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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同生

（上海市政協原副主席）

陳同生(1906—1968)，原名張翰，曾用名張翰君、陳農菲、南星、陳蓬。原籍湖南零陵，1906年7月出生於湖南常德。1歲時隨祖父遷入四川省營山縣。1926年到重慶就讀中法大學，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參加廣州起義，後到成都從事新聞工作。1937年8月任南京《金陵日報》社社長兼總編。之後歷任青年記者學會南方辦事處主任、《導報》主筆。1939年9月，到江南遊擊根據地，在蘇、常、太地區參加武裝鬥爭，歷任江南抗日義勇軍指揮部秘書長，東進縱隊、蘇北支隊政治部副主任，蘇中東南行署主任，華中建設大學文教系主任，華中分局敵工部部長，華中、華東軍區聯絡部部長等職。1949年4月起，歷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京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和南京市人民政府秘書長，中共南京市委統戰部部長、華東局統戰部副部長、華東軍政委員會副秘書長。1955—1962年，任上海第一醫學院黨委書記兼院長。1962年7月—1966年，任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部長。1962年7月起，任上海市政協第三、四屆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68年1月26日含冤去世，1978年7月平反昭雪。著有《不倒的紅旗》一書。^[1-2]

（概述圖來源：^[5] ）

中文名: 陳同生
別名: 張翰君^[2]
國籍: 中國
籍貫: 四川營山^[1]

出生日期: 1906年7月^[2]
逝世日期: 1968年1月25日^[2]
畢業院校: 重慶中法大學
出生地: 湖南常德^[2]

陳同生人物生平

陳同生，1906年7月出生於湖南常德。1歲時隨祖父遷入四川省營山縣。

1918年8月至1920年7月，就讀於營山縣縣立高等學堂，學習科學文化知識並接受民主思想的薰陶。

1920年8月至1924年5月，入營山縣縣立中學讀書。因參與反對苟捐雜税運動，地方軍閥令學校當局開除其學籍並追究其革命行為。陳同生逃到成都避難，從此遠離家鄉，走上革命道路。

1924年5月至1925年12月，就讀於成都高等師範學校附中。1924年9月13日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

1926年，進入吳玉章、楊伯愷主辦的中法大學讀書。當年1月轉入中國共產黨。9月5日，發生了英帝國主義炮轟萬縣的慘案，陳同生積極參加了反英運動。同年冬天，劉伯承在順慶起義，四川革命運動高漲，組織上委派陳同生去搞農民運動，發展農民武裝。

1927年3月31日，重慶各界舉行集會，反對英美炮轟南京。蔣介石派其親信到四川，唆使軍閥劉湘等鎮壓羣眾運動，陳同生受傷。當時，軍閥政府搜捕革命人士，陳同生避人一同鄉家中得以脱險，隨後逃往涪陵。經組織介紹，在國民革命軍二十軍混成旅第一團任指導員。後反動派進行反共清黨，組織決定讓他離開四川前往武漢工作，在國民革命軍獨立師政治部任股長。1927年7月，國共分裂，第六軍實行反共清黨，迫使陳同生離開。南昌起義失敗後，黨派陳同生去廣州工作，在張發奎的警衞團任連指導員。同年12月10日，陳同生參加廣州起義，在巷戰中受輕傷。起義失敗後，所在部隊在花縣與教導團合編為工農革命紅軍第四師，陳同生任連黨代表。後調任《紅軍生活》編輯。不久，黨的東江委員會決定讓他到共青團師任特派員。

1929年，在成都休養數月後，經張雪崖介紹任《日郵新聞》編輯；同時任國民黨軍隊二十八軍政治部股長，掛名領薪。當時，陳同生在新聞記者職業的掩護下進行革命活動，如參加青年文藝活動、加入自由同盟等。

1931年，成都各界發起反日同盟，並與抗日青年救國團體合作。陳同生參與其中，積極進行抗日救國活動。1932年淞滬抗戰爆發後，黨內一位同志被當局逮捕，陳同生通過關係使其得以釋放，但陳同生卻因此被當局懷疑。為了避免株連，陳同生離川赴滬找黨中央，要求去中央蘇區工作。後來，《淞滬停戰協定》簽訂，陳同生在上海的中國公學就讀。此時因中共四川省委被破壞，陳同生失去了黨的組織關係。不久，陳同生又在上海找到了黨組織，並參加了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的工作。

1933年，陳同生被調到“互濟會”工作，參加上海工人運動，領導楊樹浦一家橡膠廠的黨支部。因腸出血，陳同生到法南區（法租界與南市）養病，賣文為生。後來黨調他到中央保衞局工作。

1934年10月25日，因叛徒告密，陳同生被捕入獄。因獄中無人知道陳同生的真實身份，於是他堅決不招供與黨的關係，繼續以新聞記者的身份掩護自己。敵人對其嚴刑逼供，還將他拖到刑場陪斬。但陳同生視死如歸，始終未向敵人吐露真相。

1935年10月，敵人以《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判處陳同生有期徒刑八年。11月6日，他被押往南京中央軍人監獄服刑。在獄中雖患病，但仍與難友一起堅持鬥爭。

1937年8月，日機轟炸南京，炸彈落到了離南京中央軍人監獄不遠的地方，政治犯紛紛要求出獄奔赴抗日前線。經八路軍辦事處和周恩來出面具保，國民黨當局釋放了獄中的全體政治犯。8月27日，陳同生等人被無條件釋放。出獄後陳同生找到了黨組織，並由呂超、呂一峯等著名人士引薦，出任《金陵日報》代理社長。

1938年，陳同生去武漢，任國民革命軍政治部第三廳少校科員，並在周恩來的領導下，創建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且當選為該學會理事。後又因刑傷復發去香港治療。在港期間，陳同生還組織了青年新聞記者學會香港分會，團結了一批進步的新聞記者。1938年底，陳同生回到武漢，任青年新聞記者學會秘書，主編《新聞記者月刊》。為爭取言論出版自由，陳同生等人與國民黨新聞檢查處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鬥爭。1938年10月，陳同生離開即將滄陷的武漢去長沙，籌辦國際新聞社。國民黨撤出長沙前縱火燒城，實行所謂“焦土抗戰”。陳同生離開長沙，前往桂林開展新聞記者學會工作。

1939年3月10日，陳同生在衡陽進行革命活動時，被國民黨特務逮捕，押赴後方。恰遇日機轟炸，押解他的特工人員紛紛逃散，陳同生乘機擺脱監視，在朋友的資助下，轉到寧波、上海，找到了組織。江蘇省委決定派陳同生去編輯《導報》。後因該報經常報道抗戰消息，被當局勒令停刊。

1939年9月，江蘇省委派陳同生到江南抗日遊擊區根據地蘇州、常熟、太湖一帶參加武裝鬥爭，出任江南抗日義勇軍指揮部秘書長。1940年，陳毅率部開闢江北抗日根據地。陳同生隨軍到江北任蘇北縱隊（即挺進縱隊）政治部副主任。為了孤立反共的韓德勤部隊，對地方武裝展開統戰工作，陳同生奉命到泰州與李明揚、李長江（二李）談判，計議共同抗日。陳同生到泰州後，二李的部下密謀殺害他，將其軟禁在招待所。直到新四軍在郭村戰鬥中獲勝，二李看到了新四軍的威力，未敢加害陳同生，並設宴道歉將其送回。此後，新四軍繼續東進並在泰興、倉縣與泰州一帶建立黃橋軍民聯合辦事處，陳同生任辦事處副主任兼泰興縣縣長。

1941年3月，陳同生調到蘇中軍分區第四分區，擔任政治部主任、蘇中第四地委委員，任務是聯合當地的抗日進步分子，與當地實力派（主要對象是二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孤立、打擊韓德勤部，鞏固蘇中抗日根據地。1941年10月，日軍在蘇中進行大掃蕩。組織上派陳同生開闢通海根據地，佔領了韓德勤的最後一個據點，使滄陷三年的通海地區得以解放，人民羣眾歡欣鼓舞。1941年12月，陳同生調任蘇中東南行署（管轄海門、啓東、崇明等縣）主任。海啓警衞團成立後，陳同生任政委。1942年夏，該團攻打日偽佔領的據點，大獲全勝。

1942年10月，陳同生任中共蘇中第二地委委員兼蘇中第二分區（轄東台、泰東、興化等縣）專員。後來泰東和東台合併成立了東台警衞團、興化警衞團，粉碎了日偽的“掃蕩”、“清剿”，擴大了根據地。

1943年10月，陳同生被調到華中黨校參加整風。整風期間，黨對他的歷史做了明確的結論，認為他是經得起考驗的老黨員。

1944年8月，陳同生從華中黨校結業後，調到華中局政策研究室工作。

1945年4月，陳同生被調到華中建設大學任文教系主任兼建設大學黨委會委員。8月15日，日本宣佈投降，華中局派陳同生參與接管天長、六合、淮月安、淮陰等中小城市，幫助建立華中局機關。1945年11月，內戰爆發，陳同生任華中軍區政治部聯絡部副部長兼國民畫黨軍隊工作部部長，主要負責統戰工作。

1946年1月，國共正式達成停戰協定後，開始進行軍調處工作，陳同生以少將、聯絡部長的身份參加了談判。1946年秋，國民黨毀約向江北地區全面進攻，解放軍戰略撤退至山東地區，陳同生被任命為華中二梯隊司令，隨軍撤到山東。

1948年3月，任華東軍區政治部聯絡部副部長、華東軍區解放軍官教導總團政委。1948年8月，陳同生任第三野戰軍政治部聯絡部部長。南京解放前夕，陳同生被調至第二野戰軍，調查國民黨軍隊情況、進行策反工作，並參與籌建中共南京市委和南京市軍管會。

1949年4月，陳同生隨軍南下進入剛剛解放的南京，任中共南京市委委員、市軍事管制委員會秘書長、市人民政府秘書長，參加該市的接管工作。當接管告一段落時，因過度勞累而刑傷復發，住院治療。1949年10月，陳同生調任中共南京市委統戰部長。

1950年8月，陳同生調至上海，任華東局統戰部副部長、華東軍政委員會副秘書長兼辦公廳主任、人事部副部長。

1952年，陳同生因病住院治療。病未痊癒，即奉命赴朝鮮戰場慰問，任中國人民第二屆赴朝慰問團華東分團副團長（團長為胡顧文，未赴朝）。福建前線部隊取得東山戰鬥勝利後，陳同生又奉命率團前去慰問。

1953年，陳同生參加機關“三反”運動。

1954年，陳同生參加華東局擴大會議，學習黨的七屆四中全會決議，批判饒漱石的領導作風與幹部政策。同年年底，華東局機構撤銷，陳同生負責善後事宜。

1955年，陳同生調任上海第一醫學院院長兼黨委書記。

1959年，陳同生在病中寫下了回憶錄《不倒的紅旗》。

1963年，陳同生調任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長、市政協副主席，仍兼任上海第一醫學院院長。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陳同生被批鬥，停止工作。

1967年7月，陳同生被錯定為“三反分子”而隔離審查。“四人幫”及其爪牙污衊他為“叛徒”、“假黨員”。

1968年1月25日，陳同生被造反派迫害致死。

1972年，由張春橋控制下的上海市委對陳同生之死作出了毫無根據的結論：“對抗審查，自殺身死”。

1978年7月，中共上海市委對陳同生案進行復查，並平反昭雪，為其舉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儀式。^[2]

陳同生主要事蹟

陳同生讓《金陵日報》為抗戰吶喊

經呂一峯推薦，1937年9月初，《金陵日報》董事會經研究決定，陳同生任總編輯，負責報社日常工作。那時的南京，沒有抗戰首都的氣息。在《中央日報》、《掃蕩報》上面找不到一句“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話，天天仍是“一個主義、一個黨、一個政府、一個領袖”的老調子。大街上也看不到一張“團結抗日”、“國共合作”的標語。

陳同生到八路軍辦事處，向李克農彙報了這件事，想聽聽組織上的意見。李克農聽了高興地説：“這是一件送上門來的好事，真是來之不易啊！”李克農還説，面對國民黨的新聞封鎖，現在南京很難聽到我們的聲音，連國共兩黨合作抗戰的宣言都不予公佈。我黨在南京自辦一份報紙頗不容易。國民黨用盡一切辦法和我們為難。我們的《新華日報》至今還是有人無報，八路軍參加抗戰的消息一點也透不出去。現在只能靠八路軍辦事處油印一些通報和戰報。他鼓勵陳同生去《金陵日報》，爭取讓這張報紙在團結抗戰的前提下，發表共產黨的主張和八路軍的戰況。在這種情況下，陳同生接受了金陵日報總編輯的職務，並任代社長。

陳同生在報館上班以後，才知道那裏的記者和編輯，大多是林森和呂超的親戚朋友，沒有一個是真正會辦報紙的人。《金陵日報》沒有外勤記者，新聞肯定爭不過別家報紙。於是陳同生就找了一些致力於抗日救亡的朋友來寫社論、專論，又請了一些進步作家來寫副刊。組織上還安排何雲、朱仲龍和周維等同志到《金陵日報》工作。何雲和周維都曾是陳同生在獄中的難友。何雲是有辦報經驗的記者，在《金陵日報》工作的同時還在籌備出版《新華日報》。周維是工人出身，負責發行。朱仲龍是“一二·九”學生運動的積極分子，那年才19歲，風華正茂。他們的到來為《金陵日報》注入了新的血液，使報紙的面目煥然一新，別的報紙不敢登的消息，《金陵日報》大膽刊登。《金陵日報》用頭版通欄發表了中國共產黨關於國共合作的宣言、平型關大捷的消息和一些八路軍的戰報。^[3]

陳同生江南抗日

1939年9月，江蘇省委派陳同生到江南抗日遊擊區根據地參加武裝鬥爭，任江南抗日義勇軍（簡稱“江抗”）指揮部秘書長。當時，為了貫徹中央軍委下達給新四軍的“向南鞏固，向東作戰，向北發展”戰略方針，1939年9月下旬，以葉飛為司令員的江南抗日義勇軍開始在蘇州、無錫、常州一帶作戰。

“江抗”是以老紅軍為骨幹建立起來的抗日新軍，軍民關係、戰鬥作風都很好，後來成為新四軍主力的一部分。來到“江抗”後，陳同生開始和司令員葉飛、副五司令吳焜、政戰委劉先勝並肩戰鬥。葉飛是閩東紅軍的創始人之一，在紅軍主力長征的艱苦年月裏，他率領部下打了三年游擊戰。吳焜參加二萬五千里長徵時屢建奇功，曾在紅軍中任團長。政委劉先勝曾是安源礦工。起初，他們只是把陳同生當成白區來的普通知識分子來照顧，但很快就發現他不僅參加革命早，且對軍旅生活並不陌生，是一個可以同生死共患難的戰友。因此，陳同生很快就和這些年輕的戰友建立了很好的關係。他們共同領導這支部隊打了不少硬仗，在同幾倍甚至幾十倍於我軍的敵人的戰鬥中，取得不少勝利。^[4]

陳同生主持“上醫”內遷

新中國成立後，陳同生主動要求到高校任職。1955年6月，中央決定他擔任上海第一醫學院黨委書記兼院長。為了支援內地建設，上醫當時面臨着整體遷往重慶的重大任務。

陳同生從實際出發，想出了“母雞下蛋”的辦法來支援內地醫療衞生教育事業的建設——將全校的學科帶頭人、教師、科研設備等一分為二，由上醫在重慶建設一所新的醫學院。最終，中央同意了陳同生的方案，並任命他兼任重慶醫學院首任院長。通過精心籌備，重慶醫學院於1956年開學，招生434人，附屬醫院設有150張病牀，為內地醫學人才的培養和醫療衞生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