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治

所渭民治，主要包括三層含意：一、法律本身來源於人民的權利，是人民共同意志的反映 ^[2]  ；二、國家的一切權力起源於人民的權利，國家立法、行政、司法機關都起源於人民，經人民選舉產生。它們的一切行為都要受法律調整，要接受人民的監督，不得有任何凌駕於法律之上的權力 ^[2]  ；三、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理國家，人民不僅是立法主體，更應當是實施法律的主體。人民羣眾、公民個人不僅是法律的遵守者，更是法律的執行者、監督者。只有在廣大人民羣眾擁有足夠的權力，能夠成為真正的法律執行主體、監督主體時，我們的法治社會才有可能真正建成 ^[2]  。

在傳統文化中，人們對精英無有效的約束手段，故缺乏信任，很容易走向反面，即沉入到對人民無原則的信任中，將人民看成是一切正面價值、正確抉擇的來源。於是，從暴民到暴政，歷史走入循環 ^[1]  。托克維爾在《論美國民主》中，在肯定美國式民主先進性的同時，也提出了這樣的憂慮：競選制度很可能成為選秀節目，政客們變成了戲子，人民不關心誰是對的，而是看誰能左右公眾情緒 ^[1]  。潘恩也意識到類似的問題，他認為“代議制”不可避免，因為民治最大的侷限在於效率太低，要徵求每人的意見，往往錯過解決問題的最佳機遇，所以只適合人口很少的城邦國家，而無法適應現代的民族國家。然而，“代議制”必然會產生一個精英層，這將構成對普通人的壓迫，甚至會站到人民的對立面上去 ^[1]  。但是反過來説，單單依靠民眾，也不一定會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民治。

與政府主導社會管理的情勢相對比，如果放手將部分公共事務交給社會，那就是“民治”，而不是“治民”，民眾處於主動地位，感覺到了在公共事務上的話語權，產生了更強的主動性與參與感。政府也卸下了不少負擔，降低了行政成本，形成了各方多贏的格局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