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

湖湘文化是一種地域性的文化。南下的中原文化，在文化重心南移的大背景下，湖南成為以儒學文化為正統的省區，被學者稱為"瀟湘洙泗"、"荊蠻鄒魯"；唐宋以前的本土文化，包括荊楚文化。這兩個淵源分別影響着湖湘文化的兩個層面。在思想學術層面，中原的儒學是湖湘文化的來源，嶽麓書院講堂所懸的“道南正脈”匾額，顯示着湖湘文化所代表的儒學正統。

從社會心理層面，如湖湘的民風民俗，心理特徵等，則主要源於本土文化傳統。這兩種特色鮮明的文化得以重新組合，導致一種獨特的區域文化形成。所以，探討研究湘學者，能發現湖湘文化中的儒學正統特色，無論是周敦頤、張南軒，還是王船山、曾國藩，他們的學術思想、學術追求，都是以正統的孔孟之道為目標；而考察湘人者，則更會感覺到荊楚山民剛烈、倔勁的個性。當然這兩種文化組合是相互滲透的：湘人的性格特質，又受到儒家道德精神的修煉，故而能表現出一種人格的魅力和精神的昇華。

如曾國藩在自我人格修煉時追求的“血誠”、“明強”，常使我們體味到這種二重文化組合的妙處，"誠"、"明"的理念均來自於儒家典籍和儒生對人格完善的追求；而"血"、"強"的觀念又分明湧動着荊楚蠻民的一腔血性！包括曾國藩組建的湘軍，其成員主要是湖湘之地的山民，曾國藩既看中了他們的質直、剛勁的湘人性格，又要求他們學習儒家道德和文化修養，體現了他對這種二重文化組合的自覺運用。

這裏是不為中原人文所沾被"的荊蠻之地。"四塞之地"上如何會形成以中原文化為主要源泉的湖湘文化呢？

繼先秦、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道學之後，兩宋時期興起了理學文化思潮。作為一種新興的文化思潮，理學的主要特點在於對傳統思想文化的綜合。它以復興儒學為旗幟，要求重新解釋儒學經典，力圖使儒家文化在新的歷史時期得以振興。另一方面，它又大量汲收、綜合了佛、道兩家的宇宙哲學和思辯方法，將其補充到儒家學説中去，將儒學發展為一種具有高深哲理的思想體系。由於理學能夠振興儒學，發展儒學，適應了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需要，故很快成為了一種站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直至延續到晚清時期。

宋代出現了儒學地域化。"罷黜百家"，潛心著述、授徒講學。於是，一個個具有各自學術傳統、思想特色的地域學派就形成了。在北宋時期，有理學鼻祖周敦頤的濂學、張載的關學、二程兄弟的洛學；到了南宋，則有朱熹的閩學，後朱熹在嶽麓書院講學，史有著名的“朱張會講”，使發端於湖湘的理學在湖南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 ^[2] 

根據湖南考古發掘和先秦文獻中許多史實記載的驚人暗合，人們對湖湘文化的歷史長河產生了再認識：湖湘文化不僅源自千年，而且緣於炎黃文化和前炎帝神農文化。儘管炎帝與遠古湖湘文明的淵源難以考證，在近代中國文化史上湖南卻一直是最可信的神農故地，具有最濃厚的炎帝文化氛圍。

早在公元976年宋太祖就“立廟陵前”，1371年明洪武帝又“考君陵墓在此”，到清乾隆年間祭道旁刻下“邑有聖陵”的石刻，而1993年國家主席江澤民又親筆題寫了“炎帝陵”，至此，湖南炎陵縣鹿原陂作為始祖長眠之地(“茶鄉之尾”)的歷史地位就更趨穩定。從史記等資料記載可以看出，舜帝傳説很可能源自湖湘一帶，史記記載舜帝“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嶷”，《山海經》記載了“湘水出，舜葬東南陬”。

屈原在流放楚國，留下不少千古絕唱，《離騷》，《九歌》，《湘夫人》，這些很可能源自湖湘地域的民間傳説，尤其是《湘夫人》，可以肯定是源自當時“二妃尋夫”的傳説。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到洞庭湖望祭，到718年唐玄宗委派張九齡遣祭，再到2004年世界舜裔宗親聯誼會在九嶷山拜祭，2006年公祭舜帝大典在寧遠縣九嶷山舉行，悠久的祭舜歷史和繁多的舜陵祭文似乎已將“根在九嶷”的傳説化作了無可爭辯的史實。

我國考古學界認定，距今一萬至五千年前是我國新石器時代的早、中期，即傳説中的神農時代；距今五六千年前是新石器時代晚期向青銅器過渡的時期，即傳説中的黃帝時代。炎、黃二帝既是氏族首領，又是氏族和部落的稱號，分別代表着兩個時代，即炎帝時代和黃帝時代。此前的湖南，還擁有數十萬年舊石器文化的歷史。

湖南氣候温濕，其南部的江永一帶是原始野生稻產地。毗鄰江永的道縣玉蟾洞遺址發現超乎一萬年的陶器和三粒完整的稻穀，其中稍早的為野生稻，略晚的為栽培稻，還保留有野生稻、秈稻和粳稻的綜合特徵，是迄今世界上發現最早的栽培稻標本。這説明，道縣先民在自然界不能滿足人們食用需要的野生稻面前，通過栽培，改造野生稻，率先為人類燃起了開拓稻作文化的希望。

舊石器晚期的長江中游，已經成為兩岸文化同源的紐帶。渡過湖北江陵一帶，便是湖南洞庭區土質鬆軟的澧陽沖積平原，具有發展規模稻作文化的自然條件，從舊石器晚期始，先民們陸續進入這個平原。八九千年前的澧縣彭頭山就有文字發明前的表意符號、表意繪畫和圖騰。

八千年左右的澧縣八十當遺址，發現稻穀和大米兩萬多粒，是全世界史前稻作穀物發現最多的地方；還有木耒、木鏟和骨鏟等農具以及木杵等加工工具，與《周易·繫辭》“神農氏作，?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的傳説記載完全暗合，和戰國中期《屍子》説“神農氏七十世有天下”以及《續三皇本紀》載炎帝稱帝“五百三十年”的時間之和也大體相當。由此可見，神農氏族從陝甘遷入澧陽，創造的優勢不斷增強，形成了定居農業的基本經濟形態，將稻作文化發展到了規模農業階段。製陶工藝亦相當嫺熟，以多種形式的釜和白陶，彩陶最具特色，其輻射光芒波及沅、湘和鄂西等周鄰。湖湘文化從此更不斷創新。

6500年前，澧縣城頭山古城和稻田的被髮掘，證實了神農氏“日中為市”的傳説記載。澧縣八十?遺址發現一些台基式建築，其中一座房基的中間主體部分高出地面約40釐米，四角向外伸出呈犄角狀，平面呈海星狀。這種禮儀中心遺址提示人們：澧縣八十?原是神農時代的中心所在。第一代神農當是從這裏出發南巡為民治病，因誤嘗斷腸草而崩葬於長沙茶鄉之尾。神農氏族因締造農耕文明而被擁戴為中心氏族，其子孫也就受延攬而衍於四方。最後一代炎帝榆罔部落因敗於阪泉之戰，葉落歸根於其先祖的寢陵附近。這樣，整個神農時代的湖湘文化因在神農中心氏族的心臟地區發展起來，也就浸透了神農氏族文化的精神。

隨着時間的推移，黃帝氏族從黃河流域興起，與炎帝氏族逐漸融合發展，形成炎黃聯盟，成為古代中國最強盛的部落羣。炎帝神農氏是這個聯盟的奠基者，爾後黃帝取而代之，統一中原，拓展四方，炎黃集團從此進入國家產生前夜的酋邦時代。黃帝成為首任酋長，繼續高舉炎黃聯盟大旗，將炎帝開創的原始文明推向新的歷史階段，從而奠定了一個世界上民族和人口最多，垂數千年穩定統一的文明古國的鞏固基礎。湖湘文化也就隨之融合發展成了炎黃文化。

《周易·繫辭》將炎黃文化的基本精神高度概括為“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以喻兼有天和大地的品格。這個概括不僅體現為先賢的哲學理念，更主要的是體現在炎黃文化傳統中持續作用着的基本精神，這就是勇於征服洪荒的艱苦創業精神，勤於科技發明的開拓創新精神，樂於為民造福的犧牲奉獻精神，包容互補的民族大團結精神。

在率先發明栽培稻的湖南先民文化傳統中，還藴含着一種慣於發揚主觀能動性，敢為天下先的性格特徵。這些性格和精神，一脈傳承迄今，成為湖湘文化的價值取向和思維方式的基礎，形成了國家民族利益高於個人利益的集體主義價值觀、突出的愛國主義傳統指向以及個人對國家盛衰、民族興亡的強烈責任感和使命感。這種價值取向也造成了湖湘文化的思維方式，即博採內外眾家、廣為交融、優化思維主體的開放方式。

上述三個層面更共同鍛造了從周敦頤、胡宏到王船山的哲學思想，及其崇實、主動、重行、通變、求真、達用的哲學方向。以王船山為代表的17世紀早期啓蒙思想，直到清末才被推上歷史前台，成為近代中國救亡運動的重要思想資源。

湘文化是一種地域性的文化。

南下的中原文化，在文化重心南移的大背景下，湖南成為以儒學文化為正統的省區，被學者稱為"瀟湘洙泗"、"荊蠻鄒魯";唐宋以前的本土文化，包括荊楚文化。這兩個淵源分別影響着湖湘文化的兩個層面。在思想學術層面，中原的儒學是湖湘文化的來源，嶽麓書院講堂所懸的“道南正脈”匾額，顯示着湖湘文化所代表的儒學正統。從社會心理層面，如湖湘的民風民俗，心理特徵等，則主要源於本土文化傳統。這兩種特色鮮明的文化得以重新組合，導致一種獨特的區域文化形成。所以，探討研究湘學者，能發現湖湘文化中的儒學正統特色，無論是周敦頤、張南軒，還是王船山、曾國藩，他們的學術思想、學術追求，都是以正統的孔孟之道為目標;而考察湘人者，則更會感覺到荊楚山民剛烈、倔勁的個性。

當然這兩種文化組合是相互滲透的：湘學的學術思想總是透露出湘人那種剛勁、務實、敢為人先的實學風格和拼搏精神，而湘人的性格特質，又受到儒家道德精神的修煉，故而能表現出一種人格的魅力和精神的昇華。如曾國藩在自我人格修煉時追求的“血誠”、“明強”，常使我們體味到這種二重文化組合的妙處，"誠"、"明"的理念均來自於儒家典籍和儒生對人格完善的追求;而"血"、"強"的觀念又分明湧動着荊楚蠻民的一腔血性!包括曾國藩組建的湘軍，其成員主要是湖湘之地的山民，曾國藩既看中了他們的質直、剛勁的湘人性格，又要求他們學習儒家道德和文化修養，體現了他對這種二重文化組合的自覺運用。三重演進與湖湘文化的因緣。湖湘文化形成於兩宋以後。歷史上，湖南“北阻大江，南薄五嶺，西接黔蜀，羣苗所萃”，是一塊"不為中原人文所沾被"的荊蠻之地。那麼，在這塊"四塞之地"上如何會形成以中原文化為主要源泉的湖湘文化呢?

湖湘哲學思想：湖湘哲學思想，以宋代胡安國為開創者，歷胡宏、張拭、王船山、曾國藩、譚嗣同、楊昌濟，以至毛澤東，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以理學的道德精神與經世致用的實事實功相結合，這種學術文化的特色一直延續到近代……近代史上湖南人才輩出，雖然他們的政治立場可能很不相同，但其講理想、重經世的學術文化風格卻是—致的。”

湖湘文學藝術：稟承着屈原憂國憂民的文學傳統和胡安國“經世致用”的哲學傳統，湖湘文學藝術具有“文道合一”的明顯特點。以曾國藩為首的“湘鄉文派”，就是此一特色的代表。這一特點，在毛澤東身上也鮮明地反映出來。

湖湘史學：經世致用的哲學思想，也在湖湘史學中反映出來。湖湘史學具有以下明顯特點：一、經史並重。以經義作為批判歷史的最高依據，述史是為了闡發經書義藴，闡發經書內藴是為了維護歷史傳統。二、説古是為了道今，批判以往是為了針砭時弊。研究歷史並不是為學術而學術，而是檢討興亡教訓，尋求國家中興和救亡圖存的歷史借鑑。“這種為經世致用而重視史學的精神，為當前政治服務而重視史學的傳統，影響了湖湘史學的發展方向。”

湖湘教育：湖湘教育大興於宋代，歷時千年而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傳統：重視學思並重與知行統一，重視獨立思考與理性批判。嶽麓書院就是此一傳統的見證與代表。

湖湘宗教：湖湘文化對宗教採取了“兼容幷蓄”的態度，南嶽大廟中的佛道儒共處就是典型事例。對於後者，湖湘文化採取堅決的批判態度。湖湘學者從宋代的湖湘學派開始，都主張“入世”，堅持“實學”，強調“學以致用”，所以都從社會學與認識論的角度對宗教進行過批判。特別是對於基督教的陰謀活動，抵制尤力。湖南是我國近代“教案”最多的地區。抵制洋教成了全地區的一致活動。

湖湘民俗民風：湖湘是我國民族最多的地域之一。在漫長的歲月裏，各個民族由於歷史沿革、居住地域、生產方式和宗教信仰等的不同，孕育了豐富多彩的傳統習俗和民族風情，又互相滲透，彼此影響，匯合而成一種個性鮮明獨具—格的湖湘民俗文化。

湖湘科學技術：由於對實踐與實用的重視，湖湘科學技術素稱發達。早在商周，青銅冶煉已具相當規模。近代的銻都，更為全國冶煉之冠。馬王堆出土文物之精美，令人歎為觀止。它們從各個不同的角度，將湖湘文化獨特的科學品格盡現無遺。

湖湘文化精神：“經世致用”、“實事求是”、“百折不撓”、“兼收幷蓄”、“敢為人先”。

兩宋之時，中國文化發生了三項重大演進，這三重演進對湖湘文化的興起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到兩宋之時，南方的經濟、文化十分發達，已經超過了北方。尤其是到了靖康之亂以後的南宋，有名的文人均在南方從事文化教育活動，浙江、江西、湖南、福建等省成為文化最發達的地方，產生了許多著名的學派、建立了許多著名的書院。

兩漢時期儒學亦很鼎盛，但興盛的契機是漢武帝推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漢代儒學就成為一種自上而下的國家意識形態。根本上來説，漢代儒學是一種統一的儒學。宋代復興儒學的思潮則是一種自下而上的學術文化思潮，它不是通過中央或地方官學，主要是通過地方的書院來開展學術研究與傳播。一批批立志於重振儒家信仰、重建儒家知識體系的新儒家學者集聚於各個地域的不同書院中，潛心著述、授徒講學。於是，一個個具有各自學術傳統、思想特色的地域學派就形成了。在北宋時期，有周敦頤的濂學、張載的關學、二程兄弟的洛學;到了南宋，又有了朱熹的閩學、胡氏父子及張栻的湘學、陸九淵的象山學等等。

理學思潮的興起，標誌着一種更具有綜合性的新儒學的文化形態出現，又由於文化重心南移和儒學地域化，必然使這種以儒家為核心、綜合釋道的文化形態在南方繁衍、發展。最終，中國文化的這三重重要演進促使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地方學術形態-----湖湘文化的形成和崛起，並在日後大放光彩。

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概括為以下四個方面：“淳樸重義”，“勇敢尚武”，“經世致用”，“自強不息”。“淳樸”，即敦厚雄渾、未加修飾、不受拘束的生猛活脱之性。“重義”，即強烈的正義感和向羣性。“勇敢尚武”，即臨難不懼、視死如歸的精神。二者融貫，構成了湖湘文化獨特的強力特色，具有鮮明的英雄主義色彩。也就是錢基博先生所説的：“湖南人所以為湖南，而異軍突起以適風土者，一言以蔽之曰強有力而已。”“經世致用”，即重視實踐的務實精神，是實踐理性與“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參與意識的集中體現，這一普遍性範疇一旦與英雄主義相結合，就成為—種“當今天下，捨我其誰”的“敢為天下先”的豪邁氣概，給湖湘文化提供了明確的奮鬥目標。

“自強不息”是“天行健”的宇宙精神的基本形態，而在湖湘文化中，則將它列為“人極”的範疇，視為文化的“極則”。這就賦予了湖湘文化獨特的哲學依據。正是由於這點，湖湘文化具有了“獨立不羈，遁世不悶”的特殊品格。具體表現在：一是湖湘文化的政治意識極為強烈。從宋代湖湘學派創立時起便已形成的經世致用的學風在湖南士人中代代相傳，它強調理論聯繫實際，尤其注重解決現實中的實際問題。故此也就造就成了湖湘文化中的政治意識極為強烈的現象。二是湖湘文化中的愛國主義傳統尤為突出。最早在湖湘大地奏響愛國主義樂章的是屈原。繼為賈誼。三是湖湘文化中藴藏着一種博採眾家的開放精神與敢為天下先的獨立創新精神。"海納百川，有容乃大"。湖湘文化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之所以能夠成為一種獨具特色的區域文化，就在於它具有博採眾家的開放精神。

湖南之省，中國腹心之地，北阻大江，南薄五嶺，西接黔蜀，佔據非同一般之地位。自春秋戰國始，楚繁衍於斯，屈子賦辭，成就楚辭之不朽；長沙太傅，賈誼哀鵬，壯志未殤，定憂民愛國之情操；宋之程朱，創書院、傳理學，集湖湘學派之大成；清之曾左胡彭，湘軍突起，叱吒歷史風雲，贏的“中興將相，什九湖湘”之稱。湖湘大地，人物風流之精神，文化精髓之傳承，贏得中原文化之尊重，鑄就中華文化之一脈。

楚荊之地，人傑地靈。歷史悠久，源遠流長。遠古神炎傳説，創華夏之文明，彪炳史冊；汨羅江畔，屈子沉吟，賦《九章》而作《離騷》，忠貞深厚之愛國情操激勵後人，留楚詞文壇之聖地。東漢蔡倫，史稱其才學，又造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有功於中夏文化升降之跡，澤被後世。唐之歐陽詢與懷素，書法獨闢蹊徑，自成一家，成就楷書與草書之巔。宋之周敦頤，設濂溪書院，孔孟之絕學始繼，是為宋明理學不祧之祖。胡安國、胡宏，一門兩父子，承濂溪之學，融心性之學與經世致用之合，卒開湖湘之學統。弟承師學，張軾主持嶽麓書院，授徒講學，集湖湘學派之大成。衡陽王船山，六經責我開生面，倡經世致用、實事求是之學，蔚為一代宗師。明清湖湘文化一脈相傳，至近代，駸駸昌盛，英才豪傑輩出，不同的人才羣體，各領風騷數百年。鴉片戰爭前後之清朝嘉慶、道光年間，地主階級經世派人才羣體，以陶澍、賀長齡、魏源為代表，主政事，倡改革，師夷長技以制夷，變法圖強以自立，引領中國近現代啓蒙思想之先。太平天國時期之清朝咸豐、同治年間，湘軍人才羣體，以曾國藩、左宗棠、郭嵩燾為代表，融合程朱理學之堅定信仰和經世務實之作風，勇當天下之責，聲譽之大，功勳之著，成就晚清歷史顯赫之一頁。維新變法時期之清朝光緒年間，資產階級維新派人才羣體，以譚嗣同、唐才常、熊希齡為代表，盡顯前仆後繼，不屈不撓之英勇鬥爭精神和無私無畏、鍥而不捨之獻身精神。辛亥革命前後之清朝光緒末年至民國初年，資產階級革命派人才羣體，以黃興、宋教仁、蔡鍔等為代表，自強不息、堅忍不磨、不畏艱險，引領歷史潮流之前進。五四運動後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無產階級革命派人才羣體，以毛澤東、蔡和森、劉少奇等為代，締造新中國，神州大地別開生面換新顏，成就中國不朽之業，歷史功績，永垂不朽。

一方水土養育一方人，瀟湘之地，山環水繞，古往今來，人文薈萃，湖湘人物人才遍及三湘四水、大江南北，人才之盛，稱譽天下。江河綿延，萬古長流，在於不斷地融匯百川的新流；文化傳承，昌盛不衰，在於不斷承舊開新的勇者。湖南歷代人才，披精瀝沙，承舊革新，塑造湖湘人文精神之特質，引領湖湘文化之發展，於中國文化與歷史之進程中功不可沒。不負“唯楚有才、於斯為盛。”

荊楚歷史，源遠流長，人文薈萃，自屈原以來，哲人輩出，羣星燦爛，名作爭輝，著述如林。著書立言，言為心聲，湖湘浩如煙海之著述，凝聚瀟湘名人學者、聖賢豪傑之聰明睿智，彙集湖湘文化之精華。湖南之地理位置、地形地貌、山川河流、建置沿革、政治、經濟、文化、科技、教育盡羅其中，作為湖湘文化之重要文獻載體，是湖南悠久歷史之沉澱與縮影。

考古出土的馬王堆帛書和秦、漢、三國、晉代簡牘，充分見證了湖南文獻之淵源流長及重要價值。豐富的湘人文獻，從中尋繹其思想之相沿、承前啓後之歷史脈絡，湖湘文化之共有特質，盡顯其中。一則，《楚辭》之作，憂愁幽思，奏出湖湘大地古老而悲壯的愛國樂章；賈誼傷懷，《鵬鳥》抒志，與屈原一脈相承，奠定湖南文化心懷天下，愛國憂民之精髓，陶冶一代代湖南志士之情操，啓發一代代湖南文人之詩詞創作。一則，《太極圖説》、《通書》之理學闡發，推陰陽五行之理，以儒學為宗，融佛、道於其中，開創理學學派，成為湖湘文化之奠基者，其學説被奉為官方哲學，歷代諡封、褒榮不斷提高。一則，船山哲學之薈萃，樸素唯物主義和樸素辯證法之結合，集中國古代唯物主義哲學之大成，成為一座藴涵豐富的寶貴思想礦藏。其所倡求實理之學、重實踐之學、務實用之學，成為士大夫文人關心政治、民生、着眼社會發展之思想資源，影響湖南幾代人，經陶澍、魏源、曾國藩、譚嗣同、黃興、蔡鍔、毛澤東等輩發揚光大，形成一種根基深厚、萬物昭蘇之文化沃土。一則，經世致用之著述，《皇朝經世文編》，風行海內；《海國圖志》，變法圖強以制夷；《曾國藩全集》，完美詮釋霸蠻精神與經世致用之理念，其立德、立功、立言多為後世效法。諸類著述，治經世致用之學，實踐經邦濟世之治。一則，革命文獻，黃興、宋教仁、蔡鍔、毛澤東等諸作，記錄革命者與締造者之心路歷程，承載革命之曲折與艱辛，見證中國歷史之進程，為新時期建設者借鑑之源頭、依據之根本。湖湘著述，汗牛充棟，詩詞文賦、哲史篇章、書法墨跡、科技教刊、類政從書、省縣地誌之纂輯，種類繁多，包羅萬象，盡呈湖湘文化匯合百家，兼收幷蓄之博大精神。

湖南山川秀麗，湖湘文化源遠流長，在歷史上產生過許多名篇鉅著，湘人乃至國人之心性修養、衣食住行、文事武備，功勳史蹟，無所不包。作為瀟湘人物智慧之結晶，湖湘人文精神之沉澱，為湖湘文化譜寫了一曲源遠流長的歷史篇章，成為中國燦爛文化悠久歷史中一個縮影或者符號，為構築中華文明大廈做出了一定貢獻，成為中華民族優秀文化遺產之瑰寶。

三湘四水的靈動多彩，藴育着激越衝突型的文化思想。湖南三面環山，一面臨水，是一塊馬蹄形的地域。冬季：凜冽的西伯利亞寒潮滾滾南下，長驅直入湖南全境，達南嶺的腳下郴州永州一線，被阻於南嶺；夏季：南方的陽光烈日加上湘北洞庭湖大水面的蒸發，使三湘大地熱氣鬱積而不得散發，致使盛夏酷暑可達41攝氏度，夜晚的氣温仍可高達33攝氏度。而春秋兩季：三湘大地時而受西北的冷鋒控制，時而受西南暖濕氣流的影響，故氣候多變，時晴時雨，驟冷驟熱。因此，儘管湖南號稱為魚米之鄉，自古卻屬於居住條件惡劣的荒蠻之地，以至於賈誼分配到長沙作王太傅，自視為流放而痛苦早逝。在古代相對於中原地區來説是信息比較閉塞的地方，但另一方面又是“艱難困苦，玉汝於成”的地方。古人云“深山大澤，實產龍蛇”，鍛鍊了人的堅強勇毅的性格。

環境的閉塞，培育了人的獨立思考，不隨人俯仰的精神。漢代以後，湖南逐步開發，雖然成了魚米之鄉和糧倉，三湘人民祖祖輩輩所感受到的氣候的惡烈，冬寒夏暑，春秋兩季變化無常，培養了湖南人認同天道變化無常的道理和不屈的奮鬥精神。如楚辭中的離騷、天問、招魂，湘楚巫文化中的祭祀，長沙馬王堆漢墓中的漆畫等，其不同於黃河流域文化的最大特點就是不追求對稱和工穩，而是更跳躍、更激情、特別是表現出對天道無常變化的疑問、適應和反抗精神。二千多年過去了，湖南的地理和自然環境依舊，則從屈原到歐陽詢、懷素，到王船山、魏源、曾、左、彭、胡，到譚嗣同、王闓運、齊白石，到黃興、蔣翊武、蔡鍔、毛澤東，這種情懷和精神一以貫之。我們在面對湖湘文化的時候，決不能低估了這種環境對湖湘文化的影響。

馬王堆出土的西漢帛畫是中國畫的源頭之一，西漢彩繪漆畫又可以説是世界上最早的油畫。湖湘大地孕育了懷素、易元吉、張宜尊、齊白石、周令釗、黃永玉等美術大師。

奧運湘軍，2000年，悉尼奧運會28枚金牌中湖南代表團奪得7塊金牌。

金牌：楊霞：女子舉重53公斤級佔旭剛：2000年悉尼奧運會女單冠軍龔智超：羽毛球女子單打劉璇：女子體操平衡木熊倪：跳水男子三米板 熊倪/肖海亮：跳水男子三米板雙人李小鵬：體操男子雙槓

2008年，北京奧運會3塊金牌 李小鵬2枚，龍清泉1枚

娛神歌舞，是湖南民間早期的歌舞形式，在湖南延續的時間很長。透過風俗性的民歌，可以窺見楚人"重淫祭"、"隆祭祀"、"迎神送神"、 "歌樂鼓舞"的某些古樸遺風。如在全省廣為流佈的《鬧喪歌》、《幹龍船》、《儺腔》、《獵山歌》，都留有古代一些祭祀、娛神的痕跡。

1993年以來，在全省和全國大獎賽中，有500餘人獲獎，獲獎作品達300餘件。《春滿土家寨》、《搖籃之歌》、《拉着中華媽媽的手》、《我們是株冶人》、《太陽雨》、舞蹈音樂《踏水謠》、《南燕駕着春風來》、《走向明天的輝煌》、《中法集團之歌》、《山裏的哩哩》、《思念武陵源》、《民族魂》等作品獲得國家級音樂評獎的金獎。

在音樂理論研究方面， 近幾年來，湧現出了一大批優秀理論成果和優秀理論人才。在省以上公開刊物發表的音樂學術論文200餘篇， 出版音樂理論著作60餘部。

著名音樂家有：宋祖英，李谷一，陳思思，譚盾

湘劇是湖南地方大戲劇種之一。民間一般稱之為“大戲班子”、“長沙班子”、“湘潭班子”。“湘劇”這個劇種名稱最早見諸1920年長沙印行的《湖南戲考》第一集西興散人序。因是用“中州韻，長沙官話”演唱，故又稱長沙湘劇。湖南戲劇包括：祁劇、辰河戲、衡陽湘劇、武陵戲、荊河戲、巴陵戲、湘昆、長沙花鼓戲、邵陽花鼓戲等。

長沙花鼓戲，其中《打銅鑼》、《補鍋》、《烘房飄香》、《雙送糧》、《駱四爹買牛》、《牛多喜坐轎》、《八品官》、《啼笑因緣》等劇目深受廣大觀眾的歡迎。1983年，湖南省花鼓戲劇院排演的神話劇《劉海砍樵》，應華美協進社邀請，赴美國紐約、華盛頓演出。美《華僑日報》、《華語快報》、《紐約時報》等均載文評論，祝賀演出成功。長沙市花鼓劇團演出的《劉海砍樵》也應邀赴日本演出，傾譽東瀛。

作為湖湘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湖南舞蹈藝術，具有悠久的發展歷史和風情獨具的藝術風采。 據不完全統計，湖南現有近400多個舞種，舞蹈節目多達幾千個。湖南舞蹈藝術的發展歷史悠久。湖南民族民間舞蹈藝術之花，萌芽、生長於楚文化和湖南原土著居民文化的藝術土壤。隋唐以來，《綠腰舞》、《白獰舞》、《柘枝舞》等著名的盛唐宮廷舞蹈，也流傳到湖南。唐人李羣玉曾在長沙看到過南國佳人的舞蹈。他作《長沙9日登東樓觀舞》一詩，描述了其時的情景。這些外來歌舞與當地的楚舞和民間歌舞相融合，鑄就了豐富多彩、風情獨具的湖南民族民間歌舞藝術的獨特風姿。

自古以來，在湖湘大地上便居住着苗族、土家族、侗族、瑤族、壯族、回族、瓦族等許多少數民族。獨特的民族習性、生活方式和文化傳統，構成了他們各各不同的舞蹈藝術。苗家舞蹈有《跳香舞》、《接龍舞》、《盾牌舞》、《先鋒舞》、《茶盤舞》、《儺願舞》、《渡關舞》和鼓舞、蘆笙舞等。土家舞蹈有《擺手舞》、《毛古斯》、 《八寶銅鈴》、《仗鼓舞》、《跑馬舞》、《造旗舞》、《團雞舞》、《梅嫦舞》、《八幅羅裙》、《跳喪》等。 侗族的舞蹈主要有《蘆笙舞》、《多耶》、《鼕鼕推》等。瑤族舞蹈主要有《傘舞》、《刀舞》、《盾牌舞》、《羊角短鼓》、《香火龍》及多種祭祀舞。

湖南文學的產生和發展，大致經歷了四個時期。第一個時期，從2000多年前的戰國時的南楚到明代，為古代湘楚文學時期。這一時期的文學代表人物有屈原、陰鏗、李羣玉、胡曾、周敦頤、王以寧、樂雷發、馮子振、歐陽玄、李東陽等；第二個時期，從清代到中日甲午戰爭，為湖湘經世文學時期， 其文學代表人物有王夫之、齡前魏源、曾國藩、何紹基、郭嵩燾、鄧輔綸、王闓運等；第三個時期，從中日甲午戰爭到辛亥革命前後，為資產階級文學時期。其文學代表人物有譚嗣同、陳天華、甯調元、易順鼎等；第四個時期，從“五四”運動前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到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為新民主主義文學和社會主義文學時期，其文學代表人物有歐陽予倩、田漢、丁玲、沈從文、張天翼、周揚、康濯、莫應豐、古華、譚談、孫健忠等。湖南籍的港台文學家在中國文學史上面也產生了深厚的影響，其中有著名台灣作家龍應台，瓊瑤等。

屈原的辭賦，他懷着對祖國、對人民的深厚情感，寫下了許多描述湖南山水景物、風土人情、民間祭祀、神話傳説的辭章，表現了古代湘楚人的生活和情感，在開創一個與《詩經》風格迥異的南方楚辭、離騷文學流派的同時，也奠定了湖南文學的基石。

當時著名詩人李白、孟浩然、王昌齡、杜甫、韓愈、柳宗元、李商隱等都曾流寓湖南， 並留下了很多不朽之作，偉大詩人杜甫還客死在湘江的一葉孤舟上。宋元明時期湖南著名的文學人物有周敦頤、王以寧、樂雷發、馮子振、歐陽玄、李東陽等。

在鄉先賢王夫之“身之所歷，目之所見， 是鐵門限”的理論遙相倡導下，湖南文士得風氣之先，經陶澍、賀長齡、魏源弘揚光大後，形成了以曾國藩、左宗棠為代表的湖湘經世派文學羣體。他們以功業自許，以實務為先，寫詩作文則提倡介入生活。也就在這一時期， 湖湘文化走向成熟，趨於繁榮。在散文方面，出現了以曾國藩為領袖的桐城古文湘鄉派，湧現了吳敏樹、鄧輔綸等一些著名作家，他們宗法桐城而不固守桐城義法，明確提出將“經濟之學”納入文學範疇，認為文章除了必須講究義理、考據、詞章外，還應當力矯空疏，經世致用。在詩歌方面，出現了何紹基、王闓運等名家。他們都是門人弟子甚眾，文采風流，盛於一時，交相輝映在三湘天宇， 造成了當時中國詩壇的奇麗景觀。

資產階級文學時期，時間上為中日甲午戰爭到辛亥革命前後。“革命黨之大文豪”陳天華熟練地運用了人民喜聞樂見的説唱形式及淺顯的白話文，寫作了《猛回頭》、《警世鐘》等作品，為辛亥革命起義作了輿論上的準備。

長沙窯始於中唐，盛於晚唐，衰於五代。晚唐時，長沙窯的產品已遠銷朝鮮、日本、東南亞和西亞， 是當時中國重要的對外貿易陶瓷產品之一。

較重要的有西漢牛鐙、魏晉人形吊燈、五代馬殷鐵盆、馬希廣和馬希範銅鏡、宋代銅則、元代青花人物故事玉春瓶、雙魚大盤和清初的鐵炮等。

湖南是南方發現商代晚期的銅器最多的省區之一，總數約有300件。其中特別重要的有寧鄉縣月山鋪轉耳侖的四羊方尊，黃材寨子山的人面方鼎，醴陵獅形山的象尊，衡陽市包家台子的牛尊，湘潭縣九華金盆養鯉的豕尊，華容、岳陽、常寧的犧首獸面紋尊等。這些青銅器以體形高大厚重，紋飾優雅秀麗，造型雄奇，鑄造精良而聞名於世，在中國青銅文化寶庫中佔有較高的地位。

馬王堆西漢古墓，馬王堆漢墓位於湖南長沙市東郊五里牌，為一馬鞍開土堆，封土堆高10餘米，直徑30米左右。原來以為是五代楚王馬殷的墓葬，1972-1974年相繼發掘，先後出土3座西漢墓葬。據考證，這是西漢初期諸侯家族墓地。其墓葬結構非常宏偉複雜，其中一、三號墓棺槨葬具保存完好。

馬王堆漢墓的發掘，對我國的歷史和科學研究均有巨大價值，其出土文物異常珍貴。如從三號墓中出土的帛書《五十二病方》，經考證，比《黃帝內經》（成書於春秋戰國時代）可能還要早，書中記載了52種疾病，還提到了100多種疾病的名稱，共載方280多個，所用藥物計240多個。這是我國現在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方劑。《五十二病方》的發現，補充了《內經》以前臨廣西壯族自治區醫學的內容，是一份非常珍貴的醫學遺產。

澧縣城頭山新石器時代遺址的發掘、長沙西漢王室墓的發掘出土、長沙走馬樓三國孫吳紀年簡牘的出土，分別被評為1992年、1993年、1996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

作為湖南文化的一個新的組成部分，湖南的傳媒在全國甚至全世界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湖南省廣電集團率先在全國成立廣播影視集團，旗下的湖南衞視，湖南經視，金鷹卡通，等等電視頻道在全國掀起了電視改革的高潮。在動畫國產化的進程中湖南也是現行軍，長沙建立了全國最大的卡通影視生產基地，國產動畫三分之二的產地都為長沙。出版業方面，湖南人也不甘人後，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推動”系列叢書，（包括斯蒂芬霍金的《時間簡史》大陸唯一發行權）在全國產生了不俗的影響。而中國影響力最大的紙質體育傳媒——體壇週報社也誕生於湖南，其《體壇週報》在1994年後藉助中國甲A聯賽和歐洲足球聯賽的大量報導，逐漸開始佔據中國體育傳媒市場。曾於2001年中國世界盃出線時創下期髮量262萬份的紀錄。傳媒正在作為湖湘文化的一個新的組成部分，給湖湘文化注入新鮮的血液，湖南藝術家賀一二發起的首都愛心網弘揚社會主義精神善行文化，推動湖南精神善行行動主流公益門户網，向外展示湖湘文化的魅力，體現湖湘文化大愛精神具體表現 。

湖南按區域特點確立了“一區（長沙）三帶（京廣線、瀟湘流域、大湘西）四輪驅動（廣電、出版、報業、娛樂）兩翼齊飛（旅遊、會展）”的文化產業戰略佈局。構成了全省文化產業各具特色又相互呼應；產業集羣化又遍地開花的空間格局。

近些年來，湖南文化產業走出了一條有特色的發展道路，創造了一種“湖南文化現象”，“廣電湘軍”、“出版湘軍”、“動漫湘軍”全國知名：湖南衞視收視率一直位居全國省級衞視第一；湖南出版成為了中國地方出版實力三強之一；湖南原創動漫總產量連續排名全國第一；湖南《體壇週報》佔據全國體育類報紙60%以上的發行和廣告份額，北京奧運會期間日發行量達100萬份。

目前長沙天心廣告創意產業園正在緊鑼密鼓的建設中，湖南廣告產業已蓄勢待發，10月份結束的第二十屆廣告節，湖南代表隊都有很好的表現，代表公司有創辦十三年，集廣告設計、活動策劃、媒介投放、品牌定位推廣一站式服務的木林森文化等。

同時，湖南文化產業百花齊放，廣電、出版、報業、動漫、演出、娛樂等已形成優勢，數字媒體、電視購物、手機報、網絡等新興業態悄然崛起，創造了大湘網、紅網、湖南在線、華聲在線、星辰在線、網日傳媒、女性在線、金鷹網等有影響的品牌。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