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川文化

撫州名人雕塑園(7張)

“遠色入江湖，煙波古臨川”。撫州，古為臨川郡。東漢和帝永元八年（96年），置臨汝縣，即後來的臨川縣。吳嘉禾六年（237年），建臨川郡，郡治設在臨汝縣。隋文帝開元九年（589年）滅陳，實現全國統一，廢郡擴州，平陳總管揚武通奉命安撫臨川郡一帶，將臨川郡改為撫州。縱觀歷史，古臨川治屬相當於撫州市的絕大部分，並囊括了廬陵、豫章、甌閩部分。東連吳越，西接瀟湘，南控閩粵，北襟江湖，橫跨吳、越、楚三地，為古代通往閩粵沿海地區的要衝。這裏，地氣殊異，山川炳靈，林奇谷秀，水繞川環。土地肥沃，氣候温和，江山形勝而人稠勤富，交通便利而商賈常行。荊楚、吳越文化交匯於此，中原、閩粵文化滋潤其中。秀美的風光，發達的農業，悠久的歷史，豐厚的文化積澱，優越的地理位置，孕育出燦爛的“臨川文化”。魏晉以來，特別是兩宋以後，臨川古郡，撫河兩岸，名人輩出，文事昌盛，素有“才子之鄉，文化之邦”的譽稱。

“名儒鉅公，彬彬輩出，不可勝數”，“臨川才子”是“臨川文化”的得意之筆。自古以來，臨川才子之多向為世人矚目。“臨川文化”區內樂安流坑“千年古村”的“子男雙封爵，文武兩狀元，參政代天子，師保五六人，一門十進士，兩朝四尚書，進士五十二，知縣四十多，鄉舉百六餘，會解監元羣，鄉賢祀十二，秀才如繁星”的記述，就是臨川才子湧現的生動寫照。據有關資料統計，自宋而清，僅臨川（撫州）進士及第者2000餘人，湧現了舉世矚目的才子羣體。王安石、湯顯祖、曾鞏、晏殊、晏幾道、陸象山、樂史、饒節、謝逸、謝過、李覯、吳澄、紀大奎、李瑞清、譚綸、陳自明、危素、蔡上翔、吳與弼、羅汝芳、陳彭年、危亦林、鄧茂七、徐奮鵬、陳際泰、羅萬藻、章世純、艾南英、黃爵茲、歐陽竟無等等，就是臨川（撫州）古代才子羣體中的佼佼者。

撫州不僅文化名人多，而且檔次高，成就大。列入《中國名人辭典》的鴻儒100多人。《江西曆代文學藝術家大全》共收錄了1296人，其中撫州籍名家317人，幾佔三分之一。“宋詞四開祖，臨川有二晏”，“唐宋八大家，曾鞏、王安石”，“江南四才子，陳、羅和章、艾”。“江西詩派”前期25人，臨川有謝逸、謝過、汪革和被陸游稱為“詩僧第一”的堯節。全國兩宋詞人867人，江西為153人，而撫州就佔44人。特別是北宋著名詞人晏殊、偉大改革家王安石、文章大家曾鞏、南宋心學大師陸九淵、明代劇壇偉人湯顯祖等，不僅對中華民族文化的發展作出了彪炳史冊的貢獻，而且贏得了世界性的崇高聲譽。

文化之邦，才子之鄉，常是名人墨客聚會之地。歷史上有不少名人學士來臨川（撫州）任職和宦遊。東晉王羲之、南朝謝靈運、唐朝顏真卿、南宋陸游等，曾在這裏為官；宋代詩人黃庭堅、梅堯臣、范成大、明代思想家李贄、徐霞客也都來過此地遊覽常駐。《世説新語》和《詩品》的編著者劉義慶和鍾嶸均襲封臨川王。這些名人學士在臨川都留下了大量遺墨華章，為閃光的臨川才子羣體增添了輝煌。 ^[7] 

一種區域文化的形成，首先是有其歷史淵源的。臨川建置已近2000年，南城早於臨川建置，但最早、最長時間成為郡、州、府治的是臨川，距南宋都城最近的也是臨川。南城有一座洞天福地麻姑山，許多官宦和文人學士曾去遊覽，作詩題書，但他們的活動中心，任職地點都是在臨川，特別是一種"文化向性"和"精神組合"，以及"文化趨勢"的歷史進程，使撫州地區的文化屬性納入"臨川文化"的範疇。

臨川建置於東漢和帝永元八年（96年）。如今，除了發現50餘座漢墓羣外，還在金坪磨盤腦、羊坡石、雷劈石、羅成嶺等發現8萬餘平方米的商代遺址。因此，從研究文化的角度看，臨川的文化資源和"精神力度"還要大大地超出它的建置時間。

臨川文化區歷史悠久。夏禹時地處揚州域。春秋時為百越之地。戰國時屬楚。秦時屬揚州九江郡。漢改九江郡為豫章郡。漢高祖五年，建南城縣，屬豫章郡。東漢永元八年分南城一部置臨汝縣，縣治高在臨川古邑，仍屬豫章郡。三國時為吳地，吳太平二年（257年）建臨川郡，郡治設在臨汝縣。兩晉、南朝相沿。南朝梁陳時，以今之崇仁、豐城、永豐、新淦等縣增置巴山郡。臨川郡初屬江州，漢武帝時與巴山郡同屬高州。隋開皇九年（589年）廢郡擴州，以臨川郡並巴山郡之一部置撫州，隸屬洪州總督府，撫州從此定名。唐朝撫州屬江南西道。五代時，屬揚吳，升為昭武軍。宋起，分為撫州和建昌軍，屬江南西路。元朝時改為撫州路、建昌路，另置南豐州，同屬江西行中書省。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改撫州路為臨川府，不久易名撫州府。同年二月升建昌路為肇縣府，九月改為建昌府。明洪武初，仍設撫州府、建昌府，南豐降州為縣，屬建昌府，均隸屬江西承宣布政使司湖東道。清時仍稱撫州府、建昌府，屬南撫建道。1930年至1934年間，黎川、資溪、廣昌、南豐、宜黃、樂安等縣均先後建立了蘇維埃政權，分立蘇區閩贛省和江西省。1932年7月，東鄉珀幹一帶也建立了蘇維埃政權，屬蘇區贛東北省。1949年5月9目，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撫州，7月1日組建撫州分區，江西省撫州分區行處長督察專員公署駐臨川市。1950年9月13日，改撫州分區為撫州區。1952年8月，更名為撫州專區。1967年3月，改為撫州地區。1968年2月，複稱撫州分區。1971年1月22日，再度改為撫州地區，屬江西省。1983年7月23日，廣昌縣劃歸撫州地區。1983年9月30日，進賢縣劃入南昌市。至此，撫州地區轄撫州市和臨川、崇仁、宜黃、樂安、南城、南豐、廣昌、黎川、資溪、金溪、東鄉11縣。

臨川自古文風昌盛，英才輩出。早在唐朝，王勃在他所寫的傳世名作《滕王閣序》中，就發出過"光照臨川之筆"的由衷讚歎。至宋，又因科舉連捷，流光溢彩，被著名學者董震譽為"人才之鄉"，民間大眾俗稱為"才子之鄉"。臨川自東漢歷經兩晉、南北朝、隋、唐，由於歷史的機緣，大書法家王羲之、顏真卿，詩人謝靈運、戴叔倫，詞人馮延已，文學家劉義慶，文學評論家鍾嶸，史學家杜佑等都在這裏做過地方官，對臨川文化的發展產生過積極影響。

戰爭頻繁的五代，北方王、李、吳、曾、晏、陳等世家大族相繼避難南來，卜居臨川。臨川人口逐漸增多，生產迅速發展，商業、手工業日趨繁榮。到了北宋初期出現了"翳野農商"、"賈貨駢肩"（張保和：《羅城記》）的盛況。當時，採取"興文抑武"的政策，大力發展文化，偏重開科取士，對科舉錄取的進士獎賜有加，考取狀元、榜眼、探花"三鼎甲"的，更榮於作戰立功的武將，一時文風大盛。在這一封建文化高漲的歷史時期，著名文學家曾鞏、葉夢得和大詩人陸游相繼來臨川居住或宦遊，大力興辦教育，傳播文化，這裏“各地學館林立，釋來而事筆硯者，十之六七，苦讀書，應科舉之風”。

正是宋代的科舉制度，導致臨川人才激增。從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至宋度宗鹹遊八年臨川先後有129人考取監生，205人考取貢士，525人考取舉人，446人考取進士。進士中，北宋138人，佔32.58%；南宋308人，佔67.42%。中榜人數之多，在江西各縣名列前茅。尤其是嘉定十六年一次考取12人，寶慶二年一次考取18人，鹹淳元年一次考取22名，佔且國錄取進士總數的4%、6%和7.33%。"儒林傳為美談，公卿聳觀，朝野震動，盛稱臨川為'人才之鄉'。"（董震：《東發日鈔》）

宋代臨川人通過科舉踏入仕途，有2人官至宰相，2人膺任節度使，4人官拜御史，17人官任尚書、侍郎，10人擔任知府、刺史，俱各政績顯著。特別是晏殊、晏幾道、王安石，不愧為"臨川才鄉"的出類拔萃的人物。同一時期，還有王安禮、王安國、王雱（世稱"臨川三王"），謝逸、謝薖（世稱"臨川二謝"），危稹、危和（世稱"臨川二危"），陳鬱、陳世崇（世稱"臨川二陳"）和汪革、饒節、俞國寶、鄧名世等一批文人才士，在詩、文、詞、賦上的成就也很高。據《苕溪漁隱叢話》引述《復齋漫錄》："元估中，臨川謝無逸過黃州關山可花村館驛，遇湖北王某，江蘇諸某，浙江單某，福建張某等秀才。四人知其來自臨川，戲以'曹植七步成詩，諸君七步為詞'相謔。逸行五步，詞成，揮毫疾書《江城子》一闕於壁；'可花村館酒旗風，水溶溶，落殘紅，野渡舟橫、楊柳綠蔭濃。望斷江南山色遠，人不見，草連空。夕陽樓上晚煙籠，粉香濃，淡眉峯，記得年時相見畫圖中。只有關山今夜月，千里外，素光同。'標緻依水，情乎俱妙，遂以'五步成詞'聞名江南。"謝逸與謝薖、 汪革、饒節並稱為江西詩派中的"臨川四俊"。饒節還被詩人陸游譽為"詩僧第一"。鄧名世一生從事學術研究，著有《春秋論》、《春秋類史》、《古今姓氏書辯證》等370餘卷，在姓氏考證上成就尤高。

南宋，臨川"才鄉"還升起一顆耀眼的明星，這就是一代名醫陳自明。他善於總結前人的經驗寫成《婦人大全良方》24卷，成為中醫婦產科的開拓者和奠基人；又敢於創新，主張外科外敷內服，辯證施治；敢於突破禁區，最早從事"乳巖"（乳癌）的觀察和研究，為祖國醫學事業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元代，臨川比較著名的人物只有針灸名醫席弘、法律專家張紹和地理學家朱思本。

明朝臨川的人才迅速走出低谷，重新興旺發達。先後有213人考取監生，364人錄取貢士，302人鄉試中舉，166人進士及第。通過考試，先後有383人入仕，其中御只4人，巡撫總督1人，尚書侍郎8人，布政使3人，知府27人，知州21人，總兵、守將11人，擔任同知、知縣的，則多達136人。入仕人數有宋代130人的2.9倍。職官中，有中央的，有地方的；有文臣、有武將；有內政，有餐交；有義士，有諍臣。人才結構的羣體性和多樣性，"比之'兩宋'，有過之無不及"。（李紱：《臨川縣誌》序）。前有艾南英、陳際泰、羅萬藻、章世純，四人飽讀經書，博學多才，所作時文風靡一時，是譽滿江南的"四大才子"。邱兆麟與祝徽、帥機並稱為"三大名士"。邱作詩才思敏捷，用詞造句，常能化腐朽為神奇，別開生面；祝的文章師在王安石，勁骨奇姿，博大精深；帥機作賦即景生情，妙筆生花，所作"兩頌"（《平西夏頌》、《出閣講學頌》）、"一賦"（南北二京賦），深為明神宗賞識，"公卿競相傳抄，紙為之貴"。湯顯祖是明代傑出的戲劇家。他的鉅著《紫釵記》《還魂記》、《南柯記》、《邯鄲記》，世稱"臨川四夢"。三百多年來，一直受人稱讚，久演不衰。《牡丹亭》已被譯成日、德、法、英、俄等多種文本。在歷史和天文學領域，也眾星璀璨，引人注目。著名文史學家徐奮鵬花了半生的精力寫成可與《資治通鑑》相比美的《今古治統》20卷。傳到日本後，被視為"佐治之妙藥，興國之良方"，在"明治維新"中起過一定作用。著名天文學家吳昊，通過細心觀察，精密計算和反覆實驗，糾正了舊渾天儀的誤差，製成星象位置更準確的新渾天儀，其製作技術達到當時世界先進水平。明代，臨川還出了許多正直、愛國人士。"一朝諍臣"傅朝佑嫉惡如仇，先後6次上書彈劾奸相周延儒、温體仁；愛國商人朱均旺，身居日本，情懷祖國，前後三次冒着生命危險偷渡過回國，密報軍情，使明朝得以預先準備，及時調整部署，援助朝鮮，取得反擊日本侵略者的軍事勝利；傅朝佑堅持真理，朱均旺受罪愛鄉，獲得了"正氣在臨川"的聲譽。

清王朝建立三百多年間，通過各次科舉考試，臨川只有187人考取監生，306人考取貢士，202人考取舉人，101人考取進士。錄取進士的人數是兩宋的25%，明代的66%。入仕後，有37人擔任朝官（御史3人、侍郎4人、內閣中書10人、翰林院8人、各部主事12人），121人擔任地方官（知府5人、知州3人、同知3人、知縣73人），武職（總兵、把總、鎮守）9人，合計167人，比兩宋多28%，比明朝少56%。這一時期，臨川入仕者居高位的不多，但大都才華出眾，為世人注目。一代名臣李紱，歷事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歷官廣西巡撫、直錄總督及工、户、吏、禮、兵5任，敢於斷請命，彈劾貪贓枉法的河南巡撫田文鏡；敢於快刀斬亂麻，疏通津沽漕運，緩解京城糧荒，政績顯著，獲得清世宗"奉國罄心"的獎勵。一代才士李來泰，"博學多識，工詩善文"。康熙十八年參加"博學鴻詞科"考試，力挫來自各地的一百七八十名懦學，奪得高奎，任四川會邡知縣時，"興利除弊，發展生產"，深受當地士民愛戴。清官馬汝良，任山西黎城知縣，巧斷大案、要案。鐵面無私，為受害者伸冤解恨，時人稱"馬青天"。愛國志士黃維翰，任吉林呼蘭知府時，"雷厲風行查禁罌粟，力阻外輪駛入呼蘭內河"，保護了人民利益，維護了國家主權，"東北輿論，交相稱許"。

在學術界，則是"理學盛於南，文學興於北。"，李紱、紀大奎都是南臨川理學名家。前者著有《陸子學譜》、《朱子晚年學譜》、《陽明學錄》，力圖調和朱、陸的學説；後者都很有影響。李宗瀚、李聯琇、李瑞清則是北臨川詩文高手。李宗瀚、李聯琇，文學韓愈、歐陽修，搖曳生姿；詩宗李商隱，沉博豔麗，是當時江西文壇上的佼佼者；李瑞清是全國知名的教育家和書法家，他善於以篆作畫，以畫入篆，畫花卉微妙微肖，繪佛更是栩栩如生，日本書畫界不惜重金求購，譽灌東瀛。

民國廢了科學，興了新學，但臨川只有300多人考取大學、中專；所聘任才，軍界有2箇中將，5個少將；政界有2個專員，14個市，縣長；學界有12個教授、副教授。他們之中，有中將師長劉世均、"國防部"西北兵部中將總監萬舞、蘇魯戰區政治部少將主任周復、第38師政治部少將主任兼遂川、吉安縣長楊耕經、"國民政府"立法委員黃強、三青團江西支部幹事長李德廉和七行政區專員吳養愚、江西省高級法院院長梁仁杰、南昌市市長艾懷瑜。從事科技教育事業的，有北京大學工商法律系教授吳英荃、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易錫麟、中山大學經濟系教授辛膺、盲人教育家萬維章、鄉村教育家桂瑞藩、唐式麒。桂瑞藩創辦的桂橋小學，為臨川、撫州、進賢、南昌、豐城、東鄉、南城、南豐、崇仁、宜黃、樂安、餘干、高安等13個縣市培養人才，桃李滿天下。經營工商企業的，有著名紡織專家朱仙舫和四川鉅商湯子敬。朱仙舫長期在上海中新紗廠任職，致力改進紡織技術，提高同外國紗廠競爭的能力；以後在漢口、安慶、九江等地創辦紗廠和麪粉廠，為發展民族工業，特別是發展江西的輕工業作出貢獻。湯子敬在重慶開設布疋、山貨店和錢莊，"經營有方，成為蜀中鉅富，人稱湯百萬，'湯半城、湯財神'"。這一時期，臨川許多熱血青年投身轟轟烈烈的工農運動和抗日救亡運動，湧現了一批彪炳史冊的革命英烈。主要有：傅烈（中共四川省委書記兼軍委書記）、傅大慶（孫中山的政治的總顧問鮑羅延、軍事總顧問加倫將軍的翻譯，曾被派到馬來西亞，作馬共中央宣傳部長）、周治中（女，中共江西省委婦女部長）、周壽南（中共臨川縣委書記）等。

臨川文化區域的地理環境從地形上看，全區東南西三面環山，武夷山脈逶迤境東南，雩山山脈綿延境西南，地勢南高北低，由北向南漸次向鄱陽湖平原地區傾斜。境內地形以丘陵山地為主，崗地、谷地廣佈，河谷平原開闊，土地連片集中，撫河水系網及全境。海拔大於500米。相對高度200米以上的山在面積為3673.43平方公里,佔全區土地面積19.52%。海拔100-500米，相對高度50-300米左右的丘陵面積為11807.43平方公里，佔全區土地面積62.75%。海拔小於100米，相對高度30-80米的崗地面積為1735.58平方公里,佔全區土地面積9.22%。相對高度5-30米，平坦開闊，地形很小起伏的平原面積為1600.48平方公里，佔全區土地面積8.51%。

臨川文化區地形可分為四類：一是北部撫河沖積平原與丘陵區。包括臨川區、東鄉縣和崇仁縣以及金溪縣大部、宜黃北部、樂安西北部等地，土地面積6765.72平方公里,佔全區土地面積35.96%。二是西部中低山與丘陵區。包括宜黃縣的大部分、崇仁縣西南部、樂安縣東南部、臨川南部、南城縣西部、南豐縣西部，廣昌縣西北部等地，土地面積4553.7平方公里，佔全區土地面積24.2%。三是東南部中山區。包括金溪縣東部、資溪縣全境、黎川縣東南部、南豐縣西南部、廣昌縣東南部等地，土地面積3879.3平方公里，佔全區土地面積20.6%。四是中南部丘陵區。包括南城縣、南豐、黎州縣的大部分、廣昌縣中部等地，土地面積3618.2平方公里，佔全區土地面積19.22%。

臨川文化區有許多野生動植物繁衍生長，其中高等植物有3000餘種，棵子植物7科17種，被子植物143科857種，優良速生樹種26科55種，庭院觀賞樹20種，藥用植物116科477種，珍貴衡有樹種11科13種，屬於國家保護的有12種。全區森林覆蓋率3461%，人均森林面積3.08畝，活立木蓄積量2450餘萬立方料，毛竹蓄積量8826餘萬根。野生動物資源種類繁多，昆蟲有18目118科916種，其中有害昆蟲8目88科808種，有益昆蟲10目30科108種。鳥類107種。屬於國家一類保護動物的有金貓、雲豹、豹、華南虎四種，屬國家二類保護動物的有獼猴，穿山甲等13種，還有數量可觀的藥用動物和皮毛動物。全區水能資源理論藴藏量為70.246萬千瓦，可開發的水能資源為49.143萬千瓦。全區有色金屬礦主要有銅、鉛、鋅、鈷、鋇；稀有金屬主要有鈾、鎢、鈮、鉭、稀土金屬等；黑色金屬主要有欣；燃料礦主要有煤；非金屬礦有高嶺土、瓷土、重晶石、鎢、銅、鈾等礦最為豐富，具有很大的經濟價值。

贛語為漢族江右民系使用的主要語言。撫州地區的贛語在學術上被命名為贛語撫州片，或稱之為撫廣片、撫州南城片。是贛方言中具有代表性的一個分支。亦是現代贛語中較強勢的方言，在贛東一帶有一定的影響力，因此有人將其當作贛語的代表。撫州贛語主要分佈在江西撫河流域和福建省西北部。包括臨川、豐城（東部）、崇仁、宜黃、樂安、東鄉、進賢、金溪、南城、黎川、資溪、南豐、廣昌以及福建的建寧、泰寧、光澤、邵武等17個市縣區。同贛語其它片相比，在語音、詞彙、語法上的一致性最強。

贛派建築是江西的傳統建築。主要集中於贛方言區，在撫州地區有代表性的村落有樂安流坑、東鄉浯溪、廣昌驛前、宜黃棠陰等村鎮。 ^[2] 

以樂安流坑、東鄉浯溪、廣昌驛前、宜黃棠陰等村鎮等贛東古村落為代表的贛派建築文化：其佈局簡潔，樸實素雅，是具有濃厚地方特色的贛派民居建築。外看，多為長方形平面，用空半磚牆圍合，清一色的青磚灰瓦，高峻的馬頭牆，半掩半露的雙披屋頂隱在重重疊疊的馬頭牆後面，馬頭牆造型豐富多樣，翹首長空，既可防火，又可防風。入內，其格局多為二進三開間，一堂一廳，面闊三間，明間廳堂，次間臣室，左右對稱。木構穿鬥式樑架，並依使用目的之不同，前檐部常做成各式的軒，形制秀美且富於變化。卧室樓高一層半，下層居住，上半層放置什物。廳堂沒有分層，顯得高大寬敞，氣勢極為堂皇。室內地面，以長條青磚橫向錯縫鋪砌。神龕設在廳堂寶壁兩邊側門的上方。堂前均有較為狹小的天井，既從採光通風之用，又取四水歸堂之意，無形中把人與天銜接起來，體現了“天人合一”的情境。

金溪竹橋村始建於元末明初。俯瞰全村，形似一柄巨扇，現存109幢明清贛派建築，清一色的青磚灰瓦，蔚為大觀：其中明代祠堂1幢，明代民居8幢，其餘為清代建築。 ^[3]  整個村落的佈局建築依然被完整的保存下來。古村從選址到建村，都經過了精心規劃與設計，處處彰顯先人的智慧，尊重自然、貼近自然，追求天人合一。村落依靠後龍山而建，坐北朝南。村前一溪如帶，良田萬頃，村後樹竹繁茂，茶園一望無際。俯瞰全村，它像一把大扇子，整個村莊的13條巷道，如同扇骨支撐起整個村子，在這些扇骨上分佈着一條古驛道、兩處雕版印刷遺址、三口古井、三個曬場、四座門樓、五座祠堂、六條街道、八方水塘。保存完好的十家弄和八家弄建築羣組、六座祠堂以及養正山房、公和堂、懷仁書院、賜福廟等古建築物集合成為封建社會農商並重的人文歷史信息標本。 ^[4] 

宋代，臨川有2人官至宰相，2人膺任節度使，4人官拜御史，17人官任尚書、侍郎，10人擔任知府、刺史，俱各政績顯著。明代，臨川人擔任御史4人，巡撫總督1人，尚書侍郎8人，布政使3人，知府27人，知州21人，總兵、守將11人，擔任同知、知縣的，則多達136人。清代，臨川人有御史3人、侍郎4人、內閣中書10人、翰林院8人、各部主事12人，知府5人、知州3人、同知3人、知縣73人，總兵、把總、鎮守9人。民國時，臨川人在軍界有2箇中將，5個少將；政界有2個專員，14個市，縣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臨川出了1個政治局委員，2個大區書記、1箇中央組織部長、7個副省級領導、41個地師級幹部。《中國歷史名人辭典》內有134臨川人，《江西曆代文學藝術家大全》共收錄了1296人，其中臨川籍名家近300人，幾佔四分之一。“宋詞四開祖，臨川有二晏”，“唐宋八大家，臨川有荊公”，“江南四才子，陳、羅和章、艾”。“江西詩派”前期25人，臨川有謝逸、汪革和被陸游稱為“詩僧第一”的饒節。全國兩宋詞人867人，江西為153人，而臨川就佔40餘人。北宋著名詞人晏殊、 晏幾道、偉大改革家王安石、明代劇壇偉人湯顯祖等。

詩書豐繁，“文獻之邦”是“臨川文化”的一大特色。據資料載，列入《四庫全書》存目的論著，撫州籍人氏著述就有近800卷之多。橫卧撫州市東門的“文昌橋”，就是“臨川文學”昌盛的象徵。傳説是“文昌橋上賞文章”、“文昌橋上賽文章”、“文昌橋上賣文章”、“文昌橋上曬文章”、“欲覽詩書文昌橋”、“無才莫進撫州門”。

在中國古代文學中，宋詞與唐詩、元曲爭奇鬥妍。宋初的詞壇，主要是江西人氏佔據。據唐圭璋先生《宋詞四考》，兩宋時期全國有詞人867人，江西佔153人，其中撫州籍詞人42人，成為江西詞人的主體。特別是北宋詞人晏殊，辭筆清麗，氣度閒雅，“音情纏綿而不偎薄，達意明白而不發露”，樹一代詞風。後人稱他為“導宋詞之先路者”、“北宋倚聲家初祖”。晏殊的兒子晏幾道，擅長小令，後人稱他“把我國令詞推向頂點”。

在中國文學史上，中唐和北宋時期兩次“古文運動”，實質上是散文革新運動。領導這場運動的是著名的“唐宋八大家”。八大家中，撫州佔二家，這就是王安石、曾鞏。時人稱曾鞏文章是“曾子文章眾無有，水之江漢星之鬥”。特別是王安石在宋代新古文運動中，不僅理論上獨樹一幟，而且在創作實踐上別具一格，力主“以適用為本”，立意超拔，瘦硬奇崛，從理論和實踐兩方面反對了西昆派唯美主義頹風，實為北宋文學革新運動之主將，唐宋八大家之中堅。梁啓超説：“荊公於中國數千年文學史中，已佔最高的位置矣”。翻開現代《中國文學史》扉頁，五位主編，其中游國恩、肖滌非二人又是臨川才子。 ^[7] 

作為撫州區域歷史時代精神之精華的哲學思想，是“臨川文化”的精髓。優秀的才子羣體，必然產生一流的思想家、哲學家。以李覯、王安石、陸象山、吳澄、吳與弼、羅汝芳等哲人為代表的哲學思想的形式和發展，為中國文化進入強化期作出了傑出貢獻。

李覯，是我國一位具有樸素辯證唯物主義思想的著名哲學家。他從“陰陽二氣會合”而生萬物的觀點出發，説明了矛盾雙方在一定條件下可以相互轉化的樸素辯證法思想，並大膽地主張“通變”，“量時制宜”，他認為挽救失誤，克服弊端最有效的辦法是變革。特別是他目睹朝政混亂，決心站在革新者一邊，撰寫了《富國強兵三十策》、《慶曆民言》和《盱江文集》，在政治、軍事、經濟、法學、倫理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獨特見解，後人譽為“醫國之書”。南宋理學家陸象山，融孔孟思想和禪佛思想於一爐，建立了一個與程朱“道學”相抗衡的“心學”哲學體系。他所強烈的主觀能動作用和注重思考精神，在客觀上起了解放思想的作用，成為“臨川文化”重要的精神動力。在中國哲學史上，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元代傑出的哲學家吳澄，“和會朱陸”，即以陸學為主而參與朱學，強調自識本心的途徑和方法，獨成一家，創立了“草廬學派”。明代思想家羅汝芳曾作為泰州學派的重要人物蜚聲全國。他否認“存天理、滅人慾”的正宗教條，持見新奇，另闢蹊徑，一掃宋明理學迂謹之腐氣。明中期我國商品經濟繁榮，市民階層崛起，資本主義萌芽，羅汝芳的哲學思想體現了這一時代的要求，出現了將唯心主義理學向唯物主義理學方向轉化的大突破。 ^[7] 

旴江，古稱旴水，現名撫河，發源於江西省撫州市廣昌縣，貫撫州市，最終匯入贛江和東鄱陽湖處。旴江干、支流主要涉及廣昌、南豐、南城、黎川、資溪、金溪、樂安、宜黃、崇仁、撫州、東鄉等縣市。旴江流域，歷代名醫輩出，有“名醫之鄉”之美譽，形成了一支獨秀的醫學羣體，我校已故著名醫史學家楊卓寅教授將之命名為“旴江醫學”。 ^[6] 

旴江醫學是我國古代四大地方醫學流派之一，分佈於江西省旴江流域(即現撫河流域) 。旴江古往今來，名醫輩出，醫著宏富，醫學繁盛，形成了一枝獨秀的地方醫學羣體和以南宋陳自明、元代危亦林等為代表的名醫圈。江西古代十大名醫中，撫州籍旴江醫家有陳自明、危亦林、龔廷賢、李梴、龔居中、黃宮繡、謝映廬七位。江西兩大藥幫之一的“建昌幫”亦出自旴江流域。 ^[5] 

撫州曾被譽為“天下禪河中心”，是多家禪宗學派的誕源地。被胡適稱為“中國最偉大的禪師”——馬祖道一禪師於唐天寶3年，率徒眾來到撫州宜黃石鞏寺，建立了唐代禪宗兩大派系之一的洪州宗。洪州宗後來又繁衍出臨濟、溈仰等宗派，影響巨大，遍及中華和海外。唐鹹通年間，本寂禪師也來到撫州宜黃，在曹山寺廣收徒眾，開創了禪宗五家中的曹洞宗。本寂禪師之後，文益禪師受當時臨川郡守的邀請，來到臨川主持崇壽院。在崇壽院，文益禪師自創了禪宗五家中的法眼宗，在禪宗發展史上享有崇高地位。可以説，在撫州誕生的這些禪宗學派，對於禪宗的發展來説意義非凡。 ^[8] 

舊名“三腳班”、“半班”。清初，撫州諸縣連年災荒，民多流徙，一部分難民以賣藝為生，將當地流行的民歌小調與燈採的表演形式相結合，開始脱離燈採表演，形成獨立的“三腳班”，產生了一批單台戲和單台調。其發祥地就是宜黃、臨川、崇仁、樂安四縣的交界地區。該地區早就流行的宜黃戲，為撫州“三腳班”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學習和借鑑條件。

初期的撫州“三腳班”僅有一旦一醜， 外加一個“坐堂”，演唱單台戲和小戲。至康熙、乾隆年間，才增加了小生行當。清末民初，“三腳班”開始向“半班”過渡，人員由三個增至七、八個，並增加了花臉老生行當，生旦淨末醜齊全，伴奏樂器也增加了二胡、三絃、笛子、嗩吶等。1934年，崇仁縣航埠採茶戲著名藝人張佑民組建撫州採茶戲的第一個職業半班“佑民堂”。爾後，職業半班相繼成立。一些撫州傀儡戲的部分老藝人，也加入“半班”演出，並將本劇種的大量劇目、伴奏曲牌和一些唱腔帶進了採茶戲。抗戰勝利後，豐城、高安的絲絃班進入撫州，同撫州“半班”藝人匯合，又給採茶戲帶來了“本調”、“小花調”等新腔，與本地單台調、會田調相結合，分別發展為撫州“本調”和“撫調”。

臨川文化在幾千年的發展歷程中，孕育出自己獨特的文化精神，這就是：勤勉務實、自強不息的奮鬥精神；突破陳規、革故鼎新的改革精神；打開門户、兼容百家的開放精神；剛直不阿、清正廉潔的自律精神。

臨川文化是一種典型的農耕文化。農耕文化的最大特是靠天吃飯，一日不耕，一日不食。在農耕文化薰陶下的臨川人，形成了一種勤勉務實、自強不息的奮鬥精神。他們認為：只有勤勤懇懇、腳踏實地、艱苦奮鬥、自強不息，才能生存下來和改變自己的命運。這種勤勉務實、自強不息的精神，既表現於平民百姓“臉朝黃土背朝天”的艱辛勞作中，又在“以詩書求聞達”的臨川才子身上得到了生動的體現。

臨川是王安石的故鄉，王安石是中國十一世紀的偉大改革家。面對北宋中期“積貧積弱”的社會現實，王安石慨然以天下為己任，以“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大無畏精神，毅然推行“熙寧變法”。

臨川文化雖然地處內陸地區，但並不封閉保守。臨川人自古以來就以開放的胸襟，吸收各地的先進文化，尤其是當時比較先進發達的中原文化。在中國歷史上，中原地區發生過兩次大規模的南遷：一次是西晉末年、東晉初年（即“五胡十六國”時期）；另一次是“五代十國”時期。在這兩次南遷中，臨川人民都以博大的胸懷，不僅讓那些南遷的中原移民落籍臨川，在臨川生存發展；而且以謙遜的態度，學習吸收他們帶來的先進文化和科學技術，並通過長期的交流融合，形成富有地域特色的本土文化。臨川文化的開放精神還表現在與鄰近的吳越文化、潯陽文化、豫章文化、信州文化、廬陵文化、虔州文化的相互學習、交流、借鑑、取長補短上。

臨川古代先賢們都是一些飽讀儒家詩書，深受“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人格影響的士大夫，因此，他們為人磊落，剛正不阿，鐵骨錚錚，一腔浩然正氣，不願巴結權貴，曲意逢迎，為獲得一己私利而玷污自己的人格。

臨川古代先賢們不僅為人剛直不阿，而且為官清正廉潔。晏殊雖然仕途得意，位極人臣，為官近五十年，但從不行賄受賄，貪贓枉法。王安石的一生也是清正廉潔、嚴格自律的一生。在他第二次罷相前夕，鄧綰等人為了挽留他，一面為他子女親屬求官職，一面向宋神宗奏請在京城為王安石建造一棟豪華的住宅。可王安石不僅沒有接受鄧綰的好意，反而將鄧綰降職處理。 ^[7] 

新中國成立以來，軍政界出了1個政治局委員，2個大區書記、1箇中央組織部長、7個副省級領導、41個地師級幹部、325個縣團級幹部；科技教育界出了2個學部委員、3個大專院校校長、81個大學教授、副教授，獲得副編審、副主任醫師、高級講師、高級教師等職稱的有240人。人才多種多樣；既有李井泉（中共中央政治委員、西南局第一書記、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這樣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又有胡國保（中共廣東省委組織部副部長）、李一平（中共長春市委書記）、周峯（杭州市市長）這樣一些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成長起來的黨政幹部；既有饒思誠（江西省副省長）這樣思想進步的黨外民主人士，又有李世璋（江西省副省長）這樣長期從事祖國和平統一活動的革命者；既有饒毓泰、遊國恩、蕭滌非這樣的學界名宿，又有丁渝（北京大學物理教授、中國光譜學的奠基人）這樣的科技明星；既有吳自強（福建師範大學教授）這樣省內知名的教育家，又有傅再希（江西中醫學院教授）這樣的名醫。雖然每個人的地位不同，經歷各異，都為中國的革命和建設、為科學事業的繁榮發揮了自己的才幹。

黃天民是長期生活在雲南的部隊作家，寫了多部中、長篇小説，以其委婉、熱情的南疆風格，耀目文壇；楊樹聲是四川頗有影響的話劇導演，長期執導人民藝術劇院，導演手法很有特色；

盛中國是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多次在國外舉行音樂會，演奏莫扎特、貝多芬、巴赫等人的名作，蜚聲世界樂壇；

遊雲谷是新華社高級記者，長期從事新聞攝影工作，作品《白鶴世界》曾由新華社發稿國外，為英、法、港、澳多家報刊採用。

美籍華人楊致芳（女），曾任哥斯達黎加總統經濟顧問；其弟楊致贛，是美國著名的華人企業家，曾隨華特·基辛格訪問北京。

台灣著名企業界人士王茲華，在高雄創辦"啓順華鋼鐵翁事"，分支機構設到香港、美國，享有"世界拆船大王"的美譽。

王雲森（江西農業大學教授），鄧從豪（山東大學校長、教授），劉振羣（華南理工大學校長、著名化學家），楊銘珍（遼寧師範大學物理系教授）等老一輩"臨川才子"，仍在著書立説，為"四化"出力；許昕（江西財經學院副院長、教授）、胡循矩（核工業部第二研究設計院高級工程師），周仁忠（北京理工大學物理教授），張增榮（中國礦業大學研究生部教授），鄧毓華（江西農業大學園藝系教授），梁福林（華南農業大學教授），謝強（江西中醫學院耳鼻喉科教研室副主任）等一批"中年才子"已經脱穎而出，挑起大梁；"青年才子"更是一茬接一茬，方興未艾。至1989年，臨川已有134人考取國內各大學的研究生；有21人通過考試，被選派到日、美、德、法、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留學，攻讀博士學位；有3742名青年大學生在學習，工作崗位上奮辦拼搏，一個大有作為的"臨川才團"正在崛起，顯示了"才子之鄉"旺盛的生命力和強勁的後續力。

解放後，在文化藝術的普及和發展方面都展現了嶄新的局面。至1988年，已有各類電影放映單位432個，其中電影院45個；有藝術表演團體12個，其中地屬劇團2個；有文化館12個；鄉鎮文化站224個；公共圖書館12個，總藏書66.38萬冊；全區有新華書店12個，社會售書點遍佈城鄉。此外還有博物館8個，總藏品10029件，其中一級品13件。文藝創作成績顯著。1959年創作的大型歷史題材劇本《紅松林》在《劇本》雜誌上發表，被移植演出；1964年創作、演出的現代小戲《秧》參加華東戲曲調演，不少刊物發表了該戲演出劇本；獨角戲《張大媽打電話》參加全省調演，榮獲創作、表演一等獎；1979年創作、演出的大型現代京劇《卞主任》，榮獲全國演出獎，全省創作、導演、音樂、美舞、表演一等獎；1984年創作、演出的現代小戲《翠竹青青》受到省政府嘉獎；1985年創作的革命歷史題材劇《花妹》獲華東片期刊《田漢杯》戲劇創作獎。電影劇本《攔靈車的人》電視劇本《實習報告》、《明月照我還》、小説《千古浩劫》，歷史專著《湯顯祖傳》、《湯顯祖評傳》，古典詩詞《珠玉詞》、《小山詞》校箋本、《二晏研究論集》以及音樂、美術、攝影、故事等等，在全國、全省都有一定影響。據初步統計，專業和業餘文藝工作者在省以上刊物發表的作品約3000餘件。地區文聯於1979年創辦的向全國發行的文學雙月刊《撫河》，為培養文學新秀提供了園地，人譽"涓涓撫河水，向着全國流。"傳統的民間藝術歷史悠久。豐富多彩。起源於原始社會圖滕信仰祭祀儀式的儺舞，自西漢初年傳入。被江西省文化廳名為"儺舞之鄉"的南豐，現有儺舞班80餘個，舞儺藝人1500餘人，能演出近百個節目，其中一些代表性的節目已經錄像，介紹到港澳和國外。民間燈綵遍佈城鄉，主要有龍燈、獅燈、馬燈、花燈、羅漢燈等。地方戲曲主要有撫州採茶戲、宜黃戲、盱河戲三種。1988年，有采茶戲專業劇團6個，宜黃戲、盱河戲專業劇團各1個。

各縣先後創辦過數十種報刊。1928年，南城創辦了《民報》、《南成日報》。1929年，臨川和樂安分別創辦了《臨川日報》和《敖聲週刊》。1931年，南城創辦了《競進日報》。1934年，黎川創辦了《黎川國民日報》。1938年，樂安創辦了《抗戰三日刊》。四十年代，辦報之風日盛。臨川先後在羊城鎮辦過《平民日報》、《贛東青年報》、《民主日報》、《江西建國報》、《贛江日報》、《江西新型報》、《汝江日報》、《夢生日報》、《江南日報》等。南城也先後辦起了《崇仁週報》《新曉報》、《社會報》、《新型報》、《力羣報》、《青年報》、《崇仁申報》、《正風報》、《新報》。其他如南豐的《南豐三日刊》，宜黃的《宜黃週報》、《宜黃日報》、《正義報》、《晨報》、《宜黃新報》，樂安的《樂安實驗簡報》，黎川的《勁風報》，金溪的《金溪簡報》，廣昌的《新斡報》等也先後出版。1934年2月16日，中央蘇區的中區廣昌縣委創辦了《突擊》刊物，在指導羣眾開展革命鬥爭中起了一定的作用。1952年1月1日，主要面向農民和農村基層幹部的地委機關報《撫州農民報》創刊。報紙四開四版，開始為5日一期，6月1日改為3日1期，期發行數從3000份增至5000份左右。1957年4月1日停刊，共出刊678期。1958年2月18日，創辦《贛東報》，隔日刊，期發行約10000份。1958年12月29日停刊，共出刊160期。1959年1月1日，中共撫州地委決定將《贛東報》改為《贛東日報》，期發行量最高達到34000份。1962年5月終刊，共出刊1228期。1962年6月1日，又改為《贛東報》，共出刊910期。1980年5月1日，地委決定創辦《贛東通訊》周雙刊，共出刊174期。1982年1月1日複稱《贛東報》，仍為四開四版，初為周雙刊，1985年1月1日改為週三刊，現更名為《撫州日報》（對開版）。還先後創辦了宜黃縣的《戰鬥報》、《宜黃建設》，南城縣的《生產小報》，金溪縣《金溪簡報》，廣昌縣的《黨的生活》、《廣昌簡報》、《廣昌科普》等多種報刊。從1956年開始，區內先後辦起了《臨川報》、《崇仁報》、《宜黃報》、《樂安報》、《南城報》、《南豐報》、《黎川報》、《資溪報》及《撫州市報》，均為縣（市）委機關報，六十年代初期陸續停刊。1981年1月1日，《臨川報》復刊，為當時全省重新開辦僅有的三家縣級報之一。始為週刊，後改為週二刊。向全國公開發行的還有文藝刊物《撫河》，其發少則5000份，最高進達30萬份。創刊於1982年4月的《撫州師專學報》，至1988年末區發行了19期，自然科學版每期發行800份，社會科學版每期發行1200份。此外，還有《撫州社會科學》和《臨川之筆》、《亞細亞詩報》等20多種各具特色，內部交流的專業報刊。1988年底，有專業報刊人員45名，其中獲高級新聞專業技術職稱的3人，中級的18人。通訊報道員遍佈城鄉各地。從1984年全省開展"好新聞"評選活動以來，有29件新聞作品獲獎，135件作品被評為好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