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學派

湖湘學派起於北宋湖南道州人周敦頤，其以宋明理學開創者，而學義勵於湖湘。規模形成於南宋 ，當時著名學者胡安國與兒子胡寅、胡宏等，因不滿南宋朝廷的黑暗政治和投降政策，由福建遷往湖南衡山附近定居，潛心研究理學並授徒講學，創建碧泉書院、文定書堂，積極從事傳播理學的工作，開創了湖湘學派。

發展孔子理論

北宋湖南道州人周敦頤，創立了理學基礎，大大發展了孔子的理論。他的理論成為湖湘文化的的思想起源。但他生前影響不大，未能形成獨立的學派。

南宋文學家、理學家、大學士胡安國及其子胡宏，於南宋建炎年間來到潭州湘潭創立碧泉書院，並在衡山山麓辦文定書院，吸引了眾多湖南才子來求學，如胡寅、胡憲、譚知禮和黎明等。他們創立了湖湘學派。後來朱熹和張栻在長沙嶽麓書院、城南書院主持講學，使湖湘學派更加成熟。

胡安國在南嶽紫雲峯下完成了他的名著《春秋傳》 ，這是宋代理學家以義理之學研究《春秋》的代表作品。它與朱熹的《四書集註》並重，成為科舉取士官方規定的必讀科書。其子胡宏也在衡山完成了他的代表作《知言》 ，被譽為“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蓍龜”。知名度不在張載的《正蒙》之下。胡安國的《春秋傳》專講“華夷之辨”，而胡宏的《知言》則闡明“性”為宇宙本體的思想。南宋乾道、淳熙年間，是湖湘學派最為鼎盛的時期。

這一時期湖湘學派的代表人物是張栻。張栻與當時朱熹、呂祖謙齊名，並稱“東南三賢”。張栻曾師從胡宏於文定書堂，因學識超羣，被胡宏贊為“聖門有人，吾道幸矣”。他學成後歸長沙，先後主講嶽麓、城南兩書院。在胡宏病逝後，成為湖湘學派的領袖人物。他不僅繼承了胡宏之學，而且還吸收周敦頤、二程、張載等前輩學者的學術思想，並與同時的朱熹、呂祖謙、陳傅良、陸子壽等學者進行學術交流，擴大了湖湘學派在全國的影響。一時間，大批遊學的士子前來湖南研習理學問難論辯，有的還“以不得卒業於湖湘為恨”，當時的長沙成為全國聞名的理學基地。

宋淳熙七年（1180），張栻去世後，湖湘學派出現了分化，大部分學者轉投其他名師，如張栻弟子胡大時改從陳傅良、朱熹問學，後來又師事陸九淵；蔣元夫也求學於陸九淵。因此，湖湘學派作為獨立的地域性學派已不復存在。後來雖有明代學使陳鳳梧作《湖南道學淵源錄》 ，表彰湖南學者，但也只是流風餘韻，其影響在元、明兩代並不顯著。

明末清初，王夫之潛心學問，而為“清初三大儒”。又至清代，康熙《嶽麓書院志》專闢“湖南道統”一節，為胡安國、胡宏、張栻及其他湖南學者列傳。乾隆時，乾隆皇帝又為長沙嶽麓書院親書“道南正脈”匾額，以表彰湖南學者傳播理學之功。特別是在晚清，湖湘學者更為人才濟濟，名家輩出。如鄧顯鶴、唐鑑、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郭嵩燾、羅澤南等人都認為“苟通義理之學，而經濟該乎其中”，是晚清著名理學經世派的代表。又如魏源、陶澍、賀長齡、賀熙齡等人雖然潛心於學術，通貫經史，但他們“以經術為治術”，主張經世致用。他們的這些思想特性，都繼承了湖湘學派的思想傳統和作風。

後世湖湘文化的影響深遠，孕育了湖南在近代現代史上一大片人才。從魏源、曾國藩、左宗棠等洋務運動發起者，到譚嗣同、陳天華、黃興、宋教仁等變革人士；再到毛澤東、劉少奇、彭德懷、任弼時等開國元勳。同時齊白石、沈從文、周立波、田漢等人，也為文化的發展作出重大貢獻。

嶽麓書院 湖湘學派 講習地

湖湘學派的政治思想和學術思想各具特色，曾對後世產生過十分深遠的影響。

湖湘學者具有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想。湖湘學者堅決主張抗金，收復中原。如當時擔任中書舍人的胡安國就建議朝廷“當必志於收復中原，祗奉陵寢；必志於掃平仇敵，迎復兩宮”，胡宏寧可隱居衡山過清貧的生活，也不願與主張妥協投降的秦檜往來，拒不接受秦檜的召用。張栻更以力主抗金聞名於世，並把抗金復仇作為治國大綱。他：“自古為國，必有大綱，復仇之義，今日之大綱也”（《南軒集·戊午讜議》）。

朱熹稱他為“慷然以奮發仇虜，收復神州為己任”。在張栻的影響下，湖湘弟子們不僅主張抗金，不少人投筆從戎，親赴抗金戰場，成為優秀的抗金將領。有鑑於民族矛盾的異常尖鋭，湖湘學者提出“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的重民主張。胡宏説：“養民惟恐不足，此世之所以治安也，取民惟恐不足，此世之所以敗亡也”。（《知言》卷三）他主張“治道以恤民為本”（《五峯集·與劉信叔書》）張栻認為：“欲復中原之地，先有以得中原之心，欲得中原之心，先有以得吾民之心。”

張栻及其弟子還把這種重民思想體現在他們的政事活動中，他們注意問民疾苦，訪求利病，改革地方弊政，減輕人民負擔。為了要從根本上解決社會弊端，他們主張變法改革，從政治、經濟、軍事和社會風俗等方面提出了鋤奸惡、清仕途、用賢才、明賞罰、均田地、整師旅、罷監師、易風俗等一系列革新主張。

以性為本體的理學思想和重踐履的經世務實學風是湖湘學派的主要特徵。論“性”説“道”，是湖湘學者討論的中心議題。胡宏在《知言》中將性分為“天地由此而立”的本體之性和具體的人性物性。他認為“大哉性乎，萬理具焉，天地由此而立矣。”（《知言》卷四）“非性無物，非氣無形，性其氣之本乎！”（《知言》卷三）他還認為具體之性和本體之性雖有區別，但二者仍然有着不可分割的聯繫，所以他得出“觀萬物之流形，其性則異；察萬物之本性，其源則一”（《知言》卷二）的結論。他在論證心和性的關係時，指出“未發只可言信，已發乃可言以”（《五峯集·與僧吉甫書》），這表明作為本體的性是通過人的“已發”之心才能得到真正的體現。

張栻繼承了胡宏“性為未發，心為已發”的思想，他説：“心也者，貫萬事、統萬理而為萬物之主宰者也。”（《南軒集》）心“能統萬理”並主宰萬物，這就是湖湘學派以性為本體的理學思想的特色。湖湘學派還提倡重踐履、重經世的務實學風。胡安國向以“強學習行，以聖人為標的，志於康濟時艱”（《安史》本傳）著稱。胡宏也是以力行訓導學生。張栻更以“今人之不踐履，直是未嘗真知”而強調躬行踐履的重要性。湖湘學者重視務實學風。胡宏反對學者多尋空言，不究詳實而高談性命，張栻為學注重經世，教育學生在日用酬酢處用功，他的弟子也由此走向經世致用的道路。 ^[1] 

就當時理學各支系理論來説，湘學之“性本論”主要以體現人本精神而見長，所以在傳道育人方面，胡宏與張栻的“性”之對於“人性”的解釋更接近於現代人的理解。胡宏認為人性本取“中”，這比傳統儒學理論以善惡言人之本性、劃聖、凡等級更加理性，他認為人之好壞決於後天修為，從而肯定了人性之先天平等觀。所以湖湘學派在傳播過程中特別強調“知”與“行”的協調統一，“知”即知識，行則為踐履，胡宏在其《知言·好惡》一文中雲：“人雖備天道，必學然後知，習然後能，能然後用，用無不利。”提倡“體用合一”，從而形成了把性理哲學與經世之學相結合的湖湘學風。

尤其值得稱道的是湘學對於“天理”與“人慾”關係的詮釋，胡宏、張栻極力反對程朱理學之“天理存則人慾亡，人慾勝則天理滅”理論，認為天理與人慾都為人之本性所有，二者同體，別於心“用”。説“人目於五色，耳於五聲，口於五味，性本然，非外來也。”“小人好惡以已”為人慾，“君子好惡以道”即天理，關鍵在於人的價值觀念取向。“天理”“人慾”同體，互為制約，這也與其“人性本中”的命題是相一致的。更多地從“人性”的角度來詮釋“人慾”，這於解釋當今社會之腐敗現象也是説得過去的，且更體現其人本主義觀點。這在當時，對提高人們的社會認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1] 

一般認為，人類文明經由了三個階段，即農業文明、工業文明（資本主義文明）與現代文明。在中國，農業文明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直至清末的洋務運動才開中國工業文明之先。

洋務運動是指以清慈禧太后為首的洋務派以開放經濟、引進西方先進工業製造技術及管理理念為手段而開展的革新政治、救國救亡運動，其中，洋務派中不乏大批湘籍士人，而主要干將即來自湖南湘潭的晚清重臣、理學家曾國藩。應該説，曾國藩由於在平定太平天國，挽救清王朝岌岌可危的政局方面不可磨滅的功勞，慈禧晚年對他特別倚重，其政見多來源於曾，而洋務運動正是曾國藩政治生涯中的一個亮點所在。

洋務運動之對於中國社會、歷史的貢獻並不在於洋務之本身，而更多地體現於它使長期處於古老的農業文明古國實現了向工業文明國家行列的跨越，從這個意義上説，它比新中國七十年代末的改革開放運動並不遜色。湖湘士人作為洋務運動的主力軍，當然功不可沒。

值得一提的是，這些湖湘仕子都是在湖湘文化的培養下成長起來的，而湖湘文化之精髓與內核來自湖湘學派。晚清經學家皮錫瑞説：“湖南人物，罕見史傳，三國時如蔣琬者，只一、二人。”南宋以後，如“元歐陽原勁，明劉三吾，劉大夏、李東陽、楊嗣宗諸人，駸駸始盛。”可見湘學之與湖南人物的關係，正是這些人物，於中國歷史的發展過程中留下了永標史冊的湖南印記。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説，湖湘學派推動了中國社會、歷史的發展，成就了中國幾千年的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工業文明向現代文明的轉變。

總之，湖湘學派思想作為一種哲學理論體系，由於它的宇宙觀是建立在唯心的“性本論”基礎之上，時至今日，當然有很多東西是不足效法的，但我們也不能就此而抹殺它對中國歷史發展的貢獻。實際上，湖湘學也有很多思想是我們現在仍可以借鑑甚至於適用的，包括它的治學理念與經世思想等。比方説，現在中央一直在抓反腐倡廉，腐敗問題長期以來久禁不止，而在湘學中，它卻以“天理”與“人慾”關係對這種現象作了很好的解釋。如果我們於現在的教育中雜以這種辯證關係的宣傳，腐敗問題是不是會有所扼制呢？

作為一種學術流派，我們既要看到湘學在當時社會革新中進步的一面，同時也要看到它於當今社會發展中消極的影響。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