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理與人慾

先秦時，孔子、孟子倡導“君子謀道不謀食”，“捨生而取義”，認為聲色富貴等慾望，應以道得之，否則，便不應接受。荀子認為，欲是人的本性，不能講去欲寡慾以為禮，“養人之慾，給人之求”，應當有限度地滿足人的情慾。道家老子、莊子倡導“無慾”。

兩漢時，董仲舒闡發孔孟思想，主張“正其道不謀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強調道和理，輕視功利和物慾。王充則以為人民的物慾得到滿足之後，才知道禮節和榮辱。魏晉時，王弼繼承老子的無慾，提倡無所欲求，“寡私慾以棄巧利”，反對物質慾望。裴瑕把滿足物質慾望當作“保生”的條件，反對無慾。

《禮記·樂記》明確把天理與人慾作為一對倫理道德範疇提出，説“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慾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偽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把“滅天理、窮人慾”作為悖逆之心和淫泆之事的根源。宋明理學家融合儒家的理欲觀，強調“明天理，滅人慾”。程頤説：“不是天理，便是私慾”，“無人慾即皆天理”。以封建社會的倫理為天理，認為天理人慾不兩立。有人問他，有孤苦的寡婦，家貧無所依靠，可否再嫁？他回答説：“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寧肯餓死，不能違背“天理”。朱熹發展了程頤的思想，認為天理人慾，不容並立，兩者是對立的。“天理”存則“人慾”亡，“人慾”勝則“天理”滅，“天理”勝一分，“人慾”減一分，直至“革盡人欲，復盡天理”。但又認為，“人慾”不全是不好，在一定限度內是合理的，“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慾也。”以日常飲食之慾為天理，求美味為人慾，要求以理節慾。王守仁在哲學上雖與程朱有異，但主張存天理，滅人慾則同。要求人們“靜時念念去人慾存天理，動時念念去人慾存天理”。認為去盡人欲，純是天理，便是聖人。李贄反對把天理與人慾對立起來，主張“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認為無“人慾”亦無所謂“天理”，“除卻穿衣吃飯，無倫物矣”。

王夫之認為“天理”寓於“人慾”之中。“禮雖純為天理之節文，而必寓於人慾以見”。強調天理不能脱離人慾。但他並沒有完全擺脱程朱的影響，以人慾的大公為天理的至正，把人們共同的慾望作為天理。這是抽象人性論。戴震比較系統地論述了理欲問題，提出“理存於欲”的學説:以為“凡事為皆有於欲，無慾則無為矣”；“無慾無為，又焉有理”。他還尖鋭指出理欲之辯“適成忍而殘殺之具”。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