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澤南

嘉慶十二年（1807年）十二月，羅澤南生於湖南省雙峯縣，羅澤南從小聰明敏慧，四歲始識字，六歲入私塾，過目成誦。羅澤南的祖父羅拱詩（字六藝，人稱六藝公），是一位勤勞樸實而又非常重視送兒孫讀書的鄉村小知識分子，他很鍾愛羅澤南，對羅澤南常抱振興門庭之厚望。這時祖父年近七旬，家業零落，四壁蕭然，一家人經常吃了上頓沒下頓。 ^[1]  嘉慶二十三年（1818年）他十一歲時學作對聯，所作頗有奇氣。所居之地有一個藥房，旁邊是染房，他為之撰聯：“生活萬家人命，染成五色文章”，聽見的人沒有不讚嘆的，此聯既寫實，又抒懷，不同凡響，因而膾炙人口。 ^[1] 

道光元年（1821年），羅澤南十四歲讀《左傳》，常常自己命題，仿其篇法作文，如戰、守、攻、取之類。凡是讀他的文章之人，都能看出他的胸中所藴蓄的智謀遠遠超過別人。羅澤南自少年時代作文章即不求與時局相合，其中義理充足，人們都不能測出其胸懷氣度之廣闊。

道光五年（1825年），羅澤南的母親去世。在此之後的十年裏，他先後失去了包括兄嫂、祖父和三個兒子在內的9位親人。妻子因為接連喪子，悲傷過度，兩隻眼睛全都失明，耳朵也重聽，疾病纏身。 ^[2]  羅澤南自己也多有疾病，腰背痠痛不休，由於家貧，又不能買藥給自己治病。對於親人的相繼離世，他感到十分悲痛，於是在《殤侄殤子哀辭》一文中寫下：“恍恍惚惚，迷迷離離，是血是淚，終莫能辨。嗚呼痛哉，嗚呼痛哉！”羅澤南並沒有因為這些悲慘的遭遇而一蹶不振。他堅持一面教書謀生，一面夜以繼日地苦讀。儘管很多人勸他“為工為商”，但他始終勉強支持家庭，不為世俗所動，還常常以“何妨年少歷艱辛”自勵。羅澤南這種清苦自勵的品格很大程度上是來自祖父的影響。祖父羅拱詩自幼家貧，靠替人打理生意為生。他雖然沒有讀過什麼書，卻深以沒有讀書學習為遺憾之事。因此，他千方百計供後人讀書，不管日子如何艱難，他都不肯讓孫子輟學去學習其他的謀生技藝。而羅澤南對於祖父的教誨也是十分感激：“先大父之所以貽我後人者至矣。積累之厚，曷其有極！” ^[3] 

道光六年（1826年），他十九歲的時候應童子試不第，回到家中教授講學，開始了長達28年的設館教書生涯。他先後在同裏、湘鄉縣城、長沙等地坐館。其教授內容與方法別具一格，不僅應舉業，而且授之以“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和經世致用之學，既習文，又習武，因此學子云集。他先後培養了王錱、李續賓、李續宜、李杏春、蔣益澧、劉騰鴻、楊昌濬、康景暉、朱鐵橋、羅信南、謝邦翰、曾國荃、曾國葆等高足。後來這些學生大多成為湘軍名將，成為中國歷史上“書生領兵”的一大景觀。 ^[4] 

道光十年（1830年），澤南二十三歲，讀書雙峯書院，從學同裏橋亭流南塘舉人陳權先生，陳為名師張正笏第五子、舉人張眉大的弟子。因此，可以説羅澤南是正笏先生的三傳弟子。 ^[5] 

道光二十年（1840年），三十三的羅澤南以長沙府第一名中秀才，以冠軍入湘鄉縣學。澤南雖然仕途坎坷，但其學問和品德是世所共仰的，故在咸豐元年（1851年），湘鄉縣令朱孫詒舉他為孝廉方正以應朝廷之選，時論以其名實相符，當之無愧。 ^[5] 

咸豐二年（1852年），太平軍進犯長沙，湖南地區的士紳對此深感不安， ^[6]  在此危急情況之下，羅澤南以在籍生員的身份倡辦團練。 ^[7] 

咸豐三年（1853年），羅澤南與儒學弟子曾國藩共同募兵成立湘軍。江忠源率兵援救江西，向曾國藩求援，曾國藩命羅澤南率兵前去。他的部下大多是湖南的書生，他們初臨戰陣，在南昌城下與太平軍惡戰，戰死多人。曾國藩聽説之後非常高興得説：“編練的湘軍果然可用。”南昌解圍之後，又去圍剿了安福的土匪，以三百人擊破數千太平軍，被提拔為直隸州同知。回到湖南後，又圍剿了永興的土匪，所部增至千餘人。與曾國藩完善了湘軍營制，訓練了半年。 ^[8] 

咸豐四年（1854年）六月，羅澤南和塔齊布一起進攻嶽州，他料想大橋是太平軍必爭之地，所以堅守不動，伺機出擊，三戰皆捷，殲滅太平軍數千人。閏七月，攻破了高橋的九座太平軍營壘，太平軍退守城陵磯，羅澤南趁勢和塔齊布一起進擊，接連擊退太平軍多處大營。從此，湘軍的威名開始遠播，羅澤南與塔齊布並稱為湘軍名將。 ^[9] 

羅澤南和塔齊布在城陵磯大敗太平軍之後轉戰向東，攻克了崇陽，擊退了盤踞在咸寧的太平軍，又在金牛擊敗了他們，繼而進駐紫坊。曾國藩在金口會見了諸位將領，商議進攻武昌的事宜。

羅澤南為之繪製圖紙並進獻方略。然後湘軍排列巨炮面向長江內外，分為水陸兩路。羅澤南率軍隊直趨花園，太平軍依憑木城向湘軍發炮。湘軍士兵蛇行前進，逼近太平軍的營壘，並且分兵奪取太平軍的船舶，船上的太平軍被擊退之後，大營裏的太平軍也亂了陣腳，太平軍三處都被攻破。第二天羅澤南又攻破了鮎魚套的太平軍大營，他們竄向洪山的士兵，被清將塔齊布所攔截，太平軍夜裏棄城而走。武昌、漢陽二城都被恢復，此時距曾國藩的會攻武漢會議僅僅七天。向朝廷奏捷之後，羅澤南很快被授為浙江寧紹台道，曾國藩請求將他繼續留在軍中。 ^[10] 

太平軍佔據興國，並且分兵攻陷了大冶。羅澤南率軍攻克了興國，塔齊布也攻克了武昌、大冶，於是規劃攻取田家鎮。太平軍用鐵鎖攔截清軍水師，駐紮在半壁山互為犄角之勢，在長江兩岸隔岸而守。羅澤南進駐馬嶺坳，距離半壁山有三里左右。太平軍數千人突然來犯，並且由田鎮渡江前來的援兵又將近萬人。而羅澤南的軍隊僅僅有兩千，羅澤南令軍士埋伏起來，等到太平軍懈怠的時候再出擊，太平軍大敗，後路被清軍阻攔，墜崖而死的有數千人，羅澤南奪取了半壁山，清軍水師截斷了橫在江上的鐵鎖，燒燬了太平軍的船舶，而且攻克了田家鎮，朝廷給羅澤南賜號為普鏗額巴圖魯，加按察使銜。 ^[11] 

當時湘軍商議水陸軍分三路進剿太平軍，總督楊霈總領江北岸的兵馬，羅澤南和塔齊布一起攻擊楊霈以南的太平軍，曾國藩率領水師沿江而下下。然而當時下了大雨不能行軍，太平軍又再次向北進犯，於是羅澤南和塔齊布一起改道向北渡過長江，克復了廣濟、黃梅。太平軍退守孔隴驛、小池口，羅澤南趁勢約各路兵馬前來會攻。湘軍渡江還未到一半，太平軍就又來進犯，湘軍不敵稍稍退卻，羅澤南的手臂受傷，但仍然指揮作戰，分兵打敗了街口的太平軍，太平軍的首領羅大綱敗走。這一次戰役，羅澤南以五千人擊破太平軍兩萬兵馬，太平軍沿江的諸大營全部撤走，退守江西九江。塔齊布前去圍攻，羅澤南與之分別前去圍剿盔山，遏制湖口前來援助的太平軍。適逢湘軍水師進入鄱陽湖，被太平軍所襲擊，湘軍的輜重全部喪失。曾國藩快馬馳入羅澤南的大營，然而湘軍水師阻住了鄱陽湖口使他難以進入。 ^[12] 

咸豐五年（1855年），湖北的清軍屢敗，武昌再次陷落。羅澤南跟從曾國藩進入南昌，前去救援饒州，在陳家山、大松林大戰，大破太平軍，克復了弋陽。又去救援廣信，在城西烏石山大破太平軍，並攻克了烏石山。接連克復興安、德興、浮樑等地，並進剿義寧。接着，他又在梁口、鼇嶺擊敗了太平軍，克復了義寧，被加封為布政使銜。 ^[13] 

羅澤南見江西的軍事部署不是十分合理，就向曾國藩建議説：“九江逼近江寧（南京），而且向西牽制武昌，故太平軍以全力爭之。他們進犯弋陽，派兵到廣信，從信水而鄱陽湖，抄我們的右路；又佔據義寧，扼守梅嶺，從修水而下鄱陽湖，抄我們的左路。如今兩處都被我們平定，九江的門户漸漸穩固了，惟獨湖北的通城等地仍然很多叛軍。江西的義寧、武寧，湖南的平江、巴陵，始終都不安寧。想要扼制九江，最好是從武昌而下；如果我們想要解武昌之圍，最好從崇陽、通城而入。為今之計，我們應當把湖口水師、九江的軍隊截住太平軍鄱陽湖的船，更選能征善戰之軍掃滅崇陽、通城的太平軍以進入武昌，以武昌來扼制九江。那麼東南的全局，説不定會有轉機啊。” ^[14] 

曾國藩將他的建議全都奏報了朝廷，於是命羅澤南前去湖北會剿太平軍，將塔齊布的舊將彭三元、普承堯等部的人馬也撥給了他，一共有五千人，再次前往湖北圍剿太平軍。 ^[15] 

咸豐五年（1855年）九月，羅澤南率軍至通城。太平軍雖然號稱數萬，但只不過是烏合之眾，一戰即潰。羅澤南進軍奪取了桂口要隘，進而攻克了崇陽，在羊樓峒駐軍。太平軍韋俊、石達開部合軍二萬餘人從蒲圻率軍來犯，被羅澤南部擊敗。胡林翼前來勞師，與羅澤南合攻蒲圻並攻克了此地，然後乘大霧進軍攻克了咸寧。從此武昌以南沒有了太平軍的蹤跡。 ^[16] 

同年十一月，大軍抵達紫坊，羅澤南與胡林翼商議進攻城市的策略。羅澤南屯駐洪山，胡林翼屯駐在城南的堤上，湘軍水師駐紮在金口。太平軍在城外築起了十三座堅固的營壘，與洪山城類同。兩軍初戰之時，太平軍兩萬兵馬出十字街，胡林翼與之交戰，太平軍數次退卻又數次進攻。羅澤南與李續賓分兩路偷偷地前去抄太平軍的大營，攻破了十字街的大營，將太平軍修築在城東南的營壘全部搗毀。 ^[17] 

八步街口是湘軍通往長江的要路，塘角是太平軍糧運的重要道路，羅澤南派軍先後攻破這兩個地方，焚燬了太平軍的造船廠，湘軍西北的太平軍營壘全部被湘軍攻破了。然而太平軍又在望山門外修建了兩座石壘，羅澤南率軍踏平了這兩處太平軍營壘；又在窯灣、塘角兩地驅逐太平軍，殲滅數千太平軍，於是太平軍閉城不出。 ^[18] 

太平軍主帥石達開自從在崇陽被湘軍擊敗後竄入江西，勢力又開始膨脹起來。曾國藩發出文告要羅澤南迴援江西，羅澤南因為武漢是南北交通的樞紐，如果湘軍驟然撤離，胡林翼一軍人馬不能獨自守衞，如今太平軍的糧草將要用盡，如今要撤離，實在不是一個明智的決策。羅澤南的父親已經八十歲，將書信送至軍中要他保持忠義之心，胡林翼將信交給了羅澤南，咸豐六年（1856年）二月，朝廷下詔贈予羅澤南的祖父母、父母二品的封典，以示朝廷對他的恩典和器重。 ^[19] 

咸豐六年（1856年）三月，長期閉門不出的太平軍開門出戰，撲向湘軍。羅澤南親自督戰。太平軍援軍接連而至，湘軍從洪山出動奮力追擊太平軍，飛炮擊中了羅澤南的左額，血流而下佈滿了臉上。他很快回了洪山，回去之後仍然端坐在營外指揮作戰，第二天在軍中逝世。 ^[20] 

咸豐帝聽聞之後非常震驚並表示哀悼，下詔依照巡撫的規格給予議恤。賜其父羅嘉旦頭品頂戴，兒子羅兆作、羅兆升都贈與舉人，賞賜世代承襲的騎都尉之職，並且入祀昭忠祠，在他的本籍湖南，還有湖北、江西都建立專祠，賜給諡號忠節。太平天國平定之後，同治帝追念羅澤南的功勞，加封為世襲的一雲騎尉之職。 ^[21] 

羅澤南一生大部分時間生活於湖南，受到湖湘文化強烈而深刻的薰陶。湖湘文化是一種理學型的文化，在湖湘學風的影響下，羅澤南自少時就尊崇程朱理學，等著作，是一位著述豐厚的理學家。他對晚清理學所做的貢獻，不僅在於對理學基本思想的闡發，更在於吸納經世實學以充實程朱理學。 ^[22] 

羅澤南對理學基本思想的闡發，是建立在繼承朱熹思想的基礎上的。羅氏學術一以朱熹學説為依歸，羅氏學術與朱學之間聯繫緊密。

羅澤南的每一部著作，從形式到內容無不帶有十分明顯的朱學印記。比如，《人極衍義》一書即為“羅君仲嶽誦《太極》、《通書》之言，而得其旨要”而作，該書對周敦頤《太極圖説》、《通書》的理解和發揮，與朱熹的《太極圖説解》、《通書解》是一脈相承的。至於《姚江學辨》辨王學與朱熹辨陸學顯然更是異代同調。羅澤南《讀孟子札記》多次徵引《孟子集註》、《孟子或問》，對朱熹的議論頗為欣賞，以為可以“補孟子言外之意”。《小學韻語》是以朱熹《小學》為原本“撮其大要”輯成，“復取古人註疏附於其下”。《西銘講義》“附於朱子《解義》之後”，與《西銘解義》皆“用伊川分立而推理一之旨”。可以説，正是在吸收朱熹思想的基礎上，羅澤南形成了自己的學説。 ^[23] 

對於理氣、心性、知行等理學基本概念，羅澤南都作了詳盡的闡述。在理氣論上，羅澤南主要繼承了朱熹的理先氣後説。與朱熹稍有不同的是，他突出了氣在宇宙生成、萬物發展上的作用。此外，羅澤南還繼承了程朱的“理一分殊”思想，並強調對事物特殊性的研究。 ^[24] 

在心性論上，羅澤南持“心統性情”的觀點，認為心為賅括性、情的總體，性、情都只是這一總體的不同方面。為了強調每個人具備成聖成賢的可能性，他對朱熹的氣質之性的定義稍稍作了修正，把氣質之性理解為氣的性能，認為氣質之性是能夠改變的。在知行論上，羅澤南則全面繼承了朱熹的“格物致知”説，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了自己的知行觀。 ^[24] 

在理氣關係問題上，羅澤南雖然主要繼承了程朱關於理氣的説法，以“理”為“氣”本，認為“理也者，所以宰夫氣者也”，但同時又借鑑吸收了張載、王夫之等人的氣本論思想，突出了氣在宇宙生成、萬物發展上的作用。羅澤南認為：“物之得陽者親上，物之得陰者親下。飛也，動也，陽也；潛也，植也，陰也。……凡物之生死伏見鳴已，皆二氣之消長也，是孰非陰陽之所充周者哉”。把天下萬物的形成説成是陰陽二氣交感的產物，萬物的不同性質也取決於陰陽二氣的消長。理只有通過氣，綱維天地的作用才能顯示出來。很明顯，氣的作用被抬高了。 ^[25] 

在理學系統中，“理”是一種超自然的、主宰一切的絕對觀念，具有永恆靜止的屬性，“氣”則有形有體，變化無窮，富有生氣。對於“氣”的強調，使羅澤南的思想帶有強烈的辯證精神，多少隱含着對古代樸素唯物論思想的認同。他之所以能夠用變易的觀點看待歷史和現實，肯定變革的合理性，認為“大經大法萬世所不能外，而其制度文為則必隨時而損益”，正是以此為理論依據的。不過，在羅澤南的理氣説中，氣並沒有被抬高到與理同等的地位。他只是在朱熹理氣説的基礎上，稍稍揉進了張載的一些觀點。因此，從根本上説，羅澤南的哲學還是屬於理本體論哲學。 ^[23] 

在人的理氣同異問題上，羅澤南持理同氣異的觀點，認為每個人所稟受的理是相同的，氣是不同的，“故人之稟之者，其氣質亦不相侔矣”。從這一觀點出發，他對朱熹氣質之性的定義作了修正。在朱熹的哲學中，人稟受的天地之理被稱作天命之性，氣質之性指具體的現實的人性，即天命之性受到氣質薰染形成的人性。而在羅澤南的哲學中，定義則有所不同。他認為：“性有天命之性，有氣質之性。天命之性者，維皇降衷，厥有恆性，全體渾然，初無偏倚，此溯原於太極者也。氣質之性者，天以此理賦之人，必隨是氣以與之。” ^[26] 

在這裏，天命之性指人稟受的天地之理，此無疑義，關鍵是究竟什麼是氣質之性。總的看來，羅澤南傾向於把氣質之性理解為氣的性能，如剛柔急緩之類。他説：“氣有互陰互陽之不同，故質有或昏或明之各異。得木之性居多者，清則仁慈，濁則柔靡。得火之性居多者，清則高明，濁則暴烈。推之於金，於水，於土亦然。此稟受乎陰陽者也。這裏的“質”指由陰陽五行之氣積聚而成的一定形質，“氣質”指形氣及其構成的一定體質。這句話的意思是氣質之性由氣質決定，所反映出來的主要是氣的作用。

羅澤南之所以對氣質之性作出與朱熹不同的定義，主要出於兩方面的考慮。首先，朱熹雖將天命之性與氣質之性規定為兩層而不是兩個人性，但仍是從理氣兩方面來解釋人性，所以從本質上看仍然是二元論的思想，而羅澤南如此定義雖有性二元論之嫌，但與他的理氣論是統一的，他所説的“理與氣原不相離，故性有氣稟之性、義理之性，命有氣數之命、義理之命”，顯得比朱熹的説法更加圓融。而且，將氣質之性僅僅理解為氣之性能，在理學發展史上也是有根據的。張載的氣質之性就是指氣的攻取之性，二程的氣質之性也是指氣的性。

其次，理學主張把理與氣對人的作用都講到，但是在二者之間也有一個平衡的問題。有的理學家比較重視理對人的作用，強調每個人都具備成聖成賢的可能性，有的理學家比較重視氣對人的作用，強調成聖成賢的困難性。羅澤南顯然屬於前者，因此不把氣質之性定義為現實的人性，這樣才可以説“氣質之性，君子終不為所囿”。

羅澤南認為，氣質之性不僅應當改變，而且能夠改變。他認為人們彼此之間，稟受的氣或相對而清，或相對而濁，這些差別的存在雖然造成了個體之間的道德與智慧的先天差異，但是由於稟受的理是一樣的，所以每個人都可以通過道德修養改變不好的氣質，使天地之性得以恢復。“儘性則人事皆天，好學則氣質無權”，羅澤南的教育思想正是以此為根據的。從這個角度來説，他關於氣質之性的議論還是有一定進步意義的。錢穆提出的“羅山論學最有貢獻者，當推其闡申氣質之性”的説法，不為無見。

總的説來，羅澤南對理學基本思想的闡發，既全面系統，又深入淺出，同時又有一定的創新，這對於守成多於開新的晚清理學尤為難能可貴。因此説羅澤南是晚清理學的重鎮，他對理學基本思想的闡發有效地推動了理學在晚清的復興，絕不為過。 ^[26] 

羅澤南除了系統闡發了理學的基本思想，還發展了理學中本來就具有但卻一直被忽視的“外王之學”，深挖理學的經世潛能，處則聚徒講學，出則投身軍旅，率領生徒抗拒太平天國革命，為清政府立下了汗馬功勞。因此，研究羅澤南的理學思想不能不講他在經世致用方面的主張。

程朱理學在產生之初，雖已釀空疏之弊，但是並不明顯。無論是二程，還是朱熹，對現實政治都是異常關心的。不過，他們用力的重心已轉移到對宇宙本體的思考和個人修養的完善上來。到了理學末流，則完全拋棄了儒家的經世傳統，也為程朱理學帶來了“空疏無用”的惡評。因此，程朱理學要想復興，就必須以實濟虛，改正空疏之弊。清初程朱理學的復興，便是循着這一路徑進行的。對於處於封建社會與清王朝雙重危機下的晚清程朱理學來説，改正空疏之弊就更屬當務之急。

羅澤南清醒地認識到程朱理學的不足之處，也敏鋭地覺察到當時學界從“純學術”走向“經世致用”的學術轉向，因此在強調以“義理”修身養性的同時，積極講求經世之學，“凡天文、輿地、律歷、兵法，及鹽、河、漕諸務，無不探其原委”，主動用經世之學來充實程朱理學，從而在堅持理學的價值理性的同時，又開掘出其隱而未彰的工具理性。 ^[23] 

羅澤南將早年所受的理學教育運用到實踐中，以理學指導他的行動，這同樣表現在軍事方面。他的治軍思想主要有：

1、加強軍隊的思想教育。羅澤南認為一個人修養和學識的高低與戰爭的成敗不可分離，上馬殺太平軍的勇氣與修身治己的訓練是相得益彰的。 因此羅澤南的軍隊中，讀書的風氣特別濃厚，曾國藩稱其：“矯矯學徒，相從征討，朝出鏖戰，暮歸講道。”在講道的過程中，羅澤南培養出了李續賓、李續宜、王錱等一批湘軍悍將，這些人都是以書生起家，打起仗來異常勇敢，加之又是同鄉族人居多，羅澤南在這些人中的領袖地位顯而易見，他的部眾也樂於與其共生死。湘軍在作戰的同時，還研討學問，講經論道，無疑有助於增強部隊的凝聚力，提高軍隊的素質。軍隊將領視維護封建倫理道德為己任，其作戰能力遠勝於綠營兵，這與羅澤南的功勞是分不開的。

2、嚴肅軍隊紀律。在作戰過程中，羅澤南很重視軍隊紀律的整治，他帶的部隊紀律嚴明，訓練有素，再加上戰餘時的講經論道，使軍隊能夠很快團結起來。

羅澤南是一個理學家。理學家主張“靜”的修養，即在任何情況下，臨事能守一個“ 靜”字，必能扭轉危局。有人問他制敵之道，羅澤南説：“ 無他，觀《大學》知止數語，盡之矣。左氏再衰三竭之言，其註腳也。”又説“ 熟讀《大學》‘知止而後能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數語，盡之矣。”這些話都體現了羅澤南這樣一個儒將的制敵之道。

湖南士人有固守程朱理學，熱心經世之學的傳統，他們一方面注重心性修養，另一方面則講求實學和經世致用的學風。 ^[27]  生長在這種環境下的羅澤南也潛移默化，在教育思想中處處顯示出理學的指導地位。羅澤南認為先王治民，“ 為之小學大學以復其性情”他主張罷黜俗學，因為“俗學不黜，異學不熄，欲求立乎其極，是欲之閩越而趨隴蜀也”。他認為教育的目的是要“ 復其性情”，而不是簡單地學習知識和增長見識，因此俗學都是沒有意義的學科，無助於人恢復其本來的善性。這些主張體現了他獨尊程朱理學，排斥其他學説的教育思想。

羅澤南在《小學韻語》中寫到：“首讀《大學》，規模宏遠；次讀論語，立其根本；次及孟子，觀其發遠；次及中庸，微妙以揭。” ^[28]  對於這32個字，羅澤南做了更進一步的註解：“朱子曰，我要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及中庸，以求古人微妙處。大學一篇，有等級次第。總作一處，易曉，宜先看。論語卻實，但言語散見，初看亦難。孟子有感激與發人心後，中庸讀三書後方宜讀之。”由此段話，不難看出羅澤南提出的學習步驟是以朱熹的話為藍本的，他把朱熹的話概括為32 個字，既體現了他作為一名理學家對於四書的重視，同時也繼承了朱子的教育思想，肯定了他的教育模式。

1、主張學習要與實踐相結合。羅澤南主張知行並進，言行合一，他認為：“ 以平日之所言者，勵而為行；即以一身之所行者，發而為言。”而且，實踐才是學習的根本，“ 若徒誦於口耳而不先以躬行，是無源之水，必不能放乎四海，是無根之木，必不能榮其枝葉”。知和行只有結合起來，才能互為促進，相得益彰。羅澤南認為：“ 讀四書五經之法，則以體之身心為要。其窮理也，因己之所已知者窮去；其克己也，因己之所最偏者克去。敬義夾持，知行並進，則四子五經之理皆在我一身，使或徇為外人，終無益於實用也。”由此可以看出，羅澤南強調的是學習要與實踐相結合，知行並進才能學到真正的知識。

2、把握幼兒教育的特點，重視啓蒙教育。羅澤南認為學習要從兒童期開始，“ 童蒙之年，早立其基”從小學習，從自身的修養開始，長大以後才有可能經邦濟世，治國平天下。羅澤南於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在刺史左輝春家講學時寫下了《小學韻語》一書，這本書講的都是關於啓蒙教育，“教人之道，首重發蒙；蒙以養正，是曰聖功”。在羅澤南的幼兒教育思想之中，當然有精華也有糟粕。其依附於朱熹學説，侷限性顯而易見，什麼“ 臣不二君，女不二夫”，什麼“餓死事小，失身事大”等等。但其教育思想並非無一可取，羅澤南也提出了一些正確的、有積極意義的説法，如“ 毋避艱險，毋戀富貴”，教人做事要有毅力，有吃苦精神。如“勿合污世，勿同流俗”，教人要堅持正確的原則，不要隨波逐流。而且羅澤南對於少兒提出的十二個戒條，也是有一定積極意義的。同時，羅澤南還掌握幼兒教育的特點，在《小學韻語》中編進了很多故事，運用故事來講道理，雖然講的多是忠孝節義的故事，但這種教學方式的變化，有利於把握兒童的心理，掌握教育的特點，寓教於樂，使兒童易於接受，達到教學目的。

羅澤南以一個儒將身分活躍在早期的湘軍舞台上，他注重自己的理學修養，同時又在事功上有所作為。羅澤南幼年家貧，但他志向遠大，早在家鄉時就“ 假館四方，窮年汲汲”，以自己的思想影響了諸多弟子，其中包括李續賓、李續宜、王錱等一批經世之才，他們後來都成為湘軍的骨幹將領。羅澤南對湘軍集團的創立和鞏固作出了貢獻。同時他在理學和教育等諸方面都有着很深的造詣，為後世流下了很深遠的影響。

（個人著作來源資料 ^[33]  ）

羅澤南故居位於湖南省雙峯縣石牛鄉灣洲村三柱組。現在是“是雙峯縣文物保護單位”。是一組坐北朝南的老建築，正房三間是二層矮樓；正房的前面東西兩側各有兩排朝東朝西的二層矮樓，靠大路原來有高大的門樓，進門是個大院子。但是有不少牆被拆，這些房屋解放後分給了貧苦農民。

羅澤南墓位於羅澤南祠堂的左後山上，墓地規模不大，上面有雙峯縣人民政府為其立的墓碑，並確定墓地九米之內為縣文物保護地，在羅澤南的隔壁葬着他人一墓。在墓地旁邊還有義馬冢，不過很難找到具體位置。 ^[34] 

羅澤南死後，經曾國藩、胡林翼等人上奏，咸豐皇帝頒旨，在羅澤南故居南側五十米處建羅忠節公祠，以永遠紀念這位功臣。羅忠節公祠當時規模宏大，盛極一時。正門之上掛的是曾國藩親書的“正學孤忠”的牌匾。在祠內有胡林翼、郭嵩燾、劉蓉、左宗棠、曾國荃、唐鑑等達官名流的輓聯。

《清史稿·卷四百七·列傳一百九十四》 ^[29] 

《近百年湖南學風·第三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