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昌

姬昌之父季歷勵精圖治，對周國周邊的戎狄部落發動了一系列戰爭，取得了輝煌的勝利。周國勢力的不斷擴張，引起了商王的猜忌。商王文丁為了遏制周族勢力，以封賞為名，將季歷召喚到殷都，名義上封為“方伯”，號稱“周西伯”，為西方諸侯之長，實則軟禁了一段時間後以莫須有的罪名殺害，周人葬季歷於楚山。

季歷死後，姬昌繼位，是為西伯昌。

《唐語林·卷二·文學》載：“姬昌好德，呂望潛華。城闕雖近，風雲尚賒。漁舟倚石，釣浦橫沙。路幽山僻，溪深岸斜。豹韜攘惡，龍鈐辟邪。雖逢相識，猶待安車。君王握手，何期晚耶？”

姬昌勤於政事，廣羅人才，許多外部落的人才以及從商紂王朝來投奔的賢士，他都以禮相待，予以任用。如伯夷、叔齊、太顛、閎夭、散宜生、鬻熊、辛甲等人，都先後歸附在姬昌部下稱臣。姬昌拜呂尚為軍師，問以軍國大計，發佈“有亡荒閲”的律令，規定奴隸逃亡就搜逋，誰的奴隸歸誰，不準藏匿逃亡奴隸。於是諸侯叛紂而往歸姬昌。

《史記·周本紀》記載姬昌遵后稷、公劉之業，效先祖古公、父親季歷之法，倡導“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的社會風氣，使周國的社會經濟得以發展。在治岐期間，姬昌對內奉行德治，提倡“懷保小民”，大力發展農業生產，採用“九一而助”的政策，即劃分田地，讓農民助耕公田，納九分之一的税。商人往來不收關税，有人犯罪妻子不連坐等，實行封建制度初期的政治，即裕民政治，就是徵收租税有節制，讓農民有所積蓄，以刺激勞動興趣。

姬昌生活勤儉，穿普通人衣服，還到田間勞動，兢兢業業治理周國。岐周在他的治理下，國力日漸強大。

商紂王發明了名為炮烙的酷刑，也就是命犯人走在塗滿油的銅柱上，一滑倒就會跌落到火坑裏，頓時皮焦肉爛，死於非命，但商紂的寵妃妲己看見此慘狀卻笑個不停，所以商紂就一直強逼犯人這樣做，以博得妲己一笑。姬昌很是氣憤，諸侯和人民無不痛恨的咬牙切齒。姬昌向紂王表示願意獻上週國洛河西岸的一塊土地，以此換取廢除炮烙之刑。紂王答應了西伯的要求，廢除了炮烙之刑，姬昌得到了天下百姓的愛戴。 ^[2] 

姬昌受封為三公，擁有雍州之域，勢力擴展到江漢地區（丹江漢水流域），諸侯歸附者有六州之眾。

周的國力增強壯大，引起商王朝的不安。商紂王的親信讒臣崇侯虎，暗中向紂王進言説，西伯到處行善，樹立自己的威信，諸侯都向往他，恐怕不利於商王，紂王於是將姬昌拘於羑里。 ^[3] 

周國大臣散宜生重價購得騶虞、雞斯之乘、驪戎文馬、有熊九駟及有莘氏美女給紂王。紂王大悦，“僅此一物（指美女）就足夠了，何況寶物如此之多！”於是下令赦免姬昌出獄，賜給弓矢（shǐ）斧鉞（yuè），使姬昌得專征大權。

《史記·周本紀》記載，諸侯國虞國、芮國發生糾紛，鬧得不可開交，沒辦法想請姬昌仲裁。及到周地，看到周國人相互謙讓，長幼有禮，非常慚愧，説道：“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為，只取辱耳。”相互禮讓而去。諸侯聽聞了這件事情，凡是有矛盾糾紛都來找姬昌評判。

此時姬昌也還是一介諸侯，卻已成為天下諸侯們的道德楷模。西伯昌斷虞、芮之訟，也成為一個標誌性事件，周人將這一年稱為西伯昌受命元年。“告邑”的命名無疑也有着秉承這一制高點的意義。諸侯紛紛擁載，於是西伯昌稱王，史稱周文王。

清華簡《保訓》篇是周文王給周武王的遺囑，篇中講述“順測陰陽之物，鹹順不逆，舜即得中”，核心思想就是中道。 ^[4] 

“以前舜出身於民間，親自參加勞動，舜就去求取‘中’，能夠自我省察，將事情做好。舜獲得了‘中’後，更加努力，毫不懈怠。舜的行為得到了堯的讚賞，堯就把自己的君位傳給了舜。”

從《保訓》簡裏，可以進一步瞭解商周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瞭解周文王的對商策略、瞭解周人的治國理念，還可以瞭解儒家思想的淵源及其發展歷程。

周文王五十年，崩，享壽九十七歲，葬於畢。太子姬發繼位，是為周武王。

周文王受命二年，周討伐犬戎，受命三年，伐密須，受命五年伐邘，受命六年伐崇 ^[16]  ，解除了周國北方和西方後顧之憂。

周文王六年，周滅崇（今西安市户縣境內），建立豐邑（今西安市長安區灃河西岸），築靈台，將周的都城由岐山周原東遷渭水平原，稱豐京。

接着周文王又向南擴展勢力到長江、漢江、汝水流域，形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形勢。《論語·泰伯》講的這句話，即説明岐周實際已控制了大半個天下，天下諸侯多歸服於周，而殷商已處於極端孤立的境地。

在政治上，周文王所奠定的西周政體是為中國幾千年封建專制集權之先聲；而《周易》對中國古代傳統文化則有着深刻影響與巨大改變，它是中華民族的文化之源，改變了古代的文化發展軌跡，影響了今天的文化基質……在中國古代文化史上，歷來就有所謂伏羲畫八卦、文王演六十四卦之説。《史記》也認為《周易》的作者就是周文王。當然，也有人因為《周易》六十四卦的爻辭中記有周文王之後的史事而提出質疑，認為卦爻為周文王推演，而辭文出自周公或他人之手。其實，像《周易》這樣的經典之作，其成書難以一蹴而就，肯定得有一個從雛形到充實、完善的漫長曆程，必須經過多人乃至數代人的構思、採輯、撰寫、訂正、增補與潤色才有可能形成我們今天所見到的《周易》文本。雖然沒有確鑿的證據肯定作者就是周文王一人，但至少可以推斷，周文王在《周易》成書的過程中起過至關重要的作用。 ^[5] 

周文王的臨終遺言《保訓》，“中”的思想對後世影響深遠。《保訓》裏所含的“中”的觀念，或稱中道，是《保訓》全篇的中心，它與儒家後來所説的“中庸之道”有着內在的聯繫。“中”是上古時期各氏族部落共有的宗教信仰和道德觀念，這種信仰和觀念來自於原始初民共有的太陽崇拜。《保訓》藴含的思想關涉到中國傳統文化的“中道”和“陰陽和諧”觀念，這些觀念都是長期影響中國主流文化的核心元素。

《禮記·文王官人篇》提出了“六徵觀人法”――這是一套記載最完備、最系統、最成熟的鑑別人才的方法，既是“觀人術”、相人術，又是“官人術”、用人術。周文王教導太師用來考察人品之高下、評定才能之優劣的“六徵觀人法”，對於後世識別人才、考察人才產生了很深遠的影響。後世的周公、孔子、莊子、呂不韋、曾國藩、劉劭、諸葛亮等識人、相人大家，無不深受文王“六徵觀人法”的影響。孔子非常推崇周王朝的開拓者文王、武王，判斷是非曲直往往以文武之道為標準。他曾説過“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孔子評判人、鑑別人的觀點，集中反映在《論語》、《孔子家語》中。 ^[6] 

中國古人普遍有崇古心理，效法上古聖賢之君、效法“三代”之法，是古人津津樂道的話題。周文王就是人們心目中的完美形象。

歷代以復周禮為己任的人數不勝數。由於年代久遠，文獻殘缺，人們對周文王的瞭解未必很多，周禮也未必很完美，但是作為人們對清明之君、清明之制的一種嚮往，意義是積極的，抽象意義的周文王影響了中國歷史兩千多年。

後世的儒家，為了把道德與政治聯繫起來，把文王當成一個“內聖外王”的典型加以推行，文王的影響就越來越大了。孔子就特別推崇文王，他做夢都想恢復“鬱郁乎文哉”的周禮。

《詩經·大雅·文王》：亹亹文王，令聞不已；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尚書·康誥》：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祇祇，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惟時怙冒，聞於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 ^[14] 

孔子：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

孟子：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韓獻子：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 ^[13] 

季札：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

《史記·卷四·周本紀第四》：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

《淮南子·修務訓》：文王四乳，是謂大仁，天下所歸，百姓所親……

曹操：若天命在吾，吾當為周文王矣。

彭羕：西伯九十，寧有衰志。 ^[7] 

唐太宗問：“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是助紂為虐。使紂得志天下，流毒百姓，文王為也，何不仁之甚乎？孰若直辭正諫以匡其志？”虞世南答：“夫機者動之徵也，非聖人弗能見也。於時歷數雖改，殷眾尚強，紂剛猛暴虐，飾非拒諫，豈文王所能動乎？及文王既歿，武王為主，周公佐之，太公為將，猶且還師孟津，曰紂未可伐。故聖人見機而作，動必萬全，不疑滯於物以失機也。於時紂惡未稔，三人尚存，文王屈道事之，蓋時宜也，龍蛇之蟄四是其義乎！故《左傳》曰：‘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聖知時也。’ ” ^[15] 

《舊唐書·太宗本紀下》：昌、發啓國，一門三聖。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五上·列傳第一百三十五》：欒布哭彭越，義也；周文王掩骼，仁也。

《新唐書》：欒布哭彭越，義也；周文王掩骼，仁也。

蘇轍《歷代論》：文王用人，其廣如此，而堅何尤焉！

張居正《帝鑑圖説》：天下聞之，曰：“西伯之澤，及於枯骨，況於人乎？”

《史記·殷本紀》稱紂王“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為三公”，西伯昌即周文王姬昌。但顧頡剛否認姬昌是紂之臣子，王慎行則指出先周與殷商的關係只能是方國軍事聯盟的形式，西伯昌與商王紂也只能是周方軍事首領與方國聯盟最高軍事統帥的組織關係，而絕非後世“大一統”觀念中的君臣名分。 ^[20] 

司馬遷稱“西伯（周文王）拘而演周易” ^[17]  ，相傳在上古時，伏羲氏創造先天易（先天八卦），神農氏創造連山易（連山八卦），軒轅氏創造歸藏易（歸藏八卦）。後來，據説經過姬昌的悉心鑽研，將其規範化、條理化，演繹成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有了卦辭、爻辭，人稱《周易》。 ^[1] 

也有觀點認為，周文王時六十四卦早已存在，“文王演《周易》”並不是指重《易》八卦、演繹出六十四卦。商代之《易》已經使用六十四卦占斷，是以七八不變之數為佔；周代之《易》同樣使用六十四卦，卻是以九六變數為佔。“文王演《周易》”演的並非《周易》之卦, 而是《周易》之數。還有觀點主張，《易》中的爻辭不是文王而是周公所作。更有人認為，無法確定文王和周公是否是《周易》的推演者。 ^[18-19] 

周文王陵位於咸陽城北6公里處渭城區周陵鎮周陵中學內。周文王陵底部周長310米，高11.8米，墓前有清代畢沅所立的碑石。陵丘保存基本完好，獻殿、木牌樓經過修葺和彩繪。

周陵是傳説中的周文王、周武王陵，現為陝西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官方將其作為周代陵墓，但學術界則認為是秦代陵墓。唐宋以來，歷代政府均有在周陵祭祀周公的習俗，清乾隆年間陝西巡撫畢沅手書“周文王陵”石碑；民國期間，蔣介石、宋美齡夫婦前來謁拜周陵，設祭植樹，西京籌備委員會在此栽植了大量柏樹，周陵似乎已成定論，名副其實。但考古界、歷史界卻認為，按西周墓葬制度，王族墓穴十分集中，不封不樹，沒有任何地面標誌，歷史上從未被人盜掘。但是，咸陽原的陵冢“皆大作丘壠，多其瘞芰，鹹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因而分析周陵應在周原遺址或西安市長安區、鄠邑區一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