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德生

戴德生出生在英國約克郡。他尚在母腹時，父母已將小孩奉獻給主。做嬰孩時，父親天天抱着他，跪着向　神禱告，小孩稍長，父母教他每日讀經禱告，戴德生會每日早餐前與黃昏時，走入自己房間去單獨親近神，發覺這是快樂的秘訣。德生自幼就常聽父親和愛主的朋友講論海外佈道，尤其是當時四萬萬人民的中國之需要，父親感嘆地説：“我們為什麼不派傳道人到中國去？這麼多的民眾，精明強幹博學的民族該成為我注意的目標啊！”全家屢讀巴彼得的書《中國》。此事深深印在小德生的心裏，也就在彼時，他立志要來中國傳道。

十七歲時，戴德生清楚得救。他渴慕追求主，要報答主的大恩。在一次禱告中，一種莊嚴深刻的感覺終於臨到，他知道他的奉獻已蒙悦納，神的同在極其真切，他俯伏在地，心中充滿對神無限的畏懼，又感到無限的喜樂。同年，他裏面清楚　神的呼召，忍痛捨棄愛情，堅決到中國去傳道。

在1849-1853年間積極準備自己去中國，除了學中文以外，還學醫學，不斷運動去鍛鍊身體，以求可以適應中國的艱苦環境。此外，他每日鍛鍊自己過簡樸的生活，放棄一切享受，以神為樂，更多信靠主。為了來中國，戴德生不惜放棄了那位不願和他同來中國的未婚妻。1854年加入倫敦的中國佈道會（The China Evangelisation Society，C.E.S）到中國當宣教士。22歲那年，他終於抵達了上海。沒有人接船，沒有人領路，孤單一人開始了他在中國的傳道工作，數十年如一日。神賜他一位好同工，就是美國奮興佈道家賓威廉。神亦賜他一位好妻子，是一個能幹、愛主、志同道合的伴侶。戴德生在中國為主工作直到七十三歲（1905）高齡時，才息勞歸主。那一年，由上海至倫敦，都為他舉行了大規模的追思會，可見他是如何深受眾人的尊重。

戴德生一生對神絕對順服，在最危難時仍不失信心。1859年，亦即他在中國佈道的第七年，派克醫生因要事回英國，將寧波的醫院和門診轉交給戴德生。戴德生經過懇切禱告，清楚　神的旨意，那工作不是派克的，乃是　神的，所以就憑着信心，挑起重任，醫院裏充滿了病人，門診很擁擠，面對此局面，戴德生之苦不言而喻，派克留下的經費只夠一月的開支，戴德生有限的款項也快用完，可是接濟始終不來。終於，他們開了最後一袋米，並且消耗得很快。戴德生鎮定而滿有信心地説：“主幫助我們的時候近了。”全院職工病人均拭目以待。果然，米未用完之前，一封信到了，裏面附着一張五十英鎊的支票。贈款的柏迦氏遠在倫敦，一點也不知道醫院瀕臨斷炊，神感動他，將錢及時供應醫院。

戴德生對神信心之大，正如他言：“既抓住他的信實，我們就可以進入中國內地各省；抓住他的信實，我們就能面對各種困難與危險，而操必勝的信心....作成神的工。”1876年九月，準備進入中國內地未聞福音之九省，幾乎是不可能，然而，戴德生卻帶八名宣教士復去中國，拓展內地工作。當時中英關係緊張，許多人勸他作罷。有人説：“恐怕你一到中國，就要回來。至於派人到遙遠省份，更是談不到。”戴德生順服　神的感動，照原計劃搭船往中國。尚在途中，李鴻章和英國駐華大使在煙台簽訂條約，準英國僑民在中國境內任何地方旅行或居住。“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戴德生因着信，早知神必為他們打開福音方便之門。

戴德生對神的愛亦體現在他對中國失喪靈魂之愛上。他初來華時，常遭地痞流氓之欺凌，他被欺壓，在受苦的時候卻不開口。別人都有枕頭的地方，但是戴德生遊行佈道，遭人歧視拒絕，甚至不得不夜宿街頭廟前。為要方便傳福音，他不願別人之誤會和輕視，毅然改着中裝染髮蓄長辮。一八六六年，揚州的紳士反對西人住在本城，他們誣陷戴德生及其同工，鼓動一羣地痞流氓鬧事。暴徒衝入他們的住處動武，李德教士為救戴夫人，眼被一塊磚擊傷，戴夫人從二樓跳下，摔傷腳，流很多血，女秘書跳樓時傷了左臂。他們的東西幾乎被搶光。戴氏去請來官兵，暴徒才離開，但官兵一走，暴徒又至，如此幾番，受盡煎熬。事過後，戴德生和大家滿心感謝，因為被算是配為主耶穌的名受辱。一點無報復之心，也不要求賠償，只盼望早日再回揚州傳福音。哪怕性命受威脅，都不能動搖他向中國人傳福音的心志。

確實，他把生命也為中國舍了，他的子女中，有二男二女在中國夭折，他的愛妻亦病死於中國。他並不是不愛惜幼嫩的子女，他並不是忍心讓愛妻積勞成疾，乃是他的心為內地無數未得救的靈魂所焚燒。

基於這焚燒的愛，戴德生創辦了中國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內地會並不在基督之名已被傳開之沿海城市傳福音，而要深入內地，叫沒有聽見的人得知神的救恩。在經濟上，戴氏堅持不求助基金，不向人募捐。他説：“出來遵行神的命令，做神的工作，仰賴　神的供應。你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加給你們了。”他的信心是大的，神給內地會的祝福更大。戴氏第一次從英國回中國時，帶來22位男女宣教士同工。不到九年，內地會已在中國設立了50個教會，訓練了不少中國同工。到他離世的一年，內地會宣教士已增至828名，散佈中國十八個省份，北至蒙古，西至西域，西南至雲南。信而受浸者達2500人。由於戴德生在各國的演講，美國、德國、瑞典、挪威、瑞士、芬蘭、意大利等國均有宣教士響應及加入。戴德生給內地會；帶來極大的祝福，一粒麥子落在地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內地會宣教士繼承戴氏遺風，多不畏艱難，工作深入窮鄉僻壤，給中國教會帶來莫大的祝福，傳道者數以萬計。戴德生以他犧牲的愛，為中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對神的信心和對中國教會的卓越貢獻，永垂教會史冊，為後代信徒之表帥。他的一生證實了他的名言，“假使我有千磅英金，中國可以全數支取。假使我有千條性命，決不留下一條不給中國。”

戴德生（Hudson Taylor）於1832年5月21日出生於一個基督徒世家，其曾祖父名叫戴雅各（James Taylor），原居住在英格蘭南約克郡的洛士頓（Royston, South York）。在他結婚之日早晨，聖經中的一句話：“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約書亞記24:15）進入他的內心，使他大受感動，生命得到重生。從此後，這句話就成為戴家與神之間所立的約，世世代代一直守約到如今。

戴雅各夫婦婚後，移居到邦士立（Barnsley），成為戴家世居之地。不久，戴雅各成為邦士立循道宗教會的傳道。1786年，83歲的約翰衞斯理到邦士立佈道時，就住在戴雅各家。五年後，戴雅各帶領當地信徒，在附近針疊山（Rinfold Hill）上建立了循道宗禮拜堂。

戴德生的祖父戴約翰（John Taylor）是長子，父親去世後即擔負起家庭重任，以紡織為業，養家餬口。戴德生的父親戴雅各（James Taylor）年輕時開始學醫，19歲時即擔任循道宗教會的傳道。24歲學成後回鄉開設藥房。1831年與賀雅美（Amelia Hudson）結婚。婚後，兩人在信仰上共同追求，並讀過一些關於中國的書，包括賀爾艦長（Captain Basil Hall）所寫的《遊記》（Narrative of a Voyage），由此便產生出向中國人傳福音的願望。他們在禱告中許願：如果神賜他們一個兒子，願將他獻上為神使用。結果神遂其所願，賜給他們兒子戴德生。從孩提到年少，父母對戴德生的成長影響很大，戴德生後來追述説：“就我自己和我對神所委身的工作而言，我對我的雙親有着不可言喻的感激之情。如今，他們都已進入安息，然而，他們對我的影響卻永不磨滅”。

母親賀雅美於1881年出生在一個牧師家庭，16歲時即外出擔任家教。同戴雅各結婚後次年，即生戴德生。其後又生二男二女，惜兩個男孩先後夭折，只有兩個女兒存活下來。母親敬虔的榜樣，為戴德生和兩個妹妹打下了良好的屬靈根基。

戴德生年少時，就時常跟隨父親到附近鄉間傳道，從而使其對窮人富於同情心。父親還常常帶領家人一起閲讀巴彼得（Peter Parley）所著《中國和中國人》（China and Chinese）一書，其優美的文字和插圖深得孩子們喜愛，故戴德生自年少時起就立志長大後到中國去傳福音。 ^[1] 

戴德生年少時也曾經歷不信與反叛，為此，母親和大妹賀美（Amelia Hudson Taylor）常為他迫切禱告，甚至賀美立志每日三次為哥哥禱告，直到他得救為止。1849年6月的一天，母親到五十哩外的巴頓（Barton-on-Humber）拜訪自己的妹妹Mrs. Mary Hudson。午後，她為戴德生得救的事懇切禱告，並決意除非蒙神應允，絕不停止禱告。數小時後，母親內心得到平安，禁不住讚美神。同一時刻，剛滿17歲的戴德生正在家中書房讀一福音單張，被“基督所成就的救贖之工”一文所感動，日後他説：“聖靈的光照入我心中，使我豁然開朗，明白再無可作的了，只有跪下接受衪的救恩，不住的讚美衪”。又説：“兩週後母親回來了，我告訴她，我有好消息報告給她，她説她已知道，並已高興了兩週，因為神已經告訴了她”。

重生得救後的戴德生，內心充滿了極大的喜樂，並急迫地要將一切奉獻給神。多年後他回憶説:“我清楚記得，我是何等地喜樂！我將我的愛傾倒在神面前，一再向他表明，我對衪的感激之情。當我無望之時，他已為我作成一切。我求他讓我為衪作一些事，以表明我的愛與感激；一些舍已的事，無論多麼艱難、多麼渺小的事，只要能得衪的歡心。我清楚記得，當我將自己毫無保留奉獻在祭壇上時，一種神聖莊嚴的感覺，深深地臨到我，我確知衪已悦納了我的奉獻。神的同在，成了不可言喻的真實與祝福。我深深記得，當我俯伏跪在衪面前時，那不能言説的敬畏與喜樂充滿了我。我雖不知衪要我作什麼，我卻深深知道，我已不再屬於自已，這感覺直到如今不能磨滅”。

這一重生得救的經歷，成為戴德生一生的轉捩點。1849年9月，大妹賀美開始到寄宿學校讀書。同年12月的一個夜晚，戴德生寫信給賀美，説他極其渴慕過聖潔生活。當夜，他在神面前表明心願：無論神把他領往何處，無論遭遇什麼事情，他都願意為主擺上。日後他回憶説:“我永遠不能忘記，我在全能神面前與衪立約，我幾乎要退縮，但已是不能，……從那時候起，我深信我已蒙召到中國，直到如今，這信念不曾離開我”。從那時起，他聽到主的聲音對他説：“你為我到中國去”；也是從那時起，他開始為中國而活。他母親説:“從那一時刻開始，他的決心已定。他的追求、他的學習，無一不以此為目標；也不論遭遇任何困難，他的志向總不動搖”。

從立志獻身之日起，戴德生將自己所有的舒適用品送給別人，以度簡樸生活；加大運動量，以鍛鍊身體；外出佈道，慰問病人，以操練愛心。當他讀過宣教士麥都思（W. H. Medhurst）所寫的《中國：現況與展望》（China: Its State and Prospect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pread of the Gospel）之後，得知醫藥對中國宣教的重要性，於是決定學醫。19歲時，戴德生離家到赫爾（Hull），從師於哈迪醫生（Dr. Robert Hardey），同時學習度一種簡單、刻苦的生活。母親為其健康擔憂，他回信説：“每年一千二百萬中國人去世，沒有神，沒有希望。…… 我們豈可置之不理？……我覺得若不替中國作一點事，就不能活下去”。一年多後，戴德生轉到倫敦醫學院，專攻外科。一次，在解剖屍體時，戴德生不慎感染猩紅熱，醫生判定他必死無疑。他後來作見證説: “我起先覺得憂愁，因為不能到中國去；一會兒又覺得我在中國有工作，不會死的。我向不信主的教授作見證説，我歡喜離世見我的主，可是因為我有使命在中國，無論病況如何嚴重，我必能脱險”。結果正如他所相信的，竟至痊癒。

促使戴德生遠赴中國宣教的另一推手是德國宣教士郭實臘（Karl Frederich August Gutzlaff, 1803-1851）。郭氏原為“荷蘭宣道會”（Netherlands Missionary Society）所差派，到爪哇宣教，不久他脱離該差會而獨立。1831-1835年，當中國仍門户緊閉時，郭實臘穿華服，操華語、七度遊歷中國沿海各省，派發數十萬福音單張和聖經小冊。1844年他創立“漢會”（Chinese Christian Union），專門僱用華人深入內地散發福音單張及書冊。同時他為歐美各種報刊撰文，介紹中國，鼓動宣教，從而在歐美掀起來華宣教浪潮。1850年，郭實臘返歐期間，於倫敦創辦併發行了《海外佈道雜誌》（The Gleaner in the Missionary Field），戴德生從始至終都是這一雜誌的忠實讀者，並深受激勵。1852年5月“中國傳道會”（The 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成立。1853年9月19日，戴德生成為該會所差派的第一位宣教士。日後，當戴德生創立“中國內地會”時，他曾如此説：“郭實臘乃中國內地會之祖”。 ^[1] 

1853年9月，戴德生接受“中國傳道會”的差派，準備啓程前往中國宣教。為此他不得不與未婚妻韋瑪莉（Marianne Vaughan）解除婚約，因為瑪莉的父親不願意把女兒遠嫁到中國去。9月19日，戴德生在利物浦碼頭登上“敦費士號”（Dumfries）輪船，啓程前往上海，母親前來為兒子送行。多年後，戴德生憶述當天的情景：“我永遠不能忘記，那從母親內心絞出來的哭聲，像刀刺透我。直到那時，我才完全明白：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我們的意義之重大”。母親日後也回憶説：“戴德生看見我的痛苦，特地跳上岸來安慰我，説：‘親愛的母親，不要哭，這只是一個短短的分別，很快我們就會再相見的。想一想，我離開您，不為名、不為利，乃為一個榮耀的目標——引領中國人認識耶穌’”。

經過156天的海上航行，“敦費士號”終於在1854年3月1日抵達吳淞口。戴德生登岸後，暫時住在倫敦會雒魏林醫師（Dr. William Lockhart）家中。半年後，他才在北門外租到房子，開始宣教工作。但僅三個月，租屋就被炮彈炸燬。當時正逢“小刀會”起義軍佔據上海，與清軍對峙。戴德生身處戰火之中，不但生活艱苦，生命也時常受到威脅。1854年10月19日凌晨，他在睡夢中被火光驚醒。黑暗中，他迅速穿好衣服，禱告祈求神的護佑。當他爬上屋頂察看時，眼見火藉風勢，就要燒到他所住的木屋。在這危急時刻，天竟下起雨來，這才使他倖免於難。日後戴德生回憶這段艱難的歲月時説:“(那時我)寒冷、飢餓、在危險的黑夜守望無眠、甚至感到完全孤立無助。……但有什麼比這樣的環境，更能顯出神話語的甘甜、神同在的真實，以及神幫助的可貴呢？事實上，這正是我倒空自己，學習謙卑的時候。經歷這些，不是叫我蒙羞，乃叫我信心更加堅定，在他帶領之下，勇往直前，並經歷衪應許的可靠……”。

1854年11月，“中國傳道會”差派巴格爾醫師（Dr. William Parker）夫婦到上海與戴德生同工。在1854-1857年間，戴德生以上海為基地，曾18次到江浙兩省旅行佈道。在其第八次，臨去杭州灣宣教之前，為便於接近中國人，他特地叫理髮師為他剃髮染髮、編辮子，並穿上華服。不出所料，這次佈道效果果然明顯。在他給妹妹的信中，談到這次剃髮、梳辮的經歷：“生平第一次剃光頭是件痛苦的事，尤其是皮膚容易長痱子的人，……染髮五六個小時，……到梳頭之時，痛苦達於極點。……就因為受苦，才顯出這條辮子的可貴”。

戴德生也曾與賓惠廉牧師（Rev. William Burns）同工，到江浙及廣東汕頭佈道。他尊賓惠廉為其屬靈的父親；賓惠廉也受他影響，改穿中國服裝，二人成為莫逆之交。

1856年10月，戴德生離開上海前往寧波，與那裏的“中國傳道會”宣教士祝恩賜（John Jones）同住、同工，和他一起學習過“信心生活”，二人在基督裏結為至交。不久，戴德生因與差會在某些理念和原則上發生分歧，又得知差會出現赤字，遂於1857年5月，脱離“中國傳道會”，開始獨立傳道。其樓下會堂兩側懸掛着兩幅對聯：“耶和華以勒”（耶和華必為我們預備），“以便以設耳”（到如今耶和華都幫助我們），表達出他們憑信心宣教的理念。

在寧波宣教期間，戴德生遇到了女宣教士瑪麗亞（Maria Dyer），並與之相愛。瑪麗亞於1853年到寧波，在艾迪綏女士（Mary Ann Aldersey）創辦的教會女校中任教。她的父親台約爾（Samuel Dyer），也是一位早期的來華宣教士。他改良了中文活字，提高印刷效率。1843年病逝於澳門，葬於馬禮遜墓旁。1858年1月20日，21歲的瑪麗亞與身穿中國式長袍，腦後垂着一條長辮子的戴德生，在寧波英國領事館內舉行婚禮。婚後，二人同心在寧波繼續宣教工作。次年7月，長子戴存恩（Grace Dyer Taylor）降生。同年8月，巴格爾醫生返回英國，戴德生接替他掌管寧波醫院。他憑着信心，和八個當地教會的中國基督徒，一同服事病人，一同經歷神的信實。1859年底，共有六百多人門診，六十多人入院，其中多人因聽信福音而接受基督。

長期勞累使戴德生的身體大受虧損。1859年底，他因氣管炎導致呼吸困難而住進醫院。1860年新年，他在病榻上度過。2月14日他寫信給父母，請求他們在循道會中發出呼籲，盼望能有五位青年基督徒，獻身前來中國宣教。他寫道：“希望父親同意我這一點願望，……此地人民不斷沉淪，神卻不斷祝福我們的工作，只是我們已經筋疲力盡，需要人來幫忙。……父親啊！您既已奉獻了您的兒子，請您再奉獻您的影響力！”同一天，他也寫信給新婚的妹妹和妹夫，就是在這封信中，記下了戴德生的一段名言：“假使我有千鎊英金，中國可以全數支取；假使我有千條性命，決不留下一條不給中國。不，不是中國，乃是基督。這樣的救主，我們為衪所作的，會嫌太多嗎?” ^[1] 

1860年7月19日，戴德生和瑪麗亞帶着未滿週歲的小存恩，搭乘“禧年號”輪船從上海啓程回英國。同行的還有寧波教會的王來君弟兄，負責在航程中照顧身心俱疲的戴德生。到英國後，還要協助戴德生翻譯聖經。當他們抵達倫敦後，戴德生立即着手洽談印刷寧波語新約聖經、讚美詩及福音單張等事宜。三週後才踏上返鄉之路，探望闊別七年之久的父母。

1861年1月，經倫敦醫院克拉克醫師（Dr. Andrew Clark）診斷，戴德生的肝臟、消化系統和神經系統都已嚴重受損，必須留在英國休養，幾年內不得出國遠行。因此，戴德生只好遵醫囑留在英國有四年半的時光。但他一點都沒有閒着，這段時期反成為他重新得力，重整旗鼓的時期。在此期間，戴德生成就了數件大事：（1）1862年，順利通過考試，取得英國皇家外科學院會員資格，成為合格的外科醫生。同年秋天，又取得皇家外科學院助產資格證書，成為合格的產科醫生。（2）1861年5月，完成寧波語《讚美詩集》，1863年10月，與高富牧師（Frederick F. Gough）合作，在王來君的協助下，翻譯、修訂羅馬拼音版“寧波語新約聖經”。（3）如其禱告所求，於1862-1865年間，先後有五位宣教士奉差去寧波宣教，他們是宓道生夫婦（James & Martha Meadows，僅一年後宓夫人因霍亂死於寧波），樂曼小姐（Miss Jean Notman），白克敵（Stephan Paul Barchet），江郎筆（George Crombie）與未婚妻施金娜（Anne Skinner）。

但最重要的莫過於“中國內地會”的創立，此舉可説是戴德生人生的里程碑。從1864年底開始，戴德生和瑪麗亞花了半年多時間，完成《中國：屬靈的需要與託付》（China：Its Spiritual Need and Claims）一書的寫作。但就在此時，他發現英國各差會在華宣教士數目卻由115人減至91人，而且全部集中在中國沿海五口城市中，無一人在中國內地宣教。看到這種情況，一想到在中國每月都有百萬人死亡，卻無機會聽信福音，以致靈魂不得拯救，便憂心如焚，徹夜難眠。1865年6月下旬，戴德生到柏萊頓海濱（Brighton Beach）度假。6月25日，在參加一次福音聚會之後，他獨自到柏萊頓海邊沙灘上散步，再次想到中國那千百萬失喪的靈魂，心靈痛苦至極。後來，神的安慰與啓示臨到他，使他內心得到空前的釋放，以至於他完全降服於神，並懇求神為他預備24位宣教士，與他共赴中國，為擴展神的國而爭戰。從柏萊頓海濱回倫敦後，戴德生以“中國內地會”之名在銀行開了個户頭，存入十磅英金，“中國內地會”於焉成立。接着，戴德生到英國各地傳遞“中國內地會”之異象。在1865年9月第三屆“蘇格蘭基督徒靈脩大會”（Scotland Christian Convention），他引用箴言24：11-12：“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人將被殺，你須攔阻”，與會眾分享信息。1865年10月25日，戴德生的《中國:屬靈的需要與託付》出版，並在第二屆“密爾美靈脩大會”（Mildmay Conference）上分發，引起很大回響。1866年3月12日，第一期《不定期報》（Occasional Paper）創刊，報導內地會消息。直到1866年5月26日“蘭茂密爾團體”啓程之前，戴德生仍到各處傳遞異象。

1865年10月，戴德生差派差範約翰夫婦（John & Ann Stevenson）與曹雅直（George Stott）前往中國，會同先前所差往寧波的5位，共計有8位，成為中國內地會的先驅。1866年5月26日，戴德生夫婦攜四個孩子，與16位宣教士啓程前往中國，史稱“蘭茂密爾團體”（Lammermuir Party）。 ^[1] 

一、內地會是一個沒有宗派的宣教團體，所以他是沒有限制和屬於任何宗派的，只要是信仰純正的基督徒，有宣教的負擔，條件合適的人都可以加入內地會。

二、目標是將福音儘快傳遍中國，每進入一省即建傳教站，然後向四周府縣擴展。

三、注重適應中國當地的文化和社會習俗，傳教士要學習在生活、語言、起居和衣着上儘量中國化，與中國人打成一片。

四、 傳教不借政治勢力而憑愛心，在教難中（“揚州教案”和“義和團運動”）不要求英政府庇護，更拒絕人命賠償。情願用無價的生命來見證基督的愛和寬容。

五、 着重宣教的心志多於其教育程度。內地會認為教育程度並不重要，只要在宣教心志上和其他方面符合做傳教士的條件，內地會是會接納的。但其中也有許多是受過高等教育，如︰“劍橋七傑”--著名的七位劍橋大學畢業生，便是內地會的傳教士。

六、在經濟上完全憑信心仰望神︰戴德生認為神的僕人當憑信心生活，不借貸、不募捐、完全仰賴神的供給。內地會每個月都等候神親自感動弟兄姊妹奉獻，每個月把收到的平分給傳教士，這些就是傳教士的工資。因此，內地會的傳教士，每個月薪金都是不固定的，但他們都有堅定的信心，並能捱苦。

七、宣教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傳福音，救靈魂。其他以文字、教育、醫療等方式去影響中國，均屬次要。從1866年至1905年，這卅九年中，因內地會的福音工作而信主的人數有兩萬，而且都是很認真的信徒，這實在是一個很好的成績。所以回顧歷史，內地會對中國教會的影響是深遠的。

一、 環境的有利條件：戴德生在中國傳教的四十年，中國是比較安定的。因着條約的簽定，宣教士在中國可以自由出入內地一些省份，中國人在那時也有信仰的自由。

二、 戴德生的恩賜：戴德生是一位很有組織能力和行政領導恩賜的人，二十年來，戴德生承擔了內地會的領導工作。直到1885年，內地會組織擴大後，才從宣教士中選出十位資歷深厚的宣教士，負起領導的工作責任。這都是戴德生有遠見和有智慧的地方。

三、 戴德生單純的信心：戴德生體質虛弱，他知道不能靠自己的能力，於是驅使他單純去依靠神。戴德生不但在環境條件好時去仰望神，即使環境條件惡劣。例如天津教案和楊州教案，以及1895年發生的義和團事件，戴德生同樣以單純的信心去仰望神。義和團事件時，共有58個內地會宣教士被殺，他們真正做到了“為主而活，為主而死”。

中國內地會在華事工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

戴德生率“蘭茂密爾團體”於1866年9月30日抵達上海後，稍事安頓即前往杭州開拓新的宣教基地與工場。11月，他們搬入杭州市新街弄一號，內設禮拜堂、診所、藥房、辦公室和印刷室等。從一開始他們就入鄉隨俗，身着中國服裝，男束髮辮。雖然因此曾被人嘲笑為“豬尾巴宣道會”，他們仍堅持如此行，盡力與中國百姓認同。

在杭州教會發展的同時，曹雅直於1867年12月奉派去温州宣教。由於他只有一條腿，當地人以“獨腳番人”稱他，但他憑着對神的信心，以及對人的愛心，把福音帶給當地人。1868年他為一位名叫葉鍾傑的鞋匠施洗，使之成為温州第一個基督徒。同年，他興辦一所男校——崇真小學。1870年結婚後，其夫人又興辦一所女校——育德女學。1880年，他們又創辦一所西醫院，此乃温州最早的西醫院。藉着學校和醫院，使福音逐漸廣傳於温州。到1889年曹雅直去世時，福音已在温州紮下根來。

1868-1871年間，戴德生來往奔波於鎮江與揚州之間，此期間發生了一連串令戴德生刻骨銘心的大事，先是揚州教案；接踵而來的是三個年幼兒女以及愛妻瑪麗亞之死。

揚州教案起因於法國宣教士金緘三（Joseph Seckinger）所開設的育嬰堂。1868年育嬰堂內有數十名幼兒相繼夭亡，導致謠言滿城流傳，激起民眾反教浪潮，殃及內地會宣教站。8月23日，大批民眾衝入內地會教會，焚屋劫財，造成李愛恩（Henry Reid）、路惠理（William Rudland）、白愛妹（Emily Blatchley）、瑪麗亞四人受傷。當時瑪麗亞已懷孕六個月，急難中跳樓求生，失血甚多。事發之時，戴德生不求助於英國領事，反求助於揚州官府，騷亂方得平息。亂後，兩江總督曾國藩負責承辦此一教案，調查結果曰：“…… 嬰孩死傷雖多，並無挖眼挖心之弊，是醫生與乳媽之咎，並無教士之過。育嬰乃法國教堂之事，尤非英國教士之過。……揚城百姓之疑可釋，而戴教士之冤可伸矣!”事後，戴德生和內地會以基督之愛化解仇恨，無任何報復之念，亦不尋求賠償。但英國政府與英國領事麥華陀（Walter Henry Medhurst Jr.）以此事為藉口，以炮艦政策對付中國，卻使戴德生蒙受不白之冤。此舉實違戴德生本意，戴德生於事發之時不求助英國領事，而求助揚州官府，正是他不願意英國政府介入之故。

江浙一帶，每到夏季酷暑難耐，百病叢生。西教士與其家屬，往往因氣候或水土不服而喪生。1867年8月，戴德生長女戴存恩因患腦膜炎而去世；1870年2月，六歲幼兒存禮因肺病死於江船上；3月，剛剛誕生諾爾又不幸夭折；而更為不幸的是瑪麗亞產下諾爾後染上霍亂，於7月23日告別了這個世界。戴德生忍受着巨大的喪妻之痛，將愛妻埋葬於鎮江，墓碑上刻着她與三個早夭兒女的名字。為拯救中國人的靈魂，他把自己的妻子、兒女獻於祭壇上。戴德生只有在信中向母親傾吐心中的痛苦與靈性掙扎:“惟衪知道我愛我妻的程度，我眼裏的光，心中的樂都在乎她。她在世最後一天，我們互表歷久彌新的愛情。她為我所作最後一件事，就是將一臂摟抱着我的頸項，一手放在我頭上，我想她是要給我祝福……。當我獨處房中，久不見愛妻身影，不聞在英兒女之腳步聲，恐怖的空虛感向我襲來，至此我方明白為什麼主説：‘人若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恐怕一天有二十次，不分晝夜，當我的心一再渴了，我向衪呼求，他就火速來到，安慰我。……我對神的同在與安慰有如此真切的領受，有時我不禁好奇:瑪麗亞在主的懷中，是否也能有如我這般深刻的體會？”

1871年8月，戴德生返英探望三個孩子，同行的有福珍妮（Jennie Faulding）和宓道生夫婦等人。福珍妮是“蘭茂密爾團體”中人，已在中國宣教五年，當時是杭州教會的重要同工。她與戴德生在船上相處日久，感情日深。抵英後，福珍妮徵得父母同意後，於1871年11月28與戴德生在麗晶教堂舉行了婚禮。

1872年11月，戴德生再度來華。此時他致力於使內地會在各地建立的教會本土化，着力培養中國教牧同工，使教會不再依賴於外國差會，達到自立、自養、自傳。任檉園牧師就是其中的一位。由於他忠心愛主，勤懇作工，帶領許多人信主，故被稱為浙江教會的使徒。1874年1月，戴德生看到中國內地的更大需要，在禱告中求神再預備五十或一百個中國傳道人，以便開發浙江省四府四十八縣福音未到之地；也求神差派更多宣教士來打開那福音未到的九省之門。1874年5月底，戴德生與祝名揚（Charles Judd）進入武昌，擬以此地作為進入九省的根據地。

據統計，“中國內地會”在第一個十年中（1865-1875），已在江、浙二省、內陸二省（安徽、江西），建立了28個教會，56個宣教站與佈道所；擁有36位西國宣教士，76位中國同工。王來君成為華人在內地會出任監督的第一人，負責統管浙北教牧事宜。

1874年6月，戴德生因脊椎受傷不得不離華返英療養，病重時幾至癱瘓。到1875年4月，戴德生的健康逐漸恢復，他堅信神一定會帶領他重返中國。他每天對着牆上的中國地圖，迫切為九省禱告；更祈求神親自差派18位“大有信心、真誠奉獻、火般熱心，樂意為主生活、為主工作、為主受苦，甚至為主而死”的宣教士去中國。結果神給了他24位，包括已在中國宣教的6位，共30位，從而掀開中國西南宣教開拓史的一頁。

1876年9月，戴德生率隊啓程來華，神此時也為他們打開內地宣教之門。1876-1877一年半之內，大約二十位宣教士深入中國內地，總行程三萬哩路，創下諸多個“第一”：戴亨利（Henry Taylor）是第一個進入九省的宣教士；福珍妮（Jennie Faulding Taylor）是第一個深入內地的女宣教士；賜醫生（H. A. Schofield）在山西太原建立了內地會第一所醫院；金輔仁夫婦（George & Emily Snow）是第一對定居於內地（陝西漢中）的夫婦；麥卡悌（John McCarthy）成為第一個進入雲南的基督教宣教士 ……。

1876-1879年，中國華北發生前所未有的大旱災，整整持續了四年，同時伴有蝗災與瘟疫的發生，其中尤以山西災情最為嚴重。巡撫曾國荃如此描述説：“赤地千有餘裏，饑民至五六百萬之眾，大祲奇災，古所未見”，甚至在許多地方出現人吃人的現象。

內地會宣教士秀耀春（Francis James）和德治安（Joshua J. Turner）於1876年到山西開拓宣教工場，適逢大旱，遂投身於賑災事宜。隨後，內地會與另外三個差會合作，共有69位男宣教士全力投入賑災行動。因急需從事婦孺工作的女宣教士，一時又找不到合適的人選，戴德生只好讓自己的妻子珍妮前往山西賑災。當時珍妮已有兩個孩子，但她把他們託給戴德生的妹妹戴賀美照顧之後，便帶着兩個年輕的女宣教士奔赴災區，不久在太原成立了一所孤兒院，救助孤兒、棄兒。

1879年戴德生在山東煙台養病期間，感覺到那裏依山傍水，氣候宜人，遂萌生創立學校之念，以供內地會子弟就讀。後與祝名揚一起購置土地，購買建材，建造校舍及修養所。1881年1月學校正式開學，名之為“芝罘學校”，當時學生只有祝名揚的三個兒子。1882年招收學生14人； 1886年增至100人，分男、女、預校等三個部門。學校授課一律採英國學制，高中畢業須經牛津考試，及格者可升入英國任何大學。數年後，芝罘學校成為蘇彝士運河以東最好的英文學校。至1942年，芝罘中學男女兩校，共栽培學生2,116人，其中內地會子弟756人，畢業後獻身宣教者有152人。

1942年，珍珠港事變後，芝罘被日軍關閉，校產為日軍接收，全校師生被關入山東濰縣集中營，其中包括戴德生兒子戴存仁（Herbert H. Taylor）牧師和奧運短跑冠軍李岱爾（Eric Liddell）。在二年多時間裏，老師們以他們全部的愛關心、照顧着學生們的學習與生活，直到1945年8月戰爭結束。

從1879年開始，戴德生不顧自己的病體，經常到各地巡視工作，探視深入內地各處的同工。所到之處，給同工們帶去具體的幫助與關愛。在不到四年的時間裏，他已行過一萬五千哩以上的路程。雖然舟車勞頓，十分辛苦，但他內心卻充滿了極大的喜樂， 1880年7月他寫信給母親説:“看到福音傳到中國最偏遠的地方，我心中的喜樂不可言喻。這事工值得我們為之生，為之死”。

1881年11月，戴德生在武昌召開會議，探討內地會的事工與策略。會議決定再次徵召77個宣教士。為此，戴德生特地於1883年3月返回英國。在任職倫敦內地會的妹妹戴賀美和妹夫海班明（Benjamin Broomhall）的協助下，到1884年共有76位應召成為內地會宣教士，其中包括海班明的長女A. Gertrude Broomhall和長子海國祿（A. Hudson Broomhall）。姐弟倆同日啓程赴中國太原，成為日後“海家班”在華宣教的先驅者。

至1885年時，除原有沿海二省（浙江、江蘇）、內陸二省（安徽、江西）外，“中國內地會”已進入福音未至之內陸九省，遠至雲南、西藏。根據海恩波在《中國內地會五十年史》一書中的統計，內地會至此共建立45個有組織的教會，141個宣教站或佈道所，學校16所，宣教士137人，中國同工106人，受洗的中國基督徒1,764人。

在這一階段，內地會開始走向國際化。先是由戴德生和美國佈道家慕迪共同促成的“劍橋七傑”之獻身，在英美造成轟動；後有北美內地會之成立，差派宣教士來華；接着又有歐洲差會加入，成為夥伴差會。同時內地會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國、蘇格蘭、美國和澳洲等地，成立諮詢委員會，從而使內地會成為一個超宗派、國際化的宣教機構。

“劍橋七傑”，即何斯德（D. E. Hoste），施達德（C. T. Studd），司米德（Stanley P. Smith），章必成（Montagu H. P. Beauchamp），蓋士利（William W. Cassels），杜西德（Cecil H. Polhill-Turner），與杜明德（Arthur T. Polhill-Turner）。他們之中，有出身貴族、鉅商，有運動明星、皇家軍官，又皆為劍橋大學高材生，卻為基督福音的緣故甘願放棄錦繡前程，甚至放棄鉅額遺產，於1885年2月啓程來到封建落後、充滿敵意的中國內地，把他們的青春、才華與愛奉獻給中國人民。他們抵華後，數十年之久，深入山西、四川、甘肅，甚至西藏，拓荒佈道，建立教會。何斯德和司米德在山西與洪洞縣的中國傳道人席勝魔成為親密同工。席勝魔原系一秀才，吸食鴉片成癮，後由英國宣教士李修善牧師（David Hill）帶領信主，不但自己戒掉鴉片，還廣設“天招局”，助人戒煙。1885年夏，何斯德、司米德等人來到平陽，席勝魔得益良深。1886年當戴德生來山西時，親自按立席勝魔為平陽、洪洞、大寧三區的主任牧師。席勝魔與何斯德同工十年之久，成為主內至交，直到1896年離世為止。

1886年6月戴德生在上海召集同工，為購地建立內地會總部禱告。會間有一位名叫榮晃熙（Archibald Orr-Ewing）的青年人，剛剛在英國繼承了一大筆遺產後來到中國，準備加入內地會。禱告會上，他受感奉獻為建造總部所需的全部費用。1890年2月，內地會總部落成，門前紀念碑上刻着:“為神的榮耀，並在中國拓展他的國度而建”。此後四十年間，這三幢樓房充分發揮功能。到1929年時，內地會宣教士由當年的360位增至1,200位，樓房不敷使用，遂將之變賣，另建新樓於新閘路，並於1931年舉行了奉獻禮拜。

1886年11月13日，戴德生在安慶召開會議上，正式成立“中國諮詢委員會”，任命範約翰（John Stevenson）為內地會副主任，巴子成（James Broumton）為司庫，宓道生（James J. Meadows）為浙江省監督，衞養生（James Williamson）為副監督，顧正道（William Cooper）為安徽省監督。此外還作出兩項決議：1、徵召一百位新的宣教士；2、在安慶成立語言訓練學校。為徵召宣教士，戴德生於1887年1月第六次返英，四處奔波呼籲，足跡遍佈整個英國。是年底，共有102位宣教士應召踏上中國宣教之行程，再次超過戴德生所想所求。

戴德生在中國多年，深深感受到鴉片對中國人民造成的危害。1888年6月，在倫敦召開的第三屆“國際宣教大會”上，戴德生提出抵制鴉片貿易的動議，並獲得一致通過:“本大會在此，義正嚴詞表達我們的看法，我們謹呼籲政府竭盡所能，全面壓制邪惡的鴉片貿易，否則不足以為那已造成、並且還繼續造成，對中國人民身體、道德與社會，無可計數的傷害，擔負起責任”。戴德生的妹夫海班明，多年從事反鴉片活動，不遺餘力。他在內地會任職期間，擔任“反鴉片協會”幹事一職，編輯《全國正義》雜誌，並著有《吸食鴉片的真相》（The Truth of Opium Smoking），與《英國的罪惡與愚蠢》 (Britain’s Sin and Folly)等書。在教會、宣教士和其他有識之士的共同努力下，促使英國政府終於在1917年全面禁止對中國輸出鴉片。

1887年11月，一位普林斯頓大學畢業的美國青年霍亨利(Henry W. Frost)來到倫敦，邀請戴德生到美國講道，傳遞內地會的異象。1888年7月，戴德生在次子戴存義(Howard Taylor)陪同下，到慕迪舉辦的學生夏令會及尼亞加拉湖畔退修會上講道，結果竟收到足以支持8位內地會宣教士的奉獻。由此戴德生覺得成立內地會北美分會，接納北美宣教士的時候到了。他繼續在北美領會一段時間後，志願加入內地會的青年竟超過40位之多。經遴選後，最後選定14位，由戴德生親自帶領，於1888年9月從多倫多啓程前往中國，史稱北美“蘭茂密爾”團體。1889年戴德生第二次到北美，主持成立“北美諮詢委員會”於多倫多。到1893年底，北美分會共差派出39位宣教士赴華宣教。

1889年10月，戴德生為《億萬華民》雜誌撰文“傳給萬民”，呼籲一千位宣教士到中國去傳福音。此後他的北歐之行，以及在1890年5月上海第二次“中國宣教士大會”上，他都一再分享這一信息，結果導致了內地會與其他差會之間的夥伴關係，並且釀成千名宣教士徵召運動。1890年8月戴德生在章必成陪伴之下，應邀前往澳洲主領聚會，內地會澳洲分會遂應運而生。至1890年11月，共有12位宣教士加入內地會，跟隨戴德生前往中國。1891年1至4月之間，來自歐洲、美國、加拿大的七隊人馬，共78人抵達上海；另有北歐來的北美瑞挪會兩隊50人也趕來加入到中國宣教行列，他們都在千名宣教勇士之列。

此時，內地會幾位資深宣教士的第二代興起，步其父輩的後塵先後來到中國。首先是戴家: 繼戴存仁於 1881年到中國之後，戴存愛(Maria Taylor)、戴存義(Howard Taylor)和戴存信(Ernest Taylor, 1875-1945)也先後加入內地會。

其次是海家:包括後來嫁給何斯德的長女Gertrude、長子海國祿、四女海懿德(Edith Broomhall)，次子海恩波(Marshall Broomhall)，以及四子海文啓(Benjamin C. Broomhall)，先後加入內地會來到中國。不但如此，海家的第三代，包括海國祿的兩個女兒海寬愛(Mary Gertrude)和海寬厚(E. Marjory)，以及海文啓的兒子海恆博(Alfred J. Broomhall)，也分別於1921、1924與1938年加入內地會。戴、海兩家的第二代，被分別派往江西、河南與山西宣教。

再次是金家: 也就是戴德生的好友Grattan Guinness的兒女們。先是長女金樂婷（Geraldine Guinness）於1888年來到中國；1894年她與戴存義結婚，此後，國人以戴存義師母稱之。她擅於並勤於寫作，為內地會保存了許多珍貴的歷史。她的弟弟金純仁醫生（Dr. G. Whitfield Guinness），於1897年到河南行醫傳道，成為開封著名的金大夫，後因感染斑疹傷寒殉職。他的兒子金立時（Henry Guinness）也曾在河南及台灣等地服事。

此外，宓道生、路惠理（William Rudland）、魚愛光（Charles Thomas Fishe）、鮑康寧（Frederick W. Baller）、衞養生、祝名揚，與麥卡悌等人的子女也陸續跟隨他們的腳蹤，加入內地會。其中，麥卡悌之子麥有德（Frank McCarthy），曾擔任芝罘學校校長達35年之久；祝名揚的兩個兒子，祝康寧（Frederick Judd）與祝家寧（Charles Jr.），還有孫女祝美蘭（Kathryn Judd），也都成為內地會的宣教士。

截至1895年底，中國內地會共有宣教士604位，中國同工417位，福音站121個，會堂233所；教堂149所，學校46所；中國受洗基督徒7,173位。在組織建設上，先後在加拿大、美國和澳洲等地設立分會；更有挪威、瑞典、芬蘭、德國等各國夥伴差會加入，從而使中國內地會成為不分宗派，不分國籍，在基督裏真正合而為一的國際性差會。

在這一階段中，中國經歷了中日甲午之戰，戊戌變法以及庚子之亂，政局瞬息萬變。戴德生為各處宣教士的安危，時常焦慮。他的身體，也因長期透支而日益衰退，內地會新老交替不可避免。

1895年，戴德生任命年輕的顧正道（William Cooper）為助理主任，協助處理行政及巡迴探望。1896年5月戴德生將所有事務交給顧正道，然後與珍妮返回英國。雖然年老體衰，戴德生在英國仍然馬不停蹄四處奔波，為要把傳福音給萬民的異象，繼續傳遞下去。同時他探望各個部門，為交接班作準備。他説:“我的目標，就是讓各個部門沒有我，仍然可以運作”。

1898年1月，戴德生第十次來華。剛抵上海，病痛就又發作。待稍微好轉後，他於同年11月即啓程赴重慶，參加1899年1月“華西宣教士大會”。會後病重，珍妮為他跪禱祈求，竟獲痊癒。1899年9月在戴存義夫婦陪同下，戴德生又遠赴澳洲，推行“前進運動”。1900年4月，戴德生應邀到紐約聯合宣教士大會上主講“宣教工作的能力之源”，屆時美國總統和紐約州州長亦出席歡迎他。同年5月到波士頓主領聚會，會間突然體力不支，思緒中斷，這是他身體嚴重耗損的結果。

1900年6月，戴德生和珍妮由戴存義夫婦陪同，前往瑞士休養。正當此時，在中國爆發了“義和團之亂”。7月初，顧正道在保定被拳民殺害，成為內地會首先為主殉道者。7月9日太原宣教士47人全體遇難。在整個義和團之亂中喪生的宣教士，山西126人，蒙古22人，直隸19人，浙江11人，山東、湖北、河南及北京、上海共11人，合計為189人。單內地會被害者就有79人（成人58人，孩童21人）之多。中國基督徒殉道人數更高達兩千多人。

當消息傳到瑞士，戴德生心如刀割，幾乎支撐不住。他説：“我不能看書，不能思想，甚至不能禱告，但是我能信靠”。是年底，他開始寫信安慰受難家屬。1901年1月委任何斯德為代理主任。雖然內地會的生命財產蒙受極大損失，但戴德生與其同工仍決定本着基督之愛，持守不索賠、不懷恨、不報仇的原則，即使中國自願賠償亦不接受。休養期間，戴德生心繫中國，渴想早日返回宣教工場，未料跌倒背傷重犯，以致不能行動。1902年11月，戴德生辭去總主任之職，1903年1月由何斯德繼任為第二任總主任。

1904年7月30日，戴德生夫人珍妮因癌症竟先他而去，葬於瑞士。1905年2月，戴德生在戴存義夫婦陪同下，啓程前往中國——他心中眷戀的第二故鄉。他們於同年4月17日抵達上海，適逢“中國諮詢委員會”召開春季大會，故得以會見何斯德、範約翰、宓道生等主要同工。隨即前往揚州，度過復活節後，又前往鎮江，到教士公墓看望了瑪麗亞和孩子們的墓。然後乘船到漢口，與好友丁韙良（W. A. P. Martin）、楊格非（Griffith John）會面，並留下珍貴鏡頭，當時三人在華宣教時間合為156年。5月1至31日他們一行三人前往河南，探望教會與同工，所到之處，深受歡迎與愛戴。6月1日戴德生來到長沙，親見福音在禱告了三十年的土地上生根，心中倍感欣慰。兩天後他在長沙去世，享年73歲，歸葬在早他而去的愛妻與三個早夭兒女的墓旁，並他所深愛的中國土地上。當他離世時，內地會宣教士已由當年的24位增至825位；中國同工增至1,152位；中國受洗基督徒已達18,625人；有組織的教會有418個，宣教站、佈道所與會堂合為1,424個，學校150所。而且中國內地會所奉行的信心原則，例如不募款、不舉債、無定額薪資等，皆成為後來許多信心差會的典範。因此戴德生不僅被稱為“中國內地會之父”，也被視為“信心差會之父”。

1853年戴德生帶着基督的愛來到中國，52年後，他帶着中國人的愛，歸返天家。然而，這愛的故事並未因他的死而完結，乃是透過千千萬萬的宣教士、中國傳道人、信徒，以及他的兒孫，直到如今一百四十多年來，從未中斷，並且還將持續下去。戴家每一代都有人獻身於中國宣教。戴德生之子戴存仁在華宣教時間長達64年之久；他的兒子戴永冕（James II）也終身奉獻給中國教會，先後在河南、陝西、台灣等地，拓荒佈道，建立教會，開辦聖經學校，為教會培訓人才；他的兒子戴紹曾（James III）於1929年出生在開封，珍珠港事變後，曾被關入山東濰縣集中營。他的兒子戴繼宗（James IV）於1959年出生在台灣，現在已成為台灣人的女婿。他正如其名“繼宗”一樣，繼續事奉祖宗所事奉的神，繼續關心祖宗所關心的中國。如今華人的血已融入戴家，他們的第六代正在成長。幾年前，戴繼宗與妻子帶着年幼的兒子戴承約，來到鎮江戴德生的墓碑前，向神禱告，求那大大感動戴德生的靈，繼續感動承約，盼望他也像先祖一樣，願意奉獻自己的一切給中國人。神的愛，藉着戴德生、他的同工和他的後世子孫，就在此向我們顯明瞭。 ^[1] 

妻子：福珍妮（中左）

兒子：戴存仁（長子，後右），戴存義（二子，後左）

兒媳：葛珍莉（戴存仁妻子，中右）

孫子：戴永冕

曾孫：戴紹曾

戴繼宗（娶台灣基督徒柯悦敏為妻）

戴承約、戴承書、戴承亞

妹妹：戴賀美

妹夫：海班明

戴德生有很多名言鼓勵傳教士和基督徒：

“我若有千磅英金，中國可以全數支取；我若有千條性命，絕對不留下一條不給中國”

“不是為中國，是為基督”

“我們能為主做更多嗎？”

“上帝的工作如果照上帝的吩咐去做，絕對不會缺少上帝的供應。上帝一定會供應我們一切所需要的”

If I had a thousand pounds China should have it—if I had a thousand lives, China should have them. No! Not China, but Christ. Can we do too much for Him? Can we do enough for such a precious Saviour?

一、 持定末世論（Eschatological Stand），認為人死的境況最重要，他説：“人不是在地獄的火中永遠被燒，就是在天堂的祝福中永遠喜樂。”

二 、靈性重於物質，認為中國的需要實在屬靈信仰方面，當靈性的問題解決了，其他需要也會迎刃而解。嚴格劃分“神聖”和“世俗”的工作，認為“世俗”事物必須能使我們帶人歸主，才值一做。他説：“如果我們用醫療工作替代福音的傳講，或用學校教育代替聖靈的能力，都是極大的錯誤。如果我們的意志是人能借教育的過程，而非藉着聖靈的再造，來改變歸正，這將是極大的錯誤。”

三、強調禱告的功效。認為帶人歸主，幫助人接受基督得聖靈充滿禱告是最有效的工具。

先讓我們稍微列出內地會在三十年中的發展情況：

佈道所/傳教站 15 303 5%

禮拜堂 15 292 5%

傳教士 30 280 11%

中國教牧 18 388 5%

守聖餐者 119 5710 2%

學校學生 0 4389

傳教士 200 901 22%

中國教牧 114 1388 8%

守聖餐者 1314 25067 5%

學校學生 274 8153 3%

佈道所 162 472 34%

傳教站 175 1984 9%

傳教士 835 2520 33%

中國教牧 627 5079 12%

守聖餐者 7280 80815 9%

學校 120 1772 7%

學生 1659 29166 6%

佈道所 2070 6607 34%

傳教站 637 4267 15%

教會 476 2448 19%

傳教士 863 3346 26%

中國教牧 1306 9594 14%

守聖餐者 14310 164718 9%

日間學校 125 2106 6%

學生 1971 41171 5%

中高等學校 67 372 18%

學生 1191 14320 8%

醫院 8 160 5%

診所 138 236 58%

戴家有五代在中國宣教工作。可以説“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這一句話在他們這一家族裏面是落實了。其中第四代的戴紹曾（Jim Taylor）牧師曾任海外基督使團總裁、聖光聖經書院院長、中華福音神學院院長，1994年在中國四川協助創辦國際專業服務機構（MSI），並承擔為第一任MSI總裁，於2009年3月20日離世歸主，享年79歲；第五代的孫子戴繼宗牧師在香港事奉，於1993年與台灣基督徒聲樂家柯悦敏小姐結婚，柯小姐成為戴家第一位中國人成員。而戴德生成立的內地會，於1964年改稱“海外基督使團”，總部設於新加坡，繼承戴德生的宣教心志，向東南亞的民族傳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