被晉所阻，公元前627年的崤之戰中秦軍全軍覆沒，秦穆公染指中原的計劃破產。此時晉國正處於君明臣賢、國富民強的巔峯時期。秦穆公果斷地調整國策，將戰略目標定在西戎的遊牧部族。王官之役後，將矛頭指向西戎。四處招攬賢才，“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 ^[3]  。在謀士由余的協助下，向西“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 ^[3]  陸渾戎是戎人中強大的部族，秦穆公吞不下這塊硬骨頭，就想把他們逼走。恰在這個時候，秦國與晉國發生了衝突，晉惠公被秦軍俘虜，於是秦穆公把陸渾戎踢給晉國。 ^[22] 

晉惠公是晉獻公的兒子、晉文公重耳的弟弟，因被迫害，他和重耳都被迫逃離晉國。在秦穆公的幫助下，晉惠公得以回國繼承國君之位，他曾向秦穆公承諾：“如果得以回國，願將河西之地割給秦國。”但如願繼承國君之位後，卻拒絕割地 ^[22]  。不久，晉國受災，晉惠公向秦國求購糧食，秦穆公派遣大量船隻往晉國運糧，從秦國都城到晉國都城，運糧船絡繹不絕，史稱“泛舟之役”。第二年，秦國受災發生饑荒，向晉國求購糧食，卻被晉惠公拒絕，並且乘機派兵攻打秦國。 ^[22] 

秦穆公怒不可遏，熬過饑荒後，第二年就發兵攻打晉國。兩國在韓原交戰，晉惠公對內對外皆背信棄義，盡失人心，一戰而敗，他的馬車也陷於泥淖，被秦軍追上活捉 ^[22]  。晉惠公回國當年，將晉國河西八城割給秦國。第三年，將太子圉送往秦國為質。第七年，接納陸渾戎整體東遷 ^[22]  。秦穆公穩定了自己的大後方，奠定了秦國作為春秋四大強國的基礎。

秦穆公稱霸西戎後，國力得到增強，不久穆公卒，太子罃立，是為秦康公。秦康公及其子秦共公在位期間繼父祖之餘烈，向晉挑戰，與楚靠攏，欲與楚形成對晉國的夾攻之勢。時晉靈公頑劣成性，趙盾把持晉政，晉國霸權幾欲崩潰，楚莊王遂北上爭雄於晉，然秦屢攻晉國後方，卻難得一勝。

公元前604年，秦共公薨，子榮立，是為秦桓公。桓公不恤國政，人民怨聲載道。公元前597年，楚莊王大敗晉師於邲，晉國霸業驟衰，秦桓公陰攻晉之肋，不想卻被令狐文子魏顆大敗於輔氏。公元前578年，秦桓公背棄盟約，轉而攻晉，晉厲公率四軍八卿攻入秦國，大敗秦軍於麻隧，諸侯之師揚威於關中。次年，秦桓公死。其子石立，是為秦景公。 ^[23] 

秦景公即位，繼續奉行“聯楚攻晉”的方針，時晉悼公立，諸卿和睦，晉國復強，楚國又退出爭霸行列。晉悼公復霸中原，諸侯歸心，秦國終無力再與晉國周旋。在公元前546年晉楚弭兵之盟後，秦景公也着力改善與晉國的外交關係，雙方重温秦晉之好。當雙方的外患各自解除後，晉國六卿輪番執政，太史公曰：“晉公室卑而六卿強，欲內相攻，是以久秦晉不相攻。”秦國向東不能出崤函，爭南不能及巴蜀。秦以晉為城池，晉也六卿內訌，政令不能統一，秦國就這樣踉踉蹌蹌的走完了春秋之路。

秦哀公在位期間，公元前505年，吳國攻陷楚國國都，楚國大夫申包胥千里迢迢來到秦國求救，痛哭求師助楚昭王復國。秦哀公派兵救楚國，秦軍擊敗了吳軍，吳王闔閭才撤兵回國，楚昭王得以復國。 ^[24] 

公元前453年，韓、趙、魏三家攻滅智伯，智氏覆亡。趙襄子（毋恤）執政，三家架空晉君，號稱“三晉”。公元前425年，趙毋恤卒，魏斯（魏文侯）繼之為執政。公元前413年，魏斯率領三晉聯軍向諸侯發難，三晉勢力急劇膨脹 ^[25]  。當時魏文侯以李悝為相，變法圖強，魏氏迅速強盛；又拜吳起為將，侵吞秦河西之地，窺視關中。秦簡公、秦惠公屢屢攻魏，意欲奪回西河之地，皆被吳起所敗，吳起乘勝攻入關中，勢如破竹，秦不能敵。公元前389年，秦惠公起兵50萬與魏軍決一死戰，吳起在陰晉一戰中，以五萬之卒大敗秦軍，秦國此戰大敗虧輸，再也無力抵抗三晉的攻勢。但是三晉中趙國不滿魏國的壓制，趙魏反目，三晉聯盟瓦解。魏國結怨於諸侯，秦國的壓力大減。

自秦厲共公之後，到秦出公在位時，大臣專權，數易君主，國政不穩，秦國日衰。秦靈公去世後，秦國國內重臣擁立在晉國的秦懷公嬴封之子、秦靈公之叔悼子回國繼位，是為秦簡公。他允許官吏、百姓帶劍，打破了只有貴族才能帶劍的特權；實行按土地畝數徵收租税的政策，則是承認了“私田”的合法性，表明秦國開始向封建制轉化 ^[26]  。公子師隰被迫流亡至魏國。公元前387年，秦惠公死，秦出公即位，時方二歲，由母親主持朝政，重用宦官與外戚。公元前385年左庶長菌改發動政變，殺秦出子及其母，迎秦靈公之子師隰回國即位，是為秦獻公。獻公立，廢止人殉、遷都、擴大商業活動、編制户籍和推廣縣制，並且數次發動收復河西失地的戰爭。公元前362年，秦獻公壽終正寢，其子渠梁立，是為秦孝公。 ^[27] 

孝公即位之初，對秦之衰痛心疾首，乃下求賢令：“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衞國人衞鞅入秦，教孝公以霸道之術，孝公甚喜，力排眾議，以衞鞅為大良造，實施變法。 ^[28] 

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秦孝公任用商鞅進行的變法最為徹底。商鞅變法鼓勵人口增殖、重農抑商、廢除世卿世祿制、獎勵軍功、編制户口、實行連坐之法。當時秦國地廣人稀，三晉人多地少，民眾田地缺乏。因此商鞅建議秦孝公對外來移民採取優惠政策，將三晉民眾招來秦國，以便開墾荒地。

公元前350年秦國大良造（商鞅）為了深化其改革，擺脱舊貴族勢力的干擾，提議都城由櫟陽（今陝西西安北）遷至新建成的咸陽城，得到秦孝公支持。 ^[29] 

衞鞅徹底廢除舊的世卿世祿制、建立新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推行郡縣制以加強中央集權，重視農產，出現了“家給人足”的繁榮景象，全國百姓以私下鬥毆為恥，以為國家立下戰功為榮，國家戰鬥力不斷增強，屢敗魏軍。富國強兵的秦國，成為戰國後期最強大的國家，傲視於西方。史記記載：“孝公十九年，天子致伯。”周顯王冊封秦君為方伯，正式承認其霸主地位。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太子駟立，是為秦惠文王。這時受商鞅新法“迫害”而被剝奪政治特權的舊貴族一起發難，發起針對商鞅的反攻倒算。秦惠文王為了緩和矛盾，拿出商鞅作替罪羊，車裂商鞅。商鞅雖死，但“秦法未亡”。秦惠文王繼續奉行商鞅變法以來的國策，對外發展。公元前325年秦惠文王稱王。公元前316年秦滅巴、蜀、苴，秦軍繼續屢敗魏軍，再破三晉伐秦聯軍，又聯韓魏攻打齊楚，大敗義渠國，掌控了對山東諸侯作戰的戰略主動權。經歷了孝公、惠文王、武王三代努力，蠶食三晉，席捲荊楚，已初露一統端倪。

魏國經魏惠王時代的消耗，國力匱乏，在秦、趙、楚、齊等大國的夾攻下，衰落了，魏惠王晚年，三晉當中趙肅侯已經取代魏國成為了三晉的領軍人。趙肅侯、趙武靈王父子一生征戰，使趙國雄踞北方。

齊國與秦國不接壤，得以獨立發展，在對抗強魏的過程中與秦國是牢靠的戰略伙伴，田氏代齊後，經齊威王、齊宣王、以及齊愍王前期三代君主80年開發，齊國富甲一方，與秦成東西並立之勢。楚國的吳起變法曾經令楚國強盛一時，楚悼王死後，新法基本被廢，由於楚國本就雄厚的國底，再經歷楚宣王、楚威王之耕耘，楚國於公元前333年，大敗越王無疆，並吳越之地，天下震動。

公元前307年，秦武王氣絕而亡，無子，諸弟爭立。穰侯魏冉欲立惠文王妾羋八子之子嬴稷，趙武靈王趁秦亂而謀之，乃擁立質燕之羋八子長子公子稷為王，是為秦昭王。昭王幼，羋八子為太后，王舅穰侯秉政。

公元前293年，韓魏欲聯軍攻秦，秦將白起與其戰之於伊闕（河南洛陽南），大敗二國聯軍，斬24萬人，擄魏韓聯軍統帥魏國大將犀武 ^[30]  。公元前283年，燕趙之相樂毅率韓、趙、魏、秦、燕五國之兵而攻齊，陷齊70城，後田單雖復國，然田齊衰敗大勢已定。 ^[31] 

公元前279年和公元前278年的鄢之戰，白起統帥的秦軍攻佔了當時政治核心在南陽和丹陽一帶的楚國的南陽郡、南郡、臨江郡（江夏郡）、黔中郡。至此南方大國楚國因為喪失大片疆土和人口而走向衰落。 ^[32] 

公元前278年，秦將白起出武關伐楚，次年攻入楚國腹地，陷郢都，楚卒潰敗不能戰，楚頃襄王乃闢遷於陳丘以避秦軍之鋒 ^[32]  。自此齊、楚俱衰，天下已成秦、趙相爭之勢。

公元前270年，秦昭王見欺於趙惠文王，昭王怒，攻趙閼與，趙將趙奢於閼與大敗秦軍。秦昭王知趙之強方鋭，不可與之爭，乃用范雎為相，迫母宣太后不幹政，逐穰侯、華陽君、高陵君、涇陽君。范雎出謀“遠交近攻”，昭王以為然，定為國策。

公元前262年，秦昭王攻韓國，韓國割上黨以賂秦，上黨不願降秦而降趙，趙納之。秦昭王怒，欲奪上黨。趙起傾國之兵以拒秦，秦調關中之卒以攻趙，兩軍對峙於長平，趙廉頗不能退秦，王齕不能敗趙，相持數年。

公元前260年，趙孝成王以趙括為將，秦昭王秘遣白起為帥，趙括攻秦不克，趙軍糧道被截，反被秦軍所圍46天，趙括戰死，白起先後斬殺趙軍45萬於長平。趙國一蹶不振。曠日持久的長平之戰以趙國的慘敗，秦國的險勝而告終，秦國的最後對手被擊潰，統一天下終成定局。

公元前256年，西周公與山東六國相約伐秦，然諸國之軍約期不至，事遂寢。秦聞，大怒。命將伐周。周不能敵，西周公乃盡以所領三十六邑三萬人獻秦，秦受地而歸西周公。不久，周赧王崩，周民東亡，秦取九鼎而歸，秦帝國立。公元前250年，東周公復欲趁喪伐秦，為秦相呂不韋所執歸。秦置之於陽人，周亡，凡立國879年。

公元前247年，秦莊襄王駕崩，13歲的嬴政被立為秦王，當時呂不韋為秦相，獨擅大權。前239年，秦王政年已21歲即將親政，但此時秦國朝廷中卻掀起了激烈的政治鬥爭。呂不韋和嫪毐把持朝政、惑亂後宮。公元前238年，秦王政平定嫪毐之亂，次年免除呂不韋的相職，呂不韋飲毒酒自殺。秦王政掌權後，任用尉繚和李斯等人，積極推行統一戰略。

公元前230年秦派內史騰攻韓，俘虜了韓王安，於韓地建置潁川郡，韓國滅亡 ^[33]  。這時趙國發生大旱災。秦將王翦率領土兵直下井陘（河北省井陘縣西），秦將楊端和率領河內兵進圍趙都邯鄲 ^[34]  。趙派李牧、司馬尚帶領大軍抵禦。趙王寵臣郭開受了秦國賄賂，散佈流言説李牧、司馬尚謀反。趙王因此改用趙葱和顏聚替李牧、司馬尚，並且殺死李牧。

公元前229年王翦大破趙軍，殺了趙葱，俘虜了趙王 ^[35]  。趙公子嘉率領其宗族數百人逃到趙的代郡，自立為代王 ^[36]  。秦就在趙都邯鄲一帶建立邯鄲郡。公元前226年，秦軍攻下燕都薊城 ^[37]  。燕王喜遷都到遼東 ^[38]  。秦將李信帶兵追擊，燕王喜聽從代王嘉的計策，殺了太子丹，把太子丹的人頭獻給秦求和。

公元前225年，秦王政派將軍王賁攻魏，包圍了魏都大梁，引黃河水灌城，三個月大梁城壞，魏王出降，魏國滅亡 ^[39]  。秦就在魏的東部地區建立碭郡。

公元前225年，秦派李信、蒙武帶20萬大軍攻楚失敗 ^[40]  。後秦王政派王翦帶60萬大軍出征，大破楚軍於蘄（今安徽宿縣東南），迫使楚將項燕自殺 ^[41]  。接着秦軍攻入楚都壽春，俘虜了楚王負芻。公元前222年，王翦平定了楚的江南地，降服了越國之君，設置會稽郡，楚國滅亡。 ^[42] 

公元前222年，秦王政派王賁攻燕的遼東，虜燕王喜，滅亡了燕國。接着又回師攻趙國公族盤踞的代，虜趙代王嘉，建立代郡（河北蔚縣西南）和遼東郡（遼寧省遼陽市老城區） ^[43]  。公前221年，秦將王賁從燕國南下攻齊，俘虜齊王建，滅了齊國。 ^[44] 

秦國從公元前230年起，到滅齊時止，耗時10年陸續兼併了東方六國，從此完成統一大業，結束了貴族王侯專政的王國時期，進入了帝國時代。

秦的祖先本是東夷，而興起於渭水上游與戎、狄雜處，習俗多與戎、狄相同，後定居渭河中下游，從事農耕，成為周朝大夫。平王東遷之後，受封為諸侯，在西周鎬京地區立國，春秋時期，一般把它看作西戎 ^[88]  。周王室東遷之後，秦人逐步東進，歷經若干代人的努力，到秦穆公時，終於征服了關中。此後，直到秦惠文王取巴蜀（即今四川）之前，長達近三百年間，秦國的國土一直大致穩定在今陝西關中地區。司馬遷説秦國是“僻在雍州” ^[13]  ，唐代杜佑則説“關中寓內西偏” ^[45]  。現代學者説秦國是“於稱雄諸侯中獨僻居住於西北。” ^[46]  外國曆史學者也描述説：“秦遠處於華夏大家庭之西，孤立於其他各國之外”。 ^[47] 

秦國的北、西、南三面都沒有強敵。秦自非子受封之後，一直在與諸戎爭鬥不止。秦人的著名首領秦仲甚至為戎所殺。平王東遷之後，秦人逾隴山向東方關中發展。當時關中諸戎雜處，“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 ^[94]  。秦穆公用由余之策，“伐戎王，益國十二”，西戎八國不同程度服屬於秦國。從此以犬戎為首的諸戎見於記載的則不多。秦國稱霸西戎的過程，是其開疆拓土、日益強盛的過程，也是秦人及其所並諸戎逐漸融入華夏族的過程。 ^{[48]  [95]} 

秦人始居隴山以西今甘肅省東部，與戎人雜居錯處，遠離中原。周王室東遷之後，秦人才逐步東進，歷經若干代人的努力，到秦穆公時，終於征服了關中。此後，直到秦惠文王取巴蜀（即今四川）之前，長達近三百年間，秦國的國土一直大致穩定在今陝西關中地區。這一區域位於當時華夏文明區的最西端。司馬遷説秦國是“僻在雍州”，唐代杜佑則説“關中寓內西偏”。 ^[49] 

秦國向西、向北這兩個方向發展，有廣闊的國土拓展空間。農業經濟時代，生產力水平相對低落，一個政權佔有土地面積愈大，統治區域內人口愈多 ^[50]  。秦國的南部是富饒的巴蜀之地。秦國對比東方六國，突出的地勢地形優勢有二：一是位居高原，控扼黃河上游，對整個東方有以高凌下之勢。二是周圍山圍水繞，外敵難以入侵，未戰而先立於不敗之地。

秦國在長期征戰中也在被征服地區設縣。商鞅變法在秦國設縣31個。秦始皇滅六國後在全國推行郡縣制，將全國分為三十六郡（後增至四十九郡）。秦國採用郡縣制而一舉強國，從西陲小國到併吞天下；秦朝採用郡縣制維繫了大一統局面，開兩千多年封建王朝地方行政制度之先河。 ^[51] 

秦國對周朝封建制度進行深刻反思後，決定採用郡縣制。秦國作為周朝的一個封國，面臨着比其它諸侯國更大的危機。秦早在作為周的附庸時，就位於對西戎作戰的前線。西周的滅亡，使秦深切意識到諸侯的不可靠。而在長期的與犬戎作戰中，秦更認識到常備軍的重要性。秦處於西陲邊境，長期與戎狄雜居，較少受周朝帶有封建性的禮儀制度的影響，因此自然而然地產生出對周朝分封制的陌生感和疑慮。歷代秦君對分封制度進行了深刻的反思，進而意識到分封制的缺陷，因此對分封制持懷疑和否定態度。 ^[51] 

秦國作為分封最晚的諸侯，而且是作為周朝西部藩籬的諸侯，面臨着與關東諸侯不同的局面。首先，秦國要以實行郡縣制來應對強大的外來威脅。秦國在立國後相當長的時期內，一直與犬戎等遊牧民族有着戰事。其次，秦國要以實行郡縣制來化解秦國內部頻頻出現的“君臣乖亂”的政治危機。秦權臣大庶長三父等在秦寧公死後，廢國君，並暗殺之，更立新君，使秦國出現動亂局面。在此情形下，秦國必須從郡縣制上找出路。再次，秦國要以實行郡縣制來維護新興的地主階級的利益。 ^[51] 

就政治地位而言，秦國的公子與東方諸侯國中的公族截然不同。春秋秦國的卿大夫中有百里奚、蹇叔、公孫枝、由余、王豹，武有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均為外來人才，未曾見一位公族，外交活動中也只有小子愁一人出現於《左傳》中。另外，封邑乃是世族形成的最根本的政治資本，而秦國羣公子所受分封遠沒有東方各國那樣普遍。

秦國分封直到戰國時期才開始多起來，而且大多數都是分封給有功之臣，如商鞅封於商，魏冉封於陶，范雎封於應。在戰國時期秦國的位封君中，異姓大夫佔了位，公族僅佔了位。這説明，直至戰國時期，秦國的公族在政治上仍然沒有太多的權利 ^[52]  。不僅如此，秦公子還時時受到國君的約束，當秦景公之時，秦公子絨因為受先君之寵而富，“或膺之，恐誅，乃奔晉。”直到景公去世之後才敢回國。長期受世族困擾的晉平公對於公子鹼的這種行為很不理解，竟問道“後子富如此，何以自亡”在晉平公看來，作為公族的公子絨應該和晉國的世族一樣享有眾多特權，不會輕易被驅逐出境的。因為就在秦景公二年的時候，“晉國公族慄書拭其君厲春秋末期，世族制度走向了衰落”。 ^[13] 

秦國的客卿在春秋戰國時期最為典型，重用外來人才是秦國政治的一大特徵。關於這一點古代學者就有所論述，宋人洪邁在《容齋隨筆》卷二“秦用他國人”中就説：“（秦）卒之所以兼天下者，諸人之力也。” ^[53]  清人洪亮吉在《更生齋文甲二》中也認為：“春秋時列國皆用同姓，唯秦不然。” ^[54]  當然春秋時期晉國、齊國也是重用異姓卿族的，而秦國也有公族出將入相的，但是客卿對秦國的發展所作出的貢獻是毋庸置疑的。據楊寬先生考證，戰國時期秦國的主要封君中，絕大部分都是有功的客卿 ^[55]  ，比如商鞅被封於商，范雎被封為應侯，呂不韋被封為文信侯等。應該説秦國客卿與東方諸國客卿都是享有較高地位的政治羣體。

秦國的外戚是秦國最小的政治羣體，但卻是最為特殊的，李禹階教授認為秦國外戚具有官僚和君主外親的二重性身份 ^[56]  。在春秋戰國時代外戚參與政治並不是秦國所獨有的，但卻只有秦國形成了外戚政治並一度壟斷了國家權力。外戚登上政治舞台一個重要原因是當時還沒有完善的官僚體制特別是人才選拔制度。

秦國服兵役的年齡是十七歲到六十歲，除此之外，秦的兵役制度還有一個顯著的特徵就是全民皆兵，秦代服兵役的年齡是從十七歲到六十歲，這就是説一個男子一生當中有四十三年時間要去服役，可見其負擔的沉重，另在雲夢秦簡《編年記》中寫道“莊王十二年，喜治獄鄢。”和“十三年，從軍。 ^[57]  ”作為一個小官吏也要從軍，服兵役，由此説明秦國兵役制度不只是針對普通百姓而言，下級官吏也需服役，可見，整個秦國可算得上是全部男子都需要服兵役，為實現秦的統一而奮戰，除此之外，老人、婦女、小孩也要從役，據《漢書·嚴安傳》記載，“丁男被甲，丁女轉輸。”《商君書·兵守》記載，“三軍：壯男為一軍，壯女為一軍，男女之老弱者為一軍，此之謂三軍也。 ^[58]  ”根據清人梁玉繩的統計，秦獻公二十一年與晉戰斬首六萬，始皇十三年攻趙斬首十萬，共計一百六十六萬八千人。由此我們可以進一步推論，秦士兵在斬殺六國一百多萬將士的同時，自己的兵力也會大大受損，在統一戰爭中，秦軍也遭受到許多次戰役的失敗，再加上正處於戰爭年代，生產力和醫療水平極其低下的情況下，人口的出生率與死亡率是不能成正比的。

為建立起一支英勇善戰，能贏得統一戰爭勝利的強大軍隊，秦制定了嚴明而系統的訓練管理制度。在吳子《治兵》中記載了當時軍隊訓練的具體方法：如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以近待遠，以逸待勞，以飽待飢，圓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後之，分而合之，結而解之。每變教習，乃授其兵，是為將事 ^[59]  。可以看出秦軍隊訓練形成了一定的體系，有專職教官負責訓練，並且不同兵種有着不同的訓練任務與要求。與此同時，秦國統治者還制定了嚴厲的軍事刑罰來保證軍隊訓練有效進行。

秦國為了吞滅六國實現大一統的願望，建立完備的後勤保障制度是必不可少的。秦王發佈優惠政策，招三晉民眾來秦，免除他們三代的徭役賦税，秦境內的山林水澤十年不受賦税。秦人在外打仗，新民在國內進行耕作，解決了軍糧供應的問題。這樣一來，既不耽誤農業生產，也不妨礙發兵去征伐他國，是富國強兵一個兩全其美的好辦法。秦統治者還制定了一系列規範和嚴格的畜牧業管理制度。 ^[60] 

周平王東遷以後，王權日益衰落，周王室對土地的控制權也隨之衰弱。諸侯與周之間、諸侯之間、諸侯與卿大夫之間、大夫之間展開了一場激烈的爭奪田地的鬥爭。這種持久的鬥爭，使春秋時期形成了土地國有制及其下的私人佔有制的二重結構。

秦國商鞅變法的核心內容之一，是實行土地國有化。其途徑：一是國家取消分土而守的封侯、采邑制，代之以郡（商鞅變法時秦國尚未設郡級）縣制 ^[61]  ，重新以新軍功“家次”來“名田宅”，並命令宗室等無軍功者不得屬籍。二是國家通過“集小鄉邑聚為縣”、“壹山澤”等措施，完成了村社土地所有權的集中和壟斷。秦國在實行普遍土地國有制的背景下，國家政府機構直接經營管理大部分土地，而通過授田（即庶民份地授田和軍功份地益田等方式）將小部分土地轉歸私人佔有和經營使用。商鞅變法後，秦國國有土地數量大，質量優，由中央內史（後為治粟內史）統攝。國營土地的收益成為國庫收入的主要財源之一。秦國國營土地分為三種：一是農業耕地；二是苑囿、牧場、草地；三是山林川澤等自然資源。秦簡《倉律》中有五條關於國營耕地管理的立法。秦國對國營耕地有系統的管理辦法。國家指定了國營耕地的種子，規定了耕種方法，政府使用刑徒等來統一耕作。國營耕地的收益交給國庫，而不入王室，由總理全國財政的內史統一掌握。秦國各級政府圈佔了村社牧場、草地，並設官分職專門管理。秦國對山林川澤實行國家專利政策。

秦國自商鞅變法至統一六國，一直實行多種形式的國家授田制，由國家向農民統徵賦役，既税地又税人。秦國的授田制，以户口為依據，即普通庶民士伍只要立户名國版，便可享有國家定期授予的田宅。國民一般都能獲得國家授予的一百畝田地。秦國政府規定，土地不屬於國民的私有財產，國民對授田不得進行買賣，不得進行典質、抵押。政府還督促國民勤奮耕種田地，對懶惰者要進行處罰。秦國的國家土地所有權，以租税合一的形式來實現。秦民無論貴賤貧富、土地多寡，對國家的租税負擔是統一的，沒有此輕彼重的現象。

公元前408年實行“初租禾”，開始課收實物田租。秦國以個人佔有田地的數量而不是以人口的數量作為徵收田租的標準。由國家按照一定估產和比例統一規定一個固定租額徵收租税。每年九月，交租者必須將粟谷、芻稿送達一定地點，而政府不計其腳力運費。秦國山林、川澤約佔國土的1/3，是可供開發的寶地。按照當時的觀念及律令，山澤及其出產物魚、鹽、蜃、蛤等水產品及金、銀、錫、石等礦產品都是國君的財富，自然要向百姓徵收山澤税。 ^[62] 

公元前348年，秦國“初為賦”，開始對一些賦税統一制定常制。賦的徵收，以户為單位，故稱為“户賦”，以後又改為“口賦”。秦國對封君列侯只劃給封邑，而不給俸祿，即國家以其地內土地、民眾的賦税改歸封君以充俸祿。秦國在惠文王之後，賦的徵收形式是錢和布，但以錢為主。早在商鞅變法之初，秦國田租就成為廣大農民的繁重負擔，造成了“士戚而民苦”。而商鞅變法之後，秦國租賦日益加重。民眾除了應對常徵田租和户賦之外，還要忍受部分地方官吏的任意非法聚斂。商鞅變法後，秦國設有專門的《傅律》，規定了有關“傅”的各項制度。秦國民眾年十七歲就開始服徭役。一般民眾在一生中有三十三年以至三十九年在服徭役。秦國兵役的徵發，早就嚴重地影響了秦國的農業生產，嚴重地影響了百姓的生活質量。在秦國的租賦徭役制度中，賦重於租，徭役又遠重於租賦。隨着佔有地盤的擴大和戰爭的增加，秦國對百姓的徭役也不斷加大，徭役制度也不斷敗壞。 ^[62] 

商鞅變法，着力改變當時國民棄農經商，“事商賈，為技藝，皆以避農戰”的現象，頒佈命令：“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對致力於耕織者給予免除徭役的優待，對經商及荒怠農業者沒為官奴婢。同時，加重關市之税，不許商人販賣糧食，商人的奴僕必須服徭役，以迫使商人棄商歸農。政府對任何不利於農業的經濟活動都要打擊，對任何有利於農業的經濟活動都要鼓勵。秦國政府對農業税徵收實物，並且税率比較輕。同時加重關市之徵，加重酒肉之徵，對遊惰之人也課以重税 ^[63]  。戰國時代，修建了鄭國渠 ^[64]  、都江堰等水利工程，進一步促使農業生產發展。

秦國規定由國家獨佔山林川澤之利，實行鹽鐵專賣，禁止民間私鑄貨幣。中央設少府“掌山海池澤之税，以給供養”，設“左採鐵”、“右採鐵” ^[57]  管理採礦冶鐵。

手工業以冶銅和製陶最為發達。發明了鉻鹽氧化處理兵器的新工藝；建築材料頗具特色，瓦當更是精美的藝術品。

戰國初期，秦國經濟比較落後，商品經濟的發展也比其他國家遲緩。秦國在秦獻公七年（前378年）才“初行為市”，開始發展商品經濟。不久，秦國將都城自雍（今陝西鳳翔）遷至櫟邑（今陝西臨潼），西接戎狄，東連三晉，大大便利了商品經濟的發展。

秦國對外來商人採取較為優厚的管理政策，以加強物資交流。秦國對外來商人實行“布吏制度”，即外邦來的商人入境，必須以符傳謁見主管官員，經批准後才能從事貿易活動。儘管秦國法律苛嚴，但對外來商人的處治卻比較輕。秦國法律禁止秦國民眾與外來商人進行珠玉交易。法律還禁止官吏私自經商牟利等。

鑄幣業由各級政府控制，禁止民間私自鑄錢。 ^[65] 

戰國秦錢多隨軍事而流佈，與六國商用流通者絕少，故多發現於秦軍經略六國之通路。如由秦入蜀之“金牛道”，由秦入楚之“商於道”，由秦入韓魏之“易陽道”等，故錢重而流佈範圍甚小。錢型多為大錢（錢徑在3釐米以上）。在陝西咸陽、四川茂汶等地也發現了秦國時期的半兩，四川青川戰國墓出土了七枚半兩 ^[66]  。秦滅六國後，廢除各國的布幣、刀幣等舊幣，將方孔半兩錢作為法定貨幣，中國古貨幣的形態從此固定下來了，一直沿用到清末。

和周人不一樣的是，嬴秦人的“上帝”崇拜多為泛神泛示 ^[67]  ，以上帝為代表的諸神，自然界的動物、植物及鳥類都是他們的祭拜物。有人以此認為，當時嬴秦的宗教水平只能是處於一個“低層次上”，“世俗性”很強，“綜合地反映了秦文化的混合特質，秦族固有的遊牧民族多神教和西戎文化是秦文化的基礎” ^[68]  ，在《漢書·郊祀志》中，把它和東方的齊魯分為兩大宗教體系。其實在嬴秦這裏，所謂的“世俗性”，正是關注自我的表現，這也正是嬴秦宗教崇拜的一大特徵，並且處處體現出日常生活情況，和東方諸國體現的“帝王將相”完全不一樣。文獻記載中，嬴秦人的多神崇拜還是比較簡單的，材料也不是很多，也僅是片言隻語。

畤祭是嬴秦的一種特殊的祭祀方式，只是由於文獻記載不多，前人對於其祭祀過程、祭祀時需要些什麼、目的是什麼等等都不是很瞭解，所以對畤祭研究得不多 ^[69-70]  。據《史記》司馬貞“索隱”：“畤，止也，言神靈之所依止也。……謂為壇，以祭天也。”明顯的，這是嬴秦的一種祭天的儀式，實際上，在周人的祭祀中，也有祭天的儀式，但是很少看到有畤祭的記載。或者就是沒有這種祭祀的儀式。

秦國人崇尚黑色。上至王公貴族下至平民百姓，甚至雜役奴僕全都穿着以黑色為主色系的衣服。朝堂之上的大臣們清一色都是黑色衣服。就連朝堂的裝修風格也有別於其他國家的金碧輝煌，而是以黑色為主色調。 ^[22] 

在東漢歷史學家編纂的《漢書·律曆志》中曾有這樣的記載：“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這段話的意思是説，早年秦文公外出打獵時，曾經捕獲過一條黑色的龍。而這正是五行之中水德的象徵。因此，秦國統治者認為自己是水德，崇尚水。而在五行中水德對應的標誌顏色是黑色。所以，從春秋戰國時的秦國開始一直到一統天下的秦帝國，就都崇尚黑色。所謂五行、五德學説是戰國時期齊國的陰陽家鄒衍提出的學術觀點。主要指金木水火土代表五種德性。這五德週而復始，循環運轉，用來解釋王朝的興衰更替。 ^[22] 

秦國的軍旗為黑色，第一是文化的原因，水德之君對應的就是黑色。第二，黑色的軍旗便於隱蔽，耐髒。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就把黑色定為秦朝的國色。 ^[22] 

嬴秦境內，礦產資源豐富，玉石、丹砂、銅、鐵等儲量十分豐富，為冶煉兵器、製造戰具提供了有利條件。在手工業生產方面，嬴秦的青銅器生產到春秋晚期就已經和南方的青銅器製造形成鼎立的局面 ^[71]  。另據最新的考古資料表明，在秦地發現了春秋時代的鐵器，這在當時的諸侯國中還是比較早的。中原地區目前所見最早的人工鐵器是河南三門峽市上村嶺虢國大墓，時代是春秋早期。除此之外發現的鐵器都是在秦國地區，主要有陝西隴縣邊家莊春秋早期秦墓，出土銅柄鐵劍一件；甘肅靈台景家莊春秋早期秦墓出土銅柄鐵劍一件；鳳翔雍城春秋晚期偏早秦公一號大墓出土鐵鏟、鐵插等；鳳翔雍城馬家莊春秋中晚期宗廟建築遺址出土鐵插；寶雞益門村春秋晚期偏早秦墓出土鐵器二十三件。這幾批出土的鐵器中，甘肅靈台景家莊春秋早期秦墓出土銅柄鐵劍、寶雞益門村春秋晚期偏早秦墓出土的鐵劍經過檢驗是塊鍊鐵滲碳鋼。秦公一號墓和雍城馬家莊的鐵器是生鐵鑄件。和中原諸國相比，秦國的鐵器不僅數量多，時代也都比較早，可見當時秦國鐵器冶煉和使用水平還是很高的。

另外，夏商周三代中原地區使用黃金的數量很少，似乎是習俗不喜黃金。相反，在嬴秦地區，近年出現了很多的黃金製品，主要有甘肅禮縣被盜掘的秦公大墓出土了一批棺飾金箔製品 ^[72]  ；禮縣大堡子山秦公大墓西漢水對岸的趙坪遺址出土有金柄銅劍等金器；鳳翔春秋晚期秦公一號大墓在盜掘之餘還出土了金帶扣等金器 ^[73]  ；鳳翔馬家莊春秋中晚期秦宗廟遺址祭祀坑出土金馬具等飾品 ^[74]  ；寶雞益門村M2春秋晚期秦墓出土金器204件組，重量達3.15公斤 ^[75-76]  。所出土的金柄鐵劍的柄部飾有蟠螭紋、獸面紋，紋飾上的目角用綠寶石和原始的玻璃珠鑲嵌。

在秦國西北，分佈在今陝西、甘肅、青海、寧夏一帶的，有大荔（在今陝西大荔東南）、綿諸（在今甘肅天水東）、月氏（在今甘肅祁連山以西、敦煌以東地區）、烏孫（在今甘肅敦煌一帶）、撇（在今甘肅隴西東南）、朐衍（在今寧夏鹽池一帶）、烏氏（在今甘肅平涼西北）、析支（一作賜支，在今青海貴南西北沿黃河一帶）及義渠等。其中以義渠比較強大 ^[85]  。秦人在西周時，還被華夏族視為“夷狄”。如《春秋·公羊傳》、《穀梁傳》均稱秦人為“狄夷”；秦商鞅也説：“始秦戎翟之教”。但在春秋以後，秦人已完全接受了華夏族的文化及禮儀，參與大國爭霸，逐漸成為華夏族的一部分；而為秦人兼併的諸戎也隨秦人一起融入到華夏族中，如義渠人。當然，這一進程是長期的、緩慢的，而且有先有後。 ^[95] 

在秦國西南，分佈在今四川省的，有蜀、巴、直（即蔑萌，今四川劍閣東北，廣元南，寶輪院附近）、丹犁、榨都（在今四川漢源一帶）、鄧都（在今四川西昌一帶）、柞（在今四川天全一帶）、冉磐（在今四川茂汶一帶）、契等。其中蜀最大，有今四川省西部長江上游以北地區，併兼有今陝西省西南一部分地；巴次之，有今四川省東部地區。 ^[85] 

義渠，是中華民族極古老的一支古代民族，是西方羌戎民族的一個分支，分佈於岐山、梁山、徑水、漆水之北（今甘肅慶陽及徑川一帶）。隨後義渠內遷，逐漸佔據了隴東大原地區。西周末年，義渠趁周室內亂，宣佈脱離周王朝的統治，正式建立郡國，在今寧縣焦村鄉的西溝村建立了都城。從此，中國歷史上有了義渠國的名稱。義渠國先後同強秦經歷了400餘年的反覆軍事較量，成為當時秦國稱霸西戎的主要對手。 ^[85] 

公元前430年，義渠發大兵攻秦，從徑北直攻到渭南，迫使秦兵退出渭河下游，如躁公十三年，“義渠伐秦，侵至渭陽”：川。此後30年內，是義渠國最強大的時期。戰國初，秦國乘義渠國內亂，派兵攻打義渠，並平定義渠內亂，義渠便臣服於秦。此後雙方時戰時和。公元前327年，義渠以國為秦縣，以君為秦臣，正式成為秦國屬地。《史記·秦本紀》惠王十一年的記載：“十一年，縣義渠。歸魏焦、曲沃。義渠君為臣”。公元前318年，脱離秦國控制，聯合東方五國伐秦，對秦成威脅秦國。為了除掉後顧之憂，秦國在中原戰場取勝後，調集重兵從東、南、西三面大舉攻伐義渠，先後奪得義渠二十五城，義渠國土大大縮小。公元前306年，秦昭王立為國君，其母親宣太后攝政。她改變正面征討義渠戎國的策略，採用懷柔、拉攏、腐蝕的政策，以墮戎王之志，穩定後方達30餘年。公元前271年，宣太后殺義渠王於甘泉宮，接着發兵攻打義渠，義渠國亡，領土併入秦國。 ^[85] 

公元前451年秦派左庶長在南鄭（今陝西漢中）築城，當是為了防蜀。公元前441年秦的南鄭反叛，應該與蜀有關。到公元前387年，蜀攻取南鄭（《史記·六國年表》）；同年秦伐蜀，攻取南鄭。這時蜀北向和秦爭奪南鄭，又東向和楚爭奪土地。公元前377年，蜀伐楚，攻取茲方（今湖北松滋），楚因此修建扦關（今湖北宜昌西）來防禦蜀。自公孫衍的合縱失敗以後，秦、齊兩大國又開始各謀兼併土地。秦國自從秦惠王即位以後，進一步圖謀對外擴展，建立“王業”。在如何建成“王業”這個問題上，有兩種不同意見：張儀主張進攻韓國的新城、宜陽，“以臨二週之郊，據九鼎，索圖籍，挾天子以今天下”；而司馬錯反對“攻韓劫天子”的方案，認為徒然得到“惡名”而得不到實利，主張首先攻滅西南“戎狄之長”的蜀國，認為“取其地足以廣國”，“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可以“利盡西海” ^[86]  。而且巴蜀可以從水道通楚，“得蜀則得楚，楚亡則天下並矣” ^[87]  。秦惠王採納了司馬錯的主張。這時恰巧蜀國和苴國、巴國間有戰爭。原來巴與蜀長期為仇，因為苴侯和巴王友好，於是蜀王就伐苴，苴侯出奔到巴國，向秦求救。公元前316年，秦惠王派了司馬錯、都尉墨等人從漢中經石牛道伐蜀，蜀王親自率兵到蔑萌（今四川劍閣東北）抵禦秦軍，失敗逃走到武陽（今四川彭山），被秦軍殺死，蜀國就滅亡了。接着司馬錯等人又攻滅了苴國和巴國，俘巴王。

商鞅變法之後，秦國國力大增。商鞅認為“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 ^[81]  ，他建議用尊魏為王的辦法來麻痹魏惠王，把各國的攻擊目標引向魏國，解除魏國對秦國的威脅，同時孤立魏國，進而有效地削弱魏國。由於商鞅的離間，魏國成了眾矢之的。在魏國眾叛親離的同時，商鞅加緊了對魏國的武力攻擾。公元前341年，魏國在馬陵被齊國擊敗。馬陵之戰是魏國從來沒有過的慘敗，實力大損，從此一蹶不振。

在這一段時間內，由於秦國採取比較靈活的策略，首先確定了削弱魏國的正確目標並圍繞這一目標開展了具有針對性的鬥爭。其次，避開了過早地同魏進行正面的大戰，從而贏得了時間，在國內改革的基礎上，做好了同魏決戰的必要準備。第三，秦國採用了中立楚、韓，聯合齊、趙，孤立和打擊魏國的正確策略，使魏國四面受敵，被動挨打，連遭慘敗，不得不向秦國割地求和。這樣，秦國不僅收復了部分河西失地，削弱了魏國，而更重要的是，對魏戰爭的勝利使其積累了外交經驗，增進了向東方擴張的信心。

在秦惠文王一代，張儀對秦國的發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張儀，魏國人，是戰國時代著名的縱橫家。張儀到秦國推銷“連橫”思想，受到秦惠王重用，拜為秦相。張儀上任後，首先“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 ^[82]  ，拉攏魏國不過是他連橫活動的一步棋。張儀在連橫之初曾指出：“夫秦之所以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 ^[82]  。魏國是合縱的核心，楚國是合縱舉足輕重的砝碼。魏國既服，如果進而制服楚國，合縱自然會失去根基和力量，難以取得成效。

當時，楚聯齊抗秦，使秦國的發展大受影響，因此破壞齊、楚聯盟是秦國關鍵的一步。張儀隨後將連橫目標轉向楚國。張儀以口頭承諾的商於之地六百里作為齊楚斷交的條件。不能得地，遂發兵擊秦，但卻兩敗於秦，楚的漢中也為秦所有。這樣，就使秦國本土與巴蜀連成一片，不僅消除了楚國從南方來的威脅，而且使巴蜀豐富的物質資源暢通無阻地運向關中，這對秦國迅速壯大起了重要作用。於是繼魏國之後，楚國也成了張儀連橫政策的俘虜。張儀在秦惠文王一代的外交，不管是弱魏還是弱楚，目的都是為了拆散六國的合縱聯盟，張儀的貢獻也集中體現在這裏。

公元前307年，秦武王死，秦昭王立。魏冉是昭王之舅，他在任相期間，積極推行蠶食韓、魏，削弱齊、楚的外交戰略，秦國的領地得到很大的擴展。秦昭王十二年，魏冉任用著名軍事家白起為將，加緊向韓、魏攻伐。伊闕之戰，秦大敗韓、魏聯軍。這是韓、魏同秦交戰以來遭受的最慘重的損失。此時，齊國大有稱霸天下之勢，諸侯震恐，燕國就暗中聯絡各國準備聯合伐齊。秦昭王看到這正是操縱各國削弱齊國的大好時機，於是在前284年， 秦參加聯合伐齊，聯軍分兵多路攻入齊國，齊國全面潰敗，齊湣王也被殺死。遭受這場打擊，齊國再也沒有振作起來。

魏冉認為魏國是天下之“中身”，攻擊中身首尾必救，不如擊楚。前279年魏冉派白起大舉攻楚，一舉攻下郢都。楚頃襄王不得不遷都陳（今河南淮陽），楚國從此也失去了抗擊秦國的能力。楚國既敗，白起又轉攻三晉。魏國在秦國的打擊下，疆土被大量蠶食，失去了抵抗能力，到了昭王末年，能與秦國相對抗的只有趙國，秦昭王即位以來，魏冉主張通過蠶食政策達到兼併的目的，這種政策的確取得了很大的成績。正如司馬遷所言：“天下皆西向稽首者，穰侯之功也”。 ^[83] 

綜觀秦昭王這一時期的對外政策，成績是最主要的。在不斷對韓魏的攻伐中取得了大片領土，同時積極策劃和參與削弱齊楚的活動，削弱了這幾個國家的實力，從而在敵我力量對比上逐漸取得了絕對的優勢，對秦的統一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范雎“遠交近攻”戰略的具體步驟是：先迫使地處天下中樞的韓、魏與秦結好，挾此以威逼楚、趙，使楚、趙屈服，進而懾服遠方的齊國。遠方的齊國依附後，秦國就可以放手兼併與秦接壤的韓、魏二國的土地了。韓、魏之中，范雎主張先取韓，因為“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 ^[84]  秦要去心病，必先拿韓開刀。范雎還提出“勿獨攻其地，而攻其人也” ^[84]  的戰略。即注重以離間手段分化、瓦解敵人，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

在商鞅變法以前，秦國的婚姻關係混亂。“始秦夷狄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 ^[77]  兒媳“抱哺其子與公並倨” ^[78]  。父子的同室而居，説明秦人的婚姻關係尚處在比較原始的羣婚時期，或者可以説並未與中原各國一樣建立起一夫一妻制。正因為此，夫妻名分自然也就無法確定。在早期的秦國曆史上，並沒有邦君之妻的名字在史書上出現，更不用説她們的相關事蹟了。在商鞅變法之後，才“更制其教，而為其男女之別” ^[78]  。這説明，此前的秦人慣於男女無別，並未有固定的夫妻名分，因此史書上也不見邦君之妻的名字。

秦人的這種婚姻習俗及社會生活中母系殘餘的存在，儘管經過商鞅變法，令別男女，也即建立一夫一妻制，但人們的兩性觀念並不可能立即改變過來，婚姻關係的混亂狀況也不會立即消失，秦人的貞節觀念依舊非常淡薄。秦人對男女婚姻關係的態度是原始的、自然的、開放的，或者説，正因為秦人的思想觀念還未受到中原各國所推崇並嚴格遵循的“禮俗”所限制，他們對於男女間的自由結合、離異，持有滿不在乎的態度，甚至視為理所當然。 ^[79] 

秦國在喪葬、宗教祭祀、婚姻、宗法、秦俑和《日書》中所反映的秦人的不同於中原禮樂文化的具有自身特點的禮俗文化。秦人在喪葬時尚西，屈肢葬，這是和東方諸國最明顯的標誌。秦人的殉葬方式、墓葬隨葬品的組合和中原也是不一樣的。在宗教崇拜上，秦人和中原也不一樣，崇尚的是多神教，對祖先神沒有放在最主要的位置。祭祀時，有自己特殊的祭祀儀式——畤祭。宗法關係上，秦國沒有中原的嫡長子繼承，而是選賢與能，充分利用有能力的人。秦尚武的禮俗在軍禮和遊藝上也有着明顯的表現。 ^[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