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精神

湖南人倔強，按湖南話説是“犟”，人們常常以“石頭”、“騾子”、“辣椒”的習性來比喻湖南人的性格。但凡湖南人認準了一個目標，有了一種思想主張，就不會輕易改變；認死理，一條路走到底，遇到困難勇往直前，“雖九死其猶未悔”；勢之順逆，人之譭譽，全不顧及；斷頭流血，粉身碎骨，在所不惜。 ^[1] 

兩宋時期中國出現的一個重要的學術現象，即儒學演變為一個個具有地方特色、歷史傳承的地域學派，這便是所謂的"儒學地域化"。兩漢時期儒學亦很鼎盛，但興盛的契機是漢武帝推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漢代儒學就成為一種自上而下的國家意識形態。根本上來説，漢代儒學是一種統一的儒學。宋代復興儒學的思潮則是一種自下而上的學術文化思潮，它不是通過中央或地方官學，主要是通過地方的書院來開展學術研究與傳播。一批批立志於重振儒家信仰、重建儒家知識體系的新儒家學者集聚於各個地域的不同書院中，潛心著述、授徒講學。於是，一個個具有各自學術傳統、思想特色的地域學派就形成了。在北宋時期，有周敦頤的濂學、張載的關學、二程兄弟的洛學;到了南宋，又有了朱熹的閩學、胡氏父子及張栻的湘學、陸九淵的象山學等等。 理學思潮的興起，標誌着一種更具有綜合性的新儒學的文化形態出現，又由於文化重心南移和儒學地域化，必然使這種以儒家為核心、綜合釋道的文化形態在南方繁衍、發展。最終，

湘學的學術思想總是透露出湘人那種剛勁、務實、敢為人先的實學風格和拼搏精神，而湘人的性格特質，又受到儒家道德精神的修煉，故而能表現出一種人格的魅力和精神的昇華。如曾國藩在自我人格修煉時追求的“血誠”、“明強”，常使我們體味到這種二重文化組合的妙處，"誠"、"明"的理念均來自於儒家典籍和儒生對人格完善的追求;而"血"、"強"的觀念又分明湧動着荊楚蠻民的一腔血性!包括曾國藩組建的湘軍，其成員主要是湖湘之地的山民，曾國藩既看中了他們的質直、剛勁的湘人性格，又要求他們學習儒家道德和文化修養，體現了他對這種二重文化組合的自覺運用。中國文化的這三重重要演進促使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地方學術形態-----湖湘文化的形成和崛起，並在日後大放光彩。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獨特地理環境造就獨特羣體個性，並培育造就了獨特的湖南人精神存在決定意識，不同地域的不同自然地理條件，不同地帶的不同氣温和降水，直接影響到水文、植被和人民生產生活，不同的經濟社會發展狀況和人文環境，又影響人們習俗風情、飲食習慣、性格特徵和行為方式，並形成具有該地域特色的區域文化。

湖南北阻大湖，東南西三面環山，向北敞口呈馬蹄形盆地，洞庭湖接納湘、資、沅、澧四水，吞吐長江。我國地勢的西高東低，使許多大江大河滾滾東流入海，而湖南省南高北低的地勢，卻使“湘江北去”。這種地形地勢，冬春寒潮由北到南，長驅直入影響全省；而南面的暖濕氣流,因五嶺阻擋使湖南難以更多地受益；還造成交通不便，消息閉塞,遂使早期湖南士人思想保守,很不容易接受外界思想的影響。

早期的湖南從遠古起即為多民族交錯聚居之地，戰國時期屬楚，屬於楚文化的範疇，後雖變異，相同之處尚多。由於遠離全國的政治文化中心，被視為南蠻之地。湖南古稱“四塞之國”和“蠻荒之地”，歷史上有不少著名人物被貶謫流放到湖南,被視為屈賈傷心之地和柳劉流之地。楚俗信巫信神。屈原的《九歌》對楚地古祭禮，有很詳細的描述。在祭神時，日子要選最吉利的，迎神要用最高水平的樂隊，巫女要選最美麗聰慧的，衣服要穿最漂亮的，歌舞要豐富多彩的，神靈才會“欣欣兮樂康”。中國有句俗話叫“湘女多情”。由於三湘四水之間盛行開放型的巫儺文化，男女間戀愛自由，社交公開，會情人，唱情歌，説情話，柔情似水，是湖湘大地自古相傳的習俗。

社會發展史把人類進化的過程分為採集時代、漁獵時代、農業時代、工業時代、信息時代等階段。若以糧食為標準，中國的南方以水作農業為主，作物主要是水稻；北方以旱作農業為主，作物主要是粟和小麥。若以供求關係劃分，有自給自足的經濟形態，有以流通為生產目的的市場經濟形態。在農業時代，湖南長期停留在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階段，水稻種植在國內外處於領先水平。

湖南素有“魚米之鄉”的美譽，“湖廣熟，天下足”的諺語可以作證。考古發現表明，湖南是世界稻作文化最早的發源地。迄今為止最早的即12500年前的人工栽培稻，是在永州道縣玉蟾巖發現的，8500年前在洞庭湖澧縣一帶已有大規模的水稻栽種，改寫了“中國稻作是7000年前從印度傳進的”定論。無獨有偶，20世紀70年代起,世界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及其助手,用野生稻與栽培稻遠緣雜交成雜交稻和超級稻，100畝以上的大面積試驗畝產已達830多公斤，小面積試驗達1100多公斤，使湖南在世界第二次稻作革命中處於領先地位。洋務運動時期，是湖南人支持在沿海最早興辦近代工業，但湖南本土興辦工業卻落後40年。在新的產業革命、信息化浪潮和市場經濟巨浪拍打中華大地之際，湖南也沒有較快地跟上時代的節拍。

地理文化學認為：地表不僅直接影響着人類的生產和生活，而且對氣候、交通等因素產生影響，綜合形成區域的文化差異。比如：西北戈壁草原的人多數粗獷豪邁，東南水鄉的人則較柔弱文靜；惡劣的環境條件使人堅強奮進，優裕的環境條件易使人佚樂放浪。俄羅斯一位哲學家説過：“水不僅僅是自然界中的活動因素，而且是歷史的真正動力。是刺激文化的發展，刺激文化從江河系統地區向內海沿岸並從內海到大洋過渡的力量。” 獨特地理環境造就獨特羣體個性，崇山峻嶺之側往往多慷慨悲歌之士，綠水粼粼之濱每每集文人騷客為羣，自然環境對人才的成長有着耳濡目染、潛移默化的影響。人類在不同地區、不同國度所創造的文化或者文明，都與地理環境有密切聯繫。正如黑格爾所説的那樣：“山勢使人離，水勢使人合”，平凡的土地和平原河流，可以把人類束縛在一片廣袤的土地上，使人們對土地產生無限的依戀性，而大海，則可以呼喚人們超越自然的限制，使人們不會只想到依賴土地而生存。

湖南人的性格特徵是什麼？湖南人的精神是什麼？曾經引起過世人的關注，也有過一些評價。著名學者林語堂寫過一篇題為《北方與南方》的文章，評價過“粗獷豪放的北方，温柔和婉的南方”各省之人在性格、體魄、習俗上的區別。“湖南人則以勇武和堅韌聞名,是古代楚國武士後裔中較為使人喜歡的一些人。” 近代著名文化學者錢基博在《湖南近代百年學風》一書中説過：“湖南之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嶺，西接黔蜀，羣苗所萃，蓋四塞之國。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迭嶺，灘河峻激，而舟車不易為交通。頑石赭土，地質剛堅，而民性多流於倔強。以故風氣錮塞，常不為中原文明所沾被。抑亦風氣自創，能別於中原人物以獨立。人傑地靈，大儒迭起，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宏識孤懷，涵今茹古，罔不有獨立自由之思想，有堅強不磨之志節。湛深古學而能自闢蹊徑，不為古學所囿，義有淑羣，行必厲己，以開一代之風氣，蓋地理使之然也。”梁啓超説過：“可以強天下而保中國者，莫湘人若也”。 湖南特有的地域文化，海內外學人稱之為湖湘文化。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什麼？著名作家唐浩明認為：湖湘文化之魂，也就是湘魂，可概括為八個字：心繫天下，敢為人先。湖湘學派學者周興旺概括為以下四個方面：淳樸重義，勇敢尚武，經世致用，自強不息。其實，經世致用，愛國憂民，自強不息，敢為人先，不獨是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就像100米賽跑一樣，參賽的運動員都跑得快，但比亞軍快0.01秒者就是冠軍。湖南人繼承和發揚中華傳統美德，只不過比別人僅僅快0.01秒而己。

湖南人的性格基因是什麼？筆者2004年6月10日在湘中考察古文化時，看到一箇中學校門之上赫然矗立着“血性”兩個鮮紅的大字，這就是“北有行知，南有陶龕”的創辦於1901年的陶龕中學校訓。使人猛然醒悟，湖南人的性格基因找到了。血性是什麼？倡導“血性”的愛國教育家羅車舟重在校訓中是這樣説的：“血性是要‘誠’而‘愚’的”。做人做事一切都以“血性”為準則，“非常本色，非常老實，一是一，二是二，心地光明，行為正大”，“血性是‘為他’而不是‘為己’”。“富於犧牲的精神，見義恐後，見利恐先，能刻苦，肯負責，對公家的事，能盡心竭力去做，他人有急難時，能盡力去救助。”由此可見，血性是一種氣質，一種精神，一種品德，是剛強的浩然正氣，是熱血沸騰、自強不息的奮鬥精神。在離陶龕學校不遠處，有一所創辦於1907年的春元中學，辦學理念首倡“讀活書以致用，窮物理以致知，不尚空談，實事求是。”為什麼湘中是湘軍的發源地，為什麼湖南雄才羣起？未來的湖南能否大有作為？在這塊熱土，人們找到了答案,看到了希望。湖南的地氣是熱的，湖南人的血是熱的,湖南的人氣是旺的,湖南的未來是大有希望的！ ^[2] 

近代以來中西文化三次大融合，湖湘文化一次次吸收新鮮養分，湖南三次出現人才羣起局面

曾經叱吒歐洲、傲視天下的法國皇帝拿破崙（1769—1821）在提到中國時，用十分敬畏的口吻説：“中國，那是一個正在酣睡的巨人，別驚醒他！因他一醒來就會震驚世界！”然而，英國人在戰勝法國人之後，卻忘記了拿破崙的告誡，在鴉片戰爭中用隆隆的叩關炮聲震醒了酣睡的東方巨人。

鴉片戰爭的失敗引起了中國人的第一次大反省，東南沿海地區的海派文化和西方文化，在“海浪”與“湖波”的碰撞交匯之中，使中西文化經歷了三次交匯與融合。先是知器械不足，搞了洋務運動；再是知政治體制不足，搞了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接着是知思想文化不足，搞了新文化運動。

近代以來，“湘省士風，雲興雷奮”，最早辦洋務且成效較大的是湖南人，倡導變法並身體力行的是湖南人，在辛亥革命和新文化運動中衝在最前面的也有一大批湖南人，湖南由“碌碌無所輕重”成為近代史上對中國全局影響至深至巨的地區。陶澍、魏源、賀長齡、賀熙齡、湯鵬、鄧顯鶴等開創近代湖湘文化的先驅，致力於探索拯救社會的道路，大力倡言並進行政治與經濟改革，提出了一系列開言路、廣賢路和整治河政、漕政、鹽政等改革措施。由陶澍、魏源等倡導的經世致用為特徵的近代湖湘學風，已基本成為湖南士人的一種學術傳統和風格。

從戊戌變法，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前後，是湖南人開始進入世界文化網絡的時期，湖南人的足跡遍及日本和歐美各國，對於吸納世界各國文化精華，豐富湖湘文化的內涵，無疑起了重要的作用。20世紀初，湖南人走向世界數量之多、進出之頻繁，不僅為史所罕見。

“五四”運動的洗禮，使閉鎖的洞庭湖閘門開動了，浩浩蕩蕩的中外新思潮湧進了湖南，馬列主義磅礴於湘江兩岸，在如潮水般湧進的中外思想文化面前，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湖南革命先驅作出了富有遠見卓識的抉擇，選定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自己的指導思想，並把新文化運動的工作重點由思想啓蒙轉移到造就一代新人和直接的政治運動。此後，在湖南發展起來的湖湘文化，其作用和影響遠遠超出了湖南的範圍。

在近代出現的三次中西文化融合的過程中，湖南出現了三次人才羣起局面。一是以魏源、曾國藩、左宗棠為代表的洋務運動時期，在全國出現了“無湖南人不成衙門、無湖南人不成軍隊”的局面；二是以譚嗣同、黃興、蔡鍔、宋教仁為代表的戊戌維新和辛亥革命時期，“以守舊聞天下”的湖南成了最有生氣的省份；三是以毛澤東、蔡和森、劉少奇、彭德懷、賀龍為代表的新文化運動和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湖南籍的政治、軍事、文化等方面的傑出人才燦若羣星。

同時還出現以曾國藩為首的湘軍將領、譚嗣同為首的戊戌維新志士、黃興為首的革命先驅到毛澤東為首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等四個人才圈，以每個人才圈首領或領袖的籍貫湘鄉、瀏陽、長沙、湘潭等縣為圓心畫四個圈，四個圓圈相連的縣市內的名人達100多人，佔同期全省歷史名人的一大半。 　“

惟楚有材，於斯為盛。這是嶽麓書院門首的一副對聯。對聯反映了辦學者育才的強烈願望，但鴉片戰爭之前的漫長歲月，直到清代道光咸豐年間，仍然是“湘士殊少知名”。據統計，《中國曆代名人辭典》收錄鴉片戰爭以前的歷史名人3005人，湖南籍僅23人，僅佔0.77%。二十四史載入5783位歷史人物，湖南籍只有55人，僅佔0.95%。但是，從1840年到1919年，活躍在中國歷史舞台的各種知名人物1238人中，湖南籍有116人，佔9.4%，僅次於廣東居全國第二位；在761位歷史名人中，湖南籍的83人，佔10.9%。黃埔軍校出身的330個名將，湖南籍的有81人，佔24.5%。無怪乎著名歷史學家譚其驤稱：“舉世無出其右”。在人才雜誌社出版的《中共黨史人物簡介》一書中列舉的495名黨史人物中，湖南籍有89人，佔18%，其中黨的傑出領導人和創建時期的主要領導人有13人，佔48%；在授銜的中國人民解放軍254名中將以上的將帥中，湖南籍有73人，佔28.74%。這一時期，還湧現了一大批蜚聲中外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文學藝術家。無怪乎1986年7月1日僑居美國華人主編的《北美日報》社論中也認為：“湘籍歷史名人、學者、政治家人數之多，近百年一直居各省之冠。”

應對全球一體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挑戰，湖湘文化必須努力浸潤現代人文精神,湖南人性格基因必須進行新的組合,並培養造就全面發展的一代新人 孫中山先生有一句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當今的世界潮流是什麼？發展趨勢是什麼？從國內環境看，中華民族正處在偉大復興的新起點，至21世紀中葉，中華民族將以更加強勁的英姿屹立於世界各民族之林。 從國際環境和未來發展趨勢看，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世界正在變成名符其實的地球村，不管人類在前進的道路上會遇到什麼險阻和曲折，“人類有朝一日總會共同進入太平盛世，共同進入大同之域”（季羨林語）。 　一些西方學者曾經預言：在全球形式的未來世界中，文明將從西方轉向東方。早在1972年5月和1973年5月，著名的英國史學家湯因比和日本著名社會活動家池田大作進行的《展望二十一世紀》的兩次對話中，湯因比就斷言：中國文化將是二十一世紀人類走向全球一體化、文化多元化的凝聚器和融合器。這是時代的呼喚，這是人類的希望。他甚至預言：“將來統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歐國家，也不是西歐化的國家，而是中國”。其實，世界是豐富多彩的，既是多元的也是和諧的。很難想象用一種模式、一種價值觀來統一，由一個國家來領導。 　 歷史學家希望中國在人類進入大同之域時，應當有所作為，有所貢獻。他們的依據是崛起於東亞大陸的中國文化，是世界上碩果僅存的“連續性文化”，中國文化的“天人合一”、“以和為貴”、“和而不同”的傳統，能夠發揮融合器的作用，“中國的統一政府在以前的兩千二百年間，除了短暫的空白時期外，一直是在政治上把幾億民眾統一為一個整體的”（湯因比）。未來中國文化的發展，一方面要堅持和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本精神，另一方面要大膽吸收世界各民族優秀文化為我所用。天人合一、中庸協和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本精神，天人和諧、人際和諧、身心和諧是其三大內涵。英國人的紳士風度，法國人的熱情浪漫，德國人的嚴謹高效，美國人的豁達開放，日本人的善採異邦，俄國人的沉毅豪放,......都有可之處。把中國人的勤謹中庸與西方人的張揚開放相結合，力求剛柔相濟，動靜相宜，就能熔鑄良好的性格。 湖湘文化，作為湖南這塊土地上產生、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區域性文化，從南宋開始，在各省區中就躍居先進行列，特別是近代以來，湖湘文化更富生氣和生機，在造就湖南人才的過程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湖湘文化繼承和發揚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些優良傳統，如講入世，任人力，重躬行，通變化等等。也不斷從外來文化中吸收了新的營養，克服了封建時代士人或重實行而黜玄想，或耽於性理而忽視事功的兩種傾向。 以經世致用為特徵的湖湘學風，十分注重引導人們走向實政、實用、實行的經邦濟世之路,貴實踐而恥空談，主張通家國天下治安之計，通經學古而致諸用，以天下為己任，研究有用之學和社會實際問題，而不是隻寄情于山水、埋頭於經史、着筆於風花雪月，做到把研習經史和通曉時務結合起來。出為良臣，處為良士，經邦濟世，治軍治國。

多元文化兼容幷蓄、和諧相處，是湖南文化環境的一大特色。南嶽大廟之中，道教與佛教在一個廟內和諧相處；在嶽麓山，山下有儒家的千年學府嶽麓書院，山中有佛教的麓山寺，山頂有道教的雲麓宮，均能在一山和平共處。在文化與人的關係上，近代湖南先哲主張，“閤中西兩洋文化一爐而冶之”，為“改造中國與世界”造就“新民”。 湖湘文化和湖南人的精神，畢竟是脱胎於傳統的農耕文明，有着與生俱來的侷限性，也有自己的弱點和不足之處。如合羣性缺乏，封閉守舊觀念和小農經濟思想較濃等弱點，以及忽視生產流通領域的傾向，仍存在着消極影響，這是需要加以克服的。發展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時代，對經商的人來説，沒有談不攏的生意，只有談不攏的利益。談生意需要妥協，需要退讓，直而不彎，進而不退，生意就很難做成。在發展市場經濟的今天，不善經商和經營的湖南人面臨着嚴峻的挑戰。做生意與搞革命是不一樣的，不能太剛、太強、太硬，需要柔，需要剛柔相濟。

在造就一代新人的問題上，陳天華、宋教仁、禹之謨等人，在20世紀初就開始研究人的個性和全面發展問題，只是由於他們較早地犧性了，這一全新的文化觀念沒有變成現實，後來卻由楊昌濟、毛澤東等人變成了現實。主張“閤中西兩洋文化一爐而治之”的楊昌濟，為實現“欲栽大木柱長天”的崇高理想，他“以直接感化表揚為己任”，毛澤東、蔡和森等一批擎天大柱均出於他的門下。 促進人自身的全面發展是社會的本質要求。馬克思曾經強調，新社會是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的社會，“在那裏，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人的發展，就是指每個人在體能、知識、智力、技能、潛能和心理能力等方面的綜合發展，其實質是人的智慧潛能的開發。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首次提出：“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 　21世紀是知識經濟的世紀，是人才的世紀。世界發達國家都在實現從重物質、重資本到重人才的轉型，並已實現了從依賴物質資源到依賴人才資源的戰略轉變。

當今，人類文明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世界性的文化開放與匯流，使培養熔鑄世界文明精華於一爐，具有較高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的一代新人成為可能，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預見的“能夠全面發揮他們各方面的才能”的“全新的人”將會在地球上出現。中國的未來需要大家巨匠，只有兼收幷蓄，貫通今古，融合中西，才能培養造就新一代的大家巨匠。

湖湘文化在新的時期需要不斷髮展和完善，湖南人的性格需要改造，需要再一次“辨同異、閤中西”，需要在三湘大地再造“新民”。除“閤中西兩洋文化一爐而冶之”外，還應當注意發揮遠緣雜交優勢，不同地域不同膚色的人種聯姻，對培育更加強壯的後代具有重要影響。黃皮膚、黑頭髮、黑眼睛的炎黃子孫，號稱為“龍”的傳人。

湖湘精神可用常用四首名篇淋漓盡致的概括

一.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汨羅江畔的老翁，那縱身一躍，留下的是一代愛國志士的不屈靈魂。“路漫漫其修遠兮”，鼓勵着無數湖湘兒女，奮勇向前！

岳陽樓上，俯瞰八百里洞庭，何等胸襟。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彰顯的是湖南人胸懷天下，憂國憂民，敢為天下先的博大胸懷

三.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

橘子洲畔，誰人指點江山？看這蒼茫大地，是誰人主宰！淋漓盡致的彰顯出湖湘人的英武豪邁的霸氣

四.惟楚有材於斯為盛

天下之才何等多，偏偏我楚地湖南於斯為甚。誰道湖南人一介莽夫。無論是曾國藩，還是左宗棠，毛澤東，無不帶有一絲儒雅之氣。這便是湖湘兒女，能文能武。文人揮筆豪傑氣，武將弄槍儒雅風.

“楚雖三户能亡秦”、“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天下不可一日無湖南”，這些都是歷史留下的對湘人的高度評價，把它匯成一句話，那就是湖南人能成大事。 湖南人的性格與吃辣椒分不開，湖南人的傑出代表毛澤東説過，“不吃辣椒不革命”，長沙火車站大樓有一個火炬雕塑，可湖南人都説，那是一隻紅豔豔、火辣辣的“朝天椒”。 歷史上湖南開發較晚，清中葉以前，湘人出頭者屈指可數，但自咸豐、同治以來，曾國藩、左宗棠以後，湖南經邦濟國之才、文采風流之士代出不窮。湖南人剛烈果 決，敢任大事，以天下興亡為己任。有人説，半部中國近代史和半部中國現代史都是湖南人用鮮血和生命寫就的，此話一點也不過分。關於湖南有兩句話，第一句是“惟楚有才”，第二句是“無湘不成軍”，可見其文武兼備。湖南文人眾多，但湖南文人有一股湘民固執的“蠻”勁，常以“文明其精 神，野蠻氣體魄”自勉。湖南人有經世濟用的時務思想，重事功，文人似乎喜從軍，“寧為百夫長，勝做一書生”；湖南軍人驍勇善戰，湘軍名聲顯赫，但卻不是鹵莽之輩，從曾國藩、左宗棠到毛澤東，湘將大多雄才大略，有儒雅之氣。千年學府嶽麓書院彙集了湖湘文化的精髓，湖南許多名垂史冊的曠世之才如曾國藩、黃興、 譚嗣同、唐才常等輩都出自嶽麓書院 ，一篇《岳陽樓記》激勵了一代又一代湖湘學子。“

“ 吃的苦 霸得蠻 耐得煩，不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