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書業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童書業生於安徽蕪湖。其祖父童祥熊，浙江鄞縣人，當時任清政府安徽道員。其父名詩聞，母林氏，諱貞卿。在此前一年，其父母以姑表姐弟的關係結婚，過一年生下童書業。童書業出生開始即受到祖父的鐘愛，將童書業送給庶祖母張氏撫育。宣統三年（1911年），四歲的童書業開始識字。 ^[4] 

民國元年（1912年），祖父攜眷寓居青島，在青島築宅。同年，童書業因患肺炎引起類似於強迫觀念症的精神疾病，經過中醫治療，不久即愈，但不久又患呼吸困難症，又經數月才痊癒。 ^[4] 

民國二年（1913年），童書業開始讀書，由祖父教授《詩經》。次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日本將要攻佔青島，民國三年（1914年）秋，祖父童祥熊攜眷避往上海。祖父童祥熊去世後，童書業隨表姐方氏（姓楊）到鎮海其家中讀書，不久，表姐又將童書業送還上海的庶祖母處。 ^[5] 

民國四年（1915年）起，開始讀新式童話故事書，童書業對此非常感興趣。庶祖母攜童書業遷居蘇州，開始受業於俞穆卿（其父之師），在俞穆卿的授業下，完成《詩經》的學習。很快因為蘇州有兵亂，童書業一家又遷回了上海。民國五年（1916年），童書業繼續受業於俞穆卿，讀幼學沒有完成。民國六年（1917年）開始，童書業又受業於王先生，改讀《左傳》，童書業對此十分喜愛，常效仿書中的人行事。次年開始，除了讀《左傳》，還接觸高級小學歷史教科書。開始學習作文，讀舊小説，最初所閲者為《嶽傳》。民國八年（1919年），童書業又受業於蘇先生，讀《左傳》《禮記》《過庭筆記》《綱鑑易知錄》等書。 ^[5] 

民國九年（1920年）上學期，童書業進環球小學，初小二年級肄業，不久輟業，隨其父讀書，並讀完《左傳》。後受業於馬先生，完成了《禮記》《四書》的學習，開始正式學習英文。同時，童書業又復發強迫觀念症，但是不是太嚴重。是年，其父娶庶母楊氏芸卿，家庭漸趨不和。 ^[5] 

民國十七年（1928年）秋，童書業與蔣慶芳結婚。婚後在其父要求下到上海隨其工作。不久，童書業因庶母楊氏的介紹，得到了財政部書記的官職，於是到南京任職。是時，童書業開始追慕孫中山，認為孫中山是能繼承孔子道統的人，於是開始辛勤地學習三民主義。 ^[6] 

民國十八年（1929年），童書業在南京任財政部書記官職，這時開始讀五四運動時的新書及其以後所謂“國故學”方面的書籍。心中十分仰慕章太炎、梁啓超、胡適、陳獨秀等人，思想為之大變。後又讀顧頡剛《古史辨》，受其影響最深，又讀到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亦受其影響。這時童書業結實了金陵大學學生武酉山於書肆，訂學問交。仿照胡佩衡《山水入門》等書，著《學畫初步》。這一時期，童書業作畫甚多。 ^[6] 

民國十九年（1930年），童書業長女童教寧出生。是年，童書業讀新舊書籍甚多，著《論語解詁》。又開始學西洋畫，但未能成功。民國二十年（1931年），童書業失去財政部書記的官職，開始失業，返回上海庶祖母處。同時，次女教悌生，是時讀書、作畫甚多。是年冬，因鄭曼青的介紹，童書業到當塗縣政府任課員，還沒來得及到任就因病返滬。 ^[6] 

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因鄭曼青的介紹，童書業為幫會中人陳一帆編《中國秘密黨會全史》雜採手本、小説、正史等書，用小説體編寫，完成初稿。陳一帆任象山漁業管理局局長後，委任童書業為文牘並且跟隨他到象山，不久因受到陳一帆的凌辱，童書業辭職返回上海。 ^[6] 

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童書業著《禮記考》《虞書疏證》。從這時起，童書業漸漸採用古史辨派門徑治理經史，以顧頡剛為私淑之師。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春，庶祖母張氏去世。在其父的要求下，童書業到了杭州王季歡處。童書業以《虞書疏證》稿寄給顧頡剛，表示願追隨他作為弟子。在王季歡指導下，童書業代王季歡撰寫了《版本述》，發表於《浙江省立圖書館館刊》，是為童書業發表文字之始。是年夏，在王季歡介紹下，童書業任浙江省立圖書館附設印刷所校對員。很快由夏定域介紹為惠興初級女子中學幹人俊先生代課，教三年級外國史，這是童書業教學的開始，也是教外國史之始。童書業著《評顧著<尚書研究講義>第一冊》等文，發表於《浙江省立圖書館館刊》。同年，顧頡剛來訪，童書業與顧頡剛相約次年暑假後到北京助顧頡剛作研究工作。 ^[7] 

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童書業辭去浙江省立圖書館的工作，專在惠興女中任課，教二、三年級歷史、國文，這是童書業首次教授本國史及國文。著《左傳與國語問題後案》《二戴禮記輯於東漢考》，發表於《浙江省立圖書館館刊》。是年暑假到北京，助顧頡剛作研究工作，代顧頡剛編《尚書通檢》。著《丹朱與驩兜》《“帝堯陶唐氏”名號溯源》等文，發表於《浙江省立圖書館館刊》。又著《三皇考序》《夏史考》等文。 ^[7] 

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童書業編成《尚書通檢》。與顧頡剛合著《禪讓傳説起於墨家考》《墨子姓氏辨》（發表於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集刊》）《夏史三論》（發表於《燕京大學史學年報》）《漢以前人的世界觀念與域外交通的故事》（發表於《禹貢》半月刊）等文。又合著《春秋史講義》，編《春秋考信錄》，及著《中國山水畫南北分宗説辨偽》（發表於《考古社刊》）《李自成死事考異》（後發表於《史學集刊》）等文。是年任禹貢學會編輯。暑假後童書業進京華美術學院國畫系，二年級肄業，此時，童書業上課時間甚少。由京華同學李女士介紹識傅安華，由傅介紹識王宜昌，學術思想上開始受傅、王等人影響。 ^[7]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童書業在京華美術學院肄業。始編《古史辨》第七冊。編《禹貢》半月刊古代地理專號，著《春秋王都辨疑》（發表於上專號）等文。繼續與顧頡剛合著《春秋史講義》併合著《鯀禹的傳説》等文。續編《春秋考信錄》。開始用經濟史觀解釋歷史（表現於《春秋史講義》中）。7月7日，抗日戰爭全面爆發，9月，由北京返回安徽大渡口家中。起先，其祖父曾置田產於大渡口，其父建莊經營，是時一部分家屬居莊中，妻女也在此處。著《中古繪畫史》（今改名《唐宋繪畫談叢》）。十一月，管莊曹景波與童書業等躲避在樅陽朱家嘴。 ^[7] 

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童書業擬編《桐城文選》。夏，童書業岳父蔣仲翔至安慶，攜童書業妻女同赴四川。童書業與曹景波等返大渡口家中。不久日軍進攻安慶，童書業與曹景波等逃往大龍灣。七月，童書業與三弟柔嘉自大龍灣徒步赴上海，在蕪湖被日軍拘於難民收容所，童書業致書在上海的父親告急，後在他人幫助之下，由蕪湖轉南京至上海。編在樅陽所作詩為《樅川詩錄》。始識楊寬、呂思勉、衞聚賢等人。 ^[7] 

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春，因呂思勉介紹，童書業任光華大學歷史系講師，教中國歷史地理，這是童書業在大學任教之始。童書業與楊寬、沈延國合編《兼明》月刊，因漢奸汪馥泉離間，童書業等人懷疑沈延國為漢奸，脱離兼明社，《兼明》月刊停刊。第二學期童書業又因何某及俞劍華介紹，兼任民立女子中學教員及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國畫系講師（代俞劍華課），教歷史、地理及中國繪畫史。同時，童書業的妻女隨岳父自重慶至上海。童書業重編《古史辨》第七冊，交開明書店。 ^[8] 

民國二十九年（1940年），童書業修訂《中古繪畫史》成。將《古史辨》第七冊校閲工作委託給呂思勉。9月，隨楊寬赴蘇北東台，任韓德勤部所辦文化社研究員。與楊寬、柳樹人編輯文化社出版之《文化週刊》，寫文多篇，創所謂“三合史觀”（以經濟、地理、民族性為歷史重心）。又與楊寬任柳樹人所辦文化中學校董。10月，韓德勤部進攻新四軍，童書業與楊寬、柳樹人率文化社及文化中學教職員、學生等自東台文化社逃難，輾轉至興化，又與楊寬自興化返回上海。為成都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修著《春秋史》（之前顧頡剛自成都任童書業委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名譽研究員，為國學研究所改寫前所著《春秋史講義》為專著）。 ^[8] 

民國三十年（1941年），童書業著《中國山水畫南北分宗説新考》《沒骨花圖考》後發表於《齊魯學報》。暑假前童書業寫成《春秋史》，交開明書店。《古史辨》第七冊出版。在呂思勉等介紹下，童書業結識金勤昌，暑假中由金勤昌介紹為中國國民黨寫“新史學批判”反動著作。暑假後因沈延國介紹，童書業又兼任愛羣女子中學國文教員。不久由金勤昌介紹識吳紹澍、朱雯。編著《中國疆域沿革略》交開明書店。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進入上海租界，童書業辭去各校的任職，由金勤昌介紹至宜興張渚鎮胥井村冷欣所辦念劬中學任教。 ^[8]  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春，童書業自上海赴念劬中學，任國文、歷史、地理、圖畫等課。當時學校的待遇低微，童書業的生活十分貧困，身體也非常弱，神經衰弱漸趨嚴重。此時著《古巴國考》《古燕國辨》後發表於《文史雜誌》。同年冬，因學生及學校當局的無禮，童書業辭職返回安徽。 ^[8] 

民國三十二年（1943年），由金勤昌介紹，童書業自安徽到常州橫林鎮惠林中學任教員，教國文、歷史、地理、公民、讀經、圖畫等課。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暑假，太平洋戰爭結束，惠林中學解散。不久回到上海，由吳紹澍委餘任青年日報館編纂，編抗戰史，不久青年日報館解散，童書業由楊寬委任為上海市立博物館幹事。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上海市立博物館正式復館，楊寬任館長，童書業任歷史部主任。此時童書業強迫觀念症大發，進入正式精神病階段。《中國疆域沿革略》出版。有多篇古器物學範圍的論文完成。同年，童書業為古史辨問題與李季論戰。著《春秋時郢都不在江陵辨》《春秋末吳都江北越都江南考》等文，發表於上海《益世報》之《史學週刊》及《文史雜誌》。《春秋史》出版。開始研究心理學及精神病學。 ^[9] 

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童書業開始研究瓷器，繼續寫古器物學論文。著《談畫》《春秋史論》（未成）。繼續研究心理學及精神病學。為丁山在復旦大學歷史系代課講歷史地理。暑假後由魏建猷介紹兼任無錫國學專修學校上海分校史地組教授，講春秋戰國史。著春秋史論文若干篇，發表於天津《民國日報》之《史地週刊》等報刊。 ^[9] 

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童書業繼續寫古器物學論文，開始研究美學。暑假後，由楊寬介紹兼任光華大學歷史系教授，講歷史地理，這是童書業任大學教授之始。編《文物從考》《舊詩新解》。著《原始廣窯為青瓷説》《近代的廣窯》《康熙御窯作者考》《康熙軟彩瓷器考》《郎窯再考》《年窯考略》《晉邦幕銘口字京自解》《從地理上證石鼓文之年代》《齊侯鍾銘桓武靈公解》等文，發表幹上海《中央日報》博物館所編之《文物週刊》。並開始讀馬列主義新書。 ^[9] 

1949年上半年，童書業繼續在博物館、無錫國專、光華大學任職。改任博物館總務部主任。繼續讀馬列主義書，思想略受影響，開始講辯證唯物論。繼續研究心理學及精神病學。5月，上海解放。暑假後，由楊向奎先生介紹，童書業任青島山東大學歷史系教授，講中國古代史、中國社會發展史、美學，這是童書業任大學專職教授之始。又兼任本校文史研究所研究員。是時，童書業主張春秋以上為原始社會，戰國、秦漢為古代社會（奴隸社會），魏晉至唐中期為封建社會前期，唐中期至鴉片戰爭為封建社會後期。參加山大進步同人所組織之六二學社。 ^[10] 

1950年，童書業讀馬列主義新書及經典著作。聽華崗講社會發展史，為向山大附屬醫院等處傳達。暑假中與孫思白赴北京參加政治課討論會之學習。暑假後擔任馬列主義名著選讀（講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與趙紀彬等合開）中國近古史（與楊向奎等合開）等課。趙儷生來山東大學任教，與童書業交遊甚好。 ^[10] 

1951年3月，山東大學與華東大學合併改組，童書業任歷史系副主任。此時童書業改變中國古史分期看法，主張中國封建社會從西周開始，但氏族制殘餘嚴重。著《中國封建社會的開端及其特徵》《論亞細亞生產方法》發表於《文史哲》。暑假後齊魯大學亦與山東大學合併，童書業擔任中國近代史、五四運動史等課。學習黨史，寫學習黨史後的自我檢討，交代主要歷史問題。發表於《新山大》。 ^[10] 

1952年，童書業在山東大學擔任世界史等課。改變中國古史分期看法，主張夏殷至春秋為原始奴隸制社會，戰國秦漢為發展奴隸制社會，魏晉至唐中期為封建社會前期，唐中期至明中期為封建社會中期，明中期至鴉片戰爭為封建社會後期。著《從古代巴比倫社會形態認識古代東方社會的特性》，發表於《文史哲》。提倡蘇聯斯特魯威、阿甫箕耶夫學派“古代東方社會”學説。1953年，童書業擔任世界古代史等課。接受中國中專門化中中國手工業商業史備課任務。暑假後與張維華等合開中國土地制度史課。開始準備中國手工業商業史課編寫講義。 ^[10] 

1954年，童書業擔任世界古代史課及中國手工業商業史備課工作。當選青島市第一屆人民代表。批判俞平伯及其他胡適派資產階級學術思想。著《中國古史分期問題的討論》，發表於《文史哲》。1955年，童書業完成《中國手工業商業史講義》初稿。批判胡適派及胡風思想。辭歷史系副主任職。學習政治經濟學。寫中國手工業商業史講稿初稿。《古代東方史綱要》由新知識出版社出版。 ^[10] 

1956年，為中學師資訓練班講世界古代中世紀史。改變中國古史及古代東方史分期看法，主張西周春秋為宗法封建制社會，兩河流域蘇美爾時代為奴隸制社會，從巴比倫時代起轉入封建制社會。古代東方為奴隸制與封建制結合之歷史。但仍有奴隸制與封建制社會之區別。著《從租佃制度與隸屬農民的身份探究古巴比倫社會的性質》發表於《歷史研究》。暑假中赴北京參加教學大綱討論會。著《從生產關係適合生產力的規律説到西周春秋的宗法封建制度》發表於《文史哲》。當選青島市第二屆人民代表。 ^[10] 

1957年，童書業繼續在山大任職，擔任世界古代史及先秦文獻與中國古史分期問題課。參加九三學社、擔任九三科學研究委員。寫《與蘇聯專家烏·安·約瑟夫維奇商榷中國古史分期等問題》發表於《文史哲》，著《略論戰國秦漢社會的性質》發表於《新建設》。修訂《清初官窯瓷器史上幾個問題的研究》，發表於《安徽歷史學報》。與劉敦願合作修訂《中古繪畫史》成改名《唐宋繪曲談從》交人民美術出版社。著《論奴隸在巴比倫的地位和待遇》發表於《學術月刊》，著《巴比倫的家族形態》，編《古巴比倫社會制度試探》，交山東人民出版社。修改《李自成死事考異》重發表於《山東大學學報》。與史學通同學合作編著《中國瓷器史論叢》交上海人民出版社。並擔任中國史教研組副主任。暑假後中國史教研組分組，童書業任中國古代史教研組主任。修訂《中國手工業商業史講義》第三四、五篇。與陳雲章合作討論陳先生所寫越南史講稿，併合作寫《越南陳氏王朝得國經過考》初稿。任山東省科學工作委員會委員。赴濟南開會。同年《古巴比倫社會制度試探》出版。 ^[13] 

20世紀50年代初，山東大學歷史系曾有過一個“八馬同槽”的興旺時代，陳同燮、黃雲眉、鄭鶴聲、張維華、王仲犖、趙儷生、童書業、楊向奎八位先生共同執教於山東大學。這不僅為山東大學在史學界贏得了一個重要位置，而且也為山大歷史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1] 

童書業恢復學術研究後，將研究方向又轉向古史、古籍的考辨。1961年開始作《中國美術史札記》，到1965年動筆寫《春秋左傳考證》，1967年下半年寫出《春秋左傳札記》，這樣的著述一直到他逝世前的幾個月。 ^[17] 

1968年1月8日，童書業逝世。童書業先顧頡剛而去，童書業的遺稿《春秋左傳考證》和《春秋左傳札記》由其師顧頡剛訂正、作序並推薦出版。 ^[17] 

研究古史是童書業畢生的主要事業。對古史傳説和西周、春秋史的研究是他在史學上最主要的成就。童書業的古史研究是從古史傳説開始的，這也是他整個史學實踐的起點。他主要研究少康以前的古史傳説，寫作及與顧頡剛合寫了《帝堯陶唐氏名號溯源》《三皇序考》《有仍國考》《禪讓傳説起於墨家考》《墨子姓氏辨》《夏史三論》等一系列頗有影響的論文。這些論著中，史料、史實考訂精到，辨析批駁入理，把古史辨運動推向了最高潮。由他主要編著的《古史辨》第七冊對他這一史學成就作了一個總結，也對發生在20世紀20年代那場持續十餘年、轟動史學界的古史辨運動作了一個總結：“童丕繩（書業）先生這《古史辨》第七冊的結集，乃是這幾年來從事古史學研究者研究夏以前古史傳説的總成績。”顧頡剛也高度評價説：“這一冊的文章討論得最細，內容也最充實，是十餘年來對古史傳説批判的一個大結集。” ^[11] 

在《古史辨》第七冊的自序中，童書業提出了古史“分化演變説”，用上古人物和史蹟在傳説過程中的分化演變來具體説明古史“層累地造成”的經過，對古史辨派的核心理論作了重要的補充和發揮。在多篇文章中他都提到了傳説的分化，如《夏史三論》中有：“太康無誤少康之理，且有仍二女與有虞二姚分明是一傳説的分化。”在日積月累的學術研究中，童書業逐漸將“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觀”與“分化説”融會貫通，綜合成自己的新觀點。“層累地造成的古史”學説是顧頡剛創立的古史辨派的核心理論，童書業加以補充，這是一種積漸造偽的古史觀。因為古史傳説固然一大部分不可信，但是有意造作古史的人究竟不多，關於古史傳説怎樣“層累”起來的，童書業認為這要用分化的演變説去補充它，因為古史傳説愈分化愈多，愈演變愈繁，於是就“層累”起來了。他舉出例子加以論證：春秋以前歷史上最高最古的人物是上帝和禹，到了春秋戰國間，禹之上又出來了堯舜，這堯舜便是上帝的分化演變，並不是隨意假造的。到了戰國時，堯舜之上又出來了黃帝、顓頊、帝嚳等人，這些人又都是堯舜等的分化演變，也並不是隨意偽造的。到了戰國的末年，五帝之上又出來了三皇，這三皇的傳説又都是黃帝等上帝傳説和哲理中的名詞的演變分化，也並不是完全偽造的。大約演化出現愈後的人物，他們的地位也便愈高愈古，這便產生了“層累造成”的現象。所以有了分化説，“累層地造成的古史觀”的真實性便越發顯著。一個世紀過去了，雖然學界對古史辨派有不同的評價，但其主要的論點仍然是站得住腳的。童書業繼承和發揮了顧頡剛的理論，無疑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實·為古史辨派後期中堅。 ^[11] 

童書業所作的《春秋史》源於他20世紀30年代在做顧頡剛助教時為其寫作的春秋史講義。當時講義的內容分為前後兩部分。前部分系統敍述了春秋各國爭霸的歷史進程，後面部分是附編，主要敍述了春秋時代的經濟生活、社會組織、政治、軍事、教育制度、宗教、學術和婚姻等。後來，童書業對春秋史講義作了修改和補充，遂成《春秋史》專著。與講義相比，除了在敍述體例和敍述順序上作了調整外，還增加了內容充實的“西周史略”，且章後附註，從三皇五帝一直考證到西周的滅亡，其中不乏大量獨特見解，在研究先秦史方面極具參考價值。同時在“北方政局的終結”一章裏增加了社會制度和孔子的出現兩章，補充了春秋土地私有制的發展、賦税的橫暴、盜賊的公行、與孔子生平和學術思想評價等內容。《春秋史》有如下幾個特點： ^[12] 

其一，《春秋史》吸取史論派特點，嘗試用經濟史觀解釋歷史。童書業認為經濟是歷史的重心，無論哪種讓會組織，都逃不了被經濟狀況所決定。《春秋史》考察了春秋社會生產力的變化，認為春秋時鐵器應用漸廣，至遲在春秋中期以後，當已有鐵製的農具這種估計與考古發現相符。還用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關係來解釋西周宗法制封建社會的解體。生產力的進步促進了農業和工商業的發展，進而又促使了宗法封建社會的崩潰，這種解釋與當時漸趨流行的唯物史觀相一致，體現了作為考據史家的童書業對史觀派理論的吸收與運用。 ^[12] 

其二，《春秋史》體現了童書業的考史特點史料詳盡、考證嚴密。以該著第一章“西周史略”為例，正文部分佔十四頁，而以更小字號排版的尾註卻佔了四十多頁，從盤古開天的神話傳説考到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史料極為翔實。書中每一個地名下都括有現地名，而且許多觀點作者語氣極為肯定，可以看出這部書是以考據求真的材料為堅實基礎而寫就的。同時，書中又常常有“不敢亂説”、“不敢武斷”、“不能詳細知道了”等等語詞表示自己也沒有把握的説法，可以體現童書業考據之嚴謹。熟諳史籍的呂思勉評論説：“其言古事，多據金石刻辭及《詩》《書》《左》《國》中散見之文，而不用經傳説記諸子之成説。大體以金石刻辭證《春秋經》，以經定傳，以傳正説於《左氏》，取其紀事，而舍其釋經之辭則其法之可言者也。” ^[12] 

其三，《春秋史》著史體例和語言方面也有一定特色。在體例安排上不同於前人，計劃全書分為“正文”“考證”兩部分，正文部分計劃僅十六萬字，考證部分計劃三十萬字。“正文用敍述體，以淺顯為主，除必不得已處，不引原文。考證部分擬仿崔東壁《考信錄》的體例，定名為《春秋考信錄》可作為《考信錄》的續編看，與正文部分可分可合”。 ^[12] 

除了以上特點外，《春秋史》認為春秋時代有四個特點：第一，種族的混合和中華民族的成立；第二，中國疆域的擴大；第三，統一局面的醖釀；第四，社會經濟和學術思想的轉變。因此該書雖然言簡意賅，極吝筆墨，卻能緊緊抓住時代特點，對能説明經濟進步、宗法制解體、爭霸鬥爭、民族融合和文化發展等時代特點的事件濃墨重塗，表達了以下獨特看法：在政治問題上，童書業認為，爭霸鬥爭和宗法制度的解體是春秋時期最重要的政治特點。分析大國爭霸時，他提出晉楚兩國的歷史是一部春秋史的中堅，並把將晉楚爭霸的歷史分成五個階段，認為真正的爭霸歷史只有春秋中期一小段時間，即魯宣公十七年（公元前592年）晉為斷道之盟起，到魯成公十六年前鄢陵之戰止，約20年左右，是晉楚勢利互相消長的時代。這種觀點在當時比較新穎。在民族問題上，童書業認為，中國民族是一個以華夏族為主題的複合體，而且華夏族雖然以夏、商、週三代為核心，然而它們卻又是三個不同的民族。夏商時期“不曾建立嚴密的封建制度，更不曾做建設統一帝國的夢，所以商只是商，夏仍是夏，夷狄也仍是夷狄，他們至多有些政治上羈糜的關係至於種族的同化，一時還談不到”。經過周建立以後幾百年的征服和同化，華夏民族才開始萌芽。“民族的東遷和文化的西漸，正是整個周代的歷史使命”，而“諸夏”和“蠻夷”混合成華夏族的重要時期，是在春秋時代。這些觀點基本符合當今史學界對華夏民族起源的看法。在文化方面，童書業除了敍述西周至春秋時代的宗教、禮儀、鬼神觀念以外，還在原講義基礎上增加了“孔子的出現”一章。他認為，春秋時期人本主義逐漸興起，孔子學説代表了春秋晚期的人本主義思潮。孔子的功勞在於把古代的制度理論化了，使得這種將要僵死的制度得到新生命而繼續維持下去。同時認為這種情況也是由中國的特殊社會背景所造成，並不由於孔子一人的自由意志所決定的。 ^[12] 

童書業解放前的中國繪畫史學研究具體成果主要體現在論文《中國山水畫南北分宗説辯偽》《沒骨花圖考》《中國山水畫南北分宗説新考》和論著《唐宋繪畫史》上。身為實證史家顧頡剛的得意弟子、古史辯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童書業以這一時期關於山水畫南北宗説的辨偽研究即是典型代表。為批判南北宗説，他像研究古史那樣作了若干考證。首先，他將明末“南北宗”説出現之前的畫史古籍蓖梳了一遍，證明明末以前之書上並無“南北宗”説；其次，他將明末書畫家莫是龍等人所提出的禪宗式衣缽相傳的南北宗畫家的畫風與古籍中所記這些畫家的畫格展開比較，證明南北宗區分之不確。而莫是龍等人將浙派與北宗連在一起，貶北宗即貶浙派，實際上揭示了當時畫界所存在的門户之見。此文首次在深入考證歷代畫論著作和大量典籍的基礎上，以專文形式指出流行畫界300年之久的山水畫南北宗之説是明末莫是龍、董其昌等出於宗派目的而偽造的畫史。 ^[19] 

此外，關於花鳥畫研究，童書業也通過一系列的辨偽，修正了一些錯誤的看法。例如除沈括隱約窺破外，畫壇通論徐熙創“沒骨法”，黃筌創“鈎勒法”，而徐熙之孫徐崇嗣繼承乃祖畫法作沒骨畫。童書業亦以大量古籍記載證明此説有悖畫史真實，實際應為黃筌創“沒骨法”，徐熙擅“鈎勒法”，徐崇嗣放棄祖法學沒骨法於黃筌，才得以在以黃家“富貴”畫據統治地位的北宋畫院立住腳。 ^[19] 

新中國成立後，童書業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融入到他的學術研究中。20世紀60年代以後是童書業中國美術史研究新的高峯期，其成果主要有《南畫研究》《中國美術史札記》《談藝隨筆》（繪畫史部分），還有一些繪畫史學研究論文。《南畫研究》為其20世紀60年代初所寫，洋洋幾萬言，進一步深刻全面地闡述了他所創的山水畫南北派説，並分析了南北畫風不同的成因。《中國美術史札記》記錄其研究中國繪畫史、中國瓷器史的研究見解。其中除第一卷為解放前的研究，第二到四卷都是解放後的新見解。在這些專著和論文中體現了他受到馬列理論影響的新特點。 ^[19] 

童書業經濟史領域的研究於1953年展開。1953年以前，他在其他領域的研究中不是不涉及經濟史，也不是完全沒有經濟史方面的論著，但就專門研究而言，應該説自1953年開始。1953年童書業與張維華合開了《中國土地制度史》課程，又接受了《中國手工業商業發展史》的教學任務。從1953年起至1959年止，他完成了中國古代手工業商業的研究課題。由於中國重農抑商、輕視工匠的傳統，使中國古代統治者都不重視手工業和商業。所以，遺留下來的手工業、商業史料不但貧乏，而且零碎。童書業獨力從元朝以前浩瀚的正史、野史、筆記小説中搜尋資料，再充分利用20世紀50年代編纂出版的元朝以後經濟史的資料，系統地考察了中國古代手工業商業發展的歷史，極為艱辛地完成了這部經濟史領域的專史。 ^[26] 

童書業在大量佔有資料的基礎上，經過嚴密的推論，對中國古代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確立了自成體系的觀點，並與他對古史分期問題的觀點相呼應。他認為西周、春秋時代雖有了自由工商業者，但當時社會經濟的水平還比較低，從整個社會發展的總趨勢看，直到戰國時代才出現了農業與手工業的真正分離，實現了第三次社會大分工。在論及明清時代的社會經濟狀況時，他認為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除了需要具備商品經濟的一定發展及市場的擴大等條件外，匠户制度逐步解體，產生日益增多的自由勞動力，這也是非常重要的。他指出匠户制的破壞始於明代中葉以後，完成於清康熙年間，這與通常説的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產生的時期基本一致；但他卻認為直到鴉片戰爭以前，中國並沒出現正式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 ^[26] 

童書業認為其《中國手工業商業發展史》的特點是：“手工業和商業二者互有密切之關係，在本書中看似分敍，其實處處照顧各方面之相互關係，如手工業與商業，商業與交通、城市、貨幣、高利貸等之關係，寫作時並未十分割裂開也。”任何事物都不會孤立地存在和發展。他正是緊緊抓住了事物發展的內在聯繫，力圖客觀地揭示這種內在聯繫及其在相互關聯中發展的規律。雖然他始終以此書缺乏考古資料為憾，但這部專史在中國經濟史研究中的重要價值仍被公認。 ^[26] 

20世紀50年代初，山東大學歷史系曾有過一個“八馬同槽”的興旺時代，其時也，陳同燮、黃雲眉、鄭鶴聲、張維華、王仲犖、趙儷生、童書業、楊向奎八位先生共同執教於山東大學，為一時之盛。這不僅為山東大學在史學界贏得了一個重要位置，而且也為山東大學歷史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而童書業就是這八人中的一顆耀眼的明星。童書業是1949年暑期之後，由楊向奎引薦，從上海來到山東大學任教授的。從1949年一直到童書業去世，在山大教書這段時間可以説是童書業一生中較穩定的時期，事實上童書業一些彪炳千古的著作也是在這段時間內寫成的。 ^[21] 

童書業曾説過自己有一種三嚴精神。一、嚴格對待承諾。決不輕易做出承諾，一旦許下諾言就務必兑現，決不允許有任何例外或個別情況發生；二、嚴格的讀書計劃和遵守時間。當天的事當天做完，風雨無阻，日以繼夜，決不允許拖到第二天。童書業無論是上課或開會是絕對不會有遲到早退等事發生的。三、童書業嚴格遵守上課時間，杜絕壓堂現象。童書業上課從不帶筆記講義等東西，都是徒手而來，即席發揮，但又邏輯縝密，有條不紊。更為奇特之處，每當他講完一個大段落，宣佈這堂課結束時，下課的鐘聲也總是同時或在一兩分鐘內響起。其時間之準確，令人為之咋舌。能夠做到這一點，一方面是因為童書業有驚人的記憶力，因此他對授課內容的把握駕輕就熟。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他極其艱苦認真的備課。據韓連琪教授講，童書業在上課前數日不僅要寫出高水平的講稿，而且在臨近上課前的夜晚，還要像藝人演戲彩排一樣，對着鐘錶完全按講稿預講一次，以便準確掌握好講授進度、節奏及每節課所能定下的段限，避免前緊後松或前松後緊，以至壓堂等現象發生。由此可見，童書業的備課已到了嚴謹到不容一絲紕漏的地步。 ^[22] 

由於他對許多史料都能隨口道來，因此在寫作過程中他不查書，但在寫完之後，他總是對其引注等重新核對一遍，即使是他的論着修訂或再版時，他也總是重新核實校對一遍，以免謬種流傳，這種治學嚴謹、認真負責的態度貫穿了童書業的整個學術生涯。 ^[22] 

1945年，在上海博物館工作的楊寬聘童為上海博物館歷史部主任。但博物館工作並不是童書業的長處，而就是在這段時間裏，童書業利用在博物館中常接觸古畫和瓷器的有利條件，對古代繪畫和瓷器進行了深入的研究，逐漸發現了繪畫史和瓷器史上一些模糊的地方，憑着他深厚的古文化功底，他進行了縝密的考證，將一些不正確的傳統説法改正過來，寫出了諸如《中國山水畫南北分宗説新考》《沒骨花圖考》《唐宋繪畫談叢》《中國瓷器史論叢》等一些倍受專業人士讚譽的論着，成為學術界的美談。 ^[21] 

童書業有着驚人的理解分析能力，他能在一些常人熟視無睹的細枝末節上發現問題，並迅速理出頭緒，得出自己的結論。關於這方面的才能，可以在一件小事上得到佐證。在抗戰期間，童書業的生活遇到很多困難，於是他在閒暇之餘研究物價，他發現物價波動主要受幾種主要貨物的影響，隨着這幾種貨物價格的升降而調整。於是他就畫了一個物價波動的曲線。當地商人聞知此事，就向先生請教何時何地該進何貨，先生一一指點，屢試不爽。由此可見先生的洞察和分析能力到了何等驚人的地步。 ^[21] 

童書業過目成誦的本領是眾所周知的，很多人曾對此作過測試，隨意的翻出《尚書》中的一頁，任意的讀一句，他馬上可以接着背誦下去。在童書業四十多歲時，對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及國家的起源》都能大段大段的背誦，令人歎為觀止。有次華崗校長為全校師生作社會發展史的報告，會後討論時，老師們對報告內容的細節發生爭論，意見相左，於是請童書業來評判。他就將華崗校長的報告完整的複述了下來。醫學院的師生要求補聽報告時，學校便請童書業代為傳達。據説傳達時不但一字不漏，而且華崗校長講到什麼地方咳一聲，他也跟着咳一聲，其記憶力之強健，真是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當時曾流傳着這樣幾句歌謠，可見一斑：“腰痠背斜肌膚瘦，長夜攻讀至白晝。問君何苦自折磨？矢志十年趕上童教授。” ^[21] 

童書業在現實生活中常常記不住別人的姓名，忘記回家的路，童書業在青島期間，有時晚上會外出看戲，但卻經常辨不清路向。一次晚間從戲院出來迷了路，只得到附近派出所問路。派出所的民警不相信眼前這位不修邊幅的瘦弱者竟是山東大學的教授，於是打電話到山大值班室，最後還是學校派車將他接回。還有一天晚上，童書業闖進學生宿舍，指着自己説，“我叫童書業，是歷史系的副主任，要回家認不得路了，請誰送我回去？”最後由歷史系學生孫達人恭恭敬敬送他回府。 ^[21] 

童書業在課堂上可以極其準確的掌握時間，但在其他場合下卻常常徹底忘記時間。曾有一件這樣的事，一次童書業在校圖書館看書時，完全忘了下班的時間，等他看完書時，已經過了下班時間一個多小時了。當人們發現圖書館書庫窗口有個瘦老頭大聲喊叫，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情，於是紛紛圍上前觀看打聽，一時鬧得沸沸揚揚。 ^[21] 

童書業1949年任山東大學歷史系教授後，一時研究碩果累累，引人注目，成為新史學界的新星。然而，在解放後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童書業九次自我批判都沒能通過，為求解脱他寫了《〈古史辨派〉的階級本質》，與老師顧頡剛劃清界限。顧頡剛的另一高足楊向奎此時也發表文章對“古史辨派”的學術思想進行批判。童楊之舉對顧的傷害之深，難以估量。但經過一段時間之後，顧頡剛的創傷就彌合了。1954年5月，顧頡剛的另一個學生王樹民來信，談到童楊文章，為他鳴不平。顧頡剛在覆信時十分肯定地説：“此是渠等應付思想改造時之自我批判耳，以彼輩與《古史辨》之關係太深，故不得不作過情之打擊。”表現了為師者的大度、寬容和理解。 ^[29] 

繼之，在對胡適的大規模批判運動中，童書業不得不再一次走上了對“古史辨”進行“過情之打擊”以實現自我超度的道路。 ^[23]  但一系列的變故並沒有割斷他們的師生情。童書業恢復學術研究後，將研究方向又轉向古史、古籍的考辨。首先於1961年開始作《中國美術史札記》，到1965年動筆寫《春秋左傳考證》，1967年下半年寫出《春秋左傳札記》，這樣的著述一直到他逝世前的幾個月。這就揭出了這樣一個事實：儘管從1951年起童書業開始從精神上告別顧頡剛，告別“古史辨派”，甚至批判“古史辨派”，試圖進入主流史學中去，但自1961年寫《中國美術史札記》始，童書業終於又返回到顧頡剛這邊來了。這期間，顧頡剛、童書業之間的學術交往肯定不少，但惜無資料可供憑藉。但從僅存的《顧頡剛年譜》中的零星資料和一封珍貴書信中可以窺出顧頡剛、童書業之間學術上相依為命的殷殷情誼。 ^[29] 

1963年末，顧頡剛病重手術前寫給童書業的信中説：“……承告五事，具見爬梳抉剔史料之功力，無任欽服。有您這般的功夫和識力，經與子打通，春秋史與戰國史打通，發見前人所想象不到的問題。真是出人意外，入人意中。將來您的《春秋左傳考正》成書，將發出永久的光輝。……（我）四十年來，能安定治學者殆無幾時。倘使病不能愈，真當銜恨入地。平生積稿，只有賴諸位至交為作整理。您為最知我者，所負之責任亦最重也。”顧頡剛手術前的這封信，實帶有臨終遺言之性質，許童書業“為最知我者”，可以説以前一切不愉快至此已經一掃而空。 ^[29] 

沒想到，童書業竟先顧頡剛而去了。童書業的遺稿《春秋左傳考證》和《春秋左傳札記》竟是由其恩師訂正、作序並推薦出版的。 ^[29] 

2008年12月28日，由山東大學與中華書局聯合舉辦的著名史學家童書業百年誕辰紀念大會暨《童書業著作集》出版座談會在山東大學新校邵館舉行，紀念童書業誕辰100週年圖片展覽同時展出。會上，陳炎，山東大學校友、廣西師範大學教授錢宗範，童書業先生女兒、浙江大學教授童教英分別講話；山東大學老教授代表路遙、學生代表熊長博，中華書局李解民編審分別發言。會後，與會人員參觀了紀念童書業先生誕辰100週年圖片展覽。來自北京、上海、浙江、廣西、山東等地的學界代表和山東大學師生代表300多人蔘加了會議。 ^[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