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初四聖

周朝滅商僅三年，周朝的開國天子周武王駕崩，周武王年僅十四歲的兒子周成王繼承王位。由於周成王年幼，周武王去世之前將周成王託付給四位重臣，被後世尊為“周初四聖”，分別是周公旦、姜太公、召公奭、太史佚。其中周公旦和召公奭都是周成王的叔叔，而姜太公則是周成王的親外公，他們都是周王室的宗親，只有太史佚是外族重臣。

按照明堂之禮，周公旦為首輔大臣，站立在周成王前方，負責指引周成王，《尚書大傳》稱之為“大前疑”；姜太公的地位僅次於周公旦，站立在周成王的左方，負責監護周成王，《尚書大傳》稱之為“大左輔”；召公奭的地位次於姜太公，站立在周成王的右方，負責更正周成王的過錯，《尚書大傳》稱之為“大右弼”；太史佚的地位次於召公奭，站立在周成王身後，負責提醒周成王遺忘的事情，《尚書大傳》稱之為“大後丞”。

周初四聖，又被後世效仿為“前疑、後丞、左輔、右弼”。

周公旦，公爵，封國為周國和魯國，周初四聖之首，本名姬旦，姬姓，名旦，是周文王姬昌第四子，周武王姬發的同母弟。

按照明堂之禮，周公旦為首輔大臣，站立在周成王的前方，負責指引周成王， ^[2]  《尚書大傳》稱之為“大前疑” ^[3]  。

曾兩次輔佐周武王東伐紂王，並製作禮樂。因其采邑在周，爵為上公，故稱周公。周公是西周初期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教育家，被尊為“元聖”和儒學先驅。周公一生的功績被《尚書·大傳》概括為：“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衞，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樂，七年致政成王。”周公攝政七年，提出了各方面的帶根本性典章制度，完善了宗法制度、分封制、嫡長子繼承法和井田制。周公七年歸政成王，正式確立了周王朝的嫡長子繼承製，這些制度的最大特色是以宗法血緣為紐帶，把家族和國家融合在一起，把政治和倫理融合在一起，這一制度的形成對中國封建社會產生了極大的影響，為周族八百年的統治奠定了基礎。 ^[4]  賈誼評價周公：孔子之前，黃帝之後，於中國有大關係者，周公一人而已。 ^[5] 

周公旦，是周武王姬發之弟。周文王姬昌還在世時，周公作為兒子非常孝順，忠厚仁愛，勝過其他兄弟。到姬發即位，旦經常佐助輔弼姬發，處理很多政務 ^[6]  。周文王時，周人已經開始了與商王朝的周旋與鬥爭。當初，姬昌取得了商紂王帝辛的信任，殷王賜命姬昌弓矢、斧鉞，可以有徵伐之權。姬昌受命七年駕崩，姬發即位，仍然以太公望（姜尚）為國師，以周公旦為輔相。太公、周公是武王最為得力的助手。周公是武王的同胞弟弟，這一點與太公不同，因此，無論軍國大事，還是其他的疑難小事，武王總是與周公商討。

武王正式即位之年（公元前1125年），武王在豐地秘密地與周公接觸，武王日夜思慮滅商之事，悄悄地考慮怎樣才能得到諸侯的配合與響應。武王擔心推翻商朝的時機到來後會輕易喪失，就像到了秋天，莊稼已經成熟，如果不去收穫，顆粒會自動落地。 ^[7]  周公回答説：“決定的因素在於德。對周人來説，最重要的是要敬尊天命，遠近諸侯都不要冒犯，已經和好的諸侯不要再失去。要繼續修明道德，不要安逸無為，否則會難以收拾” ^[8]  。

武王計劃滅商，但也擔心有些事情做不好。在即位第二年（公元前1125年）一月的一天，武王又把周公召到跟前，對周公説：“餘夙夜忌商，不知道極。敬聽以勤天下。”説自己早晚都在戒備殷人，可不知道最好的辦法。他向周公求謀，從而恭聽以勤謹地為天下努力。於是，周公又勸誡武王順德謀事。

公元前1124年舉行的孟津（今河南洛陽孟津縣）會盟與誓師中，也體現了周公敬德的思想。武王先祭祀天神，向東校閲軍隊，一直到達孟津。這次行動，是武王即位後第一次大規模出師。《史記·魯周公世家》説此次行動由“周公輔行” ^[9]  。他們製作了文王的神主，用車子載着，置於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表示是奉文王之命進行征伐，不敢自己專行。於是昭告各官，要求大家謹敬虔信，自己承襲先人的德業，還明定賞罰，以更好地完成任務。此次觀兵顯然帶有演習的性質，這便於熟悉地形和路線，以利於以後大軍渡河北伐，也可試探商朝的虛實和諸侯的反應。這次會盟，不期而至的有八百諸侯。這對於武王堅定滅商決心，繼續修德待時，是一個更好的促動。

殷紂王並沒有深刻認識到西方姬姓勢力發展的嚴重性，他對外徵東夷，對內拒諫飾非，醇酒婦人，酒池肉林，把國內政治搞得一片混亂。文王死後，武王即位，以周公為最主要的得力助手，在召公、畢公等幫助下，在孟津觀兵，大會天下諸侯、 ^[10]  。這是一種進攻前的總演習，也是一種試探。觀兵後的第二年十二月，武王在周公等人的幫助下，統率戰車三百輛，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渡過盟津。前1123年二月甲子凌晨，武王在商郊牧野集眾誓師，誓詞就是《尚書》中的《牧誓》 ^[11]  。

紂王因大軍前往東方征討東夷，臨時組織囚犯抵擋，結果囚犯掉轉矛頭，往回衝殺，紂軍潰敗。紂王登上鹿台，自焚而死。第二天，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在武王左右，向上天和殷民宣佈紂王罪狀，正式宣佈殷朝滅亡，周朝取而代之，武王為天子。 ^[12]  。兩相比較，我們可以看出周公的地位僅次於武王，周公把的大鉞是一種權力的象徵。

滅掉殷商之後對如何處置殷商遺民和上層貴族的問題，武王把原來商朝直接統治的地方，分成三部分，邶由紂王之子武庚祿父掌管。衞由管叔鮮掌管，庸由蔡叔度掌管，史稱“三監”。管叔的封地在管，蔡叔的封地在蔡。封周公之子伯禽於曲阜。封太公望於營丘。封召公奭於燕。

武王滅商二年後去世，成王幼小，尚在襁褓之中。周公怕天下人聽説武王死而背叛朝廷，就登位替成王代為處理政務，主持國家大權 ^[13]  。管叔和他的諸弟在國中散佈流言説：“周公將對成王不利。”周公就告訴太公望、召公奭（shì，式）説：“武王早逝，成王年幼，只是為了完成穩定周朝之大業，我才這樣做。” ^[14]  西周初年周公輔佐天子周成王東征滅掉了夥同武庚叛亂的奄國，分封周公長子伯禽於奄國故土，沿用周公初封地“魯”稱號建立魯國，國都為曲阜，疆域在泰山以南，今山東省南部。

當時，西周天下很不穩定，周公旦和召公奭二人遂決定分陝而治。“陝”即今三門峽一帶，《水經注》説是老陝州城一帶（陝陌），《括地誌》則説指陝塬（今三門峽陝縣張汴塬）。當年周、召二公商定，鑿了一根高三米五的石柱栽於分界之處，稱作“立柱為界”。周公、召公以“陝”為分界線，把周王朝的統治區分為東西兩大行政區，周公管理陝之東，召公管理陝之西（陝西之名，即淵源於此）。這根石柱，當年就栽在分界之處，是中國最早的界石。

周、召分陝之後，周公旦就可以把主要的精力用於防備殷商遺民的反叛，穩定東部新拓展的領地；而召公奭的責任就是進一步開發黃河中游地區的農業生產，建立鞏固的經濟後方，為周王朝進一步開拓疆土解除後顧之憂。

管叔、蔡叔勾結紂王的兒子武庚，並聯合東夷部族反叛周朝。周公乃奉成王之命，舉兵東征，寫了《大誥》。周公順利地討平了三監的叛亂，誅斬管叔，殺掉武庚，流放蔡叔。收伏殷之遺民，封康叔於衞，封微子於宋，讓他奉行殷之祭祀。周公討平管蔡之後，乘勝向東方進軍，滅掉了奄（今山東曲阜）等五十多個國家。從此周的勢力延伸到海邊。平定淮夷及東部其他地區，二年時間全部完成。諸侯都宗順周王朝。

武王克商只是打擊了商王朝的核心部分，直到周公東征才掃清了它的外圍勢力。三年的東征滅國儘管有五十個左右，而佔領地的鞏固和擴大還是在分封同姓之後。東征以後，周人再也不是西方的“小邦周”，而成為東至海，南至淮河流域，北至遼東的泱泱大國了。周公東征象疾風驟雨席捲了大河下游，攪動了原有民族部落的格局。徐國一部分逃到江南（今江西）；一部分東夷被趕到淮河流域；嬴姓西遷；楚國逃到丹水流域。這造成了民族大遷徙大融合。東征的戰鬥是殘酷而激烈的，戰士們跟着周公東征，斧子砍出了缺口，縱使飽經戰鬥的苦楚，能夠生還是很幸運的了。東征的戰士思念家鄉，一旦解甲歸田，心中充滿了種種遐想，《詩經·豳風·東山》，就是這種心理的生動寫照。再也不是內外交困，戰鬥之前的那種“風雨所飄搖，予唯音噍噍”的局面了。

周公旦平叛以後，為了加強對東方的控制，正式建議周成王把國都遷到成周洛邑（今洛陽）。同時把在戰爭中俘獲的大批商朝貴族即“殷頑民”遷居洛邑，派召公在洛邑駐兵八師，對他們加強監督。如何統治被征服的地區，是戰爭勝利之後的大問題，殷人滅夏、周人滅殷，都是拱衞國都的周邊封國被滅導致的，如夏末的韋，顧，昆吾皆是異姓諸侯，“韋，顧既伐，昆吾夏桀”。而商末的黎，邘，崇等是商西部的拱衞者，周文王伐滅後，武王則可以長驅直入抵商都附近的牧野滅紂。武庚和奄國、淮夷的叛亂，表明重要地區不能再用舊的氏族首領，必須分封周族中最可信賴的成員到國都的周邊拱衞王都，這和武王時期的分封已經有本質的所不同。

建都洛邑後，周公旦開始實行封邦建國的方針。他先後建置七十一個封國，把武王十五個兄弟和十六個功臣，分封到封國去做諸侯，以作為捍衞王室的屏藩。另外在封國內普遍推行井田制，將土地統一規劃，鞏固和加強了周王朝的經濟基礎。

周公旦封小弟康叔為衞君，令其駐守故商墟，以管理那裏的商朝遺民。分給他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鑄氏、樊氏、飢氏、終葵氏，多是些有某種手工藝專長的氏族。康叔封地不僅面積大，而且統有八師兵力，以防止殷民的再度反抗。姜太公原被封為齊侯，都營丘（今山東臨淄北）。周公讓召公封給太公的土地是“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同時還具有專征專伐的特權，“五侯九伯，實得徵之。”營丘附近還有許多小國，太公就封時東夷族萊人就和他爭地。齊國先後滅掉這些小國，而成為東方大國。周的同姓召公奭被封到燕，召公長子在平叛之後才就封，建都於薊（今北京一帶）。燕是周王朝東北方的屏障。它的設立可以切斷殷商舊族和他的北方同姓孤竹國的聯繫，又可以和松花江、黑龍江、遼河一帶的肅慎族靠近。肅慎原是周的遠方屬國。北京和遼南都發現不少商、周銅器。證實周初的燕確實統治北方廣大領土。

三監之亂，微子沒有參加。周公平叛之後命他代表殷人後代，奉祀殷的先公先王，立國於宋（今河南商丘），後來宋成為有名的大國。宋的西面有姒姓杞國（夏禹的後代，今河南杞縣），西南有媯姓的陳（虞舜的後代，今河南淮陽），北面還有一些小國。宋處在諸國包圍之中。

除去上述國家之外，周公還分封了大量的同姓國和異姓國。據《荀子·儒效》記載，周公“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富良説，“周公吊二叔之不鹹，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管、蔡、成、霍、魯、衞、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可見周公分封的大大小小的國家，數不在少。

據何尊銘文載，周武王滅商後，由於鎬京偏西，不能控制殷商舊族廣泛分佈的東方地區，就提出過在天下的中心建都的設想，武王還曾為此夜不能寐，對周公嘆曰：“我未定天保，何暇寐！”。為鞏固新政權，周武王曾考察過伊﹑洛二水一帶的“有夏之居”，準備於此建設新的都邑，但未能全面實行便駕崩離去。周公二次克殷後，對東方遼闊疆域的開拓，迫切要求統治重心的東移。周公秉承武王遺志，建洛邑，在東征平叛以後，這件事更具有緊迫性，召公先去相地卜宅“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

洛邑位於伊水和洛水流經的伊洛盆地中心，地勢平坦，土壤肥沃，南望龍門山，北倚邙山，羣山環抱，地勢險要。伊、洛、瀍、澗四水匯流其間。據東西交通的咽喉要道。順大河而下，可達殷人故地。順洛水，可達齊、魯。南有汝、潁二水，可達徐夷、淮夷。伊、洛盆地確實是建都的好地方。

周公執政的第五年，正式開始大規模營建成周洛邑。三月初五，召公先來到洛邑，經過占卜，把城址確定在澗水和洛水的交匯處，並進而規劃城廓、宗廟、朝、市的具體位置，五月十一日規劃成功。第二天，周公來到洛邑，全面視察了新邑規劃，重新占卜，卜兆表明瀍水西和澗水東，洛水之濱營建新都大吉。對於周公營建洛邑的過程，在《尚書》中也有有簡明扼要的描寫：據《尚書·召誥》載：公元前1039年二月的一天，周成王派遣太保召公前往洛邑，勘察建都基地，名曰“相宅”。三月五日，召公到達洛邑，經“卜宅”得到吉兆後便正式奠基動工。同年三月十二日，周公來到洛邑。二十一日，在舉行了盛大的祭祀儀式後，他向殷商貴族和各諸侯國的首領發佈了營建洛邑的命令。自此，揭開了大規模營建“大邑周”的序幕。

由周公主持營建的洛邑被稱為“成周”或“新邑”等，是一座規模宏大的都城，據《逸周書．作雒解》記述：“堀方千七百二丈，郛方七七里。以為天下之大湊”，“設丘兆於南郊，建大社於國中”。城內的主要建築有太廟、宗廟（文王廟）、考宮（武王廟）、路寢、明堂等“五宮”。這些宮殿、宗廟的建築結構均為“四阿、反坫、重亢、重郎、常累、復格、藻税、設移、旅楹、畫旅”等式樣，城內還有“內階、玄階、堤唐、應門、庫台、玄閫”等不同的通道。經過一年左右的時間建成。因此地原有鄏邑，北有郟山，故又稱“郟鄏”。新都為周王所居，又叫“王城”。新邑東郊，瀍水以東殷民住地叫“成周”。

據《尚書·洛誥》載：“當年十二月，洛邑初步落成。周王朝舉行了盛大的慶功大典。周公帶領百官，使他們在舊都熟悉禮儀之後，再跟從王前往新邑。周成王在新邑開始用殷禮接見諸侯，在新都洛邑祭祀文王，這些禮節是非常隆重而有條不紊的。

成周洛邑建成之後，周公召集天下諸侯舉行盛大慶典。在這裏正式冊封天下諸侯，並且宣佈各種典章制度，謀劃周王朝的長治久安。

據《尚書大傳·康浩》稱：“周公居攝三年，制禮作樂，周公將作禮樂，優遊之三年不能作，君子恥其言而不見從，恥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物品知也。將小作，恐不能揚父祖功業德澤，然後營洛，以觀天下之心，於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於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

周公攝政期間，就在繼承《萬》舞的基礎上，於六年制禮作樂時先主持製作了歌頌武王武功的武舞《象》和表現周公、召公分職而治的文舞《酌》，合稱《大武》；七年洛邑告成，為了祭祀文王，周公又主持為傳統的《象》舞配以新的詩歌，製作了表現文王武功的《象》舞。

“禮”強調的是“別”，即所謂“尊尊”；“樂”的作用是“和”，即所謂“親親”。有別有和，是鞏固周人內部團結的兩方面。禮所要解決的中心問題是尊卑貴賤的區分，即宗法制，進一步講是繼承製的確立。由於沒有嚴密的繼承製，周公固然可以稱“鹹王”，管、蔡也可以因爭王位而背叛王室。小邦周不能不考慮大邦殷的經驗教訓，何況周公對夏殷歷史是瞭如指掌的。殷代從先妣特祭和兄終弟及的人數有限看，是分了嫡庶的，是子以母貴的。殷是傳弟和傳子的並存，曾導致了“九世之亂”。傳弟終究還要傳子，這本來是生物的規律。傳子和傳弟有傳長、傳幼和傳賢的矛盾。傳弟更有個傳弟之子和傳兄之子的矛盾。這些矛盾的存在，往往導致王室紛爭，王室紛爭又會導致王權衰落，國祚不久。殷代從康丁以後，歷經武乙、文丁、帝乙、帝辛（紂），明顯地廢除了傳弟制而確立了傳子制。由宗法制必然推演出維護父尊子卑，兄尊弟卑，天子尊，諸侯卑的等級森嚴的禮法。這種禮法是隸屬關係的外在化。反過來，它又起到鞏固宗法制的作用，其目的是維護父權制，維護周天子的統治，誰要是違反了禮儀、居室、服飾、用具等等的具體規定，便視為非禮、僭越。周天子能授民授疆土，則必以土地國有為前提。“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經·小雅·北山》）在周公文治武功盛極一時的時代，並非虛構。由此引申出來的“田裏不鬻”；土地不許買賣，恐怕也出自周公。周公能授給姜太公以專征專伐的特權，那麼，“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恐怕是周公時代或更早確立而為周公所法定下來的。為了加強中央王朝對地方的統治，冊封、巡狩、朝覲、貢納等制度，也很可能是周公在總結前代經驗的基礎上確定下來的。

周公旦攝政六年，當成王已經長大，他決定還政於成王。在還政前，周公作《無逸》，以殷商的滅亡為前車之鑑，告誡成王要先知“稼穡之艱難”，不要縱情於聲色、安逸、遊玩和田獵。然後“還政成王，北面就臣位”。周公旦退位後，把主要精力用於制禮作樂，繼續完善各種典章法規。周公制禮作樂第二年，也就是周公稱王的第七年，周公把王位徹底交給了成王。《尚書·召誥》、《尚書·洛誥》中周公和成王的對話，大概是在舉行周公退位、成王視事的儀式上，史官記下的。在國家危難的時候，不避艱辛挺身而出，擔當起王的重任；當國家轉危為安，走上順利發展的時候，毅然讓出了王位，這種無畏無私的精神，始終被後代稱頌。

但是，周公並沒有因退位而放手不管，成王固然對他挽留，而他也不斷向成王提出告誡，最有名的是《尚書·無逸》。《無逸》開頭就講，知道種地務農的辛勞，才懂得“小人”。父母辛勤務農，而他們的子弟不知道種地的艱辛，就會貪圖安逸乃至妄誕，甚至侮辱他的父母説：“老年人，什麼也不懂。”這種不孝的話在當時是決不許講的。《康誥》中還提到，對不孝不友的人要處以刑罰。作一個最高統治者要知道下邊的隱情疾苦，否則就會做出荒誕的事情來。周公接着舉了殷代名君中宗太戊、高宗武丁、商湯之孫祖甲，不是莊嚴威懼，勤自約束，“不敢荒寧”，就是久為小人，能保惠小民，不敢侮鰥寡，他們享國都能長久。爾後的殷王，生下來就安逸，不知道務農的辛勞，只是貪圖享樂，因而他們享國也都不長久。周公接下去又舉有周的太王、王季的謙抑謹畏，特別提到文王穿不好的衣服，自奉節儉，參加農業勞動，能“懷保小民，惠鮮鰥寡”，從早到過午有時連飯都來不及吃，為的是團結萬民。他不敢盤桓逸樂遊獵，不索取分外的東西，因而享國也比較長久。周公告誡後代，不許放縱“於觀、於逸、於遊、于田（田獵）”，不能寬容自己説：姑且享樂一下，不能象商紂那樣迷亂於酒。如果不聽，就會變亂先王正法，招致民人的怨恨詛咒。有人告訴説：“小人恨你、罵你。”要説自己有錯誤，深自省察，不許含怒，不許亂殺無辜，亂罰無罪。不然，相同的怨忿集中到你一個人身上，那後果是不堪設想的。

周公致政三年之後，在豐地養老，不久得了重病，病終前，周公叮囑説：“一定要把我葬在成周，以表示我至死也不能離開成王”。周公死，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人大恐，之後周公被葬於文王墓地畢，成王説：“這表示我不敢以周公為臣”。

漢初大思想家賈誼評價周公曰：“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周公集大德大功大治於一身。孔子之前，黃帝之後，於中國有大關係者，周公一人而已。” ^[5]  周公曾先後輔助周武王滅商、周成王治國。武王死後，成王年幼，由他攝政當國。平定三監之亂後，大行封建，營建成周（洛邑），制禮作樂，還政成王，在鞏固與發展周朝統治上起了關鍵作用，對中國歷史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周公在當時不僅是卓越的政治家、軍事家，而且還是個多才多藝的詩人、學者。其兄弟管叔、蔡叔和霍叔等人勾結商紂之子武庚祿父和徐、奄等東方夷族反叛。他奉命出師，三年後平叛，並將勢力擴展至海。後營建洛邑。相傳他制禮作樂，制定和完善宗法制、分封制等各種制度，使西周奴隸制獲得進一步的鞏固。

自春秋以來，周公被歷代統治者和學者視為聖人。他被尊為儒學奠基人，是孔子最崇敬的古聖之一，《論語》中記載孔子言論雲：“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孟子首稱周公為“古聖人”，將周公與孔子並論，足見尊崇之甚。荀子以周公為大儒，在《荀子·儒效》中讚頌了周公的德才。漢朝的劉歆、王莽將《周官》改名《周禮》，認為是周公所作，是其致西周於太平盛世之業績，將周公的地位駕於孔子之上。直到唐開元時期，有着強烈權力慾的唐玄宗作為皇帝不能容忍周公在武王逝世、成王年幼時期主政以及西周末期周厲王出奔後的“周召共和”，於是下令取消周公文廟供奉的資格，改以孔子為主。唐朝的韓愈為闢佛老之説，大力宣揚儒家“道統”，提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的統序。

周公旦“制禮作樂”，制定和推行了一套維護君臣宗法和上下等級的典章制度。確立的嫡長子繼承製，即以血緣為紐帶，規定周天子的王位由長子繼承。同時把其他庶子分封為諸侯卿大夫。他們與天子的關係是地方與中央、小宗與大宗的關係，加強中央政權的統治，這就是所謂的禮樂制度，孔子一生所追求的就是這種有秩序的社會，影響了後世幾千年。

姜太公，侯爵，封國為齊國，周初四聖之一，本名姜尚（前1128~前1015），姜姓，呂氏，名尚，字子牙，一名望，尊稱太公望。

按照明堂之禮，姜太公的地位僅次於周公旦，站立在周成王的左方，負責監護周成王， ^[2]  《尚書大傳》稱之為“大左輔” ^[3]  。

先後輔佐了六位周王，因是齊國始祖而稱“太公望”，俗稱姜太公。西周初年，被周文王封為“太師”（武官名），被尊為“師尚父”，輔佐文王，與謀“翦商”。後輔佐周武王滅商。因功封於齊，成為周代齊國的始祖。他是中國歷史上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和謀略家。

周武王尊姜太公為“師尚父”，世 稱“姜太公”。據説祖先在舜時為“四嶽”之一，曾幫助大禹治水立過功，被封在呂，姜為其族姓。姜子牙出世時，家境已經敗落了，所以姜子牙年輕的時候幹過宰牛賣肉的屠夫，也開過酒店賣過酒，聊補無米之炊。但姜子牙人窮志不短，無論宰牛也好，還是做生意也好，始終勤奮刻苦地學習天文地理、軍事謀略，研究治國安邦之道，期望能有一天為國家施展才華。雖然他滿腹經綸、才華出眾，但在商朝卻懷才不遇。他已年過六十，滿頭白髮，閲歷過人，仍在尋機施展才能與抱負。姜太公是齊國的締造者，周文王傾商武王克殷的首席謀主、最高軍事統帥與西周的開國元勳，齊文化的創始人，亦是中國古代的一位影響久遠的傑出的韜略家、軍事家與政治家。歷代典籍都公認他的歷史地位，儒、道、法、兵、縱橫諸家皆追他為本家人物，被尊為“百家宗師”。

姜子牙72歲時，借釣魚的機會求見姬昌。姬昌在出外狩獵之前，占卜一卦，卦辭説：“所得獵物非龍非螭，非虎非熊；所得乃是成就霸王之業的輔臣。”姬昌於是出獵，果然在渭河北岸遇到姜子牙，與姜子牙談論後姬昌大喜，説：“自從我國先君太公就説：‘定有聖人來周，週會因此興旺。’説的就是您吧？我們太公盼望您已經很久了。”因此稱姜子牙為“太公望”，二人一同乘車而歸，尊為太師。

有人説，姜子牙博學多聞，曾為商紂做事。商紂無道，姜子牙就離開了。四處遊説列國諸侯，未得知遇之君，最終西行歸依姬昌。有人説，姜子牙乃一處士，隱居海濱。姬昌被囚禁在羑里時，姬昌之臣散宜生、閎夭久聞姜子牙之名而召請他。姜子牙也認為“聽説姬昌賢德，又一貫尊重關心老年人，何不前往？”此三人為了營救姬昌，尋找美女奇寶，獻給紂王，以贖取姬昌。姬昌因此得以被釋，返回周國。雖然姜子牙歸周的傳説各異，但大旨都認為他是姬昌、姬發之師。

姬昌從羑里脱身歸國後，暗中和姜子牙策劃如何推行德政以推翻商紂政權，其中很多是用兵的權謀和奇計。姜子牙輔佐姬昌積善修德，明道行仁；對外促使姬昌聯絡對紂王不太滿意的其他諸侯國對其納貢，從而使紂王放鬆警惕；對內定愛民之策，行惠民之事，提倡生產，訓練兵馬；所以後代談論用兵之道和周朝的隱秘權術的，都尊法姜子牙的基本策略。姬昌為政清平，尤其在明斷虞、芮二國的國土爭訟後，被詩人稱道為膺受天命。姬昌又討伐了崇國、密須和犬夷，大規模建設豐邑。天下三分之二的諸侯都歸心向周，多半是太公謀劃籌策的結果。

姬昌死後，姬發即位。九年，姬發想繼續完成姬昌的大業，東征商紂察看諸侯是否雲集響應。軍隊出師之際，被尊稱為“師尚父”的姜子牙左手拄持黃鉞，右手握秉白旄誓師，説：“蒼兕蒼兕，統領眾兵，集結船隻，遲者斬首。”於是兵至盟津。各國諸侯不召自來有八百之多。諸侯都説：“可以征伐商紂了。”姬發説：“還不行。”班師而還，與姜子牙同寫了《太誓》。

又過二年，商紂殺死王子比干，囚禁了箕子。此時紂王荒淫暴虐到了極點，姜子牙見時機成熟，就向姬發提出伐紂建議。姬發於是通告諸侯共同征伐。姜子牙精選兵車300輛，勇士3000人，甲士45000人，組成伐紂大軍。發兵時姬發占卜龜兆不吉；行軍途中又遇暴風驟雨，姬發和眾臣的決心一度動搖。姜子牙力排眾議，堅定了姬發伐紂的信心。十一年正月甲子日，周軍到達商都朝歌郊外70裏處的牧野，各諸侯率兵車4000乘會合。商紂王也集結70萬（一説17萬）兵馬趕至牧野。戰幕一揭開，姜子牙親率少部精鋭為先鋒在前面挑戰，隨後姬發率領大隊人馬攻擊商紂王的軍隊。商軍人多勢眾，但士卒與商紂王離心離德，紛紛倒戈。紂王見大勢已去，急忙逃回朝歌，登上鹿台，自焚而死。姜子牙引姬發入殷都朝歌，詔告天下商朝滅亡，周王朝誕生。

第二天，姬發立於社壇之上，羣臣手捧明水，衞康叔封鋪好彩席，師尚父牽來祭祀之牲，史佚按照策書祈禱，向神祇稟告討伐罪惡商紂之事。散發商紂積聚在鹿台的錢幣，發放商紂屯積在鉅橋的糧食，用以賑濟貧民。培築加高比干之墓，釋放被囚禁的箕子。把象徵天下最高權力的九鼎遷往周國，修治周朝政務，與天下之人共同開始創造新時代。

武王滅商後，同姜子牙、周公旦等人商議，把全國分成若干個侯國，由周天子分封給在滅商大業中作出貢獻的姬姓親族和有功之臣建都立國，充當周朝統治中心的屏障，即所謂“封建親戚，以藩屏周”。由於姜子牙在興周滅商中功勳卓著，而被首封於齊地營丘（即今淄博市臨淄區）建立齊國，以穩定東方。

公元前1045年，姜子牙帶領本部人馬奔營丘而來。因為長途跋涉十分疲憊，一行人行軍速度很慢。一天傍晚他們來到離營丘不遠宿營，準備明日趕到營丘。有人説“有道是機會難得。這些人睡起覺來香甜安穩，哪像個赴國建都的樣子”。姜子牙聽後睡意全無，急命整頓人馬披星戴月趕赴營丘。至黎明時到達淄河西岸，只見萊國軍隊正在涉水奔營丘而來，劍拔弩張，形勢危急。原來萊國與營丘離得很近，是商紂王的屬國，萊侯想趁姜子牙立足未穩之際搶佔營丘。兩軍在淄河西岸展開對壘，姜子牙指揮鎮定自若，士兵作戰英勇頑強，萊軍被殺得丟盔棄甲，悻悻而回。齊國就這樣正式建立起來。

姜子牙建立齊國後首先以法治國，安定民心。司寇營湯陽奉陰違，受賄害民，並妖言惑眾，宣稱要以所謂的“仁義”治齊，姜太公便令人把營蕩斬首，以正政令；東海上有被時人稱為“賢人”的狂矞、華士兄弟，不向天子稱臣，也不為諸侯做事，以不合作的姿態和平對抗新生的齊國，姜子牙認為他們自私自利，不為國家盡義務，是“害羣之馬”，就下令誅殺他們。一時間齊國再也沒有違抗命令法規的事情了，混亂局面迅速得到了安定。僅僅五個月姜子牙就去向周公“報政”，即向周公彙報其安邦定國的政績。

姜子牙政治上推行尊賢尚功的政策。就是選拔有才能的人做官，吸收大批當地東夷土著中的人才加入到齊國統治階層，讓他們在國家建設中發揮應有的作用。對通過考核符合選賢標準的人，不分親疏用其所長，最大限度發揮他們的積極創造性。這一用人路線打破了西周以血緣關係為基礎的“尊尊親親”的正統思想束縛。姜太公還把用人提升到事關國家興亡的高度，提出“六守”、“八徵”、“六不用”的人才理論。實踐證明，他的用人思想不僅開創了任人唯賢、唯才是舉的人才使用先河，也為後來齊國稱霸列國奠定了基礎。

文化上推行“因其俗，簡其禮”的開明政策。“俗”指“夷俗”，即當時當地東夷人的生活方式；“禮”指“夷禮”，即當時當地東夷人的禮儀制度。太公認為，如果在齊地強力推行周禮，容易產生民族矛盾，不利於治國安邦。經過再三斟酌，他決定從齊地實際出發，從俗簡禮，不強制干涉，且務實地創造了既讓齊民樂於接受，又不太悖周禮的新制。

據《漢書·地理志》載：“齊地負海潟（x剎）滷，少五穀，而人民寡。”《鹽鐵論》則説：“昔太公封營丘，闢草萊而居焉。地薄人少。”面對極其惡劣的自然條件，姜太公自齊國初建時就因地制宜，在注重發展黍、稻生產的同時，利用境內礦藏豐富、魚鹽資源豐富的特點，大力發展冶煉業、絲麻紡織業、漁鹽業等手工業；還利用齊國交通便利、人民有重商傳統的優勢，大力發展商業，推行與列國通貨的外貿政策。在這種“農、工、商”三寶並舉的宏觀戰略指導下，齊國製造的冠帶衣履暢銷天下，魚鹽流通列國，諸侯紛紛前來朝拜，齊國逐步由偏僻荒涼的小國窮國發展為雄居於東方的大國富國。

姜子牙封齊建國後，相當多的時間是在鎬京做周朝中央政權的“太師”，輔佐外孫周成王姬誦、重外孫周康王姬釗。他的大兒子齊丁公姜伋，也沒有到臨淄治理齊國，而是一直在鎬京擔任虎賁氏之職，統領着王宮衞戍部隊。齊國開國後的三十餘年，營丘基本上由姜太公的三兒子丘穆公鎮守。成王時期，管叔、蔡叔、霍叔發動了“三監之亂”，淮夷、徐夷、“殷東五侯”起兵反周，姜太公父子輔助周公旦，或坐鎮京都、運籌帷幄；或領兵東征、衝鋒陷陣；或左右呼應，東西夾攻，迅速平定了這場叛亂，為二次安周立下了赫赫戰功。再後來，周成王去世，姜子牙父子又接受了成王託孤的遺命，擔負起輔佐太子的重任，後又與眾臣一起扶立太子姬釗登位，史稱周康王。

周康王六年，姜子牙卒於周首都鎬京，歲壽139歲，子丁公姜伋繼位。齊丁公姜伋繼任周王室太師，掌管整個周王朝的軍政事務。

姜子牙治國，確立了“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的治國方針，在齊國數百年的發展史上，代代相傳，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確立了齊文化的歷史地位。太公已去世3000餘年了，人民崇拜他的高尚人格，悼念他的豐功偉績，以樸實的感情編造出他的很多神話故事歌頌他。説他曾在崑崙山學道，後奉師命下山助周滅商，滅商之後又奉師命發榜封神。這在《太平御覽》和《封神記》等書上逐步把他神化了。到了明代許仲琳為崇敬太公無法形容時便以神面化之編着了一部《封神演義》，把他説成是管天下所有神的神了，太公的神奇和威嚴，成為驅邪扶正的偶像了。這些雖然超出了歷史的真實，但卻反映出姜子牙在人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中國古今著名的軍事家孫武、鬼谷子、黃石公、諸葛亮等都學習並吸收了太公《六韜》的精華，而且當今世界上的政治、經濟、管理、軍事、科技等各個領域仍在借鑑太公《六韜》的精華。

在唐宋以前，姜子牙被歷代皇帝封為武聖，唐肅宗封姜子牙為武成王，宋真宗時，又封姜子牙為昭烈武成王。到了元朝時期，民間對姜子牙增加了一些神話傳説。到明代萬曆年間，許仲琳創作了《封神演義》小説，從此，姜子牙由人變成了神，並且為民間廣為信奉。

召公奭，伯爵，封國為召國和燕國，周初四聖之二，本名姬奭，生卒年不詳，姬姓，名奭，又稱召公（一作邵公）、召伯、召康公，西周宗室、大臣，與周武王、周公旦同輩（一説是周文王庶子）。

按照明堂之禮，召公奭的地位次於姜太公，站立在周成王的右方，負責更正周成王的過錯， ^[2]  《尚書大傳》稱之為“大右弼” ^[3]  。

姬奭輔佐周武王滅商後，受封於薊（今北京），建立臣屬西周的諸侯國燕國（北燕）。但他派長子姬克管理燕國，自己仍留在鎬京（今陝西長安）任職，輔佐朝廷。因采邑於召（今陝西岐山西南），故稱召公或召伯、召公奭。周武王死後，其子周成王繼位，姬奭擔任太保。姬奭執政政通人和，貴族和平民都各得其所，因此深受愛戴。他曾在一棵棠梨樹下辦公，後人為紀念他，捨不得砍伐此樹，《詩經·甘棠》中曾稱頌此事。周成王死後，姬奭輔佐周康王，開創“四十年刑措不用”的“成康之治”，為周朝打下延續八百多年的堅實基礎。

召公，又作“邵公”、“召康公”、“太保召公”。姓姬名奭（shi），周文王的兒子，武王的弟弟。曾輔助周武王滅商，被封於燕（今河北省北部），是後來燕國的始祖。因最初采邑在召（今陝西省扶風縣東北），故稱召公或召伯。周成王時，他出任太保，與周公旦分陝而治，陝原以東的地方歸周公旦管理，陝原以西的地方歸他管理。他支持周公旦攝政當國，支持周公平定叛亂。他的後代中有人繼承了召公的稱號，曾還輔佐了周厲王。

周武王十三年（前1122年），姬奭跟隨周武王姬發在牧野之戰中擊敗商軍，商朝末代君主帝辛（商紂王）自焚而死，商朝滅亡。周武王之弟周公旦手持大鉞，姬奭手持小鉞，左右夾輔周武王舉行祭社大禮，向上天和商朝百姓宣告帝辛的罪責。周武王滅亡商朝後，建立周朝政權，史稱西周。

周武王建立周朝後，為鞏固政權，實行分封制，大封功臣與宗室，於是將姬奭封在薊地（今北京），建立臣屬西周的諸侯國燕國（亦稱北燕）。但姬奭沒有前往薊地就封，而是派他的長子姬克管理薊地，自己則留在都城鎬京（今陝西長安）任職，繼續輔佐周王室。周武王於是將京畿（國都及其附近地區）之地召（今陝西岐山西南）封給姬奭，故稱召伯、召公或召公奭。

周武王十二年（前1045年），周武王去世，其子姬誦繼位，是為周成王。當時周成王在豐地，姬奭奉命建造洛邑，以完成周武王的遺志。不久，姬奭擔任三公之一的太保。自陝原（今河南陝縣）以西，由姬奭主管；自陝原以東，由周公旦主管。

周成王年齡尚幼，周公旦代理朝政，當國攝政，姬奭有所懷疑，周公旦寫作《君奭》。《君奭》中説姬奭不喜歡周公旦的做法，周公旦便稱道：“商湯之時有伊尹，得到上天的嘉許；在太戊之時，則有伊陟、臣扈，得到上帝的嘉許，並有巫咸治理王家；在祖乙之時，則有巫賢；在武丁之時，則有甘般。正是憑藉這些有道賢臣，才安定治理商朝。”姬奭聽後，這才高興起來。

姬奭治理陝原以西地區時，深受百姓們的擁護。姬奭巡行鄉里城邑，當時姬奭便在一棵棠梨樹下斷案，處理政事，上至侯伯、下到百姓都各得安置，無人失職。

周成王臨終前，擔心太子姬釗不能勝任君主之位，於是命令姬奭與畢公率領諸侯輔佐太子姬釗即位。周成王死後，姬奭、畢公率領諸侯，引導太子姬釗拜見先王廟，反覆告誡他周文王、周武王能夠成就王業，來之不易，重要的是在於節儉，沒有貪慾，以專志誠信來統治天下，寫作《顧命》。於是，太子姬釗即位，是為周康王。

姬奭輔佐周成王、周康王兩代君主，開創四十多年沒有使用刑罰的“成康之治”，為周朝打下延續八百多年的堅實基礎。

姬奭最初輔佐周武王滅亡商朝，因功受封薊地（今北京），建立燕國（亦稱北燕）。但姬奭沒有就封，而派長子姬克管理燕國，自己留在鎬京輔佐周王室。周武王死後，周成王繼位，姬奭擔任太保，與周公旦等共同輔佐周成王。並與周公旦分陝而治，陝原以西姬奭主管；陝原以東周公旦主管。

姬奭治政很得百姓擁護，曾在棠梨樹下判斷案件、處理政事，從侯伯到庶民都得安置，無人失職。《詩經·召南》作有《甘棠》一篇，稱頌此事。周成王死後，姬奭再度輔佐周康王，開創四十多年未用刑罰的“成康之治”，為周朝打下延續八百多年的堅實基礎。

太史佚，伯爵，封國為尹國，周初四聖之一，官居太史，原名尹佚，尹逸，西周初年太史。

按照明堂之禮，太史佚的地位次於召公奭，站立在周成王身後，負責提醒周成王遺忘的事情， ^[2]  《尚書大傳》稱之為“大後丞” ^[3]  。

西周初年，他與周公、召公、太公合稱"四輔"，地位顯赫。他曾寫過《史佚之志》，對中國早期文明社會的政治理論進行了總結。此書雖失傳，但從一些典籍中依然可瞭解他的一些政治思想。

他博學多聞，德高望重，深得周武王賞識，凡有大事也多與之商磋。周武王在牧野與商紂王決戰時，史佚隨從周武王出征。因商紂王慘無人道，百姓離心離德，武士紛紛倒戈，商紂王自焚而死，周武王揮劍砍下了商紂王燒煳了的腦袋。此時，史佚回望天際漸漸淡去的星影，記錄下了在這一激動人心時刻天空上的星座和月相，凱旋歸宮後，命鑄銅匠在利簋上澆鑄下“歲鼎克聞夙有商”的銘文。利簋在20世紀70年代出土後，銘文被經學家解釋為“歲（木）星正當其位，在周的星土鶉火”。這一記載，使得3000年後國家“九五”規劃重大科研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藉此攻克了周武王克商的準確日期為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周成王封其同母弟叔虞於唐時，又是史佚擇吉日，並記下了星象。《國語·晉語》載：“晉之始封也，歲在大火”，“歲在大火……唐叔以封。”周成王為前1042年繼天子位，司馬遷《史記·晉世家》載，唐叔之封在成王三年，叔虞封唐的確切年代即為公元前1040年。作為一名史官，在記下星座後並命鑄銅工匠銘刻在器皿上，沒有給後人留下竹腐簡朽而湮滅的遺憾，實屬功垂千古。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周公誅滅唐。成王與叔虞戲，剪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吉日而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正是史佚這句“天子無戲言”，為後人留下了“君無戲言”的典故。

史佚 [周]文王時史官。文王仁及草木，有虎不害，名曰騶虞，白質玄章，馴於靈囿，佚乃錯綜其體而為虎書。及武王觀兵盟津，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命佚紀瑞，作為魚書。又文王時，赤雀銜書集户，至武王復感丹鳥流室，佚又紀此二瑞，作為鳥書，勢若翔羽。

《書林紀事》

《大戴禮記·保傅》載：明堂之位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慎，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充；充者，充天子之志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潔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博聞強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殷周之前以長久者，其輔翼天子有此具也。

《史佚書》載：“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與周公為道，太公為充，召公為弼，同列而總謂之四聖。” ^[13] 

據龐姓、畢姓、潘姓、魏姓、令狐姓等姓氏族譜記載 ^[14]  ，畢公高也被列在在周初四聖之中，據推斷畢公高取代的是史佚的位置，據族譜記載，與畢公高同被列為周初四聖的，只有周公旦、太公望、召公奭，這個版本的周初四聖沒有史佚的位置。

畢公高隨周武王興師伐紂立下赫赫戰功。西周建立後，他負責處理被商紂王關押的犯人。他採取寬大為懷，平反不少冤獄，表彰因直諫受害的功臣，因而名聲鵲起，成為“周初四聖”之一。後被周武王封於畢國，爵位為公。世稱畢公高。周武王死後，其為顧命大臣之一，他與周、召二公等一起相繼輔政周成王、周康王，使周王朝的經濟文化有較大的發展，並形成“成康之治”的盛世。 ^[15] 

西周建立之初，周文王的第十五子畢公高建立畢國，並將其庶子封在古龐鄉。商朝末年，紂王無道，殘虐百姓；西伯侯（周文王）姬昌經營西岐，使得天下三分之二的諸侯望風歸附；周武王姬發子承父業，最終滅商建周。畢公高與上述多個姓氏的始祖同為文王之子，源自畢公高的龐姓，自然與這些姓氏淵源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