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右民系

東漢末年，中原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開始向東和向南遷徙，給南方各地增加大量人口，帶來了大量財富和先進的生產方式，以及先進的文化。 ^[2] 

西晉末年永嘉之亂後有一批中原人南遷到江西北部，朝廷還在九江一帶設置了6個安置中原人的僑郡縣，這6個僑郡縣分別是西陽郡、新蔡郡、安豐郡、松滋郡、弘農郡、太原郡。

唐宋時期，由於北人南遷的推動、處於中原和嶺南之間交通樞紐地位，和地理環境使江右地區的文化、經濟等各方面進入繁榮階段。 ^[6] 

復旦大學著名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先生對湖南人的來由研究得出結論：“湖南人來自天下，其中以江西居多，且江西人移到湖南後，大都以稼穡耕墾為主。因避免長途跋涉，江西南部之人大都移向湖南南部，江西北部之民大都移向湖南北部。 ^[3]  五代以後，外省人移入湖南省，多來自東方，主要是江西省。據相關統計，外省人移入湖南者，五代至北宋，江西佔十分之九；南宋至元代，江西佔六分之五；明代為移民極盛時期，江西籍仍為主體。

清同治《醴陵縣誌》：“洪武初召集流亡，皆來自他省，而豫章人尤多”，據近人統計，醴陵縣明代從江西遷入的有296族。

《茶陵縣誌》：元至清代，境內人口遷徙頻繁，據66部族譜記載，其間自贛、粵、閩、浙、皖等地入遷，衍為宗族的有30姓。”其中贛也是排在首位的。

福建的邵武、光澤、建寧、泰寧、將樂、順昌等閩北縣市在宋朝以前這裏曾經通行閩北語，南宋時福建閩北發生過多次的農民起義導致當地人口大量鋭減，一些文人描寫了當時的慘況：“前村不復炊煙起，長似清明寒食時”，“江閩五十邑，荊棘五千裏”。在朝廷的獎墾下，江西撫州、信州一帶的人大規模向福建閩北移民，填補當地的人口空間，嚴燦在《兵火後還鄉》中寫道：“舊時巷陌今誰住，卻問新移後來人”。這“新移後來人”便是翻過武夷山的江西民系。

這些定居者大體按路程的近遠而遞減，邵武軍最多，南劍州所屬的將樂、順昌其次，建州所轄的西片崇安、建陽又次之。《福建省志》將這次移民稱之為“第二次贛人入閩”。

清同治《醴陵縣誌》：“洪武初召集流亡，皆來自他省，而豫章人尤多”，據近人統計，醴陵縣明代從江西遷入的有296族。《茶陵縣誌》：元至清代，境內人口遷徙頻繁，據66部族譜記載，其間自贛、粵、閩、浙、皖等地入遷，衍為宗族的有30姓。”其中贛也是排在首位的。

江右人也帶來了他們的語言贛語。因為江西移民主要集中在湖南東部，當時的湘東本就地廣人稀，移民又是批量聚居，他們的母語得以保存下來，湘東由北而南狹長地帶的贛語區也就由此形成。畢竟處於湖南境內，隨着時間的推移，湘語已經在湘東贛語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這又使得湘東贛語與江西境內贛語差異不小。

洪武三年，南豐遭戰亂天災，縣民始遷徙外流，常山居多。在後續數百年間，南豐縣不少農民迭遭戰亂和天災遷徙外流江西玉山、浙江常山、江山等地，最終形成贛閩浙贛語方言島。

康熙年間，清政府鼓勵移民墾荒，並頒佈優惠條文，這使得大量皖、鄂、湘、贛的居民遷入陝南地區。《商南縣誌》記載，全縣人口從乾隆十七年（1752年）的5990餘猛增至光緒三十年（1904年）的102299人，152年間人口翻了近20倍。部分江西人遷入陝南，郭沈青指出“蠻子話”指來自皖西南和鄂東南地區的贛語。

民系是由於民族內部的交往不平衡形成的。民係指一個民族內部的分支，分支內部有共同或同類的語言、文化、風俗，相互之間互為認同，20世紀以前，關於漢族差異性的研究非常少。

20世紀30年代，廣東學者羅香林意識到，漢族等龐大的民族會因為時代和環境的變遷逐漸分化，形成微有不同的亞文化羣體。為了描述這些亞文化羣體，羅香林使用了“民系”這個詞。

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明太祖朱元璋派大將徐達攻打長沙，與陳友諒舊部和元王朝殘餘勢力血戰四年，損兵折將，最後才於1368年（洪武元年）奪得勝利，確立明王朝在長沙的統治。

元末明初這場連年戰禍，使長沙田園荒蕪，百姓亡散，廬舍為墟，許多地方渺無人煙。

陳友諒的舊部陽從政為了討好朱元璋，把朱元璋與陳友諒血戰鄱陽湖艱難，説成是湘鄉（現為湘潭）知州易華為陳友諒送錢送糧的結果，引發明軍血洗湖南。史記“百姓均受牽連，逃亡山澤，劫後餘生者，亦有家不得歸，有田不能種”，十室九空。於是，洪武年間，朱元璋下令從江西、福建、廣東、安徽移民湖南，並允許“插標占地”，史稱“四省填湘”，一直持續到清順治年間，前後長達300年，移民總量800-1000萬人，佔當時湖南人口94%。 ^[3] 

1368年，朱元璋建立了大明王朝。為了治理國家，朱元璋制定和頒佈了一系列恢復生產和發展的措施。這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對因戰亂、災荒逃離，人口鋭減的地區進行大移民。於是，大量移民從瓦屑壩遷移到安徽、湖北、河南等地。

瓦屑壩本來是鄱陽湖畔的一個古老渡口，是明朝初年“江右民系”移民皖鄂的集散中心。移民的原居住地，主要分佈在江西饒州（今鄱陽）和江西九江兩府各縣。

公開資料顯示，元末明初，江西各地累計210多萬的移民中，絕大多數是從瓦屑壩棄岸登船的。但隨着時光流逝，移民後代尋根問祖時，卻只記得瓦屑壩這地名了，真實的故土卻在時光塵埃中散軼了。

贛語是江右民系使用的主要語言，也為中國日常生活中主要運用的漢語七大方言之一，使用人口在江西境內主要分佈在贛江的中下游、撫河流域及鄱陽湖及周邊、湘東和閩西北、鄂東南、皖西南和湘西南等地區。

江西境內的贛語區主要分佈於贛北、贛中、贛西一帶，是江西境內第一大漢語方言。包括南昌市及所轄的南昌縣、新建、安義、進賢；九江的湖口、星子、都昌、德安、永修、武寧、修水、彭澤、瑞昌；宜春市及所轄的豐城、樟樹、高安、奉新、靖安、宜豐、上高、萬載；新餘市及所轄的分宜；萍鄉市及所轄的蓮花、蘆溪、上慄；景德鎮市及所轄的樂平；上饒的鉛山、橫峯、弋陽、萬年、鄱陽、餘干；鷹潭市及所轄的貴溪、餘江；撫州市及所轄的東鄉、崇仁、宜黃、樂安、金溪、南城、黎川、資溪、南豐、廣昌；吉安市及所轄的吉安縣、吉水、峽江、新幹、永豐、泰和、安福、永新、井岡山、萬安。

此外，贛語還分佈在湖南東部，包括岳陽市市區、臨湘市和岳陽縣、平江縣華容縣的部分，長沙市的瀏陽，株洲市的醴陵市、攸縣、炎陵縣和茶陵縣，衡陽市的耒陽市和常寧市，郴州市的永興縣、安仁縣和資興市，邵陽市的洞口縣以及綏寧和隆回的北部等等；福建省的邵武、光澤、建寧、泰寧；湖北省東南部通城、蒲圻、崇陽、通山、陽新、咸寧、嘉魚、大冶；安徽省的望江、東至、宿松、懷寧、太湖、潛山、嶽西（部分）、桐城（部分）、東至（除大渡口鎮）、石台（部分）等；浙江省西部的某些地區。

贛派建築又稱贛式建築、江右建築。是江右民系的傳統建築。主要分佈在於贛撫平原、吉泰盆地、贛南山區、皖西南、閩西北一帶，其佈局簡潔，樸實素雅、卻又十分講究。 ^[4]  江西地區的傳統建築主要為贛派建築，著名建築有貴溪耳口曾家清代建築羣、贛縣夏府村戚氏宗祠、近代代表建築主要為廬山別墅羣、廬山天主教教堂等地；現今地標南昌八一大橋、南昌金融中心等等。以樂安流坑、安義羅田等江西古村落為代表的贛派建築文化：其佈局簡潔，樸實素雅，是具有濃厚地方特色的贛派民居建築。外看，多為長方形平面，用空半磚牆圍合，清一色的青磚灰瓦，高峻的馬頭牆，半掩半露的雙披屋頂隱在重重疊疊的馬頭牆後面，馬頭牆造型豐富多樣，翹首長空，既可防火，又可防風。

入內，其格局多為二進三開間，一堂一廳，面闊三間，明間廳堂，次間臣室，左右對稱。木構穿鬥式樑架，並依使用目的之不同，前檐部常做成各式的軒，形制秀美且富於變化。卧室樓高一層半，下層居住，上半層放置什物。廳堂沒有分層，顯得高大寬敞，氣勢極為堂皇。室內地面，以長條青磚橫向錯縫鋪砌。神龕設在廳堂寶壁兩邊側門的上方。

堂前均有較為狹小的天井，既從採光通風之用，又取四水歸堂之意，無形中把人與天銜接起來，體現了“天人合一”的情境。可以説贛派建築，既是中國古建築文化中極其華美一章，又豫章大地上贛派文化的一個重要代表。 ^[5] 

封建社會，男女婚嫁聽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青年沒有自由結婚的權力，一切由父母包辦，按封建禮俗進行。經過議婚、訂盟、納彩、登龍而後結婚。媒人將男女雙方的家庭和男女雙方本身的情況，向對方詳細介紹。如雙方父母同意，媒人便把女方的“年庚”用紅紙書寫，交給男方，男方父母將“年庚”置於祖堂神台下壓擱七天，如無發生意外不吉利的事，便請算命先生和男方的“年庚”對照，雙方八字不會“相剋”，父母認為合適，就初步定局。

通過媒人洽談，雙方將聘金、酒禮、妝奩議定後，即行訂盟。訂盟一為明訂，即男方辦禮物（雞、鴨、豬肉、海味、聘金、酒禮、衣料等）送往女方，女方接受禮物後，回給男方“允盟帖”和贈送少量禮物叫“換帖”；另一種叫暗訂，比較簡單，不換帖，男方只備辦部分聘金和少量禮物給女方，女方則回贈幾件菲薄的東西。有的男方辦一、二桌酒筵，請直系血親赴宴，以示婚事訂定。定親後，男女雙方可以來往。訂婚後，男方把雙方議定的彩禮，用正式禮帖由媒人送往女方。

男方將擇定的結婚日期，用紅帖隨同聘金、酒禮等各種彩禮，一併送到女方；女方同意後回給男方“允期”紅帖。男女雙方積極準備婚嫁事宜。

明代成祖朱棣永樂年間（1403年—1424年），江西經濟逐步發展，由於倭寇對東南沿海的侵擾，促使贛江—鄱陽湖航道的重要性得以提高，貨物與商客流通量不斷增加，大大刺激了江西本地商業更趨繁盛。出外經商者，以江西為最，其足跡遍及全國，以至出現“足不出外則技不售，惟江西尤甚”的盛況。北京是明清時期全國的政治經濟中心，江西商人在此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張瀚《松窗夢語·百工記》雲：“天下財貨聚於京師，而半產於東南，故百工技藝之人亦多出於東南，江右為夥。”明人各省在北京的會館見於文獻的有41所，其中江西有14所，居各省之首。湖廣地區是江西商人聚居之地，鹽、當、米、木材、藥材和布匹等六大行業，是漢口的主要行業，皆有江西商號。嶽州府瀕臨洞庭湖，其“江湖漁利，亦惟江西人。”其藥材業，多為江西樟樹商人所佔有。“豫章之為商者，其言適楚，猶門庭也。”故在湖廣，有“無江西商人不成市”之説。西南的雲南、貴州、四川等，是江西商人的又一主要活動地區，而又以撫州人為多。撫州艾南英《天傭子集》雲：“隨陽之雁猶不能至，而吾鄉之人都成聚於其所。”明代萬曆年間（1573-1620），在雲南居住的人口，有一半以上是江西撫州人，王士性《廣志繹》雲：“滇雲地曠人稀，非江西商賈僑居之，則不成其地。”而江西會館設在四川各州縣府的，竟多達200餘處。此外，河南、陝西、兩廣、江浙及福建等地，亦遍佈江西商人的足跡。他們在同外省商人競爭角逐之中，逐漸形成一個勢力很大的“江西商幫”，他們基本壟斷着瓷器、藥材、木竹、茶葉、夏布、紙張和大米等江西名特產品的經營。起始於明代初期，散佈於全國各地的“江西商幫”，對原有的社會經濟秩序造成了不同程度的衝擊，激發並促進了全國廣大地區商品經濟的發展。明代江西商幫的興起是精明的江西人，在較為有利的經濟基礎之上，利用良好的地理經濟環境，得益於當時明朝的海禁政策；江西明代的流民運動實質上就是一種經濟擴張，使江西商幫在當時能夠發展起來。

江西商幫的興起，為江西的經濟發展有較大的貢獻，貿易的繁榮造就了江西當時的輝煌：“瓷都”景德鎮名揚萬里；樟樹無藥，卻成為“藥都”有“藥不過樟樹不靈”之説；九江雄踞長江之濱成為當時極具影響的商埠，在當時江蘇一帶，市傳“三日不見贛糧船，市上就要鬧糧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