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綸

譚綸出生於明武宗正德十五年七月二十一日（1520年8月4日） ^[26]  。自幼飽覽詩書，思維敏鋭，智力過人，性格沉穩。 ^[1] 

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譚綸鄉試中舉，次年（1544年）參加會試，考中進士。及第後被授職為南京禮部主事。不久後，因母親去世而離職丁憂。喪期滿後，改任兵部職方郎中，又調任台州府知府。 ^{[1]  [35]} 

當時東南海疆已經遭受了四年的倭患，朝廷商議訓練地方鄉兵來抵禦倭寇。參將戚繼光請求給他三年的時間訓練地方鄉兵而後將他們派往前線。譚綸也訓練了一千人。他制定了約束隊伍的紀律，從副將以下節節相互制約。分配明確，進止整齊劃一，不久就成為精兵。倭寇進攻柵浦時，譚綸親自帶隊迎擊，三戰三捷。倭寇又從松門、澶湖劫掠附近的六個縣，進而圍攻台州，沒有攻克只得離去。倭寇轉而侵犯仙居、臨海，譚綸將他們全部擒拿、斬殺。 ^[1]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閏七月，譚綸升任浙江按察司海道副使 ^[40]  ，招募更多浙東地區的良家子弟加以訓練，而且戚繼光所訓練的兵馬也已經到期，譚綸趁機收編了他們，罷除外地兵，不再調派他們。次年（1559年）三月，倭寇從象山縣登岸，衝擊台州，譚綸率軍在馬崗、何家<石＋覽>等地將其擊破，斬首七十七級 ^[41]  ；又與戚繼光一起在葛埠、南灣打敗倭寇。 ^[1] 

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九月，經直浙總督胡宗憲舉薦，譚綸被加封為浙江布政使司右參政 ^[42]  。因遇上父母的喪事而離職。 ^[1] 

後來，譚綸因兵部尚書楊博的舉薦而復出，任浙江布政使司右參政兼按察司副使 ^[38]  ，統率浙軍討伐饒平林朝曦起義。林朝曦是大強盜張璉的餘黨。張璉已被消滅，林朝曦佔據巢穴不投降，並攻擊程鄉。知縣徐甫宰嚴陣以待，並且派遣主簿梁維棟到起義軍中去，告諭起義軍解散。林朝曦眾叛親離，棄巢逃走，譚綸與廣東軍追擊並擒獲了他。 ^[2]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六月，譚綸改“於福建管糧”，他以地方稍歸寧靜為由，請求回家終制，得到朝廷允准 ^[38]  。十月，因討平張璉與江西“流賊”功勞，先後得到賞賜 ^[39]  。 ^[2] 

就在譚綸居家時，戚繼光屢次擊敗倭寇，浙東略略安定。浙江倭患終告解除，福建的倭寇活動卻愈來愈猖獗。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倭寇進犯福建，並聯合福寧、連江等地的倭寇，先後攻陷壽寧、政和、寧德等地，從廣東南澳方面侵略的倭寇聯合福清、長樂的倭寇攻陷玄鍾所，並進犯龍巖、松溪、大田、古田、莆田等地。戚繼光再度出擊，經過幾番戰鬥，將閩廣一帶的倭寇大致掃清。 ^{[2]  [50]} 

就在戚繼光部凱旋迴浙不到一個月，倭寇再度興兵進犯邵武，攻陷興化 ^[2]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三月，朝廷再次啓用譚綸，升其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福建巡撫 ^[43]  ，協調各部行動。倭寇駐紮在崎頭城，都指揮歐陽深在激戰中犧牲，平海衞、政和、壽寧等地均被攻陷，一時間“四野一空，八閩俱震”。四月，譚綸會集戚繼光與總兵官俞大猷、劉顯研究作戰計劃，先在各海道上環立柵欄阻斷倭寇海上歸路，又決定由戚家軍擔任中路主攻，俞大猷、劉顯軍為左右兩翼。戰鬥開始後，譚綸按計劃部署各部進攻，由戚繼光率中軍突破敵陣，左、右軍緊隨其後，最後在平海衞大敗倭寇，斬首兩千餘級，救還被擄男女三千餘人，並追殲散逃的倭寇，光復了一府二縣（參見詞條平海衞之戰） ^[51]  。七月，譚綸上疏奏捷，世宗下詔升授他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44]  。十月，譚綸認為延平、建寧、汀州、邵武地區殘破不堪，請求緩期徵收已經蠲免的賦税，又考察舊制，建立了五座水寨，扼守海口，推薦戚繼光擔任總兵官鎮守該地。朝廷下詔全部准予施行 ^[49]  。十一月，倭寇又圍攻仙遊，譚綸命戚繼光於十二月領兵援救，在仙遊城下以各個擊破的戰術，一舉消滅倭寇（參見詞條仙遊之戰）。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初，戚繼光繼續在王倉坪、蔡丕嶺打敗倭寇 ^[53]  ，其餘倭寇逃竄，廣東境內全部安定了。 ^[52]  同年四月，譚綸因倭患基本平定，上奏請歸家終喪，得到朝廷允准 ^[45]  。 ^[2]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十月，譚綸以原官出任陝西巡撫 ^[46]  。還沒上任，四川大足縣（今重慶大足）民眾便發動起義，攻陷了七座城鎮，世宗改授譚綸為四川巡撫 ^[47]  。他到任時，起義已經被鎮壓。雲南地方的叛亂首領鳳繼祖逃入會理，譚綸調集軍隊將其討平。 ^[3]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月，譚綸升任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理糧餉（兩廣總督），同時兼任廣西巡撫 ^[48]  。他到任後，招降岑崗“賊”江月照等人。 ^[3] 

譚綸熟悉兵事，朝廷依靠他對付倭寇，遇到警訊就調動他們，他任官沒有滿一年的。等到東南沿海的倭寇大略平定後，北部邊關的禍患卻方興未艾。

隆慶元年（1567年）三月，譚綸上疏求退，明穆宗不允 ^[55]  。八月，給事中吳時來奏請徵召譚綸、俞大猷與戚繼光回京訓練兵馬。經兵部覆議，穆宗決定召譚綸回兵部管事 ^{[54]  [56]}  ，並在隔年（1568年）三月升授他為兵部左侍郎兼任右僉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軍務，兼理糧餉 ^[57]  。譚綸上奏説：“薊鎮、昌平的兵丁不滿十萬人，而且老弱者佔一半，分別隸屬幾位將領，分散於二千里的防區。敵人集中兵力來攻，我們分兵防守，眾寡強弱不等，所以言事者請求趕緊訓練兵馬。然而四大困難不解決，最終不能訓練兵馬。敵人擅長騎射，不招募三萬人經常練習車戰是不能制服敵人的。統計三萬人的月餉，每年五十四萬兩白銀，這是一大困難。燕、趙的兵丁的鋭氣在邊防中耗盡了，不招募一萬二千多名熟諳戰事的吳、越士兵，摻雜在他們中間教練他們，必然難以成事。我與戚繼光受召就可以立馬趕到，議論的人認為不可能，不始終信任，這是第二大困難。軍事崇尚嚴格，然而燕、趙的士卒一向驕慣，驟然被處以軍法必然大為震驚駭然。況且又離京城很近，容易產生流言蜚語，徒然使忠誠、明智的士卒受到掣肘而廢棄了功力，進而釀成其他禍患，這是第三大困難。我方兵士一向沒有直接與敵作戰，就是打敗了敵人，敵人不心服，能夠再次打敗敵人，才能使敵人終身受創，但是這容易產生忌恨與妒嫉；想再有作為，禍患已經先到了。這是第四大困難。按現在的情況考慮，請求調集薊鎮、真定、大名、井陘和督撫的標兵三萬人，分成三個營，指令總兵、參將、遊擊分別統率他們，而且授予戚繼光總理練兵的職責。春季與秋季兩個防禦期，三營的兵馬各自調至邊關附近。敵人來了就能將他們遏制在關外，敵人攻進來了就能與他們在關內決一死戰。這兩方面沒有效果，我不逃避罪責。而且訓練兵馬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現在秋季防禦已經臨近，請迅速調集三千名浙江兵，以緩解急迫的形勢。三年之後，邊防軍訓練好了就遣返浙江兵。” ^[4] 

穆宗下詔全部同意了他的請求，仍指令譚綸、戚繼光商討分別成立三個營的事情。譚綸趁機説：“薊鎮訓練了十多年的兵馬，然而最終不見成效，是因為任務不專一，訓練也不落實。現在應該責令臣譚綸與戚繼光，專門負責，不要讓巡按、巡關的御史參與到這中間。”自從戰事興起，邊防大臣受輿論牽制，不能有所作為，所以譚綸上奏陳述此事。而且巡撫劉應節果然有不同的意見，巡按御史劉隨、巡關御史孫代又彈劾譚綸專橫。穆宗採納了張居正的意見，將練兵作戰的事情全部委託給了譚綸，並且告誡劉應節等人不要阻撓。 ^[5] 

譚綸考慮邊地關隘、要道的險易，道路的遠近，將薊鎮分成十二防區，每個區設置一名小將，全軍總共分成三個營：東營駐紮在建昌守備燕河以東的地區，中營駐紮在三屯守備馬蘭、松太地區，西營駐紮在石匣守備曹牆、古石地區。各位將領時常率兵操練，互相聲援，管理辦法周到明瞭。當年秋季，薊鎮、昌平地區沒有警訊。過去調集陝西、河間、正定的兵馬進行秋季防衞，到如今就全部罷除了。譚綸剛剛上任在關塞巡視，對身邊的將領説：“秣馬厲兵，決定勝負於呼吸之間的方法適宜於南方；堅壁清野，鉗制侵略之敵的方法適宜於北方。”於是他與戚繼光謀劃制訂作戰的方針、策略，並報告給朝廷，修築了三千多個屯兵御敵台，從居庸關到山海關，控制着要害地區。禦敵台修成後，他又招募了九千多名浙江兵駐守。邊防經過此番大整治，蒙古不敢前來侵犯。 ^[6] 

隆慶四年（1570年）十月，譚綸升任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協理京營戎政。 ^{[6]  [58]} 

隆慶五年（1571年）八月，因修成敵台之功，譚綸升任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仍協理戎政 ^[60]  。十月，穆宗允許譚綸告病鄉休假 ^[61]  。 ^[6] 

隆慶六年（1572年）七月，新即位的明神宗朱翊鈞啓用譚綸為兵部尚書 ^{[7]  [62]}  。次年（1573年）正月，給事中雒遵彈劾譚綸不稱職，譚綸也一再奏請罷職，神宗下優詔挽留 ^[63]  。在此期間，他被加封為太子少保。 ^[8] 

萬曆五年四月初三日（1577年4月20日），譚綸痰疾發作，在京師府邸中去世，享年五十八歲 ^{[26]  [27]}  。神宗下詔“從厚治葬有儀”，賜祭葬，追贈太子太保，諡號“襄敏”；允許其長子譚河圖世襲錦衣衞指揮，次子譚洛書世襲國子監監正。 ^[9]  九月，神宗命中書負責其葬事，派兵部主事一員護喪，偕其弟譚綵扶柩還鄉。 ^[66] 

萬曆七年（1579年），譚綸入葬宜黃縣待賢鄉麓塘村玉泉山麓龐家畲，由南京兵部尚書凌雲翼撰神道碑，兵部侍郎曾省吾撰墓誌銘。 ^[66] 

嘉靖年間，譚綸任台州知府時，招募鄉勇千人，練兵御倭。後任浙江海道副使，殲倭於馬岡、何家磺、桃渚、海門、新河、南灣諸處；數年後擢福建巡撫，指揮戚繼光、劉顯、俞大猷等取得平海衞之戰的大捷，旋與戚繼光大破倭寇於仙遊城下，徹底平息福建倭患。 ^[29] 

譚綸前後致力兵事三十年，殲敵二萬一千五百人，“亦一時干城矣”。他曾經酣戰，刀刃上的血浸染了手腕，多次沖洗才清除。他與戚繼光共事又共享聲譽，史稱“譚、戚”。 ^[11] 

譚綸在鎮守北疆期間，親自發起並實施了明朝歷史上第二次最大規模的長城重修工程。 ^[34] 

隆慶三年（1569年）正月，譚綸向朝廷提出了建築墩台、加固長城的建議：將薊州一線原有長城加寬加厚，四圍用磚石包砌，二面皆設垛口，每七八十垛之間，設一小門以方便上下；又根據地勢之緩衝，每隔百步，或50步，或30步，在長城上建一墩台。墩台高3丈，比長城高出一倍，四周方廣12丈，極似內地的看家樓，可容納50名士兵戍守。由於譚綸的這個計劃細緻而周密，具有很強的可行性和操作性，因此很快便得到了朝廷的批准。同年春天，譚綸把守邊官軍10萬人分為兩班，春秋兩防之時輪番修牆築台。他頒佈造築規條，確定修牆築台的大體樣式，指令各兵備道、參將、遊擊等將領各負其責，限期完工。至隆慶五年（1571年）八月，薊州重修長城的巨大工程大體完工，期間，共建成墩台1017座。 ^[34] 

從此，中國北方的萬里長城便以其建築規制上的不同，分為東、西兩部分：山西以西的長城，大都以泥土夯實而成，低矮單薄，極易傾圮；山西以東的長城，中以泥土築實，外用磚石包砌，烽堠墩台，高下相間，突兀參差，蔚為大觀。 ^[34] 

在近三十年的軍事鬥爭實踐中，譚綸不斷加深了自己對戰爭規律的感悟，逐步形成其軍事思想。譚綸的軍事思想內容豐富、體系完備，對前人思想既有繼承亦有發展，如練兵節制之法，來自於《尉繚子》；攻守、奇正等作戰指導原則，源於《孫子兵法》等多部兵書；車戰思想，則出自《六韜》。然而，譚綸的治軍思想、邊海防建設思想、戰爭指導原則等，大都來自於他近三十年抗擊南倭北虜的戰爭實踐，集中反映了他對明代戰爭規律的精闢認識和深刻感悟，是對中國古代軍事理論的豐富和發展。 ^[33] 

譚綸精通音律，“凡梨園度曲，皆親為教演，務窮其巧妙，舊腔一變為新調”。他酷愛戲曲，尤其喜愛盛行南方的海鹽腔，常于軍中設戲班，隨軍征戰演出。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譚綸奉命調浙兵入贛，擊潰了林朝羲部。為慶典戰績，特派隨軍戲班演出並教鄉里子弟習度海鹽聲。海鹽聲典雅悦耳，“體局靜好”；加之譚綸的偏好，很快使海鹽腔傳遍江西各地，佔據江西劇壇。隨後譚綸又在閩、粵兩省指揮抗倭，節節獲勝，慶典戰績的戲曲活動在這兩省頻頻出現，故海鹽腔隨之也在閩、粵兩省流行。海鹽腔傳入宜黃後，前後達四年之久，漸漸與在臨川區域流行的弋陽腔融合，形成宜黃腔。這樣江南一帶逐漸形成以江西為中心盛傳海鹽腔的戲曲活動網，而宜黃則成了中國南方著名的戲曲活動中心，宜黃藝人也因此被冠為“宜黃弟子”的美號，藝人隊伍迅速發展，湯顯祖稱在譚綸死後二十餘年，“食其技者殆千餘人”。 ^[32] 

湯顯祖：

朱載垕：“卿久勞邊鎮，才識素優。” ^[59] 

譚綸逝世後，以張居正、呂調陽及大小九卿名義發佈的祭文總結其一生道：

_{茫茫上象，降神江右。篤生我公，爰維宇宙。猗歟公才，譬之武庫。五兵縱橫，無階不具。黃石之符，白猿之術。洞悉其要，腹為篋㠸。靜則凝冰，動則迅鏃。大事雷斷，小細海蓄。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豈其競時，在名亦忘。歲屬醜寅，夜動攙搶。下於東南，化作長鯨。海波吹血，天為慘惔。公在郎署，蒼然負擔。鼓行而前，誓殲羣忒。借箸轅門，風雲動色。繼守天台，旋巡浙臬。盡心戎機，不辭疲薾。號令必行，拊循必至。更番有期，行餉倍賜。賊延喘息，跳梁更甚。公勵士卒，如渴得飲。戈鋌霜明，朦艟雲聚。駕波凌濤，櫛風沐雨。海嶽可傾，我師難撼。積年巨寇，喪其精膽。遂奏三捷，乃參大藩。感激圖報，永矢勿諼。予寧未歲，綠林蜂起。始自嶺東，逼公桑梓。戡禍曷辭，敢雲小嫌。縗絰從戎，突不得黔。釜魚遊魂，終為鼎脯。祁祁士女，賴以安堵。閩莆失戎，賊據為窟。帝命不赦，授公鐵鉞。公猷素著，折棰笞之。五旬之間，俯若拾遺。餘孽悉盡，民安故鄙。騎置以聞，天顏有喜。號嫋用錫，錦麟是將。温函莘秩，敍美褒揚。西川百粵，猺獞孔熾。公轉平之，不煩措置。帝曰卿才，萬夫之特。既效之南，亦可當北。薊為後門，遼實左臂。是扼是拊，匪才曷寄。二戊之際，防守稍失。屬夷為導，虜遂陵軼。公受鎖鑰，殫厥乃心。長昂折翅，莫敢或侵。銅牙盡卧，蘆茄夜歇。已靖邊塵，猶防塞月。建台扼險，凡三千所。分形以守，合力而拒。廟謨是之，橫議不擾。禹功曷過，堯奠永牢。帝嘉乃勳，俾統材官。尋握本兵，皇圖用安。西虜款塞，實為上策。公佐厥成，沮者斯格。六載秋風，纖塵不來。仁人之功，其利溥哉。嗟乎天驕，最為畔渙。周僅薄伐，漢滋邊患。公擾馴之，洞中肯綮。不拂夷情，而祟國體。集思廣益，開誠秉寅。一動九鼎，一言萬鈞。明而可見，功令為式。沈機密讀，天下孰測。遼左陝右，川粵浙東。鹹受成算，以奏膚功。吁嗟我公，在廷在邊。始終於兵，幾三十年。風塵霜露，亦既黽勉。食少事煩，妖夢竟踐。朝侍講筵，暮捐賓客。柳色猶春，泉台永夕。居正等同時展采，日月之際。如樂之諧，無所不契。國有大謀，惟公是度。令也則亡，指南何託？滔滔巨川，蒼蒼平楚。廣柳言旋，悲來無緒。嗚呼！長劍埋獄，光猶在天。蛟龍還瀆，液猶在田。公業三朝，公名萬古。死生細故，何足雲苦？尚饗！} ^[27] 

俞大猷：

朱翊鈞：“此臣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也。……嗚呼！雖漢之武侯，不是過也！” ^[27] 

餘寅：“公伉慨負奇節，朝廷始終置公兵間，公亦始終以兵事自表豎，夫安所授韜鈐乎，乃擘畫運量，若玩弄諸酋股掌之上，初不經揣逆而卒無出彀中，將所謂天畀之無寧噫而得之耶。” ^[10] 

沈九疇：“餘蓋數數望見公雲。公若温温長者，而其中恢恢乎，大也。執籌計天下利害，所縣無論邊腹，各處情偽，形勢險易，指掌睹矣。即錢榖、刑法，諸瑣屑禮儀，因變盈縮，掌故所載，謠俗所合不合，有不犁然具者邪。餘惡睹公之涯際也。及其嗛嗛下士，片善不損，斯有味乎。翕受之指矣。餘又觀古今文臣多不知兵，知則多不能身履行間。公大小身經數十百戰，方新河之役，安所從求贊水者，幾滅頂矣。人材兼量，誠難。公勳名滿東南，其經營西北，尤多碩畫焉。復大寧，西稍移鎮偏頭，庶幾公志哉。悲乎。公今死矣。抑公所最難，在讓渚林之功。倘公不得十日破賊，則前撫君何所藉口，終以免戾乎。若夫孝友篤至，謹於進退之節，口不及私，尤多古大臣之風焉。” ^[16] 

丘懋煒：“昔壬子癸丑之役，蹂躪十餘年，而後得文如譚綸、阮鶚，武如俞大猷、戚繼光者。出其所造就偏禆卒旅，亦留為數十年之用。” ^[65] 

張惟賢等：“綸自郎署至中樞，始終兵事者幾三十年，計首功二萬一千五百有奇，可謂矯矯虎臣、腹心干城矣。” ^[12] 

談遷：“始終以兵事顯，雖好色貨，用御女術，厚張居正，而明練倜儻，才自足稱，歷兵間三十年，計首功二萬一千五百有奇，亦一時干城矣。” ^[10] 

張廷玉：“譚綸、王崇古諸人，受任巖疆，練達兵備，可與餘子俊、秦紘先後比跡。考其時，蓋張居正當國，究心於軍謀邊瑣。書疏往復，洞矚機要，委任責成，使得展布，是以各盡其材，事克有濟。觀於此，而居正之功不可泯也。” ^[15] 

紀昀：“史稱綸沉毅知兵，為台州知府時，即與戚繼光立束伍法，練兵破倭寇，禽斬殆盡。官浙江海道副使時，又連破之。再起為浙江右參政時，破饒平賊林朝曦。調福建參政時，郡縣多為倭所陷，力戰恢復，閩地以平。官四川巡撫時，滅雲南叛酋鳳繼祖於會理。總督兩廣時，岑岡賊江月照等望風而降。朝廷倚以辦賊，遇警輒調，居官無淹歲。後在薊遼，與戚繼光協力修邊備，三衞諸部迄不敢南牧。終始兵事垂三十年，積首功二萬一千五百。計其功名，不在王守仁下。……今特錄是集，以見其謀畫之大略，庶不沒其實焉。” ^[13] 

翁方綱：“綸沉毅知兵，與戚繼光並稱。” ^[28] 

《福州府志》：“綸素曉暢兵機，綽有文武才。” ^[14] 

王棻：“前明二百七十餘年，守台者六十餘人，治績以譚襄敏公為最；入國朝二百四十餘年，守台者五六十人，以劉公（劉璈）治績為最。” ^[36] 

胡長春：“譚綸主持兵事30年，南殲倭寇，屢戰皆捷，北御韃靼，固我長城，為保衞國家安全和維護明朝統治奮鬥了一生。他與戚繼光共事齊名，號稱‘譚戚’。然而，從當時的實際情況和史籍中的記載來看，若論其地位和影響，恐怕要在戚繼光等人之上。” ^[29] 

譚綸為官清廉，朝廷曾派人查核抗倭以來諸臣侵吞軍需的數字，多者十餘萬兩，少的也有三五萬兩，唯獨他沒有任何貪腐行為。譚綸經常教育家人要潔身自好，不招惹是非。弟弟科舉失利，他寫信勸慰：大丈夫立身天地間，自有許多事業可做。在另一封《寄弟》的書信中，他教育弟弟要胸襟開闊，學會以德報怨。譚綸去世前，還為弟弟定下了“十七戒”，涵蓋了為人、處世、交友、情趣等方方面面。 ^[25] 

譚綸著有《譚襄敏奏議》10卷，收入《四庫全書》史部詔令奏議類（部分內容被抽毀）。 ^[28]  另有《譚襄敏遺集》3卷、《軍政條例類考》7卷、《書經詳節》、《點將圖》、《説物寓武》等。 ^[30] 

譚綸墓(2張)

譚綸墓位於江西省撫州市宜黃縣二都鎮簾前村，建於萬曆七年（1579年）。墓座北朝南，由祭道、神道、墓體三部分組成。整個墓葬居高臨下，氣勢雄偉，視野開闊，山川村寨盡收眼底。1958年被列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2013年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佈為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23]  。 ^[24] 

2020年12月12日，紀念譚綸誕辰500週年學術研討會在江西省撫州市宜黃縣舉行。 ^{[18]  [21]} 

宜黃縣作家花海波有長篇歷史小説《刺桑明月》，以譚綸一生經歷為脈絡，以率兵抗擊倭寇為主線，以歷史事件為背景，再現譚綸抗擊倭寇、保家衞國的生平與功績。 ^[22] 

《農丈人文集》卷13餘寅撰《明故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加贈太子太保諡襄敏譚公墓誌銘》 ^[30] 

《明文海》卷449沈九疇撰《譚司馬公行狀》 ^[16] 

《國朝獻徵錄》卷39《大司馬二華譚公綸傳》 ^[31] 

張廷玉等《明史》卷222 ^[15] 

四庫本《江西通志》卷82 ^[30] 

道光版《撫州府志》卷48 ^[30] 

歐陽祖經《譚襄敏公年譜》 ^[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