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遂

參加辛亥革命　致力軍事教育

1888年農曆三月十日生於閩侯縣城靈響路祖宅。祖父念慈早年中進士，曾在四川瀘州做縣官，父濬先早年中舉人，曾在南昌做試用知縣。何遂6歲入當地私塾啓蒙，1898年隨父遷移南昌居住。1899年祖父病逝，父親不久也在奔喪顛簸中哀傷死去。1901年其母孫弄琴率子女赴瀘州投靠二叔生活，1903年又隨母返回福建謀生。

何家有一遠親在福建武備學堂任翻譯，經其介紹，何遂於1904年考入該堂第二期預科學習。武備學堂除學習軍事外，還要學習漢文，每週由老師出題作文章，因一次在漢文課上看禁書，被老師抓住並告到總辦那裏，不久以“文理荒謬，行止欠謹”被開除學籍。

1906年2月，何遂由林森（時在上海海關任秘書，兼任上海福建學生會會長）介紹到南京去找林述慶、林之夏，林述慶時任第九鎮第三十三標第三營管帶，經他勸説不去日本留學，留在他營任排長。當時趙聲任統帶，柏文蔚任第二營管帶，冷遹任右隊隊官，官兵都剪了辮子，革命氣氛較濃。不久，何遂因翻譯了幾篇日本軍事雜誌的文章，受到統制徐紹楨賞識，調任第九鎮司令部三等參謀。

1907年秋，何遂考入直隸保定陸軍隨營軍官學堂第二期（第三期以後改稱陸軍大學）學習，因考試成績優良，受到段祺瑞召見，勉勵他：“首先要忠君報國，恪守三綱五常，學問倒是其次。”在保定求學時，結識北方革命黨人孫嶽、王法勤、劉汝賢、耿毅、劉建藩、錢鼎、童葆暄等，曾聚集保定城內火神廟孫嶽住所，飲酒談心討論學問。期間，何遂與陳裕時之妹陳坤立結婚，陳坤立早年畢業於湖北女子師範學校。此時同在保定陸軍速成學堂學習的方聲濤、呂公望、林知淵等亦聚集一起，由方聲濤徵得東京中國同盟會總部同意，組成保定支部，先後有72人加入中國同盟會。

1909年秋，陸軍大學與速成學堂兩校學生同時畢業，王孝縝受廣西巡撫張鳴岐委託，到北方邀集訓練新軍人才。何遂與耿毅、劉建藩、呂公望、楊明遠等應邀南下。途經香港九龍，再會趙聲和黃興，於1909年秋到達桂林，先任中越邊防調查長，耿毅為副。繼由河內轉赴昆明，聯絡雲南革命黨人，結交蔡鍔、李根源、唐繼堯、羅佩金、葉荃、趙康時、劉曉嵐等。返回桂林後，1910年1月任廣西新軍督練公署參謀處籌略科科長。

1910年8月，何遂與耿毅、楊明遠、劉建藩、趙正平、梁史等創建廣西同盟會支盟，他任參議，與楊明遠、劉建藩分工負責聯絡新軍，並在桂林福棠街二號租用一所房子作聯繫點。何遂參與出版秘密會刊《南風報》（主編為趙正平），以賤夫為筆名撰文《邊防調查紀實》等。1910年秋《南風報》被禁，易名《南報》繼續出版八期，印數逾萬，風靡全國。

廣西陸軍幹部學堂第二期招生時，何遂兼任教官，其間秘密籌劃起義事宜，不久傳來廣州“三·二九”黃花崗起義失敗消息，方聲濤聞知弟聲洞犧牲，憤然將部隊集合，要向桂林進發，經何遂與劉建藩等勸阻，才停止冒險行動。

1911年7月，何遂奉廣西巡撫沈秉堃委派，與程潛結伴赴北京，參加清軍永平秋操大典。8月14日到達武昌，參觀了漢陽兵工廠，繼赴北京面見劉汝賢、孫嶽，後隨王孝縝晉見第六鎮統制吳祿貞，奉命隨同吳鴻昌（時任第六鎮第十二協協統）赴山西進剿。

1911 年辛亥革命爆發後，何遂與閻錫山共同策動第六鎮起義，他任燕直聯軍副都督（都督是閻錫山）。率部到南京後，1912年1月被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委任為淮揚聯軍總司令（孫嶽）部總參謀，兼任江北兵站分局長，率部駐軍揚州。南北議和後，1912年夏，何遂任北京政府陸軍第八師（師長陳之驥）第十六旅（旅長趙恆惕）第三十二團團長，並被北京政府陸軍部補授陸軍少將，獲頒三等文虎勳章，率部駐防南京地區。

1912年秋，何遂任北京政府陸軍第八師（師長王孝縝）司令部代理參謀長，仍兼任步兵團團長。後被迫辭職，擬赴日本留學之際，發生了“宋教仁案”，遂於1913 年“二次革命”期間參加軍事策反活動。當時的日本為籠絡中國知識界，對於中國留學生給予種種方便，如入境無需護照，入學與生活亦很便利，何遂因此打算赴日本留學。1913年秋，何遂與王孝縝、黃愷元、劉建藩逃亡日本，未經考試獲准東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學習，其夫人陳坤立亦入東京青山女子實踐學校學習。

1913年12月，何遂接到陝西都督陳樹藩的邀請，乘船返國，北上經北京抵達西安後，被陳樹藩聘任為陝西都督府教導營營長，後任教導團團長。

1915 年春，何遂應黎元洪之邀返回北京，任陸軍大學戰術教官，按上校階級取酬。時任陸軍大學校長的是胡龍驤，同期任教官的還有李濟深、張文、林立等。其間入學陸軍大學第四期正則班學習的學員有徐永昌、劉汝賢、周亞衞、林蔚、姚琮、林知淵、周敬孚等，他們經常聚會討論時局，秘密結成反袁聯盟。袁世凱病亡後，何遂返回夫人家鄉湖北宜昌，居住了一段時間，常與內兄陳裕時研討時局。後返回北京，仍入陸軍大學任教。護法運動時，曾被廣東護法軍政府任命為“靖閩軍”司令官，在福建參與倒李厚基（時任福建督軍）活動。

1916年12月，何遂受黎元洪委派，以陸軍上校武官身份，與沈鴻烈、鄭桓、徐祖善四人代表中華民國政府軍方赴歐洲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戰。1918年7月回國後，寫成《歐洲觀戰記》出版。

1920年，何遂應孫嶽之邀，任陸軍第十五混成旅司令部參謀長，率部駐防大名縣。1924 年，何遂參加北京政變，囚禁賄選總統曹錕，參與創建國民聯軍，通電歡迎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後任國民聯軍第三軍（軍長孫嶽）司令部參謀長，北京政府航空署署長，國民軍航空司令部司令官等職。1926年北伐戰爭期間，何遂在杭州寓居賦閒，蔣介石派陳銘樞把他找到南昌，奉派赴河南策動國民聯軍系統的軍人倒戈，響應北伐戰爭。 ^[3] 

1927年12月底，何遂應李濟深邀請赴廣州；1928年1月任第八路軍總指揮部總參議。2月，奉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委派，任中國國民黨廣州黃埔國民革命軍軍官學校特別黨部籌備委員；5月，任廣州黃埔國民革命軍軍官學校代理校務；9月，主持召集“孫總理紀念碑籌建會議”，全校師生踴躍捐資。他在任期間還主持修建了東征陣亡烈士紀念坊、北伐陣亡烈士紀念碑、中山紀念碑等，撰寫了《中山先生紀念碑文》、《黃埔軍校東征烈士墓碑文》等。

1928年10月11日，他以黃埔軍校代校務身份，率軍校各部長官在黃埔島八卦山為孫總理紀念碑破土奠基。此項工程於1930年5月竣工。紀念碑孫中山銅像為日本友人梅屋莊吉捐贈，紀念碑正面隸書字為胡漢民書寫，紀念碑東側所刻“和平、奮鬥、救中國”是何遂執筆書寫，他還為紀念碑撰寫碑文。

1929年1月，何遂再以黃埔軍校代校務一職，受蔣介石委託主持在黃埔島西側萬松嶺瀕江邊，重修黃埔軍校東征陣亡烈士墓，並在墓園前修建門樓，由吳稚暉書寫“東征陣亡烈士紀念坊”；他在紀念坊所立二巨碑題詞。2月，他又主持興建了“黃埔軍校學生北伐陣亡將士紀念碑”，碑身鐫刻其篆書“為民犧牲”，碑座南側亦為他撰寫手書的碑文，該碑座之東、西、北側鐫刻北伐陣亡之獨立團第一營營長曹淵等355名黃埔軍校學生之姓名。

此外，何遂還在黃埔島西面主持興建了“濟深公園”，是為銘記黃埔軍校副校長李濟深對軍校之貢獻。他撰寫並手書了“濟深公園記”。

上述東征、北伐諸役陣亡將士記載以及濟深公園記等永久鐫刻於黃埔島上，成為黃埔軍校當年遺留下來之名人墨寶及名勝。

1929年2月24日，何遂奉蔣介石之命，在廣州主持國民革命軍軍官學校第六期學員畢業典禮。3月，蔣桂戰爭爆發，李濟深因支持桂系集團，受到南京國民政府的制約，軍校經費日見緊張。12月，何遂終因軍校經費困難而辭職離任。 ^[3] 

參與抗日救亡活動 致力民國軍事立法

何遂抵達南京後，攜長子何世庸赴湯山看望李濟深，走時將一大箱舊書留給李濟深排遣。然後舉家遷移返回北平，寓居城內察院衚衕29號，將興趣與精力專注於甲骨文的收集與研究。其間，內兄陳裕時（時任北平中國佛教協會會長）亦來他家居住。

1930年春，何遂曾奉蔣介石意旨，與徐祖善同赴山西太原晉祠會見馮玉祥，勸其保持中立、勿與閻錫山聯合。1931年1月，何遂應楊虎城邀請赴西安，任國民革命軍第十七路軍總指揮部總參議。後離職返回南京，經蔣介石提名，何遂於1931年10月12日任南京國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員，當時任立法院院長的是孫科，因何遂系老同盟會會員而受到尊崇與倚重。

1932年春，何遂與朱慶瀾將軍共組遼（寧）吉（林）黑（龍江）抗日義勇軍民眾後援會，任副會長兼主任幹事，奔走於抗日救亡募捐宣傳活動，自己也毀家紓難捐款四萬元。他還曾多次赴熱河前線慰問抗日義勇軍，出資支持拍攝過一些抗日救亡紀錄影片。

1933年1月，何遂任以撤退關內義勇軍主力編成的陸軍暫編第五十五軍軍長，副軍長是黃埔一期學生嚴武。何遂以中央軍名義敦促湯玉麟整軍抗日，率部駐防熱河。他指揮部隊在赤峯、圍場等地與日偽軍交鋒，部隊受到重創後，撤退至察哈爾沽源。

1933年熱河失守後，何遂於同年秋辭去軍職，並賣掉北平的住房，於1934年1月舉家遷移南京。何遂到南京後，兼任南京國民政府立法院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陳肇英) 委員。1935年11月，被推選為中國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時家居南京市山西路普陀路4號寓所。

抗戰爆發後，何遂被程潛聘任為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高級參謀室主任，其間他在南京住所，先後接待過博古、葉劍英、李克農等中共領導人。1937年9月，何遂受程潛委託，陪同周恩來同乘一小車由河南前線赴山西五台山八路軍總部，途中兩人交誼頗深；何遂在八路軍總部會見了朱德、彭德懷等。

何遂因與閻錫山結交於辛亥革命時，曾勸導閻錫山與八路軍精誠合作共同抗日。何遂亦曾利用關係以物資支持八路軍。

1938年2月，何遂隨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赴河南鄭州駐節。其間他多次赴河南、山西視察戰區與前線部隊。5月，他攜夫人舉家至武漢。11月下旬，他參加了在湖南衡山召開的南嶽軍事會議。武漢淪陷前，他又舉家遷移重慶，先後寓居兩路口雲莊和督郵街寓所。

1939年9月，何遂赴桂林參加第一次長沙會戰謀劃，11月，又赴桂南前線參與桂南會戰謀劃。1940 年春，他赴柳州前線。4月，任軍事委員會桂林辦公廳(主任李濟深，副主任林蔚)總顧問。1941年9月，他參與第二次長沙會戰的謀劃。11月中旬，參加蔣介石主持的第三次南嶽軍事會議。

1942年3月，何遂在重慶參加國民政府立法院全體會議，通過《國家總動員法》；12月，參加立法院例行會議，通過“公務員不得直接或間接經商法”。1943年秋，何遂赴廣西柳州，適逢吳石（時任第四戰區司令長官部參謀長）五十華誕，何遂贈詩作《百字令》。

何遂自1943年起任國民政府立法院軍事委員會委員長。1945年1月，當選為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特准列席代表。4月27日至5月10日，響應楊家駱（時任中國辭典館館長）發起，參與顧頡剛、馬衡、莊尚嚴、朱錦江等組成的大足石刻考察團，赴大足縣進行考察活動。 ^[3] 

建立軍事策反聯絡 參與國家行政立法

抗戰勝利後，1945年10月下旬，何遂參加立法院會議，通過《處理漢奸條例》。

1946年1月9日，他與吳石、陳孝威（閩侯同鄉，保定軍校二期畢業，曾任福建泰寧鎮守使及少將旅長，後在香港創辦《天文台報》）同遊縉雲山，6月舉家遷回南京，南京原宅普陀路四號寓所完好無損。

1947年4月，何遂與三子何康陪同吳石（時任國防部史政局局長），在上海錦江飯店與時任中共中央上海局書記劉曉、副書記劉長勝及軍事策反負責人張執一等會面交談並建立了聯繫。

8月，何遂患心冠動脈血栓病，住南京中央醫院治療後痊癒。年底賣掉了南京市普陀路四號房產，舉家遷移上海，購置了上海市愚園路儉德坊二號獨門院宅寓居。

1948年1月，何遂抱病返回福建參加行憲首屆立法委員選舉，行前拜訪陳立夫獲得支持，並致函福建省主席劉建緒（他的辛亥革命戰友劉建藩胞弟）和福建省議會議長丁超五，贏得福清縣何氏宗親鼎力支持，高票當選為行憲國民大會代表。5月，當選為行憲第一屆國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員。

1949年6月，何遂奉派赴台灣，與女兒何嘉赴高雄探望已赴台灣生活一年多的夫人陳坤立及次子何世平。9月1日，其夫人攜同次子何世平一家及女兒何嘉，乘船由基隆返回廣州。9月5日，吳石為何遂代買台北直飛香港的機票，並親送他登機離台。何遂抵達香港後居住於九龍塘沙福坦道李朗如（長子何世庸的岳父，後任廣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長、廣東省政協副主席）的舊宅。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49年底，何遂與夫人及女兒乘英國輪船到青島，再轉陸路經濟南迴到上海。1950年1月，何遂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兼任華東政法委員會副主任及司法部部長，以無黨派身份參加政府工作。1951年12月底，何遂舊病復發，住進上海華東醫院治療，經過醫護人員的悉心照料，渡過了危險期。住院期間，中共中央華東局統戰部負責人陳同生前往探望，何遂當面對吳石將軍的暴露和犧牲問題提出尖鋭批評。

1953年1月，何遂改任華東行政委員會委員，仍兼任政法委員會副主任及司法部部長，4月免華東司法部部長職。1954年8月華東行政委員會結束，他所任各職也自然免去。9月，何遂以福建省代表身份當選為第一屆全國代表大會代表，赴北京參加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在會上當選為第一屆全國人大法案委員會委員。

1955年春，何遂舉家遷居北京市西四帥府衚衕。

何遂(2張)

1957年7月11日，何遂在全國人大一屆四次會議做了《對中國現代史研究的幾點建議》發言。9月，看到報載好友謝雪紅（時任台盟中央主席）為“大右派”，竟持報茫然呆坐半晌。1959年4月，何遂當選為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續任全國人大法案委員會委員。1961年10月，何遂作為辛亥革命元老，被邀請參加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的紀念辛亥革命五十週年座談會及紀念大會。1964年12月，他又當選為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續任全國人大法案委員會委員。

“文革”期間，何遂沒有受到衝擊。他一生不近煙酒，唯獨酷愛收藏書畫文物，財產主要是大量古文物書畫，生前分別捐獻給北京故宮博物院、上海歷史博物館、南京博物館、天津市圖書館。僅1950年捐獻給上海歷史博物館的古文物就有6895件，國家文化部曾向何遂頒發褒獎狀。

1968 年1月11日，何遂因病在北京大學醫院逝世。 ^[3] 

何遂其夫人陳坤立，1980年因病逝世。2007年4月20日，由其子女將何遂和夫人合葬於北京福田公墓。 ^[3] 

何遂與家人(2張)

何遂長子何世庸（1914－2008），1936年畢業於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十期，新中國成立後曾任廣東省重工業化工廳廳長。 ^[3] 

其三子何康（1923－2021），新中國成立後曾任國家計委副主任、農業部部長等職。 ^[3-4] 

四子何達。 ^[8] 

女兒何嘉。 ^[1] 

孫子何代寧，馬來西亞IRIS集團公司中國區域總裁。（何世庸之子） ^[6-7] 

孫子何迪，任瑞銀證券公司董事長。（何康之子，何迪其夫人王苗是著名攝影家） ^[5] 

孫子何巍。 ^[8] 

“父親是國民黨，但對子女的不同政見很寬容。他不僅不反對我們加入共產黨，還親自把孩子託付給共產黨的領導人。”何康告訴記者，雖然父親何遂是國民黨，但五個孩子中，有四個都是共產黨員，還利用何遂在國民黨的特殊地位，從事地下黨工作，獲取了大量國民黨的秘密情報。

何康送記者《何遂遺蹤》一書，書上詳細記載了何遂及其子女的革命經歷。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堅持抗日的何遂便親自將自己年輕的子女託付給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等中共領導，赴延安參加革命。何遂以這種方式，表明了自己下半生跟隨共產黨，反對國民黨，堅持抗日的決心。

對小兒子何康，何遂卻捨不得放走。1939年，深受革命影響的何康也要求去延安學習，何遂便對周恩來説：“我有兩個兒子去延安了，老三再走，我也呆不下去了。”何康雖沒去延安，但周恩來卻把何康找到八路軍辦事處談話，這使何康成了一名地下黨員，並任重慶南開中學地下黨支部書記，時年僅16歲。

“因此，我得以長期留在父親身邊，成為黨安排在國民黨身邊最親近的地下黨員。”何康説，也就是這個身份，使他完成了黨交給他的很困難的任務。

何康的妹妹何嘉也是共產黨員，黨組織還多次安排她利用父女的特殊關係，協助何遂工作，為黨獲取情報、為國共合作奔走，為解放戰爭的勝利爭取並策反國民黨高級將領。

何嘉在一篇文章中回憶，1949年，她作為一名地下黨員，和父親何遂共同工作。在這一年裏，父女倆人三次會見白崇禧，拜會李宗仁，勸他們和談息兵，避免生靈塗炭。“這是很奇妙的關係，既是父女，又是為完成一個共同任務而努力工作的同生死的戰友。” ^[1] 

“這是吳石伯伯和他夫人王碧奎的相片，他夫婦的墓地和我父母的墓地比肩相鄰。”談起吳石，何康尊敬地稱其為“伯伯”。而吳石夫婦的墓地也是在1994年，由何康主持葬在北京福田墓地，與何遂夫婦墓地緊鄰。

相片上，吳石儒雅睿智，夫人年輕端莊，其子吳健成尚幼小。“吳伯伯和父親是生死之交，他是受父親影響並通過父親和共產黨建立直接關係，在黨的領導下，積極投身人民解放和國家統一大業，最終壯烈犧牲的。這也是我黨歷史上的一個英雄傳奇。”

吳石是我黨打入國民黨內部的最高情報官，被毛澤東稱為“密使一號”。1950年6月10日，被捕前任國民黨政府國防部中將參謀次長的吳石在台灣遇害，他潛伏在蔣介石身邊的共產黨身份這時才被揭密出來。何康給了記者一篇他口述的回憶錄《從大陸戰鬥到台灣———緬懷吳石伯伯》，在文中，何康説，吳石的愛國思想、民族意識都非常強烈，對日軍侵華深惡痛絕，在桂南戰役上承擔了大量運籌協調的幕僚任務。“收復崑崙關時，吳石白天不離地圖，晚上不離電話，不眠不休，取得了國民黨抗戰以來的首次勝利，由於他出色準確的戰場判斷，1940年，桂南會戰也取得了勝利。”

但漸漸地，吳石對國民黨的不抵抗政策和腐敗越來越失望，並在何遂的影響下，開始與共產黨密切接觸。“1947年4月，我、父親、吳石，還有中共華東局書記劉曉等人在上海錦江飯店會見，吳石正式加入共產黨。”何康説，此後，吳石以何家為中轉站，經常在往返於上海和福建，為黨送來許多重要情報。

解放前夕，吳石飛往台灣，與共產黨漸漸失去聯繫。1949年8月，何嘉受命與父親何遂一道前往台北，並與早在那裏潛伏工作的何世平會合，取得與吳石的聯繫，在何遂的影響下，吳石同意繼續為共產黨工作，直至被蔣介石殺害。

其後，吳石家人在整理遺物時，發現他在獄中秘密寫於畫冊背面的絕筆書，留有一絕筆詩，其中寫道：“憑將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對我翁。”表達的不僅是他對黨和國家對民族的一片赤子之心，也是何遂革命家族的真實寫照。 ^[1] 

2017年4月5日，辛亥革命元老何遂的孫子、原農業部部長何康的兒子何迪攜夫人王苗及子孫一行回到港頭鎮佔陽村老家省親祭祖，受到鄉親們的熱烈歡迎。 ^[5] 

2018年3月1日至4日，辛亥元老、曾任黃埔軍校代校長的何遂之孫，廣東省黃埔軍校同學會前任會長何世庸之子何代寧一行返回祖籍地福建參訪，到訪福清黃檗文化促進會、福州柔遠驛、福州台江上下杭老街區和煙台山舊領事館區等地。 ^[6] 

2019年10月22日，吳石將軍和他的革命引路人何遂將軍銅像，落户在福州三山人文紀念園英雄廣場。何遂、吳石銅像高約2·5米，銅由國內著名雕塑家孫偉教授創作完成。何遂的銅像由其四子何達做造型構思，取了蘇軾《定風波》“莫聽穿林打雨聲”一詞中的意境，整體構圖是：何遂穿長衫持竹竿迎台灣海峽之風而立，與吳石遙相對望。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