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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子敬

鎖定
湯子敬(1860—1943年),字培,號厚珍,臨川人。民國時期重慶著名工商業家。幼時家貧,清同治十三年(1874)入川學徒,光緒二十五年(1899)獨自開店。憑着豐富的商業經驗和堅忍不拔的毅力,先後在重慶開設“源遠長”、“正大昌”錢莊,“聚福厚”、“德大昌”、“聚福長”等布匹、棉紗、山貨店。民國時期,將山貨店改為“聚福洋行”,並投資經營鹽業和房地產,成為蜀中鉅富,人稱湯百萬、湯財神、湯半城。 [1] 
厚珍
出生地
江西臨川七里崗鄉酉塘村
出生日期
1860年
逝世日期
1943年
主要成就
湯半城
本    名
湯子敬

湯子敬人物生平

湯子敬,字培,號厚珍,江西撫州臨川人七里崗鄉酉塘村人,出生於江西臨川。
1874年到重慶,在謝億泰布店做學徒,先後任謝億泰布店管賬、辦內事、跑街,逐漸熟悉了經商秘訣,成為謝藝誠的重要助手。1890年娶謝藝誠之女為妻。1896年先後在重慶開設了“同生福錢莊”和“聚福商號”“同生福錢莊”亦成為中國最早的錢莊。1899年離開謝億太布店,分得銀子八萬兩。1909年在重慶已擁有源長錢莊、正大昌錢莊、德大家錢莊、正大永錢莊,聚福厚布店、德大合布店、裕生厚布店,大昌祥鹽號,聚福長山貨號,協太原朱丹粉作坊及永美厚銀行,世譽其為“湯十號”。
1917年採取以日貨換國貨的經營方式,一舉創利40餘萬元,使其逐漸成為重慶商界的泰斗,時稱其為“湯百萬”。1925年走出重慶向長江下游發展,攜帶百萬兩現金至下江,在漢口、沙市、上海等大城市,先後創辦了七家永美厚銀行分行,使其成為江南首屈一指的金融大亨而名聞遐邇。然而下江人地生疏,所放出的款項多陷於呆滯,使其無法週轉漸漸陷入困境。1927年套購了大量的國庫卷欲圖重振,但國庫卷一日數貶,結果損失180萬兩,永美厚七家銀行相繼倒閉;並牽連重慶同生福錢莊虧損40萬元,只得收兵敗返重慶。1928年湯子出巨資協助四川軍劉湘將重慶鎮改建為重慶市,這一貢獻,在重慶市發展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筆。1932年湯子敬的德豐、德泰兩號正在漢口販運煙土突遇水災,並牽連了號稱重慶第二市場的“裕生厚商號”虧損20餘萬元。在事業上連續失敗,使其心灰意懶,則將外事交與兒子湯志修、湯壹嶠去處理,自己閉門思過不聞外事。1936年與四川袍哥老大範紹增聯合創辦了“四川商業銀行”,由湯子敬出任銀行總經理。湯子敬欲獨攬重慶銅元局,與劉航深共創“川康殖業銀行”,由其子湯壹嶠出任經理,並將四川商業銀行併入川康殖業銀行。川康殖業銀行在湯子敬的有效管理中日益興旺,成為西南地區重要的經濟支柱。
1937年抗戰爆發,國民政府頒發的法幣大幅度貶值,湯子敬的同生福錢莊在此動盪時期,受到法幣貶值的影響,虧的只剩1萬元資金。1939年湯子敬見大勢已去,被迫將同生福錢莊牌照易人。抗戰時期民國政府遷至重慶市,官商企業及內地的商界巨頭陸續遷至重慶,面對這些擁有雄厚資本的大財團,湯子敬已無力競爭,在外部經濟勢力的侵壓下他的企業先後倒閉易人。1942年年湯子敬的商號僅剩下三家,他將這三家商號分給兒女,自己閉門養憂,同年9月24日西南商界巨擘湯子敬病逝。 [2] 

湯子敬人物事蹟

湯子敬第一個企業和錢莊

他的第一個企業是袖籠裏的聚福厚,他的第一個錢莊是同生福。自從他離開謝億太布店後,就坐鎮同生福錢莊,全面指揮籌劃所有的企業活動,同時利用聚福厚大力經營正頭棉紗業務。這時候的聚福厚,憑着它的聯號多的優越條件,在上海進貨靠德大昌等申莊代辦,宜昌轉貨靠各聯號宜莊代辦,重慶銷貨也由聯號代辦或者親自處理,基本上仍然是“一人班”。這時正當日貨大量傾銷重慶,成本較低,而質量又和英國貨不相上下,只是銷路尚未打開,於是他就採取“調換商標”的手法,從中搜取厚利,這樣就積累了相當多的資金,推進了他在市場上的經濟活動。
湯子敬在江西幫、定頭棉紗幫中,都有一定的地位和聲望,因此,同生福錢莊在他們中間就顯得非常活躍,他們靠同生福錢莊支持週轉,同生福錢莊也靠他們吸收存款,從而也支持了湯家各聯號的商業投機活動。這樣同生福錢莊在湯家各聯號中間,就形成為一個軸心,各企業的重要負責人每天都要到同生福彙報情況和策劃經營動向,無形中便形成了一種“上銜門”的制度。
湯子敬一直把同生福看為是他的命根子,是他發財致富的基礎。他為了向那些為他立過汗馬功勞而已不在人世的人報答恩情,規定每年舊曆七月十五日,要在同生福給這些死人舉行“燒包”儀式,以示紀念,而其用心所在,還在於藉此籠絡職工,表示他的“厚道”,以掩蓋其剝削之實質,使所有在店職工更能忠實地為他效勞。同時,這也是因為同生福在經營過程中,雖然也和其他企業一樣,有驚有喜,有起有落,但總的來説,它是節節勝利的,而且在一些緊要關頭上,對湯家各聯號起了較大的扶助作用。開頭,它為湯家的企業奠了根基,銀子堆滿室,每逢過年過節,先生和學徒都要留在號裏看守銀子,那時,它活躍了湯家的一切經營,以後,它又孕育了一些錢莊,對這些錢莊和其他企業的互相支持與共同發展,它都擔負着指揮和聯繫的重任。它對於做得好的企業充分予以支持,使其資金雄厚,週轉靈活,對於做得差的企業,又調動資金,予以扶持,以保全本身和各聯號投資均不致遭受損失,充分起到了支持和保護的作用。所以就是到了湯子敬在漢口經營受了挫折,元氣大傷,同生福也陷進去三、四十萬兩的鉅額銀子,已經露出捉襟見肘的客態的時候,它也還能在重整旗鼓,調整力量以後,又一次特別旺盛起來。
1932年9月半間,他的一家字號“民記”因受漢口昌和王莊的,商業緊縮資金,影響週轉不靈,倒賬美豐、聚興誠兩家銀行趁機對湯家進行攻擊,專門成立宣傳機構,揚言湯字號的企業經營失利,虧損顧大,行將倒閉,企圖造成風潮,使“民記”的往來户都去下架子,逼湯家塔台,但是同生福早有準備,應付裕如的撐持了這個局面,不但平息了倒風,反而通過“嘴廣告”的宣傳,使同生福的業務更形旺盛,連一些家庭婦女的私房錢,都找上門來存放。這時,加以它所出的劃條,又可在市面上流通,增加了資金的流轉,填補了自己的頭寸,因而,同生福在社會上真是信用昭著,在錢幫同業中也威信增高,舉足輕重。抗戰以後,偽法幣不斷貶值,同生福的實力也急劇下降,一萬二千元的資本及十幾萬元的公積金幾乎化為烏有,也經不起一點風吹草動,雖然百般籌商辦法,最後改組易人添資,但在反動政權的摧殘下,卻也無法再掙扎起來,於是到了1944年,他也只得將這塊幾十年的老招牌出賣給別人經營了。 [3] 

湯子敬在日本卵翼下

湯子敬鑒於重慶是西南的門户,西南各地的土特產,都要從這裏轉運出口,極便於經營進出口業務,所以早在1904年,他就開設了聚福長山貨號,以經營牛羊皮出口為主,兼做定頭棉紗的進口業務。這個企業,深入到敍府、瀘州、內江、南充等地產區,鋪山紮營,直接從農民手中收購。在經營初期,由於買辦階級的捉弄和封建反動勢力的層層誰詐勒索,營業始終不振。但湯子敬又捨不得放棄這塊還沒有上嘴的肥肉,最後便甘心投入帝國主義的懷抱,同日商新利洋行私自辦好手續,以掛日本旗為條件,將聚福長改名為“日商聚福洋行”。
聚福長自披上這張老虎皮子以後,也確實起了紙老虎的嚇人作用,無論是在產區採購或在川江運輸的途程上,“膏藥旗”和“洋行”招牌都給湯子敬所經營的業務帶來了不少的便利和好處,使聚福洋行的發展異常迅速順暢,所賺的錢,遠遠超過湯子敬每年孝敬給東洋人的數目,湯子敬當然是喜出望外了。
聚福洋行在湯家的企業中,雖然並沒有擺在首要地位,可是它曾經不止一次給湯家挽救過危局,出過大力。頭一次是1909年,湯家各聯號,都有虧折情形,商場上議論紛紛,傳説湯家要倒號,那正是聚福長改組後一年的結算期間,湯子敬為了表現其盈餘的真實情況,便破例地在定頭幫同慶公所大宴賓客,唱堂戲,當場公開算賬,於是湯家各企業乃得渡過了危局;第二次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牛羊皮滯銷,產區價格鋭跌,聚福洋行特其資金雄厚,大量收購圈積,大戰結束,各帝國主義又競相搶購原料,牛羊皮加番上漲,使得聚福洋行反在大戰結束那年,以百兩左右一件(100市斤)買進的牛羊皮漲到三百多兩一件售出,1次盈利即達40餘萬兩,連經理彭斌臣,都為這個意想不到的橫財而眉飛色舞了。到了1921年(民國10年)彭斌臣由於本人所佔股額已達四成以上,盈虧責任較大,同時,他認為盈利已經到了登峯造極的境地,這種盛況難保持久遠,因此不願再幹下去,湯子敬這時,也正迷戀於金融業的高利貸收入和商業上的穩妥可靠的經營,加上另無適當的人足以信託,對於這個發了橫財的出口業務,也就忍痛抽腳歇業,將鉅額資金,轉向其他企業使用,而且還把彭斌臣的錢也以長期存款的辦法吸收來作為自己經營活動的資金,以壯大各聯號的實力。 [3] 

湯子敬業務由盛而衰

湯子敬原是經營定頭棉紗字號,對於定頭棉紗的買賣,可以説是幼而學,具有豐富的業務經驗,所以,他在離開謝億太布店後,先後開設了德大昌、聚福厚、大昌祥、裕生厚等定頭棉紗字號。這些企業直接成為湯家賺錢的陣地,同時又是湯家錢莊賺錢的對象。他的錢莊用低利吸收來的存款,以高利放在這些企業裏,賺了第一道利錢,而這些企業便用錢莊投放的錢,買進貨物,賺取利潤。他利用自己的錢莊來支持商業上的投機活動,主要是因為商業活動必須擁有充裕的資金以供週轉,才能談得上“善賈”。以往,每年舊曆四、七、十月銀根照例吃緊,一般商人往往難籌措充足資金,結果影響了該買的貨無力購進,不該賣的貨又不得不忍痛出售求現,這樣,春牌、洪水、秋關等三大銷售季節的經營規律就根本無法掌握,真是“吊起臘肉吃白飯”,乾着急,莫奈何。可是湯家的字號卻依靠他的錢莊在銀根吃緊之前,就給各家字號準備了豐裕的週轉資金,各字號也就可以如願以償地買預貨和暢銷貨,無論在購進或銷售上,都從不坐失良機,因而能夠穩穩當當地賺錢,業務也越來越茂盛。聚福厚、正大昌、大昌祥、裕生厚等字號,在其旺盛時期,進口定頭棉紗,每次總在一千件或者八百件以上,對重慶市場,無形中起到了操縱和控制的作用。加上他經營的錢莊,在當時其經濟實力約佔重慶資金流轉總額的三分之一,兼以湯家聯號多,師兄師弟、夥傢伙計,遍佈全幫,調動頭寸又方便,在經營中自然是十拿九穩,百發百中。由於這種種原因,所以當時重慶商場上較有實力的汪、魏、楊、黃各家,都知道湯子敬的實力大,不敢和他硬碰。湯子敬在定頭棉紗幫雖然佔了上風,可是仍不能滿足他的利慾,過去使用的“改頭換面”、“無名腫毒”等手法,仍照樣用來牟取暴利,因此,他的資金積累,就形成直線上升的形勢。由於湯家在足頭棉紗幫中聯號多,所以逐漸又形成了以裕生厚為軸心的經營活動。當時,銀錢業趕場的人們也以裕生厚為第二市場,業務來往,託買託賣,把裕生厚擠得水泄不通。這時候的裕生厚,活動資金經常維持在四、五十萬兩左右,在全幫來説,和同生福在金融業中的地位一樣,已是首屈一指,成為頂紅的招牌了。但是好景不常,到了1932年,因外受市面經濟衰落的影響,內受地方反動政府的攤派過重,資金陷於停滯,加以捐税繁重,市場日益調嫩,兼受申匯投機又遭失敗,以及金融風潮之衝擊,同時裕生厚又受到聯號德豐、豐太所兼營的煙土在漢口遭到水災被連累,損失了20多萬元的資金,終於無力補救,最後被迫停業。 [3] 

湯子敬經營其他行業

湯子敬和所有的資本家一樣,對於金錢從來是貪得無厭的,總希望把社會上所有的賺錢門路都一一把守住,所以他在發展金融業、商業的同時,在房地產買賣上也不放鬆。
早在滿清末年,他就利用“鰲頭神”給他串買破濫房屋,然後換上幾根樑柱,或者加上一、兩層樓,便整舊如新,再以五、六分利的租金傭出去,或者機會來時高價出賣。他經營房地產買賣也是不擇手段的,一般都是先串買一、兩間,再勾結“鰲頭神”千方百計的去擴展,在手段上總是先以濟人之急為名,把產業當給自己,然後有意識地逐年增加當額,到了當額高到一定程度時,就把產業輕而易舉的收在自己名下。這樣,由蠶食到鯨吞,年年增加和擴張,逐漸地重慶各主要街道,幾乎都有他的房產,其中規模大的,已經連成了一條街巷,如有名的“四公館”。於是,當時的人們又贈給他一個“湯半城”的“美名”。
這種經營,在表面上看來,似乎沒有什麼大利可圖,實際上是賺錢不現皮的生意。同時,他還給湯子敬解決了一個重要問題,那就是以房地產來抵自己的一切開支,達到不動用其他企業分文老本的目的。他對於妻妾們的生活安排,也都是以一個小院或一幢房子的租金收入作開支費用,而不再從腰包裏拿出分文。
至於購置房地產以後,有意拖延或不繳税款的事,是司空見慣。他這樣做,是想以税款放利息或者做生意,翻幾個觔斗,就相當可觀,即或挨罰也划得來,何況還可勾結税史,通同作弊,付出少量代價而取得更大的利益。他的這個如意算盤,當時雖然有很多人都對他表示欽佩,可是在舊社會里,年年為房地產而發生的糾紛不知有好多起,上法庭也就成為他的家常便飯了。
在經營棉紗和金融業務上的節節勝利,使湯子敬感到在重慶已沒有他的對手,而他愈積愈多的資金已使他感到必須另謀出路。當時在重慶市場上可以大量投資的還有鹽業。因為經營鹽業的首要條件是資金充裕,有了資金,包了口岸,那就可以放心大膽得到專利,同業沒有絲毫侵犯的可能。湯子敬看準了這一着,首先就將經營定頭棉紗的大昌祥字號轉移方向,逐漸經營鹽業以建立陣地,同時對“金十萬”所經營的企業——同億義鹽號也有意識地多和他打往來。逢同億義由於積税、積債、積鹽,資金呆滯,調動不靈,勢將倒閉,湯子敬為了進一步在鹽業上控制地盤,加以同億義和湯家各聯號來往較多,債務較巨,如果聽任同億義倒閉,自己也必然受到不小的損失,所以他就以扶救同億義為名,叫各聯號債權轉期,又另撥給同億義五萬兩所謂搬稍存款,這樣,同億義經過改組,企業也救活了。企業改組以後,原來的東家“金十萬”拆夥,由湯家獨資經營,經理劉紹禹,也受到“湯財神”的“厚愛”,轉過頭來為湯家效勞。
當時,重慶鹽業,為四家鹽號所控制,因此,有“四大鹽號”之稱。大昌祥和同億義就是“四大鹽號”中的兩個,所以湯子敬也就控制了重慶鹽業的一半。這兩個企業,除經營鹽業以外,大昌祥仍兼營着原來的定頭棉紗業務,同億義則兼營以“義記南上”為商標的雲南鴉片業務,暢銷漢口一帶。兩個企業都曾經盛極一時。 [3] 

湯子敬銀號由盛轉衰

湯子敬經營的各項業務的不斷髮展和日益紛繁,使他愈來愈感到應付不暇,必須建立一個統一計劃安排的管理機構。永美厚銀號就這樣應運而生。這個銀號有它自己的特殊使命和任務,所以它不是專以對外營業為主,而是把重點擺在湯家各聯號身上。他把個人的大部分活動資金和所有企業賺的錢都集中在這裏,以這個銀號為他個人的總賬房和發號施令的基地,成為湯家的經營活動的大本營。
永美厚的編制除他本人以外,另有三個人,總共四個人中,有兩個熟悉定頭棉紗,有兩個熟悉金融,就這樣全面展開了永美厚經營活動。接着,又在沙市、漢口、上海等地設立分號,分別在渝申線上聯繫湯家各埠企業的活動,起着一種監督的作用。湯家全部企業,都由這根線貫串了起來,上下呼應,如臂使指,可以説相當地鞏固了。那知到了1925年由於湯子敬嚮往漢口利息比重慶高,有轉移資金另闢市場的企圖,又適逢其弟媳借未分家為詞,串通軍閥進行敲詐勒素,因而他就只好避退,隨帶現金一百多萬兩,孤身搭輪夜奔漢口。滿以為漢口也一定是重慶第二,可以大發橫財,所以首先就在漢口開設錢莊六、七家,又漸次地在進出口業務上建立據點,並且想在工業上染指。可是,這在那舊社會勾心鬥角的惡劣環境下,他圖高利,別人則企圖拉到手再説,這樣一刀殺下去,就抽不回來了。一百萬的鉅款也就呆滯在那裏,無法活動。1927年又遇軍閥唐生智在武漢封鎖現金而發行的“國庫券”,一日數市,不斷貶值,由1,000兩補水二,三百兩,最後更跌到對摺以下流通使用,形勢十分嚴重。那時候,一般商人深怕虧累,都搶先了一些匯出去,可是湯子敬仍然穩坐釣魚台,株守餘棟臣起義的投機經驗,認為市面總要恢復,到時又可出奇制勝,於是按兵(錢)不動,一個錢都沒有匯出,結果一百八十餘萬兩的現金,全部化為烏有。不僅如此,漢口各號還逼他了結善後,償還債務,湯子敬至此已元氣大傷,感到無法可想,最後才支使其子湯自修出面向各往來行號協商解決,他本人又夜奔重慶。永美厚在漢口失敗以後,堂底已經空虛,倒風餘波又影響沙市一帶,湯家接連失利,開始走向下坡路。這時湯子敬在表面上仍處之泰然,而以“前生之尊”四字來了結這一場風波,而這塊堂哉皇哉的永美厚銀號招牌,終於在1943年出賣給別人。 [3] 

湯子敬最後的掙扎

在漢口的失敗,使湯子敬的經濟基礎遭受了嚴重的挫折。漢口、沙市--帶沿途各莊,大部分都先後縮小經營或者停止經營,他本人也因此受了較大的刺激,勇氣鋭減,情緒悲觀,所以回重慶以後,曾經一度想“縮小活動,閉門不再問聞”。可是圖利的思想,對一個資產階級分子來説,無論如何是不會輕易放棄的,而且從他的失敗教訓中,他認識到有錢的人不結交兒個有勢的大老闆是站不住腳的,於是以往連告示都不願多看一眼的湯子敬,這時,在經營活動上來了個改易敏的大轉彎,通過他的兒子湯壺崎和四川軍閥官像劉湘、王陵基、劉航璨、範紹增等勾結起來,企圖東山再起,恢復往日的盛況。初先,他同範紹增開設四川商業銀行,親自坐上總經理的寶座,以範紹增從冠扣軍飽中挪來的40萬元作資本,以湯子敬這塊“財神”招牌作廣告,既有靠山,又有聲望,經營當然順利,接着,為了爭奪銅元局的銅生意為獨家經營,和劉航琛交換條件,慷慨擔負了劉航琛上任劉湘財務處長的百分之四十的登台費,進而又和劉湘、劉航璨等勾結開設川康殖業銀行,湯家各聯號負責人都擔任了川康殖業銀行的發起人,以示大力支持。銀行成立以後,湯壺嶠任經理,主要角色亦都是與湯家有關。這時湯子敬認為湯壺嶠聯絡有方,經營精幹,是湯家的傑出後代,他本人亦自以為聰明絕頂,手腕高明,連兇悍的軍閥們都已控制在他的手中,因而沾沾自喜,自鳴得意,滿以為可以在企業中獨攬大權,重振家業了。可是結果事與願違,軍閥們利用他父子兩人,只是為了自己過渡,正如俗話所説:“被窩鋪好了,睡覺的卻不是自己”。最後,湯壺崎在孤立無援遭受排擠的局面下,自動退了出來。 [3] 
參考資料
  • 1.    楊忠民,段紹鎰主編;中共撫州市委黨史工作辦公室,撫州市地方誌辦公室:《撫州人物》,北京:方誌出版社,2002年,第192頁。
  • 2.    贛商曆史名人揭秘之湯子敬:近代中國西南首富  .鳳凰網[引用日期2023-08-03]
  • 3.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四川省委員會,四川省省志編輯委員會編:《四川文史資料選輯 (第4輯)》,四川省新華書店,1962年,第123—13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