廬陵文化

江西省中西部，贛江中游，有一方方正正的板塊，這就是今天古村的吉安。她以丘陵山地為主、平原水面為次，號稱“七山半水兩分田，半分道路和莊園”。“自江而南，吉為富州……駢山貫江，扼嶺之衝……土沃多稼”，唐時皇甫是在《吉州廬陵縣令廳壁記》中曾這樣描述過這塊以紅壤為主的土地。我們的祖先是什麼時候在這裏篳路藍縷，以啓山林?可惜境內的崖洞崖壁沒有留下他們的崖畫石刻，沒有留下他們曾經生存的印記；也可惜我們的祖先生於草澤，沒於蒿萊，結繩記事，沒有留下他們的竹簡帛書，使我們無法遙想他們是如何含辛茹苦，耕漁勞作。但是，吉安市河東鎮的案山古人類遺址出土的磨製石器，證明至少距今5000年前這裏已有先人生息繁衍。永豐縣佐龍鎮尹家坪文化遺址出土的稻穀、稻稈，證明在新石器晚期這裏就有水稻的栽種。新幹縣大洋洲一座距今3000多年前的商墓中，出土青銅器約480餘件，陶器約300餘件，玉器飾品100餘件，震驚了中國以至整個世界！青銅器數量之多，品類之全，紋飾之精，全國罕見。巨型“中華鉞王”、青銅犁鏵，全國僅此一例。這些青銅器背後隱伏的文化“密碼”委實是太多了，至少證明3000多年前在吉安的土地上曾經有過一個經濟、文化十分發達，與中原商殷王朝並存發展的另一奴隸主政權。可是，為什麼不見諸任何歷史記載甚至民間傳説?破譯了這個謎，中國古代史的某些史實甚至有些重要的史論將要重寫。

秦王朝建立以前，三皇五帝，春秋戰國，吉安這塊土地大約屬於有主無名的荒蠻地域,它一會兒屬夏商古九州之一的揚州領牧，一會兒是周王朝子孫的分封領地，吳、越、楚這江南三大古強國都曾先後將吉安劃入了他們的版圖，春秋時期，吉安屬“吳”；戰國時期，吉安屬“楚”，故有“吳頭楚尾”之稱。

有史可據的《明一統志》載：“始皇二十四年，王翦滅楚，虜負芻，明年置廬陵、安平、新淦三縣，屬九江郡”。秦始皇廢分封諸侯，立郡縣制將天下分為36郡。公元前222年，王翦踏平楚國後，九江郡（郡治在今天安徽壽縣）管轄着新設立的廬陵縣（今天吉安市部分地域）、安平縣（今天安福地域）和新淦縣（今天樟樹地域）。“秦郡縣天下，厥有廬陵”，“廬陵”由此浮出歷史的水面。

此後廬陵升“郡”復“縣”，改“州”稱“路”，名稱幾經變易，府治再三遷徙，地域時廣時窄。東晉鹹康八年（公元342年）太守孔倫遷建郡城於吉州區附近，應為全市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吉州區建城之始；隋開皇十年（公元590年）改廬陵郡為吉州，這是古廬陵的第一次更名；元朝元貞元年（公元1295年）改吉州路為吉安路，取三國時吉陽郡、安成郡頭一字命名。

贛派建築又稱贛派民居、江右民居。是漢族江右民系的傳統建築。主要分佈在江西一帶。 ^[2]  吉安贛派建築代表性村落有富田古鎮釣源古村、渼陂古村、燕坊古村、江畔古村、泰和爵譽等村鎮。

富田古鎮是國家級旅遊景區，一座擁有1800多年曆史的古鎮，通行贛語，這裏是民族英雄文天祥、著名史學家羅泌和原上海市委第二書記胡立教的故鄉，是廬陵文化重要發祥地，是爸爸去那兒第三季拍攝地 ，紅色、古色、綠色旅遊資源交相輝映。自古以來，廬陵就流傳着這樣一句順口溜：“匡家匡娘娘，文家出了個文丞相，王家有座大祠堂。”這句話涵蓋了富田古鎮的三個特色景點——匡家娘娘祠—崇孝堂、文天祥故里、王家大祠堂—誠敬堂。距吉安市區46公里，鎮域面積216平方公里，人口約3萬人，境內通行贛語方言，基本上為江右民系。2010年被國家住房與城鄉建設部和國家文物局授予了中國歷史文化名鎮稱號，2012年被國家環保部評為國家生態鎮。2015年1月20日公佈了全國第二批建設宜居小鎮，是中國傳統村落最多的古鎮！

釣源古村是國家3A級景區、中國歷史文化名村。古村為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學家歐陽修同宗後裔聚居地，為獨居江南特色的八卦造型古村。古村文化底藴豐厚，先後有五人進士（其中明代一門四進士，兄弟連科，出任巡撫、布政使司等）。現存建築190棟，祠堂8個，書院7處，別墅1棟，民居170餘棟。該村保存的150餘處明清贛派建築，由渭溪和莊山兩個自然村組成。一條高約9米，蜿蜒千米、呈東西走向，上植1．8萬餘古樟，形似道家太極圖中分線的“S”形山脈———長安嶺，將渭溪和莊山分置於太極中分線的兩區。其間擁有釣源村七成以上古建築的莊山村，中有東高西低的十餘口池塘一字相連，北有對門山橫陳屏列，使莊山村以二山夾一水，形成了傳統八卦中的“離卦”。或許是釣源人自古以來就有緣於此，該村古建築中，幢幢皆可見八卦圖形。其或嵌顯於門楣，或鏤鐫於窗欞，或雕飾於牀架，甚至古民居的排列，也依八卦成形。由於南北均以山為屏的莊山村保存的古建築最多，所以釣源古村建築以坐南朝北户向居多，坐北朝南方位次之。 ^[3] 

渼陂古村位於青原區文陂鎮，距市中心城區28公里，是國家4A級景區。渼陂古村始建於南宋初年，距今有近千年歷史。渼陂一詞原為陝西户縣古湖泊名，南宋初年，北方飽受兵亂，户縣人梁仕階帶領族中子孫遷徙至江西，因懷念故鄉，故以渼陂為村名，逐漸發展成為今天的廬陵文化第一村。古村薌峯東立，象嶺西護，瑤山南聳，富水北流、山環水抱，天然形勝，八卦巷通，水塘環繞，村中保存完整的明清贛派建築有367棟，且類型較全，有民居、祠堂、書院、義倉、牌坊、樓閣、店鋪、碼頭、教堂、革命舊居舊址等獨具特色。渼古村儼然是一座融書院文化，祠堂文化，宗教文化、紅色文化和明清雕刻藝術為一體的江南古村，有着“文武合一，耕讀合一，官商合一、紅古合一，村鎮合一”的獨特魅力，被譽為“廬陵文化第一村”，先後被授予“中國歷史文化名村”，首批“省級歷史文化名村”和“江西省愛國主義教育基地”，2006年被評為“江西鄉村遊十大最美景點”之一，2008年被授予“國家AAAA級景區”等多項榮譽。 ^[4]  古村現有民居582棟，明清建築367棟，600餘户，2800多人，古祠堂5座，家祠若干，古書院4座，古廟宇1座，古樓閣1座，古牌坊3座，古街道900餘米。 ^[4] 

燕坊古村是中國歷史文化名村，國家AAA級旅遊景區。位於吉水縣金灘鎮，經贛粵高速公路從吉水互通口下10公里可到或由朱北公路直達，距吉安市區20公里。燕坊古村是一個明清贛派建築羣保存完好的歷史文化名村，現存明清建築102處，包括宗祠、學堂、牌坊、民宅、古井、古塘、古墓、古牌坊、明清傢俱、古雕刻等建築，均保存完好。具有代表性的宅院為：大夫第、州司馬第、麟鳳院、三槐第等，宅院門樓“水木清華”、“青陽絢彩”等牌坊挑角飛檐，建造考究；室內描金繪彩、精雕細刻，堂上有匾額，柱上有楹聯，室內有字畫，門宇、傢俱有木雕和石雕。村後古樟、古楓和村前古井、古池塘與古村融為一體，具有深厚的廬陵文化底藴。 ^[5] 

宋代、明代和清代之廬陵，習經史、應科舉之風甚濃。科舉入仕是儒生士子的畢生願望和追求，科舉考試則是儒生士子們實現這一追求的道路。科舉種種風俗信仰便和科舉制度相伴而生，成了廬陵文化中有趣的一面。

1、豎旗旌表習俗是明代科舉文化的產物。明代社會對參加科舉考試的士子和及第者有褒獎旌表的風氣，這在家族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家族不僅對參加科舉考試的族人予以經濟資助，對“學成名就”者有豐厚獎賞，還有精神上的旌表，揭竿豎旗就是精神旌表的主要方式。

族人中凡有中舉人、進士者，便要在祠堂前高高地豎起一面旌旗，旌旗被兩塊一米多高的旗杆石穩穩地固定住，旗杆石上鐫刻着中第者的姓名及中第時間。 ^[6] 

2、修建魁星文塔是祈望文運興盛的象徵和標識。“崇文重教，人才輩出”，是廬陵傳統文化的顯著特色，據史料記載，古代廬陵“家有詩書，人多儒雅，序塾相望，弦誦相聞”；“人無貴賤，無不讀書”，以至“三尺童子稍知文章”，“文風盛於江右”，其中尤以宋明兩代為甚。 ^[7]  明代萬曆三十一年（1603年），在吉安府城迎恩門外右側建了一座文塔，請當時名人鄒元標寫了《文塔記》。

明代泰和縣江畔古村建有魁星塔，也稱為狀元塔或惜字塔。古石塔由磚石砌置，六面五級，葫蘆頂，高15米，為泰和縣第二高塔。古石塔高聳雄峙，造型優美。最上層正南面鑲嵌 “文運開天”石刻匾，在塔身第五層三個窗口，有石雕“指日高升”、“魁星點鬥”、“天官賜福”等傳説故事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魁星”是賜科試第一的神靈，被人們尊稱為文運之神，在科舉考試中，取得高第稱作“奪魁”，“魁首”。建文塔的目的是為勉勵吉安學子潔身自愛，勤學苦讀，祈望吉安文運興盛不衰。 ^[8-9] 

3、利用美好的民間傳説或美好的信奉。大多與文曲星或魁星仙人神助之類有關，比如在江畔古村就流傳一個狀元橋和曲水的故事，傳説古時候有一天，天剛矇矇亮，文曲星早早來到凡間，考察天下讀書人用功情況，他一路順着贛江巡視過來，先是來到泰和快閣旁的澄江書院上空，聽見書聲琅琅，心情大悦。 ^[9] 

於是，往贛江下游繼續巡視，剛過印霞江，前面傳來一陣陣讀書聲，他撥雲一看，是一羣青年學子正在花石潭上的書院，對着贛江早讀，他大為感動，翻開功名薄一查看，決定給這個村莊增加文運，於是提筆在村莊前面虛點幾筆，寫了個草字“文”，村莊前面出現了一條四轉五折的小河，當年，村莊科舉考試大中。 ^[9] 

村民為了感謝文曲星，把這條小河稱作“曲水”。後來，村民又在曲水河上架起了一座石橋，為了紀念文曲星，稱之為狀元橋。 ^[8-10] 

以白鷺洲書院和陽明書院為代表

在中國傳統社會中，佔統治地位的還是“治於世”的儒家思想。經西漢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孔孟學説被當作“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思想工具。

1、廬陵與南唐文化淵源

南唐五代，文化凋零，廬陵學人如在嚴冬裏蓄芳待發，默默傳遞儒家薪火。南唐先主李昪力圖文治，大興教化，卻發現連首都金陵都找不齊典籍圖冊。不得不下令向各郡縣搜求。吉州刺史賈皓髮現廬陵縣的儒生魯崇範家裏還藏有整整一屋子書，於是向他購買。魯卻謝絕報酬，無償獻出，並發表了一番類似今天答記者問的高論：“墳典，天下公器，世亂藏於家，世治藏於國，其實一也。吾非書肆，何酬價為?”（《十國春秋》）南唐先主即授予他“太子洗馬”官職。南唐中主李王景以及後主李煜在政治上無甚作為，但他們的文學成就，如詩詞《相見歡》、《虞美人》等曾傾倒天下多少才子！而哺育了這父子兩代，文學史上“雙子星座”的正是廬陵貢獻的典籍和師資。

儒家思想“治於世”的功利性吸附一代代讀書人頭懸樑錐刺股，汲汲惶惶，不絕於途。隋朝開始的以儒家經典為本的開科取士，唐時更加完善，中下層鄉紳、知識分子甚至平民要取得政治地位，只有讀書，應考，金榜題名。唐太宗李世民看到新科進士們魚貫而出，曾十分得意地説：“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就像前些年千軍萬馬擠高考獨木橋，因而刺激了各種高考補習班應運而生一樣，科舉取士刺激了私塾、書院興起。儒家思想是通過對典籍的詮註解讀來傳播的，而對典籍的解讀又離不開私塾、書院的師長。因此講到儒家文化的傳播，不能不涉及書院文化。據統計，吉安市先後創建的書院多達269所。唐貞觀年間吉州通判劉慶霖寓居吉水醪橋鄉固洲村，創“皇寮書院”，這位“退休幹部”發揮餘熱,收徒講課，該學院為吉安也在有記載的較早創建的私人書院。但辦成“星級學校”的，還是泰和縣羅韜於後唐長興年間（930-933年）創辦的“匡山書院”。學問超羣的羅先生，或許看到王冠一打打落地，不願從政，或許矢志繼絕學、匡人心，便託辭説有病，不受朝廷擬徵聘為“端明殿學士”，在家鄉創辦私人書院，而且很有教績，民風日淳，消息傳到天子耳裏，唐明宗頒教書予以褒獎：“爾還鄉後學者雲從，館起匡山之下，民風俗成東魯之區。”還命翰林學士書“匡山書院”並製成匾額賜之。

説到吉安市私塾、書院，白鷺洲書院、青原會館和西原會館不能不提。

南宋淳祐元年（1241年），九江都昌人江萬里，任江西提舉兼吉州知州，他見贛江中流的白鷺洲綠樹點點，白羽飛飛，真是讀聖賢書澄明心境的好地方，於是在洲上構築精舍，創辦書院。初創時，這位後來官至宋朝宰輔的碩儒達官自任山長（相當於今天的校長），後延請吉安永和的大儒歐陽守道出任山長。守道主持書院10年，白鷺洲書院成了“國家級重點”學府。寶礻右 四年（1256年）臨安開考，吉州生員中進士40名，佔該年"高考"全國錄取進士總數的九分之一，其中文天祥以他的文才、志向，或許還因他的大號“宋瑞”被欽點為狀元，宋理宗御筆親題“白鷺洲書院”的匾額以示褒獎。於是，白鷺洲書院與白鹿洞書院、鵝湖書院並稱江西三大書院。

明朝正德五年（1510年）浙江餘姚人、儒家理學大師王陽明，初貶貴州龍場驛丞,後改任廬陵知縣，他在“痴兒子 卻公家事”（北宋詩人黃庭堅在泰和當縣令時寫的詩句）的餘暇，繼續潛心於他的理學體系的建構，常與安福鄒守益、泰和羅欽順、歐陽德、永新顏鈞、吉水羅洪先、永豐聶豹、何心隱等與他學術見解相近相似的讀書人，到青原山去大講“良知之學”。這位在中國哲學史上有着顯著地位的王陽明，藉助“青原會館”，深刻影響了吉安市的文化發展。清代文學家施閏章曾以“聖域”比稱“青原會館”，以與禪宗七祖“祖關”對應。“青山青水一幅美景留天地，原才原道兩篇奇文冠古今”，《青原山志》不無幾分誇張地寫着：佛禪、理學在此“寢成中國文化動脈之基”。

吉安市區高峯坡原有座“西原會館”，是唐代“詩聖”杜甫的祖父、唐上元年間貶任吉州司户參軍的杜審言創建的“相山詩社”遺址，宋時，吉安的讀書人為紀念這位開吉州一代詩風的杜老爺子，建成了“詩人堂”，到明代，改作書院性質的“西原會館”。這裏每季有小會，9月有大會，四方詩人、學者上千人在此聚會，講學遊學，以文會友，一時多少文士雅事！

廬陵地方歷來重視教育的興盛。經書啓人智，智慧創奇蹟。

廬陵全境有序庠與學宮，民間有塾館、義學與書院。家藏詩書，人多儒雅，序庠相望，弦誦相聞，山間茅屋也聞琅琅書聲，人謂“茅屋底下出公卿”。唐開元年間，吉州通判劉慶霖在其治所創建了篁寮書院，開吉州書院講學之先河。山間學士，紛紛仿效，於是，山鄉閭巷大辦書院，名流學者講學其中。自宋至清，廬陵大興理學，布衣野老也來參會，所以有“江南理學在吉安”之説。自南宋至明清700年間，廬陵城的白鷺書院成為江南四大書院之冠。

廬陵歷代狀元有21名，佔全省的近三分之一。歷代進士3000多人。“隔河兩宰相”、“一門六進士”、“百步兩尚書”、“五里三狀元”、“十里九佈政”、“九子十知州”、“父子探花狀元”、“叔侄榜眼探花”的描述，至今傳為佳話。

武功山(2張)

道教是中國土生土長的傳統宗教，產生於東漢中期，是民間流行的方術、巫術與黃、老學説的某些部分結合而形成的一種有理論教義、有行為儀程（如畫符唸咒、驅鬼祭神、煉丹導術等）的宗教。道教如同其它宗教一樣，追求“彼岸”幸福，祈求長生不老或昇天成仙，為此，道徒們要尋找潛心修煉的“洞天福地”（道教中分10大洞天，36小洞天和72福地）。吉安的山川形勝為他們提供了理想的場所，據清光緒年間編纂的《江西通志·勝蹟篇》載，江西最早在東吳赤烏年間（238-250年）建造的道觀中，就有吉安市泰和的崇道觀、永豐的梅溪觀、沖虛觀等，證明道教創立不久,很快就傳入吉安並落地生根、發芽。

安福境內武功山，海拔近2000米，終年草木搖翠，雲霧繚繞，最高點的金頂白鶴峯有泉流不涸，是脱塵離俗的理想修煉場所，東漢末就已成為著名道場，傳説魏晉時著名道家學者葛洪曾到山中修煉。西晉末年，道教上清派的祖師魏夫人因其兒子劉遐出任安成（今安福）太守，隨子入籍安福，傳播道教。太守高堂親自佈道，其權位效應、名人效應，無疑是對道教的有力推介。

在星羅棋佈的江西道觀中，峽江水邊的玉笥山格外引人矚目。江西豐城人氏、元代大學者揭奚斯曾寫道：“天下稱大名山在大江之西者三，日匡廬，日閣皂，日玉笥；玉笥又為天下絕境。”（《玉笥山萬壽承天宮碑》）玉笥山為何成了天下絕境？論風光、論人文都應愧比廬山。原來按道教的説法，玉笥山是“太秀、法樂”之洞天，又是“鬱木”之福地，“兼有洞天福地之重”，所以在道家“聯絡圖”上其份量便顯得特別重了。玉笥山道觀經唐、宋、元不斷增擴，聲名日隆。歷代在此修道的人士很多，著名的有秦朝的孔丘明、漢朝的梅子真、梁朝杜曇 永、肖子云、唐朝的羅子房、羅公遠等。玉笥山承天觀裏道士多時達500餘人。北宋天衰八年（1030年），玉笥山道人朱旦以醫術受到仁宗召見，並賜其號為：“濟處士”。

我們耳熟能詳的成語：“一人得道，雞犬升天”，説的是祖籍河南許昌的許遜修煉得道的逸聞。許遜是南昌人，他棄七品芝麻宮的官帽如敝履，遊歷江湖，潛心道學，傳播道術。在水患連年的鄱陽湖邊征服了“孽龍”治水有功，因而被江西人民奉祀為有神力的治水英雄,至北宋，被官方加封為“神功妙濟真君”，人稱“許真君”。是江西共敬的神仙，晉代全省各處有紀念他的建築物50餘處，凡有河水氾濫成災的地方，幾乎都有“真君廟”；江西人流寓他省所建立的同鄉會館，也一律是紀念他的“萬壽宮”。這位道教神人在吉安也是家喻户曉的，吉州區西郊的真君山就因地處螺川河與贛江交匯處，山上建有“真君廟”才得名的。每有暴雨成災，山洪爆發，長輩人總要念叨：孽龍要出世了，於是就祈求許真君顯聖顯靈：斬孽龍、降洪魔。

道教在古代的吉安影響有多大?我們可以從史海撈出的一鱗半爪中管窺一二：梁大同八年（542年），也就是道教傳入吉安的二、三百年間，出身於安福大家望族的道教信徒劉敬躬，“田間得白蛆化為金龜，將銷之，龜生光照室，敬躬以為神而禱之”（《南史》），劉敬躬以龜生金光為神異信號，號召道徒起義，居然攻下安福縣城，廬陵州府，後進逼新淦，震動豫章。可見當時道教影響之大。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僅有一萬多人口的井岡山市礱市鎮就擁有龍溪觀、白雲觀、鵝嶺仙、石峯仙等道教仙觀（宮）20處之多。換句話説，進入現代社會了，數百名山民還有一處靈魂參拜處，接受道教的洗禮，可見本土化的宗教--道教在相對封閉的當時的吉安市人民的精神生活中佔有重要位置。

與土生土長的“治於身”的道家宗教不同，來自西域印度的“治於心”的佛教是早於道教形成的。從地方誌的記載中可以看到，三國東吳的赤烏年間（238-250年）吉安市已有相當數量的佛寺，僧人囀囉 尊者攜西域寶鏡來到吉安市城西的天華山傳教,將“天華院”更名為“寶安寺”，泰和塘洲、冠朝，永新的曲江、沙市當時也分別修建了“崇福寺”、“絮桐院”、“尊勝寺”、“松林寺”等。這些佛事所發生的年代與中國歷史上記載的佛教最早傳入的年代漢哀帝元壽元年（公元前2年）相距僅250年左右。

吉安市東南方的青原山，對佛教禪宗的弘揚起過特殊的作用。

建於唐神龍元年（705年）的青原山安隱寺，在唐開元二年（714年）迎來了一位俗姓劉的行思和尚，從此，青原山開始有了生動的故事了，且決定它日後要名垂佛史。

青原山(8張)

佛教中重要一宗為禪宗，祖師爺是梁朝來自西域的菩提達摩，傳二祖慧可、三祖僧王山、四祖道信。當五祖弘忍為挑選法統繼嗣時，引發了一樁禪宗公案。五祖不滿意入室大弟子神秀的“漸悟”：“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莫使有塵埃。”而私淑小弟子惠能主張“頓悟”：“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有塵埃?”他認為更合禪意。於是五祖便將禪法、衣缽秘授給了寺院裏舂米燒火的惠能。禪宗從此就分裂成北、南並峙的兩宗。出生於安福武功山區的那位劉姓弟子行思和尚便是弘法於廣東韶關的禪宗南宗始祖惠能的首席弟子，他遵從師囑：“吾受衣以來，遭此多難……汝當分化一方，毋令斷絕。”回到吉安故土，入住安隱寺，弘揚最得禪宗心傳的“頓法”，把佛教從單純的學問修行引入到道德修行，主張洞察本質，直指人心，我心即佛，別向他求，摒棄了許多繁瑣的佛規，直捷便當。這對於企圖擺脱苦難的下層人民和不願放棄優裕的世俗生活的達官仕宦同樣具有吸引力，因而大大地弘揚了佛法。

行思禪師成為了禪宗南宗青原行思系創立人，被尊為禪宗七祖（實為禪南宗二祖），於唐開元二十八年（741年）十二月十三日,升座圓寂於青原山，葬於寺院毗廬閣後山。次年，唐玄宗敕建"七祖塔",唐末禧宗又諡其號為“弘濟”，並親題“弘濟禪師歸真之塔”，以表彰其對佛學的貢獻。

行思的法嗣為希遷禪師，後弘法於南嶽衡山南台，時號石頭和尚。經傳創曹洞宗,5傳創雲門宗，7傳創法眼宗，這些佛教流派傳入日本、朝鮮、東南亞使得青原山作為“七祖祖庭”而名揚海內外。行思圓寂後不久，唐代大書法家顏真卿於唐永泰二年（776年）被貶為吉州司馬、，遊青原山時，題寫“祖關”二字。唐天寶八年（749年），揚州大明寺鑑真和尚一一這位為中日友好作出了歷史性貢獻的佛家人第5次東渡日本受阻，從廣東折回，曾到青原山拜謁七祖祖庭，其得力的大弟子祥彥病故於青原山。宋崇寧三年（1104年）宋徽宗敕題“淨居寺”，沿用至今。

佛教雖然是外來宗教，但它在傳播、發展中不斷地創新、調整，使之更適合中國的國情、人性，因而更深入民心，禪宗“頓法”成為中國式的佛教。吉安歷史上信佛、禮佛的人口比例是多少?似無法考究，據清朝同治八年（1869年）峽江、永新兩縣縣誌記載，當時人口分別為19萬多人和34萬多人的峽江、永新，分別存有寺（庵）73處和89處之多，佛教思想對我區人民的影響之大可見一斑。

精神文明離不開物質文明的基礎，吉安的農耕文化曾十分發達。

前面已述，南朝的陳霸先登上帝位，改朝換代，是吉安人民為他提供了大量軍糧。他積穀巴丘，委派胡穎為縣令，沿贛江兩岸廣收軍糧50萬石。若按當時全市人口33萬計算，人均1.5石，摺合為人均貢獻90公斤，這件事發生在公元551年間，可證見當時吉安的糧食生產水平。

自唐、五代至宋、明、清，吉安市的丘陵，山地墾殖面積不斷擴大,“自邑以及郊，自郊以及野，峻巖重谷，昔人足跡所未至者，今皆為膏腴之壤。”（曾安止《禾譜》序）就是説，在宋代，吉泰平原就已成為贛中糧倉。宋神宗元豐五年（1082年），時任泰和縣令的黃庭堅曾深入山區，考察民情，作詩10餘首，有“清風源裏有人家，牛羊在山亦桑麻”句；宋紹興年間（1131一1162年）詩人張孝祥進入清江、新淦境內，見“沃址百里，黃雲際天”，感嘆“他處未有也”，並賦詩：“野水瀰漫欲漲川，稻雲烘日更連天…黃犢眠處高樹蔭，白雞啼時遠炊煙。”

農耕文化發達的標誌之一是宋哲宗時，泰和人曾安止撰寫了農學專著《禾譜》。僅從殘存書稿來看，就已記錄當時吉泰平原栽種的50多個水稻品種。蘇軾貶往嶺南，過泰和，得見此書，惜其只記農作物而未記農器具：“過廬陵見宣德郎曾安止，出所作《禾譜》，文既温雅，事亦詳實，惜其所缺，未譜農器也。”於是東坡先生將他在湖北武昌見過的農器具秧馬描繪一番，並作《秧馬歌》附《禾譜》之末。到南宋時，曾安止侄孫曾之謹“追述東坡作歌之志”，撰《農器譜》與《禾譜》配套，並寄給當時大詩人陸游，陸游賦詩感嘆農藝農事不為世人所重。曾氏祖孫能在那個重功名仕途的年代總結農業科學,並因此與當時文壇大家建立友誼，是吉安農耕文化的驕傲！還有麻、桑、茶、果的栽種，代有珍品，時有貢品。

以吉州窯陶瓷文化為代表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曾指出：“野蠻時代的初級階段是從陶囂的應用開始的。”陶的應用對人類文明的意義實在太大了，在漫長的古代社會，銅、鐵應用有限，日常生活的大量器具是陶瓷，是須臾不可離的。吉安市陶瓷文化起源於新石器時代，青原區河東鎮莊塘村東的案山，出土了印紋陶片。沉睡在吉安市天玉鄉簸箕嶺上的千年臨江古窯，是目前中國已發掘的最大古窯作坊遺址，它再現的制姿工藝全過程，能讓人想象到昔日吉安瓷業的輝煌。為保存這一對研究中國陶瓷史有重要價值的文化遺址，天字第一號的國家工程一京九鐵路不惜改道。

吉州永和窯(4張)

最有名的還是座落在贛江西側吉安縣永和鎮的吉州窯，又稱東昌窯、永和窯。永和原屬泰和，泰和謂西昌，故永和古稱東昌。到宋代因其陶瓷業發達而成為天下名鎮之一，永和窯羣中最出名有5家，5家中又以舒姓父女的“舒窯”價最高，特別是舒翁之女舒嬌的陶瓷製品幾乎與當時天下最有名、“一瓶一缽，動輒十數金”的浙江龍泉“哥窯”等價。到南宋時，吉州窯燒製的紫黑釉瓷別具特色，其紋飾手法多種多樣。吉州窯這個時期的代表作至今尚被日本等國收藏為國寶。

吉州窯後來衰落了，但許多技術工人去了景德鎮，對那裏的陶瓷業發展起了很大作用，《景德鎮陶錄》説：“今景德鎮陶工故多永和人”，因此也有“先有永和鎮，後有景德鎮”這麼一種説法。

廬陵手工製作業歷史悠久，成就輝煌，造紙、陶瓷、漆器、造船、紡織印染和建築業尤為突出。

明代螺鈿器物裏，以吉安生產的螺鈿最為著名。明曹昭的《新增格古要論》上有云：“螺鈿漆器出江西吉安府廬陵縣……宋朝內府中物,俱是堅漆螺鈿者……”，可見吉安在明朝已成為全國重要的漆器生產中心之一。

吉州向朝廷進貢的土特產中，有唐開元年間以水苔為原料的紙品陟麓，有宋代以山竹為主原料生產的吉州竹紙和永豐玉扣紙。

古吉州城南郊的永和鎮瓷窯始於唐五代，盛於南北宋，衰於元末，至今遺存24個窯包。

江右商幫的主力量

商貿業和手工業是一對孿生兄弟。自古“吉安老表一把傘，走出家門當老闆”。

湖廣、雲貴川通都大邑，都設有廬陵同鄉會和會館。廬陵商幫主要經營綢緞布匹，南北雜貨，也開典當錢莊。廬陵人周富九是上海的大富商。清初，吉安商人劉爾凱，在武漢、長沙擁有數百的商號和工廠。乾隆皇帝封他為大夫。他在家鄉建造民房60幢、大祠堂5座。歷史上廬陵商人曾修過一條青石板路，從吉安通湖廣。路上，十里一亭，遇江建橋，遇河設渡。

千里贛江，舟楫如織，詔書、政令馳往百越，貢品、使臣呈向天闕，貶官商賈，戍卒舉子，藝人浪人熙來攘往，給封閉的內陸吉安的農耕文化帶來了人才流動、貨物流動、信息流動，還有觀念衝擊，從而惠及了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面。它從萬安良口入境到新幹三湖出境，縱貫6縣1市，全長264公里，它千年流淌，不捨晝夜，不但養育了兩岸兒女，更主要的是在陸路、空中交通尚不發達的中古社會，曾是溝通中原與南粵，直至通向海外的主要交通。

贛江的便利，除了軍用、客用，更主要還是貨運。自唐武德元年（618年）贛江清運就很發達，吉安市作為贛江中游的航運碼頭，曾是貨物集散地，這也刺激了吉安的造船業。宋朝就開始在吉安設立了由宦官監督的造船場，造船所需木材，主要從永新、遂川採買。贛江航運運走的是吉安的糧食、礦產、木材、茶葉、陶瓷、藍能染料及柑桔水果等大量土特產品。到明、清時，每年8萬餘擔大米也由贛江“運止於淮”，通過南北大運河，轉運到京郊通州。

新幹界埠的戰國糧倉規模不小，它是官倉還是屯積的軍糧?但它緊挨贛江，是古代政治家或軍事家利用贛江的物證；三國鼎立時，東吳大都督周瑜也曾在贛江的峽江河段操練水師。

南北朝時，本是江蘇人的陳霸先發跡於嶺南，於公元551年6月，趁贛江“水暴起數丈，三百里巨石皆沒”（《陳史》），親率大軍從贛州順抵泰和，得到贛江沿岸豪強大族的響應支持，籌集軍糧50萬石。正是這種水利、人和成全了一代梟雄，使他得以取梁而代之，在南京建立了陳朝。

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堂堂大宋皇帝的伯母隆佑太后被金兵追得倉惶南逃，曾留宿峽江的江邊小村。窮苦百姓們盡了良民的義務。因國難中的這份難得情份，她給小村賜名“暮膳”，至今仍為巴邱鎮一個自然村。後來太后在萬安皂口（今為造口）舍舟登陸，才沒蒙受當俘虜的國恥。贛江保全了趙宋天子家的面子！南宋淳熙三年（1176年），愛國詩人辛棄疾在江西提典刑獄任上，一次赴贛州經萬安，對這段辛酸國史感慨萬端，提筆寫下了傳誦千古的《菩薩蠻·書江西皂口壁》：“鬱孤台下清江水,中間多少行人淚……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如今贛州城裏建有鬱孤台，這一旅遊資源應是從萬安“借”去的。

南宋紹興三年（1133年）民族英雄岳飛沿贛江而上去贛州，曾駐節伏魔寺（今新乾縣荷蒲中學內），還曾題詩於寺壁：“雄氣堂堂貫鬥牛，誓將直節報君仇，斬除惡魔還車駕，不問登壇萬户侯。”據説，韓世忠、梁紅玉夫婦也曾駐軍贛江之濱的新乾縣，該縣神政橋鄉的莊上村，古名“旌忠莊”，即韓、梁夫婦的莊園。

南宋鹹淳十年（1274年），偏安的南宋已如秋風裏的瑟瑟枯葉。一片丹心的文天祥，屢經失敗後又從廣東募集萬餘人馬，沿贛江北上去臨安（今杭州）勤王。他明知不可為而為之，1278年5月在嶺南被俘。元軍押他過了梅關上了囚船。他知道將要經過自己的故鄉，自己的母校白鴛洲書院，感嘆“青山重回首，故人無復見”，打定主意絕食而死，歸葬故里，引至泰和江面時，留下了絕筆詩：“書生曾擁碧油幢，恥與羣兒共豎降。漢節幾回登快閣，楚囚今度過澄江。丹心不改君臣誼，清淚難忘父母邦。惟有鄉人知我瘦，下帷絕粒坐篷窗。”後因順流風急，不久便到吉安，並未餓死，才恢復進食，兩年後就義於元大都（今北京市）柴市口。

清咸豐十一年（1861年），太平天國後期軍事領袖、忠王李秀成攻打吉安，正值贛江水漲,他利用集結在餘家河一帶的商販木排，順江而下，雖無軸轤千里，卻也浩浩蕩蕩，毫不費力地連下數縣。

現代，孫中山逝世後，他的夫人宋慶齡、兒子孫科以及中山先生的蘇俄顧問鮑羅廷、翻譯張太雷一行也從廣州出發，沿贛江北上，到達武漢國民政府就職，途中曾在萬安、吉安逗留，與覺醒中的工農大眾聚會見面，吉安民眾曾有幸一睹“國母”宋慶齡的風采。

贛江的雲水波痕，檣櫓風帆，兩岸的青山碧樹，沃野田疇，給了歷代經贛水到吉安的文人雅士們多少清新的靈感！南宋時與陸游、楊萬里齊名的范成大船過清江、三湖一帶，見岸灘“桔園甚果多”，悠然吟詩：“芳林不斷清江曲，倒影入江江水綠”“暑風泛花蘭芷香，秋日籬落愁青霜。”

一些受到政治迫害與打擊的文人便沒有這樣的好心情。北宋紹聖元年（1094年），蘇東坡貶往廣東惠州，在將要過灘急浪險的萬安十八灘時，寫下了《八月七日初入贛，過惶恐灘》：“七千裏外二毛人，十八灘頭一葉身，山憶歡喜勞遠夢，地名惶恐泣孤臣……”達觀如東坡，也有心寒孤泣時。7年後，宋徽宗繼位他才蒙恩遇赦，北返路上，一路流連。船抵新幹，迎接他們的知縣是同窗好友張好古。當時新乾縣城內金川河上正在建一拱橋,張好古便請這位大手筆題名，蘇東坡欣然揮筆，寫下了“惠政橋”3字。這是詩人與故友共勉?還是詩人此時對朝廷賜恩感激的心聲?為政者德，“惠政”應是通向民心的橋樑！歷近千年風雨，惠政橋依然在向人們昭示這一真理。

孝道文化（“廬陵好家風”）

每個人一生，母親對自己的影響總是巨大的，一個母親是否有文化，是否品行端莊，是否教子有方，直接影響孩子一生。母親是孩子最早的啓蒙老師，她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影響孩子思想觀念的形成。所以一個男人，若能娶一房好太太，便能“富”三代。當然，這裏所説的“富”，並非一定指有錢，而是一個人的思想富，品德富，最終使自己成一個有所作為的人。

縱觀歷史上，那些有建樹、有所出息的名人，大都深受其母親思想之薰陶，從而也成就了他們的人生。這些母親中，最為着名莫過於中國“四大賢母”，她們分別是：孟母、陶母、歐母、岳母。就是這樣四位偉大的母親，她們的事蹟被廣為傳頌，她們的兒子成為國家的棟樑，影響中華兒女一生，併成為學習的典範。

歷史【四大賢母】⒈孟母仉氏：孟子的母親，孟母三遷，擇鄰而居，為兒子的教育選擇好環境；⒉歐母鄭氏：歐陽修之母，因歐陽修少時家貧，歐母則以荻畫地，教他認字；⒊岳母姚氏：岳飛的母親，精忠報國的典故為世人稱頌；⒋陶母湛氏：陶侃的母親，封壇退鮓，截髮延賓，讓兒子結交更好的朋友、懂得清廉。

其中陶母湛氏、歐陽修之母鄭氏皆出於吉安。

湛氏（公元243--318年），三國時代（243年）出生於新幹南市村（今金川鎮），病逝於東晉元帝大興元年（318年），終年75歲，葬於今江西鄱陽縣城東，現有陶母墓．陶侃因年幼喪父，家貧無所依託，湛氏只好攜陶侃由鄱陽回外祖父家。陶母即以紡織謀生養子，供陶侃讀書。湛氏家教能嚴謹，教子惜陰讀書，樹建功立業之志，還以忠順勤儉為美德薰陶其子。為此，小小陶侃總以清貧為樂，發憤進取，自幼伴母夜織而讀書，聞雞鳴而勞作。因此，陶侃讀書萬卷，精通兵法，被其父好友太守範逵薦為縣令，直至任長吏、太尉、都督大將軍、封長沙郡公，為國為民，清正廉潔。

歐陽修之母鄭氏，四大賢母之一，為宋歐陽修早歲喪父﹐母鄭氏督教甚嚴﹐家貧無紙筆﹐嘗以荻畫地教子。事見歐陽修《瀧岡阡表》。後因以"歐母"為稱頌賢母之詞。

歐陽修出身於封建仕宦家庭，他的父親歐陽觀是一個小吏。在歐陽修出生後的第四年，父親就離開了人世，於是家中生活的重擔全部落在歐陽修的母親鄭氏身上。為了生計，母親不得不帶着剛4歲的歐陽修從廬陵（今江西永豐）來到隨州（今湖北隨縣），以便孤兒寡婦能得到在隨州的歐陽修叔父的些許照顧。歐陽修的母親鄭氏出生於一個貧苦的家庭，只讀過幾天書，但卻是一位有毅力、有見識、又肯吃苦的婦女。她勇敢地挑起了持家和教養子女的重擔。

是她們克勤克儉，含辛茹苦，堅守志節，撫育兒子，從慎始、勵志、敦品、勉學以至於約禮、成金，數十年如一日，絲絲入扣，毫不放鬆，既成就了兒子，更為後世的母親留下一套完整的教子方案，她們本人也成為名垂千秋萬世的模範母親併成為廬陵好家風文化的顯著代表。

廬陵文化在中華民族文化的史冊中，具有相當重要的歷史地位，在一定的歷史時期，成為民族先進文化的代表，有時甚至左右文化潮流的前進方向。在江西，則是贛文化的主要支柱之一。廬陵文化的歷史地位有多高?可從下列“之最”中看出來。

新幹大洋洲商基出土的青銅器，數量之多,品種之全，為江南出土青銅器之最。其中的青銅大鉞為至今全國出土同類青銅器中最大的一隻，青銅犁和鐮也屬首次發現。

吉安縣永和吉州窯遺址24處，是全國目前保存最多、最完整的古名窯遺址（遺存24個窯包）。流傳至今的吉州窯產品十分珍貴，英國收藏的鳳首瓷瓶視為世界級珍品，日本收藏的幾件瓷器被當作國寶。吉州窯集南北名窯之大成，在中國陶瓷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有“先有永和鎮，後有景德鎮”的説法。據《景德鎮陶瓷錄》記載：景德鎮自元朝以來所創的青花瓷，是從吉州窯彩繪中脱穎而出的。

北宋泰和人曾安止撰寫的《禾譜》，記載了50多種水稻品種的特性和種植方法，是中國第一部水稻品種專著。

明代安福人歐陽必迸發明的人力耕地機，是中國古代第一台機械耕地農具。

明代吉水人羅洪先繪製的《廣輿圖》，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一冊分省地圖集。

南宋宰相、吉安縣人周必大退休回鄉後，主持刻印了大型類書《文苑英華》1卷，使宋代以前大量的文史最料得以流傳，創中國私人雕版印刷圖書之最。

吉水解晉主持編纂的《永樂大典》，輯人圖書七八千種，分裝1萬多冊，共3.7億多字，是世界上最大也是最早的百科全書。參加這項浩大工程的吉安學者有34人。

唐代貞觀年間吉水的皇寮書院，是中國私人最早創建的一所書院。廬陵郡城的白鷺洲書院，是全省三大書院之一，曾一次考取47名進士。廬陵地區共考取進士近3000名，就一個州、府而言，為全國之最。

禪宗七祖行思（神秀的弟子，也可稱為南禪二祖）開創的青原派系，繁衍迅速，禪宗所稱的5宗7家，青原派系佔了3宗，是信徒多、傳佈廣的宗派。

被道家定位36洞天72福地的玉笥山也有眾多真人在此修行。

吉州居贛江中游，境內江河多，因故造船業興盛。南唐保太三年五月，吉州鐵鑄的十字錨，長2尺，重650公斤，系戰艦或木筏用。北宋天禧末年，江南及西北造船2916艘，吉州525艘，佔38%。南宋建炎二年，據史載“全國造船2676艘，其中吉州造船898艘，數量之多，居全國之冠”。

《新唐書》所載的吉州貢品中，有絲葛苧麻布。紡織業的興盛，促進了印染業的發展。光緒十六年，全國有染工匠1000餘人，最大的染坊在吉安，工匠100多人。 ^[11] 

影響最大的是廬陵湧現的名人。文壇宗師歐陽修是宋學的開拓者，他領導的詩文革新運動影響了整個封建社會中後期；民族英雄文天祥受到了不同時代、不同民族、不同國家人們的敬仰；獨樹一幟的宋代大詩人楊萬里的詩歌至今還在少兒口中傳誦；第一個提出殺秦檜謝天下的胡銓，其硬骨頭精神令世代人傾倒；劉辰翁飽含悲憤的詞章，一直在中國文學史中列專節介紹；羅欽順的唯物主義思想，在中國的古代哲學史留下了不可缺少的一頁；周忱愛民如子,聞名江浙農村，至今有紀念他的生祠。一批批的廬陵先賢，為中華民族文明的發展，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著名歷史學家周盔書教授在2001年4月回吉安所作的學術報告中認為，廬陵文化的特徵“其內涵是博大精深，其表現是優美典雅，其精神是剛正義烈”。他從3個方面闡述：

從隋至清的千多年間，朝廷通過科舉選拔人才和任命官吏。於是科舉考中進士的多少，往往成為衡量一個地方文風是否昌盛，文化是否發達，人才是否眾多，聲望是否顯揚的重要標誌。廬陵地區考取的進士近3000名，而文化發達的蘇州只1771人，就一個州府而言，是全國最多的。明代有兩屆科考，前三名都是吉安府人，“雙連冠”在全國更是絕無僅有。共考取狀元21名，名列全國第二。隋唐以後，官員多從舉人、進士中任命，正宰相江西共28人,其中吉安就有8人，佔28.6%；還有副宰相9人和眾多的尚書、巡撫。他們的為人行政，是好的和比較好的，為國家、為社會做了大量有益的事情，有的為國捐軀，名留青史，好幾位在中國歷史上具有深遠的影響。

崇尚文化，成就突出，文學家、思想家多。《全宋詞》中作者1397人，其中江西174人，佔12.5%，居全國第二；吉安有52人，佔全國的3.7%,佔江西的29.9%。《哲學大辭典》收江西宋明時哲學家50人，其中吉安10餘人。他們站在時代的前列，為追求理想奮鬥不息。廬陵還培育了許多史學家、地理學家、農學家、教育家等。他們博學多識，為中華民族的文明、進步做出了貢獻。 ^[12] 

歐陽修、文天祥、胡銓、楊邦義、解縉、李時勉、劉球等，是廬陵先賢中的傑出代表；還有不少清官、義士、烈女等，他們飽讀詩書，受到“忠君報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儒家思想薰陶，都很講忠義，講氣節。這種精神必然影響到廬陵的文風、士風以及民風，成為一種優良傳統，代代相承。

江西文化在宋明時期達到鼎盛，其中又以吉安的廬陵文化和撫州的臨川文化為代表，而廬陵文化又勝臨川文化一籌。所謂廬陵文化，主要是指讀書人多，文教設施多，建功立德者多，發表著述多，達官聞人多等等。換言之，也就是狀元進士多，宰相尚書多，學者專家多，忠臣義士多，文章詩詞多，書院學堂多，形成一個龐大的羣體，不僅人氣旺，而且文風盛，特別是忠烈多，並且延續千年不衰，尤以宋明兩朝為最。其內涵可謂博大精深，其表現則為優美典雅，其精神卻是剛正義烈。以科舉為例，吉安地區的考取進士數居全國州府之首，狀元居全國第二，僅次於蘇州。飲食文化屬贛菜系列，《尋味廬陵》做了詳細記載 ^[13-14]  ；手工業發達，《廬陵守藝人》 ^[15]  記錄了當地曾經盛行於鄉間的老手藝。

廬陵遠離黃河、長江，遠離中國文化的中心，處於偏僻的山陵地區，竟有如此先進豐厚的古代文化，是什麼原因呢？廬陵文化在宋明時期崛起不是偶然的，大致有以下幾點原因：

1.北方移民大量南下，在給吉安帶來了大量人口的同時也帶來了先進的技術和文化。西晉的永嘉之亂後，北方少數民族佔據中原，大量漢人南下，在給當時還是蠻荒之地的吉安帶來了大量的勞動力和生產技術。當時吉安是地廣人稀，在西漢時期，整個江西人口才30萬，到了東漢，江西全省人口才170萬人。晉代，廬陵郡人口已經有一萬二千二百户.，僅次於豫章郡（今南昌）。而到了宋代，吉安人口已經躍居江西首位。在宋代紹興年間，江西全省人口總數為3221538人，吉州人口就有957256，佔全省的30%。到了元代和明代，吉安人口仍一直居全省首位。

2.相對穩定的政治環境促進了吉安的經濟發展。在東晉時期，北方有五胡亂華，唐代中後北方有安史之亂，藩鎮割據，南方相對比較安定，戰亂很少，所以這一時期，南方的經濟開始趕上並且超過北方，因此進入宋代後，吉安開始在經濟和文化上迅速崛起。以吉泰盆地為中心的廬陵，無論農業、手工業都興旺發達，成為國家的財富之區，北宋時吉州供應國家糧食近40萬石（一石120斤），佔江西全省的30%，佔全國的7%；至南宋，吉州供應糧食給國家增至60萬石，仍佔江西全省的30%，佔全國近10%。因而吉州有“金廬陵”的美譽，不僅對朝廷的貢獻重大，也為文化的興盛奠定了基礎。

3.嶺南通道的開掘促進了吉安與南北方的經濟文化溝通和交流。自唐代張九齡開掘嶺南通道，將中原與兩廣聯接起來，從此天塹變通途，使處於偏遠一隅的廬陵地區納入全國南北的主要交通線上，從而大大地促進了廬陵經濟和文化的繁榮。

4.學院的繁榮促進了文化的發展。從唐宋時起，在有識之士顏真卿、江萬里等的倡導和推動下，廬陵大量地興建書院學館，前後近300所，達到江西全省四分之一以上，真是“序塾相望，弦誦相聞”，“人無貴賤，無不讀書”，以至“三尺童子，稍知文章”，在一千餘年中，培育了大量人才，這是廬陵文化興盛最直接的原因。

進入清代，廬陵文化慢慢衰退，到了民國以後，更是落後於文化發達的地區。封建社會後期，中國文化總的趨勢是下滑，但廬陵文化下滑的速度卻似乎更快。曾閃現過奪目光輝的廬陵文化，為什麼沒有保持宋明時期強勁的勢頭反而失去光彩？主要有如下原因：

太平軍與革命戰亂不斷，人口大量流失，生產受到巨大影響。

清代中葉後，中國被迫開放通商口岸，千年來連接祖國南北交通的贛江水道和大庾嶺商路逐步冷落。京廣鐵路的修建，贛江的交通地位再次下降，廬陵地區失去了便利的交通條件，變成了三面高山阻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