蝗災

蝗災是世界性的災變，而且源遠流長。 ^[2]  《詩經》中已提到“去其螟螣（螣即蝗蟲），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稚。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日本在《日本後紀》一書中首見蝗災。

中國歷史上迭起蝗災，受災區多集中於河北、河南、山東三省，江蘇、安徽、湖北等省亦有分佈，嚴重時可能遍及整個黃土高原，鄧雲特《中國救荒史》統計，秦漢時期平均8.8年一次，兩宋為3.5年，元代為1.6年，明、清兩代均為2.8年。

中國古代對蝗蟲認知不多，故有“蝗神”的説法，又有“蝗魚（蝦）互化”之説，如：宋代陸佃的《埤雅》：“或曰蝗即魚卵所化”。潘自牧的《記纂淵海》：“有蝗化為魚蝦”。李昉《太平御覽》〈蝦門〉記載：“蝗蟲飛入海，化為魚蝦”

蝗災的致災物種主要為蝗蟲。蝗蟲屬於節肢動物門、昆蟲綱、直翅目、蝗科，身體一般綠色或黃褐色，咀嚼式口器，後足大，適於跳躍，不完全變態，其幼蟲稱為“蝻”，主要以禾本科植物為食，種類很多，世界上共約有1萬餘種，在我國就有300餘種，如飛蝗、稻蝗、竹蝗、意大利蝗、蔗蝗、棉蝗等是農林業的主要害蟲。

蝗蟲在後腿的某一部位受到觸碰時，蝗蟲就會改變原來獨來獨往的習慣，變得喜歡羣居。蝗蟲通常喜歡獨居，危害有限。但它們有時候會改變習性，喜歡羣聚生活，最終大量聚集、集體遷飛，形成令人生畏的蝗災，對農業造成極大損害。牛津大學的科學家説，他們對處於獨居階段的沙漠蝗蟲進行試驗，反覆觸碰蝗蟲身體的多個部位，以尋找是否有某些觸覺因素使蝗蟲改變習性。結果發現，當蝗蟲後腿的某個部位受刺激之後，它們就會突然變得喜愛羣居，而觸碰身體其它部位如觸角、嘴部或腹部都不會有這種效果。

科學家認為，在某一自然環境中偶然聚集的蝗蟲後腿彼此觸碰，可能導致其改變習性，開始成羣生活，其成員以同一方式大量增加，進而形成蝗災。如果能發現到底是哪些化學信號刺激了蝗蟲的神經系統促使其行為發生改變，就可能研製出防止蝗蟲羣聚的新型農藥。

從環境角度看，主要是由乾旱引起的。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是乾旱的環境對蝗蟲的繁殖、生長髮育和存活有許多益處。因為蝗蟲將卵產在土壤中。土壤比較堅實，含水量在10%～20%時最適合它們產卵。

乾旱使蝗蟲大量繁殖，迅速生長，釀成災害的緣由有兩方面。一方面，在乾旱年份，由於水位下降，土壤變得比較堅實，含水量降低，且地面植被稀疏，蝗蟲產卵數大為增加，多的時候可達每平方米土中產卵4000～5000個卵塊，每個卵塊中有50～80粒卵，即每平方米有20萬～40萬粒卵。

在乾旱年份，河、湖水面縮小，低窪地裸露，也為蝗蟲提供了更多適合產卵的場所。另一方面，乾旱環境生長的植物含水量較低，蝗蟲以此為食，生長的較快，而且生殖力較高。 ^[2] 

同時，乾旱引起爆發性遷徙，由乾旱地方成羣遷至低窪易澇地方。 ^[3] 

從其生活習性上看，主要是：

（1）它有羣居的習性。

（2）它有很強的繁殖力。

（3）它有多食性，也就是它能吃很多種植物。

（4）它的飛翔能力很強，難於防治。

（5）它的卵深藏於地下，難於被破壞。

全球變暖，尤其冬季温度的上升，有利於蝗蟲越冬卵的增加，為第二年蝗災的爆發提供“蟲卵”；此外氣候變暖、乾旱加劇，草場退化等多種因素的疊加，將為蝗蟲產卵提供合適的產地，而且蝗蟲適應乾旱的能力很強，這是因為其他昆蟲和鳥類在此情況下都不能生存，而且能造成蝗蟲疾病的一種絲狀菌被抑制，故而使其數量大增。因此專家預測，隨着全球變暖的趨勢，未來蝗災發生的規模會越來越大，對中國和世界的糧食生產將造成嚴重的影響。 ^[4-5] 

J. Buhl等科學家在2006年一篇發表在Science雜誌上的研究論文中證明蝗蟲密度過大也是造成蝗災的一個重要因素。 ^[6]  當蝗羣處於這個密度的時候，蝗蟲會排列成行，開始朝同一個方向前進。蝗蟲在其生活史早期是孤立的、沒有翅的“若蟲”，它們傾向於相互避開。但是如果資源變得缺乏，它們就被迫相互影響。然後，它們可以組成有秩序的本地蝗羣。這種蝗羣有能力統一行動，進入近鄰的棲息地，並讓越來越多的蝗蟲加入進來，最終成為了巨大的蝗羣。因此，預測羣體行動的開始，對於控制蝗災爆發是至關重要的。這組科學家把數量逐漸增加的蝗羣放在了一個圓形的場地裏，記錄下它們的行為，並用計算機軟件追蹤它們的運動。在中等密度的時候（每平方米25到62只蝗蟲），蝗蟲會排列成行，並開始朝着同一個方向運動，甚至統一地突然改變方向。在實驗中，當每平方米蝗蟲數量超過74的時候，有序前進的蝗羣停止改變方向，而是向同一方向不斷前進了8小時。這些觀察結果證實了被稱作自推進顆粒模型的計算機模型所預計的結果。Buhl和他的同事認為，使用這樣的模型可能有助於設計出控制蝗災爆發的方法。他們的研究成果也支持了聯合國糧農組織關於蝗蟲若蟲羣體的定義。在這個定義密度上，蝗羣容易越過“引爆點”，從而觸發蝗災。

蝗災的發生，自然因素是主要的，但不可否認的是，有相當一部分人為因素。蝗蟲必須在植被覆蓋率低於50%的土地上產卵，如果一個地方山清水秀，沒有裸露的土地，蝗蟲就無法繁衍。現在有些地方的生態意識不強，有的單純認為治理污染才是保護環境，而對於改善蝗蟲適生區的植被、土壤和小氣候等工作，由於短期內看不到效益，並不重視。

所以，要從根本上防治蝗災，應該十分注意生態環境的保護。

建議選用高效、低毒、低殘留的對口農藥，如5%鋭勁特懸浮劑，每畝用20—30毫升兑水50—60公斤噴施。

也可以在蝗蝻（蝗蟲若蟲）出土10日內，用敵百蟲粉撒於小竹、雜草上，或用敵敵畏煙劑燻殺。施藥後還要加強監測，在一週內迅速檢查防治效果，對漏治和防效差的地段及時補施藥一次。

還可使用誘殺法：將稻草切成四五寸長，放入用人尿50公斤，加入50%可濕性敵百蟲0．05－0．l公斤配製的藥液中，浸沒8小時，于晴天早晨分散堆放於蝗蟲多處。

目前，最有效的滅殺蝗蟲辦法是用飛機噴灑農藥，該法殺蟲率高、滅殺範圍廣，但成本高，而且以化學防治為主的防治方式只能應一時之需，不能保證長治久安。

從長遠看，要有效防治蝗災，必須着眼於生態建設，要實行植物保護、生物保護、資源保護和環境保護四結合。特別是要確保生物的多樣性，保護好蝗蟲的天敵。據統計，我國目前有68種蝗蟲的天敵，包括鳥類、兩棲類、爬行類等，它們對控制蝗蟲的數量具有重要作用。

山東省有關部門曾在東營搞過培育蝗蟲天敵——中華雛蜂虻的實驗，取得了一定效果。

新疆等地採取牧鴨、牧雞等方式消滅蝗蟲，效果也比較明顯。

廣東省昆蟲研究所曾在珠三角地區做過一項試驗，將大量鴨子引入農田捕食水稻蝗蟲，結果僅需2000只鴨子就能把4000畝土地裏的蝗蟲吃得乾乾淨淨。此外，掛網田間的園蛛及狼蛛、貓蛛等遊走蛛，也能在田裏迅速找到小蝗蟲並將其吞食。

廣大農民應儘量保護農田蜘蛛以防止蝗害發生。具體做法是：收割後不要把稻草隨便燒掉，而將其放在田裏，為蜘蛛營造良好的“生活環境”；另一種做法是：在收割前後將發現的蜘蛛卵囊集中到安全地方並加以保護。

中國自古就是一個蝗災頻發的國家。因而中國曆代治蝗問題的研究成為古今學者關注的主題之一。早在明清時期，就出現了不少影響深遠的治蝗類農書，在蝗蟲習性、蝗災發生規律、除蝗技術等方面有了初步的科學認識和總結。如明代著名科學家徐光啓，通過對明代以前蝗災的統計、分析，得出有關古代蝗災發生季節和滋生地的正確認識，成為中國古代蝗災研究的傑出成就。進入20世紀後，伴隨國家經濟建設的發展，來自不同專業的學者們投身於中國曆代蝗災與治蝗問題的研究，取得了許多引人注目的成果。尤其是在90年代，為響應聯合國提出的“減災十年”活動，學術界更掀起了對中國災害學、災害史的研究熱潮，蝗災史研究也成為其中一個熱點，出現了不少文章與論著。據筆者初步統計，20世紀以來約發表專題論文百餘篇，涉及蝗史研究的論著有30餘部。縱觀百年來的研究歷程，大致表現出三個發展階段：20世紀初到40年代末；50年代到70年代；80年代至今。

20世紀初，伴隨西方近代科學的傳入，一些從西方留學歸來的學者，如吳福禎、陳家祥、鄒鍾琳等人，在進行現代蝗蟲的分類與分佈、蝗蟲生活史與生活習性的觀察、飛蝗的預測及防治工作的同時，也把研究的觸角伸到蝗史資料，以期對蝗災發生有個縱深的認識。其中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陳家祥《中國文獻中關於蝗災之記載》(寫成於1928年，1938年以英文發表、李鳳蓀《捕蝗古法》(《昆蟲與植病》1933年第1卷)、馬駿超《江蘇省清代旱蝗災關係之推論》(《昆蟲與植病》1936年第18期)。與此同時，一些歷史學者也在他們的著作中開始了蝗災的統計，如被視為中國救荒史拓荒之作的《中國救荒史》(鄧雲特著，商務印書館，1937年)，就對包括蝗災在內的中國曆代自然災害次數與頻率作了統計。陳高傭編寫的《中國曆代天災人禍表》(國立暨南大學叢書之一，1939年)，輯錄出257年次的蝗災記錄。其中鄧氏所統計的蝗災次數多為後人引用。

真正意義上的蝗史研究工作開始於50年代。其大背景是中國大規模的藥劑防治蝗蟲工作正如火如荼展開，為了更全面弄清蝗災發生規律，當時不少學者對蝗史資料進行了整理分析。曹驥《歷代有關蝗災記載之分析》(《中國農業研究》1950年第1卷第1期)，討論了公元前200年至公元1901年河北、山東、河南、江蘇、浙江、安徽六省的蝗災發生情況，及其與旱災、水災、温度、天敵、人類防治等因素的消長關係；並運用數量統計、對比分析的方法，繪有多種關係曲線表。這是較早運用自然科學方法統計古代災害的嘗試，也是後來研究者用得較多的方法。郭郛《中國古代的蝗蟲研究的成就》(《昆蟲學報》1955年第5卷第2期)，對中國古代的治蝗成就進行了分析。安徽省文史研究館自然災害蒐集組《安徽地區蝗災歷史記載初步整理》(《安徽史學通訊》1959年第2期)一文是對該館編制的“安徽省近千年來自然災害分區統計表”中關於蝗災記載的整理分析，得出該地蝗災的發生表現出連續性與廣泛性、蝗災與旱災的發生有一定相關性等結論。此外還有欽白《歷代捕蝗記》(《安徽日報》1961年8月17日)，兆寅《陳振龍在農業上的又一貢獻——〈治蝗傳習錄〉介紹》(《福建日報》1961年10月29日)，汪子春、劉昌芝《徐光啓對蝗蟲生活習性的認識》(《生物學通報》1964年第5期)等。

當時一些省市文史館、氣象單位也編纂了蝗災或包括蝗災在內的自然災害史料，例如廣東省文史館編《廣東省自然災害史料》(1961年、1963年修訂本，內部出版)，湖南歷史考古研究所《湖南自然災害年表》(湖南人民出版社，1961年)。70年代，國家氣象局組織收集氣象史料，出版了由中央氣象研究所，華北、東北十省(市、區)氣象局，北京大學地球物理系合編的《華北、東北近五百年旱澇史料(合訂本)》(1975年)，上海、江蘇、安徽、浙江、江西、福建省(市)氣象局與中央氣象局研究所合編的《華東地區近五百年氣候歷史資料》(1978年)，湖北武漢中心氣象台編《湖北省近五百年氣候歷史資料》(1978年)等書，其中也收錄了不少蝗災材料。

改革開放後，伴隨着科學春天的到來和人們環境意識的加強，尤其是減災活動的展開、災害學學科的興起，對有關中國古代蝗災與治蝗的研究越來越重視，學者們在關於蝗災發生的頻度與強度、防治蝗災的措施方法等問題上的研究投入了頗多精力，有關研究呈現出多角度、系統、全面、深入探討的趨勢，尤其是在多學科知識交叉運用方面更為突出。為清楚地展現這一時期的研究成果，下面分為綜合性研究、斷代與區域研究、治蝗技術與蝗蟲文化、古治蝗書研究、蝗史資料整理等五個類別進行介紹。

黃河流域（特別是中、下游）在大水氾濫後，則經常發生嚴重的乾旱。使在沿湖、濱海、河泛、內澇地區出現許多大面積的荒灘或拋荒地，這就直接形成了適於飛蝗發生並猖獗的自然地理條件。鄭州以下黃河河泛蝗區以及渤海灣蝗區也都直接受黃河歷代決溢改道、入海水道的改變以及河口泥沙堆積等作用形成。因此，從對近代黃淮平原東亞飛蝗發生基地的分佈及其近300年來蝗蟲猖獗發生的原因，以及各地縣（府、州）志所記載的資料，結合各河道歷代變化分析中，可以認為：這一地域內東亞飛蝗發生基地以及蝗區的形成是與黃河河道的歷代變遷有較密切的關係。此外，從東亞飛蝗發生基地在黃淮平原的形成時序上看，當前黃河在海口形成的三角洲蝗區應系處於較為原始的階段，追溯黃淮平原的生成歷史，推斷最原始的東亞飛蝗發生地可能系鄭州-開封東北至臨清-禹城以南的古黃河沖積扇地帶；河泛蝗區的形成次之，濱湖與內澇蝗區的形成則較為近期。黃河較大的改道對於河泛蝗區飛蝗發生地的形成以及濱湖蝗區的形成都有較明顯的作用。

黃河中、下游沿岸的東亞飛蝗蝗區，除利津以下的濱海蝗區外，主要有兩個類型：河漫灘蝗區（一般可分上、中、下3個灘區，中灘是飛蝗的主要發生地）和黃河故道及氾濫蝗區（黃河改道後遺留的故道和決口的泛濫區，即黃泛區）。黃河流量、水位與淹灘面積有一定相關性，一般是流量大、水位上升，淹灘面積增加，對東亞飛蝗在灘區的發生產生較大影響。上水時期與積水時間對東亞飛蝗的影響：5月份河水漫灘並於6月退水時。減輕當年夏蝗發生程度。7月上、中旬上水到8月上、中旬退水時，則秋蝗發生面積最小。8月底以前上水、退水，秋蝗隨退水產卵，來年夏蝗則偏重發生。在9月上、中旬秋蝗產卵盛期上水時東亞飛蝗向未淹水的較高的老灘集中，來年夏蝗在較高地帶常出現小面積高密度蝗羣。如果連年黃河流量較小時，灘地上水面積減少，東亞飛蝗發生面積增加；相反時，絕大部分灘地連年上水，則東亞飛蝗發生較輕。

由於黃河斷流時間是夏秋季（7～9月）和春夏季（2～6月），這期間正是東亞飛蝗的發育和繁殖期，河道的斷流直接影響河南、山東等省黃河灘地飛蝗的發生動態。據調查，在河南省黃河的20個斷流年份中，有15年同時發生了100頭/m2以上的高密度；從1971～1997年共27年的蝗蟲發生情況分析，黃河流域東亞飛蝗重發生年份則有17年，除1985～1986年的發生與黃河無直接相關外，均與黃河斷流直接有關。

中國牧區總面積416萬km2，約佔國土面積的43%，北部和西北部廣大牧區及農牧交錯區則地處中國乾旱和半乾旱地區，其年降水量約50～400mm，乾旱發生頻次多、範圍廣、持續時間長，嚴重影響牧草的產量和質量。廣闊的草原包括荒漠、半荒漠、荒漠草原、典型草原、山地草原草甸地區。由於草原和草甸的地域性及植被類型的差異，那裏的蝗蟲發生特點與我國黃河流域農業區域有明顯不同。其主要特點為：種類多（約200種，去中可造成危害者約20多種）、分佈廣（不同類型的四季牧場及農牧交錯區幾乎均有蝗蟲分佈）、密度高（不同類型牧場均可發生較高密度的蝗蟲）、食性廣狹不一、優勢蝗蟲種羣發生期遲早不同、某些優勢蝗蟲種羣如西伯利亞蝗、意大利蝗、亞洲飛蝗等的擴散遷移與繁殖能力較強等。因此，草原蝗蟲的成災特點與農業區飛蝗成災特點不同。牧區及農牧交錯區蝗災發生特點常由於草場退化、沙化、過渡放牧（草場牲畜載畜量超載）、泛墾草場等較為嚴重，破壞了草原生態系統的生態平衡。這一切都嚴重地影響着草原及畜牧業的發展。因此，在治理上，除仍應以生態學基本理論為原則，並以草原生態系統的結構與功能的協調和維護其動態平衡為指導思想，繼續貫徹“改治並舉”的方針，以達到保護草原和農牧業的持續發展。

2003年至2005年，因為一場蝗災，聯合國糧農組織發佈了“瘟疫”一級警告。 ^[1] 

2020年以來，從非洲到南亞，沙漠蝗蟲災害侵襲全球多地。2020年7月，南亞國家印度再遭蝗災襲擊，部分城市進入警戒狀態。 ^[1] 

2004年11月21日，數百萬只蝗蟲蜂擁來到以色列紅海之濱城市埃拉特，毀壞了這個以色列南部城市的大量莊稼和鮮花。以色列政府動用了飛機噴灑殺蟲劑滅蝗。

據路透社報道，這是1959年以來以色列首次遭受如此嚴重的蝗災。當地居民説，成批蝗蟲遮天蔽日，不僅把棕櫚樹葉啃光，還把整個花園的鮮花也吃個精光。據稱，它們什麼都吃，連公路旁的綠化草坪也不放過。

這批蝗蟲是從北非過來的，有的長達10釐米。有個居民説，這就像埃及的災難一般。按照《聖經》的説法，蝗蟲之災是埃及法老拒絕讓猶太人離開而遭上帝懲罰的10大災難之中的第八災。

不過，此次蝗災對一些以色列人來説，也未必不是好事。蝗蟲是猶太法律規定的唯一一種可以食用的昆蟲。有些以色列人抓住機會，逮住不少蝗蟲拿回家做飯吃。有個以色列人甚至從地上撿起一隻蝗蟲，塞到嘴裏就生吃了，一邊還咂嘴稱讚：“真好吃！”有個網站還列出了名目繁多的蝗蟲菜單，有蝗蟲串、蝗蟲條和炒蝗蟲。

後來，蝗蟲朝着東方向約旦和沙特移動，未經過以色列北部肥沃地區、加沙地帶和約旦河西岸。

2001年俄羅斯南部的斯塔羅波爾地區，約26．7萬公頃的草場和耕地受到蝗蟲侵襲，同一時期中國的黃河流域、渤海沿岸地區，以及新疆北部地區同樣有蝗災，部份地區的蝗蟲密度達到了最多每平方米一萬隻。2001年中國遼寧省首見蝗災。

2003美國西部的內華達州、猶他州和愛達荷州皆飽受蝗災侵擾，愛達荷州的災情是二次大戰以來最慘重的一次。

2019年，意大利撒丁島遭遇70年來最嚴重的蝗蟲災害，數百萬蝗蟲入侵導致了約2500公頃的農作物被摧毀，嚴重影響當地農作物產量。 ^[1] 

當地時間2022年5月9日，意大利撒丁島地區連續第四年遭受蝗蟲侵襲，數百萬蝗蟲已破壞2.5萬公頃土地。為應對蝗災，該地區正在部署一支專項隊伍。 ^[7] 

當地時間2024年3月28日，蘇丹西部北達爾富爾州正在遭受嚴重的蝗蟲災害。大批蝗蟲自本月下旬起從北達爾富爾州西北部向東部和東南部遷徙擴散，沿路啃食沙棘、柑橘等樹木以及農作物，給該州很多果園和農作物造成重大損失，進一步加劇了當地的糧食安全問題。 ^[8] 

根據東營市植物保護站的調查分析，2008年黃河三角洲東亞飛蝗將達到中等偏重發生程度，蝗蟲在5月中旬就開始出土，下旬達到出土高峯期，預計這一地區2008年夏季蝗災發生面積將達到170萬畝。

農業部2008年3月份發佈的一份中國蝗災預測報告則顯示，在中國，2008年發生蝗災的土地面積有9000多萬畝。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防治蝗蟲專家王憲輝告訴《北京科技報》，在中國造成災害的蝗蟲主要有兩大類別，一類是飛蝗，其中包括東亞飛蝗、亞洲飛蝗、西藏飛蝗等幾類；另一類是在中國分佈廣泛的土蝗。而對中國危害最大的，就是東亞飛蝗，黃河三角洲一帶的蝗災，主要就是這種蝗蟲所致。

中國雖然在歷史上蝗災頻繁，但在新中國成立後，經過大力治理，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蝗區大為縮小，蝗災發生率也下降了很多。但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隨着一些地方生態環境的退化，加上氣候變暖等因素的影響，很多地方蝗災死灰復燃，新蝗災區不斷出現。

黃河三角洲特殊的地理條件決定了它在歷史上就是蝗災的重災區，特別是發生旱災的年份，往往就會有蝗災。近年來，因為全球氣候變暖等因素，這裏乾旱年份也越來越多，黃河水量不斷縮減，暴露的灘塗荒地也越來越多，再加上乾旱造成這一地區的湖泊、水庫水量的鋭減，有的甚至基本乾涸，再加上沿海一帶面積很大的鹽鹼地，為蝗蟲的產卵繁殖創造了很好的條件，所以現在，每到一年的五六月份，當地的植物保護部門都要為防治夏季蝗災而傷腦筋，過幾個月還得為防治秋季蝗災費心思。

在中國，也有一些地方的蝗災與人們過度開發，大肆砍伐林木，使得植被轉型有關，比如海南三亞。王憲輝告訴記者，這裏海邊原來都是以灌木、小樹林為主的植被類型，後來因為人工開發，那裏的植被變成了草地類型，一些地面出現了沙化，以至於最終引起了蝗災。

在天津，曾經發生過這樣一件事：某地一座水庫乾涸後，由於綠化和防治措施沒有跟上，居然成了“螞蚱窩”，結果每年要施放數十噸農藥才能控制蝗情。

2014年8月25日上午，寨峪村村民李合貴去黃河灘的玉米地查看時發現，從河道蘆葦叢中翻到他家玉米地大量“螞蚱”。“飛起的螞蚱直打我的臉，漫天都是黑黑的，像張大網。”李合貴立即上報，相關部門採用人工噴藥、飛機噴灑、大網隔離等辦法，對蝗蟲最密集的3000畝灘頭圍堵。 ^[5] 

2014年8月28日，在馬達加斯加塔那那利佛，蝗蟲從城市中飛過。當日，大批蝗蟲入侵馬達加斯加首都塔那那利佛。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