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

（1）和東部相對應的地方。世界之巔珠穆朗瑪峯（海拔8848.86米）在這裏。 ^[4]  例如中國西部，是世界上最大，範圍最廣的，它在世界上排第一。

（2）特指中國西部地區。中國按東西方向可以劃分為東部和西部或東、中、西三個部分。

中國西部地區位於亞歐大陸東部，包括中國的西南地區與西北地區，地域遼闊，除四川盆地和關中平原等少數精華部分外，其餘地區人口較稀少，是我國經濟欠發達、需要加強開發的地區。全國尚未實現温飽的貧困人口大部分分佈於該地區。西部地區的自然資源特別豐富。其水能藴藏總量佔全國的 82.5%，已開發水能資源佔全國的77%，但開發利用尚不足1%。其礦產資源的儲量十分可觀，西部地區的煤炭佔全國的60%，石油佔45%，天然氣佔53%。全國已探明的140多種礦產資源中，西部地區就有 120多種，一些稀有金屬的儲量名列全國乃至世界的前茅。

新中國成立60年來，西部地區的工業體系、交通通信、科技教育等都有了較大發展，為進一步開發奠定了較為堅實的基礎。

西部地區與十多個國家接壤，陸地邊境線長達12747公里，如此之長的陸地邊境線，無疑為西部地區發展邊境貿易展現了誘人的前景，有歷史上穿越西部地區的"絲綢之路"曾是中國對外交流的第一條通道，也有用汗水和智慧修建的天路——青藏鐵路。今日的西部地區定然會伴隨西部大開發的進程，日益繁榮，再現輝煌。

西部不僅有許多歷史文化，還有美麗的大草原，如今也因為這些美麗的景色，西部的大部分地區都被世界稱讚，獲得不少的榮譽。西部開發地區包括陝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四川、廣西、雲南、貴州、重慶、西藏、內蒙古等省、市、自治區。

翻開歷史畫軸，中國漢、唐、元、清幾朝政府，均對西部尤其是如今的新疆、西藏地區進行過大規模的開發活動。追蹤先輩開拓者的足跡作一番歷史的巡遊，將給我們今天的西部開發帶來一些啓示。

西漢時期，張騫兩次出使西域，它是中西交通開拓的標誌，建立了漢朝與西域諸國的直接聯繫，也揭開了中國政府開發和治理新疆地區的序幕。公元前60年，西漢王朝的西域設置“都護”，完成了對西域的統一。在此前後，西漢王朝為開發和治理新疆地區實施了一系列措施，主要包括：

屯懇戍邊。組織漢族軍民進入西域地區實施駐軍屯墾、守衞邊疆，是漢代經營西域的一項基本政策。據史料記載，西漢開發西域地區的100多年時間裏，屯田軍民共開荒50餘萬畝，不但解決了軍糧問題，而且引入了先進的農業技術和生產方式，促進了當地經濟的發展。

駐紮軍隊，修建國防及交通設施。為保證西部邊境的安全和“絲綢之路”的暢通，西漢政府在西域各商道上修築了許多城堡和連綿不斷的烽隧亭障，並部署軍隊戍守，兼管西域的交通。

因俗而治，實施寬鬆的民族政策。與匈奴奴隸主對西域各國橫徵暴斂相比，西漢朝廷實施了寬撫政策，基本上不向當地各族人民徵收賦税。

西漢王朝對西域地區的開發治理，為祖國的統一、民族的團結和新疆經濟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唐代西部開發又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從範圍上看，以往的開發主要集中在南疆地區，而唐代在西域共建立了11個大的屯墾區，幾乎遍佈今天新疆的各個地區。從時間上看，唐朝在新疆的開發延續了161年，為以往任何朝代所不及。從人數上看，西漢時期新疆地區屯田軍隊約2萬人，此後歷朝都只有數千人，而唐代新疆的屯田官兵達到5萬餘人。唐朝開發新疆地區有幾個值得注意的特點：

一是建立了十分完善的軍政管理機構。這不僅保證了中央政令的貫徹實施，也有利於開發工作的順利進行；二是着眼於綜合開發，使各方面建設相輔相成。因地制宜，既然推行屯田制，又對招募的屯民實行租佃制和分成制。軍事上推行兵農合一的府兵制，使駐軍很好地擔負起屯墾戍邊的雙重職責；三是尊重各民族的權益，不搞民族歧視。正是以上這些措施和政策，使新疆地區的開發在唐代形成了第二次高潮。

元朝統治者對西部的開發和治理，採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對西域實施全方位的經濟開發。在農業方面，實行軍屯、民屯，開墾荒地達150萬畝；手工業方面，設立了行業管理機構，促進了冶煉業、織染業的發展；交通方面，先後設立驛站60多所，保證了中央號令的暢通無阻和西域軍情的快速傳遞；金融方面，統一了西域貨幣，促進了當地商品經濟的發展；賦税方面，實行薄賦政策，限制官吏的盤剝，減輕人民的負擔；重用少數民族人才。西部人才得到元朝中央政府的重視和重用，這一時期畏兀爾族（今維吾爾族）中出現了一大批政治家、軍事家、科學家、文學家和藝術家。

清朝統治者，尤其是康熙、雍正、乾隆幾代皇帝，均將維繫和開發西部提到攸關社稷安危的高度加以重視，從而迎來了歷史上西部開發的又一個高潮。

在國防建設方面，清朝於重要戰略方向和地域設立城堡，沿邊關隘、山口設置卡倫（哨所），在交通要道建立驛站、軍台、西部形成較完善的防禦和通訊系統。

在經濟方面，清政府將開發的重點放在新疆地區，以軍屯、民屯、犯屯等形式大規模開發荒地，發展農業經濟。據統計，從1716年至1911年，清朝官方在新疆建立的墾區達24個，投入勞力12.67萬人，開墾荒地301.9萬畝，無論從時間還是規模、效益來講，均為歷朝歷代之最。清朝還十分重視在新疆地區發展商業，重點發展官方商業，同時積極發展民間商業，以低關税政策吸引外商到新疆從事貿易，並撤除傳統關卡，鼓勵新疆商人到內地經商。

1999年6月，江澤民總書記在西安就加快中西部地區發展發表重要講話。他強調，加快開發西部地區，對於推進全國的改革和建設，對於保持黨和國家的長治久安，不僅具有重大的經濟意義，而且具有重大的政治和社會意義。從現在開始，這要作為黨和國家一項重大的戰略任務，擺到更加突出的位置。西部開發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改革的春風陣陣吹過。至此世紀之交，偉大的中華民族又面臨着一個重大抉擇：為改變西部地區的落後面貌,協調東西部經濟均衡發展，充分發揮我文明古國地大物博的自然優勢，黨中央不失時機地作出了西部大開發的偉大戰略部署。祖國的繁榮富強是每一炎黃子孫最大的心願，美好的生活是勤勞的中國人民共同的願望。西部，作為更廣闊的生存與發展空間，正等待我們去探索、去開拓。一石激起千層浪，中央的戰略成為國人矚目的焦點，社會各階層無不為之心潮澎湃，雀躍不已。傳媒人從來不會將自己置身於熱點之外。在這樣的歷史機遇面前，如何向世人介紹西部的風土人情、豐富資源、無限商機與璀璨文化；如何向西部人展示上海的熱情友好、時代形象、繁華經濟與海派文化；如何推動東西部在政治、經濟、文化、科學、教育等各方面的廣泛交流的問題成為上視人當前急需思考。

世紀之交的1999年，黨中央啓動了西部大開發戰略。五年多來，西部大開發成為國內外普遍關注的熱點問題。學術界及政府從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的意義、作用等方面對此做出了回答，明確指出：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加快中西部地區發展，是黨中央總攬全局、面向新世紀做出的重大決策。認為西部大開發戰略直接關係到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關係到民族團結、社會穩定和邊防鞏固，關係到東西部協調發展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加快中西部地區發展，是黨中央審時度勢、總攬全局，經過深思熟慮做出的重大決策。

正如公開資料所顯示，西部包括四川、陝西、重慶、西藏、廣西、貴州、雲南、甘肅、青海、寧夏、新疆、內蒙古等12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面積686萬平方公里，佔全國的72%。資源豐富，市場潛力大，戰略位置重要。但由於自然、歷史、社會等原因，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相對落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僅相當於全國平均水平的2/3，不到東部地區平均水平的40%，迫切需要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改革開放至今，沿海地區發生了巨大變化，西部地區也在加速發展。然而，由於西部的特殊條件，東西部的差距仍在擴大。東西部經濟差距不僅在經濟上制約了東南沿海的發展，而且誘發了一系列社會問題，引起動盪不安。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西部國有企業的大量破產、兼併，國有企業職工大量下崗，成為中國社會最突出的問題。羣體聚集事件時有發生，不解決這個問題已經不行了。另一方面，西部鉅額的社會需要與因購買力極低而導致的極有限的市場需求不匹配，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東南地區產品的內銷。因此，不論是為了東部的再發展，還是為了縮小差距使西部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都必須進行西部大開發。

中國的改革開放富了東南地區，在西部資源、能源、勞動力廉價供應的基礎上，東部地區先富了起來。改革開放以來，中部和西部一直在補貼東部的發展，就是讓窮人補貼富人，當然是富人越富，窮人越窮。“窮則思變”，一方面西部的社會秩序開始不穩定，另一方面西部人大批湧入東部，給東部的社會穩定也帶來一定的影響。於是在經濟差異的基礎上形成了社會文明的極大差異。各類違法犯罪案件的製造者基本出於西部或其他窮困區，而富裕的東部不斷湧現出貪官污吏，東西社會文明差距不斷拉大，嚴重影響到社會主義的全面建設。但文明的發展必須建立在物質條件的基礎上，“倉廩實則知禮節”，所以必須讓西部貧困落後地區富起來。

眾所周知，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以洪澇災害、沙塵暴為主要特徵的環境問題成為影響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生活的重大制約因素，尤其是東部經濟發達地區，遭受着更為嚴重的危害。經研究，人們發現環境問題的根源在於西部生態環境的不斷惡化，而惡化的原因在於過度開發。過度開發的原因一是因為窮，二是因為科技不發達。西部老百姓只有通過對自然礦產資源和能源的大規模的初級開發來獲取利益，既沒有能力沒有技術也沒有意識去改善已受破壞的環境問題。當洪水、沙塵暴時不時襲擊首都北京、武漢等中國的重要城市時，國家意識到必須儘快解決環境問題。西部地區無力自行解決，只有中央政府來解決。就環境問題而言，西部大開發的確是一項大戰略。中央提出西部大開發總的戰略目標就是，“經過幾代人的艱苦奮鬥，到21世紀中葉全國基本實現現代化時，從根本上改變西部地區相對落後的面貌，顯著地縮小地區發展差距，努力建成一個經濟繁榮、社會進步、生活安定、民族團結、山川秀美、人民富裕的新的西部地區”。“山川秀美”一詞被廣泛運用，“退耕還林還草”工程的大規模推進，在很大程度上説明了這個嚴重的問題。

20世紀80年代，當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全面展開以後，鄧小平針對中國發展不平衡的特點，就提出了“兩個大局”的戰略構想。一個大局，就是沿海地區加快對外開放，較快地先發展起來，中西部地區要顧全這個大局。另一個大局就是，當沿海地區發展到一定時期，要拿出更多的力量幫助中西部地區加快發展，東部沿海地區也要服從這個大局。這個“一定時期”究竟指什麼時期？鄧小平同志認為在世紀之交。我們認為，“一定時期”有兩層含義：一是東部地區已經實現了“先富起來”的目標，這個目標在20世紀末可以説是實現了；二是東西差距拉大到這種程度，西部後富地區已經無力再支持東部地區的發展，而且已經嚴重影響到先富地區的繼續發展，這個條件基本也具備了，到了西部地區開始“後富”的時候了。1999年6月9日，江澤民同志就提出，加快中西部地區發展步伐的條件已經具備，時機已經成熟。1999年9月22日，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通過的決定明確提出：“國家要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1999年11月15日至17日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着重指出，要不失時機地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可以看出，西部大開發戰略一方面是中國全面協調發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中央新一代集體對以往正確決策的堅持和發展。

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偉大意義是不容置疑的，之所以要實施這項百年戰略工程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對這項偉大戰略的歷史意義，西部人的體會尤為深切。在此我們不再重複那些眾所周知的文字了，簡單地做以上幾點説明。

西部大開發戰略是從1999年6月19日江澤民同志在西安向全國發出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的號召開始的，到2004年6月19日為五週年。而西部大開發戰略的真正實施是從2000年開始，到2004年12月為五年時間。1999年處於戰略的宣傳和醖釀期，國家關於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的政策和規劃尚未正式出台。2004年就有許多關於西部大開發五週年回顧的文章、紀念活動。國家也召開了西部大開發五週年座談會，充分肯定了這1999年至2004年來的成績，並明確指出要堅定不移地繼續推進西部大開發戰略。温家寶同志就西部大開發的成績從以下幾個方面做了總結：

“經濟增長速度加快。2000～2004年，西部地區國民生產總值分別增長8.5%、8.8%、10.0%、11.3%和12%，高於前些年的增長速度。結構調整步伐加快，特色產業發展開始起步，財政收入逐年增長，經濟效益逐步提高，人民生活不斷改善。

基礎設施建設取得較大進展。五年間，西部地區固定資產投資年均增長20%以上，明顯高於全國平均水平。陸續新開工60個重大建設工程，投資總規模約8500億元。交通幹線、水利樞紐、西氣東輸、通信網絡等重大基礎設施建設進展順利。油路到縣、送電到鄉、廣播電視到村、人畜飲水、沼氣利用、節水灌溉等農村基礎設施建設逐步推進，農村生產生活條件得到改善。

生態環境保護和建設顯著加強。西部退耕還林7350多萬畝，荒山荒地造林9570多萬畝，退牧還草1.9億畝。天然林保護、京津風沙源治理、三峽庫區國土整治及水污染治理、江河源頭生態保護等重點工程全面展開，取得明顯成效。

科技教育等社會事業加快發展。科技體制創新不斷推進，科技成果轉化能力增強。科研基地和高技術產業化示範項目建設取得初步成果。重點高校基礎設施建設和學科建設步伐加快。農村義務教育得到加強，7000多所中小學危房得到改造。農村醫療衞生條件有所改善，國家支持建設260所貧困縣醫院。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建設取得進展。幹部交流和人才培訓工作逐步展開。

西部大開發促進了其他地區的發展。西部地區重點工程建設所需的設備、技術等，很多來自於東部和中部地區，有效地擴大了這些地區的市場空間，促進了產業結構調整，增加了就業崗位。同時，西部地區還輸出大量能源、原材料等資源，保證了其他地區經濟發展的需要。這些都有力地支持了東部和中部地區的經濟發展，為保持國民經濟平穩較快增長髮揮了重要作用。”温家寶：《開拓創新 紮實工作 不斷開創西部大開發的新局面》，2005年2月5日《人民日報》第二版。

截止至2004年西部大開發五年來取得的成就，使全國各族人民特別是西部地區人民看到了西部發展的希望和前景，進一步增強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信心和決心。實踐充分證明，黨中央、國務院關於實施西部大開發的戰略決策是完全正確的，確定的重點任務和採取的政策措施是符合實際的。

但這些成就中有哪些是真正由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所帶來的？或者説西部大開發在多大程度上促進了西部發展？這是一個很難衡量的問題。因為即使沒有西部大開發戰略，西部各省市區的政府和百姓也在努力工作，力圖取得發展，每年也有經濟增長。我們認為，戰略政策帶來的具體的改善和增長即使可以準確地計算出來，但不是最主要的，西部大開發戰略實施最主要的功績，應當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營造了濃厚的發展氛圍。西部大開發戰略在1999年至2004年，通過中央和地方各項支持西部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政策，以及大面積的宣傳，在西部、全國乃至全球營造了一種開發態勢。政府對西部開發的高度關注和各方面的支持、企業和老百姓對西部開發所寄予的希望、各地投資者在西部尋找商機的熱情、學術界對西部開發的深入研究……均向社會透露出“西部要開發”的信息。這種信息非常重要，它改變着政府官員、老百姓和各類投資者的觀念，引導資源、資金、人才、信息等逐步向西部地區流動，同時也鼓舞着西部的人民。自古以來做萬事均是氣勢先行，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和一個人的發展一樣，如果缺乏熱情、信念和志向，即使外部條件再豐厚，成事也很困難。因此我們認為西部大開發五年來最大的功績是激發起了人們開發西部的熱情，給予了西部人民新的希望。

西部開發的前五年屬於戰略實施的起步階段，我們不可能指望在五年時間裏就明顯看見這項世紀工程的成效。一個地區的發展，首先要具備發展所需的基本條件，如果這些條件滿足了，發展才有了可能。根據經濟學原理，發展的條件無非是資源、資金、環境、技術和人才。當年，改革開放給予了東部地區大量的優惠政策和資金支持，沿海交通的便利及基礎設施建設給其提供了最基本的環境條件，價格管制條件下西部地區為其提供了大量廉價的能源和資源，技術引進，“孔雀東南飛”給其提供了人才和智力支持，改革開放政策給開發者創造了信心和勇氣。在諸多條件下，東部人先富了起來。那麼西部地區要發展，同樣需要這些條件。國家財政支持及西部地區經濟增長逐漸奠定了西部大發展的資金條件，基礎設施建設、政府職能轉變、生態環境保護、科技教育事業發展等，都在為西部地區今後的大發展創造着條件。我們不能説大發展的條件已經完全具備了，但至少在逐漸積累着各種基礎，比起西部大開發戰略實施前的1999年，無論從哪一方面説，經濟發展的基礎條件都有了很大的長進，這些長進就表現在那些統計數字裏，正如眾人所總結的那樣，取得了重要進展。

第三，西部大開發戰略五大工程的實施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西部的面貌。儘管前文説西部大開發的前五年主要是為大發展創造條件，但通過五大工程及各項發展措施的推進，的確在很大程度上改進了西部地區的面貌。1999年至2004年這五年來，西部12個省市區的經濟發展速度基本上都超過了歷史水平，並且連年超過全國平均水平。通過生態環境工程的實施，西部地區的生態環境發生了讓人能夠切身感受到的變化：西部地區老百姓的收入有所提高，生活水平有所改善，企業的發展狀況也比較良好。尤其是基礎設施建設，城市道路、通信設施、城市環境，鄉村郵路、通電、電視電話等，都取得了非常大的改善。五年累計，西部地區陸續開工建設60項重點工程，新增公路通車裏程9.1萬公里，新建鐵路鋪軌4066.5公里，建成幹線機場和支線機場22個，縣際公路工程總里程達4.6萬公里，102萬貧困人口實行了生態移民，解決了969個無電鄉通電問題，7000多所中小學危房得到改造，東部企業到西部地區投資規模超過3000億元。這些成績為西部地區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西部大開發戰略從1999年至2004年這五年來，積累了不少發展經驗，最主要的有以下幾點：第一，西部地區要發展，必須有強有力的政策支持。和東部地方開發一樣，沒有政策支持是不可能成功的。實踐證明，西部大開發前五年主要是政策推動效應比較明顯，如果沒有諸多的特殊政策，也就無所謂“西部大開發”了。第二，基礎設施建設先行。基礎設施建設是西部經濟發展的前提和基礎，民間流傳一句“要想富，先修路”的至理名言，也表明了基礎設施建設的重要性。西部大開發後明顯的成績，就是認準了基礎設施建設先行這個道理。第三，政府職能必須轉變。好政策需要好的服務，投資商、企業、基礎設施建設等都需要西部地方政府迅速轉變職能，從管理型向服務管理型轉變，政府真正承擔起市場經濟中的服務者和宏觀管理者的角色，截止2004年西部大開發的成績在一定程度上應當歸功於西部地方政府職能的轉變及地方官員素質的逐步提高。第四，實施生態環境工程，創建山川秀美的西部地區。這不僅僅在硬環境上改善了投資環境，也避免了西部地區繼續以前先污染後治理的老路子，有利於創建可持續發展機制。第五，重視“三農”問題是西部大開發的重要經驗之一。農民、農村、農業問題一直是制約西部經濟發展及影響社會穩定的重大障礙，西部大開發以來，中央和地方政府對“三農”問題高度重視，出台了一系列扶持農業發展、提高農民生活水平及關注弱勢羣體的政策，且得到了較為有效的實施，使長期以來的“三農”問題得到緩解，為農業發展奠定了較為堅實的基礎，同時也為工業和城市發展創造了條件。西部大開發戰略實施以來，國家、企業、各級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層地方政府，在經濟發展、生態環境建設、工程實施等方面積累了非常豐富的具體經驗，這些經驗將在本書以下相關章節分別做介紹，在此不再多講。

1999年至2004年這五年，成績是比較大的，但畢竟是戰略實施的第一個五年，尚屬初期，許多老問題和老困難依舊存在，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 貧困問題仍未得到根本解決

西部地區的貧困問題仍未得到根本解決，表現如下：

首先，西部貧困化表現為相對貧困化。相對貧困化的表現是西部存在多重二元經濟結構：第一重是東西部落差的二元結構，西部自身的發展與進步是毋庸置疑的。但與東部經濟發展的水平與速度的差距不是在縮小，而是呈剪刀差，剪刀口愈張愈大，這是典型的相對貧困化的表現。第二重是西部各省區自己的中心城市與邊遠的貧困地區之間的落差，第三重是各城市內部的高收入人羣與貧困人口之間的差距及西部鄉村人口中的兩極分化問題。

其次，西部貧困化的另一種表現是西部各省區仍然存在着大量的城市貧困人口羣體和鄉村貧困地區，這是絕對貧困化表現。

再次，關於農村貧困化問題，呈現得更為複雜。

新情況、問題、矛盾

所謂新情況、新問題、新矛盾，就是指那些在西部大開發戰略實施以前沒有、戰略實施以來才出現的情況、問題和矛盾。當然，西部開發戰略實施以來，許多以往的舊問題、舊矛盾依然存在，比如外商投資總量小、缺乏支柱產業、東西部差距大、投資環境差、效率不高、人才流失嚴重、資源開發利用不合理、產業結構不合理、信息化城市化工業化程度低、科技轉化率小、利益分配機制不合理等，在西部大開發戰略實施以前就存在這些問題，雖然通過戰略實施，在有些方面有所改進，但並未完全改善，而在某些方面沒有改進甚至有所加劇。這些都是經濟學家一直在研究的問題。我們在這裏所説的，是西部大開發戰略實施以來才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新矛盾，探討這些問題和矛盾如何去解決。我們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對西部大開發戰略的懷疑與反懷疑。黨中央和國務院確定西部大開發是一項百年工程、偉大的戰略，既然是戰略，就不是可以朝令夕改的，儘管如此，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以來，仍有人懷疑它的正確性和科學性。個別經濟學家從經濟學研究的角度，認為投資於西部是一種非理性的行為，按照經濟學原理，顯然同等資金投入東部的效率和效益都要比投入到西部高得多，因此對西部大開發持懷疑態度或保留意見。其實這是一個沒有必要再討論的問題，也不是一個短期的經濟學問題，國家啓動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原因及其意義在前面已經説得很清楚了，持懷疑態度的人只能説是沒有充分理解黨中央的戰略意圖。

還有人懷疑今後國家會放鬆對西部大開發的支持力度。這種擔心和懷疑也是可以釋懷的。首先，國家從一開始對西部大開發的態度和立場就是堅定不移的，成立了西部開發辦公室，2000年，頒佈了《國務院關於實施西部大開發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國發〔2000〕33號），2001年制定了《關於西部大開發若干政策措施的實施意見》，制定了《西部開發總體規劃》，對西部大開發的重大意義、支持力度等做了明確表示。這説明國家是從戰略高度上來看待西部大開發的，絕非是“政績工程”。2003年9月8日，温家寶總理在新一屆國務院西部地區開發領導小組第一次全體會議指出，要堅定地把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推向前進。會議要求，要切實加強對西部開發工作的組織領導，加強對重大政策措施的調查研究。保持西部大開發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同時根據形勢發展變化，調整和完善有關政策措施。中央如此，西部各省市區也均在制定切實加快發展的有關政策措施，可以説，步子一直沒有停下。在2005年3月5日的全國人大十屆三次會議上，温家寶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依然強調國家對西部大開發的支持力度不會降低。這充分説明，國家對西部大開發的支持並未改變，西部的人們沒有必要擔心什麼。

2004年，温家寶總理提出“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與西部大開發戰略，是東西互動的兩個輪子”，東北一下子“變成”繼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和京津唐地區後的內地經濟“第四增長極”。部分專家學者及政府公務員等對東北振興的熱情瞬間高漲，甚至個別學者在公開場合提出：西部大開發是一種不經濟的行為。加之西部大開發政策效應在短期內不明顯，於是乎“國家現在淡化西部大開發了”、“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東風壓倒了西部大開發的西風”、“中央政策變化太快了”之類的議論在老百姓中流傳開來，給人們帶來許多不解。

東北老工業基地因體制等種種原因出現困難，確實急需改革重振，但這並未動搖西部大開發這項世紀戰略和百年工程。首先，國家提出的是“振興東北等老工業基地”，一個“等”字表明除東北外西部地區的老工業基地同樣存在振興的問題。一句話，凡“老工業基地”都面臨着同樣的問題。其次，温家寶總理提出的是“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與西部大開發戰略，是東西互動的兩個輪子”，西部大開發並未被輕視，説它們是“兩個輪子”，是從東西部經濟互動發展的角度而言，當初江澤民同志提出西部大開發戰略時，其中就包含着東部不是坐等西部發展，而是同時互動發展。再次，西部地區經濟不發達，其中一個極重要的原因正是老工業基地太多，體制等弊端重重，所以，西部大開發的重要任務之一便是“振興西部老工業基地”。2001年魏傑教授等專家就指出，西部老工業不是放棄的問題，而是需要改造升級。最後，無論是東北振興，還是西部大開發，都是國家從長遠大局出發，對相對落後地區的扶持，後進並不影響先進，先進帶動後進，這正是黨和國家“三步走”戰略和建設和諧社會的基本內涵之一。

第二，一段時間，一些人曾經產生過這樣的誤解：“西部大開發就是進行生態環境建設，具體講就是退耕還林還草。”誠然，生態環境建設是西部大開發戰略的重要任務，但不是全部。西部的生態環境確需改善，而且應當加緊改善。但西部大開發的整體目標是包括修復生態在內的西部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西部人民生活質量的全面提高，在於發展西部經濟，從而形成全國經濟可持續協調發展的局面。生態環境雖然是非常重要的任務，但只是西部開發的一部分，而非全部，甚至只是西部大開發的序幕而已。 第三，“老調新彈”——輸血與造血的爭論。如前所述，有人認為東部地區的資金回報率遠高於西部地區，因此，西部大開發是一種不經濟的行為。這種説法在某種意義上説是正確的，西部地區的投資環境與東部無法相比，投資回報率較低是可想而知的，所以也很難吸引資金，這正如常説的“窮的越窮、富的越富”。國家正是為了改變這種局面，從全國發展大局出發，才提出西部大開發戰略，其目的就是要通過資金、優惠政策等來提高西部地區的投資回報率，儘管從純經濟學角度來看是一種不經濟的行為，但這種“不經濟”的行為能夠帶來國家的長治久安和可持續發展，從這種意義上講，西部大開發又是一種經濟行為。西部大開發在其初始階段主要是政府行為而不是民間行為，這是因為西部地區自身固然必須提升“造血”功能，但造血功能如何去提升？它也是有很多條件的，其中在初期還是需要大量輸血的。一個窮人再有能力，但沒有資金，他就不可能有創業的機會。“輸血”其實就是在創造西部地區能夠自身“造血”的基本條件，這個過程是必須的。

第四，環境成本轉移問題。在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隨着產業結構的升級轉化，國內外的部分企業可能會利用東西部經濟實力上的落差，將部分環境污染大、能耗高的產業引入西部，從而加重西部的生態環境惡化。東西部地區傳統的發展模式正在上演“環境成本轉移”的一幕（彭海珍、任榮明，2004）。西部大開發在某種程度上就是西部大開放，以西部豐富的資源、能源和廉價勞動力優勢及政策優惠吸引東部及國外企業投資，在這個過程中，根據有關法規或發展規劃，在相對發達的東部或國外無法立項或發展已經飽和的一些項目，紛紛到西部地區尋求新的發展空間——這與西部落後的經濟基礎不能為更高級的產業項目提供基本條件也有一定關係。要發展，就要開放引資，但相對容易引進的卻是產業鏈上的低層次項目，環境成本大、能耗高，這是需要解決的新矛盾。綠色GDP概念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們解決這種矛盾的思路，也就是説，在西部立項，必須充分考慮環境成本，發展綠色經濟即開發與環境治理必須同時並舉。這樣一來，對原計劃投資於西部的企業來説無疑增加了成本和難度，會部分抵消其對西部地區的投資熱情。我們認為，環境成本必須考慮，因而在其他優惠政策上或投資軟環境上就應當加重分量，以補償投資西部的企業應付出的環境成本。這樣既防止了環境成本的西移，又保護了投入西部資金的積極性。

第五，和諧社會命題的提出。和諧社會命題的提出是西部社會經濟發展所面臨的新問題。西部大開發戰略對於人們來説，最主要的是經濟發展，人們的思路基本上是在經濟發展層面上的，1999年至2004年這五年來的任務主要集中在基礎設施建設、生態工程推進、產業結構調整等方面。這是很容易理解的。任何落後地區經濟發展的初期，必然會存在各種各樣的利益衝突，從而導致一些社會不穩定因素。從另一方面講，只有經濟發展了，西部人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得到滿足了，發展精神文明及社會文化事業才比較容易推進。在落後地區率先提倡文明，就得靠共產黨員的先進性和對國家對社會的高度理解和寬容，這一點恐怕只有少數人能做到。

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中國要走一條新的現代化道路，即“四位一體”的發展道路，把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先進文化和社會和諧這四個問題融為一體，在這樣的層面上來構建中國現代化的格局。這是中國現代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是一個大局。

從現實來看，西部社會和諧的狀況到底如何？連續在西部暴發的幾個重大事件，比如重慶萬溝區數千人的聚集事件、“10·27”大規模羣眾聚集事件、陝西銅川陳家山的166位礦工兄弟遇難事件等等。這些連續暴發的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西部社會的不和諧問題，反映了在經濟高增長過程當中，西部地區社會的失序和社會的失衡。和諧社會在西部到底怎麼構架？這是時代賦予我們的新問題。我們認為，對待這個問題的態度應當是，堅持“以人為本”的理念和“公平與效率並重”的原則，協調各種利益關係，兼顧社會各階層的正當權益。逐漸建立起和諧發展的體制和機制。不能顧了一頭放了一頭：既不能為了經濟發展放棄社會的和諧，也不能放慢發展的腳步。

第六，對國家政策支持的正確應用問題。好政策應當得到正確的理解和充分的應用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中央政府和各地方政府都制定了許多有利於西部的政策、規定，客觀地講，在一定程度上的確促進了西部經濟社會的發展，但仍有好多政策未得到正確合理地運用，包括國家的資金支持，也有未正確使用的情況。一些地方政府、企業和官員，面對大批財政投入不知所措，僅僅按照現有的所謂制度或辦法予以分割；面對中央全新的西部開發政策，而不知如何使用政策，讓政策發揮出最大的效用。對此，一方面需要提高人們對政策的理解、運用力，另一方面要強化人們對財政投入的科學使用。我們認為，中央應加強對政策的全程系統研究，建立起一套科學的政策評估體系，對每一項政策從建立到最後結果進行審查，各級地方政府也應當加大如何利用政策的研究與實踐，並不斷提高地方政府的管理水平，提高官員經濟管理的素質，使用好財政支持。

重慶，簡稱渝，別稱巴渝、山城、渝州、橋都、霧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直轄市、超大城市、國家中心城市，長江上游地區經濟中心、金融中心和創新中心，政治、文化、科技、教育、藝術等中心，是國務院定位的中國四大國際大都市之一，國家重要的水、陸、空型綜合交通樞紐，西部地區門户城市，國家實施西部大開發和長江經濟帶西部地區的核心增長極。

面積8.24萬平方千米，轄26個區、8個縣、4個自治縣，2019年建成區面積1379平方千米，常住人口3124.32萬人，城鎮人口2086.99萬人，全市範圍內常住人口城鎮化率66.8%，位居西部省級行政區第一位，其中主城九區城鎮化率高達90.51%。2019年地區生產總值達23605.77億元，位居全國城市第五位，西部地區城市第一位。

重慶因嘉陵江古稱“渝水”，故重慶簡稱“渝”。北宋崇寧元年（1102年），改渝州為恭州。南宋淳熙16年（1189年）正月，孝宗之子趙惇先封恭王，二月即帝位為宋光宗皇帝，稱為“雙重喜慶”，遂升恭州為重慶府，重慶由此而得名。抗日戰爭時期，中華民國政府定重慶為戰時首都和永久陪都。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為西南大區駐地和中央直轄市。

重慶是西南地區最大的工商業城市，國家重要的現代製造業基地。有國家級重點實驗室10個、國家級工程技術研究中心10個、高校67所，中國（重慶）自由貿易試驗區、中新（重慶）戰略性互聯互通示範項目、兩江新區、渝新歐國際鐵路等戰略項目。是國家物流樞紐，西部大開發重要的戰略支點、“一帶一路”和長江經濟帶重要聯結點以及內陸開放高地、山清水秀美麗之地；既以江城、霧都、橋都著稱，又以山城揚名。[6]重慶以漢族為主，少數民族主要有土家族、苗族等。旅遊資源豐富，有長江三峽、世界文化遺產大足石刻、世界自然遺產武隆喀斯特和南川金佛山等壯麗景觀。

成都，簡稱蓉，四川省省會、副省級市，1993年被國務院確定為西南地區的科技、商貿、金融中心和交通、通訊樞紐，2015年被國務院確定為國家重要的高新技術產業基地、商貿物流中心和綜合交通樞紐、西部地區重要的中心城市，2016年國家發改委和住建部聯合印發《成渝城市羣發展規劃》指導文件中將成都定位為國家中心城市。

成都位於四川盆地西部，成都平原腹地，境內地勢平坦、河網縱橫、物產豐富、農業發達，自古就有“天府之國”的美譽。成都下轄11個市轄區、4個縣，代管5個縣級市。截至2015年末，成都總面積14605平方千米，全市建成區面積1006.7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572.8萬，城區城鎮人口640萬，城鎮化率70.3%。

西安，古稱長安、鎬京，是陝西省省會、副省級市、國家區域中心城市（西北），是國務院批覆確定的中國西部地區重要的中心城市，國家重要的科研、教育和工業基地。陝西省省會、副省級城市、陸上絲綢之路起點、中國歷史文化名城，世界四大古都之一、華夏文明之源、世界旅遊目的地城市。

地處關中平原中部，北瀕渭河，南依秦嶺，八水繞長安。全市下轄10區3縣，總面積10108平方公里。2014年末常住人口862.75萬，其中城鎮人口626.44萬。

昆明，享“春城”之美譽，雲南省會，中國面向東南亞、南亞開放的門户城市，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我國重要的旅遊、商貿城市，西部地區重要的中心城市之一。

昆明地處雲貴高原中部，北與涼山彝族自治州相連，西南與玉溪市、東南與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毗鄰，西與楚雄彝族自治州接壤，東與曲靖市交界，是滇中城市羣的核心圈、亞洲5小時航空圈的中心，國家一級物流園區佈局城市之一。昆明市為山原地貌。地勢大致北高南低，多溶洞和溶岩地貌，溶岩盆地有石林壩子。屬北亞熱帶低緯高原山地季風氣候。年平均氣温16.5℃，年均降雨量1450毫米，無霜期278天，氣候宜人。

貴陽，貴州省省會，西南地區重要的中心城市，國家區域中心城市，全國創新型中心城市，全國重要的生態休閒度假旅遊城市，全國綜合性鐵路樞紐。是中國大陸與東協經濟體貿易合作的關鍵通道。境內貴山之南而得名，已有400多年曆史，古代貴陽盛產竹子，以製作樂器“築”而聞名，故簡稱“築”，也稱“金築”。

貴陽是一座“山中有城，城中有山，綠帶環繞，森林圍城，城在林中，林在城中”的具有高原特色的現代化都市，中國首個國家森林城市、循環經濟試點城市。以温度適宜、濕度適中、風速有利、紫外線輻射低、空氣清潔、水質優良、海拔適宜、夏季低耗能等氣候優勢，榮登“中國十大避暑旅遊城市”榜首，被中國氣象學會授予“中國避暑之都”稱號。

拉薩，西藏自治區的首府，西藏的政治、經濟、文化和宗教中心，也是藏傳佛教聖地，拉薩位於西藏高原的中部、喜馬拉雅山脈北側，海拔3650米（要防內源氧缺乏症），地處雅魯藏布江支流拉薩河中游河谷平原，拉薩河流經此，在南郊注入雅魯藏布江。

拉薩全年多晴朗天氣，降雨稀少，冬無嚴寒，夏無酷暑，氣候宜人。全年日照時間在3000小時以上，素有“日光城”的美譽。拉薩境內藴藏着豐富的各類資源，相對於全國和自治區其他地市，具有較明顯的資源優勢。

蘭州，甘肅省省會，中國西北地區重要的工業基地和綜合交通樞紐，西部地區重要的中心城市之一，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重要節點城市，也是西部戰區陸軍機關駐地。

蘭州位於中國西北部、甘肅省中部，總面積13085.6平方公里，下轄3個市轄區和3個縣，2015年常住人口369.31萬人，地區生產總值2095.99億元。蘭州市區南北羣山環抱，東西黃河穿城而過，具有帶狀盆地城市的特徵，地處黃河上游，年平均降水量360毫米，年平均氣温10.3℃。

西寧，青海省的省會，古稱西平郡、青唐城，取”西陲安寧“之意，是青海省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科教、交通和通訊中心，是國務院確定的內陸開放城市。

西寧位於青海省東部，湟水中游河谷盆地，是青藏高原的東方門户，古“絲綢之路”南路和“唐蕃古道”的必經之地，自古就是西北交通要道和軍事重地，素有”西海鎖鑰“、海藏咽喉之稱，是世界高海拔城市之一。西寧歷史文化淵源流長，得天獨厚的自然資源，絢麗多彩的民俗風情，是青藏高原一顆璀璨的明珠。先後榮獲全國衞生城市、中國特色魅力城市200強、全國優秀旅遊城市、全國園林綠化先進城市、國家森林城市等榮譽稱號。

烏魯木齊，通稱“烏市”，舊稱迪化，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首府，是全疆政治、經濟、文化、科教和交通中心。市域面積為14216.3平方公里，轄7區、1縣，2014年末常住人口為353萬人。“烏魯木齊”是蒙古語，意為“優美的牧場”。

烏魯木齊地處中國西北，亞歐大陸腹地，毗鄰中亞各國，有“亞心之都”的稱呼，自古以來是溝通東西商貿的重要樞紐。如今是世界上最內陸、距離海洋和海岸線最遠的大型城市（2500公里）。

銀川，簡稱“銀”，是寧夏回族自治區的首府，是全區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科研、交通和金融商業中心，以發展輕紡工業為主，機械、化工、建材工業協調發展的綜合性工業城市。銀川地處中國西北地區寧夏平原中部，西倚賀蘭山、東臨黃河，是發展中的區域性中心城市，中國-阿拉伯國家博覽會的永久舉辦地。

銀川是歷史悠久的塞上古城，史上西夏王朝的首都，是國家歷史文化名城，民間傳説中又稱“鳳凰城”，古稱“興慶府”、“寧夏城”，素有“塞上江南、魚米之鄉”的美譽，城西有著名的國家級風景區西夏王陵。

呼和浩特，通稱呼市，舊稱歸綏，是內蒙古自治區的首府，內蒙古的政治、經濟、文化、科教和金融中心。地處中國北部邊疆，歐亞大陸內部。市域面積為17224平方公里，轄4區、4縣、1旗，2015年末常住人口為300萬人，市區常住人口206.49萬人。

呼和浩特有着悠久的歷史和光輝燦爛的文化，是華夏文明的發祥地之一。先秦時期，趙武靈王在此設雲中郡，故址在今呼市西南托克托縣境。民國時期為綏遠省省會，蒙綏合併後，呼和浩特成為內蒙古自治區首府。呼市中心城區本是由歸化城與綏遠城兩座城市在清末民國合併而成，故名歸綏。1954年改名為呼和浩特，蒙古語意為“青色的城”。

南寧，簡稱邕，別稱綠城、邕城、五象城，古稱邕州、南晉州，中國廣西壯族自治區首府，廣西第一大城市，廣西政治、經濟、文化、交通、科技和金融中心。北部灣經濟區核心城市，中國面向東盟開放合作的前沿城市、國家“一帶一路”海上絲綢之路有機銜接的重要門户城市，中國東盟博覽會暨中國東盟商務與投資峯會的永久舉辦地，也是南部戰區陸軍機關駐地。

南寧建制於東晉大興元年（公元318年），至今已有1690多年曆史。南寧是一座歷史悠久的文化古城。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使得南寧滿城皆綠，四季常青，有“綠城”的美譽。南寧處於中國華南、西南和東南亞經濟圈的結合部，位於廣西中部偏南，是環北部灣沿岸重要的中心城市，中國面向東盟國家的區域性國際城市。

一是在開發理念上，更加註重發展的質量和效益。

二是在開發方式上，更加註重充分發揮區域比較優勢。

三是在開發佈局上，更加註重因地制宜、分類指導。

四是在開發重點上，更加註重集中力量解決全局性、戰略性和關鍵性問題。

五是在開發機制上，更加註重堅持政府引導、市場運作。

六是在開發政策上，更加註重差別化支持措施。

“十二五”時期，國家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將繼續突出強調交通和水利兩個關鍵環節。交通重點解決通道建設和路網完善問題。鐵路要加快西部地區與東中部地區聯繫的區際通道、與周邊互聯互通的國際通道建設；公路要進一步強化路網銜接，打通省際“斷頭路”，建設連接東中部地區的公路幹線和國際運輸通道；民航要加強樞紐機場和幹線機場建設，新建一批具有重要作用的支線機場。

水利重點解決西南地區工程性缺水和西北地區資源性缺水問題。加強水資源配置工程建設，加快推進西南地區水源工程建設；在充分節水的前提下，合理建設跨流域、跨區域調水工程，解決西北地區資源性缺水問題。同時，國家將積極推進能源通道建設，完善國內外原油、成品油、天然氣等能源輸送管網；推進“三網融合”，提高西部地區信息化水平。

一是加快發展現代特色農業。

二是振興牧業經濟。

三是提高林業發展水平。

四是拓寬農民增收渠道。

五是建設幸福新家園，實施“六到農家”工程。

一是要按照誰開發誰保護、誰受益誰補償的原則，加快建立生態補償機制，研究制定《生態補償條例》，努力實現生態補償的制度化和法制化。

二是要鞏固和發展退耕還林、退牧還草成果，加快編制退化草地治理等重點草原生態保護工程規劃，繼續推進天然林保護、京津風沙源治理、石漠化綜合治理和防護林體系建設，穩步推進生態移民，深入開展生態文明示範工程試點。

三是要繼續推進重點流域和區域水污染防治，嚴格飲用水水源地保護，提高飲用水水質達標率，確保飲用水安全，建立健全工業污染防控體系，推進固體廢棄物綜合利用及污染防治，大力推進農村環境綜合治理，加強農業面源污染治理。

四是要切實加強資源節約和管理，合理控制能源消費總量，嚴格實行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實施節能減排重點工程，大力發展循環經濟。

五是要堅持防治結合、以防為主的方針，全面提高綜合防災減災能力和災害風險管理水平。

西部地區陸地邊境線長達1.8萬公里，與周邊14個國家和地區接壤，是我國通往中亞、南亞、東南亞以及俄羅斯、蒙古的重要通道，地緣優勢突出。西部地區的開放水平，決定着我國對外開放的廣度和深度。

今後一段時期，擴大西部地區對外開放，是我國對外開放戰略的重點。西部地區要實施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加大向西開放力度，不斷拓展新的開放領域和空間。國務院有關部門要抓緊研究推進沿邊地區開發開放的政策措施，加快推進重點邊境城鎮、重點口岸、重點開發開放試驗區建設，打造沿邊對外開放橋頭堡和經濟增長極。加快發展內陸開放型經濟，建設重慶、成都、西安、昆明、南寧、貴陽等內陸開放型經濟戰略高地，積極推動寧夏形成我國面向阿拉伯、穆斯林國家開放的重要窗口。

1999年11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對西部進行大開發的戰略決策。2000年3月中旬國務院西部地區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正式成立並開始工作。2000年10月，中共十五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的建議》，把實施西部大開發、促進地區協調發展作為一項戰略任務，強調：“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加快中西部地區發展，關係經濟發展、民族團結、社會穩定，關係地區協調發展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是實現第三步戰略目標的重大舉措。”2001年3月，九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對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再次進行了具體部署。2006年12月8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並原則通過《西部大開發“十一五”規劃》。 ^[5] 

①中國西部是什麼概念？中國西部通常是指黃河與秦嶺相連一線以西，包括我國西北和西南的12個省市、自治區。這片廣袤的土地面積為686萬平方公里，佔國土總面積的72%；人口3.6億，佔全國總人口的27%。

②中國西部是華夏文明的源頭。華夏祖先的腳步是順着水邊走的。長江上游出土過元謀人牙齒化石，距今約170萬年；黃河中游出土過藍田人頭蓋骨；距今約70萬年。這兩處古人類都比北京猿人（距今約50萬年）的資格更老。

③中國西部地區不僅有廣闊的地域和悠久的歷史，而且擁有豐富多彩的文化資源。

④中國西部地區是華夏文明的重要發源地。秦皇漢武以後，東西方文化在這裏交匯融合，從而有了絲綢之路的駝鈴聲聲，佛隴深寺的暮鼓晨鐘。甘肅敦煌莫高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個奇蹟，它在繼承漢晉藝術傳統的基礎上，形成了自己的恢宏氣度，展現出藝術形式和文化內涵。重慶大足石刻、武隆、金佛山、四川青城山、都江堰、金沙遺址、廣漢三星堆、陝西秦始皇陵兵馬俑、新疆天山、西藏布達拉宮、寧夏西夏王陵、樓蘭古國等自然歷史文化遺產，同樣為世界所矚目，成為中華文化重要的象徵。

⑤中國西部地區是中國革命的重要發祥地。重慶紅巖村、四川華鎣山、貴州遵義、陝西延安等革命聖地孕育了深厚的革命文化傳統。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成為革命文藝發展的一面旗幟。延安的"魯迅美術學院"在短短的幾年裏，造就了一大批著名的作家、藝術家和文藝理論家……這些寶貴的財富，奠定了西部文化遵循先進文化前進方向的堅實基礎。

⑥中國西部地區又是我國少數民族及其文化的集萃地。這裏生活着50多個少數民族，幾乎包括了我國所有的少數民族。在一些偏遠的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的落後和交通的閉塞給人們的生活帶來了貧困，卻也使這些地方保留下了一些久遠時代的藝術品種，成為珍貴的"活化石"如巖畫等民間藝術和宗教藝術。它們特色鮮明、豐富多彩，猶如一個巨大的民族民間文化藝術寶庫。

⑦中國西部地區擁有的歷史文化資源和民族文化資源，是西部大開發的重要組成部分。應該充分重視這些得天獨厚的資源優勢，加強對它們的搶救、保護、涵養和合理利用，建立良好的民族民間文化生態環境，為推進西部大開發作出貢獻。

2000年，西部大開發邁出實質性步伐，新開工了“十大工程”，即寧西鐵路、渝懷鐵路、西部公路建設、西部機場建設、重慶輕軌、澀北—西寧—蘭州輸氣管線、青海30萬噸鉀肥工程、西部退耕還林、退牧還草工程、西部高校基礎設施建設、四川紫坪鋪水利樞紐等。與此同時，1999年還開工建設了一批配套項目。21世紀初這些項目都在順利建設中。2001年6月29日，西部大開發戰略的標誌性工程——青藏鐵路全線正式開工。這條鐵路長達1118公里，2007年完工。青藏鐵路將縱貫青海、西藏兩省區而成為溝通西藏、青海與內地聯繫的具有戰略意義的大通道，同時也成為西部腹地路網骨架的重要組成部分。

經國務院批准，貴州洪家渡水電站、引子渡水電站、烏江渡水電站擴機工程、天生橋至廣東第三回500千伏交流輸電線路工程、雲南寶峯至羅平500千伏交流輸電線路工程於2000年11月8日同時在貴州、雲南和廣西等省、自治區開工建設。此前，對“西電東送”具有重要作用的重慶萬縣至三峽電站500千伏交流輸電線路工程和雲南宣威火電廠也開工建設。“十五”期間，從貴州、雲南、廣西和三峽將向廣東輸電1000萬千瓦。

21世紀初，西氣東輸工程各項前期準備工作進展順利。中國石油集團公司會同中國國際工程諮詢公司重新勘測了管道走向，各相關部門和下游各省正在積極落實市場。根據21世紀初規劃方案，初期年供氣量120億立方米左右，以後隨着資源勘探的深入和下游用氣市場的開拓，逐步增加供氣量。屆時每年可以代替幾千萬噸煤，天然氣在能源消費結構中的比重將提高1～2個百分點。而且，國家還將再新開工一批重大項目。將新增500萬畝退耕還林還草試點工程，廣西百色、內蒙古尼爾基水利樞紐工程，“五縱七橫”國道主幹線西部地區重要路段，蘭州—重慶輸油管道工程，農業和特色經濟，中心城市基礎設施建設，西部教育、高新技術產業化和醫療衞生項目等。此外，還要加快塔里木河、黑河綜合整治工程和小灣水電站等一批西部地區重大項目的前期工作。

川氣東送引總投資626.76億元，是我國繼西氣東輸工程後又一項天然氣遠距離管網輸送工程。該工程西起四川達州普光氣田，跨越四川、重慶、湖北、江西、安徽、江蘇、浙江、上海6省2市，管道總長2170公里，年輸送天然氣120億立方米，相當於2009年中國天然氣消費量的1/7，全部達產後預計為中石化增加銷售收入200億元。

為深入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繼續支持西部地區基礎設施建設和特色優勢產業發展，改善羣眾生產生活條件，2012年國家新開工西部大開發重點工程22項，投資總規模為5778億元。

22項新開工重點工程包括：重慶至萬州鐵路、敦煌至格爾木鐵路、張家口至呼和浩特鐵路、寧西鐵路西安至合肥段增建二線、雲南麻柳灣至昭通公路、陝西黃陵至銅川公路、青海茶卡至格爾木公路改擴建、新疆阿克蘇至喀什公路、內蒙古烏蘭浩特至扎蘭屯公路、國道318線川藏公路（西藏段）整治改建、南寧吳圩機場新航站區及配套設施建設和西部支線機場建設。

其他重點工程為哈密至鄭州±800千伏特高壓直流工程、溪洛渡左岸至浙西±800千伏特高壓直流工程、農網改造升級、無電地區電力建設、西氣東輸三線、中衞—貴陽輸氣管線、甘肅酒泉千萬千瓦級風電基地二期第一批300萬千瓦風電項目、金沙江中游觀音巖、魯地拉、龍開口水電站、四川都江堰灌區毗河供水一期工程、廣西防城港鋼鐵基地。

自我國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2000～2012年），西部大開發累計新開工重點工程187項，投資總規模3.68萬億元。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