屯墾戍邊

“屯墾戍邊”在我國有着悠久的歷史，主要以軍屯和民屯為主。

早在西漢時期，漢政府就總結了西征失敗的教訓，開始“置校尉，屯田渠犁”，為漢朝統一西域創造條件。公元前60年統一西域後，西漢在西域的屯田又進一步擴大，屯田士卒亦兵亦農，亦耕亦戰，不僅為軍隊提供了糧草，保障了軍隊的戰鬥力，而且發展了生產，繁榮了經濟，促進了邊疆地區的社會進步，也是維護西域社會安定和發展西域經濟的一支重要力量。所以自漢朝以後歷朝歷代都把屯田作為統一、經營西域的一項重要措施。其中，唐、清兩朝屯田規模最大，收效最為顯著。

唐朝自貞觀就開始對西域進行大規模的屯田，在東起蒲類海(今巴里坤湖)，西至碎葉川(今楚河)，南抵崑崙山，北達準噶爾盆地的廣大地區進行屯田，使西域的屯田事業有了新的發展。唐朝盛世之時，屯田也得到了大規模的發展，有“安西二十屯，疏勒七屯，焉耆七屯，北庭二十屯，伊吾一屯，天山一屯”。為了有效地管理屯田，中央政府在尚書省工部設屯田司，置屯田郎中，主管大唐屯田政令；在各地置“營田使”，管理地方屯田。而西域地區的屯田設置，與軍事緊密相連，設置的軍使、都督、節度使不僅擔負戍邊重責，還必須管理屯田。屯田規模之大，分佈之廣，管理機構之完善，是唐代在西域屯田的特點。

清朝時期的屯田與收復邊疆的戰爭密不可分。清朝前期，在平定準噶爾部叛亂時，為解決軍隊糧食供應問題，清朝政府開始在巴里坤、哈密、吐魯番等地屯田。“屯田一事，實為安邊、便民、足食、足兵之良法。”當清朝統一新疆後，屯田得到很大發展，遍及新疆。屯田已成為開發邊疆，發展當地經濟的重要措施。道光時期，在平定張格爾、玉素普之亂以後，清朝政府改變政策，召集流亡，興辦屯田，自然成為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的主要手段，以民屯為主。解決內地一些地方人口過剩問題，移民邊疆成為了清代新疆屯田的主要目的之一。清代在西域的屯田得到空前的發展。後來還出現了遣屯、回屯等形式多樣的屯田。

《西域圖志·屯政》記載：自漢代實行募民徙塞下的屯田之法後，“屯政”日升，“凡有軍興，必修屯政”，然而漢唐之屯政，專為養兵，而未能“兵民並濟”，“師行則舉，師旋則廢”是其屯田的侷限所在。只有清代的屯田“戰守兼宜”，更注重對邊疆的開發和建設。

以屯田為重要手段對西域進行開發和建設，不僅促進了當地社會經濟的發展，而且維護了國家的統一，鞏固了祖國西北邊防。這是歷朝歷代“屯墾戍邊”的意義之所在。 ^[1] 

屯墾戍邊是歷代王朝治理新疆政策的重要內容之一，對歷代王朝屯墾戍邊活動的回顧與總結不僅有着較高的學術價值，也有着重要的現實意義。

屯墾戍邊早在秦代即是秦王朝治邊政策的主要內容。秦王朝統一中國之後，先後在嶺南和河套地區移民屯墾戍邊，其規模前者是50萬人，後者則是設置44縣進行安置，為維護邊疆安定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史書載“匈奴單于曰頭曼，頭曼不勝秦，北徙。十餘年而蒙恬死，諸侯釁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②即是對這一政策實施效果的記載。正是看到了秦王朝移民實邊所取得的效果，進入漢代之後，屯墾戍邊成為漢王朝治邊政策中的一項主要內容。漢代的屯墾廣佈於西北、北疆、東北等地區，一方面為漢王朝解決了軍隊的補給問題，另一方面也為維持邊疆穩定保持了一支重要的軍事力量，對於邊疆穩定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趙充國利用屯墾順利平定西羌反叛即是一個很好的例證。③有了秦漢兩朝的成功經驗，漢代之後的各王朝，包括眾多割據政權都將屯墾戍邊作為其治理邊疆的重要政策。隋、唐、宋、元、明、清更是這一政策的積極推行者。

通觀歷代王朝西域屯田的興衰史，我們不難發現一個帶有普遍性的規律：舉凡在西域實施穩固統治者，其在西域的屯田也都卓有成效；反之，舉凡西域屯田成效顯著者，其在西域的統治也多牢固，二者相輔相成，聯繫密切，互成因果。從歷代王朝西域屯田的發展歷程，我們不難看出西漢王朝、唐王朝、清王朝三朝時期是西域屯田的大發展時期，而且代表着西域屯田事業三個發展階段的最高水平，其在西域的統治也相對穩固，其他王朝則是在這三個王朝的基礎上效果逐減，甚至一無建樹，其在西域的統治多充滿着挫折，甚至是被迫放棄了對西域的統治。從史書的記載看，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原因還是在於各王朝國力的強弱、西域政策的進取與否，以及西域屯田事業的發展程度。西漢、唐、清三王朝在立國之初都普遍面臨着來自於北疆或西北疆的重大威脅，而強大的國力又為這些王朝解決這些威脅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因而這些王朝都將對西域的統一和統治作為解決威脅的當務之急，採取了積極進取的政策。在積極經營西域的過程中，這些王朝又都將屯田作為統一和統治西域的重要措施而加以實施，不僅克服了西域遠離中原補給困難的弊端，使西域地區一直保持着一支足以鞏固其統治的軍事力量，而且這些駐軍因為屯田的開展也不會給當地各民族增加負擔，同時大量民屯人員的進疆也改變了西域地區的民族構成，更加有利於實施對西域的治理。與這三個王朝相比，其他王朝則沒能有效地發揮屯田在西域統治中的作用，而多是以西域遠離中原、補給困難作為其缺乏進取性西域政策的理由。關於這一點，從東漢王朝對西域的經營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來。東漢王朝建立之初，西域諸國皆遣使者請求派遣西域都護，這本來是一個有利於東漢王朝統一西域的時機，但光武帝劉秀卻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為由而加以拒絕。孝明帝時期，出於對匈奴用兵的需要，東漢王朝雖然完成了對西域的統一，但又陷入了“三絕三通”的怪圈，其中主張放棄西域的理由之一即是“遠屯伊吾、樓蘭、車師戊己，民懷土思，怨結邊域”，不願意“棄中土之肥饒，寄不毛之荒極”④。從西域屯田發展的情況看，這種理由根本就是難以成立的，因為只要積極地發展屯田事業，這些弊端都是可以克服的，東漢班超在的西域第二次統一活動，以及唐王朝後期吐蕃隔斷西域和中原的聯繫後，而堅守西域的將士依靠屯田仍然能夠抵抗吐蕃數十年之久就充分説明了這一點。從我國曆代王朝西域屯田的歷史中，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邊疆屯田是實施統一、治理的積極有效的措施，而邊疆屯田及其所帶來的邊疆經濟社會的發展則更加鞏固了歷代王朝對邊疆的治理。

歷代王朝在西域屯墾的主要特點，可概括為幾點：

一是時間長。西漢在西域屯墾113年，東漢在西域屯墾l28年，魏晉兩朝在西域屯墾共96年，十六國和北朝各代在西域屯墾時間較短，隋朝在西域屯墾時間只有10年，唐朝在西域屯墾有160多年，五代和宋明兩朝在西域沒有屯墾，元朝在西域屯墾只有20年，而清朝在西域屯墾，從1716年開始，到1911年清朝崩潰，共經歷了195年，是中國歷史上在西域屯墾時間最長的朝代。

二是範圍廣。清朝在西域的屯墾，東起哈密的塔勒納沁，西到喀什噶爾，南抵和田的崑崙山北麓，北到額爾齊斯河以北的阿爾泰。24個屯區，分佈面廣。其中天山以北有巴里坤、木壘、奇台、吉木薩爾、阜康、烏魯木齊、昌吉、呼圖壁、瑪納斯、庫爾喀喇烏蘇、精河、伊犁、塔爾巴哈台和阿爾泰等14大墾區；天山以南有哈密、吐魯番、喀喇沙爾、庫車、阿克蘇、烏什、巴爾楚克、喀什噶爾、葉爾羌與和田10大墾區。它們遍佈準噶爾盆地和塔里木盆地周緣。

三是人數多。西漢在西域屯軍有2萬餘人，東漢的屯軍有5000人，魏晉十六國和北朝時的屯軍2000餘人，元朝在西域的屯墾軍民達5.7萬餘人，五代和宋明兩朝，因沒有屯墾故無屯軍。清朝前期在西域屯丁共有12.67萬人。

四是種類全。清朝以前在西域的屯田，主要是軍屯。兩漢時期，以軍屯為主，只有少量的民屯和犯屯。魏晉時期，以軍屯為主，其次是民屯；隋朝時，主要是軍屯，其次有犯屯；唐朝時，以軍屯為主，其次有民屯和犯屯；元初時，主要是軍屯，其次是民屯。清朝在西域的屯田，不僅興辦了軍屯、民屯和犯屯，而且增加了歷史上所未有的旗屯、商屯和回屯。各種屯墾的規模，也都超過以往各代在西域的屯墾。

五是民屯為主。清朝以前，各朝在西域的屯田，主要是軍屯，屯墾的主力都是從內地調往西域的邊防軍。清朝在西域屯墾的骨幹和核心，也是在西域戍邊的軍隊，但清朝在西域屯墾的主力，不是軍隊，而是民眾。清朝軍屯只為民屯掃清了道路，創造了條件，後來部分軍屯轉成民屯，民屯成了西域最主要的屯田形式。

六是各朝的戰略重點決定屯墾的區域。西漢以來，歷代在西域的屯墾，主要分佈在天山以南各綠洲，天山以北地區屯墾很少，如唐朝，11個大墾區中，天山以南佔了6個，當時三大屯墾中心中，龜茲、西州都分佈在天山以南。由於歷代政府長期集中在天山以南地區屯墾，更強化了新疆南農北牧的區域經濟發展格局。清朝開始重在天山以北屯墾，這是由清朝政府統一西域的戰略大局決定的。清朝政府在天山以北長期佈防軍隊，這批駐防大軍需要大量軍糧，因此清朝政府把屯墾重點放在天山以北的準噶爾盆地也就是自然而合理的選擇。

縱觀兩千餘年新疆屯墾史，可以得出以下結論：屯墾興，則邊境寧，西域興；屯墾衰，則西域亂，外患內憂，民不聊生。明代思想家李贄説，屯田是千古之策，這是古人對國家治理和發展的歷史思考，是治國安邦之千古名言。

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漢時期，中央政府就開始在新疆(古稱西域)進行“屯墾戍邊”並歷代相沿，其中尤以西漢、唐、清三朝為鼎盛時期。歷史證明，“屯田興則西域興，屯田廢則西域廢”，屯墾戍邊成為中國曆代王朝治理新疆的千古良策。筆者認為，自西漢以來的屯墾戍邊政策在維護新疆穩定、促進新疆經濟發展和民族團結等方面取得了顯著的效果，這無疑對新疆地區的穩定和現代化建設具有着重要的借鑑作用。

公元前169年，西漢政治家晁錯給漢文帝上募民實邊書，在中國歷史上最早提出了屯墾戍邊的理論。晁錯在書中寫道，從漢朝建立以來，匈奴不斷攻掠北部邊境，因此防守北部邊境，勸農發展經濟，已成為最緊急的兩件大事。若保衞邊疆的兵太少，敵人就會攻入，政府若不救援，會使邊民絕望而降敵；若派軍救援，從遠處趕到邊境，敵人早已逃走。邊疆駐兵多，軍費支出太大；若撤邊兵，敵人又攻入。內地調到邊疆的兵，每年換防，不熟悉敵人的情況，對作戰不利。因此，為了有效地保衞邊防，可從內地招募犯罪的人、奴婢、農民到邊疆，與邊疆駐軍一起，平時種地，戰時保邊，以邊疆土地供養邊疆軍民，以邊疆軍民保衞邊疆安全。晁錯認為，屯墾戍邊不僅是利國利民、保衞邊防的重要措施，而且是“利施後世，民稱聖明”的長治久安之策。漢文帝採納了晁錯的主張，在北部邊境創辦了屯田。晁錯主張以邊疆的土地供養邊疆的軍民，以邊疆的軍民保衞邊疆安全的屯墾戍邊理論為後世舉辦軍屯、民屯、犯屯提供了理論依據。

公元前105年，漢武帝派軍隊到眩雷（今伊犁河谷中）屯田，這是我國古代中央政府最早在新疆創辦的屯田。《史記·匈奴列傳》記載，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漢政府“以公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援國。又北益廣田至眩雷為塞，而匈奴終不敢以為言”。此後至西漢滅亡為止的113年間，西漢中央政府曾組織兩萬多漢族軍民在天山南北的西域都護府附近地區屯田50萬畝。屯兵需要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由國家供給，勞動產品全屬官府。新疆的屯墾發展進入了第一個繁榮時期。

西漢統一西域以後，屯墾戍邊的主導思想是經濟和政治相統一。就經濟因素來説，屯田的目的在於“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不僅使在西域駐防的漢軍部隊和官員的糧餉後勤有了可靠保障，而且減輕了當地各族人民的經濟負擔。就政治因素來説，屯田的目的在於鞏固和發展西漢對西域各地的治理，進而鞏固和維護西域的社會政治穩定。西域都護、戊己校尉的設立，不僅是漢朝統一西域的重要標誌，也是漢朝通過屯田帶來西域經濟社會發展，進一步有效治理西域的重要標誌。

西漢在新疆的屯墾，促進了新疆的統一，保衞了西北邊防，推動了邊疆的開發，加強了民族團結，增進了新疆和內地的經濟和文化交流，加速了絲綢之路的繁榮，為保衞邊疆和開發新疆作出了重要貢獻。

唐朝在新疆的屯田，從公元630年開始到791年結束，前後歷經161年。唐代在新疆的屯墾戍邊主要有11大墾區。在北疆地區，有伊吾、庭州(今吉木薩爾縣北庭古城遺址)、輪台(今烏魯木齊市烏拉泊古城遺址)、清海(今石河子市烏拉烏蘇鄉)4地；在南疆地區，有西州(今吐魯番市高昌故城遺址)、焉首、烏壘(今輪台縣策大雅鄉)、龜茲、疏勒、于闐6地；在中亞有碎葉(今哈薩克斯坦的托克馬克)1地。除上述駐軍千人至萬人的軍鎮屯田外，在新疆的25個守捉城(駐軍300人的邊疆軍事檢查機構)、各烽戍(駐軍幾人至幾十人的邊防哨所)、各州縣還有很多小規模的屯田。

唐朝在新疆的屯田由安西、北庭兩大都護府統一領導，以軍屯為主，還有民屯和犯屯。每屯種地5000畝，有兵500人左右，每兵種地10畝左右，實行供給制管理，產品全歸官府。全疆屯軍5萬人，屯田50萬畝。唐朝在新疆屯田的規模之大，範圍之廣，人數之多，時間之長，成效之顯著，都超過了前代，是歷史上新疆屯墾的第二次高潮。

唐朝在新疆大規模屯墾，確保了新疆有一個相對安穩的社會政治局面，對進一步鞏固新疆在祖國版圖中的地位，增進新疆各民族對中央政府的向心力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同時促進了中亞經濟文化的交流和絲綢之路的繁榮。

有清一代的新疆屯田空前發達，主要有26個墾區。清王朝在新疆屯田的興盛，主要集中在乾嘉時期和左宗棠平定阿古柏之亂後這兩個時期。乾隆在平定準噶爾叛亂之時就命令統軍將領適時屯墾，“以省兵糧運費”。統一新疆後，便在新疆大興屯田，以適應戍守的需要。屯田開始以軍屯為主，並逐漸發展到民屯、遣屯（犯屯）、旗屯、回屯等多種形式。1755年，清政府統一新疆後，開始從內地調派大批軍民到新疆，掀起大規模屯墾戍邊的熱潮，在天山南北、主要是在北疆地區大辦各種屯田，其中伊犁和烏魯木齊是兩大屯墾中心。到

1840年，新疆各種屯田共有屯丁11萬多人，男女總人口近50萬人，墾地近300萬畝。

1840年至1850年，布彥泰、薩迎阿任伊犁將軍，新疆掀起了清統一後的第二次大規模屯墾的高潮，新墾荒地125萬畝，其中南疆72萬畝，北疆52萬畝。1864年後，新疆爆發戰亂，浩罕國的阿古柏和沙俄乘機侵佔新疆絕大部分地區，新疆各種屯墾遭到大破壞。1878年，左宗棠率軍收復新疆，1884年建立新疆省。左宗棠、劉錦棠大力發展民屯，1884年至1905年，全疆新墾荒地960萬畝，烏魯木齊變成新疆最大的屯墾基地和經濟、政治中心。到1911年，新疆人口達到216.2萬多人，耕地增到1055.47萬畝。由於屯田的迅猛發展，使新疆出現了“農桑輻輳，阡陌成羣”的景象。

在古代新疆屯田發展史中，清代屯田無疑是規模最大、組織最為嚴密、成效最為顯著的屯田。清朝統一天山南北後在新疆開展的屯田活動，不僅對當時新疆社會經濟的發展產生過重大影響，而且一直影響到新疆的近代。

早在三國時期，曹操就説道：“夫定國之術，在於強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由此可見，古人對於新疆屯墾與國家安全的關係早有認識。清代近300年的歷史，是世界急劇變革和動盪的時期。資本主義對外擴張，在世界各地進行殖民活動，帝國主義在爭奪世界霸權的過程中，新疆曾一再遭遇列強覬覦入侵、內部動亂及民族紛爭的危局。不過，由於清朝在新疆廣泛實施屯墾成效顯著，基本成功抵禦了外族入侵，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遏抑了內部動亂及分裂活動。 ^[3] 

清朝在統一中原、平定“三藩”和收復台灣後，把統一新疆提上日程。而在統一過程中，尤其是與噶爾丹勢力的戰爭中，清朝逐漸認識到後勤補給的重要性和艱鉅性。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皇帝分兵三路進擊噶爾丹部，深入漠北3000餘里，終於在昭莫多大敗噶爾丹。追擊噶爾丹的三路大軍，僅用於運送糧草的大車就有7000多輛，每輛車用四匹騾馬拉拽，使用畜力達3萬匹，運糧隊員1萬多人，整個運送糧草的隊伍浩浩蕩蕩達50餘里。清朝最終消除準部勢力，經歷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前後達68年之久，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糧草補給問題。

為了統一天山南北，徹底解除噶爾丹的威脅，清朝開始在巴里坤屯田。巴里坤，水草豐美，地處天山東部的哈密北部，是進出新疆的門户，早在唐朝就已成為屯田重地。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正月，清軍進駐巴里坤後，將軍席柱向康熙奏報：兵丁米糧不能接濟，部隊面臨着斷炊的危險。於是，康熙發佈詔敕命令，先讓500名綠營兵在巴里坤專事耕種，給予口糧、耕牛、種子，並指派專人負責屯田事務。此後，清朝不斷加強巴里坤的屯田力量，共立二十三營屯田兵，形成了周圍二百餘里的屯田區。至雍正元年（1723年），巴里坤收穫了青稞21060石有餘，解決了巴里坤大部分駐軍的糧食供應問題。在乾隆統一新疆前夕，巴里坤已經成為新疆屯田的示範區和糧食供給最重要的補給地，至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屯田的官兵達到1000名，屯種田地18700畝，不僅大量種植青稞，而且開始種植小麥、豌豆等作物，生產的糧食源源不斷地運往前線。巴里坤屯田，不僅穩定了清軍在新疆的邊防陣營，更為重要的是解決了他們的軍糧問題，為統一新疆的軍事行動提供了後方基地和後勤保障。此後，清朝又陸續在哈密、吐魯番地區屯田，這些屯田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清軍長途運糧之累，最終使得清朝於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平定了準部勢力，統一了新疆。

屯田促進新疆民族融合與社會穩定

從巴里坤屯田開始，清朝揭開了新疆屯田的序幕。在屯田開發過程中，促進了民族融合與社會穩定。

曾經有人這樣評價：清代以來中國史上先後有三大長征奇蹟——錫伯族西遷、土爾扈特部東歸和中國工農紅軍長征，這三大長征奇蹟中，清朝屯墾新疆時期就佔了兩個。土爾扈特部東歸自不待言，是清代乾隆時期民族迴歸與社會融合的代表，而錫伯族從東北橫跨近萬里到伊犁屯墾的事蹟更為可歌可泣。

錫 伯 族 ， 原 來 居 住 在 盛 京（今瀋陽）一帶，乾隆二十九年（1764）的四月，清朝政府從盛京等地徵調錫伯族官兵1020人，攜帶在冊家眷共3275人到新疆伊犁屯墾戍邊。這批錫伯族民眾在滿族官員率領下，經過一年零五個月的艱苦跋涉，到達新疆伊犁地區進行屯墾。途中人口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700餘名，主要是後來追上的不願分離的親人和途中出生的350名嬰兒。據傳，當年乾隆皇帝曾親口許下“六十年回故鄉”的諾言，而今4個60年都已過去了，錫伯族仍然固守在第二個故鄉新疆伊犁。察布查爾錫伯族自治縣，就是他們當年的駐地。

除 錫 伯 族 外 ， 清 朝 從 乾 隆二十七年（1762）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從甘肅的肅州、安西、高台、敦煌、張掖、武威、中衞等地向天山以北的烏魯木齊、烏壘、奇台、昌吉、奎屯、精河等地移民7586户，進行屯田。由清朝組織的新疆屯墾移民，不僅包括大量的八旗子弟移民、綠營兵、陝甘貧民，也包括新疆烏什、葉爾羌、和闐、吐魯番、哈密等地的維吾爾民眾，這些維吾爾民眾曾一度遷徙到伊犁等地進行屯田。不同民族的屯墾移民一起興修水利，開墾荒地，共同生產生活，在此落地生根，形成了一個多元、開放、穩定的社會共同體，對於新疆社會穩定有着重要作用。

新疆管理無小事，稍有不慎就會釀成大亂。因此，清朝非常重視在新疆官吏的選拔使用。乾隆皇帝就有意識地把他認為可堪培養、可委大任的官員派往新疆，他認為：如果能在新疆“隨事盡心辦理”，必定是能成大器的人，“朕必加恩特擢”，從而讓在新疆的官員看得見前途與未來。因此，這些官員在新疆任職期間，大都兢兢業業，恪遵職守，為屯墾戍邊、維護地方穩定盡職盡責。乾隆一朝，很多督撫大學士都有在新疆任職的記錄，並且成績顯著。當然，對於不稱職的官員，哪怕是撒謊誣陷，也要撤職查辦。如，額敏和卓是乾隆皇帝非常欣賞的新疆地方官員，並委任其總理南疆事務。有一次，額敏和卓來京向乾隆報告説，喀什噶爾城的阿奇木伯克·噶岱默特為人貪婪，常常以權謀私。乾隆馬上讓人調查此事，結果是噶岱默特不僅沒有以權謀私的事情，而且受人擁戴，這件事是額敏和卓有意陷害，以泄一己私憤。雖然額敏和卓在乾隆統一新疆過程中做出了突出貢獻，但是乾隆對額敏和卓仍予以免職處分，讓他回到吐魯番“安居靜養”。

新疆屯田管理不僅為清朝政府培養了大批重要幹部，而且還促進了新疆州縣制和新疆省的建立。清朝統一新疆後，於乾隆二十七年（1762）設立伊犁將軍府，在新疆實行以伊犁將軍為首的軍事統治。隨着屯墾尤其是民屯的開展，甘肅、陝西等地民眾不斷進入新疆，屯墾地域逐漸擴大至整個天山北路。為加強對這些屯墾區民眾的管理，清朝逐漸設立民治機構。從1773年起，清朝在巴里坤設鎮西府，烏魯木齊設迪化直隸州，其他地方分別設阜康、昌吉、綏來、宜禾、奇台等縣。左宗棠收復新疆後，大力推動新疆建立行省。1884年11月，新疆省正式建立，劉錦棠被任命為首任新疆巡撫，將迪化直隸州升為府，新疆軍政中心由伊犁移到迪化（今烏魯木齊），當時的新疆省下有道、府、州、縣諸級。新疆省的建立結束了歷代中央王朝在新疆長期實行的軍府體制，使新疆與內地行政建制一體，政令一致，有利於新疆社會穩定和邊疆安全。

清代後期，新疆的土地有失有得，或者是失而復得，但都與是否屯田移民有密切關係。19世紀中期，以沙俄為首的帝國主義對中國邊疆大肆侵略，大清帝國割地賠款，貝加爾湖、外興安嶺、庫頁島等地，以及西北的巴爾喀什湖以東以南100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盡入俄羅斯之手。這些被分割出去的地區存在一個共同的特點，即沒有進行屯田移民。就新疆而言，雖然清朝十分重視伊犁屯田，但也僅限於伊犁九城周圍、塔城一帶，而對於更為遙遠的巴爾喀什湖一帶，僅是羈縻而已。所以，當俄羅斯1862年在北京與清廷談判割地條約的時候，俄方堅持中俄西北的邊界以中國常駐卡倫為界，“所有卡倫之外盡作為應給之地”。所謂“卡倫”，就是清軍在邊界常設的哨所。清朝在巴爾喀什湖、齋桑湖、伊塞克湖等水草豐美之地，既沒有常設的駐軍更沒有進行移民屯田，因此，在沙俄武力威脅和政治訛詐下，清政府被迫簽定了喪權辱國的《中俄北京條約》和《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沙俄將中國西境的三個大湖——巴爾喀什湖、齋桑湖和伊塞克湖，連同周圍廣大地區共達44萬多平方公里的領土佔為己有。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左宗棠收復新疆。1865年中亞浩罕汗國軍事頭目阿古柏率兵侵入南疆，1871年，俄國乘機出兵佔領新疆軍政中心伊犁地區。為收復新疆，清政府任命左宗棠為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左宗棠根據新疆敵情及地理特點，制定了“先北後南”、“緩進急戰”的戰略方針，在戰爭中尤其注重解決戰爭後勤補給問題。因此，左宗棠一方面努力籌運糧餉，整頓軍隊，改善武器裝備，另一方面事先命西征軍前鋒部隊統帥張曜，駐軍哈密興修水利、屯田積穀。左宗棠在哈密的四個月時間裏，組織軍民大力改善天山的運輸通道，修築盤山路，並多方籌集糧秣，發動軍民屯田墾荒，興修水利，增糧積穀，減輕內地長途調運糧草的困難。在左宗棠的大力支持下，張曜在哈密屯田積糧成效顯著，1876年一年就收穫糧食5160餘石，基本上可以解決該部半年軍糧所需。當時上海“泰來洋行”的德國技師福克，曾在哈密與左宗棠會面，在觀看了部隊軍容軍貌和後勤準備後感慨道：“清軍若與俄國交戰於伊犁，必獲全勝”。

左宗棠在逐漸收復新疆的過程中，屯墾開發活動也逐步恢復和發展起來。他設立善後局和分局，一方面招撫當地流散人員，給予土地耕種，另一方面招募內地人民，並收留清軍老弱士卒，鼓勵地方軍隊中有妻室者解甲歸田，從而使新疆一度中斷的屯墾又逐漸恢復起來。《阿古柏伯克傳》的作者包羅傑説：“中國收復新疆，毫無疑義，是一件近50年中在亞洲發生過的最值得注意的事件，同時這是一個多世紀以前乾隆出兵這個地區以來，一支由中國人領導的中國軍隊所曾取得的最光輝的成就。” 這個成就的取得，是與屯墾戍邊的傳統和實踐分不開的。

“屯墾興則西域興，屯墾廢則西域亂”，歷史充分證實了屯墾戍邊事業在國家統一大局中的地位、作用和使命。1949年新中國成立，我們黨把維護新疆的政治經濟穩定，鞏固國家統一與民族團結作為開發新疆的根本，從這個原則出發，新疆的屯墾戍邊事業翻開了新的一頁。

1950年，新疆軍區發佈命令，“全體軍人，一律參加勞動生產”。1952年2月1日，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發佈命令：“將光榮的祖國建設任務賦予你們。……你們現在可以把戰鬥的武器保存起來，拿起生產建設的武器。當祖國有事需要召喚你們的時候，我將命令你們重新拿起戰鬥的武器，保衞祖國。”1953年5月，新疆軍區根據中央軍委和西北軍區命令，將駐疆人民解放軍二、六軍大部分，五軍（民族軍）大部，二十二兵團全部共10.5萬人，集體就地轉業，組成了舉世無雙的農業生產大軍，擔負起征服荒漠、開發建設新疆、保衞邊疆的歷史重任。

1954年10月7日，根據王震、王恩茂兩位將軍的建議並經毛澤東批准，一個專門從事農業生產建設的兵團組織，一個世界上的特殊建制——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成立了。兵團除原駐疆部隊轉業復員軍人外，又接受了來自山東、河南、四川、廣東、江蘇等地的支邊青年及知識分子，下轄10個農業建設師，一個工程建築師，兩個生產管理處。這是我國自漢、唐以來在邊疆民族地區實施屯墾戍邊政策的繼承與發展，是我國現代屯墾戍邊制度的一個偉大創新。到1966年底，兵團職工總數已達80.86萬人，耕地面積達80.86萬公頃，糧食總產達72.3萬噸。在“文革”的衝擊下，兵團於1975年被撤銷。1981年12月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作出了《關於恢復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決定》。到1999年先後在天山南北建立起14個師（局）、173個農牧團場，5036個工交商建企業和大批的科研、教育、文化、衞生單位，分佈在全疆16個地州市境內，成為一個擁有240萬人口，規劃面積近億畝，耕地面積達1600萬畝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大墾區。

兵團在50多年的發展中，正確處理了“屯墾”和“戍邊”的關係，妥善解決了兵團在新疆發展中的定位問題，使得兵團事業得到了長足發展。如今，新疆每3畝土地中就有1畝是兵團人開墾的，兵團以其佔新疆1/7的人口，生產的糧食佔全疆的1/5、棉花超過1/2，並已成為全國最大的棉花生產基地和新疆最大的油料基地。

50多年來新疆兵團以自身的實際行動，有力地促進了民族團結和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大大增強了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對新疆兵團在開發建設新疆中的作用，1994年中央在給祝賀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成立40週年的賀信中肯定地指出：“在新疆組建生產建設兵團是中央支援地方，內地支援邊疆，民族相互支援，推動新疆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有效形式。”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