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胡為佛

傳説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寫有治國修身之書《道德經》，後來西出函谷關去了秦國，對秦獻公説：“始秦與周合，合五百歲而離，離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道教傳説老子活了160-200歲。老子之子名宗，宗擔任魏國將軍，宗生注，注生宮，宮玄孫假，假在漢孝文帝時當官。 ^[2]  道教徒為了神化老子，傳説老子在印度入淨飯王妃淨妙腹中，出生後自號釋迦牟尼，建立了佛教，並開始對印度人實行教化，這就是所謂的“老子化胡”。《莊子》則記載老子死，秦失吊之，並未去印度。 ^[3]  直到明清，道教仍大力宣揚老子化胡説，比如《歷代神仙通鑑》載：”老子從兜率天降舍衞國摩耶夫人，生為悉達多太子，出家學道，聞東土有金蟬子號燃燈，訪至泰岱東梁山得真道，遂歸西方興教，自號釋迦牟尼。“釋迦牟尼即是老子。 ^[4] 

《三國志·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第三十》： “罽賓國、大夏國、高附國、天竺國皆並屬大月氏。臨兒國，浮屠經（佛經）雲其國王生浮屠（佛陀、Buddha）。浮屠，太子也，父曰屑頭邪（Suddhodana），母雲莫邪（Maya）。浮屠身服色黃，發青如青絲，乳青毛，蛉赤如銅。始莫邪夢白象而孕，及生，從母左脅出，生而有結，墮地能行七步。此國在天竺城中。天竺又有神人，名沙律。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經曰復立者其人也。浮屠所載臨蒲塞、桑門、伯聞、疏問、白疏間、比丘、晨門，皆弟子號也。浮屠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以為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可見混浮屠與老子為一人。

後漢書襄楷傳曰：‘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天神遺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眄之。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齊書顧歡傳雲：顧歡曰：道經雲：老子入關，之天竺維衞國。國王夫人，名曰淨妙。老子因其畫寢，乘日精，入淨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時，剖左腋而生，墜地即行七步。於是佛道興焉。“

《老子化胡經》，西晉道士王浮撰一卷。藉以抬高道教貶低佛教，後人陸續擴增為十卷。《通志·藝文略》即著錄為十卷。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十六亦錄為十卷。《文獻通考》卷二百二十四著錄十卷，並引裴松之《三國志注》、《新唐書·藝文志》等説明化胡成佛故事的發生及對《化胡經》真偽的爭議。敦煌寫本有此經十卷本殘卷，存一、二、八、十等卷，系唐玄宗時寫本。按王浮所撰一卷本《化胡經》，早佚，後經增纂的十卷本，也僅存殘卷。主要內容是敷衍老子西入天竺，化為佛陀，立浮屠教，從此才有佛教產生的故事。現存唐玄宗時寫本之第一卷，記西域八十一國名稱，多與唐代典籍所載相同，當出於初唐。第十卷《老子化胡經玄歌》，則為北魏作品，可見此十卷本非一時一人之作。 ^[5] 

初期的佛教進入中國，被認為是神仙方術的一種，時人混老子浮屠為一人，似乎一直沿襲到漢末，漢獻帝時牟融《牟子理惑論》中依然混佛老為一。到了三國魏末，魚豢《魏略 西戎傳》沿成其意説：“《浮屠》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以為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到了西晉惠帝世，道士王浮為了與佛教鬥爭編造了《老子化胡經》。

在印度佛教傳入中國後，道教在佛教的刺激下逐漸產生。道教的建立和發展，必然會和佛教發生矛盾和衝突。矛盾和衝突當然是多方面的，但首先就表現為“佛道先後問題”。這個問題之所以發生，是由於“老子化胡説”的故事引起的。所謂“老子化胡説”是説，道教的祖師爺老子曾到西方天竺國化身為釋迦牟尼進行教化，天竺才有佛教產生。這個“老子化胡”的故事開始比較簡單，目前可以看到的最早記載老子至西方教化而有浮屠之教的材料是《後漢書·蘇楊郎襄列傳第二十》：

“延熹九年(166年)楷自家詣闕上疏曰：……臣前上琅琊宮崇受于吉神書，不合明聽。……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 ^[6] 

這段記載只是説明當時有“老子入夷狄為浮屠”的傳説，這種傳説的引起很可能是由於當時把老子和浮屠作為神加以禮拜之故。在佛教傳入中國之後，道教尚未建立之前，已經有把老子和浮屠並列者，如(後漢書·楚王英傳)中説：

“楚王英……晚節更喜黃老學，為浮屠齋戒祭祀。(永平)八年(65)……詔報曰：楚王英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為誓。”

看來在東漢時帝王常把老子和佛看成同類的神，而後道教又把老子神化並尊奉為他們的祖師爺。由於原來就有老子西去的傳説，於是道教徒們就附會説老子西去入夷狄為浮屠。道教為了打擊佛教，編造了“老子化胡説”，意圖把道教抬高到佛教之上，兼併佛教。道士攻擊佛教入家破家、入國破國，因而老子化身釋迦牟尼建立佛教，其意圖在於消滅胡人， 欲斷其惡種, 故令男不娶妻, 女不嫁夫, 一國伏法, 自然滅盡，將佛教徒的衣飾、形貌、禁戒等宗教上的典型特徵都歸之於所犯罪過應得的懲罰。 ^[1] 

但《襄楷傳》所載，僅僅説“老子入夷狄為浮屠”。並沒有明確講到老子到天竺教化胡人：雖然我們可以分析説襄楷所説的話包含“老子化胡”的意思。至西晉初年，“老子化胡説”仍很流行，如作《高士傳》的皇甫謐嘗説：“老子出關，入天竺國，教胡王為浮屠。”皇甫謐大約生於漢末建安年間(215前後)，死在晉武帝太康三年(282)，《晉書》有傳。更為重要的是，在西晉時出現了一本由道士王浮所造的《老子化胡經》。《老子化胡經》早已散失，後於敦煌石室得《老子化胡經》殘卷，據大忍淵爾《敦煌道經目錄》所載，有《老子化胡經》序，第一卷、第二卷、第八卷、第十卷等殘卷。但敦煌之《老子化胡經》殘卷據考證已不是西晉時的原本，而是經過後人加工擴大而成的。關於記載王浮造《化胡經》以及他和僧人法祖關於佛道二教正邪的爭論的材料，在此一時期有東晉末竺道祖撰的《晉世雜錄》、劉宋時劉義慶的《幽明錄》、梁裴子野的《眾僧傳》等。記載“老子化胡”故事的書也不少，如葛洪的《神仙傳》、東晉孫盛的《老聃非大賢論》、《老子疑問反訊》等。但最重要的材料應是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卷十五《法祖法師傳》中的記載，其文説

“有一人姓李名通，死後更蘇，雲見祖法師在閻羅王處為王講《首楞嚴經》。……又見祭酒王浮，一雲道士基公，次被鎖械，求祖懺悔。昔祖平素之日，與浮爭正邪。浮屢屈，即意不自忍，乃作《老子化胡經》，以誣謗佛法。殃有所歸，故死方思悔。” 慧皎《高僧傳·帛遠傳》也有同樣的記載。帛遠字法祖，是晉惠帝時(290—306)的人，這時已是西晉中期了。從上面所引的材料可以看到在西晉時道教不僅有“老子化胡之説”，而且創造出了《老子化胡經》這樣的書，用以證明佛教是道教的分支。但是王浮與法祖爭論的內容不得其詳，大體上是爭論哪一種宗教是“正道”，哪一種宗教是“邪道”，似乎也還不是直接爭論佛道先後問題。東晉支遁作《釋加文佛像贊》其《序》中説：“昔周姬之末，有大聖號佛……呈百使以為粹，導庶物以歸宗，撥堯孔之外犍，……絡聃周以曾玄……”這樣看來，佛不是老子的老師，而是他的祖師，老子和莊周只是佛的曾孫和玄孫輩。《灌頂經》也説佛派遣了所謂“三聖化導中華”，文説：　“佛語阿難：……閻浮界內有震旦國，我遣三聖在中化導，人民慈哀，禮義具足。”所謂“震旦”，是當時印度人稱中國之名，或譯為“真丹”。“三聖化導”指佛派遣三個弟子化導中國，其中之一便是老子。由此可知，在老子化胡説的影響下，開始有老子是釋迦牟尼弟子的説法，或以為老子即迦葉菩薩。梁武帝《舍事李老道法詔書》即稱老子雖是如來弟子，“化跡既邪，止是世間之善，不能革凡成聖。” ^[7] 

佛教在南北朝有很大發展，帝王、大族信奉者日眾，此時道教雖同樣也有很大發展，但畢竟趕不上佛教的發展。因此，到劉宋以後道教本身也逐漸受到佛教的影響。如前所言劉宋道士陸修靜已在一些問題上接受了佛教的影響，於是在道教中開始出現了一種向佛教讓步，調和佛道的趨勢。宋齊之際有道士顧歡作《夷夏論》，仍持中國傳統的“華夷之分”的觀點，以華夏為禮義之邦，而佛教為外族之教，“下棄妻子，上廢宗祀”，是夷狄之法。但在《夷夏論》中有下面一段反映了道教一定程度上向佛教的讓步，文中説：

“夫辯是與非，宜據聖典。尋二教之源，故標二經句。《道經》雲：老子入關，之天竺維衞國。國王夫人名曰淨妙，老子因其晝寢，乘日精入淨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時，割左腋而生。墜地即行七步，於是佛興焉。”此出《玄妙內篇》。《佛經》雲：“釋迦成佛，有塵劫之數。”出《法華·無量壽》。“或為國師道士、儒林之宗。”出《瑞應本起》。歡論之曰：五帝三皇，莫不有師。國師道士，無過老莊，儒林之宗，孰出周孔？若孔老非佛，誰則當之？然二經所説，如合符契。道則佛也，佛則道也。其聖則符，其跡則反。或和光以明近，或曜靈以示遠。道濟天下無方不入；智周萬物，故無物而不為。”

這段話中所引用的道經《玄妙內篇》仍持老子入夷狄為浮屠的傳説，但所引佛經又似言佛為“國師道士，儒林之宗。”不過這些並不重要，而重要的是顧歡自己對這個問題的看法。照他看，從國師道士方面説，最高莫過於老莊；從儒林之宗方面説，最高莫過於周公孔子，所以老、莊、周、孔的地位就相當於佛的地位。上述二部經典的説法無非是説：老子可以是佛，佛也可以是老子。意思是一樣的。所以顧歡得出一個折衷的結論“道則佛也，佛則道也。”佛和道在本質上是一樣的，只是表現的形式不同，或者是和光同塵以明近，或者是靈光照耀以示遠。佛道的真理都是為的拯救天下，所以在任何地方都應適用。佛道的大聖人的智慧普及萬物，對任何事物都是一視同仁的。

《弘明集》卷一有未詳作者的一篇《正誣論》，在這篇文章一開頭就提出了佛道先後的問題，，其文説：“夫尹文子即老子弟子也，老子即佛弟子也。故其經雲：聞道竺乾，有古先生，善入泥洹，不始不終，永存綿綿。竺乾者天竺也，泥洹者梵語，晉言無為也。若佛不先老子，何得稱先生？老子不先尹文，何故講道德之經邪？以此推之，佛故文子之祖宗，眾聖之元始也。”這裏所説的“經”是《老子西升經》，在《廣弘明集》卷一中也引有這句話，即説出自《老子西升經》。《老子西升經》載老君曰：”吾師化遊天竺，善入泥洹”云云，老子自己説他的老師佛“化遊天竺”。《正誣論》這篇文章雖作者不可考，但文中説“晉言無為”云云，大體可斷定為西晉或東晉的作品。

佛教徒在某種程度上順道教徒之意, 認可老子西行之説,即老子作為佛陀弟子來到中國，待創立道家時機成熟，功成身退，西渡流沙返回印度。與道教徒攻擊佛教不同，佛教方面十分尊重老子及其五千文。這種尊重, 和道教對老子其人其書的尊崇有着本質的不同。同樣是尊重老子, 佛教徒是要從道教徒那裏還原老子“人”的身分, 將老子從道教神學中解放出來，並重新肯定《老子》五千文的哲理地位。老子雖然是佛的弟子, 是迦葉聖人的化身，但老子是人, 不是神仙，反對道教徒將老子神化為千變萬化、長生不死的神仙, 謂之為荒誕不經。佛教徒認為《老子》五千文是真典, 是修身養性、立身治國之書, 批判道士利用老子名義作妖妄附會之道書。佛、道在此問題上表現出來的差異, 一方面説明道教徒面對佛教勢力的日益壯大所暴露出來的固有的排外心理和狹隘的宗教情緒, 另一方面也説明佛教在反擊道教時採取的謹慎態度和在中國擴大宗教影響的信心。 ^[1] 

佛教傳入中土，道教一則聲稱佛教來自印度，乃夷狄之教，以為夷狄文化低落，不及華夏，故不當信從。二則以華夷地域不同，益證老子序中以東為木，屬陽，為道之所出；西為金，屬陰，為佛之所生。陽尊陰卑，故道教優於佛教。男尊女卑，道教甚或認為佛陀乃太上老君之妻。三則以華夷之間，種族不同，夷人始信佛教，華人不當信。四則以佛教之流入中土，每致國家之衰亂，故不應信。自道教初興以來，借鑑佛教理論甚多，至於有道經除改易佛菩薩為天尊等其餘不變者，因此每每面臨僧徒攻擊，化胡為佛説有利於緩解此一困境。

佛道之爭，雖屬宗教衝突，然二者之興替，皆不離帝王之愛惡親仇，結果有力者較易獲勝，失敗者，每遭毀滅之厄運。佛道之爭最早見於東漢，迦攝摩騰與諸道士論難；三國時代，曹植作‘辯道論’批難道教神仙説之詐妄；西晉時，王浮所作‘老子化胡經’，為後世論爭重要材料。主要的內容是：老子出關西去之後，化為佛陀，把他的教導傳化於西域。特別指出，所謂印度佛教乃是淵源於老子的教導。化胡經中的"化"字，包含了教化、宣化與轉化的意義，"胡"自然就是胡人，外國或外國人的意思。長時期，中國人除了中國的漢族以外，所有的外族或外國，一律廣義地稱之曰："胡"。最初化胡經的"胡"字，是狹義地專指佛教。作者是道士王孚，南朝僧佑在他《三藏集》中《法祖法師以誣謗佛法》王浮是西晉時的道士，而且是一位道教的祭酒（領袖）。 ^[8] 

然爭論之白熱化則在南北朝以後，北魏太武帝時寇謙之開創新天師道，並使之國教化，確立道教之宗教教團；南朝宋之陸修靜、梁之陶弘景借鑑佛教對教學整備及道教經典整理予以體系化，對社會之影響亦相對增加，逐漸有了與佛教相抗衡的實力，其論爭焦點系以‘夷夏論’為中心，爭論舍華夏固有宗教而信奉夷狄之教（佛教）之是非；南朝宋明帝泰始三年（467），道士顧歡著’夷夏論‘，引致明僧紹著’正二教論‘、慧通著駁顧道士’夷夏論‘以闢之，又有張融著’門律‘，主張道佛一致，而以道教為本，佛教為跡，提倡本跡説，然就二者優劣而言，主張道教居優位。

於北朝，孝明正光元年（520），宮中亦有佛道二教之論爭，即清道觀之道士姜斌與融覺寺之沙門曇無最，以老子與佛陀二人之出世先後為對論主題，論爭結果，道士姜斌被論破，流放至馬邑。其前，甄鸞之《笑道論》與道安之《二教論》二書為當時有關佛道優劣論爭之重要論著，此二書皆以強烈之論點大力論難道教之低劣。然於北朝，佛道之抗爭不僅為雙方之論爭而已，更加上當權者之政策壓迫，此即歷史上著名的‘三武滅佛’。與南方漢人政權對佛教的禮敬不同，胡人統治者北魏太武帝與北周武帝則在道士慫恿下摧殘佛教。

三武滅佛即指：(一)北魏太武帝得道士寇謙之清靜仙化之道，及司徒崔浩之慫恿，乃下詔諸州，坑沙門，毀諸佛像。(二)北周武帝欲以符命曜於天下，聽信道士張賓與元嵩之言，決心滅佛。(三)唐武宗寵信道士趙歸真，拆佛寺四千六百餘所，迫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還俗，收充兩税户。為歷史上佛教徒之大浩劫。

唐祚代興，由於道士為李唐篡位做過宣傳，再加上隋朝崇佛，因此唐朝反其道而行之。更為了避免臣民非議李唐的胡族血統，故尊崇老君為祖先，給予道教以特殊禮遇，太宗更明詔道教居於佛教之上，定道先佛後之席次，道教乃得蓬勃發展。武德四年（621），道士傅奕上奏沙汰僧尼十一條，濟法寺法琳撰《破邪論》論道教之虛妄，道教方面李仲卿著‘十異九迷論’、劉進喜著’顯正論’，批論佛教，激烈爭論佛道席次之先後問題。八年，定道、儒、佛之順位。高宗顯慶三年（658）三次召集僧道於內殿論議；五年，僧靜泰與道士李榮又就老子化胡經引發論爭；至龍朔二、三年（662～663），論爭猶未止。此等佛道論爭之結果，道教方面攝取佛教經典之教理，製作種種經典以對抗佛教。宋代道教活躍，王重陽創全真教；元時，其第五代教主邱處機之弟子李志常佔有佛寺，破壞佛像，並將‘太上混元上德皇帝明威化胡成佛經’及‘老子八十一化圖’，刻板刊行，少林寺福裕斥其偽妄，憲宗五年（1255）令二人對論，在辯論中,佛教方面準備充分,緊緊抓住《化胡經》是否為老子所説、何為佛、老子有無到天竺化胡成佛、道士能否持咒做到入火不燒、白日上升、攝人返魂、固精久視等問題,讓道士答辯, ^[9]  志常敗論，帝遂勒令燒燬道德經以外老子化胡經、老子八十一化圖等一切偽經；以後二教明爭暗鬥相續不絕；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下詔彈壓全真教，魏晉以來之佛道之爭遂平息 ^[10] 

佛道二教各有其特色與信眾，對立結果往往意氣用事，各成派系，排斥異己，或互相詆譭，如佛徒著《笑道論》，道流亦作笑佛論以敵之。然佛道二教經魏晉南北朝、隋、唐數代之發展而更深入民間，牢不可拔，影響後世學術思想甚巨。

有關收錄佛道論爭之文獻不少，較重要者有《弘明集》、《廣弘明集》、道宣之《集古今佛道論衡》、法琳之《破邪論》、神清之《北山錄》、智升之《續集古今佛道論衡》等。