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韙良

丁韙良，基督教新教教會長老派傳教士。丁韙良是清末在華外國人中首屈一指的“中國通”，同時也是一位充滿爭議的歷史人物。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丁韙良在長老派神學校畢業後，派來中國，在寧波傳教。隨後為美國政府提供太平天國情報。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一度回國，不久又來華，在北京建立教會。1865年為同文館教習，1869－1894年為該館總教習，並曾擔任清政府國際法方面的顧問。光緒十一年（公元1885年），得三品官銜。1898年又得二品官銜。1898－1900年，任京師大學堂總教習。丁韙良憎惡義和團的暴行，主張推翻腐朽的清王朝，罷黜慈禧太后 ^[1]  。繼返美國，尋復來華，協助湖廣總督張之洞在武昌籌建大學堂，未成，隨又去北京。創立北京崇實中學，（現北京二十一中學）崇實中學第一任校長。

翻譯有關基督教、自然科學、國際法方面書外，還著有《花甲憶記》、《北京之圍》、《中國人對抗世界》、《中國人之覺醒》等書，並曾第一次正式地、全面地將國際法著作介紹到中國。

1876年，曾在美駐寧波領事館工作的丁韙良（時任京師同文館總教習）組織同文館的學生聯芳、慶常等人翻譯了一部西方國際法著作——《星軺指掌》，這是中國近代引入的第一部敍述外交制度的專著。 ^[2] 

丁韙良在中國生活了62個年頭（1850－1916，中間有4年時間不在中國），其使命本是傳播基督教，但他多年從事翻譯、教育的實際工作，並曾長期擔任中國著名教育機構北京同文館和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的負責人，這使他無意之中在中國近代教育的醖釀和形成過程中，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丁韙良創辦北京崇實中學（即當今的北京21中學），並在1865-1885年任該校校長。

1827年，出生於美國印第安納州的一個牧師家庭，父及兄弟皆為牧師。

1850年，丁韙良志願參加美國北長老會的海外傳教使團，並被派往中國的寧波。作為美方的漢語翻譯，他親自參與了1858年《中美天津條約》的簽訂。此後他從寧波轉到了北京，在那兒傳教並開辦學校。

1863年，丁韙良開始着手翻譯美國人惠頓的《萬國公法》，該書受到恭親王等人的賞識，由總理衙門撥專款付印出版。

1869年，在海關總税務司赫德的大力推薦下，丁韙良辭去了在美國北長老會的教職，出任京師同文館總教習。

1898年，京師大學堂成立，光緒皇帝授丁韙良二品頂戴，並任命他為京師大學堂首任總教習。

1902年，清廷頒令恢復京師大學堂，丁韙良又被重新任命為總教習。但西教習們因向清廷要求補償薪金引起糾紛，新任管學大臣張百熙借經費緊張為由，集體辭退了丁韙良等西教習。

1916年12月17日，丁韙良下廚房時在北京去世，與妻子同葬於西直門外的一塊墓地。

丁韙良的學術貢獻還表現在“雙向譯介”上，一方面他向中國輸入西方知識，一方面也把中國介紹給西方。前者主要有《天道溯原》、《萬國公法》、《格物入門》、《星軺指掌》、《公法便覽》、《富國策》、《西學考略》、 《性學舉隅》、《天道合校》等；後者主要有《翰林集》、《中國的傳説與詩歌》、《北京被圍目擊記》、《漢學菁華》、《中國覺醒》。丁的這種雙向譯介，涉及語言學、國際法、政治經濟學、自然科學、宗教心理學、歷史、文學、哲學等諸多領域。若把丁韙良一生的譯作、著作、論文、書信匯總，出一個全集，恐怕數量會相當可觀。據不完全的統計，他一生出版了中文的著譯42部、英文著述8部，並且在各種報紙雜誌上至少發表了153篇文章。

丁韙良早年在寧波期間，常在城內長老教會舉行晚間聚會並講道。後來他把這一系列的講道彙集成書，名為《天道溯原》。該書努力嘗試將儒家道德倫理與基督教思想相融合，辯説兩者並行不悖，勸人相信耶穌；又抨擊佛教教義和修行方法，特別對偶像、菩薩崇拜，大加撻伐。這本書是丁韙良藉儒教思想傳達基督教信息，其目標以高層人士為對象，然後再由他們影響民眾接受福音。丁韙良在擔任美國代表團譯員，以及後來在北京工作時，都儘量把此書贈送給清政府高級官員。《天道溯原》出版後廣受歡迎，自1854年至1912年間，再版達三、四十次之多，並譯成日文和朝鮮文。該書也成為新到中國的宣教士語言教材的一部份，不但為長老會，也為其他教會所使用。在1907年“廣學會”紀念基督教來華100週年所舉辦的投票評選中，《天道溯源》被選為最佳中文著作。

丁韙良的英文著作中有三部主要作品已經被譯成中文,可被視為系列三部曲：1896年出版的《花甲憶記》（The　Cycle　of　Cathay），主要記述他在華45年所經歷的各種事件和所結識的各類人 物，以及親身感受中國社會生活，包括他執掌京師同文館的回憶；1901年出版的《漢學菁華》（The　Lore　of　Cathay）是他對於中國人的內在精神生活、中華文化的核心與內涵，以及中國教育定位，如科舉考試、國子監、翰林院和京師大學堂等問題的進一步觀察和分析；而1907年出版的《中國的覺醒》（The　Awakening　of　China）則是對前兩部書的補充，它在回顧中華文明幾千年發展的歷史進程時，着重描述了作者所親身經歷的 1902至1907年間清朝所推行的新政和改革，並試圖解釋推動中國社會變革的潛在力量，以及表達了對於中國光明未來的極大期盼。丁韙良認為，只要憲政和改革的勢頭繼續保持下去，中國社會註定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而中國的強盛和融入國際社會的那一天也就必將能夠到來。

丁韙良在中國生活了66載（1850-1916，期間大約有4年時間不在中國），期間歷經太平天國、第二次鴉片戰爭、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民國建政等重大歷史變遷。他曾在寧波宣教十年，先後擔任同文館和京師大學堂的總教習30多年，是當年在華外國人中首屈一指的“中國通”，他不僅會説流利的中國官話，更熟諳中國的經史子集，能用中文寫流暢的文章供中國士大夫閲讀。他集宣教士、教育家、翻譯家、著作家和外交家於一身，是中國近代教育的先驅，中西文化的橋樑。作為一個宣教士，其使命本是傳播基督教信仰，但因他多年從事教育、翻譯等實際工作，並長期擔任北京同文館和京師大學堂的總教習，使他有意無意之中在中國近代政治、教育和外交等方面，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

丁韙良同時也是一位飽受非議的宣教士，他究竟是中國人民的朋友，還是敵人，這個問題迄今還存在着很多爭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