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經濟結構

二元經濟結構：

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一般是指以社會化生產為主要特點的城市經濟和以小生產為主要特點的農村經濟並存的經濟結構。我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主要表現為：城市經濟以現代化的大工業生產為主，而農村經濟以典型的小農經濟為主；城市的道路、通信、衞生和教育等基礎設施發達，而農村的基礎設施落後；城市的人均消費水平遠遠高於農村；相對於城市，農村人口眾多等。這種狀態既是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結構存在的突出矛盾，也是這些國家相對貧困和落後的重要原因。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可以説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實現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向現代經濟結構的轉換。

1.比較先進的工業部門的勞動生產率比其他部門高。

2.工業部門的高產出率使該部門的工資率明顯高於其他部門。

3.儘管工資率較高，但工業部門的資本報酬率相對較低。

4.工業部門的資本密集度高於其他部門，與其他發達國家的工業部門有相近的生產設備。

5.城市中的高工資與大量失業並存。

在國外，最先完整提出"二元經濟"結構理論的學者是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得者劉易斯（w. A.Lewis）。他提出了用以解釋發展中國家經濟問題的著名的劉易斯理論模型，即"二元經濟結構模型"。他認為由於工、農業部門間存在着巨大的勞動生產率差異，因此"二元經濟"結構能否最終被完全破除關鍵取決於城市經濟的發展程度。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結構模型"後來經過古斯塔夫·拉尼斯和費景汗等人的補充，形成了劉易斯一拉尼斯一費模型。該模型認為，加快農業發展和提高農業效率是促進工業進步和轉移農村剩餘勞動力的關鍵。在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實行"平衡增長"，按照投入和產出的基本原則把有限的可投資資金合理配置在兩個部門使之相協調，就能夠促進工業與農業的可持續發展，並最終實現城鄉經濟的一體化。

美國經濟學家喬根森對劉易斯一拉尼斯一費景汗模式做了修改，提出了"喬根森模型"，強調了發展農業經濟的意義，突出了市場機制在促進二元經濟解體中的作用。隨後，美國發展經濟學家託達羅表達了跟喬根森相似的觀點，建立了託達羅人口流動模型，指出大力發展農村經濟是解決城市嚴重失業問題的根本途徑，認為只要農村經濟發展了，農民生活改善了，城鄉差距才會逐步縮小，"二元經濟"結構被極大地削弱了，城鄉經濟一體化的目標才能得以實現。他的這一模型後來被廣泛用於分析發展中國家的二元經濟問題。

無論是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結構模型"、還是"喬根森模型"或者"託達羅模型"都一致認可在發展中國家內部存在着嚴重的"二元經濟"結構，並且認為導致"二元經濟"結構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工、農業部門的勞動生產效率差異。所不同的是劉易斯把破解"二元經濟"結構的重點放在了發展城市經濟上，認為只要城市經濟發展起來了就可以帶動農村經濟一起實現城鄉經濟一體化；而喬根森與託達羅則認為，在實現城鄉一體化的過程中，發展農村經濟也非常重要，實現城鄉經濟一體化的關鍵是農村經濟與城市經濟同時得到發展，而不僅僅是城市經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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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經濟結構對發展中國家包括我國的經濟發展，具有雙重的影響：

一方面，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從其歷史發展進程來看，是在原有傳統落後的經濟基礎上，隨着技術的進步、社會分工的發展和機器大工業的產生，逐漸出現了城市的現代經濟部門，從而形成了二元經濟結構。將來再由二元經濟結構過度到一元的現代經濟。所以，二元經濟結構的出現，不是偶然的，它是隨着現代經濟的產生而現代經濟又相對不發達的條件下形成的。然而 ，既然有了一定程度和規模的現代經濟，它對整個國民經濟的技術改造和現代化建設創造設備的支持；二是可以為國民經濟的發展積累一定資金，支援傳統部門的發展與開發，促進傳統部門的現代化改造；三是它具有經濟發展的導向和示範作用，吸引和推動傳統部門的創新，引導傳統部門走向現代化。

另一方面，二元經濟結構如果長期存在和延續，特別是城鄉二元經濟差別長期不斷擴大，就會產生極大的負面效應。這種消極影響主要表現為，一是造成傳統部門的長期落後，是農業的生產規模、技術水平、資金積累和農業收入低下，阻滯農業的現代化。而農業勞動者在利益的驅動下，會過度流向收入水平較高的城市，造成農業的萎縮。二是制約現代部門，特別是城市現代工業的發展。落後的傳統農業，會限制農業為工業發展提供糧食、原料、副產品、市場等作用的發揮，從而不利於現代經濟的發展。而且農村勞動力過度流向城市，會導致城市難以承受而產生各種城市弊端，如公用設施不足、住房緊張、就業困難、社會秩序不安定等。三是導致城鄉差別、工農差別的拉大，不利於整個國民經濟持續、協調、穩定發展。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