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師範學院

1938年10月27日，國民政府教育部行文批准國立師範學院正式成立，校名為“國立師範學院”，廖世承為院長，校址設湖南漵浦縣和藍田鎮。國立師範學院可以説是羣英薈萃，眾多知名學者彙集於此，其中有錢基博、錢鍾書、皮名舉、孟憲承、陳傳璋、高覺敷、儲安平、張舜徽等著名學者。

國立師範學院建立之初設有國文、英語、教育、史地、數學、理化及公民訓育七個系，後又建立若干專修科和訓練班，至1943年，全院共有7系4科3班；院本部有學生770餘人。1944年春，由於湘桂會戰，日軍攻陷長沙和衡陽，學院西遷至湖南漵浦。1945年秋，日本投降，學院在湖南衡山覆校。1949年11月，學院被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政府接管，併入湖南大學。1953年院系調整，湖南大學撤銷，以國立師範學院為基礎組建湖南師範學院。

1940年，為研究中等教育的問題、供給師範生參觀與實習，院長廖世承呈請國民政府教育部，要求創立國立師範學院附屬中學。抗戰時期，國師附中隨國立師院遷往漵浦和南嶽。1949年南嶽解放，國師奉命遷往長沙，被併入湖南大學。由於湖大沒有附中設置，不願接受國師附中，附中只得仍留南嶽。1950年省文教廳接管附中後，令其遷往衡山城郊兩路口，與省立十二中合併，改省立衡山中學。1952年又改為衡山第二中學，1960年又改為衡山第一中學，1966年再改為衡東縣第一中學。

1938年，教育家廖世承先生於湖南藍田創辦國立師範學院，為嗣後各省獨立師範學院之先聲，廖先生任事之初，以為“教師為學校之命脈”，“一個學校的最後成功，就靠着教師，無論宗旨怎樣明定，課程怎樣系統，訓育怎樣研究有素，要是教師不得人，成功還是沒有把握”，故“師範學院之理想教授，須學識宏通，而且富有教學經驗，具有教育熱誠。”當時日軍已進據岳陽，湘省危在旦夕，而先生不為所動，盡心竭力，遍邀四方賢達來校任教。無錫錢基博先生應邀前往藍田，任國立師範學院國文系主任，錢先生心憂國難，有感於湘省前賢“經世濟國”之風範，益自惕厲，遂著《近百年湖南文風》一書，開篇雲：

“湖南之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嶺，西接黔蜀，羣苗所萃，蓋四塞之國。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迭嶺，灘河峻激，而舟車不易為交通。頑石赭土，地質剛堅，而民性多流於倔強。以故風氣錮塞，常不為中原人文所沾被。抑亦風氣自創，能別於中原人物以獨立。人傑地靈，大德迭起，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宏識孤懷，涵今茹古，罔不有獨立自由之思想，有堅強不磨之志節。湛深古學而能自闢蹊徑，不為古學所囿。義以淑羣，行必厲己，以開一代之風氣，蓋地理使之然也。”

書中“上推周敦頤、王夫之兩賢以端其趣，而行毋繩以求備。人不拘於一格，大者經文緯武，次則茹古涵今，略其是非功罪之著，而彰劬學暗修之懿。所貴好學深思，心知其意，用之則輔世長民，不用則致知窮理。內聖外王，在湘言湘，豈徒為詔於來學，抑亦自振其衰朽。凡我共學，倘能恢張學風，繩此徽美，樹規模，開風氣，以無忝於前人，豈徒一校之私以為幸，國家景命，有利賴焉。”列舉湘省學人凡十七人：湯鵬、魏源、羅澤南、李續賓、王鑫、胡林翼、曾國藩、左宗棠、劉蓉、郭嵩燾、王闓運、閻鎮珩、鄒代鈞、羅正鈞、譚嗣同、蔡鍔、章士釗。

1944年，長沙等地失守，湖南藍田國立師範學院西遷漵浦，錢基博先生自請留守，欲以身殉。後逢湘西雪山峯之役，國民政府軍大捷，寇退危解。次年，抗日戰爭勝利，錢先生才離開湖南，隨後受聘於武昌私立華中大學。 ^[2] 

廖先生則在1947年離開湖南，回到上海，就任於光華大學。兩年後，國立師範學院併入湖南大學，1953年再度劃出，以此為基礎成立湖南師範學院。

1953年9月，根據中南教育部的指示，湖南師範學院合併了湖南大學、南昌大學、河南平原師範學院部分系科，和清華大學、湖南大學、南昌大學、東北師範大學、華南師範學院、河南平原師範學院部分學生，成為當時全國專業設置最多的師範院校之一。

1957年至1961年，長沙師範專科學校、湖南體育學院、湖南藝術學院相繼併入。1984年，正式更名為湖南師範大學。

1996年成為湖南省省屬高校中唯一一所進入國家首批“211工程”重點建設的大學。

2000年以來，先後與湖南教育學院等3所高校合併，組建成新的湖南師範大學。在幾代人的不懈努力下，學校由單一的師範學院發展成師範與非師範並舉的多學科協調發展的師範大學，現已成為國家“211”工程重點建設學校，湖南省省屬高校中師資力量最雄厚，辦學實力最強的排頭兵，進入了全國同類院校的先進行列。

我國高等師範教育在中華民國的發展隨着政策的轉變而幾經起落。1912年，蔡元培任教育總長時，教育部公佈了《師範教育令》，對高等師範教育可謂相當重視。1922年教育部公佈學校系統改革令，決定將高等師範學校提高程度，稱為師範大學校，由此掀起了“高師改大”的風潮，六所高等師範學校升格的結果卻是師範大學僅剩下北京一所，其他五所均改成了普通大學，高等師範教育由此陷入低谷。到三十年代中期，高師停辦導致中等學校師資缺乏教育訓練、中等學校教育質量低下成為一致公認的事實。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服務於戰爭的人才嚴重匱乏，使國民政府進一步認識到了教育的重要性，教育觀念大為改變。日本軍閥在侵略戰爭中對我國教育文化機關的瘋狂破壞，在淪陷區實施的奴化教育也給政府和教育界人士以很大的刺激。在民族生死存亡之秋，尋求救亡之道成為政府的當務之急，除發展戰時經濟、加強軍事訓練外，在教育方面，自不能不改善中小學教育，更不能不謀師範教育之改進。

因此，1938年4月，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通過《戰時各級教育實施方案綱要》，指出“對師資之訓練，應特別重視，而亟謀實施，各級學校教師之資格審查與學術進修之辦法，應從速規定，為養成中等學校德智體三育之急需之師資，並應參酌從前高等師範之舊制而急謀設置。”高等師範教育在內憂外患的時局中，重新得到了重視。

1938年7月，秉承《戰時各級教育實施方案綱要》精神出台的《師範學院規程》，對我國高等師範教育制度進行了重大的改造。規程指出“師範學院單獨設立，或於大學中設置，由教育部審查全國各地情形分區設立”。教育部立足當時全國師範教育的基礎和戰爭形勢，確定添設獨立師範學院一所，院址暫設湘桂黔一帶，命名為國立師範學院。 ^[3] 

1938年7月27日，國民政府教育部電聘著名教育家廖世承為國立師範學院籌備委員會主任，籌委會還包括高等教育司司長吳俊升、中央黨部宣傳部副部長潘公展、湖南省教育廳廳長朱經農以及西北聯合大學教授汪德耀。潘公展就職湖南省政府委員後，陸軍第三十一集團軍總司令部秘書袁哲接任籌備委員。從7月27日受聘為籌委會主任，到10月27日正式受聘為國立師範學院院長，再到12月1日國師開學，廖世承帶領其他籌備委員創辦國立師範學院僅用了四個月的時間。籌備工作千頭萬緒，但籌委會夜以繼日、勉力而為，將各項工作處理得有條不紊。由於教育部有意將國師設立在離湘桂或湘黔鐵路不遠的市鎮上，所以廖世承一方面託人在貴州相擇院址，一方面重點考察湖南。

九月的一天，長郡中學（當時遷在藍田）的魯立剛校長在長沙的一家書店偶遇廖先生，出於對國師落户湖南的殷切期望，竭力向廖師推薦安化藍田，取“安定文化”和“青出於藍”之意。廖世承於是到安化藍田探訪，發現藍田鎮地處湖南西部山區，遠離京廣線，受日寇干擾較少，但通鐵路、公路、水路，交通尚屬便利，藍田又是山區中的小盆地，樹木廕庇，環境優美。但物色兩日都沒找到合適的地方。“正山窮水盡、廢然欲返時，忽有人指示李園可以租借。主人李卓然先生甚豪爽，磋商半日，即成立契約。”李園位於距藍田鎮西一里許的光明山，佔地約有百畝，“其中房屋二百間，重阿曲房，長廊逶迤”，確實是難得找到的好地方。訂立契約後，廖世承以條件優越為由呈報教育部以藍田作院址，獲得批准。

1938年10月10日，籌委會接受李園全部房屋，開始修整和油漆，並在光明山上興建教室和其他教學生活設施。為辦好國師，廖世承聯繫了上海家鄉的好友、光華大學的同事和跟隨日久的部下，動員和邀請他們同到湖南辦學。學者如錢基博、孟憲承、任孟閒、周澄、汪梧封、高昌運，職員如胡榮魁、諸懋孚、薛熾濤、張忠豫、張伯寅、洪鐵琴、李西濤、吳景賢。同時致函各地好友同仁，請求推薦人員襄助。並利用去重慶開第一次全國高級師範教育會議的機會，請來了重慶的羅季林、金兆鈞、謝澄平、胡贛生、姚琴友以及衡陽的鍾泰。

一批有名望的教授和一批辦事有能力的先生冒着風險不遠千里及時到達藍田，使國師教職員陣容初具，為按時開學上課打下了基礎。在馬不停蹄的差旅和接洽中，廖先生親自擬定國立師範學院組織大綱及學則、國師開辦費預算書等，同時請其他教授和職員擬定各系學程和各處組運作辦法。圖書設備是學院開辦的重要條件，經教育部批准，國師接收了安徽大學和山東大學因戰亂停辦而存在桃源的圖書儀器設備，經21天水運到藍田，共計有儀器設備320木箱，鐵牀260張，鐵器130件。另外，學院訂購了一批長沙中華書局及商務印書館書籍文具，又租借了南軒圖書館圖書數萬冊。這樣，理科的實驗和文科的圖書參考都具備了較好的基礎。

初到藍田，人地兩生，而學院的建設離不開地方的支持，為爭取藍田各機關協助師院運行，籌備委員們在湖南省、安化縣、藍田鎮三級多方聯絡，奔走不息。在各項準備工作就緒之後，學院於12月1日正式開學。開學之後，1939年1月14日，國師又廣邀社會各界，補行了隆重的開學典禮。正如教育部顧樹森司長的祝詞“藍田種玉，古所著名，秦楚異地，事有同情；師資培養，眾志成城，復興事業，樂觀厥成”，國師承載了國民政府重興高等師範教育的厚望。處在抗戰期間，國師註定難有一個安寧的辦學環境。

1938年9月選定藍田作校址時，藍田並非世外桃源。當時正值日寇氣勢洶洶進犯武漢、廣州，湖南實際上接近戰爭前沿。之所以決定在藍田建校，第一是因為藍田處在湘西，不是軍事要衢，敵寇即便深入內地，藍田也不是必經之地；第二是因為藍田水陸交通比較方便，即便在緊急情況下，物資轉運和人員疏散較有把握；第三是藍田是山谷中的小盆地，環境幽靜，風景優美，是個辦學讀書的好地方；第四是因為藍田物價低廉，又有李園可租，國師在物質匱乏的時代白手起家，可以儘量節省開辦費用。在建校過程中，10月下旬，廣州、武漢相繼淪陷，11月中旬長沙大火，時局日益緊張。雖然不斷有人建議廖世承放棄藍田，另覓院址，但廖院長以學院“新基未奠，遽而遷移，必至員生星散，開學無期，決計仍在藍田進行。”1939年9月，日軍發動第一次湘北會戰，1941年9月打響第二次長沙會戰，1941年12月打響第三次長沙會戰，1943年11月又打響常德會戰，這幾場戰鬥異常激烈，雖然四次會戰日軍都受到了我軍的沉重打擊，湘中局勢終被穩住，但戰爭打響期間，人心惶惶、謠言四起，藍田的局面也不免動盪。每次危急時刻，師生中就會有遷校的動議提出，廖院長一面派人到新化、漵浦等地勘察西行路線以備萬一，一面以“寇深圍危，不宜自逸；國立學府，人心所繫；國幣艱難，不可虛靡”的原則調停眾意，帶領師生在藍田堅持。因而國師能在抗日戰爭的拉鋸階段，在藍田弦誦不輟，且日益發展壯大。 ^[3] 

1944年5月27日，日軍為打通中國大陸交通線，動用了海陸空36萬餘人的兵力，發動了長衡會戰，這是日軍對一個地區用兵最多的一次。在敵人的強大攻勢下，中國守軍頑強抵抗，但最終敗退。6月19日長沙失守，7月8日衡陽陷落。在這一大的戰役背景下，國師被迫放棄經營了六年的藍田校園，西遷漵浦，其過程經過了反覆考慮和再三斟酌。在長衡會戰打響的初期，廖院長仍然本着他一貫的精神，力圖保持學院的鎮靜。他深知抗戰八年，人心疲憊，學院稍有慌亂，藍田鎮就不好收拾。化民成俗，是學院的職責，在危急關頭，尤其應該穩定大局。所以他表示：“非至衡陽不守，邵陽告急，本院絕不遷移。”戰爭打響近一個月，藍田的師生藏休習遊、一如平常。教育部鑑於形勢的險惡，曾在6月6日密電國師，要求學院預為籌謀。廖院長觀察局勢，認為還可以從容應對，並未向師生宣佈。在平江、瀏陽、汨羅、益陽相繼失守時，藍田周圍各地都危疑震撼、不可終日，學院的畢業考試和學期考試仍然在按原計劃進行。邵陽中央日報稱國師成了藍田的安定力量，藍田力行日報則認為國師迫近前線而獨立不移，動心忍性是民族正氣的體現。

1944年6月19日長沙失守後，湘潭、湘鄉、衡山先後失陷，敵軍前部已到達藍田東南140裏的永豐鎮。師生紛紛請求學院迅速遷移，有主張遷東安的，有主張遷新寧或武岡的，有主張遷漵浦的，但也有主張不遷的，議論蜂起，莫衷一是。學院在這種情況下，於6月20日召集了緊急院務會議，決定從21日起先停課疏散，派朱有瓛、陶紹淵兩位老師赴新化商洽疏散地點的同時，成立以院長為團長、金兆均為總幹事的戰時服務團，組織疏散工作。戰時服務團下設運輸隊、救護隊、防衞隊、接待隊、通訊隊，師生共同負責各組工作。各項準備工作就緒後，學院於6月28日宣佈疏散。

在藍田秩序失常，僱工不易的情況下，全院師生齊心協力，將學院的圖書儀器和重要文卷全部裝箱轉運，分別疏散到了新化、時榮橋、毛坪三地。師生大部分疏散到了新化上梅中學和縣女中，小部分留在藍田。在學院疏散期間，由於我軍的英勇抵抗，衡陽的戰事呈現膠着狀態，大局似乎好轉。教育部來電説明學院可不遷移，廖院長在新化和藍田兩地向師生報告這一消息，師生歡欣鼓舞。於是決定讓新化師生返回藍田，結束疏散的局面。不料8月7日，衡陽在苦守47天之後陷落，國師遷校勢在必行。對於遷移的地點，廖院長曾派了兩組人員分赴漵浦和楊木州一帶調查。調查楊木州是因為此地距離藍田較近，如果局勢能好轉，學院再遷回藍田較為方便。但調查結果是楊木州不合適。而漵浦的優勢很明顯：偏僻安全；與省府沅陵行署相距很近，容易得到照顧；是通往重慶的要道；物產豐富，能供應師生生活。並且，國師遷漵意向得到了漵浦縣政府和參事會的熱烈歡迎。那時候，日寇已經佔領了祁陽，逼近邵陽。廖院長於是召集教職員會議，決定學院遷往漵浦，並很快組織了遷校委員會。遷校委員會制定的遷移辦法對人員組織、旅費津貼、行走路線、校產運輸、到達漵浦後的注意事項等作了詳細規定。

9月10日，學院遷移工作正式開始，到10月26日所有運輸工作完成，學院遷移工作持續了47天，合計運出的箱件達668件，雖然期間由於戰爭破壞導致的艱辛莫可名狀，但人員及物品組織銜接有序，所以校產沒有損毀，人員沒有傷亡。留在藍田搬運不走的物品，則造冊登記，整齊碼放在教室及員工宿舍，並聘請園主李氏族人看管。學院相定的新校址在漵浦馬田坪，馬田坪在漵浦縣城對河岸，村莊整齊，祠宇眾多，桔林茂密，環境幽靜，與縣城僅一水之隔，交通便利，適宜辦學。學院原定以民居和公祠作校舍，本來寬敞夠用，但形勢的急轉使得遷漵的機關驟然增多，早到的單位就早佔了地盤，剩下的房屋都有破損，非修繕不能使用，所以學院先期到達馬田坪的師生居無定所、坐卧不寧。幸虧學院未雨綢繆，9月19日即安排人員在新院辦公，加緊修繕教職員宿舍、學生宿舍和教室，添置校具。到10月中旬，各項準備工作初步就緒，師生都安居下來。學院於是在22日開始招生，11月1日在漵浦開學。國師西遷漵浦，本是兵敗形勢下的無奈之舉，是經過了兩個月的疏散等待之後才做出的決定。新校址的選擇，也是考察和比較的結果。國師在漵浦辦學不到兩年，雖然漵浦辦學條件不如藍田，但學院在漵浦的辦學得到了湘西人民的熱情歡迎，學院也因此為湘西的人才培養作出了特殊的貢獻。 ^[3] 

國師遷移漵浦還不到一年，即迎來了抗日戰爭的勝利。因為院址對學院的發展關係重大，學院第四十一次院務會議認為，戰後學院應改名為“國立中央師範學院”，院址應設在首都或者交通便利的地方，並擬就“本院為定名及院址問題呈部籲請”，為此，廖院長於1945年8月底赴重慶教育部商談，並參加了教育部召集的教育善後復員會議。關於內遷高校的復原地點，這次會議確定的原則是“一面顧及學校歷史關係，一面謀相當合理的佈局”。從這一原則出發，結合學院創立的歷史背景、學院的獨立設置和命名來看，國師應該象師生所希望的那樣，復員於南京或者交通便利的大城市。藍田校址是當時的教育部考慮戰局而作的暫時安排，並非打算將學院永遠辦在藍田，這一點從國立師範學院的冠名即可看出。但商談時，新任教育部長朱家驊要求國師將永久院址定在湖南。廖院長於是爭取學院定址長沙，但得到的答覆是“經與湖南省政府聯繫，長沙因受戰火創傷，國師原無基礎，亦不宜遷往”，要求學院將永久院址定在南嶽或者衡陽。

於是廖院長回到漵浦，開始了復員準備工作。到衡嶽一帶考察院址，廖院長委派了胡榮魁和王碩如兩位先生。他們到衡陽後，備受各界歡迎，市縣政府黨團機關、參議會和社團聯名致電學院，竭誠邀請學院落户衡陽。在各機關和衡陽校友的協助下，曾將市區附近縱橫三四十里以內可作院址的地點逐一查看。到南嶽後，他們又詳細考察了南嶽山上山腰山麓及衡山縣城附近各地。兩位先生返回漵浦後，學院召開了全院教職員大會，聽取考查報告，並綜合比較兩地條件。結果，衡陽以交通便利、校址地方寬闊等7個優勢贏得了全體教職員一致贊同，學院決定以衡陽江東岸原省立五中三職一帶作永久院址。

學院決定之後，即報告教育部核准備案，又獲得了湖南省政府的同意。不料已成定案的事情仍然發生了重大變化。“省立五中舊址忽被某空軍站佔用，迭經交涉，不肯退讓”，教育部又要求國師改以南嶽為永久院址，在法令和事實都難以逆轉的情況下，儘管南嶽的物質條件比衡陽差很遠，從當時湖南省政府決定以南嶽為全省的文化建設區、並以國師為輔導中心這一層考慮，學院毅然決定改遷南嶽。按照教育部的安排，1946年夏天為各學校復員時間，各校5月份結束上課，開始辦理復員，到9月份辦理完畢。

決定遷南嶽後，廖院長即組聘了包括皮名舉等14人在內的遷院委員會，並自任主任委員，提出了“安全、迅速、省費”的遷移原則。遷院委員會接連開會數次，按照這個原則制定了遷院計劃。在路線上，決定由漵浦經過煙溪、益陽、長沙而到南嶽，漵浦到煙溪用公路汽車，煙溪到益陽用資水民船，益陽到長沙用小火輪，長沙到南嶽用公路汽車。這條路線在沿途順利的情況下，只需一個星期就可到達，比較節省時間，同時也比較安全，運費也不貴。在遷移程序上，決定圖書儀器先運，重要文件校具次運，普通文件校具最後視需要情形運；辦公人員先行，教職員眷屬次行，留院的學生後行。由於計劃周詳，學院的遷移工作進展順利。

裝箱工作從6月初開始，一個月後基本完成。7月11日遷移工作正式啓動，中途在煙溪和益陽設轉運站，又在長沙和南嶽設臨時辦事處，使各項貨物的接洽和運輸都很順利。由漵浦運到南嶽的校產，統計共有600餘箱，另外還代運教職員的書籍178箱。9月到10月間，學院又將遷漵浦前留在藍田的大部分校具運到南嶽，使學院的校具基本能夠滿足開學的需要。廖院長到長沙後，與湖南省政府和省立商專商定，以南嶽省立商專校舍（原聖經學校舊址）為學院大學部校舍，以南嶽省立十二中校舍為學院附中校舍。9月中旬，商專校舍陸續移交國師，國師抓緊籌備，日夜趕工，終於在11月中旬籌備就緒，順利開學。 ^[3] 

復員於南嶽的國師慘淡經營，儘管條件簡陋，範圍狹小，但在師生的共同努力下，學院取得了一定的發展。蔣介石政府悍然發動內戰後，國內局勢風雲變幻，教育經費嚴重短缺，教師和學生生活困難重重，國師人事更迭頻繁。

廖世承院長於1946年12月因休假返回上海，院務由教務主任皮名舉教授代理。後廖院長辭職，皮代院長於1947年8月由教育部聘為院長。1948年4月皮名舉院長請辭獲准，謝扶雅教授於1948年9月代理院務，11月由陳東原教授接任院長，1949年5月又由博物系主任王兆澄教授代理院務。王代院長8月在為學院領取經費途中捐軀後，英語系主任汪梧封教授接任院長直至南嶽解放。

1949年8月，長沙和平解放，中國人民解放軍長沙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文教接管部正式成立。10月8日，衡陽解放，國師師生歡天喜地迎接新時代的到來。1949年10月31日，汪梧封院長至電長沙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文化教育接管部、長沙臨時湖南省政府及教育廳，請求派員接管學院。新成立的湖南省委和省政府為了適應當時大學教育的需要，以及集中力量在湖南辦好一所大學，擬定將國師合併到湖南大學，國師附中與省立第十二中學合併。

1949年11月11日，中原臨時人民政府同意將國師併入湖南大學。軍管會文教接管部部長袁任遠、副部長劉壽祺即致電國師告知此事。得知學院將合併入湖大，國師師生較為滿意，為儘快恢復教學秩序並遷往長沙，學院隨即電告了湖南大學學院近況並請求速派代表接管，函電交馳和緊鑼密鼓的準備工作之後，湖南大學派了餘志宏秘書長來南嶽接管國師。12月1日，國師開大會慶祝建校十一週年，也慶祝國師併入湖大，汪梧封院長即席致詞，勉勵全校師生高興地聽從領導安排，走進新時代。12月底，國師的師生員工帶着所有的圖書、儀器、教具、什物，水陸兼程地抵達長沙嶽麓山湖南大學校園，開始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而國師附中留在南嶽，與省立十二中合併，更名為省立衡山中學。 ^[3] 

廖世承（1892-1970），字茂如，教育家。江蘇嘉定（今上海嘉定）人。中國近現代著名的心理學家和教育家。國立師範學院第一任院長，國師附中創辦人。

1909年入南洋公學，1912年考入清華學校高等科，1915年畢業後赴美入布朗大學，專攻教育學、心理學，獲碩士、博士學位。留美時曾得曼寧優獎生（JamesManningScholarship）榮譽，被舉為全國科學會名譽委員，並得SigmaXiKeg榮譽。1927年7月27日，他在香港接到院部聘電，毫不猶豫，置個人生死於度外，抱教育救國之理想，立即牽頭展開國師的籌建工作，選定湖南安化縣藍田之李園為校址，修整其全部房屋，並在光明山上興建教室和其他教學生活設施。10月27日，正式聘為國師院長。他在任職期間，廣泛招才納賢，延聘名師，頑強辦學，艱苦創業，“樹師範學院獨立辦理之先聲”。為方便國師的畢業生能就近實習，1940年，國師經教育部批准，建立附屬中學——國師附中。

解放後，先後任華東師範大學第二副校長、上海師範學院院長，為培養新中國大批合格人民教師而奮鬥終生。

皮名舉（1907-1959），湖南善化（今屬長沙市）人。

1937年日寇陷我北平，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奉命南遷，在長沙聯合成立長沙臨時大學，不久又西遷昆明，成立西南聯合大學，皮先生一直跟隨行動。

1942年皮先生離開昆明回到湖南，出任國立師範學院教授、史地系主任、教務長、代理院長。代理院務期間皮先生對該院複雜的人事關係，覺得難予處理，遂於1948年8月應聘來到湖南大學，執教世界通史、西洋史學史等課程。1949年9月長沙和平解放，皮先生仍留在湖南大學任教。

1953年院系調整以後，他就留在新成立的湖南師範學院歷史系任教。

1957年春天“大鳴大放”，他真誠地起來響應，不僅自己“鳴”，還鼓勵別人“放”。在省政協會議上與林兆倧、雷敢、姜運開、解毓才四位教授聯合發言，批評高校工作中的“以黨代政”現象，贊同成立校務委員會，實行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結果他們五位教授中的四位被戴上了“右派”帽子，只有林兆倧先生一人被“保護過關”。

皮先生本一介書生，身高體不健，而且染有肺結核，經過這一沉重打擊，他就病倒了。“右派”帽子戴上不過一年，他竟抱憾而去。

《國立師範學院成立記》

中華民國抗日軍興之一年，我武未揚，喋血已酣；雖張皇六師，終於克敵；而蜂蠆有毒，師徒不戒；亦既致命遂志，僵仆相繼，暴骨中野者，不可勝數！而當國者乃以創制師範學院詔我億兆有眾。曰：於戲！惟天無親，克強惟親！國無常強，民奮則強！知恥攸勇，尚欽念以忱！天其永我命於茲役，殺敵致果，克從先祖之大烈，底綏諸夏。尚其明恥教戰，罔攸餒於厥衷！惟師有學，用誕啓民瞑！亦惟師克範，用式四方！於戲！尚置學院以作之師！於是國立中央中山浙江三大學，暨西南西北兩聯合大學，鹹承命不遑。而獨立師範學院乃肇造於湖南。

於時掌邦教者，實惟吳興陳公，知人善任使。而吳興潘公展，寶山朱經農，灌雲汪德耀，如皋吳俊升及嘉定廖世承，五人者，皆國之良也，民之望也；遂受聘為籌備委員會委員；而以世承為籌備主任焉。既而公展就職省政府委員，則薦諸暨袁哲以自代。亦惟哲新服厥命，乃一德一心。而俊升實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長總持宏綱。世承乃奔走率職，用承厥志。亦惟經農以湖南教育廳廳長度地制宜，當官而行。公展雖服勞省政，而相協世承，未嘗有所遜謝退讓諉避；蓋其任也！德耀與哲，用克左右世承以與有成，惟和惟一。而嘉定諸懋孚，蕪湖胡榮魁，川沙薛熾濤，三人者，服勤庶事以後先世承；亦與有勞！

相其土宜，乃得安化縣之藍田，奠厥攸居。其山曰光明山，距藍田西一里許；重岡復嶺，因山作屋；四面松竹，間以紅樹，驚紅駭綠，抑亦寰宇之麗！而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於是乎藏焉修焉，息焉遊焉，韜涵大和，無世俗紛華之好；而專心一志，得天下之英才而大淑之，用作新兆姓，樹之坊表；其亦庶乎其可也！實經始於二十七年之八月；越三月，乃集厥事。世承被命為院長，聘師惟賢，位事惟能，慎乃服命，誕敷文教。而多士翕至，先於十二月一日始業；將以二十八年之正月十四日行開學典禮；而屬基博為之記。

獨念我不自亡，誰則亡我！人不自強，何能強國！國者，人之積也。而蹙蹙靡聘，我瞻四方，安危利災。以為當然；覆亡不懼，祗為身圖；舉國滔滔，何所蔑有！縱無日本，亦何能國！人而失其所以為人，斯國而喪其所以為國！誠竊以為此一役也，非造人何以善後！勝，則惟造人可以奠復興之基；敗，則惟造人乃能圖報吳之舉。而造人之大任微師範學院誰與歸！亦既以大任降於吾黨；當仁不讓，思之，何可不重思之！傳不云乎！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生聚或可因任自然；而教訓則必加以力振。在日本今日，非兼併之難，而堅凝之難！在吾國此後，非生聚之難，而教訓之難！假如師而不範，教訓無方，何以造人，亦將何以造國！經師人師，孰為難易？尚其宏此遠謨，百年樹人；推亡固存，豈異人任！基博雖為執鞭，所忻願焉。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