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箕子

(商朝官員)

鎖定
箕子,子姓,名胥餘,(今河南省安陽市)人,商王文丁的兒子,商王帝乙的弟弟,商王帝辛的叔父。官至太師,封於箕,在商周政權交替與歷史大動盪的時代中,因其道之不得行,其志之不得遂,“違衰殷之運,走之朝鮮”,建立箕子朝鮮
箕子與微子比干在殷商末年齊名稱“殷末三仁”,在孔子《論語·微子》中曰:“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殷有三仁焉。”
別    名
箕子
朝鮮文聖王
仁獻公 [1] 
所處時代
商朝
民族族羣
華夏族
出生地
(今河南省安陽市
主要成就
殷末三仁”之一
本    名
子胥餘

箕子人物生平

箕子輔佐商紂

箕子像 箕子像
箕子,名胥餘,殷商末期貴族,是商紂王的叔父,文丁的兒子,帝乙的弟弟,官太師,因其封地與箕,故稱箕子,他與微子比干齊名,史稱“殷末三賢”。 [2] 
箕子佐政時,見紂王進餐必用象箸,感紂甚奢,嘆曰:“彼為象箸,必為玉杯,為杯,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
果然後來商紂王暴虐無道,整天酗酒淫樂而不理政,揮霍無度。紂王的叔父箕子,見紂王這般無道,苦心諫阻,但屢諫紂王都不聽。
有人勸箕子離去,箕子曰:“為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悦於民,吾不忍也”。箕子見成湯所創六百年江山即將斷送在紂王手中,心痛如割,索性割發裝瘋,披髮佯狂,隱而鼓琴以自悲,每日裏只管彈唱“箕子操”曲以發泄心中悲憤。紂見此,以為箕子真瘋,遂將他囚禁起來,貶為奴隸。 [3-5] 

箕子武王訪箕子

紂王末年(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興兵伐紂。 [10]  牧野決戰,紂王兵敗自焚。武王攻入商都朝歌,商朝覆滅。在這商周變易之際,箕子便趁亂逃往箕山(今山西東南部晉城市陵川縣棋子山),在箕山(今棋子山)過起一段短暫的隱居生活。
箕子利用那些天然的黑白兩色石子擺卦佔方,藉以觀測天象,參悟星象運行、天地四時、陰陽五行、萬物循變之理。武王滅商建周後,求賢若渴的周武王訪道太行,在陵川找到了箕子,懇切請教治國的道理。 [3-5] 
武王向箕子詢問殷商滅亡的原因,箕子不説話,因為他不願意講自己故國的壞話。武王也發覺自己失言了,就向他詢問怎樣順應天命來治理國家。箕子於是便將夏禹傳下的《洪範九疇》陳述給武王聽,史稱箕子明夷。武王聽後,十分欽佩,就想請箕子出山治理國事,重用箕子。但箕子早對微子説過:“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殷商如果滅亡了,我不會作新王朝的臣僕)。”(《尚書·微子》)他不願作周的順民,因此不肯再出山,武王無奈而走。
因怕武王再次來請,箕子乘武王走後,他便迅速率領弟子與一批商的遺老故舊一大批人,匆匆離開箕山向東方而去,從此陵川便留下了箕子履跡的傳説,棋子山也漸漸被人們稱作了謀棋山、謀棋嶺。 [3-5] 

箕子東渡朝鮮

箕子立像 箕子立像
箕子一行人從今膠州灣渡海,創立了箕氏侯國。同去的有殷商貴族景如松、琴應、南宮修、康侯、魯啓等。
據説,箕子一行到了黃海邊,便乘了木筏向東飄去。幾天後登上了一島,因見山明水秀,芳草連天,一派明麗景象,便將那地方叫做朝鮮。從此,箕子帶領的五千餘人在那裏定居下來。
相傳箕子到朝鮮後便建築房屋、開墾農田、養蠶織布、燒陶編竹,還施用八種簡單的法律,來防止和解決人們的爭執。並把故國的文化傳播開來,把圍棋傳向四面八方。 [6] 
後來當週武王知道箕子遠避東方時,便派人到朝鮮封箕子做朝鮮的國君,並邀請箕子回鄉探望。武王因而封他為朝鮮侯,不把他當臣下看待。這時箕子已經52歲。後來箕子從朝鮮回到國都前來朝見周天子姬發。在途經商故都殷商都城遺址,只見原來的宮室已經殘破不堪,有些地方種上了莊稼。心甚傷之,欲哭而不可,欲泣則近於婦人,亡國之痛,湧上心頭,只好以詩當哭,乃作《麥秀歌》,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悔恨商朝亡國。這裏“狡童”係指紂王,意為你那時不聽我勸,如今落得這般天地。朝歌殷民聽見,皆動容流涕。
詩歌中的“狡童”比喻不聽忠告的紂王。詩歌採用男女戀歌的形式,反映君臣關係,為後世比興手法的淵源。 [3-5] 

箕子開發朝鮮

箕子帶去了懂詩書、禮樂、醫藥、陰陽、巫術的知識分子,懂得各種技藝的能工巧匠。他們把中原文明帶到朝鮮半島北部,教化臣民,使古朝鮮習行中國禮樂制度,衙門官制、飲食起居逐漸沿習中原習俗。
政治上,箕子頒佈八條成文法,禁止殺人、傷人、盜竊;經濟上,推廣殷商的田畝制度和中原先進的耕作、養殖技術。據朝鮮王朝史學家安鼎福編著的《東史綱目》記載,箕子在朝鮮治理不到三年,當地民風大變,夜不閉户,沒了盜賊,婦人守貞不淫,男婚女嫁不重聘禮,民眾節儉敬睦,社會和諧安定。還有人把平壤郊外的大同江比作黃河,把永明嶺比作嵩山,編成歌典來歌頌和讚美箕子。
中國唐代大詩人柳宗元所説的箕子“化及民”,就是箕子在朝鮮教化百姓,並形成了良好的社會風氣,促進了社會的發展。對此,《高麗史》也有記載:公元1102,禮部上奏稱,中國教化禮儀,自箕子始,並乞求為其立祠以祭。
不管是中國文獻還是朝鮮史書,箕子對古朝鮮的開發都是功不可沒的,日本江户時代前期(公元17世紀初)的史學家林鵝峯認為,箕子到朝鮮開創“東方君子國”,“東方君子國”這種稱謂也就是從那時候開始。
據史料記載,箕子王朝共歷41代君王,直至漢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箕子的第四十一世孫箕準被門下衞滿發動政變所推翻,箕準南逃,箕子王朝滅亡。箕子朝鮮在朝鮮半島統治了近一千年。根據《太原鮮于氏世譜》,朝鮮的鮮于氏源自箕子朝鮮的後人。而他們從箕子開始,直到公元前1世紀才被滅。

箕子主要影響

箕子作為儒家前驅,其思想上承大禹,下開周公“明德保民”和孔子的“仁”。其經歷正如柳宗元箕子碑》所説:“正蒙難”;“法授聖”;“化及民”。
1、“正蒙難”是説他在隱居時心憂天下,以“箕子操”來寄情書懷;
2、“法授聖”是説周武王滅商後向箕子諮詢治國大道,箕子以洪範九疇傳授之;
3、“化及民”是説箕子在朝鮮建立東方君子國

箕子正蒙難

箕子 箕子
思想家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見微知著。當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衰象初顯的時候,外表上轟轟烈烈,其實內囊卻上來了,所謂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史記宋微子世家載“紂為象箸而箕子唏”,這説的就是這個道理。“夫商之季世,紀綱之廢,道德之墮極矣。”(王國維語)商朝的滅亡決不單單是紂王一個人的過失,而是整個國家民族沉迷在令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的墮落習俗裏面去了,如歷代王朝末世一樣。
當有人勸他離開殷商另謀高就。他説,我如果這樣去做,是在“彰君之惡”和“自説於民”。於是,箕子佯狂而獨自一人隱居在箕山,閒暇時候借樂曲《箕子操》抒發自已鬱郁不得志的苦悶心情。當紂王聞知箕子近況,遂囚禁在一個名叫“箕子台”的地方。箕子台在今河南西華縣。箕子在那個地方構思出洪範九疇的偉大思想。

箕子法授聖

周武王以“小邦周”打敗“大邑商”後,曾經恭恭敬敬誠惶誠恐地不恥下教於箕子。箕子就把洪範九疇治國大道傳授給周武王。
這個洪範九疇在中國思想史的地位實在不得了。它闡述了行政方式、行政準則及行政決策方式,是一部中國曆代專制王朝的行政大法,對於中國專制社會形成有着特別重要的意義,同時也奠定了陰陽五行説的基礎,提供了中國人傳統思維的框架。
從洪範九疇的內容看,它涵蓋了對自然世界、人身、行為、治國安民政綱、天文、歷數、根本大則、做人德性、氣候徵象、禍福種類等等人生實踐內容的全部,但它決不是西方認識論意義上的知識,而是完全出於實用目的的一種經驗積累。洪範九疇其實是就社會政治秩序對君王説話行為的經驗總結。陳來在《儒家思想的起源》一文中説,“中國上古的天啓文獻竟然全部集中於社會事務,這不能不説華夏族特有的一種文化態度和文化精神。”
社會秩序的得治是“洪範九疇”提出的真正目的,這與亞里斯多德提出範疇理論的本體論目的可謂是天壤之別。就目的的思維特徵言,亞里斯多德範疇理論的提出,是出於一種“純知識”的興趣和好奇。而“洪範九疇”的提出則是出於解決社會現實問題的實用性需要。
從方法的角度看,亞里斯多德對範疇的獲得方法和途徑進行了自覺的反思,在思維上具有思辯色彩,一種遠離人生感覺經驗的純理性態度。這反映在範疇篇前四章內容。相反,洪範九疇是中國人對人生、社會實關懷而求得的經驗知識。“這些分類的標準是經驗,故可視為經驗的綜合。”(成中英)由此我們可以得知西方思維方式是本體、語言、邏輯三位一體的,而中國的傳統思維方式則是社會、實用、經驗的三位一體的。所謂中國古代“四大發明”其實就是這種思維下的“傑作”。
箕子作為思想家最偉大的地方在於首次提出“社會公正”的政治哲學,並且寄希望於“開明君主制”。“五曰皇極......皇極,皇建其有極......毋偏毋頗,遵王之義。毋有作好,遵王之道。毋有作惡,遵王之路。毋偏毋黨,王道蕩蕩。毋黨毋偏,王道平平。毋反毋側,王道正直......凡厥庶民,極之傅言,是順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史記宋微子世家)在這裏箕子闡述了“王道正直”的精神史觀。“皇建其有極”就是要國君建立治國的典範,這個典範就是“王道”(即遵王之道、遵王之路、遵王之義)。後人釋“皇”為大,釋“極”為中,又云:“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謂行九疇之義。”

箕子化及民

在那次兩人高峯會面之後不久,周武王把朝鮮作為箕子的封地賞賜給他。箕子來到自己的封地後除了頒佈實施具有憲法性質的“八條之教”外,教民耕作建立“箕田”、教民禮儀。朝鮮穿衣喜歡白色,就是“殷人尚白”這一習俗的延續。
“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漢書地理志
“昔箕子既適朝鮮,作八條之教以教之,無門户之閉而民不為盜”(三國志魏書東夷傳)

箕子神道設教

箕子在《洪範》篇中所表達的思想是神權至上主義,反映了殷商時期“率民以事神”的社會現實。他總結了商代神道設教的經驗,他認為統治者必須按照天生萬物的法則辦事,違背了這個法則,就要受到上天的懲罰。
“我聞在昔堙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敍。”
這段話的意思是説,我聽説從前鯀用堵塞的方法治理洪水,攪亂了五行,上帝於是發怒,不把九類大法傳給他,因而他不懂得治國安民的常道。鯀被誅以後,禹繼承了他,上天就賜給他九類大法,因此得到了治國安民的常道,做了這樣的安排。
五行,即金、木、水、火、土,居九疇之首,各有其性,必須順其性而用之。這個思想雖然籠罩着神秘主義的外衣,但仍有一定的進步性與合理性。如把金、木、水、火、土五種物質元素放在“相互關係”中加以考察比較,形象地看出了事物在性質上有“潤”與“燥”的差別,在方位上有“上”與“下”的差別,在形體上有“曲”與“直”的差別,這裏注意觀察事物的特性和功能,試圖從聯繫和差別中去認識事物,包含有差異思想的萌芽,從而為研究事物的矛盾打開了思路。又如金、木、水、火、土五種物質元素之間存在着一定的客觀關係,鯀由於不掌握水、土之性,採取以土堙水的辦法而失敗了;禹總結了這個教訓,通過實測來掌握山川形勢,同時按“水曰潤下”的客觀性能,採取疏導法,取得了治水平土的功績。這種對“五行”各種物質性能關係的認識,包含有內在聯繫思想的萌芽,給後人帶來了有益的啓示。禹經過治水平土的鬥爭,在初步認識“五行”各種性能的基礎上,觸類旁通,促進其能動性的發揮。如認識到“水曰潤下”的特性,就令發展水稻生產;認識到“火曰炎上”的特性,就推行刀耕火種;認識到“木曰曲直”的特性,就促進各種交通工具的製造;認識到“金曰從革”的特性,就發展冶煉鑄造,變革自然,為人所用。
箕子認為天子必須立一標準,使人民遵從。“皇建其有極。”做到“惟時厥庶民於汝極,錫汝保極”。他認為只有這樣,才能使人民順從教化,不敢違法亂紀。而人民必須絕對服從天子,“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不要有偏私,要遵守先王的正義;不可夾雜私心的偏好,遵守着先王的大道;不要做壞事,遵守着先王的正路。君子有絕對權威,“唯闢作福,唯闢作威,唯闢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君主可以給人恩賜,可以給人懲罰,可以吃美好的玉食,臣民不能給人恩賜,不能給人懲罰,不能吃美好的玉食,所以臣民不能僭奪。
箕子認為筮是探測上帝意志的方式,因之必須重視,“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選擇能夠用龜殼卜卦和用蓍草占卦的人,命令他們根據不同的兆形卜卦。君主有疑問時,要“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首先君主自己要多加考慮,然後再和卿士們商量,再和人民大眾商量,最後再問及卜筮。不過卜筮以龜或筮表示,有決定權。卿士、庶人只是陪襯而已。因此“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君子同意,龜卜同意,筮佔同意,但卿士不同意,人民大眾不同意,這也吉利。這即是説,對於君主要做的事,縱使卿士、庶民不贊成,但只要符合君主本人的意願而又有卜筮同意,也是吉利的。由此可見卜筮在帝王神道設教中所起的決定性作用。
箕子認為如君主不從天意,天必警以災異,天人相應。因而有“休徵”、“咎徵”之説。所謂“休徵”,即美好的徵兆,順乎天意,則風調雨順,萬事吉利。所謂“咎徵”,即不好的徵兆,逆乎天意,則降災降禍,萬事不順。

箕子補偏就正

箕子指出各種不同類型的個性特徵和品格,都應採取補偏救弊的辦法,使之合於正道。他説,“無反無側,王道正直”。不要反覆,不要偏心,王道是正直的,凡不合乎正直之道,偏剛偏柔之人,都要加以裁抑。他説:“平康正直,強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沉潛剛克,高明柔克。”他主張對那些公平正直的人,就用正直去對付他;對那些強硬不可親近的人,就採取剛強的方式去制服他;對那些平和可親之人,就用柔緩的方式去教育他。糾正沉靜之人的缺點,要用剛強來補救;糾正高傲之人的缺點,要用柔和來補救。
箕子認為正直是德行的最高標準,不要過剛,也不要過柔,這才合乎正直之道。君民各安其位,各守其本份,才不違背正直之道。違背正道,就會有過失。“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王者有了過失,影響一年,卿士影響一月,師尹影響一日。一年一月乃至一日都沒有變化,百穀就能成長,政治就會光明,優秀之士就能得到任用,國家也就安寧了。王道即正道,補偏就正,平康正直,萬事大吉,國家平安。這是箕子設計的治國方案。

箕子重視五事

箕子在總結殷亡的教訓中,還提出對君主及太子要在“貌、言、視、聽、思”這“五事”上進行教育:
“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又,明作晢,聰作謀,睿作聖。”
箕子説所謂五事,一是容貌,二是言語,三是視察,四是聽受,五是思慮。容貌要恭敬,言語要有條理,視察要清楚,聽受要聰敏,思慮要通達。容貌恭敬,表現就嚴肅;言語有條理,辦事就順利;視察清楚,就能明辨一切;聽受聰敏,謀事就能成功;思慮通達,就能成為聖人。箕子作為太師,提出重視“五事”,顯然是針對君主及太子的。他認為君主與太子不能只作孤家寡人,還要對外界多所接觸,要“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要在“五事”上多加註意,要謙遜待人,要廣見多聞,才能使自己聰明通達、多謀善斷。這樣,才能成為理想的聖君。

箕子惟材所用

箕子對周武王説:“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於極,不罹於咎,皇則受之。”他的意思是説,凡是百姓中,有謀略、有作為、有操守的,天子要經常想到他們。行為不和法則,又沒有陷入罪惡的人,君王要寬容他們。有猷、有為、有守者是上才,可以重用。就是達不到上才標準的人,也要誘撫之,使之為我所用。這是箕子在人才的任用與選拔方面,突破神權政治侷限的例證。
此外,箕子在“八政”中提出國家重要的政府要員八位:“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即一是管理民食,二是管理財物,三是管理祭祀,四是管理住行,五是管理教育,六是管理司法,七是接待賓客,八是治理軍務。箕子把管理教育的司徒官,位在第五,可見他對教育的地位是重視的。

箕子八大法律

箕子制定了《犯禁八條》。

箕子個人作品

麥秀歌》是箕子朝周途經故都朝歌時而作。故地重遊,作者目睹宮室毀壞荒涼,淇河之濱,朝歌原野,遍地小麥正揚花秀穗,但今夕縱異,觸景生情,心甚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則近於婦人,憤然吟詩。寥寥十數字將亡國慘狀和原因和盤托出,而且淒涼悲惋。朝歌殷民聽見,皆動容流涕。
麥秀歌
殷·箕子
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
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
箕子還總結治國安邦之道的著作《洪範 [7] 

箕子人物爭議

箕子與箕子朝鮮在中國商周古史、中國東北史上佔據重要位置。箕子以一個哲學家、政治家、殷商思想文化的代表、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代表出現在中國歷史、中國思想文化史上。其學問、其人品、其影響長時期以來沒有得到應有的評説。
箕子開發古朝鮮,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得到論證:
1、古代中國史書的記載;2、古代朝鮮史書的記載;3、考古發現與民俗的證明;4、從後代歷史往前推斷。
古朝鮮地區,包括今中國遼東半島的東部與今朝鮮半島的北部。公元前12世紀,殷商遺民箕子在這個地區建立了箕氏王朝,傳國900多年;王朝的最後一個國王箕準衞滿篡位以後,又南下立國200年,開發了半島的南部。他們作為移民成了後來韓國民族的重要組成部分。古代中國與古代朝鮮的歷史記載以及考古、民俗資料,都可以證明箕子與箕氏王朝開發古朝鮮的歷史。
箕子及其相關問題考證
(一)箕子及其東走、來周時間
中國正史皆以箕氏朝鮮為古朝鮮的起始王朝。箕子實有其人,並非虛構,“箕,國名,子爵”。“微子、箕子,實是畿內采地之爵,非畿外治民之君,故云子也”。《尚史·箕子》謂“箕子名胥餘,紂之親戚,或以為諸父,或以為庶兄”。《史記·宋微子世家》雲“箕子者,紂親戚也”。他是商紂王時的重臣,官至太師,位至三公。孔子曰“商有三仁焉”,箕子即其一。他是對朝鮮產生過重大影響的一位歷史人物,受到世代朝鮮人民的尊重和愛戴,高句麗人“事靈星神、日神、可汗神、箕子神”。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的朝鮮和韓國,還有祭祀箕子的祠廟。商紂王荒淫無道,“傲然酒池肉林之間”,拒諫飾非,羣臣不附,國勢日下。“三仁”力諫無果,比干被剖心觀竅,微子無奈隱去,箕子佯狂為奴。“微子之去,箕子之奴,比干之死,各反之於心而各得其致身之地”。周滅商後,周武王召公“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商亡之痛,遠走遼東,建立古朝鮮國。
箕子是哪年遠走遼東的?要解決這個問題,首先要搞清楚周滅商的時間。我們還是從周武王孟津觀兵談起,因它是周滅商的前奏。《史記·周本紀》:“文王緒業九年,武王上祭於畢,東觀兵至於孟津。”《皇王大紀·紂王》“西伯薨,葬於畢。”“畢,文王墓地名也。”“畢星主兵,故師出而祭畢。”可見,“畢”既指文王墓,又指畢星。“緒業九年”為周武王繼位第九年(紂王三十二祀)。那麼,為什麼要稱“文王緒業九年”呢?周文王受命滅商,但未完成,武王“以大統未集,安有改元稱王之事?”故繼位而不改元。“緒業”可理解為繼承文王的未竟滅商事業。 《史記·周本紀》把孟津觀兵的時間説為文王緒業九年。但《集解》謂:“武王十一年東觀兵,十三年克紂。”《金縢篇》雲:“十一年武王服闋,觀兵孟津,十三年克紂,十五年有疾,周公請命,王有瘳,後四年而崩,則武王年九十三年矣。而太史公雲九年王觀兵,十一年伐紂,則以為武王即位年數與《尚書》違甚疏矣。”
為什麼《史記》與《集解》及《金縢篇》所記時間不一致呢?這是有原因的,《皇王大紀·紂王》載:“因文王,九年為十一年。”《尚書全解·周書》也説:“上承文王之年為十一年”。“九年”、“文王之年”都是指文王緒業九年。
為什麼要把“九年”改為“十一年”呢?原因有二:文王受命九年即亡,而自己伐紂時,恰好又是文王緒業九年,出於忌諱,把九年改為了十一年;行將滅商,意即文王的“受命”之事和“緒業”任務即將完成,必須要使用自己的年號。 孟津觀兵後,周是否立即向商發起了進攻,史書記載是有分歧的。前引《集解》和《金縢篇》都載,孟津觀兵後,並沒有立即發起進攻,而是兩年後才發起滅商戰爭的。《史記·周本紀》也説是“居二年”後,才“遍告諸侯”,滅亡商紂的。但《皇王大紀》載,孟津觀兵後,即向商紂發起進攻,並滅亡了商紂王朝。 筆者認為《皇王大紀》的記載是對的。因為,周文王緒業九年,即是商紂王三十二祀,而此年,正也是商紂滅亡的時間,不可能再有兩年後的滅商戰爭了。為了清楚起見,簡單列表如下(表中未注出處者,在正文已出現,並有注):
箕子 箕子
周武王滅商後,為了緩和因滅商造成的政局動盪,採取了一些撫慰措施。“封商紂子祿父殷之餘民,已而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命閎夭封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在周滅商的那年,即武王十一年。當年,箕子東走朝鮮。那麼,他何時來周呢?《漢書·五行志七上》載“惟十有三祀,王訪於箕子”,何以稱“祀”,不稱“年”?因為在周稱“年”,在商稱“祀”。《書傳·周書·洪範》捲上謂:“在周而稱祀,亦箕子不事周之意。”《尚書疑義·周書·泰誓》雲“稱祀不稱年者,則武王重箕子之不臣,尊箕子之道,故特以商之舊稱之,此聖人大公無我之心也。”“十有三祀”是何時?《大學衍義》卷二謂為“武王即位之十三年”。《尚書疑義·周書·泰誓》“則謂十有三祀者,是箕子受封之十有三祀矣”。這兩種説法都是值得商榷的。《史記·周本紀》“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武王亦醜,故問以天道”。“後二年”,是指滅商後的第二個年頭,即武王十三年。“武王十三年”與“武王即位之十三年”在實質上是有區別的,“武王即位之十三年”可以理解為武王繼位的第十三個年頭,而第十三個年頭即是武王十五年了(因改九年為十一年之故),是在周滅商後第四年,而不是“後二年”。箕子被封在周武王十一年,武王在完成滅商後六年即死去。也就是説,箕子被封十三年時,武王已經死去六年之久了,怎麼會有武王問道,箕子演述洪範之事呢? [8] 
古代祭祀:邦內甸服,甸服者祭,日祭。邦外侯服,侯服者祀,月祀。箕子為侯,對周需祀。十三祀為一年多,即第二年。此外,侯衞賓服,每季度享;夷蠻要服,每年進貢;戎翟荒服,終身奉以為王。

箕子史料記載

箕子封國於箕

“箕子,名胥餘,因封國於箕(今山西太谷縣東北)”,本段此句“在太谷縣東北”有待商榷,有《日知錄》原文:
“箕 《左傳·僖公三十三年》 [11]  :“狄伐晉,及箕,”解曰:“太原陽邑縣南有箕城。”非也,陽邑在今之太谷縣,襄公時未為晉有。傳言“狄伐晉及箕”,猶之言“齊伐我及清”也,必其近國之地也。成公十三年,厲公使呂相絕秦,曰:入我河縣,焚我箕、郜。”又必其邊河之邑,秦、狄皆可以爭。而文公八年,有箕鄭父;襄公二十一年,有箕遺,當亦以邑氏其人者矣。為證。

箕子箕子明夷

太平御覽卷十六》:至周武王訪箕子,箕子言大法九章,而五紀明曆法。(歲月日星辰為五紀也。)五伯之末,史官喪紀,疇人子弟分散,(如淳曰:家業世相傳為疇。律,年三十三傳之,疇官各從父事。)或在夷狄,故其所記,有黃帝、顓頊、夏、殷、周及魯歷。戰國擾攘,秦兼天下,未遑暇也。亦頗推五勝,(五行相勝。秦以周為火,用水勝之也。)而自以為獲水德,乃以十月為正,色尚黑。漢興,方紀綱大基,庶事草創,襲秦正朔。

箕子東去朝鮮

史記·宋微子世家》、《尚書大傳·洪範》中都有記載。周武王滅殷封箕子於朝鮮,箕子朝鮮侯國正式成立。其受封之地即今之平壤。《三國遺事》記載:“都平壤城(小字注:今西京)。”
《韓非子》:紂為象箸而箕子怖,以為象箸必不盛羹於土簋,則必犀玉之杯,玉杯象箸必不盛菽藿,則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舍茅茨之下,則必錦衣九重,高台廣室也。稱此以求,則天下不足矣。聖人見微以知萌,見端以知末,故見象箸而怖,知天下不足也。
箕氏世系事蹟,見於鮮于氏奇氏譜牒。據譜牒所載,“箕氏凡五十三王。其第五十一世曰元王勳者,有別子三:曰友平,其後為鮮于氏。曰友誠,其後為奇氏。曰友諒,其後為韓氏雲。”説亦未必可信。今姑擷其大要如下:其略曰:“武王克殷,箕子恥臣周,走之朝鮮,今平壤也。殷民從之者五千人,詩書禮樂及百工之具皆備。周人因而封之。箕子不受。子松,始受周命為朝鮮侯。亦曰韓侯。韓,方言大也。《詩》所謂王錫韓侯者,即其後也。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引《潛夫論》謂:“昔周宣王亦有韓城,其國也近燕,故《詩》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又引王肅雲:“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又引《水經注》雲:“方城今為順天府固安縣,在府西南百二十里。”按《大清一統志》:“韓城在固安縣西南;《縣誌》今名韓侯營,在縣東南十八里。”細審詩義,今人多從此説。據現行政區劃,當在北京市通縣之西,固安縣之東北。王符《潛夫論》,篇三五《志氏姓》:“昔周宣王時亦有韓侯,其國也近燕。其後,韓西亦姓韓,為衞滿所伐,遷居海中。汪繼培箋:案韓西蓋朝鮮之誤。此説不可取,鄭玄曰:周封韓侯,居韓城,為侯伯,言為獫夷所逼,稍稍東遷也。固安縣之韓侯國後遷至東北,原姓姬,後改姓韓,以國為姓,可有史書為證,魏略曰:箕子之後朝鮮侯,準與滿戰,不敵也。將其左右宮人走入海,居韓地,自號韓王。其子及親留在國者,因冒姓韓氏。準王海中,不與朝鮮相往來。可證固安縣之韓侯國後遷至東北,原姓姬,後改姓韓,東北必有韓侯國,後來東北與朝鮮就有了韓姓既而詩云,韓侯受封北土,追其蠻貊,王肅潛夫論言,東北韓侯被衞滿所滅,其後逃入韓地,此韓侯為韓西.。箕子十八傳至貞敬王闕。其十三年,當周桓王十年。飢,使通齊魯語者,泛海買米。二十世曰孝宗王存。使上大夫鮮于益聘於齊。齊行人公孫恪來聘。有伯一清者,自言周人。得軒轅氏之術,能煉丹長生。以訪東海神山,浮海至朝鮮。羣臣請試其術。不許。太子孝信之。王卒,孝立,是為天老王。以一清為國師。築求仙台於紇骨山,高五百尺。以修道故,傳位於子修道王襄。以一清為國太師。使一清弟子盧龍,駕大船數十,入東海求神山。至竹島,遇風,舟盡覆。盧龍僅免。天老王及修道王,皆以服丹藥毒發卒。修道王子徽襄王邇立,誅一清及盧龍。二十七世曰英傑王黎。周敬王元年立。北胡入寇,自將伐之。拓地千里。北胡,或曰:即中國所謂東胡。或曰:實後世之靺鞨也。二十九世曰濟世王混。禁人民潛商齊魯者。三十二世曰赫聖王隲。燕僖公使來聘。卒,子和羅王諧立。六年,周安王二十二年。燕人侵邊郡,郡守苗春敗之。卒子説文王賀立。五年,周顯王四年。燕將以二萬人侵遼西,上大夫衞文言敗之五道河。燕將移屯連雲島。造船筏,將渡海來襲。明年,文言又敗之。射殺其將。餘眾遁還。卒,子慶順王華立。十二年,周顯王十九年。北胡酋厄尼車吉汗來朝。請共伐燕。下大夫申不死以兵二萬會之。北胡兵一千,共拔上谷。燕連年來侵,皆不得志。十九年,周顯王二十六年。請和,許之。卒,子嘉德王翊立。二十年,周顯王四十六年。燕稱王,亦稱王。追王箕子以下二十九世。卒,子三老王煜立。元年,周慎靚王五年。使大夫王霖如周。自箕子三十九世至章平王潤,大為燕將秦開所敗。失地二千餘里。以潘滿韓為界。未詳何地。北胡酋阿里當夫請助報燕,不許。北胡怨,不朝貢。自將伐之,敗還。卒,子宗統王杏立。王之世,服屬於秦,惟不與朝會。卒,子哀王準立。立二十年而秦滅漢興。二十七年,燕人衞滿,率千餘人來歸。封以故秦空地曰上下障者數百里。漢惠帝元年。衞滿告王:漢兵十道至。請入衞,許之。滿遂襲王。王與戰,不勝。將左右宮人及餘眾數千浮海。攻馬韓,王之。都金馬郡,今全羅北道益山郡也。傳九世,為百濟所滅。時王莽始建國元年。遺民保聚一隅,奉先王之祀者曰後馬韓。至建武時,降於新羅雲。”其所記皆不近情理,偽跡顯然。然天下無可全然偽造之物,總必略有事實為據。據之,亦可推想朝鮮古代之情形耳。
箕子繼序之君。東史無考。而新刊《幸州奇氏族譜》。列錄箕子以後世序。以為奇氏於湖南光州。浚梁得石碑。刻箕子後奇氏世系甚詳。箕子後失國後。復系馬韓世系甚詳。然有節節可疑者。今採錄焉。蓋周武王已卯。箕子來居朝鮮。仍以為君。漢惠帝丁未。箕準為馬韓。合為九百二十九年。而今此四十一代。則為一千三十六年者。可疑也。四十一代之中。東史只有箕否、箕準兩代名。而此則無箕否。可疑者也。且三國中葉以後。始有諡法。而《奇譜》列錄。皆似諡號。可疑者也。東史。以箕準為馬韓始祖。號虎康王而已。無繼序之君。而《奇譜》。則無虎康王。而以康王卓為首。可疑者也。其列錄。太祖文聖王箕子四十年。莊惠王松二十五年。敬孝王詢二十七年。恭貞王伯三十年。文武王椿二十八年。太原王札四十四年。景昌王莊十一年。興平王捉十四年。哲威王調十八年。宣惠王索五十九年。國家晏然無事。誼襄王師五十三年。文惠王炎五十年。盛德王越十五年。悼懷王職二十五年。文烈王優十五年。昌國王睦十三年。武成王平二十六年。貞敬王闕十九年。樂成王懷二十八年。孝宗王存十七年。天老王孝二十四年。修道王襄十九年。徽襄王邇二十一年。奉日王參十六年。德昌王僅十八年。壽聖王翔四十二年。英傑王藜十六年。逸民王岡十七年。濟世王鯤二十二年。淸國王璧三十五年。導國王澄十九年。赫聖王騭二十八年。和羅王謵十六年。説文王賀八年。慶順王華十九年。佳德王詡二十七年。三老王煜二十五年。顯文王釋三十九年。章平王潤二十八年。宗統王恤十二年。哀王準二十八年。馬韓康王卓편021。漢惠戊申立三年。安王龕三十二年。惠王寔十三年。明王武三十一年。孝王亨四十年。襄王燮十五年。元王勳二十六年。稽王名失傳十六年。漢成帝癸卯。為百濟王温祚所竝。又按馬韓。以康王卓為首。其下列錄七王。且東史。馬韓始於漢惠帝戊申立。成帝癸卯。為百濟王温祚所滅。當為一百七十六年者。亦可疑而東史往往特書之。以為信跡。則似未為允當也。箕子代序。或以為金草家百鍊所傳。未可據也。箕子子孫。不可略也。故僅得古牒。冥搜幽探。得略幹條。兼為辨證之。《魏略》。箕準子支留在國者。因冒姓韓氏。準往편022海中。不相往來。韻書。箕子封於朝鮮。支子仲食採於於。因氏以鮮于。《三國志》。鮮于嗣。魏明帝景初中。樂浪太守。明帝遣嗣及帶方太守劉昕。越海定二郡。諸韓國臣智。加賜邑君印綬。其次與邑長。《晉書》。鮮于嬰晉武帝太康二年。平州刺史。鮮卑寇遼西。嬰討破之。鮮于樞。宋趙孟頫贈鮮于樞詩曰。箕子之後多髥翁。洪萬宗《東國曆代總目》。皇明洪武間。有鮮于京者。為中領別將。其七代孫寔。自泰川來。居平壤崇仁殿側。遂以寔為箕子後。拜殿監。子孫世襲。而鮮于氏之聞人鮮于鋏。號遯庵。尤庵宋先生門弟又有鮮于恪。亦知名人。《東史》。馬韓元王。有子三人。曰友平、友誠、友諒。國亡。友平奔高句麗。仕琉璃王。為北原鮮于氏。友誠降百濟。仕温祚王。為德陽奇氏。友諒亡歸新羅。仕脱解王。為上黨韓氏。李月沙廷龜崇仁殿碑曰。馬韓末。有孱孫三人。曰親後為韓氏。曰平為奇氏。曰諒入龍岡烏石山。為鮮于氏。其曰親者。卽《通考》所謂。箕準子友親。留在冒姓韓氏者也。其曰平曰諒。與《奇譜》同。又有箕氏。《萬姓統譜》。箕姓。箕子之後。以國為氏。周有箕鄭。晉文公問濟飢。對曰以信。箕酆。晉大夫。漢箕堪。西華令。箕肆。臧荼將。箕稠。烏桓校尉。箕澹。晉時勸劉琨石勒。我東。則京兆帳籍有箕氏。而皆微賤。餘於湖南按察營。見箕姓。役使令者。問其族。則只有一身雲。此箕子子孫之大略也。我東。為箕子紀事。堪作箕子朝鮮史者。有尹鬥壽《箕子志》。李慄谷先生珥《箕子實記》。徐命膺《箕子外紀》。正廟諸臣所編《箕田考》。按柳泠齋得恭《灤陽錄》。圓明園宴班。王中堂傑。求三國秘史、東國聲詩於副使。本國無此二種答之。又求圃隱、牧隱二《集》。徐公浩修或慮有忌諱處。竝辭以無。中堂懇問他書。不得已以韓久庵《箕子井田圖説》應之。後竟筵稟校正。附柳根、許筬、李瀷諸説。名以《箕田考》。印送。此外。未知有何書也。愚以為於《洪範》之書。十有三祀。《微子之命》。以其舊爵名篇。而知武王、周公之仁。不奪人之所守也。箕子朝周之説。可謂誣罔千秋者也。謹為辨證焉。

箕子開發朝鮮北部

中國記載箕子開發朝鮮事蹟的書籍,有《尚書大傳》、《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等。《史記》和《尚書大傳》都記載了周武王封箕子於朝鮮的事。
成書於西漢初年的《尚書大傳》雲:"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尚書·微子》篇中,微子稱箕子為"父師"。先秦史書《竹書紀年》雲:"伯夷、叔齊去隱於首陽山。或告伯夷叔齊曰:'胤子在,父師在夷,奄孤竹而君之,以夾煽王燼,商可復也。'"父師在夷,與箕子開發朝鮮吻合。西漢焦延壽《易林》也説:"朝鮮之地,箕伯所保"。它們的記述可以互相印證。其中,《史記·宋微子世家》記述得比較系統具體。
漢書·地理志下》記載得比較具體:"玄菟、樂浪,武帝時置,皆朝鮮、貉、句驪蠻夷。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樂浪朝鮮民犯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償;相傷以谷償;相盜者,男沒入為其家奴,女子為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為民,俗猶羞之,嫁取無所讎。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户之閉,婦人貞信不淫闢。其田民飲食以籩豆,都邑頗放效吏及內郡賈人,往往以杯器食。郡初取吏於遼東,吏見民無閉藏,及賈人往者,夜則為盜,俗稍益薄。今於犯禁浸多,至六十餘條。可貴哉,仁賢之化也!然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於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

箕子後世紀念

箕子陵是古代高麗國為紀念箕子而建的陵墓,原址位於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平壤牡丹峯腳下,已無存(朝鮮炸燬箕子陵興建檀君陵)。1102年,高麗肅宗接受禮部的建議,訪查箕子埋葬的地點。最終認定箕子埋葬於牡丹峯下,肅宗便為箕子修築了陵墓,又在旁邊建立箕子廟以進行祭祀。不過,中國古代地理著作《水經注》記載:“杜預曰:梁國蒙縣北有薄伐城,城中有成湯冢,其西有箕子冢。” [9]  若根據記載來推斷,平壤的箕子陵不是真正埋葬箕子的地方,而僅僅是箕子的衣冠冢,真正的箕子墓仍然存在中國。朝鮮半島歷代君主都對箕子陵進行定期祭祀,並進行過數次修繕。箕子陵與乙密台七星門浮碧樓毗鄰,成為古代平壤著名的景觀之一。1959年春季,為了建設牡丹峯青年公園,金日成下令將箕子陵拆毀。
唐朝時,在朝歌南關建箕子廟,文學家柳宗元為共寫了碑文,今存。明正德年間,在南門內路西建有“三仁祠”,以祀其位,遺址尚存。河南省西華縣有箕子台一座,原址位於縣城東南,為箕子被紂王流放後讀書之所。原址已坍塌,後人在縣城西北新建一台,仍名箕子台。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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