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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公展
鎖定
- 中文名
- 潘公展
- 國 籍
- 中國
- 出生日期
- 1894年
- 逝世日期
- 1975年6月23日
- 畢業院校
- 上海聖約翰大學
- 原 名
- 有猷
- 字
- 幹卿
潘公展人物生平
潘公展早期經歷
潘公展，原名有猷，字幹卿，浙江省吳興縣菱湖鎮人，1895年10月23日生。吳興乃產絲勝地，其父經營絲業，曾設大集成絲行。潘公展少年時入吳興丁氏私塾讀書，私塾教師受革命風潮的影響，經常向學生講授革命救國的思想，受其薰陶，潘公展與同學秘密組織革命團體，編寫《自強》壁報鼓吹排滿。潘公展發給同學每人一把小刀，準備謀刺清朝官吏。潘公展離開私塾後，經當地一個美國傳教士介紹，於1912年考入上海聖約翰大學外語系。潘公展在聖約翰大學就讀期間，成績斐然，常在英語講演比賽中獲第一名，為老師所稱讚，同學所羨慕。潘公展的文筆也甚好，經常為校刊《約翰聲》投稿，並先後兼任《時事新報》“學燈”副刊和《國民日報》“覺悟”副刊的特約撰稿人，他經國文老師龐檗子介紹參加了著名詩社“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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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亞東書局還請潘公展編著《中國學生救國運動全史》，潘公展文筆犀利、見解獨到，他的文章深受讀者喜歡，在新聞界的名氣日勝一日，故在1921年《商報》正式出版時，湯節之聘潘公展為電訊主編。潘公展自有一套，他一改往日成規，按事分類，有條不紊地編列電訊與要聞。《商報》的“每日時評”和“每週大事述評”也由潘公展負責撰寫，時陳布雷任《商報》主筆，陳、潘二人共事6年，珠聯璧合，文名漸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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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公展加入國民黨
1926年年底，潘公展與《商報》主持人發生矛盾，亟欲離去。《申報》負責人史量才，遂乘機請他任《申報》主編，主編要聞。恰在這時，蔣介石以黨政軍首領自居，欲在南昌重新籌組中樞機關，急需秘書人才。經陳果夫介紹，潘公展於1927年1月與陳布雷同往南昌拜見蔣介石。兩次長談之後，潘公展思想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表示從此要與蔣共命運。2月，與陳布雷一起正式加入了國民黨。後蔣介石決定獨留陳布雷在南昌任秘書，潘公展返滬繼續在《申報》任職，“以利鼓吹國民革命”，“為本黨宣揚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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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4月，蔣介石發動“清黨”反共，在上海設立政治分會，張靜江任主席，潘公展任分會委員。潘公展由一個報人變為國民黨要員，其政治生命由此開始。5月上海特別市黨部開始清黨，潘公展被聘為整理委員，又當選為常務委員。自此，從事人事黨務工作達數十年之久。6月上海市特別市政府成立，黃郛任市長，潘公展任農工商局局長。不久農工商局改社會局，潘仍為局長併兼任市政府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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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國民黨“中央俱樂部”成立。“中央俱樂部”以陳果夫、陳立夫為中心，集結蔣介石的親信、黨徒，為蔣的獨裁統治效命。潘公展加入“中央俱樂部”，並很快成為CC系的主要骨幹。潘公展的政治地位日益提高，出席了國民黨第三、四次全國代表大會，而且是大會主席團成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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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8月，潘公展改任上海市教育局長。他活躍在上海文化宣傳和教育界，為蔣介石的獨裁統治奔走呼號，不遺餘力。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一意孤行，堅持“鑲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全國掀起反蔣怒潮。潘公展在上海唆使和支持一批反動文人進行文化“圍剿”，製造白色恐怖。他制定了一套新聞、書報送審制度，就連小人書畫稿也要經過審核，企圖以此“杜絕赤化宣傳”，“達安內鑲外之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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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八”事件後，上海各高校學生的抗日運動風起雲湧。他們多次選代表赴南京請願、包圍《中央日報》、火燒上海真如車站，上海交通大學學生甚至擅自開火車載請願學生直衝南京，學生們以實際行動反對國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希望政府能迅速起兵抗日。潘公展身為教育局長，一方面假意答應學生的要求，安撫學生，一方面又會同上海市社會局長吳醒亞、上海市黨部常委吳開先等人，在各高校精選“優秀青年”，組成上海大學聯合會，從內部瓦解學生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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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在教育局領導下，另成立“中學聯”、“大教聯”、“中教聯”及文藝團體等其他組織，以壓制廣大師生的抗日愛國運動，“減少中央麻煩”。在1935年“一·二九”運動波及上海時，潘公展嚴令各學校阻止學生遊行示威。當500餘名學生到市政府請願時，潘公展竟悍然下令“所有全市公私中學校於即日起提前放假”，企圖以此破壞學生愛國運動。
潘公展於1932年6月在上海創辦了《晨報》，自任社長，建立起自己的反共宣傳陣地。他鼓吹“本位救國論”，即所謂：“人人均宜為本業致其最善之努力，謀如殊途同歸之救國。”他還説：“吾人若不喚起國人本位救國之意義，則國人或將中風發狂”，以此誘導工人、學生脱離抗日救亡運動。以後，潘公展又辦起《晨報晚刊》(後改名《新夜報》)和《兒童晨報》、《兒童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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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3月，國民黨統治集團標榜“依據三民主義建設新中國的文化”，設立了“中國文化建設協會”，蔣介石為名譽會長，陳立夫為理事長，潘公展為常務理事兼書記長。潘公展隨即在上海組設分會，藉口“把以往此種凌亂的無條理的各自為政的文化工作，改變為有計劃的協作，將上海的文化界謀通盤規劃的辦法”，以改變“以往的所有個人或團體做文化工作沒有中心”的狀態。他力圖嚴密控制，以扼殺革命文化事業。潘公展還鼓吹要徹底“剿匪”，就要“肅清有階級色彩及共產主義的出版物”。他下令銷燬大量進步書籍和雜誌，郭沫若的《創造十年》和《蔣光慈遺集》等均未能倖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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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公展抗戰時期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全國進入了“結束內戰，一致抗日”的新階段，潘公展卻仍頑固地堅持國民黨獨裁專政的反動立場。1937年2月10日，中共致電國民黨，提出了五項要求和四項保證，以期國共兩黨再次合作，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團結一致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潘公展執迷不悟，誣衊中共的主張“是有糖衣的毒藥”，並於2月18日至24日在《中央日報》上連續發表了題為《統一與和平》的長文。他重彈“先安內後鑲外”的謬論，鼓吹“必須內部統一，才能抵抗外敵…統一就是安內，抗敵就是壤外。”為蔣介石製造內戰進行粉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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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1月，上海落入日軍之手。潘公展離滬經港到達武漢，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事室參事，並參加了國民黨臨全大會。1938年3月，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在漢口開辦獨立出版社，潘公展任出版社經理。這一年，他寫了一本題為《領袖、政府、主義》的小冊子，宣傳“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一個國家”及“一黨專政”，為維護蔣介石的獨裁專制統治搖旗吶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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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政府遷移重慶後，潘公展被任命為湖南省政府秘書長。長沙大火後，湖南省政府改組，潘公展辭職赴渝。不久，被推選為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兼《中央日報》總主筆。繼而兼任軍事委員會戰時新聞檢查局副局長、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副主任委員（1942年12月升任主任委員）、中國公學副校長，並在中央訓練團、中央政治大學及新聞學院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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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公展利用手中控制的各種宣傳工具，打着“國家至上”、“民族至上”和“建設三民主義”的旗號，竭力扼殺言論出版自由、破壞進步文化事業。潘公展還在重慶創辦了勝利出版社，在福建等省設立分社，除出版一些鼓勵抗戰、揭露日軍暴行的書籍外，還出版了一些反馬列主義的書，進行反共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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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月，蔣介石製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事變發生後，潘公展一面不準《新華日報》報道事件真相，一面指揮國民黨報刊反誣新四軍“違反軍紀”、“破壞統一”。潘還在《中央日報》發表了《軍紀根源論》，説“新四軍之違反軍紀，其根源乃由於三民主義信仰不誠、信仰不堅所致”，為蔣介石殘殺抗日將士開脱罪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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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5月，抗戰勝利前夕，國民黨在重慶召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次大會以討論抗戰和準備實施“憲政”為名，實際上反共才是中心議題，國民黨冀圖搶奪抗戰勝利果實和維持其一黨專政，潘公展是大會主席團成員之一。他在5月12日的大會上作了“關於中共問題的總報告”，誣衊中國共產黨“武裝割據”、“破壞抗戰”，“顛覆政府”、“危害國家”，還説：“與中共之鬥爭無法妥協。今日之急務，在於團結本黨，建立對中共鬥爭之體系，即創造鬥爭的優勢與環境”。他提出“當前對中共之爭論，應集中於反駁聯合政府，反駁抗日戰爭中有兩條路線的論調，反駁中共具體綱領，與反對解放區人民代表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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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根據潘公展的報告，通過了兩個決議：一個是對外發表的，説對中共要“採取政治解決之方針”，“盡力於團結禦侮”；另一個是對內的，説“根據中共問題之總報告，中共一貫堅持其武裝割據，藉以破壞抗戰…最近更變本加厲，提出聯合政府口號，並陰謀製造其所謂‘解放區人民代表會議'，企圖顛覆政府，危害國家”。決議要求國民黨員對共產黨“提高警覺，發揮革命精神，努力奮鬥，整軍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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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選舉中央委員時，一些代表不滿蔣介石、陳果夫等人控制的代表，在選票上畫烏龜或罵“總裁獨裁，中正不正”。潘公展得知後，提議陰謀加害這些“不聽話”的代表，遭到一些代表的責罵和反對，並有二三十人喊打，拉起椅子奔向潘公展。潘公展對蔣介石的忠心由此可見一斑，因而繼續受到蔣介石的重視，在六屆一中全會上再次當選為中央常務委員，並任中央宣傳委員會主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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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公展抗日勝利後
抗戰勝利後，潘公展奉命回上海蔘加接收工作。他先接辦《申報》，並任社長，後任臨時參議會議員，併為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常委。後來蔣介石標榜“還政於民”，“實施憲政”，在各地建立參議會。1946年3月上海蔘議會成立，潘公展以高票當選為議員。杜月笙以體弱為由堅辭議長之職後，潘公展被選為議長，他以“民意領袖”自居，為蔣介石的獨裁統治四處奔忙。1946年11月，上海3000多攤販為抗議當局的無理取締，結隊遊行示威。潘公展以議長身份公開出面講話，要求“當局施政必須慎重，亦望市民共同維持秩序”，貌似公正。可當上海當局無理拘捕700餘人，並拘捕送飯家屬160餘人時，潘公展猶如縮頭烏龜，沒有再公開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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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蔣介石決定用召開“行憲國大”和選舉總統的辦法，來挽回敗局，穩定統治。潘公展在上海積極響應，到處發表“競選演説”，鼓吹“行憲要義”，“民主政治真諦”等等。1948年3月，潘公展以上海市行憲國民大會代表的身份親赴南京參加“行憲國大”，並被推為大會主席團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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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行憲國大”也沒能扭轉時局，到1948年底國民黨的統治已是朝不保夕。潘公展希望美國能在蔣介石危難之時出手相助，便出面聯絡上海各界名流，竊取人民名義，致電美國政府：“當此決定生死存亡之際，我們人民不得不向閣下及貴國人民呼籲，假如欲及時避免此人類歷史上之大慘劇，數萬萬愛好和平之士被迫而受共產黨之迪克推多統治，則貴國必須加以援助，刻不容緩。”同時，潘公展發起成立“上海自救救國會聯合會”，號召“擁護元首，協助政府”，“堅定人心，自救救國”，他在市參議會上聲稱要“全力救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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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元旦，蔣介石發出“求和聲明”，想以此苟延殘喘。潘公展立即起而呼應，以上海蔘議會的名義，於3日“呼籲停戰，商談和平”，並於9日“建議”各省市參議長、各團體理事長或代表，於2月10日來滬開會，“共商促進和平”問題，極力為蔣介石的假和平張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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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蔣介石的“求和聲明”，中共中央於1月14日，提出和談的8項條件。潘公展於16日指出：“此時亟應暫時不提出任何條件”，而應“先立刻同時命令停戰”，企圖為國民黨反動派爭得喘息機會。此外，他還在上海拼湊起“全國和平促進會”，並揚言“人民代表應參加和平談判”，想要擠進和談會議，直接從事破壞活動。4月15日，國共雙方和談代表擬定《國內和平協定》“最後修定案”。潘公展於當晚立即召開上海市參議員座談會“徵詢”意見。他首先發言反對修正案，並主張發表一份反對和平協定的意見書。最後他不顧部分參議員擁護和談的態度，悍然發表了意見書，暴露了他追隨蔣介石假和平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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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軍隊兵敗如山倒，任潘公展四處奔走呼號，也絲毫不能挽救國民黨反動政權的厄運。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潘公展逃到香港，應趙棣華、董霖二人之邀，開辦“國際編譯社”，出版《國際文摘》，年底跑到加拿大。次年5月又轉赴美國，初在《紐約新報》撰稿。1951年5月與陳立夫、項定榮、賴璉等人創辦了《華美日報》，潘公展為社長兼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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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雖庇身美國，卻經常寫文章為蔣介石的“反共復國”獻計獻策，歷時20餘年，陳立夫誇讚他“是近數十年來最難得的一位文化鬥士”。除此，潘公展還被浙、蘇、贛三省華僑推為其統一組織“三江公所”總董，主持僑務。美國務院討論中國問題時，常邀潘公展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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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公展晚年生活
1974年10月，潘公展80壽慶之時，《華美日報》社長項定榮蒐集潘公展著作300餘篇，經陶百川選120篇，編為《潘公展先生言論選集》，作為一份特殊的壽禮出版發行，潘公展還得到10萬元的禮金。他將此鉅款移作獎學金，遂在台灣設立“潘公展先生新聞獎學金管理委員會”，推陳立夫為主任委員，季灝為總幹事，周世輔為副總幹事，決定在台灣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及新聞系、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系、文化學院日、夜間部新聞系和世界新聞專科學校等校，設獎學金6名（後增加為8名），每名4000元，1975年9月1日進行了第一項頒獎。潘公展死後，又有50餘萬元併入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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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6月12日，潘公展因腦溢血住進紐約市皇后區醫院，昏迷多日，6月23日逝世，終年81歲。因潘公展是佛教信徒，在美親友于27日為他舉行佛教儀式的追悼會。潘公展的靈柩安厝於一殯儀館室內，期望有朝一日能“落葉歸根”。7月18日，台灣當局在台北善導寺為潘公展舉行了聲勢浩大的公祭，“總統”嚴家淦、“資政”張嶽軍、“院長”倪文亞、“院長”餘俊賢、“院長”楊亮功、秘書長鄭彥棻、秘書長谷鳳翔，以及谷正綱、蕭錚、吳開先、胡健中等400餘人參加了公祭，極具哀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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